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与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引论

　　中国的老朋友格林(FelixGreene)在他的一系列资料丰富的电影中，巧妙地捕捉到了中国人的生活和精神，他提醒我们:“世界上四分之三的人从来没有去过中国，其余的人住在那里。”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让我们更多地了解这个非凡的国家。但还有其他原因。中国人民已经开始并决心完成我们时代最重大的实验。它们正在塑造一个人们有新的目标和愿望以及实现这些目标和愿望的新方法的社会。他们的实验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他们过去生活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拒绝，而他们之外剩下的四分之三的人仍然生活在这种制度之下。尽管许多西方人可能更愿意忽视或低估中国实验的重要性，但事实是，它正在取得成功。这种成功吸引了其他地方无数人的兴趣。中国正变得越来越像一块磁铁，吸引着仍然受压抑和沮丧的数百万人的注意力，他们正在寻找一种可行的发展模式。

　　对我们来说，了解中国同样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被严重误导了。西方观察家和评论家经常根据他们自己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和倾向来解读中国发生的事件，这些观念和倾向必然会排除，或者至少限制我们对中国生活现实的理解。西方媒体二十五年的反华轰炸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现成的关于中国人的负面形象:乏味、无趣、难以理解、机械化的军国主义思想控制产品。事实证明，这些过于简单的印象经常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中，用来解释，或者更准确地说，用来搪塞中国人的一切都是大错特错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与我们想象中的中国大相径庭。因此，我们是否喜欢他们的实验，我们是否欣赏他们的目标和成就，我们是否欢迎他们对世界上其他人的影响——所有这些几乎都是次要的考虑因素。

　　我们必须首先承认现实。也许我们最好的出发点是诚实地评估我们自己的一些假定。以“洗脑”为例。北美人经常对小孩子引用毛主席的话感到震惊，“毛主席教导我们应该...”对许多人来说，句子如何结尾并不重要;小孩子喊“毛主席”已经够糟糕的了，我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错位的同情：“可怜的孩子;他们没有机会。”如果我们希望理解这个了不起的国家，就必须更冷静地看待中国。什么是“洗脑”?当我们使用这个术语时，我们指的是一个产生强烈反应的过程，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不是基于知识和调查，而是基于无知和强迫，无论多么微妙或明目张胆。根据这个定义，人们可以相当有说服力地认为，某些人由“毛主席”这个词而刺激触发的反应本身就是洗脑的结果。我们都听到过美国成年人，包括学校老师和家长，提到从华盛顿到林肯再到肯尼迪的领导人，他们的行为，以及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的东西。然而，我们从未想过把这称为洗脑。这样看来，令人担忧的并不是使用模型供儿童仿效的技术。

　　(一些西方人没有意识到，在中国人的名字中，姓氏排在前面。当中国人说“毛主席”时，绝不像古巴人对他们的领导人说“菲德尔司令”那样熟悉。“毛主席”只是一个准确的称呼(共产党主席)，并不比“福特总统”更熟悉也更正式。这是中国人一直使用的形式。)

　　但是，毛作为典范所代表的原则也不是令人反感的，因为在西方，很少有人知道毛主席的教导中体现了什么样的原则和价值观。甚至在接触了毛主席的一些基本思想之后，一些人仍然对它们的真正含义持怀疑态度。我记得一个美国大学生和他的两个中国同学讨论时，中国学生提到他们每天都按照毛主席关于人民应该关心自己健康的教导进行锻炼。“你真的认为这就是毛说要锻炼身体以保持健康的原因吗?”美国人问道。谁知道他自己的怀疑使他偏离了那句话多远：那次演习真的是为了组织起来的目的?毛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巫师，他的使命就是让人民陷入被动、顺从、伪装的昏迷状态，以便更好地控制他们?或者甚至让他们准备好“接管世界”?这样一个简单的解释，如改善人民的健康，尽管早些时候讨论了如此令人印象深刻的相关事实，如成功地战胜了多种疾病，婴儿死亡率的显著下降，以及消除饥饿，这个人仍然感到高度怀疑。对他来说，在中国行使权力被解释为一种背叛，一种奥威尔式的陷害无辜者的诡计。毕竟是“毛主席”提倡的!即使是备受推崇的西方学者，有时也会对中国最简单、最日常的事件表现出同样过分的怀疑态度。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斯(JohnKennethGalbraith)在报道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行时，发表了大量误导性言论，比如下面对他乘船期间看到的一样东西的描述。“大约五十个十二岁左右的孩子正忙着给一家银行除草，在我们经过时装模作样地表示不会被打扰。”当然，他不会真的认为，这些孩子是在知道一些外国人会经过那里时被安插在那里的，或者他们被严格指示要看起来很忙!

　　对于我们的文化短视和我们的媒体强加给我们的对中国的怀疑，我们必须提出一个有支持证据的案例来证明中国人是为了他们的健康而锻炼，或者证明孩子们没有因为他们参与其中而从他们的工作中分心——这无疑是一种悲哀。值得注意的是，从中国返回的游客经常被要求证实的第一件事是，他们没有被禁止拍照，在没有人陪伴的情况下漫步街头，或者与任何他们想要交谈的人交谈。这是对中国人民的诚信和智慧的侮辱，我们在地球的另一边认为我们可以看穿他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的“真正”目的，而8亿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已经完全被骗了。当然，这种局面的责任不能完全落在媒体身上。虽然他们做得非常有效，但如果

　　没有我们整个社会在某种程度上的接受，他们就不会如此成功。当然，媒体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创造了这种接受性，例如，公开支持或至多不积极挑战恶毒的麦卡锡主义反共产主义，麦卡锡主义的发展在历史上与人民共和国的婴儿期相吻合。毫无疑问，有许多文化因素为对中国的曲解提供了缓冲。我只提两个。其中之一就是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根深蒂固的犬儒主义，这种犬儒主义使得一些人，即使亲眼所见，也无法接受中国那些微笑而活跃的孩子们是真正快乐的;幸福的外表只是这些可怜的小机器的伪装。一个彻头彻尾的愤世嫉俗的观点认为一切都是出于最自私的考虑;冠冕堂皇的原则只是用来战胜幼稚的巧妙策略。这种玩世不恭被投射到别人身上，世界被视为一个每个人都在欺骗或被欺骗、智取或被智取、迷惑或被迷惑的地方。用H·L·门肯(H.L.Mencken)的话来说:“从来没有人因为低估美国公众的智慧而破产。”这种观点不允许社会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人们可以诚实，但不是“笨蛋”或“失败者”，人们可以成功，但不会愤世嫉俗。然而，这正是中国人正在努力创造的社会。

　　(在中国，)人们不希望被欺骗或误导。他们通常相互信任和尊重，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是傻瓜。如果他们发现他们的一些领导人一直在寻求自我，他们倾向于回应，就像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所做的那样，这场革命将在后来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文化遗产的第二个方面是同样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它为歪曲中国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毫无疑问，作为一个社会，我们正在远离粗糙的“洗衣服不赊账”(“notickee-nowashee”)的种族主义，但种族主义，通常在更微妙的伪装下，并没有从我们中之消除。广受欢迎的电视连续剧《功夫》中的主人公非常善良，非常关心正义。但是他通过古老的中国武术所实现的正义是最残酷和最高效的。或许他可以被视为一种提醒，提醒人们早先不那么委婉地称之为“黄祸”的持续威胁。那个老人呢，他的导师，他同样善良，同样关心正义?他那令人难以置信的深刻(尽管常常难以理解)、简洁而永恒的见解和建议从何而来?他的智慧之帽像他的前辈陈查理(CharlieChan)一样神秘莫测，在他之前，神话中的圣贤在我们的脑海中排成长龙。这种隐蔽的种族主义的例子层出不穷。

　　最近我在一家小镇的报纸上读到一位回国游客的报道。其中大部分似乎是有利的，但它包含了几个非常奇怪的限定词，这些限定词有损于积极的观点，实际上使人们对积极的观点产生怀疑。其中一份声明指出，中国实际上已经消除了“我们所知道的”犯罪。我想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他们是否有其他种类的，未知的和难以言说的，让人想起所谓的古老的酷刑，这些酷刑违背了西方的理解，并且表明了所谓的中国人缺乏对人类生命的关心?如果是这样，是因为他们是共产主义者，还是因为他们是中国人，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当然，在我们这样一个犯罪问题日益严重的社会里，我们应该准备给予应有的赞扬，哪怕只是认真关注一个几乎消除了犯罪的国家，只要我们有机会从中学到一些东西。但是种族主义甚至掩盖了这样一个积极的成就。我们先进，他们落后。中国人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可能会把这里提出的种族主义解释进一步理解，认为它是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遗产。那些认为整个民族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能力教任何人任何有用的东西的人有一种“宇宙中心”的心态，这种心态来自于他们与他人的长期剥削关系。加拿大广播公司(CanadaBroadcastingCorporation)是非洲大陆最自由的广播公司之一，该公司在广播中声称，特鲁多总理1973年访华时会见了路易?艾黎(RewiAlley)，人们漫不经心地将他描述为“一个可能比当今任何人都更了解中国的人”。

　　除此之外，人们还能如何解释这一声明呢?作为一个在中国生活了四十多年的有洞察力的新西兰人，他对中国的了解可能和其他白人一样多。然而，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一定有一些中国人知道得更多。更糟糕的是，似乎还有一种微妙的暗示，即中国人不是“人”。因此，在我看来，任何寻求更好地了解中国的西方人都有责任审视自己是否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抵制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新世界——这个世界不同于我们所接受的教育，也不同于我们自己的经历。除非我们准备好离开我们自己的世界，然后跳进这个新世界，否则我们既不能理解也不能欣赏中国。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在作出判断之前进行询问和思考。我们必须努力理解中国人的哲学和他们的政治经济观点。我们甚至不得不去探明他们的口号和表达的真正含义。例如，我们很容易假设“‘走狗代理人’”这样的短语只是一个宣传性的“共产主义”标签，意在煽动不了解情况的普通民众。但它植根于中国历史。它指的是最广泛意义上的雇佣兵，毫无顾忌的人，为了得到报酬，会听命于他人。在旧中国，一个富有的地主有时会养狗陪同他的助手巡视农家，收取租金、税款和债务。这些狗通常相当凶猛，被用来恐吓顽固的农民，并嗅出他们可能拥有的任何隐藏的食物。地主的助手们在本质上扮演着和他的狗一样的角色，农民们称他们为“走狗”只是一种自然的联系。由于这个原因以及许多其他原因，要了解今天的中国，我们还必须了解昨天的中国。中国人民过去发生了什么，毛主席扮演了什么角色，让他们如此钦佩毛主席，学习毛主席的教诲?半个多世纪以来，毛主席和其他人的领导使数亿人摆脱了为少数人的富裕而终生辛苦劳动的困境，摆脱了使许多人沦落到以野生树根和树皮为食，将他们的孩子卖给奴隶或卖淫，向富人乞讨却被诅咒和唾弃，在疾病、无知和迷信的痛苦中生活的贫困。他们始终相信自己是低人一等的——这是一个活生生的地狱，最终在他们家的小屋里，甚至人行道上或田野里不光彩地死去。在中国，再也没有人像那样活着或死去了。中国人说，伟大的转变是由于“毛主席和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因为是他们提供了一个替代选择，可以远离沉重的和似无休止的封建压迫以及后来的外国压迫，可以远离由它们统治和奴役大多数苦难的中国人民的情况。难怪中国人民信任那些引领他们走上现在道路的人，并坚信他们有很多东西要向这样的领导人学习。

　　过去的苦难已经一去不复返，中国人正在建设一个新社会，一个由社会新人栖居的新社会。他们决心要搞社会主义。他们不想要自己封建时代的贫穷和愚昧。他们不想要他们所认为的资本主义的不平等和不公正。他们也不想要像苏联那样对社会主义进行扭曲的修正。然而，他们真正想要的东西的全貌还不能完全看到，因为它还没有完全描绘出来，正处在创造的过程中。它的初步草图已经完成，某些轮廓与色调清晰可辨，但中国人认为，在充分实现社会主义新人的潜力之前，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这是一个进步过程，和其他任何过程一样，它的发展缓慢而不均衡且充满曲折。这需要释放中国数亿人的创造力，因为他们正努力完善每一条线条，为每一个特征赋予正确的形状、颜色和纹理。在中国，人们有时把建设社会主义比作万里长征，他们说他们只走了几步路。然而，他们确信，他们所采取的步骤和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只要他们保持足够的警惕，他们就能到达目的地。正如正在进行的革命精神一样，中国人展示了一种坚韧不拔的决心，要战胜这条道路上的每一个障碍。

　　有人说，毛主席最喜欢的一句话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革命还在继续，中国人民正在迎接挑战。在中国，除了选择哪条路之外，任何事情都是可以质疑、可以辩论、可以改变的。这本书是我1973年6月访问中国时写的。当时我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写一本书，但回到家后，我发现自己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人们提出的许多好问题只能给出简短和片面的答案，这让人感到沮丧，显然需要更多的答案。由于种种原因，教育这一主题似乎为帮助人们了解中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工具。为了确定价值观及其在任何社会中的表现形式，研究教育制度总是有益的，因为正是在对年轻人的教育和培训中，我们才能发现一个社会的主导力量认为什么是足够重要的，以便让后代继续生存下去。更具体地说，在中国，教育如此普遍，它以一种非常核心的方式影响着成人和儿童的生活，而且因为校园内部的活动与外部的活动直接相关，看看教育可以教会我们很多关于整个社会如何运作的知识。此外，中国的教育体系是建立在一套完全不同的假定之上的，这些假定来自于与我们完全不同的世界观。最基本的问题比如谁是学生，谁是老师，他们的目标是什么，他们学什么，教什么，如何处理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产生了新的答案，不仅揭示了中国伟大的实验，甚至可能给我们反思我们自己的教育制度和维持它的价值观的理由。同样不容忽视的是，中国庞大的人口中有40%的人口年龄在16岁以下。

　　然而，这本书有一些局限性。一是我不会说中文。因此，所有的讨论，除了我们的导游，我在中国遇到的一些讲英语的中国人，和一些在国外大学的中国学生，都是通过翻译进行的。尽管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们尽可能忠实、高效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但是讨论中的某些微妙和细微差别很可能根本无法表达出来。这本书的另一个局限性与中国变化的速度有关。革命意味着变革，中国的革命每天都在继续。因此，在调查结果被记录下来之前，它们在某些方面可能已经过时了。当我在1975年夏天有幸回到中国时，这一点表现得很明显。虽然教育的基本要旨和方向基本相同，但其工作的许多细节已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尽管如此，尽管中国人已经超越了下文中出现的一些内容，这是一个不容忽视或低估的事实，但我们仍然可以从1973年的中国中学到很多关于现在的东西，甚至是关于它可能会变成什么样的东西。与任何重大实验一样，在进行过程中的任何时候都有需要学习的东西。我们不需要等待“所有的事实都在里面”。事实上，以目前中国人看待事物的方式，事实可能永远都不在里面;如果他们继续走目前的道路，实验将永远不会完成，因为对他们来说，人类的进步永无止境。第三个局限是，在我两次访问中国期间，我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城市里，那里不是大多数中国人生活和接受教育的地方。

　　虽然我访问了一些农村学校，在那里我与老师和学生交谈，我的更多信息来自城市学校。由于城市在包括教育在内的大多数方面都领先于农村，我所看到的许多东西都不能被认为是严格意义上的典型或平均水平。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具有代表性。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它可能更清楚地展示了变化的方向。通过观察一个社会中更先进的元素，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一起移动，我们可以更好地看到不那么先进的人将走的道路。现在人们几乎习惯地说，如果没有许多人的有形和无形的帮助和鼓励，像写书这样的事业是不可能完成的，不幸的是，这些人必须保持匿名。尽管如此，我在准备这项工作时欠他们所有人的人情和感激是无法量化的。仅仅提到一小部分，决不能说明那些不知名的人的贡献没有任何价值。

　　无论如何，最应该感谢的是无数的中国朋友和熟人，他们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提供大量的信息。让这本书成为可能。我要特别感谢赫伯·甘伯格(HerbGamberg)，感谢他在这项事业的各个方面无私和持久地给予我的协助。同样，我也要感谢唐·科尼利厄斯(DonCornelius)对手稿的仔细阅读和贯穿始终的富有洞察力的建议。在许多重要的方面也有帮助的是吉姆·斯托尔兹曼(JimStolzman)，哈戈斯·格布雷(HagosGebre-Yesus)，伊莎贝尔·克鲁克(IsabelCrook)，和大卫·克鲁克(DavidCrook)。我特别感谢玛丽·麦克金(MaryMcGinn)，黑兹尔·沃特斯(HazelWaters)和布里奇特·特里姆(BridgetTrim)，感谢他们像助手一样协助着我。我还要感谢莎伦·斯托尔兹曼(SharonStolzman)、谢丽尔·甘伯格(CherylGamberg)和温迪·卡茨(WendyKatz)在校对和编辑工作方面提供的帮助。SchockenBooks的克里斯·卡贝(ChrisKuppig)提供了非常有价值和专业的建议。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我要感谢我的儿子托尼，他虽然年轻，但仍然很有合作精神。尽管如此，不用说，所有的不足都是我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