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忠新：对剥离“企业办社会”的再思考

新一轮央企实行“瘦身”要三思

　　回顾整个国企改革的过程，剥离“企业办社会”是重中之重。近年开始的中央直属企业的“瘦身”，则把国企剥离“企业办社会”推向最后的阶段，也成了国企剥离“企业办社会”的“收官”之作。可国企剥离了“企业办社会”实际效果如何?央企继续搞“瘦身”剥离，该有多少前车之鉴?

　　一、毛泽东时代“企业办社会”是经济建设突出特色

　　所谓的“企业办社会”，百度词条给出的定义：“主要是针对传统的国有企业而言的，企业建立和兴办了一些与企业生产经营没有直接联系的机构和设施，承担了产前产后服务和职工生活、福利、社会保障等社会职能。”企业给员工提供住房建设了家属区，什么食堂、小卖部、幼儿园、学校、医院、澡堂、影院等几乎所有福利性低收费的生活设施。一个大型国企相当于一个“小社会”，这就是毛泽东时代发展经济建设的一个突出特色，就在这种经济模式下，新中国从“一穷二白”，一跃成为世界第六工业强国。

　　毛泽东时代还不仅“企业办社会”，甚至还“企业办城市”。诸如，先有阜新矿务局，才有阜新市;先有辽化，才有辽阳市;先有辽河油田，才有盘锦市;先有大庆油田，才有大庆市;先有攀钢，才有攀枝花市;先有了金川矿，才有了金昌市等。至于因生产建设兵团设立的城市，仅在新疆就有14座。大批因企业而兴建的城市，甚至由企业直接管理的城市，不仅高效率支持企业发展，也由于在中西部大批出现这样的城市，也彻底改变了东中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格局

　　特别是经过“三线建设”，很多大型国企都落户中西部，一个大企业就是一座城镇和城市，这类公司小镇分布广泛。后来的改革，剥离了企业的社会功能，大企业一搬走，整个地区就塌方性陷落，资金、技术、人才等向东部集中，东西部地区发展出现严重失衡。

　　二、大中型国营企业办社会有8大好处

　　新中国成立很长一段时间,国有企业实行“企业办社会”，社会是不死的企业，企业是不死的社会，这不仅是经济发展的突出特色，也是毛泽东时代社会治理模式的突出特色。而大中型国营企业办社会有八大好处：

　　减少工人路上奔波的劳顿。国企办社会，首要是在工厂周围给职工免费提供家属房，这不仅减少了工人路上奔波的劳顿，减少员工上班的交通费用，也将节省下来的上下班行路时间，用到学习与娱乐，无疑提高幸福指数。

　　缓解城市交通的巨大压力。职工在工厂周围居住，拎个饭盒走几步就可以上班，自然缓解城市交通压力，减少无序的城市人口流动，减轻投入城市道路扩建的资金压力。

　　强化社会治安的管理。毛泽东时代社会抓治安管理的一条原则，就是“谁的孩子谁抱”。凡出现涉及社会稳定、社会治安的问题，属哪个国企的人，就先由哪个企业管。企业安保熟悉本企业情况，各大中型企业将职工及家属管理好了，至少在以工业兴市的东北，一座城市的大半就管好了，举国发生刑事案件比率极低，发生恶性重大刑事案件几乎为零。打开公安部“新中国特大刑事案件的档案”，骇人听闻的特大刑事案件，无一件发生在毛泽东时代，全部发生在改开之后，特别发生在国企剥离社会职能之后。而企业剥离办社会后，政府维稳花了多少费用?国家扩大公安队伍又砸下多少真金白银?

　　减少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重要不同，就是人民政府和国有企业原本就是一家，将企业的包袱若甩给政府，这是背着抱着一般沉。企业办社会可减少道路、绿化、供水供热、医疗卫生设施、教育等各种城市功能建设的成本投入。

　　减少百姓对政府的抵触。原来企业就可以作为蓄水池，化解大量的社会性矛盾。现在将企业的各种社会化矛盾大量推给政府，一方面城府将企业社会化的功能承担起来，包袱沉重;一方面将矛盾转移政府，无疑加大百姓对政府的强烈抵触情绪，也导致大量堵路，围堵政府机关的事件频繁发生。

　　均衡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特别是经过“三线建设”，很多大型国企都落户中西部，中国这类企业型的公司小镇分布广泛，企业承担了生产前、生产后服务和职工生活、福利、社会保障等社会职能，既包括企业的后勤部分，又包括企业的公益性事务。一个大企业就是一座城镇和城市，剥离了企业的社会功能，企业一般走，整个地区就塌方性陷落，并造成资金、技术、人才等向东部集中，东西部地区发展出现严重地失衡。

　　增加职工共同福利。企业办食堂、小卖部、幼儿园、学校、医院、澡堂、影院、图书馆、体育场等，受益的是广大职工，这是一种共同福利。

　　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增加员工的幸福指数，本质上也是一种员工福利的延伸，是增加员工的忠诚度和奉献精神的有益之举。这大大增加员工对企业的认同度，让企业员工能以企业为家。

　　当然，“国企办社会”的好处，远远不止如此，它能减少综合成本，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创新能力。

　　三、去除“企业办社会”国企搞好了吗

　　可自改开以来，“国企办社会”被“污名化”的一无是处，几成人人喊打!诟病“企业办社会”主要有3条：

　　一是额外负担。企业在完成上缴国家税利之后,额外承受的社会道义和经济负担。这些负担本应以政府有关管理部门、公共事业机构及某些社会力量为主承担的社会责任,但却通过行政手段转由企业承担或承担其大部分。

　　二是人员繁冗。“国企办社会”占用很多非生产性人员，占用企业可变资本，增加企业负担，

　　三是不讲求效率和产出，办企业赚钱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国企通过办社会对职工进行隐性补贴，这部分隐形补贴影响企业效率。

　　可哪个国家的大企业，敢将承担社会责任当额外负担?敢推卸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哪个国家第一位的民生工作不是增加就业?国企不是就业的大蓄水池?国企给职工搞点共同福利，到底是应该增加，还是应该取缔?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是以取消职工福利为代价，还是以提高内动力为目标?只赚钱不顾社会的不是坏企业?

　　甭管咋说，实行国企改革的重中之重，就是去除“企业办社会”，就是要将企业部分社会功能归还社会。经过一轮轮“主辅分离、减员增效”，实际效果如何?基本是国企办社会的功能去除了，大批处于辅业的工人就被率先剥离失业了，而企业的效率并未见提高;而当企业办社会的功能被剥离完，国企就进入破产、转制、卖掉的高潮，工人就进入“下岗”的高峰。

　　可国企改革剥离了“企业办社会”，甭说国企有了大发展，1万多大中型国企，除了97家央企之外，有几个侥幸存活?全国的50多万个省市县属国企，又有几家没死?

　　大量事实说明，国企搞的好坏，根本不在于是否办社会。可现在央企作为共和国最后的国有企业基础，正进行新一轮的“瘦身”，又将剥离企业医院(这些公立医院都是防疫的主力军)等，作为去除“国企办社会”的重点。可反复出现的防疫天灾证明，央企的大医院绝不能再进行私有化。而且，就在国企改革费尽心机地砍掉“企业办社会”，西方国家正大力提倡企业办社会。为此，央企改革亟需重新认识“企业办社会”，绝非仅仅是“亡羊补牢”，更极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