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与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历程

　　《红与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序言
 

　　中国近二十年的革命斗争证明，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一进程在中国由所有制的大规模变革开始，结束了阶级剥削，几乎(尽管不是完全)废除了私人生产和贸易。然而，尽管这些变化是全面的，但是这也并不等同于所有制的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更不用说经济基础的其他方面，如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此外，经济基础的改造充其量只是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一半。包括社会制度、文化和人民的阶级意识在内的上层建筑仍然存在壁垒。

　　自1949年以来，这些复杂的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事实上，每一次经济基础的转变，都伴随着上层建筑的转变，尽管不是在先的。但是，从目标的全面过渡——向共产主义过渡——来看，社会关系、文化和意识的变化并不比经济的变化更完整。

　　只要转变不彻底，革命就有可能停滞不前，甚至倒退。这可能是因为资本主义关系的大部分领域——如劳动报酬、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等，它们与根深蒂固的、专注自身利益和自身发展的封建、半封建乃至资产阶级思想共同残留着。

　　因此，收入两极分化和产生特权阶层的土壤依然存在，这些特权阶层可以成为新的精英阶层，他们满足于给他们带来特殊地位的现状。对这些人来说，革命已经结束了。他们往往联合一切残余的、被剥夺的阶级力量——革命变革的原始对象——来抵制进一步的变革，甚至复辟。

　　然而，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革命还远远没有结束。“三大差别”——城乡差异、工农差异、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异仍然存在。尽管农村取得了重大进步，但城市生活仍然比农村生活更丰富、更能激励人;工人普遍比农民穿得更好、吃得更好、享有更多的安全感;相比体力劳动者，脑力劳动者仍然能挣更多的钱，享有更多的尊重。由于中国大多数人仍然是生活在农村的农民，而且绝大多数生活在城市的人仍然是体力劳动者，因此大多数中国人生活在三大差别的低端。他们想继续革命，并且将之贯彻到底，直到所有的阶级和阶级差别，所有构成这些差别的生产关系，所有由这些差别产生的社会关系，以及所有反映这些差别的思想都被废除。

　　对于中国的劳动人民来说，朝着这些基本目标继续前进比任何直接的经济收益都要重要得多。通过社会关系的改变来废除工资制度的可能性，既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又能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来实现，这种可能性比今天的高收入或周末、月末或年末的奖金更能激励人们在工厂里努力工作。社区重组既能刺激又能加强生产水平的提高，使农民能够将集体财产与全民(国家)财产合并，从而在国家不断增长的稳定收入中分一杯羹，而不仅仅是在自己小社区收入的波动中分一杯羹，这种可能性比任何高工资或养猪补贴的承诺都更能激励农民勤劳地种植和收获。按照我的理解，这是政治挂帅这一概念的基础，因此也是书名中“红”的基础。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红是首要的。

　　自1949年以来，中国出现的每一股反对力量都在推动相反的观点——革命已经结束，是时候继续生产了，到处都面临着激励和积极性的严峻挑战。另一方面，毛主席以改造社会和自然为主要目标的艰苦奋斗，一再释放出巨大的创造力和生产力。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中国人民真正想要的是革命——继续革命。

　　在这种斗争的背景下，教育既至关重要又充满争议。如果要使政治挂帅有意义，那么数亿人必须认真学习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如何使这一过程生动活泼，而不是死记硬背死教条，是一个持续存在的问题。中国有一个强大的古典研究传统，这将人们推向对“真理”的词句的掌握，用马克思主义文本取代儒家文本这件事本身并不能让人们的大脑与现实世界打交道。这就是为什么毛主席经常强调知识来自实践，并坚持每个人都要参加阶级斗争——也就是日常的政治斗争——以便掌握政治。

　　但是政治挂帅不等于政治就是一切。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革命释放出创造力——尤其是尚未开发的人类潜力。解放人民，掌握科技，提高生产水平。更高的生产水平是进一步革命的物质基础。在这个过程中，对技术和科学的逐步掌握至关重要。这就是这本书书名中的“专”。

　　如何确保大规模扩展专业知识是中国教育面临的第二个持续性问题。在这里，古典传统造成的理论与实践的历史性分离，再次构成了严重的障碍。个别学生对世界科学技术的掌握无论多么出色，在过去都无法克服这种隔阂。由于在中国没有可以借鉴的生产基础(生产力水平)，海外留学生的早熟使得他们倾向于扩大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自1949年以来，毛主席强调实践，坚持每个人都参加生产，并且如果可能的话参加科学实验。随着生产基础的扩大(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中国人民的实践与世界先进理论之间的界限缩小了，但是在儒家理论对此的忽视中，这种结合并不需要。

　　中国教育面临的第三个重大问题隐含在其他两个问题中，并且是该领域争议的核心，至今仍在继续。毛主席说:“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

　　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决定了政治学习和科技学习不仅要群众性地进行，而且要促进平等而不是特权，要缩小而不是扩大差异。在中国，教育被要求取消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而迄今为止的所有现存社会中教育是产生这一差别的重要因素。在中国，教育被要求扭转以牺牲农村为代价发展城市社会的趋势，而在其他几乎所有地方教育都是加剧这种趋势的主要因素。在中国，教育被要求助力废除城市精英的特权，而迄今为止教育一直是产生和维护这一特权的主要因素。

　　至少就目前而言，中国的教育是依靠非常有限的教育机构网络和非常少的小学以上各级合格教师资源来实现这一切的。小学教育自1949年以来大幅度扩大，几乎所有儿童都能接受，然而中学教育虽在同一时期扩大了10倍，却距离普及仍有许多年的距离。同样迅速扩张的大学教育，可能比美国许多州已经认为理所当然的水平还要低几十年。巨大的教育需求和有限的正规教育机会之间的尖锐矛盾，无论是在正规的教育机构网络内，还是在中国人不断创造的如雨后般迅速发展的非正规网络中，都产生了不断的实验和斗争。

　　既然只有极少数人可以继续接受正规的高等教育，那么应该选择谁去呢?应该由谁来做选择，根据什么标准?学生将被教些什么?他们将如何被教导?他们将如何从一个班升到另一个班，学习速度慢的学生会怎样?学校毕业生将如何利用他们的知识?如何防止他们成为特权精英?那些没有选择进入高等学校的学生是否会继续接受继续教育?它将采取什么形式?

　　这些问题该如何回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世界观，毛主席说：“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没有任何领域比教育领域更能体现这一点。但即使这个问题没有真正解决，那也并不意味着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没有进行任何实验，没有应用新的哲学，也没有取得任何胜利。相反，中国的教育已经在各个层面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至于露丝·甘伯格(Ruth Gamberg)可以如实地说:“中国的教育体系是建立在一套完全不同的设想之上的，这些设想来源于与我们完全不同的世界观。最基本的问题比如谁是学生、谁是老师，他们的目标是什么，他们学什么，教什么，如何处理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产生了新的答案，不仅揭示了中国伟大的实验，而且甚至可能使我们有理由反思我们自己的教育体系和支撑它的价值观。

　　”她的研究主要是为了吸收和解释中国教育几十年的奋斗和进步的结果，这不能不吸引和挑战每一个西方读者。对于一个真正重视每个人都有未开发潜力、每个人都有创造力、智力不是固定不变的、人性可以改变的社会，我们可以说些什么呢?

　　我们如何理解这样一种观点：创造力不是一个私人问题，而是来自于合作，来自于许多人的智慧和努力的结合?或者，就此而言，教育应该教会人们思考;考试应该测试一个人的思考能力，或者甚至是一个群体的集体思考能力;这个学科的根源在于对其所理解和认同的那些决定和规则的自愿承诺?我们如何处理教育应该与生产性劳动相结合，而生产性劳动应该在任何地方产生教育——每所学校一个工厂，每个工厂一个学校——的观点，进一步暗示教育永远不应该停止，而且没有人因年纪太大而不能学习?

　　诚然，其中一些想法对于西方的教育工作者来说并不陌生。多年来，各种各样的人已经为这样或那样的人接受了教训，并以实验的方式加以应用。但也仅此而已。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认真努力将它们作为一套连贯的思想和方法加以应用，可以为我们西方普遍盛行的精英主义、职业主义、路径混乱的教育体系提供一种替代方案，这种教育体系既延续又加速了大多数人认为不可避免的社会两极分化。

　　这些思想在中国得到认真贯彻，不仅表现在大多数学校本身的改造方式上，而且表现在数以百万计的受过教育的城市青年到农村长期生活和工作，他们的教育可以最大限度地为人民服务，同时还把工农委员会带到学校进行监督和改造。就目前而言，高等教育可能仍然是有选择性的，但它并不是通往卓越职业生涯的自动垫脚石，也不是留给专家的方向。

　　露丝·甘伯格在中国的时候，特意与每一个她遇到的人，以及参与教育的各种人——农村的知识青年、学校革命委员会的农民和工人、各级学校的普通学生、为他们的工作培训的老师、教授他们最擅长的知识的志愿者、高等院校的教授和各级管理者——谈论教育。她的书的优点之一是，她能够把他们在教学中所做的工作与整个中国社会的重组和改造联系起来，并用任何外行都能够掌握的语言解释中国所理解和应用的革命的关键概念——马克思主义。一个激动人心、躁动不安的社会开始了重大变革，“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

　　露丝·甘伯格总结道：“中国各个年龄段人民的好奇心和活力是他们与彼此和周围环境深刻甚至愉快接触的结果，也是他们每天直接参与解决共同问题的结果，因为他们一起发现如何做出决定，从而决定他们的集体命运。”

　　社会主义教育在中国正处于创新过程中。它绝不是普遍实现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技术学院教师说得很好:“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这是不可能的。凡是停滞不前的地方，修正主义的力量就一定很强大。我们经历过许多斗争，也取得过许多胜利——关于是为了分数而学习，还是学习如何分析和解决问题，关于如何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关于研究新的有意义的方法和材料，以及许多其他问题。但是每一场斗争都必须在今天，明天，以及后天在每一所学校进行。当然，每赢得一场胜利，只要我们不自欺欺人地认为这场胜利是一劳永逸的成就，就更容易赢得新的胜利。我们必须时刻警惕问题;我们必须时刻防止对我们的工作不加批判。”

　　显然，对这位老师来说，革命还没有结束。

　　——威廉·辛顿(WILLIAM HINTON)，也即韩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