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治懒”有方：“过去二十二年出了多少懒汉？我就没有见过几个懒汉”

　　中华民族有两大美德：勤劳和勇敢。

　　自古以来，人们都崇尚勤俭，鄙夷懒惰。

　　古人从历览前贤国与家中得出了一条结论：成由勤俭破由奢。

　　虽然有这样的舆论导向，但也不能否认，懒惰的陋习也始终存在着，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它甚至还较为普遍。

　　毛主席年轻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读书时，有一次跟同学谈论国家大事，说起国民思想问题，他很忧心地说：

　　“现在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

　　对于国民“性惰”的问题，毛主席从小就深恶痛绝，改造这一国民陋习，也是他的一大志向。

　　1913年10月至12月间，毛主席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读书时记的“讲堂录”里，记录了一些他对于懒惰的看法，其中能够感受到他对于这一陋习的厌恶之情。他在11月1日关于“修身”的课堂记录中写道：

　　“人情多耽安佚而惮劳苦，懒惰为万恶之渊薮。人而懒惰，农则废其田畴，工则废其规矩，商贾则废其所鬻，士则废其所学。业既废矣，无以为生，而杀身亡家乃随之。国而懒惰，始则不进，继则退行，继则衰弱，终则灭亡。可畏哉!故曰懒惰万恶之渊薮也。”

　　他提出“奋斗”之说：夫以五千之卒，敌十万之军，策罢乏之兵，当新羁之马，如此而欲图存，非奋斗不可。

　　他提出“朝气”之说：少年须有朝气，否则暮气中之。暮气之来，乘疏懈之隙也，故曰怠惰者，生之坟墓。

　　他提出“勤务”主张：勤务之益，一以医偷惰，一以药文弱。有地板之室，不应用帚扫，致扬尘，必以布揩之。

　　1922年5月1日，为纪念“五一”劳动节，毛主席在湖南长沙《大公报》发表文章《更宜注意的问题》，他提出应当注意的劳工三件事，一是生存权，二是劳动权，三是劳动全收权，其中对于劳工的劳动权，他指出：

　　“一个人在十八以上六十以下有气有力的时候，除开他自己发懒不做工可以让他饿死不算数外，在理都应该把工给他们做，工人就有种要求做工的权利。若是工人有力而社会无事可以买他的力事实上工人不得不‘赋闲’时，社会就应该本着罪不在工人的理由而给与他们平常的工资，这就是劳动权。”

　　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右派对于风起云涌的农民革命运动进行污蔑和打压称之为痞子运动，惰农运动，新生的共产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对国民党右派的所做所为采取了迁就和纵容的态度，对农民运动的积极意义认识不足，不敢支持，不敢接近。毛主席历经三十二天时间深入农民运动中进行考察，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用雄辩的事实驳斥了对农民运动的不实之词，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贫农领袖中，从前虽有些确是有缺点的，但是现在多数都变好了。他们自己在那里努力禁牌赌，清盗匪。农会势盛地方，牌赌禁绝，盗匪潜踪。有些地方真个道不拾遗，夜不闭户。据衡山的调查，贫农领袖百人中八十五人都变得很好，很能干，很努力。只有百分之十五，尚有些不良习惯。这只能叫做‘少数不良分子’，决不能跟着土豪劣绅的口白，笼统地骂‘痞子’。”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毛主席对苏维埃的基层组织“乡苏维埃”制定了工作原则、工作方法，他在《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中对“乡苏主席团”的工作方法指出：

　　“主席团会议要开得好，常驻人员的工作要很紧张很切实地做，松懈懒惰的现象是不应该有的，强迫命令主义要完全废掉。”

　　1937年5月8日，毛主席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发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号召，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造就成万数的干部和最好的群众领袖，对这些干部和领袖的素质品格，他指出：

　　“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

　　1937年8月，毛主席继《实践论》之后撰写了哲学文章《矛盾论》，批评党内的教条主义者不懂得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把他们称之“懒汉”，他写道：

　　“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他们也不懂得人类认识的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结——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们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1938年3月3日，毛主席对延安陕北公学毕业同学作临别赠言，他鼓励同学们毕业后要努力工作，他说：

　　“一方面不要偷懒，这个机会主义的倾向是要不得的，我们应该积极工作，艰苦奋斗。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反对急性病，那种一天就要胜利的心理也要铲除。”

　　1939年5月20日，毛主席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要建设大党，干部非学习不可，他要求建立学习制度，造成学习热潮，他说：

　　“大家都要努力学习，不可落后，不可躲懒睡觉。从前孔子的学生宰予，他在白天睡觉，孔子骂他‘朽木不可雕也’，对于我们队伍中躲懒的人，也可以这样讲一讲，但是对学习有成绩的，就要奖赏，有赏有罚，赏罚严明。不过我们主要的在于奖，假使有个把宰予，也没有什么关系。”

　　1943年7月2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抗战六周年起草纪念宣言，宣言中指出要广泛开展生产自给运动，自己动手，改善生活，减轻人民负担，宣言中写道：

　　“陕甘宁边区及敌后许多根据地上卓著成效的公私生产运动，应该不疲倦地坚持发展下去。奖励劳动英雄，发展生产竞赛，反对贪污浪费，惩治懒惰分子，克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一切为着战胜敌人而努力。”

　　1943年10月1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要求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动动，指示指出：

　　“各地应开办七天至十天为期的种菜训练班、养猪训练班和为着改善伙食的炊事人员训练班。在一切党政军机关中讲究节省，反对浪费，禁止贪污。各级党政军机关学校一切领导人员都须学会领导群众生产的一全套本领。凡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一切军民人等凡不注意生产反而好吃懒做的，不算好军人、好公民。一切未脱离生产的农村党员，应以发展生产为自己充当群众模范的条件之一。”

　　在1945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主席多次讲到了“愚公移山”的故事，这个故事来自中国古代典籍《列子·汤问》，北山愚公要把挡在自家门口的太行、王屋两座大山搬走，他“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寒暑易节，日复一日，一直挖个不止，面对他人的嘲讽，愚公毫无退意，表示要子子孙孙挖下去，直到把山挖走为止，操蛇之神吓坏了，就向玉皇大帝报告，帝感其诚，就让夸蛾氏二子把两座山背走了。毛主席说他只所以讲这个故事，就是“要大家学习愚公的精神，我们要把中国反革命的山挖掉!把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山挖掉!”他说：

　　“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毛主席率领着人民大众，像北山的愚公一样，“剑屦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终于挖走了两座大山。他们来不及歇息，就投身到另一场革命中去了，为了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只争朝夕，艰苦创业，要在一张白纸上画最美的图画。

　　在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毛主席提出要“勤俭办社”。1955年10月11日，他在中国共产党七届六次全体会议上，对农业合作社问题说：

　　“要提倡勤俭持家，勤俭办社，勤俭建国。我们的国家一要勤，二要俭，不要懒，不要豪华。懒则衰，就不好。”

　　1957年9月6日，毛主席听取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处关于农村情况的汇报，在谈到合作社生产水平时，他要求向富裕中农学习勤俭持家，他说：

　　“在现阶段，教育农民最好的先生是富裕中农，除了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可以作为反面的教材之外，富裕中农的勤俭持家、勤劳生产，都值得合作社社员学习。在这一方面，合作社社员应该以富裕中农为师。”

　　在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毛主席提出用共产主义精神来激励人民。1958年8月30日，他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讲人民公社和全党办工业问题，在谈人民公社问题时，他说：

　　“搞共产主义，第一个条件是产品要多，第二个条件是精神要好，就是要共产主义的精神。一有命令，自觉地做工作，懒汉甚少，或者没有懒汉。我们过去二十二年出了多少懒汉?我就没有见过几个懒汉。他不懒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政治教育，政治挂帅，有个共同团体，有个共同目标。”

　　1959年10月31日，毛主席阅读一篇《大干一年翻了身，魁星庄生产队养猪积肥改变贫困面貌》材料，材料说：河北省吴桥县王谦寺公社魁星庄生产队由于土质沙性大，肥料不足，历来粮食产量低，群众生活贫困。1958 年以来，干部带头，集资买猪，盖简易圈棚，并对公养私养、育肥、繁殖、积肥、打菜等事情统一领导，全面安排，大干一年翻了身。养猪由公社化前的 17 头发展到257 头(其中户养77头) ，每户平均6头多，不仅解决了吃肉问题，而且解决了肥料问题。以猪为纲，六畜兴旺，粮食产量一年也翻了一番多，穷队变成了富队，缺粮队变成了余粮队。毛主席看了极为高兴，他提笔给人民日报社长吴冷西写了一封信，要求在新华社《内部参考》发表，他在信中说：

　　“关键在于一个很大的干劲。拖拖沓沓，困难重重，这也不可能，那也办不到，这些都是懦夫和懒汉的世界观，半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雄心壮志都没有，这些人离一个真正共产主义者的风格大约还有十万八千里。我劝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将不正确的世界观改过来。”

　　1959年12月24日至26日，毛主席与学习小组一起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读到教科书说“一个工作者如果具有高度技术或更为勤勉和积极主动，他就能在单位时间内在同样的条件下创造出较多的产品”时，毛主席发表看法说:

　　“工作者是否更为勤勉、积极、主动，决定于政治觉悟的高低。有的人文化技术水平高，可是不勤勉，不积极主动;另外一些人文化技术水平虽然低些，可是更为勤勉，积极主动。原因就是前一部分人觉悟低些，后一部分人觉悟高些。”

　　1961年9月26日，毛主席在邯郸听取河北省委、山东省委工作汇报，当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汇报到对投机倒把的、只搞自留地小片开荒的、懒汉、盲流这四种人的补助问题时，毛主席说：

　　“基本口粮要减少。对只搞小片开荒的，给他算算账，有的可以不给基本口粮，懒汉、投机倒把的人不给基本口粮，盲流也不给。基本口粮定多了不好，就没有积极性了。”

　　1964年5月13日，毛主席在天津听取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小组汇报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在汇报到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时，他指出搞社会主义教育的标准之一是干部参不参加劳动，他说：

　　“干部不参加劳动，永远四不清，懒、馋、占、贪，都是由懒而来。”

　　1970年12月11日，经毛主席审阅同意，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报告》，报告要求学习大寨自力更生精神，“下苦功夫，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报告还指出：

　　“要批判靠天、靠国家的依赖思想，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和懦夫懒汉世界观，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肃清浮夸风、瞎指挥等，把冲天干劲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结合起来。”

　　毛主席一生都在实践着他“改造中国”的远大抱负，他用共产主义的理想、集体主义精神、干部参加劳动等济世良方，重新找回了中华民族勤劳的美德，他所创建的思想和制度，是懒惰陋习的克星，是清除懒惰土壤的最好武器。当今天的我们回首他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的时候，眼前浮现的是一幅中国人民奋发图强、战天斗地的壮丽画面，毛主席年轻时所忧虑的“国民性惰”的萎靡之气还能看得到吗?看不到了，人们看到的是“激情燃烧的岁月”，是“大庆精神”，是“红旗渠”精神，是“大寨精神”，是勤劳勇敢的中国人焕发出来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有人说毛主席那个时代里养懒汉，那都是不尊重历史事实的瞎说。实际的情况就是毛主席所说的，看不到几个懒汉，因为那是个中国历史上懒汉最少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