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处理中美关系的战略智慧

　　摘要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历经风雨，但始终向前并取得历史性发展。当前中美关系正面临建交以来最严峻的考验，遭遇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困难。重温毛泽东处理中美关系的战略智慧，品味其中的唯物论要义和辩证法方略，对于正确把握当前处理中美关系的时、度、效，牢牢掌握中美关系的主动权，推动中美关系朝着正确方向不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华采取政治遏制、经济封锁、外交孤立和军事威胁的敌视政策，双边关系陷入冷战对峙状态。为打破中美关系僵局，毛泽东以高超政治智慧，在对美斗争中大开大合，把战略判断与战术决断统一起来，逐步打开了中美交往大门，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是外交斗争的必需形态

　　毛泽东对美斗争的战略思想，立足于清醒认识中美力量对比及其消长，并由此确立起对美斗争的战略自信。

　　1954年10月，毛泽东在会见印度总理尼赫鲁时说：“我们是一个新中国，虽然号称大国，但是力量还弱。在我们面前站着一个强大的对手，那就是美国。美国只要有机会，总是要整我们。”鉴于中美力量的现实差距，“我们对美国的看法，可以说是可怕，但又不可怕。美国手里有几颗原子弹，如果说不怕他，那末我们为什么要搞和平运动呢?但其实又不可怕。”

　　这种所谓的“可怕”是立足于现实力量对比之上，“不怕”是建立在力量此消彼长和人心向背的基础上。毛泽东认为这对强弱矛盾将来是可以转化的。1956年7月，他在会见拉美客人谈及美国时表示：“一切会有变化。力量大的要让位于力量小的，力量小的要变成力量大的”，“我这一辈子就经历了这种变化”。

　　他很有预见性地指出：“杜勒斯怕我们的政治，不怕我们的军事”。美国“是怕我们的将来，不怕我们的现在，这就是所谓的潜在力量”，“就是力量还在那里睡觉，不晓得哪一天醒了”。

　　由此，毛泽东提出对美斗争首先要在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和战术思想。”

　　基于这样的战略自信，毛泽东在1958年9月函复周恩来就中美会谈和台湾海峡军事斗争等问题时明确提出：我们对美斗争应采取主动的、攻势的和有理的新方针新策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是我们外交斗争的必需形态”。毛泽东认为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

　　高屋建瓴就是要站得高、看得远，不畏浮云遮望眼，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心，不断积蓄势能。毛泽东主张在处理中美关系的过程中，不能被美带节奏、随美起舞，“要美就我，我不就美，最后一定要美国服从我们”，“一定要美国梳妆打扮后送上门来”。

　　势如破竹就是要坚决有力、一竿子到底，保持战略动能。毛泽东要求外交部给参加中美会谈的中方首席代表王炳南的指示，“应当简明扼要，界限分明，坚决有力”，避免“繁琐而不扼要，界限不明，软弱无力”。

　　针对当时美国与台湾相互勾结的情况，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者如此欺负我们，这是需要认真对付的。鉴于美国当局中的一小部分人，一有机会就要整我们，毛泽东提出既要针锋相对，也要审慎从事，“美国人不整是不行的。但是所谓‘整’，请同志们放心，双方都是谨慎小心的”。

　　处理中美关系既要有坚定立场，也要有协商的和解的态度

　　毛泽东善于在中美关系僵局中把握化解的时机，在美国围堵的裂隙中寻求突破的机遇。

　　1954年4月日内瓦会议期间，美方代表试图通过英国驻华代办办理美国83名在华被押人员问题。根据美方透出的新动向，毛泽东在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美国内部也是有矛盾的。对美国这样的国家也不是没有文章可做。如何做文章，毛泽东提出就是要孤立与分化反华势力，要跟一切愿意和平的人合作，来孤立那些好战分子，就是孤立美国当局，主要还是那里头急于要打仗的那一派，在谈判中该让的就必须让，该坚持的就必须坚持。

　　根据总方针，这些具体活动做得恰当，是可以和下来的，就可以达到联合多数、孤立少数的目的。1955年7月，美国政府通过英方向中方提出互派大使级代表在日内瓦会谈的建议获中方同意。毛泽东对中美会谈极为重视，成立了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中美会谈指导小组，确立了谈判方针：“既要有坚定的立场，也要有协商的和解的态度。”

　　毛泽东告诫王炳南在谈判中要采取说理的方法：“你要多用一种劝说的方法，比如说，你们美国是一个大国，我们中国也不小，你们何必为了仅仅不到一千万人口的台湾岛屿与六亿中国人民为敌呢”，“在会谈中要多用脑子，谦虚谨慎，说话时不要对美国人使用像板门店谈判那样过分刺激的语言，不要伤害美国人的民族感情。中国人民与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民族，应该和好”。

　　在此后两年多时间里，双方共举行数十次会谈，虽未取得实质性成果，但在中美尖锐对立并相互隔绝的年代里，双方建立了相对固定的对话和接触渠道。

　　从打破中美双边关系僵局的愿望出发，毛泽东多次利用会见外国代表团的场合发出愿与美国缓和的信息。1954年8月，他在会见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率领的工党代表团时表示，“美国这样的大国如果不要和平，我们就不得安宁，大家也不得安宁”，但现在“美国做的事太不像样子”，“希望工党朋友们劝劝美国人”。

　　同年10月，印度总理尼赫鲁访华期间，在尼赫鲁谈到美国害怕丧失它的地位时，毛泽东说，“不能设想任何国家会开军队到美国去”，“美国的恐惧也实在太过分了。它把防线摆在南朝鲜、台湾、印度支那，这些地方离美国那么远，离我们倒很近。这使得我们很难睡稳觉。”“国与国之间不应该互相警戒，尤其是在友好的国家之间。像我国与美国这样互相警戒着是不好的”。

　　1955年5月，毛泽东在同印尼总理阿里会谈时说：“我们要争取和平的环境，时间要尽可能的长……如果美国愿意签订一个和平条约，多长的时间都可以，五十年不够就一百年，不知道美国干不干。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美国。”

　　美国要把它的意志强加于我是不行的，胜利的信念是斗争中间得出来的

　　毛泽东认为国家关系必须是相互尊重的、平等的。任何人想强压中国人民拿政治原则做交易，连半个指头都不行。毛泽东多次表示，谁想吓唬我们是不行的，我们从来就不接受强大力量的威胁。“即使我们再弱，美国要把它的意志强加在我们身上也是不行的。过去我们在延安，就没有屈服过。”

　　1964年1月，他在会见法国议员代表团时说：“难道一切事都要照它们办，要到它们那里朝圣?”“大国来控制我们国家，那不行”，“不许世界上有哪个大国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毛泽东认为，美国的强权政治总是欺软怕硬，找软的捏，啃那些比较可啃的地方，因此，在处理对美关系时，首先是我们自己要巩固起来，让我们这个骨头啃不动。

　　毛泽东认为，胜利的信念是斗争中间得出来的，中国人不能在美国的威胁中过日子。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毛泽东的性格特征。敢于斗争就是要破除对美迷信。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积弱积贫使一些人产生了崇美、恐美心态。毛泽东说：“过去中国的知识分子崇拜外国，叫做亲美、崇美、恐美。现在，我们通过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使亲美变成了轻美，崇美变成了反美，恐美变成了把美国当成了纸老虎。”在毛泽东看来，一个“怕”字换不回自身的安宁。

　　1963年7月，毛泽东在会见古巴代表团时说：“对美国人不必那么怕，怕美国人是多余的。”如果“每天总是怕，在干部和人民里头不鼓起一点劲，这是很危险的”。1965年4月，针对美国飞机侵入我国海南岛上空的挑衅，毛泽东指出：“美机昨天是试探，今天又是试探，真的来挑衅啦!既来，就应该坚决打。”他在谈及对美斗争的经验时说：“美国人是可以打的，这是一条经验”，“要打破那种美国人不可打、不可以打败的神话”，与美斗争“胜利的信念是打出来的，是斗争中间得出来的”。

　　敢于斗争并不意味着轻言用兵。在用兵问题上，毛泽东慎之又慎，在任何情况下避免发生“可选择之战”，而在“必要之战”降临时又确保有足够的意愿和能力加以应对。

　　1950年9月，毛泽东与从东北考察归来的民主人士梁漱溟谈话。在梁漱溟谈到对朝鲜战事迫近东北深感不安时，毛泽东说：“中美之间现在还没有打起来，但硬是打到你头上，又怎么办?只有还击，以牙还牙。”

　　他在与王季范和周世钊谈论为何要在国家百废待兴之际，力排众议出兵朝鲜时指出，我们急切需要和平建设，如果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我可以写有百条千条，但我们不能“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美国“要把三把尖刀插在我们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们的头上，以台湾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是不打无把握之仗的”,“经过周详的考虑研究，制定了持久战的战略，胜利是有把握的。”

　　1965年4月，当美国政府逐步扩大对越战争并公开叫嚣中国是主要敌人时，中国政府请即将访美的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向美国政府转述中方严正立场：“一、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二、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三、中国已经做了准备。”这一次，美国听懂了中国的警告。

　　善于斗争就是要争取最有利的局面，应对最坏的情况，留有余地，防止乱战一气。毛泽东主张国际斗争要“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坚决斗争，留有余地，后发制人”，“世界上的事情还是要搞一个保险系数”。他强调，处理对美关系要把最可能的困难估计进去，“抗美援朝战争时，我是放在美国占领鸭绿江这一个基础上来考虑问题的”，因此，“做好了一切准备，即使发生最困难的情况，也不会离原来的估计相差太远”，“根本的就是这两条：一是争取最有利的局面;二是准备应付最坏的情况”。

　　同时，毛泽东也告诫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这个事要用点脑筋，有所分析。但是乱战一气，也不行”，因而，处理中美关系时要注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文章做活扣，有的问题要宽一些，有的问题不要报复，有的问题可采取主动姿态。毛泽东做出“美国人左、中、右都让来”的指示，改变了一般不让美国人来华的做法，有选择、有计划、有步骤地批准一些美国人来华。

　　鉴于美国是“计算机的国家”，与美国打交道要重视对美研究，既要多谋，更要善断

　　处理中美关系要重视对美国国内各阶层的研究。毛泽东认为美国是个了不起的民族，历史如此短，发展如此快。他曾对斯诺说，我们对美国的研究方面有很大的缺点，要有一批人专门研究美国，注意研究美国各阶层的情况;除了上层的，那些中层、下层的舆论我们也要注意;我们发的新闻，美国人看不惯，看不顺眼;我们看到的都是美联社和合众国际社，它们并不见得能反映美国中间阶层的情绪。

　　毛泽东曾对尼克松说，有关美国的书“读得太少，对美国了解太少了，对美国不懂”。他要求“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找一些美国历史给我。不要大部头的，如《美国全史》之类，只要几万字的，十几万字的，至多到三十万为止。其中要有马克思主义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

　　毛泽东强调要重视自身对美斗争的经验和美国盟友体系的研究，未雨绸缪，多谋善断。他认为，在与美斗争方面，“我们有丰富的经验，把自己的经验看得那么不值钱，是不对的。要以我为主，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同时要研究敌情、友情，过去我们就是研究敌、我、友情况的。要翻译美国、日本的东西。将来美国在东方战争中不依靠日本是搞不起来的，因此我们要很好地研究日本的情况”。

　　他还强调，要善于观察形势，脑筋不要硬化。形势不对了，就要有点嗅觉，嗅政治形势，嗅经济空气，嗅思想动态，要多谋善断。单是谋不行，第一要多谋，第二还要能断。现在有些同志不多谋，也不善断，是少谋武断。他强调对外斗争得计迟是很危险的。他引述三国时期袁绍多端寡要，见事迟、得计迟的教训，指出“不要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谋是要多，但是不要寡断，要能够当机立断;端可以多，但是要抓住要点”。

　　毛泽东认为，“美国是‘计算机的国家’”，它的外交手腕“是算好了的”。因此，在与美国打交道时要见微知著、察势观风。

　　1967年秋，毛泽东敏锐地注意到准备竞选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在《外交季刊》发文，文中耐人寻味地表示：“从长远来看，我们简直经不起永远让中国留在国际大家庭之外……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容不得十亿最有才能的人民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毛泽东由此判断尼克松如若上台，中美关系会有所变化，并请周恩来等人注意阅读此文。

　　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在就职演说中再次暗示其有意改变对华政策，毛泽东对此作出了积极回应，指示《人民日报》破例全文刊登这篇演说。毛泽东认为，国际形势不断发生变化，对原来的看法和结论要及时作出部分或全部的修改，不要被原来的看法和结论框住。

　　此后，周恩来受毛泽东委托，请陈毅等四位老同志以元帅的战略眼光协助毛泽东研究、掌握国际战略动向，向中央提出建议;同时指示外事部门摸清美国的战略意图，探讨同美国接触的可能性。这些前瞻性的战略研究为毛泽东调整外交战略、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提供了决策依据。

　　世界上没有不搞实力的，处理中美关系的关键在于发展好自己

　　国际关系中奉行的是实力政策，讲究的是实力定位，解决中美关系关键靠自己。毛泽东说，“实力政策、实力地位，在世界上没有不搞实力的。手中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目前“中国还不是一个强国，美国就欺负我们这一条”。这种欺负“可以使我们怄气，愤怒不要表现出来，要变成力量”，“人家是要看实力的”。毛泽东认为根本问题是要把我们自己建设好，“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好好建设个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就可以取得绝对优势”。

　　毛泽东明确指出，“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要多少年呢?我看大概要一百年吧。要分几步来走：大概有十几年会稍微好一点;有个二三十年就更好一点;有个五十年可以勉强像个样子;有一百年那就了不起，就和现在大不相同了。要向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年进行教育，进行艰苦奋斗、白手起家的教育”，“让我们跟全国人民一道，跟国家一道，跟青年一道，干他个几十年”，到那时“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

　　国家实力不仅在于物质力量，还包含人心向背和道义力量。1958年9月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要把国际形势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辩证地看待各种挑战，并提出观察国际形势的八大视点，其中之一就是要看人心向背，这“就是一个力量的问题，人心的问题。人心就是力量”。因此，与美斗争还要注意凝聚国内人心和争取国际道义的支持。

　　毛泽东主张要加强人民对党和国家对外政策的认同感，提高社会凝聚力。1959年2月，毛泽东在审阅有关外事工作的指示稿时专门补写了一段话：“应组织适当范围的干部，对有关涉外事项，加以讨论，坚持正确方针，纠正错误观点，贯彻执行。”同时，要注意争取国际道义的支持，“尽量剥夺美国的政治资本，使它处于没有道理和孤立的地位”，因为美国“搞冷战、搞国际紧张”就是死胡同，不得人心。

　　另一方面，毛泽东也要求在处理中美关系的外宣工作中，要注意顾及美方感受，以争取美国民众，他十分赞同有关尼克松访华和中美联合公报的“对外表态时要谨慎从事，说话不要过头，特别是不宜由我正面宣传联合公报是我们的胜利，美国的失败”。

　　综观毛泽东处理中美关系时，他对怕与不怕、软与硬、缓与急、谈与打、和与战等关系的分寸拿捏和时机把握，张弛有度，收放自如，充分展示了毛泽东特有的战略思维和斗争艺术。尽管毛泽东未能见证中美建交，但他引导开启的中美关系大门已徐徐拉开，他坦言想与美国做朋友，中国跟美国要搞好，坚信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并期待在不太老之前，能到密西西比河去游游泳。

　　当前，历史的车轮已进入了新时代，我国面临的外部战略环境和自身发展水平，与毛泽东时代相比，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观察国际形势、处理中美关系的思想方法具有相通性。毛泽东在处理中美关系时所展现的深邃眼光、辩证思想和鲜活语言，犹如历史足音、空谷回响，永远激励着中国人民。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成熟，能够把中国人民引向胜利。”

　　作者：周余云，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

　　文章来源：《前线》杂志202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