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中医最全辑录

　　早在1913年，毛泽东就曾在《讲堂录》笔记中写道：“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求专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毛泽东对中西医学方面的最早论述。

　　1928年11月25日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作战一次，就有一批伤兵。由于营养不足、受冻和其他原因，官兵生病的很多。医院设在山上，用中西两法治疗。”“鉴于根据地缺医少药，必须发挥中医中药的作用，草医草药要重视起来，敌人是封锁不了我们的”。

　　当时，红军医院收容200多名参加反“围剿”的伤员，全部采用中医中药治疗病伤。中医药以它不可低估的药用价值，挽救了许多红军战士的生命，帮助红军度过了艰难岁月。

　　延安时期

　　由于环境条件恶劣，毛泽东曾患风湿性关节炎，发作时往往痛得连胳膊都抬不起来。吃了不少西药，仍不见效。一次，开明绅士、名中医李鼎铭到杨家岭来看望毛泽东。他为毛泽东切脉之后，很自信地说，吃四服中药就可以好了。那时，中西医之间矛盾尖锐，毛泽东身边的医生都是西医，他们不同意毛泽东服用中药。毛泽东则力排众议，坚持把李鼎铭开的四服中药吃了下去。吃完后，疼痛果然消失，胳膊活动自如了。这更使毛泽东认识到中医药的神奇功效。毛泽东又介绍李鼎铭为八路军的干部、战士治病。很快，中医中药成了八路军必不可少的医疗方式。不久，李鼎铭还为八路军培养了一批中医，他们活跃在各个部队。

　　1949年9月

　　毛泽东接见全国卫生行政人员代表：“卫生工作方针问题……要以预防为主，发挥中西医药人员的作用，这个方针是对的。

　　1950年8月，北京

　　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召开。毛泽东提出“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是新中国卫生工作的三个基本原则。

　　1953年12月，北京

　　毛泽东听取时任卫生部副部长贺诚汇报工作：“我们中国如果说有东西贡献全世界，我看中医是一项。我们的西医少，广大人民迫切需要的是依靠中医。对中西医要有正确的认识。中医是在农业与手工业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这是一大笔遗产，我们要把其积极的一面吸收过来加以发挥，使它科学化;另一面，对不合理的要研究，分析。什么是科学?有系统的、正确的知识，这才是科学。中西医要团结，互相看不起是不好的，一定要打破宗派主义。

　　1954年

　　毛泽东对他的保健医生徐涛说：“西医能治病、能开刀，割阑尾炎，吃阿斯匹林都很好。但你们也要好好学习中医。把国外的医学学好，也把传统的医学学好。”“我看中医少说也有二千多年历史，西医有多少年?就算一百多年，那一千九百多年老百姓怎么过?还不是靠中医中药，应该说中医中药是有功的。中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对中医中药要用现代科学知识去整理、研究提高，取长补短，要发展中国的新医学派。阴阳五行为什么不能拿现代术语表达?一代人搞不清，两代人行不行?十代人行不行?”“现在欧美人都喜欢中国饭菜，又好吃又能减少心血管病。我看中国有两样东西对世界是有贡献的，一个是中医中药，一个是中国饭菜。

　　1954年

　　毛泽东专门作出重要批示：“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与发展，我国中药有几千年的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财富，如果任其衰落下去，那是我们的罪过。中医书籍应进行整理，应组织有学问的中医，有计划有重点地先将某些有用的，从古文译成现代文，时机成熟时应组织他们结合自己的经验编出一套系统的中医医书来。”

　　1954年7月9日

　　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召集会议，专门传达了他关于中医工作的指示。传达的主要内容包括：团结中西医是卫生工作的方针之一。中西医团结问题没有做好，原因是西医存在很大问题，主要是西医有宗派作风。西医传到中国来以后，有很大一部分人就把中医忽视了。必须把中医重视起来。把中医提得过高也是不正确的。团结中医的目的，是为了发展中国医药科学。首先要弄清楚，这不仅是为了中国的问题，同时是为了世界。掌握中医中药，必须要有西医参加，也要吸收有经验的中医，靠单方面是不够的，单有西医没有中医不行，有中医没有西医也不行。

　　中医问题，关系到几亿劳动人民防治疾病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独立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一部分工作。我们中国的医学，历史是最久的，有丰富的内容。在医学上，我们是有条件创造自己的新医学的。中国人口能达到六亿，这里面中医就有一部分功劳嘛。西医到中国来，也不过百把年。当然，西医是近代的，有好的东西。但什么都是“舶来品”好，这是奴化思想的影响。看不起中国的东西，不尊重民族文化遗产，这是极端卑鄙恶劣的资产阶级的心理在作怪。如果西医没有宗派作风的话，对中医能治好病的效能，可以用科学方法把它整理起来。

　　对中医的“汤头”不能单从化学上研究，要与临床上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提高中医。中国古书上这样说：“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这意思就是强调人的整体性，和巴甫洛夫学说是一致的。

　　中医在几千年前就用了新的技术，如“体育”“按摩”等，里面虽有些唯心的东西，但我们可以将其中好的提炼出来。中医要进大医院，中医要进医科大学，中医还要出国。中药要发展，要建立研究机构，要出版中医中药书籍。西医要跟中医学习，具备两套本领，以便中西医结合，有统一的中国新医学、新药学。这些工作一定要制定出具体措施。

　　为了落实毛泽东关于中医的指示，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专门成立了由中宣部、文化中央教育委员会、卫生部指定人员组成的中医问题临时工作组，向各地卫生行政负责人和北京、天津的中西医传达中共中央关于中医工作的指示。召开中共中央、华北和北京市各有关部门的中西医座谈会，反复讨论关于学习和研究中医、扩大中医业务、出版中医书籍等问题。与此同时，卫生部对自身不能正确对待中医的思想和做法进行了反省和检查。

　　1954年10月20日

　　根据毛泽东关于中医工作的指示精神，《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贯彻对待中医的正确政策》的社论，认为发展中医就是“如何通过认真的学习、研究和实践，逐渐使它和现代科学理论相结合的问题，就是要根据现代科学的理论，用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医学的学理和总结它的临床经验，吸取它的精华，去掉它的糟粕，使它逐渐和现代医学科学合流，成为现代医学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1954年10月26日

　　中央文化教育委员会党组向中央提交了《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的报告》，对“限制和排挤中医”的问题提出了相关改进措施，如成立中医研究院、吸收中医参加大医院工作、扩大和改进中医的业务、改善中医进修工作、加强对中药产销的管理、整理出版中医书籍等。

　　1955年4月15日下午

　　杭州针灸专家朱琏住处。毛泽东派汪东兴看望朱琏并传达指示：“针灸是中医里面的精华之精华，要好好地推广、研究，它将来的前途很广。”“有些同志坚持努力，是有成绩的，也证实了中医政策的提出是正确的。中国医学的经验是很丰富的，它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要有同志去整理它。这项工作是难做的，首先是卫生部行政领导上不支持，去年七月以后可能好一些，但还没有具体行动。我是支持的，我可以当卫生部长，也可以把这项工作做起来。不要以为我不懂医就不能做，这不是懂不懂医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

　　1955年4月15日晚上

　　1955年4月，毛泽东在杭州邀请著名针灸专家、卫生部副部长朱琏一道吃晚饭。在跟朱琏谈天的时候，毛泽东说起了她的《新针灸学》一书。这本书是3月23日送呈毛泽东的。毛泽东不但全看了，而且颇为赞同其中说到的针灸与现代医学理论发展的关系。毛泽东对朱琏说：“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理论，对针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释的钥匙。反过来针灸又能够给它提供丰富的实际材料。如进一步研究，一定可以发挥更大的效果，丰富与充实现代的医学，研究针灸，对医学理论的改革将发生极大的作用，研究针灸对医学理论的改革将发生极大的作用。是吗?”他征询朱琏的看法，朱琏肯定地回答说是的。毛泽东也频频点头：“很好，医学理论的确要改革。”开饭了，菜有几盘，却不奢侈。大家都举起面前的酒杯。毛泽东也站起来，举杯说：“今天——”他沉吟着，该说什么祝酒词呢?叶子龙接过话说：“今天祝各界大团结万岁。”毛泽东说：“不是。今天——是祝针灸万岁!”他环顾几个在座的大夫，自己先喝了一口酒，接着说：“你们不要以为针灸是土东西。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来各国都要用它。”他打手势让大家都坐下，自己也放下了酒杯，接着说道：“中医的经验，需要有西医参加整理，单靠中医本身是很难整理的啊。”在毛泽东的鼓励和支持下，朱琏著的《新针灸学》被译成数国文字，在国外出版发行。在毛泽东“针灸是科学的”正确思想指引下，中国的针灸疗法获得了飞跃发展。针灸不仅在民间广泛地流传和应用，满足了人民群众医疗上的需要，而且不断走出国门，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重视和信赖。

　　1955年底到1956年初

　　毛泽东鼓舞了一大批西医投身到学习中医的浪潮之中。卫生部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天津等地举办了6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从全国范围内抽调部分医学院校毕业生及有一定临床经验的西医参加，系统学习中医理论和治疗技术两年半，参加学习的共有300多人。

　　1956年8月24日

　　毛泽东接见参加第一届全国音乐周的代表：“

　　1958年10月

　　毛泽东再次给予中医药充分肯定，他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1958年10月11日

　　毛泽东给杨尚昆的信中：“我看如能在一九五八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办一个七十到八十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一九六〇年冬或一九六一年春，我们就有大约二千名这样的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

　　1958年11月11日

　　毛泽东在中共卫生部党组9月25日关于组织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肯定了这一做法，说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11月18日，党中央转发了卫生部党组的总结报告。11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央转发这个总结报告的指示和总结报告。

　　1959年冬

　　刘惠民为毛泽东诊治感冒。在开处方时，毛泽东忽然提了个问题，问刘惠民民间常说的“上火”怎样解释。刘惠民用中医理论解释后，毛泽东笑着说：你讲的这些我不懂啊，你看怎么办?刘惠民略微思索一下，回答说：“西医学了中医，再用中医的话讲出来，主席就懂了。”毛泽东听后，非常高兴地站起来，说：“对喽，所以我说，关键的问题在于西医学习中医。”

　　1974年底

　　毛泽东接受中医治疗最精彩的一幕是针拨治疗白内障。毛泽东患老年性白内障，双目已近失明。经过慎重考虑，中央决定由中国中医研究院著名眼科专家唐由之为毛泽东实施针拨术。中医传统方法中有一种“金针拨障法”，民间失传已久，但该方法已由中国中医研究院继承下来并有所发展和改进，唐由之是主要负责专家。毛泽东知道后，欣然同意做手术。

　　1975年7月23日

　　唐由之顺利地完成了这一手术。在手术过程中，毛泽东示意播放古典乐曲《满江红》，其心率、血压一直正常。做了白内障手术后，需要休息几天，但毛泽东只隔一天就忙着看起书来，唐由之劝阻不住。毛泽东看了一会儿，果然感到眼睛不舒服，便停下来说：“唐由之啊，我们的争论，你胜利啦!”他还伸出右手食指和中指做了一个“V”字形手势。唐由之说：“主席，您亦胜利了，因为您要我们用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今天给主席做的白内障手术，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引下研究成功的。”毛泽东听后会意地笑了。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之瑰宝，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民族文化遗产，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相信和重视发展中医药，都是他的一贯主张。他倡导的中医药发展思想对中国医药学曾经和未来的发展都将发挥巨大的作用，中医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有伟大的中国文化的滋润，毛泽东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只有产生了伟大的中华医学的文化土壤才能孕育出毛泽东这么伟大的人物。在毛泽东时代，大批有实践经验的中医进入教育系统，为我国培养了大量中医的接班人。可惜到了后来，我们一直以西医为尊，几十年下来，真正懂中医的人越来越少，疗效越来越差，时至今日，想要实现中医复兴，主导中医的必须是真正懂中医的人，而不是那些伪中医，更不是那些西医派，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明白中医该怎样发展!相信在未来文化复兴的新时代大背景下，中医也一定会迎来属于她的新时代，从而实现毛泽东的夙愿，实现我们的文化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