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年谱(1966年2月)
2月1日 林彪让叶群打电话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传达他的话: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好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
2月2日20日 经林彪同意,江青在上海主持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议期间,除了看电影和看戏,主要是江青讲话。会后有关人员整理了一份座谈会纪要。江青对这个纪要不满意,先后交给张春桥(张春桥,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1966年5月又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部长、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陈伯达修改,然后报送毛泽东。纪要说:“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我们一定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2月3日 上午,同王任重谈话。谈到长江三峡水利工程问题时说:你们不要说得太绝对了,没有经过实践。是不是先在上游修?并嘱王任重报告中央考虑。对王任重提出的整理毛泽东一九五八年以来讲话记录的办法表示同意,并将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给王任重,在上面批示:“请考虑加以修改。”
同日 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于1964年7月设立的,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5人组成。)召开会议,讨论自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以来学术批判的形势、性质、方针、队伍等问题。五人小组成员除周扬缺席外,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以及许立群、胡绳等十一人出席。会后根据讨论情况写成《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草案)》(后被称为《二月提纲》——编者注)。《提纲》指出:对吴晗同志《海瑞罢官》的批判,以及由此展开的关于道德继承、清官、让步政策、历史人物评价和历史研究的观点方法等问题的讨论,已使思想界活跃起来了,盖子揭开了,成绩很大。这场大辩论的性质,是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后,在学术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或错误思想的斗争,势必扩展到其他学术领域中去。要估计到这场斗争不是经过几个月,有几篇结论性文章,或者给某些被批评者做出政治结论,就可能完成任务的。要坚持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全国党的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以理服人;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不要不准革命;在报刊上点名给以重点批判要慎重,对于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当允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二月五日,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同意这个《提纲》,并要五人小组去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最后由毛泽东决定。
2月5日 阅彭真二月一日报送的有关《海瑞罢官》问题的七个材料,批示:“江青:这批材料阅后,暂存你处。”这七个材料是:《北京六个报纸、杂志编辑部负责人座谈关于讨论的情况和问题》,《汇报张春桥电话中的意见》,《汇报关锋等同志四篇稿件政治性的提法》,《关于郭沫若一封信的汇报》,《关锋在一九六二年写的几篇杂文、邓拓(邓拓,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在一九六二年写的一篇杂文》,《关于和的材料》,《报刊发表参加演出的演员的检讨文章》。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对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来信的复信稿,批示:“退康生、吴冷西。同意。照办。”复信说,中共不派代表团参加波兰统一工人党建议召开的华沙条约成员国和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最高级会议。
2月6日 阅王任重二月四日关于印发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稿等问题的请示信,批示:“彭真同志:请商在京常委及康生、定一、伯达诸同志,修改一遍,并考虑是否应中南局的要求印发给县、团级同志看(只发中南局,作为试点,别地不发)。看来此问题很大,要真正实现民主集中制,是要经过认真的教育、试点和推广,并经过长期反复进行,才能实现的,否则在大多数同志当中,始终不过是一句空话。王任重同志的修改是好的。”
2月8日 在武昌东湖客舍听取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许立群、胡绳等汇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谈到这场学术讨论两个月以后做结论的问题时,毛泽东说:两个月以后也做不了。谈到有人提出要批评郭沫若、范文澜(范文澜,历史学家。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历史学会副会长。)时说:这两人今后还要在学术界工作,以让他们表示一点主动,做一点自我批评为好。在询问“吴晗能不能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之后表示:吴晗可以照样当他的副市长,他就不紧张了。谈到关锋一九六二年在《光明日报》发表的讲道德继承的杂文《人之有技,若己有之》(署名何明——编者注)时,说:写篇把杂文讽刺一下也可以,不要急于批判。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关于《汇报提纲》本身,毛泽东知道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已经讨论并同意后,没有立刻表示不同意见。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提纲。
2月9日 在武昌东湖客舍听取康生、田家英汇报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工作。提出:大家既然觉得有用,不妨动手做准备。乔木还在养病,陈伯达又另有任务,田家英熟悉这一工作,可以先搞起来,将来再扩充班子。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除当时发给各省一个记录稿供传达用之外,修改了多次,请大家在此再读一遍(当时在武昌参加通读的有彭真、康生、陆定一、王任重、许立群、胡绳、田家英等,由康生主持。),看还有什么要修改的,然后发给党内讨论之后,再公开发表。随后听取吴冷西受在京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委托汇报外事工作。谈到中苏两党的论战时,毛泽东说:现在苏共新领导,讲的都是陈词滥调,毫无新意,值不得浪费笔墨。现在不必管它,过一个时期再看,如果有新东西,才考虑答复。吴冷西说:国际上对毛泽东思想有多种多样的提法,国内最近也有新提法,如“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在京常委都不同意上述两个新提法,请主席考虑是否仍然按照一九六○年三月天津会议的提法,即一律提“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说:外国人怎么说法,我们管不了,由他去,但我们自己仍然按照天津会议的决定办,林彪的两个提法都不妥。毛泽东指定彭真和康生离武汉时先去苏州跟林彪当面说清楚这个问题。
2月12日 审阅彭真二月十一日报送的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的修改稿,批示:“彭真同志:都已看过,照此办理。”彭真在送审报告中说:“我们大家(任重同志参加)讨论了两次,提了些小的修改意见,供参考。请核定。”本日,这个讲话稿发至县团级党委。
2月14日 晚上,在武昌东湖客舍同陈伯达、王任重谈话,提出对马恩列斯著作,可以搞点摘要,还说:从来都是年轻人、学问少的人打倒学问多的老年人。年轻人一抓住真理就势如破竹。
2月19日 阅中共湖北省委二月五日《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设想》。这个设想提出,用本省生产的农业机械来实现农业机械化。从一九六六年算起,要力争在五年、七年、十年内,在全省实现机械化。毛泽东批示:“任重同志:此件看了,觉得很好。请送少奇同志,请他酌定,是否可以发给各省、市、区党委研究。农业机械化的问题,各省、市、区应当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做出一个五年、七年、十年的计划,从少数试点,逐步扩大,用二十五年时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至于二十五年以后,那是无止境的,那时提法也不同了,大概是:在过去二十五年的基础上再作一个二十五年的计划吧。目前是抓紧从今年起的十五年。已经过去十年了,这十年我们抓得不大好。”四月十日,中共中央印发了毛泽东的批示和湖北省委的这个文件。
同日 晚上,离开武汉,前往长沙。临走前,同王任重等谈到对马克思、恩格斯某些观点的理解问题。
2月2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编辑毛泽东同志著作的通知》。通知提出:立即着手把毛泽东一九五八年以来的主要文章、讲话和其他手稿,分批逐篇整理出来,先作为党内文件,印发党员干部阅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一九四九——一九五七年),需要在一九六○年编辑本的基础上,作进一步整理,争取尽早印发中央和地方负责人征求意见。
2月21日下午、22日上午 在长沙听取叶剑英、杨成武等汇报军事工作。汇报到诱敌深入问题时,毛泽东说:诱敌深入,过去对日本人灵,现在在越南不灵了。它不会轻易长驱直入,要做两手准备,它不深入怎么办?朝鲜战争,诱敌深入第一阶段灵,第二阶段就不灵了。可以搞些小的诱敌深入,例如几十公里之内。还是要堆山,你不搞,敌人就占了。我看美国不会走日本、希特勒的老路。像日本、希特勒长驱直入的办法,美国不敢搞,它没有多少兵,它怕死人,怕我们消灭它,所以要有第二手准备。诱敌深入,我们搞了几十年。第五次反“围剿”吃了没有诱敌深入的亏,现在大家都相信了,因为再没有其他办法。日本人长驱直入,除西北、西南地区以外,差不多交通要道都占了。今后诱敌深入,可能不灵。不管怎样,我们在第一线总得顶几个月,使后方有所准备。还要考虑顶不住。我们不可能一点空子都没有,敌人不从你设防周密的地方来,它要钻你的空子怎么办?汇报到沿海城市如何打法时,毛泽东说:利用城市打,也是个办法。采取斯大林格勒的办法。总不能把城市空出来,像上海人口七百万,搬到哪里去!工厂当然要搬出一些。沿海城市要多修几层工事,它突破一层,还有一层。还要注意城市侧翼的设防。敌人如果巴在沿海不前进,纵深工事等于浪费。同时,沿海城市它不可能都占,只能占一些地方。一个国家要消灭另一个国家,只要军队存在,人民大部存在,敌人就没有办法。因为要消灭一个国家,首先是消灭军队,然后是征服人民,强占土地。汇报到全军总定额及其他军兵种等问题时,毛泽东说:总定额现在不要缩小。铁道兵有几十万在西南修铁路,划得来嘛!省公安部队拨归省军区领导,这个办法我赞成。单独搞一个公安部队,搞两套,这是从苏联搬来的,我从来不赞成。汇报到周恩来、邓小平设想把全国工矿企业基建部队在今后三五年内逐步军事化、实现义务兵役制时,毛泽东说:这个办法我赞成。三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林彪送审的这次谈话纪要上批示:“此件看了,记录得不错,就照这样吧。”
2月23日 上午,在长沙听取张平化、王延春、李瑞山、华国锋、苏钢等汇报工作。汇报到农村的单干问题,毛泽东说:单干的问题,六二年、六三年、六四年、六五年,四年还没有解决,后年春可以解决。地、富、反、坏,还有富裕中农,许多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一九六二年,湖北同志说搞单干的有三分之一。我的调查组在韶山,说百分之四十的农户要分田到户,百分之六十能保住就不错。还说一个生产队十五户,赞成分田的是多数,不赞成的只有几户。(1962年,毛泽东派出由田家英率领的调查组分别到湖南湘潭韶山、湘乡唐家和宁乡花明楼3处作农村调查。这是田家英经调查后,向毛泽东反映的情况。)他们没有进行思想教育。汇报到有人认为今年增产一成左右的提法低了,毛泽东说:一年增产一成左右就了不起。你们的农业厅长一年就要跨纲要,是不懂农业生产吧?少讲一点。汇报到农业机械化问题,毛泽东说:湖北省关于农业机械化的文件,中南局讨论了没有?值得各省注意。他们提出五年、七年、十年,我说打宽点,加五年。湖南有一定基础,要自己搞,要有个规划,有个设想。
同日 阅周恩来二月十七日报送的余秋里关于考察西南、西北大三线情况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汇报提纲,批示:“此件已阅。退周总理。”周恩来的送审报告说:余秋里对主席所关心的西南、西北地区在一九七○年钢的生产能力争取达到四百三十万至五百五十万吨、二线争取达到六百五十万至七百万吨、一线争取达到一千一百四十万吨,已在开始进行新的布置。
2月24日 给人民大会堂服务员罗丽华题词:“要注意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去分析自己和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
2月25日 阅王任重一月二十四日在中共湖北省委常委会议上关于政治挂帅问题的发言稿,批示:“少奇同志:此件请你看看,是讲政治挂帅的。”王任重的发言稿说:现在农村有许多地方是工分挂帅,不是政治挂帅;许多工厂、商业单位则是奖金挂帅,其实质是物质刺激。对这些不合乎毛主席思想和生产发展的制度都可以改。以后主要靠政治挂帅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2月26日 晚上,离开长沙。次日到达杭州,住汪庄。
2月 同侄子毛远新谈话时说:科学的发展,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但讲课不能都按照发展顺序来讲。学历史,主要学近代史。现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才三千多年,要是到一万年该怎么讲呢?讲原子物理,不必要从最早的那个学派的理论讲起。你们这样学,十年也毕不了业。你们学自然科学的,要学会用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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