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态度
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态度
我在这一章里所谈的资产阶级，也包括所谓的贵族阶级在内，因为说它是贵族阶级，说它享有特权，这只是对资产阶级而言，并不是对无产阶级而言。无产者把它们二者都只看做有产阶级，即资产者。在财产特权面前，其他一切特权都算不了什么。区别仅在于本来意义上的资产者是和工业无产者、部分地和矿业无产者打交道的，作为租地农场主的资产者也和农业短工打交道，而所谓贵族只是和一部分矿业无产者以及农业无产者有关系。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阶级像英国资产阶级那样堕落，那样自私自利到不可救药的地步，那样内部腐败，那样无力再前进一步。在这里我指的首先是本来意义上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反对谷物法的自由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不知道有别的痛苦①。在这种贪得无厌和利欲熏心的情况下，人的任何观点都不可能不受到污染。当然，这些英国资产者都是很好的丈夫和家庭成员，他们在其他方面也都具有各种各样的所谓个人美德，在日常交往中， 也和其他一切资产者一样，是可敬的和体面的;甚至在商业方面，他们也比德国人好打交道，他们不像我们那些会打小算盘的人那样挑剔和讨价还价，但是这又有什么用呢?归根到底，唯一的决定性的因素还是个人的利益，特别是赚钱。有一次我和这样一个资产者在曼彻斯特街上走，和他谈到工人区的恶劣的不符合卫生要求的建筑形式，谈到这些地区的可怕的状况，我说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建筑得如此糟糕的城市。他静静地听完这一切，在走到拐角和我告别的时候，他说：“and yet,there is a great dealof moneymadehere(但是在这里到底可以赚很多钱)。再见，先生!”英国资产者对自己的工人是否挨饿，是毫不在乎的，只要他自己能赚钱就行。一切生活关系都以能否赚钱来衡量，凡是不赚钱的都是蠢事，都是不切实际的，都是幻想。所以国民经济学这门关于赚钱的科学就成为这些唯利是图者所喜爱的科学。他们每个人都是国民经济学家。厂主对工人的关系不是人和人的关系，而是纯粹的经济关系。厂主是“资本”,工人是“劳动”。当工人不愿意让别人把自己当做这样一种抽象的东西的时候，当他断言自己不是“劳动”而是人(这个人的确除了其他特性，也还具有劳动的特性)的时候，当他认为自己决不能被当做“劳动”、当做商品在市场上买卖的时候，资产者就想不通了。他不能理解，他和工人之间除了买卖关系还有别的关系;他不把工人看做人，而是看做“手”(hands),他经常这样当面称呼工人;正如卡莱尔所说的，除了现金交易，资产者不承认人和人之间还有其他任何联系。甚至他和自己妻子之间的联系99%也只是“现金交易”。由于资产阶级的统治，金钱使资产者所处的那种可怜的奴隶状态甚至在语言上都留下了痕迹。金钱确定人的价值：这个人值一万英镑(he is worth ten thousand pounds),就是说，他拥有这样一笔钱。谁有钱，谁就“值得尊敬”,就属于“上等人”(thebettersortofpeople),就“有势力”(influential),而他所做的，在他那个圈子里就是举足轻重的。牟利精神渗透了全部语言，一切关系都用商业术语、经济范畴来表现。需求和供应，需要和提供，supplyanddemand,这就是英国人用来判断整个人生的逻辑公式。因此，在各个方面都是自由竞争，因此，自由放任176的制度支配着行政、医疗、教育，或许不久在宗教方面也会这样，因为国教会的统治已日趋崩溃。自由竞争不能忍受任何限制，不能忍受任何国家监督，整个国家对自由竞争是一种累赘，对自由竞争来说，最好是处在一个完全没有国家制度的状态，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剥削他人，比如说，就像在朋友施蒂纳的“联合会”里那样。但是，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无产阶级同样是必不可少的;资产阶级即使为了使无产阶级就范，也不能不要国家，所以他们就利用国家来对付无产阶级，同时尽量使国家离自己远些。
①卡莱尔在他的《过去和现在》(1843年伦敦版)一书中绝妙地描述了英国资产阶级及其令人作呕的贪欲;该书的一部分我已经译出，刊登在《德法年鉴》上，请读者参阅175。
但是，千万不要以为“有教养的”英国人会公开承认这种自私自利。相反，他们用最卑鄙的伪善把它遮盖起来。怎么,难道英国的富人不关心穷人?他们不是已经创办了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的慈善机关吗?是的，慈善机关!你们吸干了无产者最后一滴血，然后再对他们虚伪地施以小恩小惠，以使自己感到满足，并在世人面前摆出一副人类大慈善家的姿态，而你们归还给被剥削者的只是他们应得的百分之一，似乎这样做就是造福于无产者!这种善行使施者比受者更加人格扫地;这种善行使得被蹂躏的人受到更大的欺凌，它要求那些失去人的尊严、受到社会排挤的贱民放弃他最后的一点东西，放弃对人的尊严的要求;这种善行在大发慈悲用施舍物给不幸的人打上被唾弃的烙印以前，还要不幸的人去乞求它的恩赐!但是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让我们听听英国资产阶级自己所说的吧。不到一年以前，我在《曼彻斯特卫报》上读到一封给编辑的信，编辑把这封信作为完全自然的、合乎情理的东西，不加任何评语刊登出来。下面就是这封信：
编辑先生：
近来在我们的城市的大街上出现了大批乞丐，他们企图用他们那褴褛的衣衫和生病的样子，或者用令人作呕的未愈合的伤口和残废的肢体，以常常是极端无耻和令人讨厌的方式来唤起过路人的同情。我认为，一个不仅已经缴过济贫税而且还给慈善机关捐过不少钱的人，应该说已经有充分的权利要求不再碰到这种不愉快的和无耻的打扰。如果城市警察连保证我们安安静静地在城里来往都做不到，那我们为什么要付出那样多的捐税来供养他们呢?我希望这封信在你们拥有广大读者的报纸上发表以后，能促使当局设法消除这种恶劣现象(nuisance)。
永远忠实于您的 一位太太
果不其然!英国资产阶级行善就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不会白白地施舍，他们把自己的施舍看做一笔买卖，他们和穷人做买卖，他们说：我为慈善事业花了这么多钱，我就买得了不再受你们打扰的权利，而你们就得待在自己的阴暗的洞穴里，不要公开暴露你们的那副穷相来刺激我的脆弱的神经!你们完全可以悲观失望，但是要做得让人觉察不到，这就是我提出的条件，这就是我捐给医院20英镑所换取的东西!啊，这就是一个基督徒资产者的可耻的善行!“一位太太”就是这样写的!是的，一位太太!她这样署名是很恰当的。幸亏她没有足够的勇气称自己为一个女人!既然“太太们”是这个样子，那么“老爷们”又该怎样呢?——人们会说，这只是个别情形。不，上面这封信正好表达了英国资产阶级中绝大多数人的观点，否则编辑也不会把它刊登出来，即使登出来也会引起某种异议，而在以后几天的报纸中我没有找到这种异议。至于这些慈善行为的效果，帕金森教士就亲口说过，穷人从他们的穷弟兄那里得到的帮助，比从资产阶级那里得到的要多得多。正直的无产者深知饥饿的滋味，对他们来说，虽然从自己少得可怜的食品中拿出一部分是一种牺牲，但他们还是乐于助人。他们这种援助的意义是与穷奢极欲的资产者扔出来的施舍迥然不同的。
在其他方面，资产阶级也装出一副无限慈悲的样子，——但只是在他们自己的利益需要这样做的时候才如此。在他们的政治学和国民经济学中就体现了这一点。五年来资产阶级一直在竭力向工人表明，他们只是为了无产者的利益才希望废除谷物法53。但事情的真相却是这样：谷物法使英国的粮食价格保持在高于其他国家的水平上，因而抬高了工资，使厂主难以和其他粮价较低因而工资也较低的国家竞争。如果废除了谷物法，粮价就会下跌，工资就会接近于欧洲其他文明国家的水平。这一切分明都是从上述的调整工资的原则中产生的。这样就会更便于厂主竞争，对英国商品的需求就会增加，从而对工人的需求也会增加。由于这种需求的增加，固然工资也会重新稍稍提高一点，失业工人也会找到工作，但是这能维持多久呢?英国的特别是爱尔兰的“过剩人口”是足够满足英国工业对工人的需要的，即使它的规模扩大一倍;从废除谷物法得到的一点点好处过几年就会重新消失，新的危机会跟着到来，我们又会回到以前的状态，因为对工业的第一个刺激也会加速人口的增长。这一切无产者都看得很清楚，并且对资产者直截了当地说过好多次了。但是，这些厂主们只看到废除谷物法给他们带来的直接利益，由于目光短浅，他们不懂得，从这种 措施得来的利益对他们来说也是不会长久的，因为厂主彼此之间的竞争很快就会把他们每个人的利润降低到以前的水平。而他们直到现在还向工人大吹大擂地说，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工人;只是为了千百万挨饿的人，自由党的阔佬们才把成百成千的英镑投到反谷物法同盟37的金库里去。但是谁都知道，他们不过是想抛出香肠换回火腿，他们打算在谷物法废除后的最初几年内就能十倍百倍地赚回来。但是工人不再上资产阶级的当了，特别是在1842年的起义以后。谁说自己关心工人的幸福，工人就要求他表示赞成人民宪章，以此作为他的诚意的试金石。因此，工人反对一切不相干的人的帮助，因为在宪章里他们只要求自己帮助自己的权力。谁不同意这样，工人便有充分的理由向他宣战，无论他是公开的敌人，还是伪装的朋友。——此外，为了争取工人，反谷物法同盟采用了最卑鄙的谎言和诡计。它企图使工人相信，劳动的价格和粮食的价格成反比，粮价低，工资就高，反过来也是一样。它企图用最荒唐的论据来证明这个论断;而这个论断本身比出自经济学家之口的任何其他主张都更加荒唐。当这一切都无济于事的时候，他们就向工人许诺，劳动市场需求的增加，会带来最大的幸福。他们甚至无耻地抬着两个面包模型在街上走，在大的一个上写着：8便士一个的美国面包，工资一天4先令，而在另一个小 得多的上面写着：8便士一个的英国面包，工资一天2先令。但是工人并没有上当，他们对自己的雇主认识得太清楚了。
要彻底认清这些漂亮诺言的虚伪性，只要看一下实践就够了。上面我们已经看到，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如何千方百计地剥削无产阶级。但是，我们以前看到的只是各个资产者如何自行其是地虐待工人的情形。现在我们来看看资产阶级如何作为政党、甚至作为国 家政权来反对无产阶级的种种情况。整个立法首先就是为了保护有产者反对无产者，这是显而易见的。只是因为有了无产者，所以才必须有法律。这一点虽然只是在少数法律条文里直接表现出来，例如取缔漂泊流浪和露宿街头行为的法律就宣布无产阶级本身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但是，敌视无产阶级却是法律的重要基础，因此法官，特别是本身就是资产者并且是和无产阶级接触最多的治安法官，立刻就会看出法律本身所包含的这种意图。如果富人被传唤，或者更确切些说，被请到法庭上来，法官便会为打搅了这位富人而向他深致歉意，并且尽力使案件变得对他有利;如果不得不给他判罪，那么法官又要为此表示极大的歉意，如此等等，判决的结果是让他交一笔微不足道的罚款，于是资产者轻蔑地把钱往桌上一扔，就扬长而去。但是，如果是一个穷鬼被传唤到治安法官那里去，那么他几乎总是被带到拘留所，和其他许多这样的人一起过一夜，他一开始就被看做罪犯，受人叱骂，他的辩护被一声轻蔑的“啊，我们懂得这些借口”制止，最后被处以罚款，他付不出这一笔钱，于是只好在监狱里做一个月或几个月的苦役来抵罪。即使不能给他加上任何罪名，他还是会被当做流氓和流浪汉(arogueandavagabond——这两个词几乎总是连在一起用)送去做苦役。治安法官的偏袒行为，特别在乡间，实在是任何人都无法想象的，而且这种行为已司空见惯，以致所有不是过分耸人听闻的事件都被报纸毫不在乎地而且不加评论地刊登出来。也不可能指望有别的做法。一方面，这些“道勃雷”只是按照法律的原意来解释法律，另一方面，他们本身就是资产者，他们首先认为本阶级的利益是一切真正的秩序的主要基础。和治安法官一样，警察也是这样做的。资产者无论做什么,警察对他总是客客气气，并且严格地依法办事，但是对无产者却粗暴而又残酷;贫穷本身就已经使无产者受到犯有各种罪行的怀疑，同时也剥夺了他对付当局专横行为的法律手段。因此，对无产者来说，法律的保护作用是不存在的，警察可以直接闯进他家里，逮捕他，粗暴地对待他。只是在工人协会聘请了辩护人，例如煤矿工人聘请了罗伯茨以后，大家才知道，法律的保护作用对无产者说来是多么微小，无产者经常不得不肩负法律的全部重担，而享受不到法律的一点好处。
为了加紧奴役无产阶级，至今有产阶级还在议会里同那些尚未完全沉溺于利己主义的议员的较善良的情感进行斗争。公地一块接一块被掠夺并且被改成耕地，这固然会提高农业生产，但是使无产阶级受到很大的损失。在有公地的地方，穷人可以在那里放驴、放猪或放几只鹅，孩子们和年轻人也可以有一个玩耍和嬉戏的地方。现在这种事情越来越少了，穷人的收入减少了，年轻人失掉了游玩的地方，只好上小酒馆去。议会每一会期都要通过一系列开垦公地的文件。1844年的议会会议上政府曾决定要那些垄断一切交通的铁路公司把车费降低到适合工人状况的程度(降到一便士一英里，约合五银格罗申一德里),使他们也能乘火车旅行，并为此建议各铁路线上每天开一班这样的三等列车，这时，“可敬的教父”伦敦主教却建议把星期日，即把在业工人通常可以旅行的唯一的一天作为例外;这样一来，星期日就只许富人旅行，不许穷人旅行了。但这个建议太直接，太露骨，以致无法通过，遭到否决。可是采取隐蔽方式侵犯无产阶级的行为太多了，就是在一次议会会期所发生的，我也不可能一一列举出来。我只举出1844年那次会议上所发生的一件事情。一个不出名的议员迈尔斯先生提出了一个调整主仆关系的法案，这个法案看来完全是无可非议的。政府赞同这一法案，而且把它提交给一个委员会。那时北部发生了煤矿工人的罢工，罗伯茨正带着他那些被宣判无罪的工人胜利地走遍英国。后来这个法案由委员会交回来，但里面加了几项专横到极点的条文，特别是这样一条：凡口头或书面同意替雇主做某种工作(即使是临时工作)的工人，如果拒绝工作或者有其他不良行为(misbehaviour),雇主有权把他送到任何一个(any)治安法官那里去;法官根据雇主或他的代理人和监工的誓言——即原告的誓言——可以判处工人两个月以下的监禁或劳役。这一法案在工人中激起了无比的愤怒，特别是因为这时议会正在讨论十小时工作日法案，而各地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鼓动。工人们开了几百次会，给无产阶级在伦敦议会里的辩护人托马斯·邓库姆送去了几百份请愿书。除“青年英国”177的代表费伦德外，邓库姆是唯一的有力的反对者。当其他的激进派看到人民反对这个法案的时候，他们便开始一个跟一个地悄悄向邓库姆靠拢，连自由资产阶级面对工人的激愤也没有勇气表示赞成这个法案，在人民面前，根本没有一个人特别热衷于支持这个法案，于是这个法案便彻底破产了。
而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最公开的宣战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30和由此产生的新济贫法。关于马尔萨斯的理论我们已经谈过好几次。现在我们来简略地重述一下这一理论的主要结论：地球上永远有过 剩人口，所以永远充满着匮乏、贫困、穷苦和不道德;世界上的人数过多，从而分为不同的阶级，这是人类的宿命，是人类的永恒的命运，这些阶级中有的比较富裕、受过教育、有道德，而另一些阶级则比较穷苦、贫困、愚昧和不道德。由此就得出下面这个实践上的结论(而且这 个结论是马尔萨斯本人得出的):慈善事业和济贫金实际上是毫无意 义的，因为它们只会维持过剩人口的存在，并鼓励他们繁殖，而其余的人的工资由于他们的竞争而降低。济贫机构给穷人工作同样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既然只有一定数量的劳动产品能够得到消费，一个失业的工人找到了工作，就必然要使另一个现在有工作的工人失业，所以济贫机构经营的事业是在损害私人产业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问题不在于去养活过剩人口，而在于采用某种办法尽可能限制过剩人口。马尔萨斯干脆宣布，以往公认的每个生在世界上的人都有权获得生活资料的说法是完全荒谬的。他引用了一个诗人的话：穷人来赴大自然的宴会，但是找不到空着的餐具。马尔萨斯补充说，于是大自然就命令他滚蛋(she bids him to be gone),“因为他在出生前没有先问一下社会是否愿意接纳他”①。这一理论现在已成为英国一切真正的资产者心爱的理论，这是完全自然的，因为这种理论对他们来说是最舒适的卧榻，而且对现存关系来说有许多方面是适合的。既然问题不在于利用“过剩人口”,不在于把“过剩人口”变为有用的人口，而只在于用尽可能简便的方法使这些人饿死，同时阻止他们生出过多的孩子，那么事情自然就很简单了。不过要有一个条件：必须使过剩人口承认自己是多余的，并且心甘情愿饿死。但是，尽管仁慈的资产阶级已经费尽心机，使工人们相信这一点，然而目前还没有成功的希望。相反，无产者坚决相信，他们有勤劳的双手，他们正是必不可少的人，而无所事事的有钱的资本家先生们，才真正是多余的。
①托·罗·马尔萨斯《人口原理》1826年伦敦第6版。——编者注
但是，政权还在富人手里，所以无产者只得听凭法律宣布他们是真正多余的，即使他们自己不愿意承认这一点。这从新济贫法中就可以看出。以1601年(伊丽莎白女王四十三年)法案为基础的旧济贫法178还天真地以照顾穷人的生活是教区的责任这样的原则为出发点。谁没有工作，谁就得到救济，久而久之，穷人就十分自然地认为教区有责任不让他们饿死。他们把每周的救济当做权利来要求，而不是当做恩惠，这对资产阶级来说终究是非常令人不快的。1833年，当资产阶级通过选举法改革法案取得政权，而农业区的贫困又达到顶点的时候，他们就立刻着手以自己的观点来修改济贫法。他们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济贫法实施机构的工作，这个委员会揭露了许多滥用救济的事实。人们发现，农业区的整个工人阶级都变成了贫民，他们全部或部分地靠济贫金过活，因为穷人在工资低的时候从济贫金中得到补助;人们发现，这个制度养活了失业工人，帮助了工资低和孩子多的人，使私生子的父亲能够抚养自己的孩子，并承认穷人是完全需要保护的;人们发现，这个制度使国家破产，
“它阻碍工业发展，鼓励轻率结婚，刺激人口增长，抵消人口增长对工资的影响，这个制度是一种全国性的制度，它使勤劳而诚实的人沮丧，使懒惰、放荡 和轻浮的人受到保护;它破坏家庭的纽带，不断阻碍资本的积累，使现存的资本瓦解，并使纳税人破产;此外，它给私生子的抚育费无疑是在为私生子发奖金”(摘自济贫法委员会委员的报告)①
这一段对旧济贫法的作用的描述大体上是正确的;救济金鼓励懒惰，促进“过剩”人口的增长。在当前的社会关系下，穷人自然不得不成为自私自利的人，如果工作或不工作生活状况都一样，那么他在二者之中当然要选择后者。但是，从这里只能得出结论说，当前的社会关系是糟糕透顶的;而不能得出像马尔萨斯派的委员们那样的结论，认为应当根据惩戒理论，把贫穷当做犯罪来对待。
①《济贫法委员会委员所获得的情报资料摘要》1833年伦敦官方版。
但是这些聪明的马尔萨斯信徒们却那样坚定地相信自己的理论是正确无误的，以致毫不犹豫地把穷人放到他们的意见的普罗克拉斯提斯的床上去，按照这种意见极其残酷地对待穷人。他们和马尔萨斯及其他拥护自由竞争的人们都深信，最好是让每个人自己管自己，彻底实行自由放任176的原则，他们最希望把济贫法全部废除。但是，由于他们没有足够的胆量和权威来这样做，他们就提出一个尽可能符合马尔萨斯观点的济贫法。这个法律比简单地应用自由放任的原则还要残忍，因为这个原则只是消极地起作用，而济贫法则是积极地起作用。我们已经看到，马尔萨斯把贫穷，更确切地说，把失业称为过剩，宜布这是犯罪，社会应当用饿死来惩罚这种犯罪。诚然，委员们还没有野蛮到这种程度，让人活活地饿死甚至在济贫法委员会的委员看来也有点太可怕了。他们说，好吧，你们穷人有生存的权利，但是也仅仅是生存的权利;然而你们没有繁殖的权利，也没有像人一样生存的权利。你们是国家的祸害，即使我们不能像消灭其他任何祸害一样立刻把你们消灭掉，你们自己也应当感觉到自己是祸害，至少必须把你们控制起来，使你们不可能直接生产出其他“多余的人”,也不可能通过引诱他人走上懒惰和失业之路而间接生产出“多余的人”。你们可以活着，但是，你们活着只是为了对所有那些也有可能成为多余者的人起警示作用。
于是他们提出了新的济贫法，这个法律在1834年由议会通过，直到今天还有效。一切现金或生活资料的救济都取消了;只保留一种救济方式，即把穷人收容到已经在各处迅速建立起来的习艺所170里去。这种习艺所(workhouses),或者如人民所称呼的“济贫法巴士底狱”(poor-lawbastiles)的设施，足以吓退每一个还有一点希望可以不靠这种社会慈善事业过活的人。为了使穷人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去请求救济，为了使他在决定请求救济以前自己先尽到最大的努力，马尔萨斯的信徒挖空心思把习艺所变成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居留地。那里的伙食比最穷的就业的工人吃的还要差，而工作却更繁重;否则工人会情愿住习艺所，而不愿在外面过那种可怜的生活。住习艺所的人很少见到肉，特别是鲜肉;吃的多半是土豆、最差的面包和燕麦粥，很少有啤酒，或者根本没有。甚至监狱里一般的伙食也比这里好，因此，住习艺所的人为了能够进监狱，常常故意犯一点罪。实际上习艺所也就是监狱。不做完分内的工作不能吃饭;想外出须事先请假，准与不准要看他的表现或者监管人对他的意见;抽烟是禁止的;也不准接受所外亲戚朋友馈送的东西。这些穷人穿着习艺所的制服，完全听从监管人的摆布。为了使他们的劳动不致同私人产业竞争，分配给他们的工作多半是几乎没有用处的;男人砸石子，并要砸出“一个身强力壮的男人紧张地工作一天所能砸出的那样多”;女人、小孩和老头拆旧船索，这种工作有什么微不足道的用处，我已经忘记了。为了使“多余的人”不能繁殖，为了使“道德败坏的”父母不致影响自己的孩子，家庭被拆散了，丈夫、妻子、孩子分别被安置在各幢房子里。他们只有在一定的时间才能见面，次数很少，而且只有当督察人员认为他们很规矩的时候才被允许见面。为了使这些巴士底狱中的贫穷传染病完全和外界隔绝，住在里面的人只有得到督察人员的许可才能在会客室里会客，总之，只有在督察人员的监视或许可下才能和外面的人接触。
无论如何，食物应当是卫生的，待遇应当是人道的。但是，法律的精神太明确了，要实现这种要求是根本不可能的。济贫法委员会的委员们和整个英国资产阶级如果认为可以实行原则而避免后果，那就错了。新的法律条文规定的待遇是和整个法律精神相抵触的。既然法律在实质上是把穷人当做犯人，把习艺所当做惩治犯人的监狱，把住习艺所的人当做不受法律保护的、丧失人类尊严的、讨厌的、令人憎恶的对象，那么,任何与此相反的命令都无济于事。实际上人们并不是按照法律条文而是按照法律精神来对付穷人的。这里举几个例子。
1843年夏天，在格林尼治的习艺所里，一个五岁的男孩被罚三夜关在停尸房中，他只好睡在棺材盖上。——在赫恩的习艺所里，一个小女孩因为夜里尿床也受到同样的惩罚。这种惩罚方法显然是经常采用的。这个习艺所位于肯特的一个最美丽的地区，但是有一个特点，这里所有的窗子都向院内开，直到不久前才开了两个向外的窗子，使住习艺所的人可以看一下外面的世界。有一个记者在《彩色杂志》上描述了这件事，他的文章是用下面的话结束的：
“如果上帝惩罚人的罪过，就像人们惩罚人的贫穷一样，那么,亚当的子孙们该是多么可怜呵!”
1843年11月，莱斯特有一个人刚从考文垂习艺所放出来两天就死了。这个习艺所对待穷人的详细情况令人气愤。这个人叫乔治·罗布森，他的肩部受了伤，但根本没有得到治疗。他被派去压抽水机，只能用那只健康的胳膊来工作。他吃的是习艺所的普通伙食，由于伤口得不到护理而引起身体虚弱，所以他消化不了这种食物。自然，他一天天地衰弱下去，但是他越诉苦，受到的待遇就越残酷。罗布森的妻子也住在习艺所，她想把自己的一点啤酒拿给丈夫，竟挨了一顿骂，并且被迫当着女看管的面把它喝光。罗布森病了，但是就在这时也没有对他好一点。最后，根据他的请求，他和妻子在辱骂声中一起被放出来。两天后，罗布森就在莱斯特死去，据验尸的医生说，他是因伤口未得到护理和身体衰弱无法消化食物而致死的。当他离开习艺所的时候，别人才交给他几封附有汇款的信，这些信已在习艺所压了六个星期，并且按照习艺所的规矩，已被监管人拆开过了!——在伯明翰习艺所发生了非常可耻的事件，当局最终在1843年12月派了一个官员去调查这件事。他查明，有四个流浪者(我们在上面已经解释过这个名词)①被剥光了衣服关在楼梯下面的禁闭室(blackhole)里;他们在这里已经被拘留了八到十天，他们常常挨饿，每天在中午以前吃不到一点东西，而且当时是最寒冷的季节。有一个小男孩在这个习艺所被关过各种各样的禁闭，先是被关在一间又潮湿又狭小的拱形的储藏室里，后来有两次被关在禁闭室里，第二次被关了三天三夜;以后又在更糟糕的旧禁闭室里关了同样长的时间，最后被送到流浪者禁闭室去，这是一个放着木板床的、又脏又臭又狭小的洞穴，这位官员去调查的时候，还发现两个穿得破破烂烂、冻得缩成一团的男孩，他们关在那里已经有四天了。在禁闭室里常常被塞进七个流浪者，而在流浪者禁闭室里则往往塞进20人之多。女人也经常因不愿上教堂而被关在禁闭室里。有一个女人甚至在流浪者禁闭室中被关了四天，天晓得她在那里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人，而这一切都是在她生病吃药的时候发生的!还有一个女人虽然神志完全清醒，却受到了送进疯人院的惩罚。——1844年1月在萨福克郡的拜克顿习艺所也进行了一次这样的调查，发现一个痴呆女人在这里当看护，她对待病人的手段极其荒唐;为了使女看护们免去夜里值班的辛劳，她竟用绳子把那些常常在夜里不安静或者起床的病人捆在床上;有一个病人就是这样捆着死掉的。在伦敦的圣潘克拉斯的缝制廉价衬衣的习艺所里，一个患癫痫病的男人在发病的时候闷死在床上，谁也没有去搭救他。在这个习艺所里，一张床上睡四到六个有时甚至八个孩子。——在伦敦的邵尔底治习艺所， 一个男人和一个发高烧的病人挤在一张床上睡了一夜，而且床上还爬满了虫子。——在伦敦的贝斯纳尔格林习艺所， 一个怀孕六个月的妇女和她的不满两岁的孩子从1844年2月28日到3月20日一直被锁在会客室里，而不允许她们住进习艺所，这间会客室里既没有床，也没有地方大小便。她的丈夫被带进了习艺所，当他请求把他的妻子放出来时，习艺所竟认为他行为鲁莽而把他关了24小时禁闭，只给他一点水和面包。 ——1844年9月，在温莎附近的斯劳习艺所有一个人快要死了，病人的妻子到那里去探望，她在夜里12点到达目的地后，急忙赶 到了习艺所，但是不让她进去。直到第二天早上她才被允许和自己的 丈夫见面，那也只有半小时时间，而且还有女看管在场;以后几次会 面这个女看管也都在场，半小时一到就催她走。 ——在兰开夏郡的米德尔顿习艺所， 一间屋子睡12个人，有时甚至睡18个人，男女都有。这个机构不受新济贫法约束，而受以前的特别济贫法(吉伯特法)约 束。监管人在这个习艺所里私人开设了一个啤酒厂。 ——1844年7月31日，在斯托克波特有一个72岁的老头被人从习艺所拖到治安法官那里去，原因是他拒绝砸石子，说自己年纪太大，膝盖弯不过来，干不了这种工作。他请求给他安排一种适合他体力的工作，但是白费口舌，他被判处两个星期的苦役。——1844年2月，在巴斯弗德习艺所，一个检查官发现住在那里的人的床单已有13个星期没有换，衬衣有四个星期没有换，袜子有两个月到10个月没有换，因而45个男孩子中只有三个还穿着袜子，所有的人的衬衣都是破破烂烂的。床上爬满了虫子，食具在尿桶中洗涤。——伦敦西区的习艺所有一个患梅毒的看门人，他把病传染给了四个女孩子，但是并没有被开除。另一个看 门人从一间屋子里带出一个聋哑女孩，把她藏在自己的床上和她睡了四天，也没有被开除。
对待活人是这样，对待死人也是如此。穷人死了就像埋死牲畜一样草草了事。在伦敦，圣布莱德穷人公墓是一块光秃秃的泥泞地，它从查理二世以来就被用做墓地，里面堆满了白骨。每星期三，把死 掉的穷人扔到一个14英尺深的坑里，神父匆忙地祈祷，人们在坑上松松地盖上一层土，以便下星期三重新挖开，直到尸体填满不能再往里扔的时候为止。从这里散发的尸体腐烂的臭味把附近的整个地区 都污染了。——在曼彻斯特，穷人公墓位于艾尔克河畔，和旧城相对;这也是一个高低不平的荒凉的地方。大约两年以前一条新修的铁路经过这里。假如这是有身份的人的墓地，那么,资产阶级和牧师们会 怎样对这种亵渎行为大嚷大叫啊!但这是穷人公墓，是穷人和多余的人安息的地方，所以人们就毫不介意了。人们甚至不肯费点力气把没有完全烂掉的尸体移到墓地的另一边去。哪里修路方便，就把那里的 坟挖开，木桩打入新坟，充满了腐败物的水从烂泥中冒出来，使附近 一带弥漫着令人作呕的和非常有害的臭气。当时这里发生的可恶的粗暴行为，我不准备详细描述了。
穷人们拒绝在这样的条件下接受社会救济，他们宁愿饿死也不愿到这些巴士底狱去，这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我看到过五份关于真正饿死人的材料，在他们死去的前几天，济贫机构除了让他们进习艺所外，不给任何救济，而他们宁愿挨饿，也不愿到这个地狱里去。从这方面来说，济贫法委员会的委员们完全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同时，习艺所的建立比执政党的任何措施都更加激起了工人阶级对有产阶级的仇恨，而大部分有产者则因新济贫法而欣喜若狂。从纽卡斯尔到多佛尔，这个新法律引起了工人们一致的愤怒的呼声。资产阶级在这个法律中十分清楚地表明了他们是怎样理解自己对无产阶级的义务的，这一点连最愚蠢的人也看得很明白。过去从来没有人这样直截了当，这样露骨地宣称，没有财产的人活在世上只是为了供有产者剥削，当有产者不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应当饿死。正因为如此，新济贫法也大大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发展，特别是促进了宪章运动的扩展;因为这个法律在农村中应用得最广，所以它将有利于农村地区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
我再补充一点，爱尔兰从1838年起也有一个类似的济贫法，它为8万贫民设立了同样的收容所。在那里，这个法律也同样激起了人们的憎恨，假如它在爱尔兰能够产生像在英格兰那样的重大影响，它将会引起更强烈的憎恨。但是，在一个拥有250万无产者的国家里有8万无产者受到恶劣的待遇，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苏格兰除了某些地方，根本没有济贫法。
我希望在描述过新济贫法及其后果以后，大家不会认为我对英国资产阶级的批评过于苛刻。在这个社会措施中，英国资产阶级是作为一个整体，作为政权出现的，在这里他们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真实愿望，表明了他们对无产阶级采取的那些卑鄙的、从表面上看似乎只
能归咎于个别人的行为的真正含义。这个措施不是出自资产阶级某一派别，而是得到了整个阶级的赞许，1844年的议会辩论也可以证明这一点。自由党颁布了新济贫法;以首相皮尔为首的保守党为它辩护，只是在1844年通过的济贫法修正案中对它作了几处无关紧要的修改。自由党的多数颁布了这一法律，保守党的多数批准了它，而高贵的贵族们则两次对它表示“同意”。这样就宣布了无产阶级是不受国家和社会保护的;这样就公开宣布了无产者不是人，不值得把他们当人对待。我们确信，不列颠帝国的无产者是会争回自己的人权的。①
这就是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这种状况是我在21个月的时间内通过亲眼观察并根据官方的和其他可靠的报告所了解到的。我在本书中不止一次地明确表示，这种状况实在令人无法忍受;这绝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1833年加斯克尔就宣称他对和平的结局已经绝望，革命难以避免。1838年卡莱尔已经用工人的贫困的生活条件来解释宪章运动和工人的革命情绪，但他感到惊奇的是，工人们竟然安安静静地在巴尔米开特的餐桌179旁边坐了八年之久，让自由资产阶级用空洞的诺言来款待自己。1844年卡莱尔宣称必须立即着手组织劳动，
“如果想使欧洲，至少是使英国还能够长期适于居住的话”。
①恩格斯在这里加了一个注：“为了避免一切误会和可能由此产生的异议，我还要指出，我是把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谈的，我谈个别人的行为，只是为了说明这个阶级的思想和行动的方式。因此，我也不准备分析资产阶级各个派别和政党之间的差别，这些派别和政党只具有历史的和理论的意义。因此，我也只能顺便提到少数几个例外的、值得尊敬的资产阶级成员。这些人有的是比较坚决的激进派，他们几乎就是宪章派，例如，下院议员阿什顿的欣德利厂主和托德莫登(兰开夏郡)的菲尔登厂主，此外还有托利党人慈善家，他们不久以前组织了一个叫做‘青年英国’的团体，其中有议会议员迪斯累里、博思威克、费伦德、约翰·曼纳斯勋爵等等。阿什利勋爵也和他们关系密切。‘青年英国’的目的是恢复昔日‘美好的英国’以及它曾经有过的辉煌和浪漫的封建主 义;这个目的自然是不可能实现的，甚至是可笑的，这是对整个历史发展的嘲笑。但是这些人怀着善良的心愿，勇敢地起来反对现存制度，反对流行的 种种偏见，有勇气承认现存制度下的卑鄙行为，这毕竟是难能可贵的。半德、国人半英国人托马斯·卡莱尔是十分独特的，他最初是托利党人，后来比上 面谈到的那些人都进步得多。在所有的英国资产者中，他最深刻地了解社会混乱的原因，并且要求把劳动组织起来。我希望已经找到正确道路的卡莱尔能够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我以自己和其他许多德国人的名义向他表示最美好的祝愿!”
在1892年德文版上，恩格斯在原注文之后又加了一段话：“但是二月革命使卡莱尔成了彻头彻尾的反动分子，他不再向市侩们发出正义的愤怒，却对那把他抛到岸上的历史巨浪发出狠毒的市侩的怨言。”——编者注
“欧洲第一大报”《泰晤士报》在1844年6月直截了当地写道：
“对宫廷宣战，给茅屋和平!这是一个采取威慑行动的战斗号召，它可能再一次响彻我国。当心点吧，有钱的人们!”
但是，让我们再看一看英国资产阶级的前途吧。在最坏的情况下，即使废除了谷物法(几年后必然会废除),外国的工业，首先是美国的工业，也能够经受住英国的竞争。目前德国的工业正在加紧发展，美国的工业已经迅速发展起来。美国有取之不尽的资源，有巨量的煤铁蕴藏，有无比丰富的水力和通航的河流，特别是有坚毅而勤劳的居民，和他们比起来，英国人就是一群反应迟钝的懒虫;美国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建立了工业，目前在粗棉纺织品(英国工业的主要产品)方面已经开始和英国竞争，它已经把英国人从北美和南美的市场上排挤出去，在中国，美国货也和英国货一样地行销了。其他工业部门的情形也是一样。如果说有一个国家能够把工业垄断权夺到自己手中，那么这就是美国。如果英国工业就这样被打垮(如果当前的社会状况不改变，这种事情必然要在最近20年内发生),那么无产阶级的多数将永远成为“多余的人”。他们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饿死，或者革命。英国资产阶级考虑到这种前途了吗?恰恰相反，他们最宠爱的经济学家麦克库洛赫从自己的书房里教导他们说，根本不用考虑美国这样一个还没有足够人口的年轻国家也能够顺利地从事工业活动，更不用说和英国这样的老牌工业国竞争了。如果美国人想这样尝试的话，那他们就是发疯，因为这样做只会赔钱。最好还是让他们仍然去从事农业吧，等他们把全国的土地都开垦了，他们顺利地从事工业的日子或许会到来。——聪明的经济学家这样说，整个资产阶级随声附和，可是美国人却正在把市场一个一个地抢走，而且不久以前一个大胆的美国投机者甚至把一批美国货运到英国来，在这里再作为出口货抛售出去!
但是，即使英国保住了工业的垄断权，即使它的工厂的数目会继续增加，结果又将怎样呢?商业危机依然存在，它将随着工业的发展和无产阶级人数的增加而日益严重，日益可怕。随着小资产阶级的不断破产，随着资本迅速向少数人手里集中，无产阶级的人数将按照几何级数增长，使整个民族，除了少数百万富翁，很快都成为无产阶级。但是，在这种发展的进程中必将有这样一个阶段到来，那时无产阶级将看到，他们要推翻现存的社会权力是多么容易，于是革命就跟着到来了。
然而事情很可能并不沿着这两条道路发展。商业危机(它是促进无产阶级独立发展的最强有力的杠杆)加上外国的竞争和小资产阶级的日益破产将加速事件的进程。我不相信人民会安然忍受一次又一次的危机。1846年或1847年行将到来的下一次危机，很可能会促成谷物法的废除和宪章的通过。宪章将引起什么样的革命运动，现在还很难说。但是，到了再下一次危机(按过去的危机类推，那次危机应当在1852年或1853年到来，虽然它的到来可能因谷物法的废除而推迟，或因外国的竞争等其他原因而加速),英国人民必然会对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忍受剥削或在资本家不需要他们的时候就去饿死这样的事情感到深恶痛绝。如果到那时英国资产阶级还不变得清醒些(按所有的迹象来判断，他们绝不可能变得清醒),那么革命就会到来，这次革命将是过去任何一次革命都不能相比的。被逼到绝望地步的无产者将会像斯蒂芬斯向他们宣传过的那样点燃烈火;人民复仇的怒火将迸发出来，来势之猛就连1793年也不能与之相比。穷人反对富人的战争将是迄今发生的一切战争中流血最多的一次战争。即使资产阶级中有一部分人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即使资产阶级普遍有了改进，也都无济于事。
要知道，整个资产阶级的观点即使可以改变，至多也只能达到不彻底的中庸的程度;那些较坚决地归附于工人的资产者会形成新的吉伦特派46,这一派别将在暴力发展的过程中灭亡。整个阶级的偏见是不可能像旧衣服一样扔掉的，保守、狭隘而自私的英国资产阶级尤其不会这样做。以上得出的这些结论都是确凿无疑的，因为这些结论的前提一方面是历史发展的无可争辩的事实，另一方面是人类本性的无可争辩的事实。在英国做一个预言家比在任何地方都容易，因为构成社会的一切因素在这里都获得了这样清楚这样明显的发展。革命必然到来，要找到一个和平解决问题的方法，现在已经太晚了;但是革命可以进行得比上面预言的温和些。这与其说将取决于资产阶级的发展，倒不如说将取决于无产阶级的发展。无产阶级所接受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越多，革命中的流血、报复和残酷性就越少。在原则上，共产主义是超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敌对的;共产主义只承认这种敌对在目前的历史意义，而不承认它在将来还有存在的必要;共产主义正是要消除这种敌对。所以，只要这种敌对还存在，共产主义就认为，无产阶级对他们的压迫者的愤怒是必然的，是正在开始的工人运动的最重要的杠杆;但是共产主义比这种愤怒更进了一步，因为它不仅仅是工人的事业，而且是全人类的事业。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想到要向个别人复仇，或者认为某个资产者在现存的关系中能够有不同于现在的行动。英国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正是从不把责任归于个别人这一原则出发的。因此，英国工人所接受的社会主义思想越多，他们现在的愤怒就越成为多余的(如果这种愤怒今后仍然表现为现在这样的暴力行动，那将不会有什么结果),在他们反对资产阶级的措施中野蛮和粗暴行为也就越少。假如能够在斗争爆发以前使全体无产阶级成为共产主义者，那么斗争就会很和平地进行。但是，现在这已经不可能了，已经太晚了。然而我认为，在英国现在已无法避免的穷人反对富人的完全公开的、直接的战争爆发以前，至少也应当使无产阶级对社会问题有十分清楚的了解，从而使共产党能够借助于各种事件逐渐克服革命中的野蛮成分并防止热月九日的重演。无论如何，法国人的经验并不是没有用的，况且，现在宪章运动的多数领袖都已经成了共产主义者。因为共产主义超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所以它和纯粹无产阶级的宪章运动比起来，更容易为资产阶级的优秀的代表人物(但是这种人是极少的，而且只能从正在成长的一代中去寻找)所赞同。
如果这些结论在这里还显得根据不够充分，那么我希望在别的地方还会有机会来证明，这些结论是英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我坚定地认为：现在已经个别地、间接地进行的穷人反对富人的战争，将在英国成为普遍的、全面的和直接的战争。要想和平解决已经太晚了。阶级分化日益尖锐，反抗精神日益深入工人的心中，愤怒在加剧，个别的游击式的小冲突正在汇集成大规模的战斗和示威，不久的将来，一个小小的推动力就足以引起山崩地裂。那时全国都将会响彻战斗的号召：“对宫廷宣战，给茅屋和平!”那时富人们再想采取防备措施就太晚了。
弗·恩格斯写于1844年9月—1845年3月 原文是德文
1845年5月在莱比锡出版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卷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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