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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人碑 | 只讲爱国是不够的!

作者:党人碑 发布时间:2024-07-17 17:23:13 来源:党人碑公众号 字体:   |    |  
隐蔽战线斗争奇迹的背后(下)
——隐蔽战线斗争奇迹的背后(下)

日本画册中汉奸在举行新炮制出来的伪满“国旗”巡游,1932年

        “万里长城第一关”的山海关,北倚燕山,南襟渤海,城高墙坚,巍峨雄壮,如今是天下有名的旅游胜地。
        可在伪满时代,这里是伪满的南大门,东北为日寇之禁脔,自然就成了“鬼门关”。
        日寇为实现吞并全中国的野心,侵占山海关后,把山海关作为控制冀东,进而蚕食华北的前哨站。大量陈兵,设关把口,对山海关实行残酷的法西斯统治。
        当时仅有三万多人的小县城———临榆(今河北秦皇岛山海关区),就成立了关东军宪兵队、守备队、特务队、国际警察署、东税关、西税关等军、警、宪、特组织及经济机关,杂七杂八,总数不下百余个。
        日寇运用这些敌伪机关,勾结汉奸、特务、走狗,使尽各种毒辣手段,残酷镇压和杀害中国人民。

 

日本画报中的山海关,1932年

        彼时的山海关,真是暗无天日,阴风惨惨。鬼子肆虐,特务横行,老百姓的生命财产,朝不保夕。过关之人,闻之不寒而栗,见之惊恐万状。
        这可不是夸张,六七十年代,访贫问苦的时候,有位老贫农回忆,伪满时期,他家就在日本宪兵队附近。每晚都能听到鬼子残杀中国人的嚎叫声,悲愤不已,夜不能寐。怀着对法西斯暴徒的刻骨仇恨,每听到鬼子又在残杀折磨自己同胞的刑讯,就在墙上划一道。把日寇欠中国人民的血债,一笔笔记录下来,希望等到“天亮”之日,终能申冤报仇……
        不过后来解放了,生活好起来了,老房子也翻新了,痕迹不在了,但老人家对这笔血债,却记了一辈子———日积月累,共刻了一百三十多道!
 

日本画报中的山海关,1939年

        在山海关,于性源上班当天就被日本人“教育”了,这种日本人针对中国人的被动式的“爱国主义教育”,每天都在进行,风雨无阻,实时更新。
        你以为“日满一体,共存共荣”就分不清大小王了?
        实际上人家日本人分得很清楚,亡国奴就是亡国奴!
        《塘沽协定》签订后,抗战爆发前的一段时间,虽然伪冀东自治政府已经成立,但是他们的毒教材还没编好下发,山海关内各教育机构用的还是国民政府的教材。
        老师们每天都要特意多嘱咐孩子们要注意,把国语、地理、历史等课本,揣在怀里,不要放在外边,别让日本人看到。
        为什么要这么小心,中国课本碍了日本人啥眼呢?
        一个星期六下午,东高小的关玉芝老师,正在给学生们上课,一个日本军官突然闯进来,检查学生们的课本。齐俊民同学的国语课本就放在桌上,日本军官一页页翻看,翻到第22课,题目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政治史》。
        日本军官勃然大怒,叫关老师给他讲讲,日本是不是帝国主义,日本有没有侵略中国,蝗军带来的到底是不是王道乐土……

 

日本画报中的山海关,1939年,这张特殊之处在于城楼上的伪满“国旗”

        孩子们被吓坏了,好在关老师不慌不忙,应付得当,告诉日本军官,这书是教育部审定的,我没办法改!
        日本军官无可奈何,就对关老师大加辱骂,输出内容可想而知,不说大家也能猜到。
        同日,田氏中学的预备班也发生了类似事件,老师被日本人打得鼻青脸肿。等到1936年下学期,教课书就换上了伪冀东自治政府的毒教材,新课本充满了奴化教育的内容。
        什么“日中一家”、“同文同种”,什么“日华满亲善提携”、“大东哑共荣圈”,花样翻新,无孔不入。
        奴化教育更从基础教育入手,从小学起,各年级都必须设日语课,由日籍教师讲课,一边教日语,一边灌输灌输亲日思想,模糊祖国观念,使学生不知已为中国人。
        还强迫学生读经复古,削弱民族意志,把所谓“满洲国史”也从中国历史中剥离出来,简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这都是于性源的所见所闻,日寇在东北文化侵略的结果,他可是亲身经历,有切肤之痛。长此以往,后果不堪设想,伪满的今天,就是华北的明天。

 

华北伪政权的宣传海报
​​​​​​​
        现在伪满境内的不少出版物,已经逐步以日文拼音文字替代汉字,对外国国名、地名、人名、技术专用词等,直接就用日本片假名拼音。
        而且在报纸、杂志、书籍、公报、公文中,也经常夹杂这种拼音文字,故意把中文搞得面目全非,企图从根本上毁掉汉语和汉字。
        欲灭其国,必先去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
        一路走来,日本人不就是这么干的吗?愤慨之余,于性源想做些什么,但是“政府”远在大西南,能让他感到存在感的,就是关外的抗联和关内的八路军———中国人自己的抗日队伍。他们都是共产党的队伍,虽然缺衣少吃,缺粮少弹,却还在顽强地跟鬼子浴血奋战。特别是山海关西面,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尽管日伪军又是“肃正作战”,又是“强化治安”,还“集家并村”,大搞“人圈”,制造了千里无人区,关东军、伪满军和伪治安军反复“扫荡”,结果如何呢?

 

著名抗日英烈、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包森,他骑的大白马就是缴获鬼子的

        听在警察署上班的朋友说,他们的警察和“自卫队”员,经常巡逻途中,执勤班上,莫名其妙“失踪”了,没几天就被“八路”教育释放。
        警察监视所被连锅端、警察讨伐队全军覆没,也是屡见不鲜。有时候,连领队的日籍警官也在劫难逃,趾高气扬骑着大洋马走的,回来就成了大车上躺着的,一具血里呼啦的鬼尸。
        听得多了,于性源就暗下决心,等有机会就去投奔抗日队伍,去找共产党,他再也不能这样浑浑噩噩地苟活下去了!山海关伪满各机关的同事中,警察局出入境管理处的张大开是个非常稳重正派、性情开朗、有见识的人,只要是中国人,不分关里关外,他都一副笑模样,也从不吃拿卡要,经常挂在嘴边一句话:“得饶人处且饶人,胜造七级浮屠!”

 

日军赶进“人圈”的周四沟(今属北京延庆)部落,被八路军解放

        所以绰号“张菩萨”,有人以为他是虔诚的佛教徒,实际上却是“东青救”卡在东北到晋察冀根据地之间,建立在秘密交通线上,一颗最重要的“钉子”。
        除了传递情报外,张大开同志还有个无可替代的工作,就是专门为同志们秘密快速地办理出入关内外需要的“出国证”和“出关证”,从而保证这条秘密交通线的联络畅通。
        当然,一开始,于性源并不知道这些,他只是欣赏小兄弟张大开的为人,觉得大家是一种人,不是那种“人”。一来二去熟了,俩人无话不谈,甚至私底下开始谈论时局和见闻。这在伪满治下是非常危险的“反‘满’抗日”行为,抓你个“国事犯”现行,不死也得扒层皮。有次,于性源问张大开:“中国人为什么总是受外国人欺负?难道中国人都是命里注定,要挨人家的欺?”

 

1932年,日军侵占山海关

       张大开说:“哪有什么命里注定,国民党腐败无能,没有人去组织广大民众,起来形成反抗侵略者的力量,因此才有今天中国人做亡国奴的悲剧。”
        于性源又问:“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不做亡国奴呢?”
        张大开说:“那就是中国人民都觉悟起来,齐心协力和日本侵略者斗争,把这伙强盗赶出中国那天!”
        于性源接着就跟张大开分享,他从其他朋友那里听来的各种好消息———有关八路军打鬼子的传闻,并表示了要投奔共产党,参加抗日队伍的决心。

 

抗联一路军警卫旅一部,1939年(图片(来自王锦思《图说抗联》)
 
         张大开笑了:“没想到你平时不吭不响,主意却这么正?我有几个做小买卖,跑单帮的朋友,经常四处‘乱跑’,正好有机会,帮你打听打听抗日队伍的消息。”
        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和观察,1944年初的一天傍晚,俩人日常饭后散步消食。走到僻静处,看四下无人,张大开对于性源说:
        “你不是要找抗日队伍吗,我给你介绍一个抗日工作,你干不干?”
        于性源笑了:“为什么是你介绍呢?”
        张大开也笑了:“我就是在干抗日工作!”
        张大开告诉于性源,他是东青救的地下抗日人员,隶属于晋察冀边区。

 

解放后的李振远、周梅影夫妇,
1943年晋察冀分局社会部派到东北负责领导工作

 
​​​​​​​        大致介绍了“东青救”和共产党的关系后,张大开又说:“组织上经过考察,认为你正直可靠,派我来征求意见,你愿不愿意干?搞抗日工作,随时有被杀头的危险,你家有老小,要慎重考虑。”
        于性源心里像开了花,终于等来了这一天,他极力压抑着内心的狂喜,平静地说: 
        “没什么可考虑的,要抗日爱国就要有点骨气,顾这顾那,国家还有救吗?如果说考虑,我希望组织上能考虑派我到前线去,我要拿枪和敌人直接战斗,流血牺牲,在所不惜,我已经受够了敌人内部的黑暗了!”

 

伪满安东火车站上的税务检查所

        张大开耐心地解释,革命工作是多种多样的,组织上要根据每个人的条件,看他适合干什么,在哪里能更大地发挥作用,就派他在哪里工作。
        当前,我们华北与东北之间情报传递工作,在山海关是要费一番苦心的。我们这个伪身份,对地下抗日工作,是多少钱也买不来的,我们可以利用特殊的身份,在敌人眼皮底下做抗日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比拿枪去战斗,任务更艰巨,责任更重大。
        “于性源同志,组织上希望你能考虑,继续战斗在敌人内部,就像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那样,打它们个有苦说不出,有痛找不到。这样,其他同志才能少流血,少牺牲,抗日工作才能更顺利,更周全。”
        多少年后,于性源同志还记得,当时虽然没有完全理解张大开同志的这番话,但还是愉快地表示服从革命的需要。因为他知道,从这一刻起,他的个人命运已经紧紧地同国家、民族的命运捆绑在一起。为革命而奋斗,为民族解放而牺牲,纵然粉身碎骨,亦我之大幸!

 

日本本土来的学生在山海关进行军国主义教育,1935年

        此后,隔三差五,张大开就给于性源“开小灶”。既讲党史、讲革命史,讨论国际国内形势,又讲组织纪律,学习革命理论。
        这里多说一句,“东青救”长期没有被敌人破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所有同志都能自觉地共同遵守的六条原则:
        一是做好掩护职业,老老实实,表现得不关心政治;
        二是绝不贪污,发现别人贪污就装作不知道;
        三是不与不三不四的女人接触;
        四是销毁一切与马列主义有关的书籍;
        五是生活上保持清贫,不搞浪费,要和自己的收入保持平衡;
        六是严格遵守纪律,不得有暴露的言语与行动,对敌人采取忍辱负重的态度。

 

“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

        1944年6月,张大同带着于性源,到“新京(吉林长春)”,见到了化名“张鼎一”的一位“东青救”负责同志。
        经过深入谈话后,张鼎一同志说根据于性源同志的身份条件,组织上安排他来作交通员,工作代号“157”,负责山海关对北京、沈阳之间的交通工作,并反复交代了工作纪律,要求于性源同志只听张大开同志的指挥,保持单线联系。不管什么情况下,都不能与组织的其他成员发生横向关系,即便能猜出对方的组织身份,也不能与之有任何接触,公开自己的组织身份。
        个人坚定的信仰与组织切实的措施相结合,思想建设与组织建设双加强,增强了地下抗日堡垒的凝聚力与战斗力,也让地下组织成员能够最大程度上,在极其险恶的环境里保护好自己,使得大量战略性情报,能安全及时长效地被送到抗日根据地,真正做到“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
 
        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东青救”组织已发展到76人,以沈阳、长春、哈尔滨为中心,其成员分布在沈阳、大连、锦州、山海关、长春、吉林、扶余、图门、四平、哈尔滨、密山等地。陆续为我党提供的情报包括:
        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地区的战略部署和战略思想;
        住在伪满的日本人民的反战思想;
        伪满陆、海、空军的编制、兵力、武器装备、军事部署、军队训练情况、作战能力、军官和士兵的思想动态;
        海军舰种、数量、性能、航线、港口要塞设施;
        以及空军机种、性能、机场、基地、飞机生产等,对于港口要塞设施和机场基地都画有详细地图;
        对吉林、辽宁地区,主要是长春、沈阳、鞍山等重要设施、武器生产工厂、交通要道等都画有详细目标地图,以供空中轰炸时使用;
        从伪陆军、警察方面收集到的日伪对我东北游击队袭击的情报,以及军、警、宪、特联防真压、防谍等措施,还有伪满财政、金融、预决算、重要经济文教政策……

 

山海关,一头挑起华北,一头挑起东北,战略地位可想而知

        毛泽东同志曾经高度评价“东青救”同志们的功绩:
        “我们的情报工作突破了伪满洲国的‘钢铁国防线’,是我党对东北工作的先锋。”
        解放战争中,“东青救”的大部分同志继续潜伏,打入国民党反动派内部,进行秘密的情报工作,继续发挥着作用,他们的工作,隐秘而伟大。
        选择理想不易,坚守信仰实则更难,所以有人坚持战斗,就有人出卖人格,背叛初心。说完英雄,我们再说说叛徒。

 

投降日寇当了汉奸的谢文东(右二)
 
        1940年春节前夕,伪满三江省警务厅警备科属官郝益之,接到伪警务厅内部通知书,上写“视察归顺匪谢文东公出”字样,指定公出地点是去勃利县。
        谢文东,地主出身,曾是土龙山农民反日暴动的领袖,抗联第八军军长,甚至还曾经加入过中国共产党。但后来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进入了更加艰苦的时期,威逼利诱之下,他叛变投敌,成了铁杆汉奸,手里血债累累。
        尽管谢文东为日本人如此卖命,日本人却还是对他非常提防。说白了,就是要过年了,到谢文东家看看,有没有啥难处,尽量给他解决些生活困难,好造个“王道乐土”的噱头,也调查下他“归顺”蝗军之后,还有没有“反‘满’抗日”的活泛思想,还跟原先抗联的老关系有没有“勾结”……

 

正在对我抗联进行“冬季讨伐”的鬼子兵
 
        谢文东投降鬼子后,被安置在勃利县,所以郝益之先到了勃利县伪警务科,取得联系后就到县城西门外约三里地方的谢文东家。
        这俩是老关系了,前一年已经见过一次,相谈甚欢,还单独请当时“下山”的谢文东、李华堂(原抗联第九军军长)到家吃过饭。他们虽然“归顺”了,但却都对日本侵略中国表示不满,但也仅仅是不满而已,毕竟此时人在矮檐下。这次由于已经是老朋友,思想相近,又没有日本人在,旁边更没闲杂人等,俩人就聊得深了些。

 

日伪汉奸叛徒组成的濛江“讨伐队”,它们的目标就是杨靖宇
 
        先聊了抗联的难处,谢文东认为,最初日本人在东北没有完全建立统治秩序,他们所到之处,基本靠吃大户,生活还不算很困难。
        但1936年冬季以后,鬼子实行“归屯并户”,发“身份证”、“旅行证”等措施,粮食就渐渐困难了。
        抗联的粮食来源主要靠老百姓,靠老百姓中的进步人士帮助,或当地进步保、甲长的帮助。
        日本人的统治越来越紧,抗联的粮食供给就越来越困难。最后那些日子,我们吃不着饭是常事,吃树皮、野菜、草根也是常有的。
        到这时候,战士们越来越不好领导,关系搞不好,就容易发生大问题。特别是有的战士开小差,每走一个人,我们就得拔营一次。就连派出去外出拉关系的战士,他去后我也不敢指望他一准儿回来,更须防备他会不会领来敌人。最后日本人派联络员去找我们时,我们只剩17个人,只剩10粒子弹、5颗手榴弹。我们埋起来的枪是有,但子弹没有,枪也不敢拿出来。

 

抗联第一路军女战士,我党属性,可见鬼子批注的“供匪”二字(图片来自王锦思《图说抗联》)
 
        郝益之问了谢文东一个问题:“为什么投过来的都不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呢?”
        谢文东回答:“关于这一点,我是承认的。我们确实不如人家共产党思想坚决,牺牲性大。”
        郝益之又问:“(共产党的)革命思想究竟是怎么得来的呢?”
        谢文东说:“这一点我是弄不很清楚的,从四军介绍来的一位朝鲜族政治指导员给我讲过革命道理,但我听不进去。我总想,反正日本鬼子是侵略我们中国的,我们就应该反对他,懂得这一条也就行了。”

 

两位被捕的朝鲜族男女抗日干部,
“王隅沟(今属吉林龙井)‘ソヴエット’
(苏维埃)共产党农民会长、共产党女宣传部长”,
估计是1934~1935年日军的三次“大讨伐”中
(图片来自王锦思《图说抗联》)

 
        革命斗争的历史证明,有朴素的爱国热情只是基础,还远远不够。对此,张梦实同志更有发言权,晚年他在回忆录,专门谈到:
        “像我这样一个出身于封建剥削家庭的人,能走到革命队伍中来,又加入了共产党,原因固然很多,但我想其中最主要的还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树立了正确的革命人生观。当然这对任何一个革命者都是重要的,不过对像我这样出身的人来说,恐怕应该在‘重要’两个字的前面再加一个‘更’。因为我们这样的人,从原来的生活和思想方面讲,既无革命的迫切感,又无无产阶级出身的那种朴素的阶级感情。因而我们如不加倍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观,就不可能彻底背叛自己的家庭,背叛剥削阶级,就不可能走向革命。道理很简单,既然人的思想是由一定的物质基础决定的,那么没有无产阶级的出身,没有革命的物质基础,要想革命,就只有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从理论上、世界观上弄清革命的道理,世界发展的必然,才能实现这些思想感情上的大转变。”

 

晚年的张梦实、徐明
(也是“东青救”成员,徐是张家原先被赶出门的丫鬟)

 
        爱国主义古已有之,但爱国主义并不是“普世”的,爱国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阶级那里有不同的内容。
        不搞清楚这个,爱国主义就会变得盲目,对于爱国主义的评定,应该有个历史唯物论的标尺,从当时历史环境出发,划清进步与反动的界限,不能以抽象的“忠义”、“气节”来评定爱国与卖国。
        换言之,如果不讲阶级性,“爱国”就会变得大而无当、虚头巴脑,也就很难坚持下去,甚至走向反面。

 

沈阳志城银行旧址
 
        又:“东青救”这篇,至此算是写完了。
        不过将来有机会,还会根据史料搜集情况,写写这个系统的无名英雄们,比如宪东同志,比如伪满“新京”军校里的抗日师生,还有我党各系统不断从关内派到关外,试图打通跟抗联、东北地下党联系的无名英雄们,比如《夜幕下的哈尔滨》原型———李维民同志。
        此外,我还想多说几句,从文章里引发的,但是没有展开的———爱国行为不能完全等于爱国主义,爱国主义也是有阶级性和历史性的。
        为什么说这个,除了因为文中的谢文东———这位曾经的“抗日英雄”,我党文件当时都称他为“同志”外,还因为我曾经揭露过某些假借“抗日老兵”之名,行你懂的事之流。当时我根据他们公布的老兵情况,拿史料一对比,就得出“西贝货”的结论。
        对方在史料面前哑口无言,却“怼”了我这样一句话:
        “你有史实,你有良心吗?”
        换言之,都“抗日”,有错吗?同样的,曾经荧幕上、小说里的黑社会、窑姐、土匪抗日,也在宣传“爱国主义”,有错吗?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就要回到历史现场,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为什么要抗日?
        因为日本侵华,损害了中国各阶级的利益,所以必须抗日。
        各阶级都有抗日行为,但并不代表中国内部各阶级,没有先进性和落后性之分。
        各阶级抗日,本身也有为自己本阶级利益考虑的。什么黑社会抗日、窑姐抗日、土匪抗日之类神剧塑造的“英雄”,不代表他们有多高的爱国情怀,而是因为日本人来了,实实在在损害到了他们的切身利益,让他们无生意可做罢了。
        想下去就细思极恐了———如果鬼子不是那么不做人,赏赐些残羹冷炙,勾兑些边角余料呢?
​​​​​​​        所以这些人的“抗日”,必定是不彻底的,也必然是不能持久的。怎么才能做到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做到真正不动摇的爱国主义呢?
        张梦实同志已经给了答案,历史也给了答案。
        2024年7月1日凌晨1:56于郑

        注:所有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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