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把我的旧思想一点一点铲除了”

“中国革命把我的旧思想一点一点铲除了”——读〔英〕乔治·何克《我看到一个新的中国》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举行的欢迎晚宴时提到：一位中文名字叫作何克的英国记者，积极投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不仅撰文揭露日本侵略者暴行，还担任陕西双石铺培黎学校校长，为带领学生向安全地区转移付出了年轻的生命。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乔治·何克，1915年出生于英国，1937年毕业于牛津大学。他于1938年初来到中国，1939年在陕西宝鸡参加中国工业合作社西北办事处的工作，1941年任陕西双石铺培黎学校校长。全面抗战的艰苦岁月中，何克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为培黎学校和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的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在中国工作期间，他以美国合众社自由撰稿记者的身份，到延安和晋察冀边区采访，将见闻写成了《我看到一个新的中国》一书，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况。
 
　　延安是“处处充满着革命友情和自由平等的圣地”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积极倡导和推动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成为万众瞩目的代表着未来中国发展方向的红色大本营。1938年6月，何克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帮助下来到延安，从他当时所写的文章中可以看出这次短暂的停留给何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红色中国”的首府，何克看到了“天下人心归延安”的壮观景象。1938年5月到8月，多达2288名知识青年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赴延安。到1938年底，赴延安的知识分子达10万多人。这些满怀爱国主义热情的有志青年，冲破重重封锁和阻挠，从四面八方奔赴而来。何克问起他们来延安的初衷是什么？得到的答案出奇一致：出于对这个“处处充满着革命友情和自由平等的圣地”的向往。
 
　　何克观察到，根据地虽然生活艰苦，缺衣少食，但这里的人民抗战热情高涨，对全民族团结抗日充满信心并感到非常自豪。在延安的见闻使何克受到了革命的教育，认识到中国整个抗日运动的真正基础是中国共产党。
 
　　“八路军才是真正抗日的队伍”
 
　　正是受到了延安精神的感染，何克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革命事业心生敬佩。1939年3月，何克穿过封锁区、游击区再次前往西北地区采访。途经晋察冀根据地时由于身患伤寒，停留休整了数月。在康复期间，何克应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邀请参观访问了整个地区。他观察到，不同于“混日子”的国民党官员，八路军才是真正抗日的队伍。这里的中共党员“不光是说，而且在作出牺牲”，他们和人民同吃同住，实实在在帮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他还目睹了“自卫团”“农民会”“工会”“妇女会”“儿童团”等各种人民组织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自觉投身抗战，有效牵制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有感于根据地军民抵抗侵略、勇于牺牲的精神，何克不禁赞叹道：“这是我生活过的全世界中最好的地方。”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是插入日军占领区的一把尖刀，彻底改变了国民党政权在日军进攻面前土崩瓦解而出现的混乱局面。根据地的全民抗战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建设根据地、充分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等方针路线的正确和群众力量的伟大。中国共产党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群众动员，扩大了党的影响力，推动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对坚持华北敌后抗战和全国持久抗战起到了堡垒作用。此外，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了第一个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敌后抗日民主政权——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颁布实施了各项法令政策，实现了社会的有序运转和自由民主。边区政权既保障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又团结了各阶层人士积极抗日，使包括何克在内的各方人士看到了新民主主义在中国的光辉前景。
 
　　“一个新社会正出现在中国大地上”
 
　　随着何克对中国共产党了解的不断加深，他逐渐从“一个不自觉地怀着优越感”的旁观者，转变成为同中国人民一起反抗侵略压迫的革命者。1939年10月，何克辗转来到了中国工业合作社西北办事处所在地宝鸡，担任办事处的外文秘书，负责对外宣传工作。何克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先后多次前往陕西、山西、甘肃、河南等地调查采访，写出了许多关于合作社社员生产生活的真实报道，为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经济援助发挥了积极作用。1941年《工合战士》上刊发了白河所作的《洋秘书何克先生》一文，文中描述了何克为了收集各工业合作社的材料：他“一天能跑一百多里路……到了各合作社，调查十分详细，归来后，再比较、研究，将结果送交国际报纸发表”，认为何克的工作激情源于“他痛恨日本对于中国的侵略，他不计较报酬，不辞艰苦，预为中国这个新兴事业——工合运动服务”。
 
　　何克为之奉献终生的工合运动是中国抗战时期兴起的一项旨在动员和组织后方人力、物力、财力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并促进国内生产的群众性经济互助救亡运动，其核心要义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一条广泛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对日作战，实行人民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的主张不谋而合。何克在书中写道，中国人民“有着比我们西方人的合作精神更加有力得多的东西”，中国取得抗战最后胜利的力量厚植于广大人民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信，只有动员和组织人民，才能抵御外侮。中国共产党能够坚持长期抗战，最终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也离不开工合运动所构筑起的“经济国防线”。何克所在的西北“工合”为克服战时经济困难、供应战时的军需民用、发展大后方经济、维护后方社会稳定等作出了突出贡献。不止于此，基于多年的调查采访，何克认为腐败无能的旧中国在歧路上已经山穷水尽，他看到了一个新社会正出现在中国大地上。他要为这个新社会开辟一条教育战线，从而真正能为其增添力量。在担任中国共产党所协助建立的双石铺培黎学校校长期间，他以满腔的热情与希望把学校发展成为一所为“老百姓”开办的大学，为工合运动培养和输送了大量工人阶级和农民出身的技术领导人才。
 
　　何克说：“是中国革命把我的旧思想一点一点铲除了。”通过在中国工合运动中的观察和实践，他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抵抗日本侵略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看到了中国人民团结一致、齐心协力的民族精神，从而看到了一个新中国在逐渐形成。正如他在书中所言：新兴中国的人民已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并勇往直前地向前迈进。他们从不背离原则，并且坚信自己正行进在康庄大道上，未来是属于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