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25军及74师创立的一块重要革命根据地。她的创立与发展,为党中央把革命大本营建立在西北发挥了特殊作用。
红二十五军长征入陕
红25军是鄂豫皖苏区的一支主力部队。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几次“围剿”,加上党内“左”倾错误的危害,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不断减员,不得不于1934年11月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转移,去找寻新根据地。
人陕前夕,第二先遣队发布《布告》:“红军此来,是要帮助陕西穷人……武装起来,推翻豪绅地主的统治,建立陕西的苏维埃政府”。
1934年12月9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率领红25军从河南卢氏县境人陕,第二天即在今丹凤县庾家河街召开省委会议,提出“立即建立鄂豫陕省委,为创造鄂豫陕苏区而斗争”的战斗口号,决定改鄂豫皖省委为鄂豫陕省委。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鄂豫陕省委率红25军,西征占领镇安、柞水,连克宁陕、佛坪县城;回师攻占洛南、围攻山阳县城,摧毁地方反动政权,打击作恶多端的反动分子。由于这是有计划、有准备、有步骤的战略转移,省委和红军成建制“空降”陕南,目标明确——创建新苏区,注重政策——克服“左”的错误,步调一致——上下一齐行动,按照老苏区的成功经验,在东西区成立鄂陕、豫陕特委,开展地方工作。负责一方的领导人都是军级干部,富有群众工作经验。他们抓紧时机建党,组建游击师(大队),成立苏维埃,打土豪、分田地。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经4个月紧张而有序的战斗和工作,建立了以商洛为中心区域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新根据地的建立,使红军有了依托,得以休养生息,发展壮大。红25军人陕创建根据地时2500多人,新苏区的人民参军参战,1935年8月离开根据地西征北上时增到4000多人,成为长征中唯一人数增加的红军。
红25军转移后,与中央失去联系,一切行动决策都得独立自主决定。1935年7月中旬,获悉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有北上动向,鄂豫陕省委果断决定:率领“25军到陕甘苏区会合红26军”“迎接中央红军”。7月30日,红25军主力和鄂陕第4路游击师、华阳游击队离开鄂豫陕苏区继续长征,9月16日在延川县永坪镇与红26军、红27军胜利会师,结束长征。三军改编为红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
这一行动,成了历史进程的关键。毛泽东到陕北前后的谈话,证明鄂豫陕省委这一决策完全符合党中央北上的意图,加速了中央红军北上方针的演变。原来中央红军准备“到接近苏联的地方去”。毛泽东1935年9月22日在甘肃岷县哈达铺团以上干部会上,讲话中说感谢当地的报纸,提供了陕北的讯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2002年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修正本确认:在哈达铺“毛泽东提出到陕北去”。9月27日在通渭县榜罗镇中央“正式决定前往陕北,保卫和扩大根据地。”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甘根据地吴起镇,11月初与红15军团会师,从此落脚陕北,一住就是13年,延安成为革命圣地。毛泽东到陕北了解了红25军从陕南继续长征的目的后,1937年1月13日中央机关由保安移驻延安,2月9日在延安对从国民党统治区第一个来陕北苏区采访的记者范长江(建国后任新华社社长)说:“徐海东之由陕南经陇东入陕北,乃偶然作成中央红军之向导”。因中央红军长征前先命萧克的红六军团西进去探路,故毛泽东说的“偶然”指“并非如萧克之有预定计划。”这一公开谈话,首肯鄂豫陕省委高瞻远瞩的功绩。
1996年,江泽民同志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大会上,明确指出:“创建陕甘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西北地区红军,同先期到达陕北的红25军一起,打破了敌人的重兵‘围剿’,为党中央把革命的大本营安置在西北创造了条件。”对红25军10个月的长征,徐向前元帅作了精辟的评价:“它独立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使自己得以休养生息。它西征北上的战略行动,成为主力红军北上的先导,为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建在西北建立了特殊的功勋”。
北边行动南边配合
红军战略大转移途中创建的鄂豫陕苏区,坚持2年4个月。红25军主力从进入商洛到离开8个月,创建了一块新苏区;省委率红25军主力西征北上后,中共鄂豫陕特委和红74师在更加严峻和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1年8个月,使革命红旗继续飘扬。
鄂豫皖苏区,是大革命失败后第一批建立的根据地,走出来的干部有7年建设根据地的全套经验。省委决定在组织红军主力反对敌人“围剿”的同时,派出一部分红军和干部到农村去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进行根据地的建设工作。1934年12月底,派223团政治处主任陈先瑞率领1连红军战士到镇安、郧西等地开展群众工作。1935年1月,又派225团3营副营长方升普率领1连人到商南、洛南一带加强东部工作。这些部队到地方后,一方面打击反动民团,镇压土豪恶霸,没收和分配地主的财物:另一方面在深入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建立抗捐军、游击队和红色政权,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只几个月时间,地方武装力量成建制的,在豫陕边,有陕南抗捐第1军,豫陕游击师所属4个游击大队;在鄂陕边,有鄂陕游击司令部所属6路游击师。分散的,有华阳、茅坪等游击队,以及县、区、乡苏维埃政权所属游击队、赤卫队等。地方武装星罗棋布,兴盛时期达到4500多人,多于红军的人数。第9路游击师,同陕军警1旅一部在高山寨、天坑梁等地激战,敌旅长在给西安绥靖公署的电报中,说游击师的战士“裸体挺枪,几次满山吼号直扑而来”“负固据守”,不得不令团长“增兵1营,步炮1连,前往指挥督剿”。程子华军长说:“没有武装斗争的胜利,就不可能建立和巩固根据地。鄂豫陕苏区就是红军和红军发展的游击师、抗捐军用枪杆子打出来的”。
与此同时,省委先后派常委郑位三和戴季英、原红28军军长郭述申下地方,建立了中共商洛、鄂陕、豫陕特委。在他们的领导下,建立了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及其县、区、乡相应的党、政、军、群组织,打土豪分田地,落地生根。省委率领红25军离开陕南后,中共鄂陕、豫陕两特委1935年9月9日会合于商南县梁家坟,主动合并成立中共鄂豫陕特委,郑位三任书记。10月6日在商南县碾子坪,将原两特委领导的游击部队改编为红军第74师(又称陕南红军),陈先瑞任师长、李隆贵任政委、方升普任副师长兼参谋长。鄂豫陕特委率领红74师根据斗争形势,采取集中——分散——集中的战略,在鄂豫陕边的广大地区打了5个来回,足涉丹江、汉江之水,攀登华山、太白山巅,打破敌人的3次“围剿”,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
中央红军到陕北,历史处在转变关头,中央重视发挥鄂豫陕苏区的作用。1936年1月12日,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电示中共陕甘晋省委和红15军团,由徐海东、程子华选10名陕南同志,交省委分批派陕南,均带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决议。1983年武汉军区原红74师老同志座谈会证明,3月特委收到商洛籍战士程福才从陕北送来瓦窑堡会议文件和“八一宣言”,从此有了方向,一切围绕陕北行动。
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安置在西北,长征中的三大主力红军要会师。1936年9月,任弼时、贺龙率领的红二方面军长征出草地北上,毛泽东、周恩来23日电告“陕南尚存在3个游击区”,指出郧西、镇安、旬阳、山阳、柞水“为基本游击区”,供参考选择路线。由于有鄂豫陕根据地存在,红二方面军到根据地西边缘凤县、略阳后,国民党在陕南东部的军队大部西调。中共鄂豫陕特委将红74师所有的3个团集中起来对敌。派特委委员、手枪团政委带所部尾击西调的国民党军,令其回顾;师部率主力转战于镇安、柞水、商南、洛南等地,迟滞国民党军,促成红二方面军夺路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
中央红军先渡黄河东征后又回师西征,挺进宁夏、甘肃,解放盐池、固原,扩大陕甘根据地,接应红二、四方面军,使1936年10月在甘肃隆德胜利会师。在4支长征红军集结中,鄂豫陕根据地军民以灵活机动的优势主动配合。华山“奇险天下第一山”,拥华山而制关中。1936年11月,中共鄂豫陕特委率74师在华山脚下转了3个大圈,派手枪团1个分队,步兵团1个排,共计50多名战士登上华山,张贴标语,虚张声势,搅得国民党军四处告急。过后,毛泽东同郑位三、陈先瑞谈到大闹华山时,赞扬说:“主力红军在西边行动,你们在东边闹华山,配合得好啊!你们保存了2000多人的力量,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中央军委派二局政委李涛,带人和电台到蓝田坝龙庙来传达指示。成立鄂豫陕边区军政委员会,主席郑位三、副主席李涛,红74师整编为抗日南路军(内部仍称红74师),军长陈先瑞,直接受中央领导。抗日南路军驻防灵宝,阻止国民党兵进潼关。不久,抗日南路军与红15军团会师商州,协同东北军和西北军制止国民党亲日派何应钦进攻西安,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发挥了重要作用。
西安事变虽已达成协议,但国共两党的谈判还在继续进行。为了防止内战再起,中共中央在命红15军团撤离商州的同时,令抗日南路军继续留在陕南策应陕北苏区。抗日南路军的去留问题,牵动国共两党最高领导。蒋介石向在南京的中共代表潘汉年提出“要求陈先瑞开渭北”。毛泽东1937年2月上旬3次打电报给在南京和国民党谈判的代表周恩来,4日告:“陈先瑞部宜暂在陕南,即使要北开,亦待将来再开为好。”7日再告:“汉年来电蒋要求陈先瑞开渭北,己电复。该部是陕南土著部队,不愿意开渭北,无法勉强。且顾(祝同)已许留陕南。你向顾与蒋谈以此种情况告之,坚持该部在陕南。”8日重申:“陈先瑞陕南土著,不愿此来,无法勉强。”毛泽东设想如敌还要开战,在渭北的红军主力第一步出商洛,第二步出豫西,第三步出京汉路,可以取胜千里。毛泽东的雄才大略,由此可见一斑。
毛泽东与徐海东
南方红军到陕北已是冬天。这年冬天雪来得早,战士大部分还穿着单衣,冷得受不了了。据《军事史林》1999年第1期记载,毛泽东很着急,忽然想起:红25军来陕北之前,已经在鄂豫陕开辟了根据地,活动了几个月,或许多少会有点积蓄。写了一张条子:“海东同志,你好!因部队过冬吃穿出现困难,特向你借款2500元。毛泽东”。毛泽东告诉中央红军后勤部长杨至成:“红25军在鄂豫陕边经营了几个月,大概他们多少还能有点家底。我相信,只要有可能,海东同志一定会帮这个忙!”杨至成冒雪飞骑求助。徐海东看到条子,第二天,5000块银元送到中央红军驻地,总后勤部部长叶季壮十分感动:这真是雪里送炭!当时供给部财务科长傅家选在《心意》一文中证实:我把钱包好交送的人,翌日到军团部,“徐海东拿起桌上的一封信递给我,激动地说:‘老傅,毛主席回信啦,还表扬我们哩!’”我接信一看,是毛泽东、彭德怀写给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的,开头说“你们辛苦啦!感谢你们的帮助和支援。……”看完信,军团长说:“没有专门收条,这就是收条,你要好好保存。”第4天,彭德怀看望徐海东:“多谢你这位财神爷。”若干年后,毛泽东还在一次干部大会上深情地说:“在陕北最困难的时候,还多亏了海东同志借给我的5000元钱!那几千元钱,可是为革命帮了大忙!”
毛泽东到陕北前对徐海东只知其名,未见其人。1935年11月7日,中央机关到达陕甘根据地的中心今子长县瓦窑堡后,毛泽东即到甘泉县道佐铺红15军团司令部会见徐海东、程子华。徐海东闻讯快马加鞭从130里前线赶回。对会见的情景,他后来在《星火燎原·会师陕北》中写道:“刚洗了一把脸,毛主席就来了。一块儿来共4个人(另3人中有彭德怀——笔者注),都穿着朴素的灰棉衣。哪一位是毛主席?不认识。子华同志是中央来的,他介绍后,毛主席向我伸出手来,亲切地说:‘是海东同志吧。你们辛苦了’。”据在场的红15军团政治部副主任郭述申回忆:徐海东汇报了红25军长征和到陕北的情况,毛主席肯定了红25军的作战部署、计划、方针都是对的。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徐海东将军传》称:“毛泽东、彭德怀同志不但赞扬了红25军在陕南的行动,……而且还赞扬了他们在劳山、榆林桥战役打得好。”程子华忘不了毛主席的亲切勉励:“毛主席在接见徐海东和我时,表彰了红25军长征的功绩,说为革命立了大功”。
为长征的胜利,两人结下不解之缘。建国后,徐海东被授予大将军衔,是开国10大将之一。徐大将一生九次负伤,养病时毛主席电慰“静心养病,天塌不管”,信勉“安心静养,以求痊愈扩”。“文化大革命”中,1969年3月30日党的“九大”开幕,林彪一伙反党集团正在迫害徐大将时,毛主席亲自提名徐大将为“九大”代表和主席团成员,全体代表一致通过。据与会的伍修权回忆:“当徐海东同志坐着轮椅到达会场时,周总理含泪走过来,亲自给他安排座位,亲手搬来茶几、痰盂放在他面前。正在主持开会的毛主席特地转过身向他招手致意。徐海东同志感动得热泪盈眶”。
(来源:原载《地方革命史研究》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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