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年谱（1964年5月）

　　5月2日 从杭州到达上海。

　　5月7日 下午，在上海会见由议长塔德·西里乌尤蒙西率领的布隆迪王国国民议会代表团，郭沫若等在座。毛泽东说：欢迎非洲独立国家的朋友们!对于非洲国家，只要它反对帝国主义，坚持民族独立，同人民保持联系，我们都是赞成的。谈到中国情况时，毛泽东说：过去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知道得很少，也没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经过十四年，才取得这些经验。现在，我们基本上走上了轨道，但是还有很多困难，还有很多东西我们不知道。

　　5月8日 在上海会见以姆库贾·苏莱曼(姆库贾·苏莱曼，当时任桑给巴尔和奔巴非洲—设拉子青年联盟副主席。)为首的桑给巴尔和奔巴非洲-设拉子青年联盟代表团，王照华在座。

　　5月9日 下午，在上海会见由内政部部长奥廷加率领的肯尼亚政府代表团，陈毅、曾山等在座。奥廷加说：毛主席的名字全非洲都知道，甚至有许多小孩都取了主席的名字。毛泽东说：非洲在国际上的地位和过去不同了，不仅和十年以前不同，就是和几年以前相比也不同了。非洲的独立解放运动进行得很好，但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各国的情况不同。还有外国军队。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完全独立需要一个过程。可以看到，事情肯定要发展的，世界人民独立解放的潮流是阻挡不住的。你们要训练自己的军事干部。不仅要有自己的政治干部，而且在军事、经济、文化方面都得有自己的干部。我们国家情况和你们的不同，军事干部不缺，全国解放以后经济方面的干部就很不够了。

　　同日 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小组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提出准备从北京来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等，毛泽东表示同意。

　　同日 离开上海。

　　5月10日、11日 先后在停靠南京、蚌埠的专列上听取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小组汇报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汇报由李富春主讲，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陈伯达等补充，江渭清、谭启龙等参加。汇报到人口问题时，毛泽东说：一九七○年人口将要增长到八亿，这是个大问题。汇报到工业生产指标时，毛泽东说：工业要为农业服务。当然，重工业本身还有个相互关系的问题。汇报到基础工业和交通同各方面还不适应时，毛泽东说：没有坐稳，没有站稳，是要跌跤子的。两个拳头——农业、国防工业，一个屁股——基础工业，要摆好。要把基础工业适当搞上去，其他方面不能太多，要相适应。汇报到建设四五亿亩稳产高产农田时，毛泽东说：要注意种好十六亿亩，在此基础上建设四亿多亩稳产高产农田，实行点面结合，这很对。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农村劳动力过剩，城市人口再下乡，怎么办?要靠多种经营，精耕细作。汇报到在计划中如何处理各方面的矛盾，各方面要求上项目的势头很大时，毛泽东说：横直被没有钱挡住了。只能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要以客观规律来办事。建设也有客观规律，搞多了，不行。就是有了钱，还是要打歼灭战。财政收入不要打得太满了，打满了危险!过去我们吃过亏，把收入打得满满的，把基本建设战线拖得长长的。在将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要说服地方同志，工业、农业、国防和其他建设事业只能搞那么多了，只有那么多钱。安排要少些，多做少说，必须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过去讲是讲了，但是没有做。这几年留了，要保持这几年。汇报到国家技术政策时，毛泽东说：技术政策很要紧。汇报到要逐年减少粮食进口，增加新技术进口时，毛泽东说：很好，必须从明年起就这样做。汇报到国防建设时，毛泽东说：我看还是小而全，小而不全比大而不全好，大而不全就要浪费。并且小咧，就有可能比较全。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还是要搞，不搞我总是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打仗我还是寄希望于步兵。原子弹要有，但是搞起来也不会多。搞起来只是吓吓人，壮壮胆。有点远程导弹也好，搞起来后，也有可能我们也不用，敌人也不用。坦克我也不那么希望。

　　5月12日 下午，在停靠济南的专列上继续听取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小组汇报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汇报到“六十条”、“双十条”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起了很大作用时，毛泽东说：“六十条”、“双十条”为什么能调动人的力量呢?因为它解决了人民内部矛盾，改善了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把力量组织起来。汇报到依靠贫下中农时，毛泽东说：要依靠大多数，依靠贫下中农，把他们组织起来。我们这一辈子忘不了贫下中农，有时只要提醒一下就行了。干部子弟恐怕就会忘记了。我们许多人中间，地委书记也忘记了，他们现在丰衣足食了。全国各级有工会，就是没有农会，我赞成省一级开贫下中农代表会议。贫下中农代表会议也要有一部分中农的积极分子参加，使他们感到也有他们的份。湖南就是这样开的。你们做计划工作的也要注意绝大多数，注意贫下中农。在讲到划阶级有必要时，毛泽东说：阶级成分和本人表现要区别，主要是本人表现，划阶级主要是把坏分子清出来。汇报到工业、农业问题时，毛泽东说：工业上要从外国引进一些尖端技术。至于农业，我们要靠陈家庄和大寨。汇报到学习好的典型时，毛泽东说：对于好的典型不能完全推行，要看具体情况。汇报到读书问题时，毛泽东说：现在被书迷住了，我这一辈子想把二十四史都读完。现在正在读南史、北史。旧唐书比新唐书好，南史、北史又比旧唐书好些。明史看了我最生气。明朝除了明太祖、明成祖不识字的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还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尽做坏事。特别是后期当上进士的，就没有一个干好事的。

　　5月13日 下午，在停靠天津的专列上继续听取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小组汇报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汇报到对政治挂帅虽然提倡了多年，但工交系统和地方实际上都没有抓起政治工作时，毛泽东说：也不要完全相信什么事一提倡，就能搞好。比如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不是提倡了很多年吗?大家口头上也都讲，但演起戏来，还是帝王将相，不下农村，不到工厂，写小说，写诗歌，画画，也是一样。现在要分期分批地把他们赶下去。当讲到职工中也要划阶级时，毛泽东说：阶级出身和本人表现，要加以区别，重在表现。唯成分论是不对的。我们在工厂中划阶级，并非查所有的人，并非主要为了查剥削阶级出身的技术人员，他们过去有的是为剥削阶级服务，只要现在表现好，就要信任他们，即使表现不大好，也要改造。如果只按出身，那末马、恩、列、斯都不行。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只能经过知识分子，工人每天在剥削压迫下生活、工作，自己产生不出马克思主义，要有知识分子。汇报到搞了九个政治工作条例草案时，毛泽东说：提交会议讨论，先试行嘛，不灵，再改。在这个问题上，要感谢王鹤寿，他给我写了一封信，说要学习解放军，从上到下都成立政治部。当讲到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时，毛泽东说：要有政治上强的懂事的人作领导。真正认真抓，是去冬今春。点面结合，准备搞四到五个冬春。搞好社会主义教育的标准是什么?第一，要看贫下中农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第二，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第三，发现地、富、反、坏是将矛盾上交，还是留在那里就地改造;第四，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干部不参加劳动，永远四不清，懒、馋、占、贪，都是由懒而来。

　　同日 下午，回到北京。

　　5月15日6月17日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农业发展规划和当前农村工作的几个问题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中，主要指标是：基本建设投资5年合计1000亿元左右。到1970年，粮食产量4300至4600亿斤;钢1600至1800万吨;工农业总产值2440至2610亿元，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八点一至百分之九点五;农业总产值690至740亿元，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五左右;工业总产值1750至1870亿元，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左右;1970年财政收入667亿元，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九点二。)，建立各个系统特别是工交系统的政治工作和财贸方面的问题。会议对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三线建设、关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反修防修、关于军事方面的战略方针、关于培养接班人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还讨论了刘少奇提出的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问题。

　　5月15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阿尔巴尼亚妇女代表团和电影工作者，康克清、罗琼、陈荒煤(康克清，当时任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罗琼，当时任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书记处第一书记。陈荒煤，作家、文艺理论家。当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在座。毛泽东说：电影、戏剧、文学，不反映现代工农是不好的。我们社会还有许多意识形态未改造，现在正在做这个工作。我们的党是工人农民的党，政权是工农的政权，军队是工农的军队，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的意识形态，应当反映工农。旧的意识形态可顽固了。旧东西撵不走，不肯让位，死也不肯，就要用赶的办法。但也不能太粗暴，粗暴了，人不舒畅。要用细致的方法，战胜旧的，旧的还有其市场。主要的是我们要以新的东西代替它。你提倡的，是不会一下子实现的，你提倡你的，他实行他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已经提了几十年了，可是我们的一些工作同志，嘴里赞成，实际反对。包括一些党员、党外人士，爱好那些死人，除了死人就是外国人，外国的也是死人，反映死人，不反映活人。在谈到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影响时，毛泽东说：这种影响要逐步地加以抵制。

　　5月17日 阅邓小平关于中央工作会议的安排给毛泽东、刘少奇的报告。报告说：拟于明日上午九时开第一次会议，由富春、震林作说明，以便各小组开始讨论(先讨论农业农村问题)。如你们不能到，拟请恩来同志主持。毛泽东批示“照办”。

　　同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意大利东方出版社代表团和奥地利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刊物《红旗》代表团，伍修权、赵毅敏、陈浚(陈浚，当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在座。毛泽东说：欢迎你们。有人说，我们是种族主义者，这个说法不对。你们是欧洲人，是白种人，蒋介石是黄种人，如果我们是种族主义者，为什么我们不团结蒋介石而要团结你们呢?可见，不是以种族为标准，是以阶级为标准。你们那里也是分阶级的，有工人和资本家。资本家爱工人，是为了在生产中剥削工人。中国完全现代化，大约要到本世纪末。我们中国的情况还不是那么很好。工业的发展比意大利和奥地利都差，农业也不如你们。我们是在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谈到打仗问题时，毛泽东说：我打了二十五年仗。由于偶然性，我没有被敌人打死。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我是没有准备打仗的。在城市中工作的人，知识分子，留恋城市，舍不得离开城市跑到乡村中去，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人们说我怎么英明，那是假的，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使我在城市中存在不下去。他们用恐怖的杀人办法，逼得我和许多同志向敌人学习，蒋介石可以拿枪杀伤我们，我们也可以拿枪杀伤他们。我讲一点经验。解决土地问题，调查农村阶级情况和国家情况，提出完整的土地纲领，对我来说，前后经过十年时间，最后是在战争中、在农民中学会的。这就是说，要对一个国家的情况了解清楚，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对外国的情况，不可能每人都了解，就是对本国的情况，也不是那么容易了解的。对我们的党来说，经过了大风浪大反复。革命形势高涨了，跌下来，革命遭受了失败。失败了，革命形势又高涨起来，革命又再一次遭受失败。从痛苦的经验中，我们才制定出比较符合客观情况的路线和政策，这是到了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期间。有些人说，革命不费吹灰之力，弹一弹手指头就行了。没有这回事。当然，敌人是可以打倒的。所以，我们说，整体上应当藐视敌人，具体政策上、每个事变中要很小心谨慎，才能取得胜利。毛泽东说：意大利不是有“结构改革论”吗?单是结构改革是不行的，整个结构要打倒。所谓结构，就是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保卫经济基础的。为了变革经济基础，先要推翻上层建筑，主要是国家政权。生产关系不改变，生产力就得不到解放。生产力的首要部分是人，是劳动者，是工人和农民。为了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就要推翻上层建筑，改革是不行的，要革命。革命一词起源于拉丁语，是由天文学上的用词变来的，意思是变换位置。

　　5月18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苏丹共和国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部长会议主席阿布德一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陈毅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人口很多，解决吃饭问题是个大任务，还要解决穿衣、住房问题。我们计划用五个或七个五年计划，大约三十五年的时间，就是到本世纪末了，来解决这些问题。到那时我已经见上帝去了。当谈到伊斯兰教时，毛泽东说：我国也有信仰伊斯兰教的，大约有四千万人。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是世界上的三大宗教，我们的政府和科学研究机关还没有加以研究。我们是无神论者，但是不能因为我们是无神论就认为宗教不存在。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信教是个客观存在，应该加以研究。周恩来说：准备成立三个研究所来研究这三大宗教的历史和现在情况。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董必武、朱德、周恩来出席阿布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答谢宴会。

　　同日 阅宋任穷五月十三日报送的关于农村支部培养接班人问题——汇报一个有政治远见的党支部的报告，批示：“少奇、小平同志：此件请阅。阅后印发工作会议，予以讨论。”报告说：辽宁省盖平县太阳升公社何屯大队党支部把培养接班人看作是能否好好把住江山的大事来抓。他们提出了农村政治工作、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东北局准备在全区各级党组织中再次提出加强教育青年的问题，使大家进一步认识到培养接班人的重要意义，并在进行过系统社会主义教育和整顿过党组织的地方，帮助党支部根据实际情况，采取适当办法，对培养接班人做出规划和安排。

　　同日 阅田家英五月十五日报送的根据毛泽东指示主持起草的《贫农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第一稿)，批示：“少奇、小平同志：此件请阅。阅后即印发工作会议，讨论修改，并确定下来。”六月二十四日，田家英将根据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的意见修改后的条例草案和中央关于印发这个条例草案的指示稿一并送毛泽东审阅，二十五日，毛泽东批示：“照办。”同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贫农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草案)》。

　　5月25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秘鲁共产党(马)学习代表团和厄瓜多尔共产党(马列)学习代表团。谈到军事斗争时，毛泽东说：打仗，简单地说就是两句话：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更重要的是政治，包括根据地、人民群众、党、统战工作等，只有会做政治工作的人才会打仗，不懂政治的人就不会打仗。谈到信教问题说，信宗教不等于不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

　　5月27日 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主要提出两个问题，一个是对第三线建设注意不够，一个是对基础工业注意不够。毛泽东说：第一线是沿海，包钢到兰州这一条线是第二线，西南是第三线。攀枝花铁矿下决心要搞，把我们的薪水都拿去搞。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的，要准备上山，上山总还要有个地方。当罗瑞卿讲到总参谋部担心密云、官厅这些水库的泄洪量太小时，毛泽东说：北京出了问题，只要有攀枝花就解决问题了。北京淹了，还有攀枝花嘛。应该把攀枝花和联系到攀枝花的交通、煤、电的建设搞起来。(刘少奇在1964年5月28日主持召开的有各中央局负责人参加的谈第三个五年计划问题的会议上说：昨天在主席那个地方谈的基本的一点就是搞四川这个第三线。主席着重地讲了攀枝花，酒泉也提到了，但不是摆到第一，第一是讲攀枝花，其他各方面少搞，搞攀枝花。(邓小平：他说，大家如果不赞成，到成都开会。周恩来：他还问汽车通不通?彭真：一个是到那里开会，一个是把工资拿来搞攀枝花。)这样一件大事，牵涉到整个计划，牵涉到整个投资。但是牵动也不很大，只几十亿元，我们有1000亿元投资嘛，牵动不到百分之十。酒泉是放到第二位的。)前一个时期，我们忽视利用原有的沿海基地，后来提醒，注意了。最近这几年又忽略“屁股”(基础工业)和后方了。

　　5月28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第二主席维尔多约和夫人等。谈到蒋介石集团时，毛泽东说：现在他们在台湾，我们还是主张同他们和谈，但他们不干。虽然他们不干，我们还是推动他们。台湾主要是美国人在控制。

　　同日 阅五月二十七日《参考消息》以《号召击败美国对南越的侵略，并揭露赫鲁晓夫和美共领导的两面手法》为题刊载美国《锤与钢新闻通讯》(四月份)发表的一篇文章的摘要。文章说：美国在南越有大批的武器和军事部队，正在那里发动反人民的野蛮的侵略战争。赫鲁晓夫叛徒集团言不由衷地要求美国军队撤出南越，但他们同时又称赞约翰逊总统是爱好和平和合乎情理的。这种两面派的政策是说明修正主义投降行径的又一个例子。美国共产党领导附和赫鲁晓夫的路线。他们一方面假装同情受到侵略的人，一方面又称赞那些侵略者——约翰逊政府。毛泽东批示：“陈伯达同志阅。这是一篇好文章，用简单的语言，说清楚了一个大问题。”

　　5月 《毛主席语录》由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林彪提出，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一九六四年，在全军掀起了一个新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