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九月会议”，王明表示要做毛主席的小学生，毛主席强调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会议经过

　　1943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主题是关于王明在土地革命时期“左”倾路线和全民族抗战初期的右倾路线错误。这次会议，是在非常严峻的政治形势下召开的 ：平静了两年的国共关系又紧张起来，国民党加紧法西斯化;共产国际解散，国际上反共浪潮弥漫;王明再度暴露出机会主义面目。

　　先后出席这次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周恩来、陈云、康生、彭德怀、洛甫、博古、邓发等11人。王明、王稼祥、凯丰请病假。列席者有：李富春、杨尚昆、林伯渠、吴玉章、彭真、高岗、王若飞、李维汉、叶剑英、刘伯承、聂荣臻、贺龙、林彪、罗瑞卿、陆定一、孔原、陈伯达、萧向荣和胡乔木等19人。

　　“九月会议”大体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9月7日至10月6日。其中9月7日至9日三天，有博古、林伯渠、叶剑英、陈伯达、朱德发言。之后，政治局扩大会议停了20多天，等待彭德怀回延安参加会议，同时安排其他工作。10月5日，中共中央决定，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经验和路线是非问题，整风运动进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为此，由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编辑出版了《两条路线》(上、下)，收入从建党到1943年间党的重要历史文献137篇，作为党的高级干部总结历史经验的主要学习文件。11月1日，高级学习组召开大会，揭发批评王明的错误，王若飞、陆定一以亲身见闻揭发批判王明;王胜荣、李国华揭发王明在莫斯科的许多错误。第二阶段：从11月13日复会起，此时彭德怀回到延安，中央高层整风进入第二阶段。有毛泽东讲话，博古、洛甫作检查，周恩来、任弼时发言，对王明的错误路线进一步揭发批判。11月下旬，大会告一段落，中央委托任弼时和李富春与王明谈话，传达大家的意见。之后，1943年底至1944年初，政治局整风会议又停了一段时间。第三阶段：1944年开春后，中央整风会议继续进行，主要是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党的历史文件，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对整风进行总结和对历史问题作出总结。此间中央很少开会，以便大家集中学习。5月10日，中共中央成立“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着手准备召开六届七中全会。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召开，通过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它是整风运动的重要成果，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路线问题上形成空前团结一致的局面。至此，“九月会议”经过1年又7个月，胜利结束。

主要发言

　　博古在“九月会议”上检查说：抗战初期，党内有两条路线，一是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一是王明在长江局推行的错误路线。博古揭发说，王明反对在《新华日报》发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王看不到国民党的本质，曾对外国记者说，蒋介石是“英明全才”“雄才大略”， 抗战要依靠国民党。对于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王明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服从国民党的法”，放弃独立性;在党的建设上，他把共产党降低为民族革命党，一味追求公开，使党在白色恐怖到来时遭到重大损失;在思想作风上，钦差大臣味道十足，到处发文件，形成另一个中央。11月13日，博古做第二次检查。他承认临时中央反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泽东的游击战传统，打击毛的干部，使毛不能开展工作。遵义会议上，强调客观原因，没有承认错误。

　　林伯渠批评王明的路线是“洋共”，引用许多马、恩、列、斯的话，欺负我们的“土共”，硬搬外国的经验指导中国革命，这是新陈独秀主义手法。

　　朱德的发言朴实、真诚。他说：南昌起义以来，率领红军南征北战，深知创业艰难，政治路线正确与否是革命成败的关键。王明错误路线的实质是不要领导权，不要枪杆子，不要游击战争;投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朱德还分析了王明与陈独秀机会主义的共同性和不同点。

　　叶剑英发言，批评王明以无知充高明，既不知己，也不知彼，更不知蒋介石为何人。在处理国共关系时，他是“身在毛营心在蒋”，躺在软椅上睡觉，这就不能不犯机会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在“九月会议”上，主要讲了“两个宗派”问题。他说，四中全会有两大宗派，一是教条宗派，一是经验宗派。教条主义宗派，是主观主义的第一种形态;经验主义宗派，是主观主义的第二形态。反掉这两个东西，党就统一了。教条宗派是在莫斯科形成的。后来利用四中全会反立三路线之机，夺取了中央权力，统治全党三年四个月。它没有功劳，其罪过超过立三路线。教条宗派至遵义会议告一段落，以后开始分化，但未死亡。王明是长江局的“总司令”，有一条投降主义路线，一切问题不让中央知道。毛泽东对经验宗派进行了剖析。他说：他们是比较不自觉的，但思想方法是自觉的，片面性，局限性，只看到脚趾上的事，分不清对错，对王明不自觉的相信。经验主义者长期分隔在农村，各占山头，又缺乏马列主义教育，客观上造成各种集团。这些集团的领导人，大多数是正派的;少数不正派，有的是歪派，如张国焘，弄得亡党亡头。有些经验主义者与教条主义结合，思想教条，政治投降，组织心照不宣。

　　毛泽东又说，这两个宗派比较，教条主义是主要的。所以要从破坏教条宗派开始，反对闹独立性，使党在组织上统一起来。对犯教条主义、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要“救人”，问题是要“治病”。最后，毛泽东提议，先用一周到十天的时间学习有关文件，然后大家交头接耳酝酿。毛泽东关于“两个宗派”的发言，为这次九月政治局整风会议，定下了基调。

　　此后，政治局扩大会议停了20多天。1943年9月30日、10月5日开了两次会议，决定：政治局委员彭德怀返回延安前，整风会暂停;扩大会议范围(有700人参加学习);领导整风运动的总学委调整，以毛泽东为主任，刘少奇、康生为副主任。

　　10月16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继续讲王明路线问题。他说，王明教条宗派是在米夫的支持下形成的，它有一条政治纲领，四中全会时他们大闹天宫。王明的小册子是想改造党，它是错误路线的开山祖师。(1938年)六中全会在政治路线上克服了他们的错误，但未做结论，组织问题也没有提出。

　　毛泽东讲话后，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张闻天、任弼时相继发言。

　　刘少奇主要讲党内斗争传统问题。他说：在党内干部中间讨论党的路线，是很重要的事，是一种党内斗争。过去党内斗争有许多是不好的，应该有意识地造成健全的布尔什维克传统。首先要有自由批评的空气，中央同志要有随时接受群众监督和批评的精神准备;其次，批评只准明枪，不准暗箭，彼此挑拨也是不对的;第三，发言一律称同志，不称首长。他批判说：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是一本记载四中全会及前后党内斗争黑幕的小册子。这一派人，没有真正反对立三路线，比立三路线更“左”。他们不独没有功，而且有莫大的罪过。这次，不仅思想上要解决问题，还要在组织上打散宗派主义。

　　朱德谈了自己的学习体会后说：王明只知道外国，不知道中国。事实证明，凡是从实际出发的都对，从教条出发都错。毛主席办事脚踏实地，在人家反对他时，还是按实际情况办事。他书读得多，能使理论联系实际。照毛主席的方法办事，中国革命一定有胜利的把握。朱德资格老，威望高，他的发言对大家影响很大。

　　周恩来离开延安三年，刚回来就参加“九月会议”。他认真研究文件，写出了题为《关于新立三路线的研究》的长篇笔记。他发言说：经验主义者政治上没有创建，容易崇拜打着马列、国际旗号的教条主义。经验宗派和教条宗派结合才能称雄。他分析经验主义者的品质时指出，品质有三类：为人的品质、革命者的品质、布尔什维克的品质。我们要有布尔什维克的品质，所以要整风。11月27日，他根据会前写出的两万多字提纲，做了长篇发言。从27日下午，到12月4日，共讲了5个下午，大家的反映相当好。他对自己20多年的革命历史作了认真反思。他说，三中全会虽然纠正了立三路线，但“政治上仍是‘左’倾基础”“组织上也有宗派观念”。那时，自己不适当的强调正规化，反对游击战争。抗战以来，工作上有成绩也有缺点。缺点是对游击战的战略地位认识不足，没有充分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缺乏政权观念”，对王明抗战以来的错误路线有容忍退让的地方。他表示，经过这几年的实践，对毛泽东的领导确实心悦诚服。他在发言中，系统批判了王明的小册子。

　　洛甫发言说，自己毫无实际经验，却在发号施令。到苏区后，反罗明实际是反毛反老干部。他认识到，教条宗派的特点是：崇拜教条，不问实际;布尔什维克气少，“买办”“政客”气多;不讲党性，只有宗派成见;作风恶劣，吓人造谣。

　　任弼时执行过错误路线。11月下旬他检讨说：在江西苏区时，将毛泽东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观点，当做是“偏杀风”和不重视理论的“狭隘经验论”，不指名地加以批判。在宁都会议上，认为毛执行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不得力，同意把他召回后方。

　　11月下旬，整风大会告一段落。中央委托任弼时和李富春分头找王明谈话，希望他认真检查。12月1日，王明签署了妻子孟庆树起草的给毛泽东和中央的信，表示“我完全放弃我自己的那些意见”“在毛主席和中央各同志的领导和教育下，我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错误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12月28日，以中央政治局名义向全党发出指示，要求传达和讨论“王、博宗派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及其严重损失”。

　　1944年2月24日，中央书记处对党的历史问题作出5项决定 ：(一)王明、博古的错误应视为党内问题。(二)临时中央与五中全会因有国际承认，应承认是合法的，但必须指出手续不完备。(三)学习路线时，对于历史上的思想问题要弄清楚，但结论必须力求宽大。目前应强调团结，以便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四)在学习路线时，须指出六大基本方针是正确的，六大是起了进步作用的。(五)对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时期，也不采取一切否定的态度，凡做得对的，也应承认它。3月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上述5条变作6条作了说明。1945年4月20日，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批准了毛泽东提出的6项意见。这标志着高级干部的整风和党的历史问题讨论胜利结束。

特点与成果

　　1943年的“九月会议”，与1941年的“九月会议”相比，有一些明显的特点，并且，以其历史性的重大成果，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史册。

　　这次“九月会议”的第一个特点，是时间长、人数多。它从1943年9月开始，至1945年4月结束，时间长达1年又7个月，这是党的历史上空前的一次政治学习运动。因为，此时中央有了相对巩固的根据地，客观环境比较稳定，具备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条件。参加学习的干部范围很广，除了延安的高级干部和七大代表二三百人外，还吸收了政治纯洁、有前途的青年干部参加。毛泽东说，1941年那次“九月会议”还不深入，今年则更深入。目前中央停止开会，组织700人来学习，目的就是打散教条宗派、经验宗派。

　　重点突出，是这次“九月会议”的另一个特点。检讨过去，是为了前进;分清是非，是为了找到正确路线。会议始终以土地革命后期的路线问题为议题;以教条宗派和经验宗派，特别是前者为研究重点;首先搞好党的高级干部的学习，自上而下地带动全党干部学习。由于突出了以上几个方面的重点，会议才能按计划正常有序地进行，达到预期的效果。

　　这次“九月会议”的成果是巨大的。首先，找到了党内思想斗争的正确方法。会中刘少奇、毛泽东都讲到党内思想斗争的方法问题。在1943年10月6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讲了两点意见：第一，团结问题。犯错的同志觉悟起来，弄清路线是非，是达到真正团结的基础。要以斗争求团结。第二，党内斗争方法，赞同刘少奇的意见，继续贯彻以马列主义自我批评方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会议对于党内斗争正确方法的基本内容，有了共识：要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团结要有原则，在犯错误同志检查错误、觉悟的基础上去团结，即以斗争求团结。检讨错误必须采取历史的方法、从实际出发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要避免历史上“左”倾教条主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一种错误方法。对历史上犯错误的同志，批评要严格，作结论时应取宽大态度，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思想斗争一要放手，二要谨慎。“九月会议”和延安整风创造的这个正确方法，后来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团结—斗争—团结”，或者说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毛泽东对这个公式解释说：“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其次，巨大的思想收获。在会议过程中，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通过学习文件，联系党的历史，总结经验，开展批评，进行了一场无产阶级思想对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从思想根源上纠正了党史上历次“左”右倾错误。犯过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诚心作了自我批评，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与全党同志团结在一起;广大党员通过学习，真正解决了 “思想上入党”的问题。经过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经验主义、宗派主义的彻底批判，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新的学风、党风和文风，出现焕然一新的气象。

　　再次，政治上的成果更为明显。通过党史研究和理论学习，全党认识到毛泽东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毛泽东思想是走向胜利的指针，从而紧紧地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信心百倍地把革命推向前进。党第一次达到如此高度的巩固和统一，成为领导中国革命胜利的核心力量。

　　这次“九月会议”最后一个成果，是为七大的召开和胜利奠定了基础。在党的高级干部的带动下，全党学习文件，研究党史，总结经验，达到共识。在此基础上，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杨家岭召开，先后举行了8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委17人，列席的有中央局、分局和其他方面负责人12人。会议主要讨论七大的各项准备工作，其中包括党的历史问题结论。1945年4月20日的第8次会议，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次全会，体现了“九月会议”和整风运动的伟大成果，达到全党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团结一致，为七大的胜利召开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党员121万人。七大开得隆重而热烈，通过了各项决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真正成为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