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

 
       民族问题不能认为是什么独立自在的、一成不变的问题。民族问题只是改造现存制度总问题的一部分，它完全是由社会环境的条件、国家政权的性质并且总的说来是由社会发展的全部进程决定的。这在俄国革命时期表现得特别明显，当时民族问题和俄国边疆地区的民族运动随着革命的进程和结局而迅速和明显地改变自己的内容。
 
   
       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1917年2月），各边疆地区的民族运动带有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性质。世世代代受“旧制度”压迫和剥削的俄国各民族，初次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并奋起投入反对压迫者的战斗。“消灭民族压迫”——这就是当时运动的口号。俄国各边疆地区转瞬间布满了“全民族”机关。领导运动的是各民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知识分子。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边疆区、立陶宛、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北高加索、吉尔吉斯和伏尔加河中游地区的“民族委员会”；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拉达”①;比萨拉比亚的“斯法图尔－采利”①;克里木和巴什基尔的“库鲁尔泰”②;土耳其斯坦的“自治政府”，——这些就是各民族的资产阶级把各种力量聚集在它们周围的“全民族”机构。当时的问题是摆脱沙皇制度这一民族压迫的“基本原因”和成立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当时民族自决权被解释为各边疆地区民族的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利用二月革命成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的权利。革命进一步发展的问题，没有列入而且也不能列入上述资产阶级机构所考虑的范围之内。并且没有注意到，前来代替沙皇制度的是赤裸裸的、不戴假面具的帝国主义，这个帝国主义是各民族的更强大更危险的敌人，它是新的民族压迫的基础。
       但是，沙皇制度的消灭和资产阶级的当政并没有使民族压迫消灭。旧的粗暴的民族压迫形式，被新的精致的因而是更危险的压迫形式所代替。李沃夫—米留可夫—克伦斯基政府不但没有放弃民族压迫的政策，而且还组织了反对芬兰(1917年夏季解散议会）和乌克兰（捣毁乌克兰的文化机关）的新进攻。不仅如此，这个本性是帝国主义的政府为了征服新的土地、新的殖民地和民族，还号召居民继续进行战争。推动这个政府这样做的，不仅是帝国主义的内在本性，而且还由于西方存在着老帝国主义国家，这些国家不可抑制地力图统辖新的土地和民族，有使这个政府势力范围缩小的危险。帝国主义国家为征服小民族而进行斗争（这些国家生存的条件），——这就是帝国主义战争进程中展现的一幅图景。沙皇制度的消灭和米留可夫—克伦斯基政府的上台，丝毫没有使这幅丑恶的图景改观。既然各边疆地区的“全民族”机构表现出实现国家独立的趋向，自然它们就遭到俄国帝国主义政府方面的猛烈反对。既然它们在建立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权的时候，把“自己的”工人和农民的根本利益置诸不顾，所以就引起了工人和农民的埋怨和不满。所谓“民族部队”只是火上加油：对付从上面来的危险，它们无能为力，而从下面来的危险，它们又只能使它加强和加深。“全民族”机构既无法抵御外来的打击，又无法对付内部的革命爆发。刚刚萌芽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还没有来得及开花，就开始凋谢了。
       这样，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对自决原则的解释就成了空谈，失去了它的革命意义。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就谈不到消灭民族压迫和确保小民族国家的独立了。显然，不同帝国主义决裂，不推翻“自己的”民族资产阶级，不由劳动群众自己来掌握政权，被压迫民族劳动群众是不能解放的，民族压迫是不能消灭的。
       这在十月革命以后表现得特别明显。
 
 
   
       二月革命包含着不可调和的内部矛盾。革命是由工人和农民（士兵）的努力完成的，但是革命的结果，政权不是归工人和农民，而是归资产阶级了。工人和农民进行革命是想要结束战争，取得和平。但是掌握了政权的资产阶级，却力图利用群众的革命热情来继续战争，反对和平。国内的经济破坏和粮食危机，要求为工人的利益剥夺资本和工业企业，为了农民的利益没收地主的土地，但是米留可夫—克伦斯基的资产阶级政府却保卫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坚决保护他们，使他们不受工人和农民的侵害。这是靠工人和农民的手进行的有利于剥削者的资产阶级革命。
       当时国家仍然呻吟在帝国主义战争、经济崩溃和粮食危机的重压之下。前线土崩瓦解。工厂时常停工。国内饥荒日益严重。内部矛盾重重的二月革命显然不足以“救国”了。米留可夫—克伦斯基政府显然没有能力来解决革命的根本问题了。
       为了使国家摆脱帝国主义战争和经济崩溃的绝境，必须实行新的社会主义革命。
       这个革命随着十月革命而到来了。
       十月革命推翻了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政权，而代之以工人和农民的政府，一举而解决了二月革命的种种矛盾。废除地主富农的无限权力，把土地交给农村的劳动群众使用；没收工厂，把它们交给工人管理；同帝国主义决裂，结束掠夺性的战争；公布密约，揭穿侵占别国领土的政策；最后，宣布被压迫民族劳动群众实行自决，承认芬兰独立——这些就是苏维埃政权在苏维埃革命初期所实施的主要措施。
       这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
       在中部开始的革命，是不能长久地停留在中部狭窄地域范围内的。革命在中部胜利后，就必然要扩展到各边疆地区去。果然，革命浪潮从革命的最初几天起就从北部泛滥到全俄国，席卷了一个又一个边疆地区。但是它在边疆地区碰到了堤坝，这就是在十月革命以前已经成立的“民族委员会”和区域“政府”（顿河、库班、西伯利亚）。原来这些“民族政府”连听都不愿意听社会主义革命。它们在本性上是资产阶级政府，根本不愿意破坏旧的资产阶级秩序，相反地，它们认为有义务来全力保存并巩固这一秩序。它们在本质上是帝国主义政府，根本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决裂，相反地，只要有机会，它们从不放松去侵占并统辖“异”民族的几块或几小块领土。所以，各边疆地区的“民族政府”向中部的社会主义政府宣战是并不奇怪的。它们一经宣战，自然就成了纠集俄国一切反革命势力的反动基地。谁都知道，所有被驱逐出俄国的反革命分子都奔向这些基地，他们在这些基地上编成了白卫“民族”部队。
       但是，除了“民族政府”，在各边疆地区还有各民族的工人和农民。他们在十月革命以前就已经仿照俄国中部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组织了自己的革命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从来没有同自己的北部弟兄断绝过联系。他们同样力求战胜资产阶级，他们同样为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斗争。所以，他们和“自己的”民族政府的冲突与日俱增是并不奇怪的。十月革命只是巩固了边疆地区的工人和农民同俄国的工人和农民的联盟，鼓舞了他们对社会主义胜利的信心。而“民族政府”对苏维埃政权的战争则使各民族的群众同这些“政府”的冲突达到完全决裂的地步，达到以公开起义反对它们的地步。
       这样就形成了全俄国工人和农民的社会主义联盟，以对付俄国各边疆地区民族资产阶级“政府”的反革命联盟。
       有些人把各边疆地区“政府”的斗争描绘成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无情的中央集权制”、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这是完全不对的。世界上没有一个政权象俄国的苏维埃政权这样允许如此广泛的地方分权制，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象俄国的苏维埃政权这样给予各民族如此充分的民族自由。各边疆地区“政府”的斗争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反对社会主义的斗争。打出民族旗帜只是为了欺骗群众，因为它是一面便于掩盖民族资产阶级反革命阴谋的受人欢迎的旗帜。
       但是，各“民族”政府和区域“政府”所进行的斗争是力量悬殊的斗争。“民族政府”两面受敌：外受俄国苏维埃政权攻击，内受“自己的”工人和农民攻击。因此，它们经过最初几次战斗以后就不得不退却了。芬兰工人、托尔帕利①的起义和资产阶级“上议院”的逃亡，乌克兰工农的起义和资产阶级“拉达”的逃亡，顿河、库班、西伯利亚工农的起义和卡列金、科尔尼洛夫、西伯利亚“政府”的崩溃，土耳其斯坦贫农的起义和“自治政府”的逃亡，高加索的土地革命和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的“民族委员会”的完全孤立无援，——这些就是表明各边疆地区“政府”完全脱离了“自己的”劳动群众的尽人皆知的事实。被彻底击溃的“民族政府”“不得不”求助于西方帝国主义者，求助于全世界各民族数百年来的压迫者和剥削者来对付“自己的”工人和农民。
这样就开始了外国干涉和边疆地区沦陷的时期，这个时期再一次揭穿了“民族”政府和区域“政府”的反革命性。
       只是现在大家才明白：民族资产阶级追求的并不是使“自己的人民”从民族压迫下解放出来，而是从人民身上榨取利润的自由，是保存自己的特权和资本的自由。
       只是现在才知道：不和帝国主义决裂，不推翻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政权不转到这些民族的劳动群众的手里，被压迫民族就不能解放。
       对自决原则的旧的资产阶级的看法和“全部政权归民族资产阶级”的口号就这样被革命进程本身所揭穿了，抛弃了。对自决原则的社会主义的看法和“全部政权归被压迫民族劳动群众”的口号则获得了应用的全部权利和机会。
       这样，十月革命结束了旧的资产阶级的民族解放运动，开辟了被压迫民族工人和农民的新的社会主义运动的纪元，这个运动的目的在于反对一切压迫（也包括民族压迫），反对“自己的”和异族的资产阶级政权，反对整个帝国主义。


   
       十月革命在俄国中部胜利并蔓延到许多边疆地区后，就不能局限于俄国领土范围之内了。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下层民众普遍不满的气氛中，它不能不波及邻国。俄国同帝国主义决裂并摆脱掠夺性的战争；公布密约，庄严地废除侵占别国领土的政策；宣布民族自由，承认芬兰独立；宣告俄国为“苏维埃民族共和国联邦”，苏维埃政权向世界发出对帝国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的战斗呼声——所有这一切不能不对被奴役的东方和流血殆尽的西方发生重大影响。
       果然，十月革命是世界上第一个打破了东方被压迫民族劳动群众数百年来的沉睡并把他们卷入反对世界帝国主义斗争的革命。在波斯、中国和印度效法俄国的苏维埃成立工农苏维埃的事实，十分有力地说明这一点。
       十月革命是世界上第一个成为西方工人和士兵解救自己的活榜样并推动他们走上真正摆脱战争和帝国主义压迫的道路的革命。奥匈帝国和德国的工人和士兵的起义，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成立，奥匈帝国没有充分权利的各族人民反对民族压迫的革命斗争，都十分雄辩地说明这一点。
       问题完全不在于东方的斗争乃至西方的斗争还没有摆脱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杂质；问题在于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开始了，这个斗争正在继续进行并且一定会达到它的逻辑的结局。
       外国干涉和“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占领政策，只是使革命危机尖锐化，把更多的民族卷入斗争，扩大同帝国主义作革命搏斗的地区。
       这样，十月革命就在落后的东方各族人民和先进的西方各族人民之间建立了联系，把他们拉进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阵营。
       这样，民族问题就从反对民族压迫的局部问题发展成为各民族、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下解放出来的总问题。
       第二国际及其首领考茨基的极大的罪过之一，就是他们对民族自决问题的看法始终和资产阶级的看法相同，不了解民族自决的革命意义，不善于或是不愿意把民族问题放在和帝国主义进行公开斗争的革命基础上，不善于或是不愿意把民族问题和殖民地解放问题联系起来。
       鲍威尔和伦纳一类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愚蠢的地方，其实就在于他们不了解民族问题和政权问题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力图把民族问题和政治分开并把它限制在文化教育问题范围之内，忘记了存在着帝国主义和被帝国主义奴役的殖民地这样的“小事”。
       有人说，在社会主义革命日益高涨的情势下，自决和“保卫祖国”的原则已经被事变进程本身废弃了。事实上，被废弃的不是自决和“保卫祖国”的原则，而是对这些原则的资产阶级的解释。只要看一看呻吟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和渴求解放的沦陷区，只要看一看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不受帝国主义强盗侵害而进行着革命战争的俄国，只要想一想奥匈帝国目前爆发的事变，只要看一看那些已经自行组织苏维埃的被奴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印度、波斯、中国），就足以理解按照社会主义解释的自决原则的全部革命意义了。
       十月革命的伟大的世界意义主要在于：
       (1)它扩大了民族问题的范围，使民族问题从欧洲反对民族压迫的局部问题变为各被压迫民族、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下解放出来的总问题；
       (2)它给这一解放开辟了广泛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这就大大促进了西方和东方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把他们汇集到胜利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巨流中去；
       (3)它从而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建成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
       这其实也就说明了为什么东方和西方的劳动人民和被剥削群众现在以难于描述的热情对待俄国的无产阶级。
       这主要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强盗目前这样疯狂地攻击苏维埃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