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读史明智：“驱逐日寇出中国”与“应战而不求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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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国共两党迅速作出反应。

　　7月8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7月17日，蒋介石发表了“庐山谈话”。

　　这两份重要的历史文件，揭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应该说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但仔细比较一下两份文件的文风以及基本观点，就会发现其间存在着重大差别，这种差别，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两党在抗日战争的表现、两党的历史命运、乃至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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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的“通电”，使用的是简洁明快的白话文，全文只有700余字，但触及了抗战的全部重大问题，并且充满了要与日寇决一死战的激情。八十多年后的今天读起来，仍然令人热血沸腾，回肠荡气。

　　“通电”一开始，在简单交代了卢沟桥事变的前因后果之后，即提出了自己的判断：

　　“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平津与华北的危险，已经放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 ”

　　由此，“通电”发出呼吁：

　　“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 ”

　　但“通电”并没有停留在一般的爱国激情上，而是提出了应对严峻形势的具体主张：

　　“我们要求宋哲元将军立刻动员全部廿九军，开赴前线应战!我们要求南京中央政府立刻切实援助廿九军，并立即开放全国民众爱国运动，发扬抗战的民气，立即动员全国海陆空军，准备应战，立即肃清潜藏在中国境内的汉奸卖国贼分子，及一切日寇侦探，巩固后方。”

　　“通电”要求：

　　“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 ”

　　在“通电”的最后，提出了全面抗战的最终目标：

　　“驱逐日寇出中国!”

　　概而言之，中共的“通电”，可以说是一份“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文件，完全排除了任何“和平”与妥协投降的可能，并对抗战最后的胜利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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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的“庐山谈话”，最近这些年被吹的很高，已经到了“极大的鼓励了我中华民族之斗志，使抗战精神为之一振”的地步，其中的名句“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也被不分场合，到处引用。

　　必须承认，从“九一八事变”后的“绝对不抵抗”到“西安事变”后宣称要“守土抗战”，这是蒋介石的一大进步。

　　蒋介石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进步，重要原因之一是他意识到，继续“不抵抗”政策，不仅全国人民不答应，“杂牌军”不服气，甚至“中央军”中也可能会出现张学良、杨虎城式的人物。

　　由于蒋介石的抗日是被迫的，所以他的“庐山谈话”就充满了不情不愿。

　　一个国家，维护自己的主权和和领土完整，这是绝对正当的权利，完全应该理直气壮，但“庐山谈话”的很大一部分篇幅，却是自我辩解。

　　蒋介石开篇即道：

　　“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

　　这真是一句莫名其妙、不明不白的话。东北已经沦陷6年了，华北即将沦陷， “共存”的含义是什么呢?承认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存在合理合法吗?

　　蒋介石接着说：

　　“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外大都可共见。”

　　不知道蒋介石所说的“轨外的乱态”是不是各阶层民众要求抗日的呼声?不知道他所说的“正轨”，是不是指“攘外必先安内”、“学生应该读书，抗日是政府的事”、“奢言抗日者杀无赦”？如果是的，那么日本实在是太不体谅他的“苦心与事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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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段2000字左右的谈话中，蒋介石两次谈到了“应战”和“求战”的话题。

　　第一次是：

　　“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逼不得已的办法。”

　　第二次是到了谈话将要结束的时候：

　　“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

　　蒋介石的这两段话，把他被“逼不得已”，被动抗战的心理，说的再明白不过了。并且，在日军早已深入国土的情况下，“决不求战”的态度，也暗示他将承认日本已经取得的侵略“成果”，包括承认伪“满洲国”。

　　和中共在“通电”中，“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立即实行“全民族实行抗战”的鲜明态度相比，蒋介石仍然希望日本回心转意，不要逼他太甚，令他不好做人。

　　他说：

　　“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

　　对于抗战的结局，蒋介石描绘了一幅可怕的前景，他只谈到了牺牲，没有谈到胜利：

　　“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

　　多年之后再次读到蒋介石的这段话，仍然不能理解，在这个历史的紧要关头，他究竟是要表明决心呢?还是为了吓唬强烈要求抗日的中国老百姓?如果抗战的结局是“只有牺牲”而没有胜利，没有“驱逐日寇出中国”，那么抗战的意义究竟何在呢？

　　事实上，蒋介石关于抗战“只有牺牲”的判断，不仅为汪精卫一年多以后投敌，揭橥“和平反共救国”旗帜埋下了伏笔，也为自己“逼不得已”时落水当汉奸预留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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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全面抗战爆发时，对待抗战的不同态度，本质上反映了广大的中国劳动人民与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买办资产阶级的区别。

　　人民不愿做亡国奴，而买办资产阶级却本能地意识到，全面抗战将会促进人民的觉醒，会把中国“逼左了”，而在觉醒了的人民面前，将没有买办资产阶级存在的空间。

　　蒋介石不愿意抗战，不得不抗战，在抗战中多次想投降又不敢投降，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的买办政权迅速被人民革命所推翻，这验证了他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有什么办法呢？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史是属于人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