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通道转兵的历史地位

　　今年是中央红军长征通道转兵90周年，让我们拂去岁月的尘埃，穿越时空隧道，去感受当年烽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战场，去探寻永载史册的通道转兵的辉煌篇章。

　　一、通道转兵的历史背景

　　(一)湘江战役宣告“左”倾错误军事领导的破产

　　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未能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8万余人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当时的计划是从南线突破粤军的封锁线，到达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中央红军在一个月内相继冲破敌人三道封锁线。11月25日，中央红军在道县到江华间渡过潇水，主力继续西进。这时，蒋介石急调嫡系部队和湘、粤、桂三省地方军阀部队合计达26个师近30万人，沿湘江构筑第四道封锁线。在这里，敌军向我发起全面进攻，战斗异常激烈。在湘江两百里战场，天上飞机横行，来往穿梭，地面枪炮轰鸣，人喊马嘶，杀声昼夜不绝。12月1日，是生死存亡的关键一天，“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战败者”②。湘江一仗，虽然红军最后渡过了湘江，却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一些部队拖垮了，一些部队打散了;重武器、印刷机、兵工机械，以及文件、钞票被扔进湘江里了;全军人员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为3万多人。

　　湘江战役宣告了“左”倾错误军事领导的破产。“在湘江战役前，我军一直往敌人布置的口袋里钻，造成全盘被动;在战役过程中，又有多次重大失误，致使我军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特别是在短短4天战役中，损失数万人。这是“左”倾领导者在整个战役中的错误决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血的事实逐步使大家认识到，必须改变“左”倾错误，我军才能取得主动，长征才能取得胜利。这是湘江战役给中央红军指战员的一个重大启示。”③

　　(二)蒋介石布置“湘西口袋”企图“围歼”红军

　　早在湘江战役之前，蒋介石就察觉到了中央红军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意图。11月17日，蒋介石“南昌行营”发布了湘水以西区域“剿匪”计划大纲。其意图在于防止中央红军实现“与贺、萧合股之目的”与“长驱入黔”的可能。当中央红军强渡湘江后，蒋介石就更明确了中央红军要到湘西去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目的。于是，他一方面调集刘建绪、薛岳两部主力近20万人，配置在湘西城步、绥宁、靖县、会同、武冈一带，布成一个大口袋，等着中央红军往里钻，一方面分兵尾追中央红军。

　　12月上旬，当中央红军行进在湘、桂边境的越城岭时，数十万敌军已抢先在通道以北进入阵地。同时，蒋介石又布置了4道211座严密的碉堡防线。

　　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道路被堵住了，要实现原来北上湘西的计划已不可能。在南面，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急将十五军夏威部编成第一追击队，将第七军廖磊部编为第二追击队，分别由广西尾追，并经龙胜、古宜抄袭中央红军侧面，防护柳江上游，以断中央红军南下之路。在西面，贵州军阀王家烈，其主力被红二、六军团牵制在铜仁、石阡等地，无法脱身。由于黔军没有如期赶到，实际上黎(平)、锦(屏)一线，只有周芳仁所率的两个团，加之地方民团也不足3000人，而且是有名的“双枪”(烟枪、步枪)兵，不堪一击。贵州境内的黔军兵力较少、装备差，防务也很空虚。

　　面对这种情况，“左”倾错误指挥者仍企图孤注一掷，坚持前往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那时，毛泽东虽身处逆境，但仍时刻关注着党中央和红军的安全。每到宿营地，他仍然像过去指挥一、二、三次反“围剿”时那样，让警卫员为他搭起办公桌，点上马灯，铺开军用地图，对着战报，研究战场形势的变化。于是，他在行军途中，“一会儿呆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呆在那个军团”，④不断和大家商讨当时的军事路线和进军的方向问题，从而逐渐形成了改道贵州的正确意见。

　　(三)担架上的“计谋”赢得了张闻天、王稼祥的支持

　　历史造就了毛泽东，毛泽东也影响着历史。毛泽东深知要使自己的正确主张被接受，当面给当时中央的最高“三人团”提建议是行不通的，必须尽快在私下与大多数红军领导人进行交流，以争取他们的支持。这样，担架上的毛泽东就开始了他拯救红军、拯救中国革命的“计谋”，具有军事指挥权的王稼祥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成为毛泽东争取的主要对象。

　　长征开始后，毛泽东争取张闻天、王稼祥与自己在同一纵队行军。毛泽东因为患有疟疾，坐担架的日子多，而张闻天也由于身体不好，有时也要坐担架。这样，他们推心置腹谈心的机会就更多了，谈的中心内容是关于中央红军军事上的指挥错误。毛泽东认为，中央红军的失败，是“左”倾军事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现在如果不从这样的作战方针中跳出来，中央红军是难以摆脱困境的。张闻天基本上认同毛泽东的观点，两人因此越谈越投机，共同语言也越来越多。这时，毛泽东便适时地向张闻天提出了要检讨中央军事路线的建议，张闻天同意尽快在中央有关会议上提出。

　　毛泽东在做张闻天的工作的同时，也开始对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长征开始后的红军指挥者之一的王稼祥做工作。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时负伤，毛泽东同他一同坐担架行军，针对蒋介石在北上湘西途中布下重兵，毛泽东说：“贵州方面敌兵不多，没有什么堡垒工事，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改变行军路线，不去湘西，折向贵州，让蒋介石的口袋阵失灵呢?”⑤

　　王稼祥非常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并答应立即找其他同志征求意见，争取在前方通道县召开一次会议，决定部队的进军方向。

　　至此，中央两位有影响的领导人——张闻天、王稼祥“很快的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⑥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做了周恩来和朱德的工作，他们也都赞成毛泽东的看法，并同意在通道召开一次军事会议。这样，毛泽东担架上的“计谋”就水到渠成了。

　　二、通道会议决定通道转兵

　　1934年12月10日，中央红军终于钻出大山，攻占湖南通道老县城。这时，蒋介石已觉察到中央红军主力要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集结近20万军队，设置四道防堵线，阻止红军主力从湘黔边境北上。博古、李德却仍坚持原定计划，准备率领红军继续往蒋介石布置好的包围圈里钻。“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提出，部队应该放弃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一定不能再往北走了。”⑦这时，博古、李德已因湘江失败而垂头丧气，红军指挥任务已转移到周恩来肩上。周恩来赞同毛泽东的主张。

　　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城恭城书院举行临时紧急会议，参加人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等。会议由周恩来召集，讨论战略行动方针问题。李德、博古不顾已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仍坚持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李德后来曾写道:“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浑元)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

　　毛泽东不同意李德的意见，说明红军主力现时北上湘西，将会陷入敌军包围，后果不堪设想。他又根据破译敌台的电报材料指出: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四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君入瓮”!为此必须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会上毛泽东提出：“在战略方针上，应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酌情在贵州创建新的根据地，只有这样才能挽救危机，争取主动……”⑧王稼祥、张闻天在发言中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周恩来等也赞同这个主张。博古不在固执己见，李德因为自己的意见被否定而提早退出会场。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意见通过了西进贵州的主张。当天下晚19时半，中革军委发出的“万万火急”电令，规定：“我军明日十三日继续西进“，“第一师如今天已抵洪州司，则应相机进占黎平。”

　　短促的通道会议，是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来，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有了发言权，也是他的意见第一次得到了中央多数同志的赞同。⑨而通道会议决定的通道转兵成为红军长征由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

　　三、通道转兵的历史地位

　　通道转兵，使风雨飘摇中的革命航船重新找到正确的航向，中央红军从此驰骋于云贵高原苍山如海的雄关漫道中，突破乌江、智取遵义、攻占娄山关、四渡赤水……从胜利走向胜利。通道转兵意义重大，其历史地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危急时刻挽救了中央红军，避免了北上湘西会遭受全军覆灭的危险

　　突破国民党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之战，红军损失尤为惨重，兵力所折过半，仅剩下了3万余人，加上通过两个多月以来的浴血奋战，部队显得疲惫不堪，干部战士情绪波动，精神状态和战斗力已显著下降。

　　而蒋介石在红军计划北上湘西所布下“口袋阵”的敌我态势表明：通道北之敌为红军五至六倍，南面之敌为红军两倍;西面之敌为红军的十分之一，如果中央红军继续按“左”倾领导人的原计划北上湘西“到洪江去创建新的根据地”，⑩去钻敌人布好的“口袋”，红军势必落入强敌的虎口之中，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如果南下广西，有五、六万桂军堵截，且深入桂省，并非中央红军的战略目标。因此，红军唯一的选择和唯一的出路，只有转兵西进，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而李德、博古不顾实际硬要坚持原定方针，把拖着疲惫身躯的3万多中央红军，朝有十几万强敌的虎口里送。如果按照“左”倾领导的意见办，那么后果不堪设想。在这关系到中央红军和党中央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毛泽东在通道会议上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他在分析敌我双方的形势时指出：“贵州敌人力量薄弱，我们何不来个避实就虚，甩掉眼前的强敌到贵州去，为什么一定要钻'口袋'呢?”“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毛泽东的意见被中央采纳，并迅速变成重大的转兵贵州的战略行动，从而甩掉以逸待劳、“请君入瓮”的强大国民党部队，避免了一次可能比“湘江战役”更为损失惨重、甚至全军覆没的现实危险。

　　刘伯承元帅在《回顾长征》中描述：“部队在十二月占领湖南西南边境之通道城后，立即向贵州前进，一举攻克了黎平。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⑪这段文字精辟地道出了通道转兵的重大历史意义。

　　(二)“实际上开始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从此逐步形成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

　　1934年下半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主力红军准备开始长征。于1932年的宁都会议被撤销了党内、军内的领导职务，仅保留了一个中华苏埃主席的头衔，已经无权过问最高决策的毛泽东，在9月中旬离开瑞金前往于都。“当时担任翻译因而了解内情的伍修权将军认为，有些人可不想让毛参加长征。毛是被人有意排斥在外的，伍说，去于都调查，这只不过是不让他参加的一个借口罢了。”⑫

　　不论怎么说，在那样重要的时候，毛泽东离开红都瑞金，抱病前往于都，充分表明他完全被排除在中共高层决策圈之外，甚至连参加长征的资格差点被剥夺。

　　通道会议使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及其勇于斗争、敢于担当的魄力再一次得到展现，“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⑬“抬头望见北斗星，红军想念毛泽东”，“让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的观点逐步形成共识。尤其是这次会议已经实质上重新执行毛泽东的主张，这为毛泽东后来重新回到党和红军领导岗位上做了有力的关键铺垫，也成了毛泽东革命生涯中历经“靠边站”到“再主事”的一个拐点，一生致力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也是毛主席唯一嫡孙毛新宇将军，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参观通道会议旧址恭城书院时说，“我爷爷长征路上第一次说话算数就是在这里，而李德、博古第一次说话不算数也是在这里”，并在恭城书院挥毫题词：“历史的转折”。在通道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不仅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被会议所接受，也从根本上开始动摇李德、博古的权威。通道会议决定通道转兵对毛泽东同志重新被接纳为中央核心领导成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成为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地位中的一个关键性的转变。这次会议实际上已经实现了毛泽东对红军军事指挥权的领导，获得对党和红军战略问题的发言权，并由此开始，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地位逐步提高，而为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同志正确领导地位打下了重要基础。可以说，以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地位，基于通道会议，完成与遵义会议。从此，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逐步形成，中国革命开始沿着党所开辟的正确道路前进。正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通道(转兵)成为毛泽东登上最高位置的起点”。⑭

　　(三)为遵义会议打下了重要基础，实现了伟大转折的历史开端

　　遵义会议是红军长征途中的伟大转折，其意义与作用都是重大的，但是突出遵义会议的标志性作用的同时，不能忘记前面系列会议的合力作用，它们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作用，一环扣一环。特别是在红军长征处于最低谷时候，通道会议的召开和其决定的历史性通道转兵，是后面系列会议的关键性前提条件，俗话说：万事开头难，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可以想象，当时如果没有通道会议与通道转兵，那么自然就不会有后面的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和遵义会议等，党和红军的命运就要因此改写。

　　通道转兵为遵义会议的召开赢得了时间和空间。红军转兵西进贵州，蒋介石大失所望，他原来苦心经营布下的"湘西口袋"阵失灵。此时，贺龙、肖克等领导的红二、六军团为配合中央红军，发动“湘西攻势”牵制敌军，让转兵西进的红军一路凯歌，顺利攻占了贵州黎平，并在那里得到补充休整，召开了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重申通道会议精神，放弃北上湘西，在黔北建立新的根据地，并决定召开遵义会议。

　　通道转兵，兵转道通。转兵西进贵州的红军一路攻城拨寨，开始由被动转入主动，从失败走向胜利，因为红军到了贵州后基本上没有遇到强敌阻力，加上那里崇山峻岭的地势，有利于红军隐蔽与穿插作战，红军采取正确的战术，行动变得迅速和灵活，红军战斗力显著提高，红军领导人的精神面貌大为改观。张闻天和王稼祥在贵州黄平一处茂密的橘园进行了著名的“张王橘谈”，提请毛泽东复出指挥红军，这为遵义会议确立了核心内容。

　　1934年12月31日开到1935年元月1日凌晨的猴场会议，又重申了黎平会议决议，作出了《关于野战军通过乌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特别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不仅再次明确了“党指挥枪”的原则，更是让“共产国际”派来的“钦差大臣”李德“靠边站”了，猴场会议也成为遵义会议的前夜。猴场会议后，红军突破乌江，智取遵义，于1935年1月15旧至17日成功召开了挽救红军、挽救共产党、挽救中国革命的遵义会议。长征路上第一次重要会议通道会议和其所决定的通道转兵，开启了遵义会议系列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和落实遵义会精神的扎西会议——鸡鸣三省会议———苟坝会议，直至会理会议，“实现了伟大转折的历史开端”。

　　(四)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觉醒”，开始形成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通道会议是以党的根本政治制度——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少数服从多数”采纳毛泽东“转兵贵州”的正确主张，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因为北上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是报请共产国际批准的重大事项。中国共产党建立后，起初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服从共产国际的统一领导。长征中由于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失去电台联系，通道会议是第一次没有受到共产国际干预的重要会议。通道会议以前的中共党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如何将共产国际实际上也就是苏联共产党的指示贯彻实施的历史。共产国际及其在中国的代表给了中国共产党许多帮助，对此应当肯定。但是，由于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并不真正了解中国国情，其错误指导也给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带来许多消极影响。特别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形势、阶级关系以及革命道路等问题提出一系列错误论断。“左”倾教条主义者照搬照抄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失败的切肤之痛，推动着中国共产党从“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下解放出来，认识到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思想路线的重要性。通道转兵是中国共产党人自主决定革命问题的第一次实践。中国共产党人以大无畏的气魂开始为自己的责任和使命担当，为红军的危亡，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民族的解放担起责任。通道会议是长征途中第一次以中革军委“万万火急”电发军事命令，足见当时情势之急迫。通道会议在李德中途退出情况下，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最终决定转兵贵州，实质上排斥了李德、博古的错误军事指挥，从根本上动摇了李德、博古的“左”倾军事领导体制，也成了中国共产党人自主决定中国革命问题的开端。在当时情形下，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无疑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走自己的路”的伟大觉醒。以通道会议和其决定的通道转兵为起点，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掌握了中国革命的主动权和领导权，标志着党经历了曲折的道路，终于开始走向成熟。

　　这种思想上的觉醒是最重要的觉醒。“伟大觉醒”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基于对中国革命现实的深刻把握，基于危难中红军前途命运的深刻洞察，基于对中华民族解放的深刻体悟。以大历史观观之，人类每一次伟大觉醒都伴随人类社会伟大革命，人类社会每一次伟大革命都会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正是由于这种“伟大觉醒”，中国共产党迎来了“遵义会议”的光芒，迎来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迎来了新中国天安门城楼的彩旗飘扬，也正是这种“伟大觉醒”，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伟大觉醒最根本的是逐步形成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觉醒是思想意识的行为，对于党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思想路线问题。土地革命时期党遭受的曲折，从思想认识上来说就是因为主观脱离了客观实际。那时“攻打大城市”以及“堡垒对堡垒”，束缚、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教条主义盛行，“左顷”思想僵化严重。通道会议上的激烈讨论，拉开了思想觉醒的帷幕。毛泽东在通道会议上所讲，“我们共产党十三岁了，也应象是一个懂事的孩子，俗话说，穷人孩子早当家，我们共产党也应为自己的命运作次担当，我们担当的是中华民族的大任”，⑮如惊雷般迸发了思想上的伟大觉醒。其现实的效果和历史的意义就是促成了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逐步形成。

　　参考文献：

　　①2020年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工作时的重要讲话。

　　②1934年12月1日，湘江战役，中革军委发各军团电令。

　　③刘伯承，《回顾长征》，1959年《八一杂志》第20期。

　　④(德)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第一版第110页。

　　⑤毛新宇，《爷爷毛泽东》，中国文史出版社第451页。

　　⑥，《延安整风笔记》，1942年12月16日。

　　⑦张闻天、邓力群，《伟人毛泽东——伟人的一生》，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第89页。

　　⑧《聂荣臻回忆录》(上册)2007年8月，解放军出版社，第231页。

　　⑨《红军长征史》，2006年3月1日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⑩李维汉，《回忆与研究》1986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264页。

　　⑪刘伯承，《回顾长征》解放军报1975年10月19日。

　　⑫(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2015年北京联合出版社第101页。

　　⑬伍修权，《七律，历史转折》，1935年1月。

　　⑭(英)菲利浦·肖特，《毛泽东传》，2010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引子)第4页。

　　⑮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电影献礼片《通道转兵》通道会议场景台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