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明：静悄悄的二七大罢工100周年纪念日

　　二月七日是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100周年的纪念日。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中国革命史乃至国际共运史上一次著名的工人斗争，因“二七惨案”的发生，亦被后人称为“二七大罢工”。在惨案中，林祥谦、施洋等工人运动领袖惨遭军阀杀害。

　　对于一切寻求解放的中国劳动人民以及一切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而言，“二七大罢工”的历史意义和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否则毛主席也不会两度专门为武汉的二七烈士纪念碑题词。

　　【1956年2月，二七烈士纪念碑在武汉江岸破土动工，纪念碑筹委会决定请毛主席题写碑名。不久，毛主席就亲笔题写了“二七革命纪念碑”七个字，这与最初确定的“二七烈士纪念碑”略有不同。

　　毛主席最初将“烈士”写成了“革命”并非笔误，而是对二七斗争性质的高度认定。1939年2月，毛主席在延安举行的“二·七”纪念大会上讲道，“施洋同志的牺牲，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是最保护工人阶级利益的”。

　　1958年9月，毛主席视察武汉，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把题字的事当面向毛主席作了汇报。出于对二七烈士的敬重和对地方工作的支持(林祥谦、施洋等烈士均牺牲于武汉)，毛主席欣然同意重新为纪念碑题字。毛主席在离开武汉的船上抽空题写了“二七烈士纪念碑”，并附上了一封信，“敬挥数字，看可用否?谨向烈士们致以敬意。”

　　1958年底，二七烈士纪念碑落成，毛主席第二次题写的碑名“二七烈士纪念碑”七个大字就镌刻在碑身正面的汉白玉上。】

　　然而，笔者寻遍了主流官媒的新闻列表、公众号、微博……没有看到只言片语的纪念，更没有什么主流的纪念活动——这种情况虽然完全在意料之中，但笔者内心依然悲愤难止。

　　即便是毛主席亲笔题写报名的《工人日报》也没有丝毫表示，只在微博发了一则对劳动者的“早安问候”：

　　这段文字出自80年代冰心老人在中国女排首次夺冠之后，写给中国女排的一封信(《成功的花》)，主要意思是赞扬中国女排的奋斗精神。所以，工人日报微博这里的“早安问候”，显然是用冰心老人的诗劝打工人“奋斗”。在劳资冲突普遍存在的背景下，在这样一个日子里，劝“打工人”“奋斗”，多少又平添了一份讽刺……

　　不过，虽非原博主本意(于是精选了评论)，这段文字中的“牺牲的血雨”几个字，倒是能让人联想到百年前那场北至北京长辛店南至武汉江岸、绵延1200多公里铁路线、两万多工人参加的空前激烈的斗争。

　　毛主席曾经指出，“中国工人运动还是从长辛店铁路工厂开始的”。20世纪初，因为火车站和铁路机厂的修建，卢沟桥畔的长辛店成了新兴产业工人的聚集地。当年，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设置在这里。

　　1918年，毛主席和蔡和森等人在长沙创建新民学会、发起和组织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随后赴京筹备湖南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数次到长辛店，关心学员学习、生活、工作情况，并深入到工人中进行调查研究、传播革命火种。

　　1920年冬，李大钊派罗章龙、邓中夏等到长辛店筹办劳动补习学校，把一盘散沙的工人组织了起来，创造了知识分子与工人相结合、马克思主义走进工人的成功实践。次年春，工人夜校办到了京汉路、陇海路交汇的郑州。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在党的领导下，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并取得了局部的胜利。

　　1921年11月，陇海铁路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和京汉铁路工人的大力支持下，为反对资本家的压迫、剥削率先发动了全路大罢工，并取得了胜利;1922年8月，为支援长辛店工人反对工头压迫和争取工人权利的罢工斗争，郑州京汉路工人在党组织领导下举行了同盟罢工，并得到了许州、郾城、信阳等沿线地区工人以及陇海铁路工人的积极响应，显示了工人阶级团结的力量，也取得了各界群众及下级兵士的支持。

　　中国共产党人领导早期铁路工人斗争的这段历史，证明了两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一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1920年至1922年4月，直奉、直皖等各系军阀混战，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盘踞在京汉线上的军阀们以欺诈、胁迫等一系列卑劣的手段对京汉铁路工人进行残酷的人身压迫和经济剥削，工人们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二是斗争实践教育了工人，使他们进一步认识到“组织起来”是战胜敌人的力量所在!1922年，“八月罢工”的胜利，对彰德(今安阳)、新乡等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不到10天，彰德铁路工人俱乐部即由原来的72人发展到1000多人，由俱乐部改为工会;到1922年底，在河南境内的京汉、陇海两铁路上的主要城镇基本上都已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或有了党员在开展工作。

　　1923年1月5日，京汉铁路总工会第三次筹备会议在郑州召开，决定于2月1日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遂遭到军阀吴佩孚的暴力阻挠——京汉路的收入是吴佩孚军费的重要来源之一，又是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的动脉，于是，帝国主义就操纵军阀吴佩孚向工人举起了屠刀。

　　面对军阀的暴力威胁，共产党人和各地工人代表并没有丝毫的退缩。2月4日，总工会一声令下，全路开始了大罢工，并提出了五项条件;7日，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吴佩孚调动两万多军警在京汉铁路沿线镇压罢工工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在这场惨案中，京汉路各地工人牺牲52人、受伤300多人，被捕和被迫流亡的有1000多人。

　　二七大罢工虽败犹荣：

　　共产党人和已经觉醒起来的工人阶级，却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进一步唤醒了沉睡的国人，揭开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伪善面纱，使人民更加认识到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军阀是中国各族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必须与之斗争到底;

　　血的事实也告诉革命人民，在旧中国这样的一个落后农业国，要推翻反动派的统治，单靠工人阶级的孤军奋战是不行的，还必须发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阶级，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

　　二七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标志着近代中国工人阶级作为新兴社会力量首次登上中国历史舞台——换言之，没有这些革命先驱、工人领袖以及后来前赴后继的革命先烈的牺牲，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新中国，忘记了二七先烈等于忘本!忘记了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笔者认为，军阀吴佩孚的倒行逆施和林祥谦、施洋等烈士的牺牲，也给了我们这样几条启示：

　　1、在全球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之后，背离了共产主义的爱国主义并不具有先天的进步性。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有主流媒体和史学家打着拒绝脸谱化的幌子给军阀吴佩孚洗白，称吴佩孚“私德不错”，不出洋、不入租界、不置私产、不纳小妾，“是个有局限(制造二七惨案)的爱国者”……

　　不可否认，“不出洋、不居租界、不置私产”的吴佩孚，与他同时期的那些腰缠万贯、生活奢靡的军阀相比，的确是个异类，很早就重视舆论的吴佩孚也一直自我标榜“爱国”，但他爱的绝不是“工人阶级的国”、“劳动人民的国”。

　　五四运动时期，远在湖南的吴佩孚发通电支持五四运动，他的四大政治主张也有“保护劳工”一项，但这些都是他笼络人心的伪善做法，以至于中共二大宣言还认为吴佩孚“是一个较进步的军阀”。然而，吴佩孚仍旧在自己控制的地盘对工人阶级进行极端残酷的压迫，不肯对工人阶级作一丁点让步;一旦工人运动影响了他的财政收入，就立即大开杀戒。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军阀为了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保住地盘，要么依附于这个帝国主义、要么依附于那个帝国主义，吴佩孚也不例外。尽管他没有像张作霖那样依附于日本帝国主义(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时候，他还在宣讲抗日主张)，但吴佩孚私下同英美等西方列强进行的交易也并不少，以换取英美洋行在其制造武器方面的支持……

　　吴佩孚的所作所为，或许的确不是为了谋私产、谋小妾，但他谋的是政治野心和个人抱负。为了实现这个抱负，不断挑起内战、争夺地盘，使其治下倒毙于饥饿、疾病、战乱的国人不计其数;他一面标榜“保护劳工”，一面又从不把劳动人民当人看，只是把劳工当作充盈财政、实现个人抱负的工具和牛马。

　　晚年的吴佩孚为了东山再起，最终还是遮遮掩掩地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交易，对汪精卫的“和平救国”大加赞扬，这再次说明中国人民寻求解放的希望不可能寄托在吴佩孚这样的军阀身上，“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而反动剥削阶级“对内压迫必然对外投降”

　　吴佩孚式的“爱国”，在今天的舆论场仍然很有市场，这是吴佩孚在今天被洗白的大背景，是值得我们警醒的。

　　2、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

　　一篇洗白军阀的文章写道，“1920年代的中国，流传着一句话：“三个秀才携手合作，可以统一中国!”“三个秀才”，一个是当时的湖南省长、前清举人出身的赵恒惕，一个是当时的“广东王”、前清秀才出身的陈炯明，还有一个就是同为前清秀才出身的吴佩孚。

　　对于杀人不眨眼的赵恒惕、炮轰孙中山总统府的刽子手陈炯明，要洗白并不容易;于是他们将洗白的对象转向了“私德不错”的吴佩孚身上。

　　吴佩孚出身于山东的一个商人家庭，14岁父亲去世、家道中落，22岁参加科举考试中了秀才;晚清统治的速朽，让吴佩孚这样的旧式知识分子失去了上升通道，于是转而入伍，加入了淮军聂士成部，辗转成了北洋第三镇曹锟部下的一名管带，自此开启了他的军阀生涯。

　　如笔者上面所说，这样的知识分子或许不谋“利”，谋的却是“名”。在一个“万家墨面没蒿莱”的时代，吴佩孚对中国底层劳动人民的苦难没有丝毫的同情，没有“心事浩茫连广宇”，有的只是个人的政治野心和抱负的实现。

　　相较之下，且不说受李大钊同志指派，到长辛店与穷苦工人打成一片的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就说大律师施洋，他同样是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出身，原本有着颇丰的收入，行走于上层名流中间，却最终走上了与吴佩孚截然相反的道路。

　　施洋生于湖北一个书香世家，18岁时考入郧阳府立农业学堂学习蚕科;辛亥革命爆发后回乡后创办了国民学校和农务会，并分别担任校长和会长。

　　由于目睹了广大劳动人民所遭遇的苦难，同情广大劳动人民深受剥削压迫、毫无公平正义的悲惨境地，施洋毅然决定由学农转为学法，立志维护劳苦大众的切身利益，于1915年考入湖北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法律，1917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后在武汉从事律师职业。

　　那时的施洋，身穿缎子马褂、手拄文明拐杖，完全是一副豪绅阔佬的打扮。以至于1922年施洋入党之时，恽代英等同志还疑心他是一个爱出风头的政客。

　　其实，作为一名律师，施洋凭借自己的职业身份、社会地位以及不菲收入，完全可以过上丰衣足食、无忧无虑的生活，但是他并没有贪图安逸和享乐，而是一心专注保障劳工人权，为广大劳工伸张正义。不仅为劳工免费打官司，还把自己挣的钱全部无偿接济贫苦劳工、车马夫们，以至于他的妻子时常埋怨，“你一个有名的律师为啥还这么穷?”

　　五四运动爆发后，施洋不遗余力地支持学生运动、开展救援活动、组织并援助工人斗争。

　　1921年底，已经接受共产主义的施洋在湖北发起“驱王(湖北督军王占元)运动”，还专程跑到长沙，向搞过“驱张运动”的毛主席学习。当时尚未入党、还保留着侠客气息的施洋甚至拉着毛主席与辛亥革命元老孔庚一起义结金兰，结拜为异性兄弟。

　　1923年2月15日、农历的大年三十，共产党员、武汉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施洋惨遭杀害。被捕前，他告诉妻子，“作为一个革命者，如果不和反动统治阶级面对面打几个回合，反动统治是不会垮台的，革命事业也不会成功，斗争总是要流血的。这没有什么可怕。不过，这些人为什么流血，要一代一代地讲下去，让下一代都能继承烈士的遗志，争取革命最后胜利。”

　　1939年2月7日，毛主席在延安举行的“二七”纪念大会上，一上来就回忆起了只比自己大四岁的“盟兄”、曾与自己并肩战斗的施洋烈士：

　　“在多少年前的二月七日，出了一件杀工人的事，那时很多共产党员——我所认识的一个施洋同志，他是一个律师，专为工人利益辩护的，就是其中之一——被杀死了，许多工人被杀死了，杀人的头子是哪一个?就是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要他出来当汉奸的吴佩孚……”

　　施洋律师和军阀吴佩孚的例子充分说明，知识分子如果没有了对劳动人民最起码的“共情”能力，必然会沦为可耻的反动派或反动派的走狗。

　　3、林祥谦是打工人应当学习的楷模

　　样板戏《红灯记》的故事主人公李玉和就曾经参加过“二七大罢工”，李奶奶向小铁梅讲革命家史提到了这段历史：

　　李奶奶：那时候，军阀混战天下大乱呐。后来，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闹革命。民国12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在郑州成立了总工会。洋鬼子走狗吴佩孚硬不让成立。总工会一声号令，全路的工人都罢了工。江岸一万多工人都上大街游行呀。就在那天晚上，天也是这么黑，也是这么冷。我惦记着你爷爷，坐也坐不稳，睡也睡不着。在灯底下缝补衣裳。一会儿。忽听得有人敲门，他叫着“师娘，开门，您快开门”。我赶紧把门开开，啊，急急忙忙的走进一个人来。

　　铁　梅：谁呀?

　　李奶奶：就是你爹。

　　铁　梅：我爹?

　　李奶奶：嗯，就是你现在的爹，只见他浑身是伤。左手提着这盏号志灯。

　　日本宪兵队长鸠山邀请李玉和“赴宴”，就曾拿17年前在江岸的铁路医院给李玉和看过病的经历“套近乎”，李玉和则回答说：

　　“那个时候，你是日本的阔大夫(实则可能为间谍)，我是中国的穷工人，你我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

　　鸠山为了劝李玉和投降叛变，有一段非常经典的对话：

　　鸠　山：老朋友，我们所讲的，只不过是一种信仰。其实呢，最高的信仰，只用两个字便可包括。

　　李玉和：两个字?

　　鸠　山：对。

　　李玉和：两个什么字啊?

　　鸠　山：“为我”。

　　李玉和：哦，为你!

　　鸠　山：不，为自己。

　　李玉和：“为自己”?

　　鸠　山：对。老朋友，“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

　　李玉和：怎么?人不为己，还要天诛地灭?

　　鸠　山：这是做人的诀窍。我这里钞票大大的有，你会很快奔小康的，走上富裕之路的，美酒佳肴、美女统统的有……

　　李玉和：哎呀，鸠山先生，你这个诀窍对我来说，真好比：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

　　最终，严词拒绝了“为自己”的“最高信仰”的李玉和，为了亿万中国劳动人民的命运英勇就义。

　　林祥谦就是比艺术形象李玉和更加真实的英雄人物。

　　面对刽子手的威逼利诱，共产党员、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毅然决然地回答：“血可流，头可断，而工不能复!”林祥谦被砍七刀后壮烈牺牲，年仅31岁。1923年4月，毛主席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与工人代表开会时，专门介绍了林祥谦的事迹，说“林祥谦是个坚强的工人领袖，为了革命，牺牲了自己……”

　　如同那句“亲不亲，阶级分”，《红灯记》中有一句笔者非常喜欢的唱词，“穷不帮穷谁照应，两颗苦瓜一根藤。”林祥谦正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映照了这句话。

　　1892年10月19日，林祥谦生于福建一个造船厂锅炉工的家里;14岁进入马尾造船厂当学徒工、学习钳工技术。在造船厂里，林祥谦性格耿直，多次与工头发生冲突，并且敢于为工友打抱不平，因而被工头怀恨在心迟迟不能转正。

　　随着洋务运动走向失败，马尾造船厂日益破败，大批船厂失业工人拖家带口，千里迢迢地来到汉口谋生，其中就有林祥谦。

　　尽管远离家乡，林祥谦却以自己的品格和能力，因为常为工友打抱不平而在江岸工人中较高的声望，成为福建帮口首领。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指出，所谓帮口，是一种会馆式的组织，是下层社会群体“互相帮助寻找工作和别帮人争夺工作的组织……这不仅是一种什么地方主义，而且是极残酷的苦力生活的反映，一种特殊的斗争方式。”单个工人是无法抗拒来自资本家及其他方面的压迫和排挤的，因而工人的联合与互助就成为自发的需求，帮口这种富有强烈地域特征的工人结社就很自然地成为近代中国工人的互助团体形式。

　　1921年12月，随着中共早期工人工作的开展，林祥谦很快就接受了共产主义理论，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迅速把江岸工人俱乐部建立起来了。工人俱乐部成立后举办工人业余夜校，组织工人学文化、学政治，同厂方进行交涉和斗争，取得了一定成果，影响越来越大，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工人加入。林祥谦也在艰苦的工作和激烈的斗争中，迅速成长为一名坚定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

　　1922年夏天，林祥谦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江岸工人俱乐部易名为江岸京汉铁路工会，斗争性强、办事公道的林祥谦当选为江岸分工会委员长;1923年2月7日深夜，在领导工人罢工的过程中，血洒江岸、英勇就义……

　　这样的林祥谦同样断然拒绝了千百年来剥削阶级灌输的“为自己”的“最高信仰”，选择了舍己为人、舍身取义;而市场经济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却已经将这个早已被新中国扫进历史垃圾堆的“最高信仰”重新打包了回来，正在培养一个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给打工人灌输进了“奋斗成功学”的迷魂汤，让打工人陷入单打独斗的困境、甚至自相残杀(内卷)。

　　在这样的情况下，林祥谦的事迹是应该被今天的打工人广泛知晓的，这也是二七大罢工不该被遗忘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