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不再有少数人的特权

伟人们之所以看起来伟大，只是因为我们自己在跪着。站起来吧!（ 出自《巴黎革命报》，《神圣家族》中引用过这句话，这里直接用中央编译局在《神圣家族》中的翻译，以下为《神圣家族》对应注释：这里指的是《巴黎革命》（《RevolutionsdeParis》周报），该报于1789年7月-1794年2月在巴黎发行。在1790年9月以前，革命政论家、民主主义者埃利塞路斯达洛任该报编辑。）

“他头戴黑紗帽，身穿绿色丝绸长袍，手戴碧玉戒指，腰系紫色腰带，袜子洁白如雪，鞋子如玫瑰色的云朵，高贵而自然。这样的人，如果不是神，至少也是个高官或统治者。”

这就是旧中国的学者。

三千多年来，教育局限于一小群学者，他们的政治权力远远超过他们的人数。早在公元前二世纪，他们管理许多政府机构的权利就被一种考试制度所合法化，这种制度从公元七世纪到二十世纪成为中国生活的一个常规特征。通过这种考试制度，学者们被挑选出来担任皇家官僚的职务。

一些历史学家称赞这一制度的公正，声称成为士大夫的机会是平等的，这一行列向所有表现出智力潜力的人开放。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因为少数农民确实偶尔会出人头地。然而，机会远非平等。学习仅限于男性，这直接取消了一半人口的任何机会。另一半的大部分，出于各种意图和目的，也退出了竞争。要获得考试资格，需要多年的学习；一个潜在的候选者必须仔细研读经典著作，一读再读，直到完全记住为止。成为一名学者是一份全职工作，成功并不是板上钉钉的事。这不是一个敷衍了事所能完成的任务。竞争是巨大的，一个学者的整个未来都取决于考试的结果。很少有农民家庭能够养活一个非生产性成员，或者支付参加考试所需的多年的高额教育费用。无论如何，农民由于他们的处境，都是非常实际的人，会背诵经典对于填饱肚子并没有什么直接的价值。因此，地主和官员的儿子，拥有长期学习所必需的财富和闲暇，成为学者。在成功完成考试后，他们也将成为官员，使他们能够给子他们的家庭恩惠，从而确保他们的特权和权力的延续。因此，从本质上讲，中国受过教育的人形成了一个小的统治精英阶层，这些精英的统治延续了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

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始于20世纪初，当时中国试图摆脱外国列强的统治。传统的教育制度根本不足以满足该国不断变化的社会和技术需求。

科举制被废除，对儒家经典的重视减少了，取而代之的是更适合当今需求的学科，如世界历史、地理、科学。在城市知识分子的主要带动下，一场扫盲运动开始了，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留学归来的。

但是，尽管有了这样的动力，教育还远远不能普及广大的文盲农民和工人，也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的实际需要。尽管8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但城市仍然是早期智力活动的中心。许多有识字技能的农村人很快又因为无书可读而变成了文盲。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那一年，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的那一年，估计仍有85%的人口是文盲，农村地区的文盲率达到95%。以生存为目的的辛勤劳作抽走了上百代人民的精力，让他们陷入无知和迷信。他们的眼界被局限在狭窄的乡村，他们的思想被各司其职的传统和观念所奴役；对任何事情持中庸的态度，年轻人服从老年人，女人服从男人，仆人服从主人，下级服从上级，甚至生者服从死者。

过去的苦难

新的革命政府接手的教自问题令人震惊；经济问题是压倒性的。首要任务是让人们活着并且保持最低限度的舒适度。

自古以来，中国人口众多，大多数人都无法获得足够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快速回顾一下1949年之前的情况，就可以了解新政府所面对的是什么，以及它自那以后取得了多少成就。水是中国人永恒的敌人——要么太多，要么不够。中国被无休止的洪水和干旱所困扰，给数亿人带来了饥荒和饥饿。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一位作者描述了中国的饥荒，“如果这个词的意思是食物短缺的规模足以引起大范围的饥荒，那么这个国家的一些地区很少没有饥荒......在有些地区，农村人口的处境就像一个人永远站在齐脖子的水里，一个涟漪就足以把他淹死。”

直到1949年，在过去的2000年里，中国人平均每年在这个国家的一个或另一个地区遭受一次大饥荒，这一事实的严重程度令人难以理解。如此大规模的苦难意味着什么？太行山和太岳山的庄稼歉收，河北南部的洪水和河南的蝗虫很快就开始席卷四省...在河南，通往太行山的路上很快就堆满了尸体。1942年春天，所有树木的芽都被吃掉了。每棵树的树皮都被剥掉了，所以树干呈现出一种奇怪的白色外观，就像人们被剥去衣服一样。在一些地方，人们吃蚕的粪便；在另一些地方，人们吃奇异的白土。但是这样的食物只能延缓饥饿几天，灾民很快就死了。

女人们交换她们的孩子，说：“你吃我的，我吃你的。”当一个人快要死的时候，他挖了一个坑坐在里面，让邻居在他死的时候填土。然而，后来却找不到人来填坑，因为所有的人不是死了就是太虚弱了，不能铲土。男人先卖掉自己的孩子，然后是妻子。那些幸存下来的人变得越来越虚弱，即使在那些有雨的地方，他们也太虚弱了，不能种植或耕...人们找不到猫，狗，猪或鸡，所以没有养殖。很多时候，全家人都自杀了。一家之主会活埋他的父亲、母亲、妻子和孩子，然后自杀..蝗虫的入侵几乎使饥荒扩大到人类无法忍受的程度。在饥荒的头两年里，连续几天，这些虫子云集在四个省份上空，遮蔽了太阳，几乎吞噬了沿途所有的植物。（杰克·贝尔登（JackBelden）《中国震撼世界》）在灾害不严重的时候，农民又成为繁重税收的受害者，这些税收往往既富有想象力又残酷，这使得他们的生活并不比饥荒时期更有保障。在蒋介石执政期间

“税收包括：土地实物租金，占收获作物的百分之五十，此后还有许多种类繁多的其他税收，几乎令人难以置信，这些税收一直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实行到1949年。其中有一般税、烟草税、葡萄酒税、交通附加税、教育税、商业税、房租税、节日税、采矿税、均衡税、冬季保护税、弹药税、月税、街号税、新年猪税、牙税、人头税、酒罐税、市场检验税、道路税、受灾人民税、红灯笼税、宴会税等，清村税、警察税、糖税、纸税、米税、额外盐税(有五种盐税)、船税、逃避征兵税、逃避强迫劳动税、船票税、铁税、煤税、盐窖和炉子税,卷烟叶税、特别灯税、刺绣印花税、国民革命军北伐税（1925年开征）、市政税、门税、窗幅税、毛血税、称重机械税、土匪税、剿匪恭喜税、剿共税、额外抚恤税...”

杰克·贝尔登（JackBelden）《中国震撼世界》

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根据官方调查，中国农民必须缴纳188种不同的税...”如果这还不够糟糕的话，“到1935年，税收已经提前征收了39年；1935年以后，税收提前征收的速度加快了，提前征收到了70年后...”

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放贷是一种利润丰厚的业务。每个村庄都有高利贷者,他们往往也是地主，勒索无情。

据说，一位“好放债人”（被形容为村子的福星）只收取25%的利息：但这种克制很罕见。据说，40%至80%的利率很常见；150%至200%的利率也不是不存在。质押的货物按其真实价值的三分之二收取。就较贫苦的农民而言，长期负债是普遍现象，而不是例外。他们在夏天典当他们的庄稼，在冬天典当他们的农具，在整个12个月里典当他们的家庭物品。城市里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我们在南京的导游在描述他的城市的过去时说：“解放前，这是一个典型的消费城市，充斥着官僚主义。在南京的70万人口中，大约有20万在餐馆、鸦片馆、赌场和酒楼里工作的仆人、服务员和歌女，以及为寻欢作乐的资本家、国民党高级官员和为在南京横行的外国侵略者提供专门服务的妓女。所以在这个城市里几乎没有什么工业可言。甚至火柴和香烟都不能在这里生产。南京人称它们为“洋火柴”、“洋香烟”、“洋衣服”、“洋钉子”。他说，几乎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必须进口。当时南京只有16000名产业工人。四分之一的人口失业，乞丐在城市里随处可见。尽管蒋政府在纸面上提出了改革，但富人的腐败和穷人的贫困仍在继续。纸面上的改革往往就像政府印钞票的纸张一样毫无用处。正如预期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加剧了严峻的经济形势。《北京周报》后来报道说，在1940年至1949年间，粮食这种最基本的商品的价格，“上升到超过20万倍的水平...在旧中国，粮食掌握在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地主资本家手中，投机和囤积盛行。秋天粮食一上市，地主和粮商就千方百计压低收购价格，大量囤积。春天缺粮时，他们就提高粮价，牟取暴利。”

经济领域的革命

自然灾害和社会灾害使中国人民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处于非人的生存状态，这些灾害必须得到控制。它们是1949年新政府的第一项工作。旨在最终使最富有的地主和最贫穷的农民处于平等地位的土地改革立即启动；少数人不再榨取多数人的血汗。为了给每个人平均分配土地，土地被重新分配，但是许多农民甚至缺乏原始的工具，当然也不能让牲畜在土地上劳作。邻居们愿意分享他们所拥有的，并在他们的耕作劳动中进行合作，在许多地方普遍是自发的响应。起初，他们组成了互助队，与邻近的农民互相帮助耕种土地，分享他们所拥有的农具。

但随之而来的是许多问题。有些地块不如其他地块肥沃。每个家庭都试图攒足够的钱买自己的设备，不但浪费而且低效。由于互助包括一个家庭从他人那里得到的援助与其对他们作出的贡献一样多，因此这一制度对那些健全成员较少的家庭不利。一个结果是，那些富裕的人能够买断小家庭或大多数是年老、非常年轻或体弱多的家庭。

还有其他问题，例如在最繁忙的时期，哪些田将获得优先权。为了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成立了合作社，其中土地由大批农民共同耕种。生产力和合作得到提高。然而，个体农民的部分回报，通常有一半，是基于资本份额（贡献给合作社的土地数量），另一部分是劳动份额（贡献的劳动量）。由于投入的资本有时是相当不平等的，回报也是如此——通常不考虑一个人工作有多努力，因此产生了新的不平等，有时还产生了怨恨。

为解决这一困难而进行的斗争最终出现在以按劳分配为基础的高级(有时称为社会主义)合作社。这一发展是真正的进步，就像早期阶段的变化一样。然而，新的问题继续出现。比如如何评价彼此的工作。此外，除了基本的农业生产之外，还有其他需要注意的事情。首先，水必须得到控制，需要大量的人来建造水坝、堤坝和灌溉工程。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由数以万计的农民组成的公社于1958年成立，至今仍是中国农业组织的基本形式。除了劳动报酬外，每个人都有基本的粮食供应保障。公社被划分为生产大队，生产大队又进一步细分为生产队（通常在地理上与村庄相对应）。公社的规模和三级结构使劳动分工大大提高，不仅农业生产效率提高，许多以前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也被解放出来从事许多其他经济活动，使过去梦想不到的多样化和自给自足成为可能。用于农业的大多数生产资料属于小组和大队所有。需要更加全面和协调的组织形式的大型企业，例如主要的节水和防洪计划以及散布在农村的新工厂，通常由公社组织和控制。公社-大队-队的安排推动了其他活动的发展，不仅有经济活动，还有社会运动和政府职能。它们的责任同样落在这三个级别中的一个或另一个级别上，较小的项目，如较低级别的学校、诊所和简单的娱乐设施，由地方单位建立和经营，而那些需要更复杂的设备和技能的项目，如中学、医院和更复杂的娱乐设施，由公社管辖。大队和公社都有自己的政府机构。这些加强合作的阶段一个接一个地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发展起来。他们不是通过上面的命令而来的，而主要是为了应对农民自已遇到的问题，虽然肯定有相应的指示和鼓励，以及由于他们新发现的自由，可以创造性地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农业的进步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在1959年至1961年期间避免了更大规模的饥荒的祸害，这段时期的恶劣自然条件在几年前就一定意味着灾难。（译者注：关于这段历史可以参阅高默波、布拉默尔等人的研究。）

尽管土地改革至关重要，但它只是政府为扭转旧有的苦难和腐败模式而发起的众多革命性政策之一。旧的税收被废除；高利贷被禁止；鸦片贩运被禁止；卖淫被禁止——这些法律上的限制得到了成功的执行。各种各样的商品必须生产出来并提供给人们。大大小小的工厂遍布全国各地，不断发展的交通网络现在促进了产品的分销。不到25年前，许多村民从未见过任何机器，现在他们正在生产，有时甚至发明这些机器。

和其他所有城市一样，南京现在可以讲述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乞丐已经彻底消失；从前只有1.6万工人的小规模工业劳动力已经增加到36万以上；这座城市不再依赖外部也不再落后，甚至已经超过了自给自足，有了足够的盈余，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许多商品。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没有失业。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许多项目的劳动力短缺。

此外，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一直背负着对更富裕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巨额且不断增加的债务，现在则已经没有外债或内债了。与大多数国家不同，中国不欠任何其他国家或私人银行一分钱。几个世纪以来，各种各样的税赋压垮了这个民族，现在他们不用缴纳个人所得税，而几乎所有其他的个人所得税都只是过去的传说。（中国目前只征收三种个人所得税。（1）自行车牌照税。这种形式的税收适用范围很广，因为有很多私人拥有的自行车。（2）对私有住房征收住房税。这只适用于城市里的房子。由于所有新的城市住宅建设都是国有的，（因而这种税）唯一涉及的房子都是1949年以前的老房子，（这些老房子）仍然是私人所有的。任何个人的住房所有权都仅限于他或她居住的一所住宅，因为私人收取租金被认为是剥削。因此，没有人会为一套以上的房子纳税。此外，中国大部分私人拥有的住房都在农村地区，不受此税的影响。由于这些原因，该税只适用于人口中相对较小且不断减少的部分。（3）屠宰税。由于大多数动物都属于生产队或公社，所以屠宰税一般由集体承担。然而，个体农民有时也会自己饲养很少的动物，这些动物通常会卖给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不受税收的影响。这种税也不适用于宰杀农民通常拥有的鸡鸭等小动物。它只适用于像猪这样相当大的动物，只适用于农民宰杀而不是卖给国家的情况。因此，这种税的适用范围不是很广。此外，这三种税种的征收金额都很低。）

基本生活必需品的费用完全在每个人的能力范围之内。虽然一些西方国家补贴农民，限制他们的生产，以保持价格上涨，但在中国，农民总是被要求生产最大限度的产品来得到补贴，这样农产品的价格对消费者来说就会较低。大多数农产品和工业产品的价格是在国家一级确定的，各地区之间的差异不能超过1%。因此，人们不会因为距离生产中心较近或较远或分销设施的发展水平而受到奖励或惩罚。价格稳定。与西方媒体所宜称的“世界性通货膨胀”相反，拥有世界近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完全没有任何通货膨胀。价格上涨只适用于手表等极少数进口商品，反映了其他地区的通胀，但中国没有。对于国内生产的商品，情况恰恰相反。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许多基本产品，如药品、化肥、农机和农具，随着它们的大量供应，价格一直在稳步下降。尽管中国的生活水平确实在持续提高，而且非常强调增加商品和服务的绝对数量，但奇怪的是，中国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消费社会”。

劳动人民不仅以公共的方式积极地共同生产；就连他们的消费习惯也没有盈利社会常见的那种疏离感。中国的分销网点似乎更愿意帮助消费者，而不是欺骗消费者；他们通过自觉地引导消费者对其产品的态度和意见，表现出对消费者购买安全、制作精良、耐用产品的愿望的关注。消费者意见的可靠性不存在任何外部障碍，因为他们不必为了做出合理的判断而在一大堆促销噱头中苦苦挣扎，以便接触到实际的产品。这里没有广告，也没有花哨的包装，没有“特殊商品”、“奖金”、“奖品”、绿色邮票等等。没有人的工作取决于销售率，没有佣金。一个产品要么在质量、适用性、大小、颜色、形状、味道、质地等方面适合顾客，要么就不适合。如果不是这样，那也不是因为他被某人误导了，这个人的工作就是不顾他的要求向他推销某样东西。因此，消费者被允许，甚至被鼓励，在他们的购买习惯中保持理性。一位生活在中国的美国记者说：“中国没有物质占有的恋物癖，也没有人与人为生存而斗争的感觉。

尽管生活水平在慢慢提高，但这个社会绝大多数人并不贪得无厌。”所有这些经济变化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彻底性发生。原因有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是，首先，总是试图找出问题的确切性质的压力，其次，坚持不懈地致力于解决问题的巨大努力。解决方案很少是局部的。中国人为他们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做，但并不自满。此外，它们似乎具有敏锐的优先感，集中注意首先处理重要事项，而不被不太相关的附带问题分散注意力。他们的首要任务必然是为数亿穷困潦倒的人提供食物、衣服、住所和药物治疗。他们的成功令人震惊。虽然与西方社会的富裕阶层相比，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仍然很低，但现在每个人都有足够的物质生活必需品。

生活水平不仅在稳步提高，而且对中国人也同样重要，而且越来越公平。没有哪个社会阶层会因为其他人仍然贫穷而致富。他们一起受益。

教育领域的革命

在任何一个工业化社会，如果要培养科学和现代技术方面的人才，教育都是很重要的，但在中国，教育还有另一个同样重要的目的。最终目标是最终实现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中国人坚持认为，正是阶级的存在，使得一些人得以剥削、压迫和统治另一些人，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各地都是如此。他们声称，只有当阶级社会不复存在时，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虐待才会停止。在更平等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分配产品和服务，使人民免于匮乏，是创造无阶级社会的必要步骤，但仅凭这一步是不够的。他们还必须发展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新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必须完全成为人民的一部分。中国人认为，没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经济将很快退化为资本主义。例如，在土地改革的最初阶段，农民获得了自己的一块土地，其中许多人是第一次获得这块土地，人们只能预料到，有些人会梦想通过走他们所知道的唯一通往繁荣的道路——成为地主和放高利贷者——而变得富裕起来。这些愿望带来了相应的行为。即使到了合作农业的高级阶段，一些以前没有土地和土地贫乏的农民也想把所有的精力放在耕种自己的土地上，扩建自己的房屋，规划自己的未来。这种问题一次又一次地出现。人们必须从旧的个人主义心态和新的社会心态中接受教育和相互教育，因为每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每一个新的收获，都有一些人希望保持最近阶段的特权，他们经常宣称革命已经走得够远，因此倾向于反对进一步的变革。因此，再教育的进程必须继续加快。

因此，在中国，教育和再教育与经济发展同样重要。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巩固其他方面的成果，巩固社会主义的基础。要让所有人接受教育，而不是只有少数人；不需要很多怀有旧思想的人来腐蚀新社会的基础。

通过教育使人平等的第一步是使人识字。然而，要掌握基本的中文知识并不容易。它需要学习3000个或更多的汉字。虽然有些字是由其他字组合而成的，但它们都必须单独学习。近年来，许多汉字已被简化，但仍有大量汉字包含很多笔画，有的甚至超过20个笔画。学习读写汉语几乎没有捷径，但大量的人已经识字。解放后不久，一场扫盲运动开始了。它的成功远远超过了本世纪早期开始的普及扫盲的努力。这一次，能够阅读和写作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通过读写能力，一个人可以更积极地参与许多决策和任务，这些决策和任务直接影响到他自己、他的社区，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

现在，一旦学会了，读写技能就不太可能被遗忘。即使在偏远地区，也有阅读的机会，而且这些材料通常与人们的生活相关。关于重大切身事项的印刷资料，比如怎样增加作物产量、改善环境卫生和实施急救的小册子，得到广泛散发。中国各地都有政治文章、日报、海报和布告栏，宣传地方事件，报道国内外新闻。有人认真努力寻找新的技术，以提高和保持识字率，其中一些可以相当有创造性。例如，我在广州参加过一次音乐演出，当演员们唱歌时，在舞台两侧的两个长长的垂直屏幕上以大字显示音乐文字。

虽然主要目的是使听众，特别是说不同方言的听众能够理解这些单词，但也希望通过这些手段，一些文化程度较低的人能够学会一些汉字。仅仅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识字率就从1949年的15%左右的低水平，上升到今天的80%到90%，剩下的文盲主要集中在解放前成人的人中。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农村大约只有5%的儿童接受了完整的小学教育或同等程度的教育，而今天，在全国范围内，超过90%的小学适龄儿童在上学。中等教育的增长也很惊人。以山东省临清县为例，1945年，临清县30万人口只有一所能容纳250名学生的中学。到1973年，人口增长到大约50万，但有118所中学和19484名学生。即使考虑到人口增长，这也意味着学生人数增加了4600%以上。然而，与初等教育的相对可得性相比，不同地区的中等教育程度差异更大。与中国其他地方一样，中国的教育体系继承了不平衡的条件——城市地区的教师和学校比农村多；受过教育的男性多于女性；有些地方的自然条件总是更适宜居住，因此能够比其他地方生产和支付更多的社会服务，等等。这种不平衡只能逐渐平衡，因此仍然存在区域差异。来自农村地区的学生升入中学的比例估计大致在60%到75%之间；在城市中，比例达到了80%到90%以上（南京和其他-些城市为100%），而且这个比例还在不断上升。虽然不是所有开始上中学的人都接受完整的中等教育（完成初中是最常见的分界点），但国家未来的目标是实现普及中等教育。我们参观的大多数学校按照北美的标准都是大班。在上海的一所普通中学，一个班有45到55名学生，我们对规模进行了评论。“我们同意，”其中一位老师解释说，“小班教学效率更高。每年都有更多的新学校在建设，更多的新教师正在接受培训，因此最终我们的班级将会更小。然而，与此同时，虽然我们在大班办学方面遇到了困难，但我们老师心里很清楚，我们现在的首要目标是普及中学教育。所以，尽管我们有很多学生，但我们很乐意开设大班。”

她以自己特有的直率，简要地概述了两种选择：一方面，小班制会让老师们更轻松，但也会有培养出自命为精英的人的风险；另一方面，如果教师能容纳更多的学生，精英主义的危险就会减少，国家就能更快地向普及中等教育迈进。为了眼前的需要而做出当下牺牲在中国似乎是一个并不罕见的原则。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去做，太多的服务需要去做。问题是，是应该将稀缺的资源用于培训一小部分人成为高度专家，还是应该分散开来，使许多人发展最低限度的能力？选择后者作为主要推动力，而不完全牺牲前者。（1973年和1975年我在中国的时候，我询问了我所访问的每个城市和公社的普及教育的程度。虽然各地情况不同，但1975年普及教育的年级水平都高于1973年。）

例如，医生的培训也面临同样的困境。过去，少数医生集中在大城市，他们主要为富人看病。庞大的农村人口无法等待足够多的人成为受过全面训练的医生。在当今中国典型的聪明才智下，“赤脚医生”（这个名字有误导性——他们确实穿鞋）诞生了，而且他们马上就被需要了。他们是从农民中挑选出来的，他们仍然是农民，部分时间在田里工作，另一部分时间照顾人们的医疗需求。最初的医疗培训通常持续三到六个月，然后就使他们立即开始执业。他们进行健康教育项目，做预防工作，治疗简单的疾病，使经验丰富的医生腾出时间来处理更复杂的病例。他们一边行医，一边继续接受医学教育。他们可能参与疑难病例的医院会诊；他们会聚在一起交流经验；他们参加由在社区接受过全面培训的住院医生和来自城市的医生定期开设的课程，这些医生组成流动医疗队在农村旅行；或者他们可以参加由医学院提供的特殊短期课程。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已经培训了100多万赤脚医生。他们不会取代更专业的医生。医学院校仍然实行全科医学培训。这两种类型的医生都是必要的，他们相互支持，相互补充。这种理性的计划就是所谓的“用两条腿走路”的一个例子。（中国）并不会强调一个而忽视另一个，而是以一种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方式同时发展。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像人的两条腿之间的关系。当双腿协调良好时，这个人能够走得更稳、更快。这种解决医疗问题的方法代表了教育有助于实现人口平等的方式。

它为更多的人提供了学习新技能的机会。除了目前可以提供完整的医学预科和医学教育的相对少数人之外，许多其他人也可以学习较小规模的医生。因此，更重要的是，全体人民成为这个新兴和创造性教育计划的受益者。每个人都通过接受良好的医疗服务而获得更大的平等。这种方法也有助于减少医生和非医生之间的地位差异。医学知识不再需要成圣；医生不必被崇拜为具有半魔法治疗能力的大祭司。他们不再是垄断身体奧秘的小团体。在中国，医学正在被视为同其他任何类型的工作一样，是一种需要学习和实践的知识和技能体系，任何人——包括普通农民——都可以通过勤奋和努力掌握。农业、工厂工作或任何其他职业也是如此，由于工人和农民提供基本和有价值的服务，因此产生了使他们像医生--样受到高度尊重的态度。这个观点在我们来到中国的第一天与我们的导游讨论的时候就表达出来了。我们注意到他们总是称呼对方为“同志”。我们问它（这个称呼）是否意味着加入了共产党。

其中一个，一个四十多岁的严肃男人，看起来像个知识分子，回答说，“哦，不，不一定。在中国，所有的人都是同志。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都是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工作的，所以一个人做什么工作并不重要。因为每一项工作都是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贡献，所以我们都是平等的。无论一个人是做最卑微的体力劳动还是担任最高的行政职务，我们看到的只是一种分工。我们不认为有些人优越，有些人低人一等。我们致力于在中国实现所有工人的平等，所以我们互相称呼为同志。”这种态度似乎在我们所到之处的人们对待彼此的行为中一再得到证实。老一辈的身份差别，包括一些外国人不容易认出的细微差别，可能仍然存在，但中国社会的明确目标无疑是消除这些差别。

半边天

在过去，妇女受到的压迫比其他中国人更严重。女人必须对她们的父亲和丈夫完全无条件地服从。妇女被剥夺了拥有财产、选择丈夫、离婚和在丈夫死后再婚的权利。她可能是几个妻子中的一个；她可能在青春期之前结婚；她可能被卖为奴隶，纳妾，或卖淫；她可能在童年时被绑住双脚；她甚至可能在婴儿时期被淹死。她在任何影响她生活的关键问题上都没有发言权。她在经济上依赖他人，在政治上无能为力。

在古代中国看来，世界是由两种对立而互补的力量——阴阳——组成的，它们形成了一种动态，并合成为一体。阴是黑暗和腐朽；它代表着软弱和被动，这一切都被视为女性。阳是它的对应物——光明、成长、力量、活跃——简而言之，男性。这种古老的哲学思想深深扎根于对女性的精细的行为准则中。圣贤们的智慧被认为是女人完全的、永远的低人一等的证明。2500年前，孔子说过：“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样的“智慧”在几个世纪里被无数的直白表达出来。“娶来的老婆买来的马，任我骑任我打。”一句熟悉的谚语这样说。在女儿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父母就会给女儿找一个合适的新郎。他们不征求她的意见，就把她卖给另一个家庭，新娘的价格取决于她的家庭地位和她的长相。新郎很可能比她大得多，也可能比她小得多，而且很可能是她从未见过的人。结婚后，她搬去和丈夫一家住在起，他们通常完全陌生，她是他们的仆人。

她不得不服从丈夫和婆婆的一切要求。她吃他们的残羹剩饭，穿他们扔掉的衣服。即使她满足了他们所有的要求，不抱怨，不叛逆，她也会经常被打：“当一个女人生气的时候，她的丈夫会打她；丈夫生气的时候，也会打她。”没有地方可以寻求保护；她是她丈夫的财产。离婚，逃离这种无法忍受的处境，是不可能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她被禁止去任何地方：“男人去县城，女人待在家里。”人们期望她为丈夫生很多儿子：
为他生儿子
她们可以躺在沙发上睡觉；
她们将穿着长袍...
为他生女儿——
她们要睡在地上；
她们将穿着包装纸
如果一个女人不幸生了很多女儿，她可能会被迫卖掉或杀死其中的一些女儿，但她无法平息丈夫对她如此背叛的愤怒。尽管农村妇女耕地的工作对于她的家庭来说在经济上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她被看作是没有生产力和没有用处的：“男人的劳动创造一切，妇女只能做水汤。”她无法想象男人会帮她做家务：“如果一个男人做家务，他会越来越穷。”她的活动只与她的家庭有关。她不需要受教育。谚语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和“男人是天，女人是地。”妇女经常逃跑或自杀也就不足为奇了。

自解放以来，妇女的处境发生了如此迅速而彻底的变化，令人惊讶。妇女现在可以选择自己的丈夫、离婚、再婚、拥有财产、接受教育、参与社区和政治事务。缠足、同居、卖淫、奴役和杀婴都是非法的，而且实际上已经被消灭了。当我们询间广州中山医学院的一些医生，受到身体虐待的女性受害者是否在该市的医院接受治疗时，这个问题得到了令人惊讶的回答。“我们没有那种问题。解放前，这种情况很多，但现在不多了。那是一个社会痼疾，现在已经被治愈了。”现在，夫妻可以免费获得避孕信息和设备，以限制他们家庭的规模。我问学院的一位女医生，她认为一个家庭应该生几个孩子，她说，“一个没关系；两个很好。”停顿了一下，她微笑着补充道，“三个绰绰有余了。”对女孩出生表示失望的父母或祖父母可能会受到邻居的批评，因为他们仍然保留着“压迫性的封建意识形态的残余”。一位55岁左右的妇女，被她的邻居们选为他们北京52000多人口社区的领导人之一，她知道在旧中国和新中国做女人意味着什么。她这样描述妇女的进步：“解放前，我们被当作非人类对待。我们以前被看作是稻草，现在却被视为珍宝。”

今天的口号反映了妇女的新地位，正如旧口号反映了她们过去的地位一样。现在人们说，“男同志能做的，女同志也能做。”“妇女能顶半边天!”妇女解放的基础是她们作为经济中的重要力量的新角色。起初，男性反对女性外出工作。女性在遇到阻力时，会用她们日益解放的口号，愤怒地宜称：“男人能做的一切，我们都能做！”一些坚持旧观念的人会嘲笑地反驳说：“好吧！我们能做的你都能做，那就什么都做！”许多妇女接受了这一挑战。在毛主席于1958年发起的“大跃进”期间，全国各地的男女老少都动员起来了。毛主席呼吁加快生产，更充分地利用人民的劳动力，依靠中国的努力而不是外国的援助。公社从合作社中产生，制定了“两条腿走路”的政策，无数小规模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兴起。许多新兴产业都是由从未出过家门的女性组成的小团体建立起来的；妇女通常是文盲，她们中的大多数人对工业技术完全没有知识。在为社会主义建设作贡献和证明自己能力的愿望的驱使下，在心怀怨恨的人的嘲笑的怂恿下，她们坚持不懈，学习技能，创新，合作，并且在许多情况下取得了成功。许多这样的小工厂已经成为生产精密设备的大型国有企业，最初的创始人还在里面工作。其他的仍然是较小的社区工业，有时被称为“家庭主妇工厂”。“他们生产简单的产品，但对整体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

今天，在中国被称为传统家庭主妇的妇女并不多。根据大多数计算，超过80%的女性在家庭以外的职业工作。他们的家庭似乎并没有因此受苦。小孩子上学前班或由祖父母或少数不外出工作的家庭主妇照看。大规模的学前教育是中国自1949年以来的新事物，是为了响应解放妇女在社会上工作的巨大需求。因此，在可能的情况下，这些安排都是为了方便母亲。这里有专为56天大到2岁半大的婴儿和儿童开设的托儿所。（例如，在1949年以前，北京只有15所学前教育学校，所有这些学校都专门面向富人家的孩子。现在有4500所幼儿园和托儿所，可容纳近20万名儿童和婴儿。）许多婴儿与工作场所相临，因此母亲们可以带着婴儿一起工作，并让受过训练的人员照顾他们。母亲们可以从工作中得到带薪休息来照顾婴儿。

从两三岁到七岁，孩子们可以上幼儿园，这些幼儿园通常是由城市的社区和农村的生产队或大队开办的，因此离家很近。绝大多数中心只提供日托，但也有一些寄宿设施，供父母加班或离家太远而不能每天回家的孩子使用。尽管学前教育的发展非常迅速，但仍不足以满足中国数千万儿童的全部需求。城市在许多方面都领先于农村，通常有更多更好的设施，但有时也缺乏学前教育。在这种情况下，优先考虑的是那些没有退休祖父母陪伴的孩子，这样做是为了避免阻碍那些想要外出工作的有能力的女性。妇女的福利是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问题。除了日益扩大的学前教有设施网络外，还有其他一些专门针对妇女的福利。在怀孕期间，工厂女工的工作量减少而工资没有下降；她们可以有56天的带薪产假(双胞胎有70天)；有月经困难的妇女不会受到惩罚，必要时可以减轻工作量，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休假而不会损失工资。除了这些特殊考虑之外，女性工人还可以获得与男性相同的定期工作和退休福利。为了减轻通常落在家庭主妇身上的家务负担，许多社区，尤其是在城市里，都有洗衣、补衣、修鞋等服务中心，这些服务既便宜又快捷。在一家又一家的工厂里，我问妇女们家里谁做家务。答案总是千篇一律：“谁先到家，谁就开始；然后另一个加入，”或者，“我的丈夫、孩子和我有分工；我们都分担家务。”但也有不少人强调，农村往往不存在这种情况，“要加强教育”。妇女们对自己在社会上的新地位感到高兴是有道理的。从不堪忍受的封建限制中解放出来，他们有了一种新的有用感和权力感。在一家以女性为主的工厂，一名工人面带笑容地指出：“正如你所看到的，在这个工厂里，妇女能顶半边天。”在老年退休妇女中也可以观察到同样的自豪感。我们参观了一位前医院工作人员的家。

生活在解放前中国的女人——和男人——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得多，这个女人也不例外，但她的活力掩盖了她的皱纹。她每天都在帮助保持社区的清洁，为外出工作的年轻邻居做市场营销，为他们的孩子准备午餐，进行针灸治疗，做预防性卫生工作，开展计划生育教育，为其他老年人读报纸，帮助文化程度较低的退休工人提高识字能力。

回想起生活中的变化，她说：“过去，我只为自己的家人服务。现在我可以为整个国家服务了。自从解放以来，我的生活一直很好，我想为人民做更多的事情。即使我是一名退休工人，我的思想也永远不会退休。”虽然经济独立是女性从家庭、社会和政治束缚中解放的基础，但只有对女性和男性的持续教育才能巩固这种解放。像旧中国的其他不公正一样，妇女的未受教育状况正受到正面攻击。中国人似乎不喜欢胆小的解决方案。如果妇女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再多的象征主义也改变不了她们的从属地位。为了平等地行为和思想，为了被人视为平等，她们必须变得平等。

1949年以前，少数识字人口中只有一小部分是女性，而今天，性别差异大大缩小了，而在孩子们中一个差额也没有。在小学，几乎所有的女孩都陪她们的兄弟上学。在中学里，如果存在性别不平衡，一般人也很难立刻发现。然而，在-些农村地区可能会有轻微的差异，因为在那里旧的思想和观点消亡得比较慢；因此，可能仍有家长不完全相信他们的女儿需要和儿子一样在学校里呆那么多年。

但是，通过学习小组、非正式讨论和大众媒体，新意识形态的教育也在成年人中进行，这使得这种过时的态度很难以同样的力量持续下去。随着它们的减少，女性受教育的机会也随之增加。这一点在高等教育中体现得很明显，过去，高等教育只招收了很小比例的女学生。在广州的医学院，学生们接受全面的医学教育，我们发现40%的学生是女性。仅仅7年前，这个数字还是30%。在北京大学的图书馆里，我与一位身穿解放军绿色夹克和长裤的女学生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关于这个问题，她说：“在来自解放军的学生中，有相当多的男性，因为在军队中有更多的男性，但它更接近于其他学生的平等。”

至于教授，年纪大的几乎都是男性，因为他们是在旧社会接受教育的，但是年轻的教授中有很多女性。在所有领域，包括那些需要高水平技术和科学知识的领域，妇女人数都在增加。在许多国家，这些数字还不相等，在一些国家，这些数字甚至还远远不相等。然而，重要的一点是，过去的可怕噩梦现在只是一个痛苦的记忆，访问者很清楚，中国人，尤其是女性，将不会满足，直到过去永远地死去。妇女在短短四分之一个世纪内就创造了奇迹，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们越来越接近与男子完全平等的地位。

兄弟姐妹们

中国的少数民族是过去受到极大压迫的人口中的另一部分。与西方流行的观念相反，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有相同的文化。中国有五十五个民族，有不同的语言、文化和历史。汉人在数量上占优势。虽然其他五十四个民族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六左右，但在中国，这个数字大约是五千万。将少数民族与妇女相比，他们受压迫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但严重程度并不相同。在北京的少数民族研究所，我们被告知，少数民族的人民经常受到封建统治者的压迫，包括他们自己的统治者。一些民族生活在地理气候条件恶劣的地区。有些与世隔绝，经济极不发达。有些没有书面语言，也没有学校。革命政府承担起了一项艰巨而微妙的任务：在不破坏本民族文化的前提下，努力统一中国各民族。在少数民族比例较高的地区设立了政府专区。它们被称为自治区，相当于省份，功能也有些类似。上世纪30年代末，在哈佛大学研究人类学的一位研究所教授解释了其中的一些差异。“在中央政府的同意下，自治区可以制定符合自己文化的法律。他们用自己的语言印刷报纸、文件、法律等等。目的是帮助他们发展并确保他们的政治平等，同时始终尊重他们的文化。一些少数民族的改革花了很长时间。这取决于当地的具体情况和人民的意识。解放后，中央政府没有立即对所有的少数民族进行改革。他们做了大量的教育工作，一直等到人民要求改革。例如，1951年我在西藏，亲眼看到了这种情况。一些当地人希望改革，但不是大多数。直到1959年，绝大多数藏人起来反对达赖喇嘛，才有了改革。”这种做法与毛主席在1944年表达的观点是一致的：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有许多时候，群众在客观上虽然有了某种改革的需要，但在他们的主观上还没有这种觉悟，群众还没有决心，还不愿实行改革，我们就要耐心地等待；直到经过我们的工作，群众的多数有了觉悟，有了决心，自愿实行改革，才去实行这种改革，否则就会脱离群众。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欲速则不达”，这不是说不要速，而是说不要犯盲动主义，盲动主义是必然要失败的。在一切工作中都是如此；在改造群众思想的文化教育工作中尤其是如此。这里是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毛泽东《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出自《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由于少数民族极其落后的状况，对他们进行教育的动力一直很强烈。在一些地方，各级教师培训机构和学校几乎不得不从零开始。为了弥补这种巨大的不平衡，中央政府在这些领域贡献了比平时更大的财政份额。在一些人口稀少的地区，为数量相对较少的学生提供学校和教师的费用甚至更高。最初，在许多情况下，大多数教师是汉族人。所有领域的领导人都是如此，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随着越来越多的大学和学院在少数民族地区建设，少数民族成员越来越能够提供自己的干部（领导人），并在几个例子中，他们现在担任领导职务的人数与他们在当地的人口成比例。我们在北京参观的民族学院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培养这样的干部，使少数民族能够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

少数民族自治的范围已经扩大到本地区以外，在全国最高管理机构——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少数民族代表的比例达到14%，是其总人口比例的两倍多。过去被看作是低等野蛮人，在他们的历史上有许多时期不能说自己的语言，不能庆祝节日，不能穿民族服装，不能实践自己的风俗习惯，一些少数民族已经严重丧失了自尊。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学院开设了特殊的艺术课程，让年轻人学习自己文化中的音乐、艺术、知识、手工艺和习俗，重新发现并丰富自己的文化。

受损的自我形象正在重建和加强，不仅是在这些机构中相对较小的学生群体中，而且是在整个少数族裔群体中。在以前没有文字的民族中，有十个民族创造了文字。广播节目、电影、戏剧、书籍、报纸和杂志都是用少数民族语言制作的。凡是有书面语言的地方，学童都能用母语识字。一个危险似乎是，所有这些措施都会造成国家的分裂，进一步将每个民族群体与其他民族群体分离开来。

正是在这一点上，民族政策的独创性是惊人的。中国人正在同时做两件看似相反的事情——而且显然取得了成功。他们一方面加强了本土文化和地方自豪感，另一方面在全国范围内建设团结。为了让人们学会真正尊重那些传统上被认为低人一等的人,他们必领停止把他们视为“怪人”。“不熟悉会滋生蔑视；对一个民族的熟悉、去神秘化和了解以及他们的经历都是通过培养尊重来实现的。”每个民族都沉浸在自己的文化中，但同时也接触到其他民族。少数民族文化正在普及，特别是在94%的汉族人中。我们参加的每一场歌舞表演，无论是学校里的儿童还是剧院里的成年人，都有一些少数民族穿着本民族服装表演的节目。--个典型的晚间电视节目包括一部纪录片、一篇新闻报道或一部关于少数民族成就的戏剧。海报、电影、文学以各种方式颂扬少数民族。这些似乎在对抗历史悠久的汉族沙文主义方面极为有效。另一个统一的因素是标准语言在全国的逐步传播。这在中国并不容易，因为除了许多语言之外，汉族大多数人的方言也有地区差异，有些相互之间难以理解。

中国人所说的普通话现在在全国各地都有讲授。在少数民族中，尤其是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中，双语现象日益增多。毫无疑问，通过共同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中国人建设团结的最有效途径。虽然各个民族的具体条件、问题和需要可能大不相同，但在这个巨大国家的每一个角落都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各族人民相互服务的总体目标。故事、歌曲、例子和其他细节可能会有所不同，但在一个又一个教室里，在少数族裔和多数族裔地区，孩子们正在学习的价值观基本上与广州东方红色幼儿园的孩子们相同。该学院一名朝鲜族学生说：“我们来自各个民族，都是兄弟姐妹，许多人都在一个大家庭里。”这种态度体现了新兴的社会主义道德。在中国，少数民族和妇女现在成为了显著的英雄和女英雄；那些以前被鄙视的人现在被描绘成建设新社会的平等伙伴。这不仅仅是一个新的形象，中国人民在为共同理想而奋斗的过程中，真正加深了对彼此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