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年谱》1970年8月

　　8月10日 我国自行设计和制造的万吨级远洋货轮“东风”号横渡太平洋，抵达加拿大西海岸的温哥华港。

　　8月11日 下午，在杭州会见南也门(南也门，当时的国名是南也门人民共和国，1970年11月改名为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统委员会主席鲁巴伊和外交部部长比兹，周恩来、黄永胜、粟裕在座。鲁巴伊详细介绍南也门一九六七年独立前后的国内形势和南也门同苏联在军事、经济方面的关系。毛泽东说：亚非拉凡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我们都支持。苏联不仅想控制你们，也想控制中国、东欧各国、阿拉伯各国，多着呢。你们还没有陷得很深，要摆脱它还比较容易。要靠自己啊!自己为主，外国援助为辅。不论哪个国家的援助都不许可附带什么条件。你们有希望，跟整个阿拉伯国家和世界人民有希望一样。谁想到南也门像亚丁这样的地方能把英国人赶走呢?我们还没有把英国人从香港赶走呢，你们先走了一步。我们是借香港做生意，同世界各国做生意，暂时不去惊动它。你们说不利用中国和苏联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是明摆着的。我们是反对它的控制的，并且准备他们用武力来侵犯我们。谈到中国建设的经验教训，毛泽东说：就是要靠人民，如果不靠中国人民，我们这些人毫无办法。我们走的路是S形路，是个弯路，就是说我们犯过许多错误，遭受过许多挫折。现在稍微聪明一点，也没有资格向你们逞英雄，只是把我们犯过的错误告诉你们。

　　8月12日 上午，在杭州会见苏丹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席尼迈里和国防部部长兼武装部队总司令阿巴斯，周恩来、黄永胜、姬鹏飞在座。尼迈里介绍苏丹国内的情况和发展设想后，毛泽东说：只要大的原则做得对，一些小的问题逐步会解决的。比如讲，外国的援助吧，如果不是以你们为主而跟外国合营，或者是受外国有条件的控制，那就不管你们搞多少年，还是帮外国人的忙。尼迈里谈到参观上海一个人民公社的感受，毛泽东说：你们人很分散，现在要组织大规模的公社，还不可能。恐怕开始还是个体经济，要有一个过渡时期。谈到世界形势时，毛泽东说：有些事情还要看一看。这个世界总而言之是很乱，也并不见得一定对大国有利。比如美国，它到处伸手，闹得它国内人民也不满意。美国的手伸出去了，又不好收回来，就是这么个局面。只有再伸吧，美国人民反对，各国人民也反对，它的日子就那么好过啊?我看尼克松的日子不如你这个总统好过。你们可以观察到美国的世界战略，它的第七舰队可管得宽了，从美国的西太平洋一直延伸到日本海、台湾海峡、印度洋，到阿拉伯海。这样，真正打起来还有什么力量啊?它现在还是靠原子弹吓人。美国人的估计也相当不错，说中国叫作潜在的力量，就是说我们还不是他们主要的对手，就是他们原子弹多，工业强大，我们不行，他们有第七舰队、第六舰队，我们没有。那怎么办呢?只好努力，互相帮助，亚洲人和非洲人合作嘛。谈到中国和印度的关系时，毛泽东说：今年“五一”在天安门上我跟他们的代办说过，总有一天要和起来，老是这么闹下去不行。这个原则也可以运用到同美国、同苏联的关系上，总不能永远是这么僵下去嘛。

　　8月13日 康生主持中央修改宪法工作小组会议，讨论宪法草案稿中的文字修改问题。张春桥和吴法宪就宪法草案中一个提法发生争执。草案序言部分有一段话：“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张春桥提出：“已经有了理论基础一句，后一句可以不写了。”又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提议删去“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等语。吴法宪反驳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会后，陈伯达约吴法宪到他家去详细谈了争论情况，并通过黄永胜报告了叶群。

　　8月14日 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宪法修改草案定稿问题。会前，叶群打电话给陈伯达、黄永胜，要他们准备关于“天才”和“四个伟大”的语录，在会上同张春桥等人斗争。但在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等人未再坚持删改意见，宪法草案获得通过。事后林彪叮嘱黄永胜、吴法宪等：要多小心，这件事没有完，到庐山会有大的斗争。

　　8月18日 下午，离开杭州。

　　8月19日 下午，到达庐山。

　　8月中旬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西藏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指示草案(讨论稿)》。中央的指示草案原则上同意西藏地区在完成民主改革的基础上，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人民公社化的部署。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说：中央关于西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草案，经政治局有关会议讨论，大家认为，为慎重起见，拟由中央派出两个小组，到西藏各去两个公社(一个在内地、一个在边境;一个老的、一个新的)蹲点调研，看这个指示草案能否解决当地公社中有关方针政策问题。蹲点调研后再回到中央讨论一次。如适用，即正式下发;如需增改，在修改后再经中央讨论、主席批准下发。毛泽东批示：“这样好。”

　　8月21日 圈阅周恩来关于召开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有关事项的报告。报告说：一、全会议程，原定为修改宪法、讨论国民经济计划和战备工作三项。二、修改宪法的综合简报(八月十日)和修改草案(八月十五日)均已呈阅，并已印发给政治局各同志，等待主席批示。三、国民经济计划纲要和计划会议综合报告，拟先在政治局讨论通过后再报全会。四、战备工作，军委办事组已起草了一个文件，拟先由林副主席审定后，再提政治局和全会讨论。五、全会到会二百五十三人，除大会外，拟再分六个小组进行工作。

　　同日 叶群私下对吴法宪等人说：设国家主席还要坚持。

　　8月22日 圈阅周恩来八月十八日会见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记录。

　　同日 下午，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等，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出席，汪东兴作记录。关于会议日期，毛泽东说：二十三日到二十九日，差不多了吧!在这个月结束。关于修改宪法，毛泽东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现在当然也见了不少外宾，也可以不见，有些不是也没有见，做国家主席、元首，就是有点好像不太好不见。实际上主要的还是党的领导和行政上国务院负责。陈伯达说：毛主席做国家主席的那个时候，咱们这个国家搞得很好，主席这一次再做国家主席那对群众是一个极大的兴奋，极大的鼓舞。会上，林彪也这么讲。毛泽东说：是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要把这次全会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而不要开分裂的失败的会。毛泽东还说：除了讨论修改宪法、计划问题外，还应该加个形势问题。据我所知，大家有兴趣的问题是形势问题。会议决定，九届二中全会由毛泽东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由周恩来讲形势，修改宪法问题由周恩来或康生讲。当周恩来谈到计划问题时，毛泽东说：原来这个下放(指中央把管理经济、管理企业的部分权力及财权、物权、投资权下放给地方——编者注)，讲是讲了，但是他们(指地方——编者注)没有摸到下放的底，交代不那么清楚，这次计划会议解决了。当周恩来谈到一九七〇年全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基本上达到了“三五”计划的原定指标时，毛泽东说：解放以后，统一了全国，出了个南粮北调、北煤南运的问题。解放以前，也存在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不知道。看来，要逐步地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南方找到了很多煤矿，北方粮食也逐步自给了。工业这方面，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就是依靠厂长、专家，不依靠群众;第二个办法是群众、专家、干部三结合，主要是依靠群众。谈到党代会问题时，毛泽东说：党代会不仅要从下到上开，有的还要用从上到下的办法开。整党，各个地方不是早都开始了吗?这个“吐故”吐得怎么样呀?蒋南翔这样的人留下来好。当周恩来、康生回答“挂起来的较多”时，毛泽东说：你们讲挂起来的多，我看吐得也不少了，还是要以教育为主。在这次常委会上，毛泽东和林彪都表示在第二天的开幕会上不作发言。

　　同日 晚上，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传达当天下午政治局常委会讨论的意见。

　　8月23日9月6日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举行。

　　8月23日 下午，在庐山人民剧院主持召开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二百五十三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出席。开会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小会议室集合，毛泽东问周恩来和康生：你们谁先讲啊?林彪说：我要讲点意见。毛泽东说：你们三人讲吧!周恩来在全会上介绍会议议程时说：第一项议程是修改宪法的问题，昨天晚上就向全会到会的同志发了五个文件：一九五四年的宪法，关于宪法修改的请示，关于七月二十日的通知，反映各地讨论修改宪法的意见的综合简报，修改稿三十条八月十五日稿。今天上午在阅读。第二项议程是讨论国民经济计划提纲，着重在一九七〇年计划的实施情况和报告，这个将在今天晚上和二十四号晚上政治局讨论，然后提交全会通过。第三项议程是战备工作。还有一点其他的，四届人大代表名单中的特邀名单、华侨和爱国人士名单，是不是也要在全会上报告和通过一下。另外一项，昨天毛主席指示说要谈一谈形势。接着，周恩来宣布了会议分组情况(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按地区编组，分为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6个大组。东北组组长陈锡联，副组长潘复生、王淮湘;华北组组长李雪峰，副组长吴德、解学恭、郑维山、陈永贵;华东组组长许世友，副组长王洪文、杨得志、李德生、南萍、程世清、韩先楚;中南组组长曾思玉，副组长刘建勋、华国锋、刘兴元、韦国清;西南组组长张国华，副组长谭甫仁、蓝亦农、曾雍雅;西北组组长冼恒汉，副组长李瑞山、龙书金、张江霖、康健民。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则分别编到各组。其中，张春桥在华东组，陈伯达、汪东兴在华北组，李先念、叶群、李作鹏在中南组，邱会作、姚文元在西北组，吴法宪在西南组。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未编组，江青自由参加。)和会期。关于会期，周恩来说照主席昨天指示，大致想从二十三日到二十九日，一个星期。周恩来介绍完后，毛泽东问请哪一位讲。这时，林彪拿出一份讲稿，在会上发表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讲话，主要就修改宪法问题谈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他说：这次我研究了这个宪法，表现出这样的一种情况特点，一个是把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非常好!非常好!很好!可以说是宪法的灵魂，是三十条中间在我看来是最重要的一条。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林彪发言后，康生介绍修改宪法过程中的一些情况。其中说到，宪法的序言和总纲没有再写毛主席当国家的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的副主席。下边的广大人民讨论，还是热烈地希望，主席不仅是党的主席，也要做国家主席，林副主席不仅是党的副主席，也要做国家的副主席。当然，他们也考虑到领袖的意见，说如果是主席不当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主席。如果是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的时候，那么主席这一章就不设了。但是到底怎么好，要请毛主席最后指示，最后定。康生讲话后，毛泽东宣布散会。(后来，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回忆道：林彪本来说不讲话，临时他说有几句要讲。下了会场，主席就很不高兴。去开会，他本来很高兴，没想到第一天开会就不顺。)

　　同日 晚上，周恩来主持召开有各大组组长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安排分组讨论宪法草案和计划问题。吴法宪在会上提出，林副主席开幕式上的讲话很重要，各组应该首先学习讨论，并要求重新播放林彪讲话录音。这个提议被通过。林彪得知吴法宪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这个提议后，派叶群和在庐山的儿子林立果去当面表扬吴法宪，称他这次“又立了大功”。

　　同日 晚上，根据林彪、叶群在全会前的布置，陈伯达同吴法宪商量后，整理出一份《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还有一份收集了林彪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的《林副主席指示》。第二天中午，这两份语录通过汪东兴打印出来分送给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黄永胜当时留在北京，八月二十九日上庐山)。在军委办事组成员中，未送给李德生。他们还准备了一段设国家主席的宪法草案条文。这些事情，均在毛泽东和周恩来不知道的情况下进行的。

　　8月24日 晨七时，叶群同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说：先给你们讲讲林副主席的意见。下午分组讨论时，你们要在各组发言，表态拥护林副主席的讲话，坚持“天才论”。如果你们不发言，林副主席的讲话就没有根据了。要坚持设国家主席。有人反对毛主席。要用眼泪表达自己的感情。发言集中火力攻“陆定一式的人物”，打击面要小，不要点名。打击面宽了，毛主席那里通不过。吴司令你最好先发个言，你开个头，给大家定个调子。上午八时，全体与会人员集中到会场，听了两遍林彪讲话录音。播放录音过程中，有人提议将林彪讲话稿印发给大家，到会的人鼓掌，表示支持。周恩来要汪东兴请示毛泽东。听完林彪讲话的录音后，华东组的陈励耘和王维国(王维国，当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4军政治委员。他是林彪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1978年4月被开除党籍。1982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拿不准这个讲话的针对性，去找吴法宪，吴法宪在手心里写了一个“张”字，并关照：这件事你们可不能说，叶群同志讲过不能点名，只能不点名地点名。

　　同日 中午，听汪东兴报告上午播放林彪讲话录音时有人提出印发林彪讲话记录一事，表示：他们同意印发，我没有意见，不看了，讲话稿要由林彪审定后发。

　　同日 下午，各组讨论林彪的讲话。陈伯达在华北组会上发言说：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陈伯达在讲了“天才论”后又说：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这样的人要否定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要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之后，有的人竟然怀疑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想搞历史的翻案。我就提出这个问题。我看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无非是历史的蠢材。要赶快觉醒起来，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得跳起来了。陈伯达发言后，汪东兴发言，赞成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听了他们两人的发言，华北组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一个接一个表示，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纷纷建议在新宪法中恢复设国家主席一章，赞成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吴法宪在西南组发言说：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对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说法，说“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如果这样，就是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推翻林副主席写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关于天才的说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有过这样的论述。毛主席对马克思和列宁也都有过这样的论述。林副主席关于毛主席是天才的论述，并不是一次，而是多次。吴法宪在念了毛泽东、林彪以及马、恩、列、斯有关天才的语录后又说：大家听听这些语录，怎么能说没有天才呢?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李作鹏在中南组发言说：本来林副主席一贯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有伟大功绩的，党章也肯定了的，可是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提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这股风不能往下吹。有的人想往下吹。邱会作在西北组发言说：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是天才，毛泽东思想是全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次他仍然坚持这个观点。为什么在文化革命胜利、二中全会上还讲这问题?一定有人反对这种说法。有人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

　　同日 晚上，汪东兴在汇总各组发言材料时，发现有几个人的发言引用了陈伯达交他印发的关于“天才”的语录，即电话请示周恩来：陈伯达要打印的关于天才的语录还发不发?周恩来说：这个语录不能发，封存吧。

　　8月25日 上午，各组继续讨论。反映华北组二十四日讨论情况的全会第六号简报发到了各组。简报写道：大家“认为林副主席的讲话，对这次九届二中全会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听了陈伯达等发言后，“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斗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大家“衷心赞成”分组会上有人提出的“在宪法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和“宪法中要恢复国家主席一章”的建议。林彪听秘书读了这份简报后说：“听了那么多简报，数这份有分量，讲到了实质问题，比较起来，陈伯达讲得更好些。”这份简报在各组引起强烈反响，各组的发言都集中到要查明、揪出反对毛主席的坏人的问题上。在中南组，叶群声泪俱下地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得的多。难道这些话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也拿着“天才”语录在西南、中南、西北等组的会上作煽动性发言。一些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还代表其所在的省区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和林彪，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会议的火药味越来越浓，改变了这次中央全会的主题。

　　同日 中午，听取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汇报各组对全会第六号简报的反应。随后找汪东兴谈话，说：他们已经来过了，他们说六号简报的反应很大，你汪主任了解我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还派你回北京向政治局传达过，你怎么又要我当国家主席呢?不当国家主席，就不代表群众吗?你强调群众拥护，难道我不当，群众就不拥护了?我就不代表群众了吗?同汪东兴谈话后，又分别同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进行单独谈话。

　　同日 下午三时，召集有各大组组长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向到会的人宣布：刚才，我和几位常委商量，认为现在各组讨论的问题不符合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讲到这里，毛泽东对着林彪补了一句：我劝你也不要当国家主席!又说：本来我们这个会议，方针嘛，是开好的会议、团结胜利的会议呢，还是开不好的会议，变成了分裂失败的会议呢?还是要争取开一个团结的会，争取更大的胜利。如果开不成，仍要分裂，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过去党是经过挫折的，千锤百炼。如果搞不好的话，那我就下山，你们去开，开完了会我再上山，就不下去了。再不然，我就辞掉党中央委员会的主席。毛泽东还批评陈伯达说：我们共事三十多年，你阴一套，阳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政治局在山下商议不设国家主席，大家没有发表不同意见。上了山你就变了卦，搞突然袭击。我毛泽东是不当国家主席的，要当，你陈伯达去当好了，你们去当!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第六号简报，责令陈伯达等人作出检查。

　　同日 圈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不久前访问中国的法国政府代表团团长贝当古给毛泽东的感谢信。感谢信说：您阐述的许多意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的某些意见同法国政府的考虑是吻合的。在像我们这样政治社会制度如此不同的国家之间，我们在很多问题上的概念显然是有分歧的。在一些共同立场的问题方面，我们阐明我们的一致性，只会更加具有积极意义。

　　8月26日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各大组传达关于暂停开各组会议的决定。

　　同日 下午，找陈伯达谈话，对他进行严厉的批评，并让他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谈。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陈伯达、吴法宪作检讨，周恩来对他们进行严厉批评，林彪为陈伯达、吴法宪开脱。毛泽东批评林彪所说的“一句顶一万句”和“四个伟大”。

　　8月26日30日 毛泽东、周恩来等不分昼夜地找人谈话或开小会，进一步了解情况。毛泽东同李雪峰谈话时，批评他出简报没把关，说你这组长怎么当的?与此同时，林彪在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后传话给吴法宪等：不要再坚持设国家主席了，也不要提“天才”了。叶群、李作鹏在中南组，吴法宪在西南组，邱会作在西北组，都开始收回有他们发言的记录稿，已经写成的简报稿子也不让送了。叶群到简报组，撕毁了她在中南组发言的记录。邱会作也要回记录，剪去了他发言的那部分内容。迟上庐山的黄永胜，也销毁了他事先准备的发言稿(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会后，吴法宪打电话给在北京的黄永胜通报情况，黄即让中央军委办公厅第一秘书处替他起草发言稿，要求发言稿要拥护林彪的讲话，要指出有人反对在新宪法中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有人说称天才是“讽刺”，这是反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的。)。八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康生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提出要吴检讨，当天晚上吴报告了林彪。林彪说：“你没有错，不要检讨!”叶群几次打电话给吴法宪说：你犯错误不要紧张，还有林彪、黄永胜在嘛!只要不牵涉他们二人就好办，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

　　8月27日 上午，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同日 阅汪东兴关于八月二十四日在华北组发言的书面检查，说这个检讨书可以发到会上。

　　8月29日 晨，陈伯达将写出的检讨送周恩来和康生审阅。检讨中说：“二十四日，我在华北组会上，作了一次发言。没有预先请示主席，也没有预先请示林副主席，同时也没有预先同总理、康老和政治局的其他同志商量过。”“在这次修改宪法的问题上，关于国家设不设主席的问题，主席多次指示，我都是知道的，亲自听到的，但我没有深思主席的指示。”我说的那个“天才”问题，“主席在‘九大’的新党章中，已经把这类字眼划去了”。

　　同日 林彪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传达八月二十五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的讲话。康生介绍修改宪法的有关情况。周恩来在讲话中说：从全会一开始的分组讨论中，陈伯达、吴法宪等作了有代表性的错误发言，把修改宪法的讨论引导到一个错误的方向去，以华北组最为突出。毛主席扭转了这一错误偏向。我们这几天的工作就是要说服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作初步的检讨。毛主席对犯错误同志的态度是一贯的，这就是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要给犯错误的同志认识、改正错误的时间，对他们还要看，不能着急。全会还有两项议程，不能耽搁久了。因此，大家要下决心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不折不扣地去做，一定要把这次会议开好。陈伯达、汪东兴、吴法宪在会上做了检讨。

　　同日 同本日到达庐山的黄永胜谈话。

　　8月31日 晨一时，同周恩来谈话。

　　同日 针对陈伯达编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写批语：“这个材料是陈伯达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指恩格斯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德文第3版写的序言中的“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这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今译《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见李白《梁甫吟》。)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指陈伯达摘录的毛泽东《实践论》中的一段话：“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陈伯达摘引林彪同志的话多至七条，如获至宝。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俩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同日 晚十一时，同周恩来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