何凯丰遇到了毛主席

　　人们认识凯丰这个人多是从遵义会议的故事开始的，凯丰站在执行“左倾”教条主义的李德、博古他们一边，跟毛主席他们唱对台戏，否定毛主席的军事指挥能力，讽刺毛主席只会照着《孙子兵法》打仗，反对剥夺李德等人的军事指挥权。

　　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恢复了毛主席的军事指挥权，在危机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因此，凯丰在遵义会议上的表现，就特别不被后来人理解，在人们的印象里，他是个顽固坚持“左倾”教条的人，仿佛成了一个反面人物。对凯丰的这种认识的影响非常深远持久，他的儿子在上世纪80年代受邀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的时候，就碰到这样一件事：他到达纪念馆的时候，解说员正在讲凯丰怎么反对毛主席，怎么不好，说得就不是人了。当得知省里领导带着凯丰的儿子来了，纪念馆的人都不知道该怎么讲了。

　　其实凯丰是个经历非常丰富的人，他反对过毛主席，他更多的是跟从毛主席，是与毛主席有着共同坚定信仰的马克思主义战士。

　　恺丰原名何克全，早年赴莫斯科学习，回国后曾任两广团省委书记，化名“开封”，后取谐音“凯丰”，于是人们只知凯丰而不知何克全了。中央红军长征后，凯丰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供给部政委、并作为红九军团中央代表随军行动。

　　1935年1月，红军强渡乌江，占领遵义。15日，在遵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进行总结，在会上，毛主席、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朱德等无不对李德、博古等的左倾主义军事路线进行了批判，而凯丰却坚持支持博古，在毛主席尖锐批评李德和博古忽视红军运动战的优良传统、脱离红军实际情况、在军事策略和指挥方面犯了教条主义错误、造成反围剿失败之后，他反唇相讥，于是就有了关于他与毛主席关于《孙子兵法》的一段掌故。

　　参加会议的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只是笼统地写道：“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同志(即李德)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在一些回忆文章中这样叙述凯丰与毛主席的那段争论：“在会上，他(凯丰)狂妄地对毛泽东说：‘你打仗的方法一点都不高明，你就是照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打仗的。’毛泽东反驳道：‘打仗之事，敌我形势那么紧张，怎能照书本去打!我并不反对理论，它非有不可，要把马列主义当作行动指南，决不能变成‘书本子主义’!”

　　毛主席自己对那次争论，也提起过几次:

　　1960年12月25日，毛主席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聚餐，说起自己受处分的时候做什么时，说：

　　“那时我没有事情做，长征中坐在担架上，做什么?我看书!有人又批评我，说我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其实《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遍，但指挥作战时，谁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我就反问:既然说我是按照《孙子兵法》指挥作战的，想必你一定是熟读的了，那么请问《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第一章开头讲的是什么?他哑口无言。原来他也根本没有看过。后来到陕北，我看了八本书，看了《孙子兵法》，看了克劳塞维茨的书，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也看了，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等。那时看这些，是为了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

　　1961年3月23日，毛主席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调查工作时说：

　　“没有那些胜利和那些失败，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因为要写这本书，倒是逼着我研究了一下资产阶级的军事学。有人讲我的兵法靠两本书，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孙子兵法》当时我就没有看过。在遵义会议上，凯丰说：你那些东西，并不见得高明，无非是《三国演义》加《孙子兵法》。我就问他一句：你说《孙子兵法》一共有多少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请你讲讲。他答不出来。我说：你也没看过，你怎么晓得我就熟悉《孙子兵法》呢?凯丰他自己也没看过《孙子兵法》，却说我用的是《孙子兵法》。那时打仗，形势那么紧张，谁还管得什么孙子兵法，什么战斗条令，统统都忘记了的。打仗的时候要估计敌我形势，很快作出决策，哪个还去记起那些书呢?你们有些人不是学过四大教程吗?每次打仗都是用四大教程吗?如果那样就完全是教条主义嘛! ”

　　1963年10月26日，毛主席在同王任重等谈话时说起打仗来，他说：

　　“大革命没有想到蒋介石叛变，没有想到下乡打游击，谁知道打仗?哪里看过《孙子兵法》，是到延安后写战略问题时才看的。凯丰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孙子兵法》。谁想到打仗看《三国演义》?是打出来的，逼出来的。”

　　1965年8月5 日，毛主席会见由主席艾地率领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当艾地问毛主席在打仗之前，是否看过有关军事著作时，他说:

　　“一本也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孙子兵法》没有看过。打过仗以后，那是到了西北之后，为了总结经验，看了一些中国的、外同的军事书。书是靠不住的，主要是要创造自己的经验。在打仗时，不要带着书，要狠狠把它丢掉，认真打仗。打仗是个大学校。”

　　大抵如此。但从毛主席提到这件事的字里行间，看不到与凯丰之间有什么裂隙，只是把这件事当成一个事例来讲述一个道理。事实也确实如此，凯丰与毛主席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因为遵义会议上的不愉快而走上分裂，而是更加紧密地走到了一起。

　　遵义会议之后不久，凯丰面对红军在毛主席等同志的指挥下扭转了被追打的被动战局的事实，很快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转而支持毛主席。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他坚决反对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分裂路线，并撰文批评张国焘搞西北联邦政府，是想把中央也“联邦”进去，这是最早公开批评张国焘的文章。后来，凯丰回忆遵义会议上发生的事情时说：“因当时对过去中央苏区所犯的错误还并不了解，在遵义会上坚持了错误的方面，现在想起来真是幼稚可笑。经过中央的批评在很短的时期内就了解了自己的错误(大约两个月的光景)。”

　　在延安时期，凯丰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部长等职务，主要分管教育、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工作。他主持或参与制订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参与了《解放日报》的创刊、延安大学的筹建、延安整风等一系列工作，得到了毛主席的充分肯定。

　　1937年11月，毛主席让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的凯丰为抗大谱写一首新的校歌，以取代原来的《红大校歌》，激励学员努力学习，肩负起抗日救国的责任。凯丰领受任务后，心潮澎湃，文思泉涌，一首壮阔宏大的歌词奔涌而出：

　　黄河之滨，

　　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

　　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

　　同学们，努力学习，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我们的作风。

　　同学们，积极工作，

　　艰苦奋斗，英勇牺牲，

　　我们的传统。

　　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

　　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

　　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

　　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

　　毛主席在审阅歌词时非常满意，情不自禁地称赞说：“写得不错，完全符合抗大的办学方针。”这首歌经吕骥谱曲后在延安和广大解放区迅速传唱普及开来，成为抗日救亡歌曲的代表作之一。直到今天，这首《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依然成为现今国防大学的校歌，激励着新一代的年轻人奋发进取，勇于担当，长盛不衰。

　　1942年，凯丰、徐特立、范文澜等编辑的《文化课本》在延安出版，毛主席为这本书写了序言，他在序言里高度评价了凯丰等人的功劳：

　　“我们现在有大批精明忠实但缺乏文化基础的干部，将来也必然还会有大批这类干部，他们急切需要解决文化基础问题，但课本问题迟迟没有解决。现在文化课本出版了，这是一大胜利，这是凯丰、徐特立、范文澜诸同志的功劳。不管课本内容还须随时改正缺点，推陈出新，但有了这个课本，就打开了学习文化的大门。文化课本的出版，是广大干部的福音，我相信，我们大群的干部会以极大的热忱来欢迎这个课本的。”

　　1942年2月8日，凯丰在延安干部会上讲了开会的宗旨，毛主席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演讲，他说：

　　“刚才凯丰同志讲了今天开会的宗旨。我现在想讲的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怎样拿党八股做它们的宣传工具，或表现形式。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如果不连党八股也给以清算，那它们就还有一个藏身的地方，它们还可以躲起来。如果我们连党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对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最后地‘将一军’，弄得这两个怪物原形毕露，‘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两个怪物也就容易消灭了。”

　　1942年4月20日，毛主席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部署“整顿三风”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自由主义工作，凯丰负责学校方面的整风，他说：

　　“这次整顿三风，由中央的同志分头领导，边区一级由任弼时同志负责指导，军委系统由王稼祥、 陈云同志负责，中央直属各机关由康生、李富春同志负责，学校(党校除外)由凯丰同志负责，党校由我负责。 在这次学习检查中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是改变作风，团结内部，就是决定上写的改变观点，改变思想方法，改变作风，团结干部，团结全党。”

　　1942年9月15日，毛主席关于报纸和翻译工作问题给凯丰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各根据地当局也还未把报纸看作自己极重要武器，我想要写一电报(或须用书记处名义)，提出此种任务。整风完后，中央须设一个大的编译部，把军委编译局并入，有二三十人工作，大批翻译马、恩、列、斯及苏联书籍，如再有力，则翻译英、法、德古典书籍。我想亮平在翻译方面曾有功绩，最好还是他主持编译部，不知你意如何?不知他自己愿干否?为全党着想，与其做地方工作，不如做翻译工作，学个唐三藏 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罗迈走后，中研院由你直接指导。解放第四版缺乏稿件，且偏于文艺，我已替舒群约了十几个人帮助征稿，艾、范、孙雪苇 及工、妇、青三委都在内。青委约的冯文彬，拟每月征6000— 10000字的青运稿件，不知能办到否?不愉快的事，过一会也就好了。”

　　1942年4月22日，针对凯丰的几封信，毛主席统一进行了回复，他在回信中答复了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小资产自由主义问题，今年五五来说，还不相宜，就全党来说，目前还是让自由主义暴露的时候，还不宜于就作总论。惟今年五五，中宣部或可发表一个一般整风学习的总结性的东西，以推动全党的整风，请加考虑。(二)生日决定不做。做生的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目前是内外困难的时候，时机也不好。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的时候，不是鼓吹的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 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三)高、中两级干部教育计划，依你昨日主张暂停为好，先做肃奸教育，配合此次肃奸工作，昨信已复。(四)中宣部今年业务集中于干部教育、国民教育、文艺运动三项，同意此种意见。惟译、著方面(译是马列，著是历史)，须集几个人来干，期于有些成绩。以上请考虑明日拟开一次宣委会议。”

　　1945年，党的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代表们对王明、博古、凯丰、邓发等意见很大，因为他们积极参与推行王明、博古的“左”倾路线，给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凯丰在遵义会上又公然反对毛主席，因此拒绝投他们的票。毛主席一方面按排在大会发言时，对过去所犯路线错误作了检查，以争取主动并取得代表们的谅解;一方面积极向代表们做解释工作，为他们解围，他对代表们说：“我们应该选举那些我们既要选举那些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进入新的中央委员会，也要选举在那时犯了错误，(现在)承认了错误、改正了错误的人进入新的中央委员会。对那时犯错误的同志，不应‘一掌推开’，只要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经过学习，有更大的免疫性。”尽管毛主席想尽办法 ，结果凯丰还是落选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凯丰与张闻天、彭真、陈云等随中共中央派出的2万名干部和11万大军紧急开赴东北战场。凯丰任东北局委员和宣传部部长，1945年11月1日，他在山海关领导创办了东北局机关报《东北日报》，随即致信毛主席请求题写报名。毛主席欣然题写并回信：

　　“书四本及来信收到。报头写了一个如左，请斟酌采用。你身体谅好些?我病了大半年，现在好多了，大约再有半年，当更好些。”

　　解放后，凯丰任沈阳市委书记。1952年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拟定关于“三反”运动大型纪录片的摄制提纲(草案)，凯丰对反映“三反”的纪录片拟出现某些领导人的镜头有意见，便向毛主席进行了反映。东北局书记高岗得知这一情况后，认为凯丰直接向毛主席反映意见不妥，两人发生了一些磨擦。高岗于是给毛主席打电报表达对凯丰的不满，毛主席回电说：

　　“凯丰电报中主张拍军队一点是正确的，已采纳，恩来同志已将提纲作了修改(加上拍军队和拍民主人士) ，我己看过发出。凯丰电报中的其他部分则是不正确的，已托陈云、陈伯达同志向你及凯丰说明。凯丰有意见(不论意见正确与否)打电报给我是好的，他以后有意见还可打电报来。有意见不打电报则不好。以上请转告凯丰。”

　　1952年11月，凯丰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马列学院(今中共中央党校)院长。1955年3月23日因病去世，终年49岁。

　　凯丰英年早逝，他短暂的一生中充满了传奇色彩。他在关键的时刻固执己见，反对毛主席，站在“左倾”路线一边，但他并没有受到“残酷打击”，也没有被弃之不用，仍然与毛主席能够友好相处，在重要的革命岗位上为中国革命做出重大贡献。这是令人感到好奇的地方。但如果了解了毛主席关于对待错误的有关思想，就不会感到惊奇了。

　　1937年6月5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党在十五年中造成与造成着革命的与布尔什维克的传统，这是我们党的正统”，因为这个“正统”，才“能够维持党，团结党，巩固党，克服党内错误，并同敌人作坚决战斗而得到革命的成绩， 造成阶级及人民信任的大政党的地位。”同时他也认为党内存在着所谓“某种错误的传统”，因此，“路线正确是可能犯个别错误的，遵义会议的一篇，就是证据。一个好人是可能同时带着病的，害疥疮、伤风就是证据。”

　　在延安整风时期，形成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毛主席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指出：

　　“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一个人发了阑尾炎，医生把阑尾割了，这个人就救出来了。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

　　毛主席的这一观点成为他乃至全党对待犯错误同志的根本方针和原则，“犯了错误不要紧，只要认识自己犯的错误，并且能改正，这就很好，就是很好的同志。”毛主席曾在《论十大关系》中，论证了是与非的关系，再次论述了对待犯错误同志的这一方针,他说：

　　“如何对待犯了错误的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过去，在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当权的时候，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学了斯大林作风中不好的一面。他们在社会上不要中间势力，在党内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准革命。”

　　“我们要注意，对犯错误的人整得过分，常常整到自己身上。高岗本来是想搬石头打人的，结果却打倒了自己。好意对待犯错误的人，可以得人心，可以团结人。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究竟是采取帮助态度还是采取敌视态度，这是区别一个人是好心还是坏心的一个标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团结全党的方针，我们必须坚持这个方针。”

　　凯丰之于毛主席，就是犯了错误改正了的“好的同志”，毛主席区别于那些“左”倾、“右倾”的根本一点，就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允许人家革命。

　　另一方面，凯丰与毛主席，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彻底的革命者，革命的大目标是一致的，这种坚定的信仰让他们能够抛却一切私利，抛却一切个人的恩怨，公而忘私，共谱一曲革命友情。他的不谋私利，从他对待子女的态度可略知一二。凯丰的女儿曾写信给他，调到父亲身边工作，以求得到照顾，凯丰却没有答应，他回信说：“还是靠你们自己去养活你们自己及你们的小孩。”1955年，他病重的时候，女儿来看他，被安排在中南海的一个招待所住宿，凯丰知道后便让她早点回家乡，说不想让国家多负担费用开支，女儿只好提前返回江西萍乡。

　　毛主席对待子女也是这样“不通人情”，1945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主席却让他去农村去当农民，他说：“你在苏联的大学毕业了，可是你学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你还没有上过中国的‘劳动大学’，到农村去，拜农民为师。在这个大学里，可以学到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毛岸英于是谨遵父命，到延安县柳林区二乡吴家枣园拜师务农了。1963年01月04日，毛主席给女儿李讷写信，信中说：“没人管你了，靠你自己管自己，这就好了，这是大学比中学的好处。中学也有两种人，有社会经验的孩子;有娇生惯养的所谓干部子弟，你就吃了这个亏。现在好了，干部子弟(翘尾巴的)吃不开了，尾巴翘不成了，痛苦来了，改变态度也就来了，这就好了。”

　　无论是凯丰，还是毛主席，他们的心里都是装着一份崇高的信仰的，他们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谋取私人的利益，不是为了封妻荫子，这是他们作为共产党人固守的“正统”，因为这份“正统”，他们能够克服一切心中的芥蒂，化干戈为玉帛，结成最纯正的革命友情。毛主席为什么让凯丰写抗大校歌?凯丰为什么能够写出那么慷慨激昂的抗大校歌?因为他们心有灵犀，因为相知相交，那歌声是他们自己的心声，他们就是黄河之滨集合着的那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担承着人类解放和救国的责任。

　　毛主席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

　　凯丰遇到了毛主席，可谓是不打不相识，他在遵义会议上对毛主席的一番言词，虽则错误，也是敞开自己观点的一种表现，是一个共产党人的真品质。他之后与毛主席的相识相交，也体现出了共产党人的肝胆相照，高风亮节，胸怀坦荡，同时也能看出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的强大生命力，它是得人心、团结人的一件利器和法宝。

　　凯丰和毛主席的故事，值得后人品味、学习的地方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