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丰----遵义会议上极力反对毛泽东的人

　　黄河之滨，集合者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这首大气磅

　　礴，气吞山河，催人奋进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当年，它不仅回荡在延安城的上空，也使无数有志爱国的热血青年，经过了在延安的“淬火”，又把它唱到了烽火连天的抗日前线乃至全国。今天，当我们再次唱响它的时候，依然感觉是那样的催人奋进热血沸腾，心潮澎湃荡气回肠。因为它不仅唱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担当，更唱出了中华儿女誓死抗战到底的气势和决心，也成为了今天的人们回忆那段峥嵘岁月历史最好的见证。那么，这首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歌曲的词作者是谁呢?他就是出自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代部长的凯丰之手。

　　没有对党和人民的忠诚，没有对脚下这片热土的挚爱，是写不出这样从心底里流淌出来的歌词的。对于凯丰来说，也许是因为自己对在遵义会议上所犯错误的深刻反省和感悟，才激发他创作出了这篇高昂奋进而感人肺腑的经典作品。

　　正是这位文采飞扬的宣传部长，的确在长征途中决定党和红军命运生死攸关的遵义会议上，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这就是：他不仅对左倾错误指挥给红军造成的严重损失视而不见，也充耳不闻大多数人强烈要求批判错误指挥，撤换其军事领导权，由毛泽东重新出来领导指挥红军的呼声于不顾，却一味极力的在替李德和博古进行辩解，阻挠中央对左倾错误路线的纠正，甚至在会上还挖苦讽刺阻挠毛泽东出山，铸下了他一生不该犯的一个大错。凯丰的行为，不但使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不能理解，就是事后连自己都认为是犯下了一个难以原谅的错误。尽管凯丰光明磊落对党忠诚，能够直抒己见，丝毫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且在会上的发言表态并不违反党的组织原则，完全是在行使一个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代表的权利，也没有任何的不妥之处。但是，他在正确与错误已经泾渭分明的事实面前，不顾多数人对左倾错误的批判，仍为其进行辩护支持，无疑给犯了错误的人注射了一针强心剂，他的行为毕竟干扰了会议的方向，也在已伤痕累累、非常脆弱且正在恢复健康的党的肌体上又划出了一道新的印痕，埋下了对毛泽东不信任的伏笔。他的发言与会议上多数人发言形成的强烈反差，为中央期望在较大程度和范围内尽可能地纠错添加了阻力，也为会议之后一段时间毛泽东实施对红军的指挥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和干扰。凯丰的行为无疑是错误的。

　　由于遵义会议在中共历史上的特殊重要地位和作用，及毛泽东高超政治军事指挥才能的发挥使得红军浴火重生，走出了困境，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不断地取得胜利，以致在后来的行军途中使凯丰不但逐步认识并改正了自己的错误，还能直面批评张国焘的分裂行径，但他的名字毫无疑问的已经和在遵义会议上受到批判的人联系在了一起，留给他的是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凯丰在会上的过激言辞深深地刺痛了毛泽东，在中央到达陕北，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之后，更加激发了毛泽东努力发奋地读书，研究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以致许多年之后毛泽东与中外人士谈论到有些人不遵守客观规律，事事都要照本本去做的问题时仍多次地提及到了此事。

　　(一)

　　凯丰(1906—1955)，原名何克全，江西萍乡人。1926年担任了区农会宣传委员，192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2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任校团支部委员。1930年11月回国，不久，由秦邦宪(博古)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1年1月，出席了中央在上海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当选为中央委员，后又任共青团广东省委书记。1931年5月，因叛徒告密不幸被捕，后被党组织营救出狱。1933年春，到江西瑞金中央苏区工作，先后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和书记，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1934年10月，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之前，凯丰则和刘少奇、陈云三人作为中央代表，被分别派到九军团、八军团、五军团工作，以加强党对这三支部队的领导，凯丰因此便随九军团一起行动。

　　1935年1月，凯丰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九军团中央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决定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遵义会议。由于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认识不足，加之有留苏的情结，出于维护其领导的正统和权威，使得他不仅在会上极力维护其“左”倾路线的错误外，还反对毛泽东出来领导指挥红军，凯丰的行为受到了与会多数人的批评。会理会议之后，凯丰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6月中旬，一、四两个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之后，在中央与张国焘分裂错误的斗争中，凯丰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得到了中央的充分肯定。1937年春，凯丰在被调任中央宣传部代部长期间，写下了气势磅礴催人奋进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受到了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人的高度赞扬，毛泽东在审阅歌词时大加称赞：“写得不错，完全符合抗大的办学方针”。在党的洛川会议和12月政治局会议上，他先后被选为中央军事委员和政治局委员。1938年2月，任中央长江局宣传部长，参与《新华日报》编委工作。1939年1月。到重庆协助周恩来作统战工作。1940年底，回到延安。1942年9月，筹组了中央编译局，并亲自编写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程》等著作，还编译了几本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小册子。1945年中共七大之后，调任东北局宣传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东北局常委、沈阳市委书记。1952年11月，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马列学院(今中共中央党校)院长。由于长期过度劳累，积劳成疾，以致使他英年早逝，于1955年3月2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49岁。纵观凯丰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的一生。他光明磊落，任劳任怨，工作勤奋，文字理论功底深厚，对党忠诚执着。然而，唯有执着中的固执，给他留下了一生中永远无法弥补的缺憾。

　　(二)

　　1935年1月，以决定党和红军前途命运为转折点的遵义会议，无疑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点，永远的成为了党的历史乃至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丰碑而载入史册。因为它不仅仅是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领导，而是全党经过从成立之初至此十几年的艰难探索，在遭受了无数次磨难挫折和付出沉重代价之后，最终正确选择的结果。正如毛泽东在1956年9月10日在中共八大预备会上所指出的：“从1921年到1935年遵义会议，经过十四年的时间，才结束了多次错误路线对全党的统治”。足见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代替博古成为了党的总负责人，毛泽东入围政治局常委，从而形成了事实上的以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对党和军队领导的开始。这一转变来之不易，它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背景之下独立处理自己内部事务的开始，也是中共以此开始走向成熟的标志。

　　党的历史上有过几次错误路线，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对党造成的危害最大，在党内统治的时间也最长。

　　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使“左”倾教条主义者占据了中央领导岗位，之后，由于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和总书记向忠发的相继叛变，迫使党中央机关不得不从上海迁到瑞金苏区，党和红军的命运也由此便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调集了100万军队，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挥，在敌人对苏区进剿的包围圈越缩越小，中央红军在已经是付出了极大代价也不可能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情况下，最后不得不撤离苏区进行长征。从长征开始到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中央红军的损失已经过半，左倾错误对党和红军造成如此重大的损失，已引起了广大指战员的强烈不满，正如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在批评李德博古瞎指挥时所说的，他们是“崽卖爷田心不疼”。之后，蒋介石在判定中央红军就是要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意图后，又布置重兵企图一举围歼中央红军在湘西，在此险恶情势下于12月12日举行的通道中央紧急会议上，李德博古不得不采纳毛泽东力主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的意见，从而避免了红军的全军覆没。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又在黎平会议上确定了继续向贵州进军的战略。1935年1月1日，在猴场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确定了夺取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的方针。随着形势的逐步好转，广大红军指战员强烈要求改变错误军事指挥领导的呼声也越来越高。1月15至17日，在决定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遵义会议上，经过大多数人的理论和抗争，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李德、博古，不得不顺从党心民意交出红军的指挥权。会上尽管他们对导致红军失败的原因避重就轻，只強调客观因素而不肯承认主观上的错误，但在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最终他们也不得不承担起这个失败的责任。关于改换红军的领导指挥权问题，由于毛泽东在红军中的威望，绝大多数与会者强烈要求他重新回到领导指挥红军的岗位，因为这不仅是党心军心众望所归，也是党和红军的唯一正确选择，就连在会上受到了大家批判的博古等人也没有表示出坚决反对的态度。然而，令人费解又想不到的是，这一议题竟遭到了一个有悖于多数人意愿，又不握有红军指挥权的凯丰的极力反对，他不但在会上言辞激烈，为李德和博古的错误进行辩护，而且矛头直指毛泽东，这让多数与会者始料未及大惑不解。

　　就每位会议的参加者来说，那一个不是目睹和经历了李德、博古“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给红军造成重大损失的当事人和见证者，他们对瞎指挥才是最具有批判资格和有话语权的人。红军指战员强烈要求终止错误领导的呼声在与会者中产生了共鸣，由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应该说已经是水到渠成，没有多少的悬念。而作为中央代表且一直随九军团行动的凯丰，对错误军事路线瞎指挥的感受应该是最直接和最深的，也是最有发言权的。然而，他却出于维护以博古为首的“正统”中央的威信，以及与其有“留苏吃洋面包”经历的情结，竟然不顾红军遭受重大损失的错误事实，完全地站到了与大多数人对立的一面，给错误指挥者进行辩护和减压，严重地干扰影响了会议的进程。在会上，当大多数与会者都在批评李德、博古的错误，要求他们下台时，凯丰立即表示了反对。尤其是当周恩来提出“应该让泽东同志担任红军军事指挥”的话音刚落，凯丰就马上接话说：“四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是不容否定的，谁要否定，就是一种机会主义论调。”他见没人附和，便环视了会场一周，仍不顾众人对他鄙视的眼神，又以愤懑的声音继续说：“让毛泽东担任红军的军事指挥，这怎么行呢?他老毛大谈什么军事路线，其实懂得多少?”说到此，还以一种鄙夷不屑的语气冲向毛泽东：“你懂得多少马列主义?无非是看了点《孙子兵法》罢了!”周恩来打断并反问凯丰：“懂得《孙子兵法》才了不起呢，你懂得吗?”凯丰立即说：“《孙子兵法》算什么，能够与马列主义相比吗?”接着又说：“我不同意对中央路线的指责。四中全会以来，中央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克服了罗章龙左倾分裂党的危险，保持了党的团结和统一，粉碎了国民党的四次围剿，建立了广大苏区根据地，组织了二十余万铁的红军，实行了土地革命，发动了广泛的反帝运动和民族革命战争，难道说这都是“左”倾冒险主义?难道因为未能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就把一切都归罪于博古同志?”凯丰完全不顾基本的事实，他不仅把毛泽东、朱德等人建立苏区扩大红军的功劳归于了博古等人，又对由于错误军事指挥对红军造成重大损失的基本事实轻描淡写，依此达到要继续维系李德博古的错误领导之目的。凯丰这种在已经是受到多数人批评的情况下，仍在极力地维护李德、博古权威的行为，不能说不是他政治上尚不成熟的表现。

　　凯丰的错误不仅是由于他在会上站到了博古的一边，而且还由于在会前受博古的指使私下进行串联拉票，做了违反组织原则的事，成了博古的马前卒。他三番五次地找军团一级领导人谈话，要求他们在会上支持博古，由于没人响应未能成功，凯丰就立即向博古进行了汇报。他在找聂荣臻时，当即遭到了拒绝，凯丰便对博古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会议的最后，错误军事路线终被纠正。凯丰在看到了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大权被旁落之后，引得他的情绪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都难以抚平，甚至遵义会议之后，凯丰还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凯丰固执的行为也为遵义会议之后一些人不信任毛泽东军事指挥领导设下了伏笔。

　　由于凯丰在对左倾错误路线认识上的态度，中央担心他可能会把自己的情绪带到九军团，不向部队传达遵义会议的精神，可能会给指战员在思想上造成不同程度的混乱，影响到部队的战斗力。会后，中央便撤销了他担任的红九军团中央代表职务。不久，随着他逐步认识并改变自己的态度，中央才恢复了他原有的职务。

　　尽管凯丰的发言未能阻止会议的进程，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干扰了会议的方向。他的行为，无疑是给执行错误路线已经失去人心且下了台的那些人注射了一剂“强心针”，也为一些仍不服气的人留下了一个不信任甚至怀疑毛泽东军事指挥能力的反弹空间，一度还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了中央对红军的指挥。

　　鉴于李德、博古在军事指挥上的独断专行，为防止这种局面的再出现，遵义会议之后一段时间，中央虽取消了他们的军事指挥权，撤销了最高三人团，但却采用了将指挥红军打仗的决策权改由集体表决通过的办法，结果错失贻误了许多战机。为了集中统一指挥，中央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由于中央红军轻装上阵，采取了兜大圈子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经过了四渡赤水、佯攻遵义等，甩掉并跳出了敌人包围圈，这样难免要使部队多走一些路，于是便引起了部分下级指挥员，甚至个别军团一级指挥员的不理解，以致出现埋怨发牢骚的现象，就连井冈山时期就一直跟着毛泽东，并被他看好的林彪，都认为让部队“不走弓弦走弓背”，拖垮了部队，公开写信要求撤换毛泽东，这才引起了中央的警觉和重视，直到5月12日在会理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纠正了这些错误之后，可以说凯丰在遵义会议上注射到执行错误路线的人身上的这一针强心剂的“药劲”才得以释放并散去。遵义会议后一段时间一度在战士甚至指挥员中出现这些不稳定的情绪，不能说与凯丰在遵义会议上的态度没有关系。

　　虽然凯丰会议后思想上的弯子一时难以转变，但可贵的是，他敢于直言也能知错改错。又好在他是一个磊落直言知错即改的人，纵然他忠诚中往往带有固执，但随着毛泽东政治军事指挥才能的发挥和被全党所认可，整个形势都在不断地好转，尤其是红军经过一系列战役变被动为主动，在不断胜利的事实面前，他在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后也真诚地宣布放弃自己在遵义会议上发言时所持的观点，会理会议之后，凯丰便完全改变了自己以前的看法。

　　凯丰在遵义会议上的发言，虽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中央从更深层次上对左倾错误路线进一步的纠正，也使得中央在纠正错误军事路线的同时仍然保留住了对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路线的肯定，这也就给犯了错误的同志一个认识并改正的机会。凯丰的行为不仅在毛泽东的心里留下了阴影，也极大地伤害了毛泽东，以致后来毛泽东多次地提及此事。1962年1月，毛泽东在与日本一个访华代表团谈话时说：“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1963年10月，毛泽东同王任重谈话时又谈到：“凯丰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孙子兵法》。谁想到打仗看《三国演义》?是打出来的，逼出来的。”足见此事对毛泽东的伤害之深。

　　(三)

　　尽管凯丰由于在遵义会议上的态度，使得大多数人对他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消极沉沦，而是以更加努力地为党工作的实际行动，重新换回大家对他的看法。

　　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根据会师后的形势和任务，统一两个方面军的行动，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确立了两军共同北上的战略方针。凯丰在坚定支持中央决定的同时，还能根据部队处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写了《番民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文章，刊登在《前进》报上，指导部队顺利地通过少数民族地区。他还根据张国焘拥兵自重，不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凌驾于中央之上，以所谓西北联邦政府的名义，是想把中央也“联邦”进去的企图，批评张国焘。张国焘看了后极为恼火，并把自己的不满发泄给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张国焘依仗人多势众，在中央不得不对其采取极其忍耐态度的情况下，凯丰写的文章应该算是最早公开批评张国焘的文章了。如若当时没人公开批评他，就会更加助长张国焘的野心，他就会更加肆无忌惮的挑战中央的权威，凯丰的行为是替中央点了一下张国焘的野心穴位，在一定程度上呃阻了他个人野心的恶性膨胀。

　　随着张国焘向党伸手要权野心的日渐暴露，中央也作出了一些让步，尽可能满足他的“要求”。在6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除了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外，又增加了徐向前、陈昌浩为委员。7月18日至22日，中央在芦花召开两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研究解决红军统一指挥和组织领导问题时，又任命了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面对张国焘咄咄逼人的态势，中央领导人都保持着极大的克制，委曲求全，在满足他要求的前提下，尽量不谈论涉及到四方面军过去的错误，尤其是张国焘最敏感的肃反错误的问题，力避双方矛盾公开和扩大进而导致红军的自残或分家。为此，张闻天甚至还建议毛泽东，自己愿意让出总书记职务来成全张国焘，以求得红军的团结，张闻天的一番好意当然被毛泽东所拒绝。在此情况之下，凯丰又一次当面批评张国焘随意退出通(江)、南(江)、巴(中)苏区的错误和不愿意北进的错误，再次刹了一下张国焘的威风，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凯丰协助中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就连毛泽东后来也说，和张国焘的斗争是他一生最灰暗的时期。足见斗争的复杂。

　　在8月间中央召开的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和9月间召开的俄界会议上，凯丰都是旗帜鲜明地维护张闻天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反对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活动。在沙窝会议上政治局委员分工时，中央让凯丰负责长征路上的少数民族委员会工作。在不久后的班佑会议上，他又受命组织中央宣传委员会，并负责审查关于民族问题的宣传材料。后来，又担任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干部必读》的编委，他不仅努力做好中央交办的任务，个人的理论才能也在工作中日益显露了出来。为他日后为党作理论宣传工作奠定了基础。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之后，西安事变也得以和平解决。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把四方面军干部战士的思想引导到中央的路线方针上来，中央随即开展了对张国焘路线进行清算和批判的活动。凯丰受中央委托起草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经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获得了通过。1937年2月27日，凯丰在延安发表了《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的文章，他以3万余字的篇幅，列出了13个问题，系统地总结了张国焘与党的分歧。但在批判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罪行的同时，却不恰当地提出：“国焘路线的性质是苏维埃运动中一种特殊形式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军阀、土匪主义”，也就是一竹篙打翻了一船人，引起了四方面军干部战士的强烈不满。因为凯丰在指导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工作中，未能把张国焘与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严格区分开来，伤害了他们的感情，因此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

　　1937年4月3日，因批判张国焘错误的扩大化，终于导致了内部悲剧的发生：延安红军大学原四方面军的许世友等人，因串联三十多人，密谋“拖枪逃跑”的罪名而遭被捕，毛泽东听说后十分吃惊，在查明了缘由之后，他立即召见凯丰责问道：“你搞的什么名堂?弄得这么多红四军高级干部反对我们，这还能说你正确么?凯丰同志，我看你是把他们逼上梁山嘛。” 凯丰在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后一时思想上转不过弯来，委屈地辩解说：“主席，我是认真按照你的指示精神布置的。”毛泽东厉声批评说：什么我的精神。我的精神、中央的精神是批张国焘，你却不分青红皂白，一竿子横扫一大片。你还别出心裁跑到红军大学和四方面军中，去搞什么“究竟是毛泽东水平高，还是张国焘水平高”的讨论。张国焘过去在四方面军批我毛泽东，就没有批一个战士，可现在毛泽东批张国焘，居然连战士都一起批了!把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都推到了我们的对立面，这就不对了吗?凯丰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之后，毛泽东立即去看望被捆绑关押中的许世友等人，一句“许世友同志，你受委屈了。”，使得许世友跪地大哭，这样才化解了这场“危机”。之后，凯丰也就此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后来，在政治局召开的批判张国焘的会议上，仍由凯丰作主报告，并到抗大指导这场斗争。

　　(四)

　　1938年3月，凯丰被派往武汉中共长江局工作。当时在武汉的政治局委员有王明、周恩来、博古和凯丰。王明在12月政治局会议上取得一些人的支持后，野心更大，幻想有一天成为党的总书记，还企图把武汉搞成第二中央，有时，竟擅自以中央名义发表谈话。他的这些非法活动，遭到了周恩来和凯丰的一致反对。1938年4月2日，张国焘背着中央以祭黄帝陵为名离开延安，先是到了西安，后又到武汉。尽管党中央指示王明、周恩来、博古和凯丰一起，对张国焘做了耐心细致的批评和挽救工作。4月17日，张国焘最终以书面声明脱党，次日，中央就作出并公开了《关于开除张国焘的决定》。在这一重大政治事件的关键时刻，凯丰做了许多富有智慧的工作。 1938年4月10日，毛泽东领衔发起成立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尽管凯丰没有被列为发起人，但在拟定学校董事会名单时，毛泽东还是把他列了进来。凯丰关心和指导这所高等艺术学院的成长，为党培养了大批革命文艺人才。

　　1938年7月7日，为纪念抗战一周年，凯丰在《新华日报》发表《中国抗战一周年》的长文。后来，武汉危机，凯丰随长江局迁到重庆。1939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批准在重庆正式成立南方局，他与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等一起，领导华南、西南各省党的工作。经中央批准，凯丰还担任了南方局宣传部长，主抓宣传和党报工作，兼任《新华日报》社领导。在纪念“五·一”和抗战二周年时，他亲自著文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在纪念鲁迅逝世三周年，苏联十月革命22周年等重要集会上，凯丰也都出席并讲话。他还主持了中央青委在重庆召开的大后方青年工作会议。期间，尽管凯丰不在延安，没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但他仍被选为了政治局委员，担任新成立的中央宣传教育部副部长和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

　　1940年11月3日，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为了加强党的宣传工作，中央电示凯丰回延安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他主持并参与制订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如：《关于调整刊物问题的决定》、《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等，还参与了《解放日报》的创刊(1941年5月16日)、延安大学的筹建(1941年9月22日开学)等工作。1942年开始，在毛泽东和中央的领导下，指导全党的整风工作。4月3日，中宣部作出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又称“四三决定”)，对整风运动中的学习文件和检查工作，作了明确具体的指示，并规定了整风运动中的18个必读文件(后又增加4个文件)。这个决定，有力的指导了全党整风运动顺利进行。

　　1945年，党的七大在选举中央委员时，凯丰遇到了麻烦。代表们因为他在江西苏区时，积极参与推行王明、博古的“左”倾路线，尤其是在遵义会议上又公然反对毛泽东，拒绝投他的票。毛泽东出于对凯丰关心，让他在大会发言时，对过去所犯路线错误作个检查，以争取主动并取得代表们的谅解。尽管凯丰因病逐渐难以正常工作了，毛泽东也苦口婆心做了引导解释工作，但结果凯丰还是落选了。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凯丰为党做了大量积极而富有成效的工作，使得他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尽管工作中也犯有错误，但纵观他短暂一生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的努力，是功不可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