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年谱（1971年8月）

　　8月7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缅甸总理奈温，周恩来、李先念等在座。在讲到中缅两国关系比较好时，毛泽东说：有一段时间，一九六七年，我们控制不住我们的外交部，管不了了。有那么两个月，天下大乱，把英国代办处烧了。现在我们给他们修，而且向他们赔不是，认错。那时候也是无政府主义。烧使馆那两个月，都是极左派当权，他们自己向国外发电报，破坏国际关系，破坏文化大革命。当奈温谈到不结盟国家会议问题时，毛泽东说：搞双边比较好，多边或者什么会议总有一些强制性，强加于人。不结盟总的方向就是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两个军事集团之间搞一个中间势力，其中各有各的目的。

　　8月12日 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听取本日下午回京的周恩来汇报陪奈温前往广州参观访问情况。毛泽东提出在国庆节后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天，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讨论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由张春桥、纪登奎、李德生组成筹备小组，着手召开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会议同意周恩来等在近期内去北戴河向林彪作一次工作汇报。

　　8月13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出版工作座谈会的报告》。报告说：毛泽东在会议期间批示同意出版口领导小组关于《整理出版二十四史及的请示报告》，会议据此提出：在继续重印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著作和相关参考读物的同时，要出版一批中外历史书和科学方面的工具书，恢复和创办一些理论、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学术研究、文教卫生、体育等期刊。报告还提出恢复稿酬制度。

　　同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转发《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于四月十五日至七月三十一日在北京召开。会议纪要由迟群(迟群，当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1972年1月、7月又先后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和革委会主任、国务院科教组负责人。)执笔，张春桥、姚文元修改审定。纪要指出：解放后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几乎全是旧一套”。原有教师队伍中，“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但是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两句话后来被称为对十七年教育战线的“两个基本估计”。(1979年3月19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共教育部党组报告，宣布撤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8月13日或14日 阅周恩来八月十三日的报告。报告说：昨晚开政治局会议，大家都同意国庆节后开四届人大的设想。从八月下旬起就要开始准备报告。大家同意在两三天后，由恩来、春桥、永胜、先念、登奎五人去北戴河向林副主席作一次报告。毛泽东批示：“已阅。”

　　8月14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印发《国务院关于调整部分工人和工作人员工资及改革临时工制度问题的报告》、《国务院关于调整部分工人和工作人员工资的通知(草案)》、《国务院关于改革临时工、轮换工制度的通知(草案)》和中央通知。报告提出：从七月一日起为符合条件的一千三百四十万职工提高工资，占全国职工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八左右，一年约需增加工资总额十一亿元左右，同时将符合条件的六百多万临时工转为正式工。中央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召集若干企业的负责干部和工人同志对两个草案加以讨论，讨论情况于九月中旬报告中央，由国务院根据各地意见修改后，下达执行。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同意国家计委《关于一九七一年物价调整方案的报告》的批语稿，毛泽东批示：“照发。”报告提出：为了巩固工农联盟，考虑财政收支平衡，今年对物价拟基本上不作大的调整，着重提高油料、糖料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降低化肥、农药等支援农业产品和一些机械产品的出厂价格和销售价格。

　　8月15日 下午一时，乘专列离开北京，到南方视察。

　　8月16日 到达武昌，住东湖客舍。当天同刘丰谈话，十七日同刘建勋、王新(王新，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河南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河南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谈话，汪东兴等参加。两次谈话主要内容是：你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你们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中国也怪，中国的党没有分裂，已经历五十年，没有分裂过。苏联党分裂过，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是困难的，曾有多次分裂，都没有得逞。在讲述党的历史上历次路线斗争的情况后说：去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能是心里有鬼。这次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搞突然袭击的一些情况，至今也还不清楚。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改也难。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有人说军队是我缔造的，但不能指挥。我不相信我们的军队会造反。军下边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他们调不动军队搞坏事。庐山会议后，我采取三个办法，一个是挖墙脚，一个是摔石头，一个是掺沙子，军委办事组沙子掺得还不够，拟叫李先念同志参加。我和林彪同志谈过一次话，一个问题是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当，如“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马克思、列宁呢?还有恩格斯呢，斯大林呢?中国历史上还有陈胜、吴广、洪秀全、孙中山呢。这不符合实际。还有“一句顶一万句”，这句话是不对的。通常一句只能顶一句，有时半句也不顶，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另一个问题，要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我说我们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六十岁以下、三十岁以上的人，像李德生、纪登奎同志等。这次谈话后，至今还没有什么反应。不要把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秘书。林彪同志那里，是叶群同志当办公室主任。要自己动手，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都是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谈话结束时，毛泽东让刘丰、刘建勋、王新、汪东兴四人讨论一下。

　　同日 根据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张春桥、纪登奎、黄永胜到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工作，通报了根据毛主席提议，党中央决定国庆节前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然后召开四届人大，现在各项准备工作正在逐步就绪。

　　8月20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转发《广州军区三支两军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分四个部分：一、关于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的问题;二、关于接受地方党委一元化领导的问题;三、关于向地方学习的问题;四、关于改进对“三支两军”人员的组织领导和管理问题。中央批语中说：“这个《纪要》提出的问题，符合当前‘三支两军’的实际情况，改进措施较好。望你们认真研究，参照执行。”二十五日，毛泽东同华国锋谈话时说：批了广州军区“三支两军”座谈会纪要，在中央批语中我加了“认真研究”四个字，不加怕各大军区马虎过去。

　　同日 晚九时半，审阅周恩来本日晨七时报送的针对美国关于“两个中国”的提案准备发表的外交部声明稿和新华社的两篇报道稿(这两篇报道稿是：《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十八国向联合国提出决议草案，要求恢复我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驱逐蒋帮》，《美国政府向联合国递交信件和备忘录，公然推行“两个中国”的阴谋》。)，并阅附送的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国致联合国秘书长的信。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说：尼克松政府关于“两个中国”的提案，由于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愿意同它一起提议，只好凭它自己，单枪匹马，赤膊上阵，在十七日晚间写给吴丹(吴丹，当时任联合国秘书长。)一封信提了一个议题，附了一份备忘录，说明要使“两个中国”在联合国同时存在。为反击这一提案，我同外交部和其他部门有关同志议了两次，起草了新华社两篇报道和外交部一个声明。今日下午拟提请政治局开会讨论。如通过无改动或无大改动，将以电话告东兴报告主席。如得批准，当于今(二十日)晚广播，明日见报。毛泽东批示：“照政治局修改稿发表。”

　　8月21日 下午，听取汪东兴汇报对毛泽东两次谈话的讨论情况。毛泽东说：论天才是他们的纲领，这是帮大倒忙，唯心主义先验论。如果不是他(指林彪——编者注)交代叫听她(指叶群——编者注)的，为什么四个人(指黄、吴、李、邱——编者注)都要经过她呢?为什么讲话稿不请示我呢?检讨为什么要请示?这个问题要解决。

　　同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实行粮食征购任务一定五年的通知。通知说：从一九七一年起，粮食征购政策改一定三年为一定五年。各省、市、自治区在这个期间内，对有的社队由于国家投资兴修水利后，增产幅度较大，或发现少数社队畸轻畸重时，可经过协商作适当调整。各省、市、自治区向下分配任务时，可以在中央确定的征购基数基础上，增加百分之五的机动数，用以调剂受灾减免，保证完成国家计划。

　　8月22日 和林彪、周恩来致电齐奥塞斯库、毛雷尔，祝贺罗马尼亚解放二十七周年。贺电说：罗马尼亚人民一贯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强权政治和侵略威胁，勇敢地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我们对兄弟的罗马尼亚人民这种正义的立场和敢于斗争的精神表示支持和赞扬。

　　8月25日 晚十时至次日晨一时，在武昌东湖客舍同华国锋谈话，汪东兴参加。看到华国锋戴着毛泽东像章，说：你还戴着?看见就讨嫌，不要戴了。华国锋汇报农业生产情况，讲到正在召开的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反映全国化肥生产情况不好时，毛泽东说：要抓化肥的生产建设。讲下放十几年了，下放不了，条条专政就是改不了，地方生产的钢也不分成，统统拿走，拖拉机也不让省里搞，这样大的国家，这样多的人，部里能管得了?条条专政害死人，我就主张靠省里管。天天叫下面报积肥数字，官僚主义。粮食产量，我历来赞成农民少报百分之十到二十。群众多留点粮食，无非是多吃一点，储备一点，卖出去一点，或拿来喂猪。华国锋还汇报了农村多种经营、粮食征购等问题。毛泽东说：你满脑子是农业，我满脑子是路线斗争，两个司令部的问题。要抓路线。路线不对，抓了农业也不行，脑袋掉了还不知为什么。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三天，是否定九大路线，否定已通过的二中全会三项议程，要改成讨论天才和要当主席。他们名为反张春桥实际是反我，我把天才划掉，我提不设国家主席。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一九一八年才读到马列主义。说大有炸平庐山之势，是有用意的，空军才能炸平。他们发“称天才”的语录，连李德生也不发。不要搞山头主义，山头主义害死人。全国都要团结。谈话结束时说：汪东兴、华国锋你们明天和刘丰再议一下，汪、华可以先到湖南找刘兴元、丁盛(刘兴元，当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委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第二政治委员。1972年3月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四川省革委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丁盛，当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1972年3月任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1972年3月任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司令员。1973年1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司令员。)、韦国清、卜占亚先吹吹风，我也要和他们见一下。

　　8月27日 离开武昌前同刘丰谈话。毛泽东说：全国胜利以后，军队的事情我管得不多。我要管军队了。我光能缔造就不能指挥了吗?我就不相信。李先念这个人比较正派，比较好。我要李先念同志也参加军委办事组，考虑再增加一些人，掺沙子。是不是其他军区也参加些人。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谈话结束后，刘丰陪毛泽东上车。在专列上毛泽东让工作人员拿来《国际歌》歌词，大家唱一段，他讲解一段，并说：这首歌，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究竟是英雄创造世界，还是奴隶们创造世界?我是历来主张奴隶们创造世界的。《国际歌》就是讲要团结，讲全世界无产阶级要团结。唱完《国际歌》，又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对刘丰说：就是要步调一致嘛!不一致还行呀?

　　同日 下午，到达长沙。晚上，在专列上同华国锋、卜占亚谈话，汪东兴参加。先询问卜占亚的简历，又问汪东兴是否向刘兴元、丁盛、华国锋、韦国清传达清楚了他在武汉的谈话内容。在讲述党的历史上历次路线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的一些情况后，说：要研究民主党派的问题，民主党派这些人还在，他们没有搞翻案，还是可以存在的。当然，作为民主党派内部的个人来说，他们中间也有左派，也有中间派，也有右派，对右派也要批判。人大召开以后，再拖个年把，到那时候什么“五一六”的问题也搞清楚了，斗批改也差不多了，把民主党派的牌子再挂出来。谈话中，毛泽东同在场的人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边唱边解释，说：你们不仅要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步调不一致，分成两派，怎么能得胜利呢?你们明天也把《国际歌》念一念，议一议，谈一谈。不要每一句都搞对照，照目前最需要的去做。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结果我们党搞了十次分裂。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到那个时候，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对犯错误的，不要杀人。搞斗、批、改，也要搞得温和一些。

　　同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们党在朝气蓬勃地前进》。社论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除台湾省外)相继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省委、市委和自治区党委。

　　8月28日 晚上，在长沙同刘兴元、丁盛、韦国清谈话，汪东兴参加。毛泽东说：你们应当了解党内历史上的路线斗争问题。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历史了。中国这么大，山头又那么多，可就是没有分裂。五十年大的路线斗争算起来有十次了。在讲述党的历史上历次路线斗争时，毛泽东说：张国焘搞分裂，叶剑英同志在这件事上立了一大功，张国焘打电报给陈昌浩(陈昌浩，1935年9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前敌指挥部政治委员、第四方面军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说，坚决南下，否则彻底解决。(1937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密电中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叶剑英同志当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拿出来先给了我，我们才走了的。叶剑英同志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又说：钟赤兵(钟赤兵，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1971年10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副司令员。)这个人被敌人打掉了一条腿，你们可不要歧视他。他是打娄山关负的伤。这个人是否可以到你们广州军区，在科委有人歧视他。谈到去年庐山会议时，毛泽东说：我看他们的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论”和要设国家主席，就是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反九大路线。有组织就是瞒着人，搞得中央常委三个人都不知道，也瞒着政治局，除了那几个大将以外，搞了那么长时间。二中全会前一段开得不好，后一段开得好的，引起了大家对读书学习的重视。近一个时期以来，我的方针有三条：要团结起来;不要搞山头主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办法也有三条：一是打石头，二是掺沙子，三是挖墙脚。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不好的总是极少数。不好的要给以适当批评。好的要表扬，但也不能过分，不能捧得太高，比如有的说“超天才”(吴法宪等吹捧林立果的话——编者注)，对二十几岁的人就这么捧，这没有什么好处，其实是害了他。军队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犯错误。我很久没有抓军队工作了，现在我要抓军队工作。抓军队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要讲团结这些事情。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上也要谨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个歌，你们要注意三大纪律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八项注意的第一项说话态度要和气、第五项不许打人和骂人。为什么呢?要有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最后谈到学习问题说：你们要认真读书。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读马列的书，不好懂，也是有办法的，可以请先生帮。

　　8月29日 在长沙听取汪东兴汇报同刘兴元、丁盛、韦国清讨论毛泽东二十八日谈话的情况。

　　8月30日 上午，在长沙同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谈话，汪东兴参加。在各人简要汇报两天中讨论的情况后，毛泽东说：你们吹了两天啦，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做。九十九人的会议(指1971年4月15日至29日中共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议。)，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位大将的检讨。都认为这个问题解决啦，作了总结嘛，其实还没有解决。庐山这一次比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做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我看他那一些人帮了他的倒忙。那些人也不和我通气。我这一次也是给你们通气吧。要把脑子里的东西向人家讲出来，把正确的、错误的都讲出来，就舒服了。我说的这些，不过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比如华北组的简报，究竟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还应该讨论，总而言之不太好就是了。不然的话，为什么往回收呢?有几位大将在各组放风，也不是那么妥当吧?可是一说不行又慌了手脚。起先有那么大的勇敢，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你看才几天嘛，翻来覆去的，说明他们空虚恐慌。既然有理由为什么要收回呢?讲到天才问题时，毛泽东说：什么论天才，二中全会做了相当的结论，《我的一点意见》就是专批天才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几个人，天才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我的意见都是下边供应的。下面供应材料，经过我的脑子加工，这一总结，就说什么英明领导啦，了不起啦，其实我算什么英明领导。一说英明领导，我就不寒而栗，不过是在下边来的报告上批上几个字，写上几句话。当然，没有领导也不行。“大树特树”不妥当，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其实是树他自己。关于这次谈话内容，毛泽东说：这次我给你们高级干部吹吹风，回去能吹的就吹，不能吹的就守纪律，你们试试看效果如何。不要普遍搞，个别的吹风。不要公开地去讲这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作结论。军队历来讲雷厉风行的作风，我赞成。但解决思想问题，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谁有道理听谁的。

　　8月31日 中午，离开长沙前，让汪东兴乘飞机先到南昌向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传达在湖北、湖南的谈话内容。晚九时到达南昌，晚十时在住处同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谈话。毛泽东说：汪东兴向你们传达了武汉、长沙谈话的内容，讲了庐山会议的问题。缔造人民解放军、领导我们军队的人，能缔造、能领导，就不能指挥吗?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呀?我们这个军队是不是哪一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或者是哪几个人缔造出来的?我看不是。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林彪一个。我们党内还有很多同志是领导兵暴的、领导军队的，人多着呢。朱德、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这么多人发动的南昌起义，他们就不能指挥了吗?最后，毛泽东说：现在有个口号叫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人民解放军，要加一条，人民解放军学全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