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革命者是如何做“骆驼祥子”工作的

　　本文是革命老人武光著作《冬夜战歌》节选。武光16岁就当上了国民党县党部执行委员和宣传部长，却毅然放弃“大好前程”和优越生活，在大革命失败的血雨腥风中走上革命道路。1930年组织上派武光去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北平拉洋车，并以此为职业掩护，开展洋车夫工作，本文记录了这段革命经历。

　　武光老人不仅是革命先行者，也是继续革命践行者。冬夜苦奋斗，争得春光来。斯人已逝，精神长存!

　　文 | 武光

　　参加红色革命互济会后，组织上决定派我去拉洋车，以此为职业掩护，开展洋车夫工作。

　　当时，互济会的负责同志对我说，在北平产业工人很少，洋车夫倒有好几万。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受压迫最深，反抗性最强，对革命来说，在劳苦大众中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党历来重视洋车夫工作，曾在洋车夫中发展过组织，建立过党、团支部，还组织过赤色洋车夫工会。1929年10月，在党的领导下，北平几万名洋车夫举行过罢工，不幸惨遭国民党政府的镇压。许多洋车夫被捕、被逐，有的被杀，党在洋车夫中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急需派人去重新开展工作，发展组织。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

　　他还说，对于像我这样稚嫩的小青年来说，这可是一种严峻的考验。拉洋车不仅是又苦又累，还常受警察的欺侮打骂，遭市民们的白眼。因此，去做洋车夫工作必须忍辱负重，为革命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

　　最后，他让我好好想一想再答复他。我说：“我早就考虑好了，怕苦、怕累、怕死我就不来北平找组织了。只要革命工作需要，叫干什么我都愿意。”

　　当洋车夫困难是很多的，一要有铺保，才能在洋车场租上车;二要有家眷，才能在街道上租到住房，到派出所报上户口。铺保、家眷我都没有。后来总算找到一个洋车夫同志给我做保，勉强在西南城角太平湖附近的一家车场租到一辆破车。家眷问题则无法解决。最后，我只得以北京大学学生的名义在辟才胡同租了一小间民房住下，到公安派出所报了户口。这样一来，我就不得不“一身二任”，既当洋车夫，又充大学生了。

　　我的新居位于西城辟才胡同一家临街的成衣铺后院，是一间极简陋的斗室。我每次出入都要经过成衣铺的门面，颇为不便。然而小后院却还僻静，除了我租住的那间小屋，仅在东南角有另一间小屋，不常住人。

　　我把自己的小屋布置成典型的“不正经”穷大学生寓所的样子。桌上摊放着讲义和几本应景的书籍、用具，床上铺着极简单的被褥。为着迷惑敌人，墙上贴一些性感的书画和女电影明星的照片，枕头底下还放上几本见不得人的“黄色书刊”。

　　一 化装

　　为适应双重身份，每天我都要化两次装。清晨，我从自己的小院走出来时，身穿蓝布大褂，迈着轻快的步子，俨然像是一个大学生。走出成衣铺后，我便由大街到小巷，出一个胡同进另一个胡同，一边串游，一边瞧机会进行第一次化装。先把蓝大褂脱下来搭在肩上，若无其事地走着，等没人注意时迅速将大褂拧成麻花状围在腰里，藏在短褂底下，照样往前走，拐进另一个胡同。审视远近没人注意，又从衣兜里掏出带子，扎上绑腿。最后，再从腰里取出毛巾拿在手里，趁没人注意时包在头上。这样，“大学生”就变成了“洋车夫”。甩开大步直奔车场，拉出洋车，走上街头，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我总是天刚亮就起床，上街。趁街巷里行人稀少，进行化装，不然，在大庭广众之中化装，就容易惹人注意，带来意外的危险。

　　夜晚交车后，在回寓所的路上，我又开始了一天中的第二次化装。将早晨的化装次序颠倒过来，回到住所门口时，我又变成了一个“大学生”。

　　夜幕是很好的掩护。所以，晚上这次化装，不像早晨那样精神紧张。然而，北平的夏夜是迷人的。居民们有在街头纳凉的习惯。吃完晚饭，三个一群，俩个一伙，带上木制小板凳，拿着蒲扇到胡同口或路旁闲聊，有时直到深夜。此外，这时巡警、便衣特务也更频繁地出入街头巷尾。这第二次化装虽有夜幕的掩护，也绝不能掉以轻心;谨慎小心仍是必要的。

　　我拉洋车的那些日子里，日复一日，月复一月，一天两次化装必不可少，是一件很费精力的事。化装时每一动作都不能让路人产生怀疑，上一个动作和下一个动作要有时间间隔，不能连续作，以免暴露，即使有人看到了，也不能慌，必须镇静、沉着，从容自然。

　　在房东面前，我是一个穷大学生。只有简单的行李、生活用具和一些书籍、讲义及一件旧蓝大褂。这样，既符合我的实际经济状况，又便于化装──穷大学生和洋车夫在穿戴上差别不是很大的。

　　拉洋车歇班时，我便挟着讲义去大学假装听课、找人，或去阅览室看报。为了迷惑敌人，装成一个真大学生的样子。我弄到了好几个大学校徽、讲义。到哪个学校，就戴上哪个学校的校徽，拿上哪个学校的讲义。那时候，各大学管理上很松，出出进进没人过问，挂名的学生很多，学生缴了学费，几个月不去听课是常有的事，教师也不过问，校方也不检查。我就利用这个客观环境来掩护了自己的革命活动。

　　二 考验

　　我永远忘不了开始拉洋车时的情景。

　　一个暖融融的春日。我一大早就到洋车场，架出洋车，兴致冲冲地拉了起来。为省钱，租的是一辆破车，拉起来自然很吃力，好像是后边有人拖着我的车。我学着其他车夫的样子，躬着身子，用力向前拉。笨重的车身却不听使唤，忽而猛向前冲，忽而又向后拽，忽而左右摇摆。我好像拉着洋车在马路上扭秧歌，险些翻了车。这时，我心慌了。

　　汗水从我涨得通红的脸上流淌下来，贴身的衣服潮湿得如沾在身上一样。我在西单，看车水马龙，行人繁多，后边跑来的洋车夫一个个从我身边过去。看他们驾着洋车那么轻松自如，我心里又急、又气、又担心。急的是自己空车都拉不稳，若有客人坐在车上，如何是好?气的是自己满十八岁了，在县党部时吃的那么好，现在身体还这样不争气;担心的是怕露了马脚，引起敌人的怀疑，那就糟了。

　　我暗暗地安慰自己：对于我这样稚嫩的小青年来说，拉洋车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万事开头难，只要有恒心，有毅力，没有闯不过的难关。想到这里，我的劲头又鼓起来了。

　　离我不远，有个洋车夫正同顾客讨价还价。我把车停在路边，默默观察着。正看得出神，忽听有人对着我喊道：

　　“喂，洋车!到绒绒胡同多少钱?”

　　我一看，叫车的是一个慈祥的老太太，心里不由得一阵喜悦，又有几分紧张：绒绒胡同离这里不远我知道，这老太太作为我的第一个乘客，倒满合适的，但我没有把握能顺利地把她拉到她要去的地方，一边想着，一边同她讲价，很快便讲妥了。我拉着她小心翼翼地上了路。

　　开始，我很紧张，越想拉稳点儿，车越晃得厉害。我真担心翻了车把老太太摔下去，心好似堵到了咽喉上。幸好这老太太很善良，看我出了一头汗，忙叫我慢些跑。我渐渐也就不那么紧张了，车子也平稳了一些。好不容易把她拉到了绒绒胡同，我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有次，在西单商场出口处，停着好几辆洋车。一个年轻健壮的洋车夫正低头侍弄他那辆崭新的洋车，其余的洋车夫有的缩在车上晒太阳，有的在天南海北地聊天。好!这是个观察、接近洋车夫的好机会，我便拉车过去，旁听他们聊天。

　　正在这时，又来了要车的顾客。一个身穿艳丽的缎子旗袍的阔小姐，身后跟着一个肥胖的老妈子，径直朝我们走来。她们大概刚从商场出来，老妈子手里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说是要到宣武门外XX胡同。小姐用眼扫了一下几辆洋车，一下看中了停在我旁边的那辆新车。那个年青健壮的车夫赶紧直起身子，紫膛脸上绽出了笑容。没怎么讨价还价，阔小姐就坐上了他的新车。

　　提包的老妈子当然也得要一辆洋车。我一看有伴儿，是个好机会，赶紧搭讪，也顾不得多讨价，便让老妈子坐上了我的破车。

　　大包小包刚在老妈子脚边放好，小姐坐的那辆新车就已出发了。我顾不得浑身疲乏，拼命追赶他们。

　　那健壮的车夫好似一匹高头大马，跑起来又快又稳。锃亮的车轮飞快地转动，在阳光的照射下，发出一道耀眼的白光。我租的那辆洋车本来就破旧、沉重，坐上了一个肥胖的老妈子，还压了一堆东西，拉起来就更吃力。每跑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力气。我才开始拉车，不认路，只得拼命追赶人家。两辆车一新一旧，一前一后;两个车夫一壮一弱，一大一小，从西单向宣武门方向跑去。

　　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吃力的一次“负重赛跑”。论条件，我处于绝对劣势。我几次被那健壮的车夫远远抛在后边，又几次拼死力追了上去。不一会儿，我就累得气喘吁吁，肺部像是要炸开一样，心慌、腿软，似乎再也跑不动了。然而只要一看到那锃明瓦亮的新车渐渐远了，心里一惊，便又拼命赶了上去。

　　从西单到宣武门外，路并不算远，我却觉得漫长，没有尽头。跑着，跑着，全身似乎都麻木了，两条腿好像不再是我自己的，仅仅是机械般的运动着。只有顺颊而下的汗水流到嘴里，尚能感觉到又咸又涩。

　　当时心想：“盯住，决不能掉队。”脑子里只有这样一个念头，因为我不认识路，万一掉了队，老妈子找不到小姐，就会暴露了我人地两生，如果被人怀疑追根究底，那就糟了!

　　那辆新车终于在两扇红大门前停了下来。我也跟着停了车，两手刚一放开车杷，只觉得天旋地转，两眼冒金星，脚下打了个趔趄。若不是我一把扶住了大门口旁边的那座石狮子，真会一头栽倒，那就会暴露我是个“假洋车夫”，给自己惹祸了。

　　我镇静片刻，揉了揉眼，定了定神，那年轻健壮的车夫、阔小姐和老妈子都不见了，只见车上有老妈子给我留下的车钱。我吃力地拉起车，慢慢离开了那座红漆大门，又向前走去……

　　三 新车夫的困难

　　我最初拉洋车，除累得筋疲力尽外，还遇到过一些其他的困难。

　　首先是搞不清北平成千上万个小胡同的名称和位置。人称北平“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无名的胡同赛牛毛。”简直是胡同的王国。各胡同的大小、长短悬殊很大。如南北小街或南北河沿都是长几里地，宽能走开大车，几乎同街道差不多;而门框胡同、鸟枪胡同……长不过几十米，狭窄得几乎仅能通洋车或只能容行人通过。大多数胡同两旁都是青灰色的平房和大小不一的门洞，雷同得使初到北平的人难以辨认。我初拉洋车时，常被这些数不清的胡同搞得晕头转向。最头疼的是顾客要去找我没听说过的胡同，那就必然要问路。很怕弄不好碰上特务，暴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为此，我尽量不单独揽座儿，遇到单人顾客要去找我不认识的胡同，我就漫天要价，把他气走。若遇同时要二、三辆车的顾客，我就主动招揽，价钱低些也不在乎。这样一来，虽然我每天很累，收入却少得可怜。但为了长期隐蔽，求得生存，以利于开展工作，我又必须这样做。

　　记得第一天拉车，由于我对洋车上各部分的功能全无所知，差点儿漏了馅。那天天黑后，我看见别的洋车上都亮起了电石灯，于是我也想把自己车上的灯点上。谁知我摆弄了半天，怎么也打不开灯罩，找不到点灯的地方，急得我满头大汗，围着车灯转来转去，也不敢去问别人。无奈，只好提前收车回场。

　　老板娘如数收了车份(车租)，很奇怪地盯了我一眼，怀疑我为什么这样早就收车。大概由于我是第一天租她的车，人不熟，因而她什么也没说。

　　转眼到了仲夏时节。一天，天刚擦黑就下起雨来。阴云密布，电闪雷鸣，看样子短时间雨不会停下来。我把车停在路旁，想支起车上的雨蓬，左拉右拽，怎么也支不起来。摆弄半天，我全身都淋透了，车座儿也湿漉漉的。拉座是不成了，只好冒雨收车。

　　回到车场，刚把车放下，老板娘开腔了：“下雨天正是叫座儿的好时候，你怎么反倒早收车了?”我只好推说肚子疼，搪塞过去了。

　　当然，无论收车多早，车份儿是一个子儿也不能少缴的。

　　没过多久，我大体上记清了北平主要胡同的名称和位置，学会了点电石灯、支雨蓬，还学会了怎样均匀地使用力气拉车，再也不像最初，拉不了多远就上气不接下气了，也不再拉着车在马路上扭秧歌了。我也学会了如何同那些有钱的顾客和油滑的小市民讨价还价，以及如何对付挑疵的老爷、太太、小姐。春天的风沙，吹粗了我的皮肤;夏天的太阳晒黑了我的脸。我每天披星戴月，早出晚归，汗流浃背地奔跑在大马路和大街小巷。工作和生活，使我熟悉了北平市民们的生活和心理，尤其是那衣衫褴褛的社会最底层的苦力──洋车夫。这些都为我做地下革命工作创造了条件。表面看上去，我活像一个真正的洋车夫，使我能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应付自如。艰辛的生活磨炼了我、教育了我，使我更加成熟了，更坚定了解放全人类的信念。

　　四 一块银元险惹风波

　　旧社会，拉洋车是为人当牛做马，被人瞧不起。我拉洋车时，常遇到市民们鄙夷的目光。他们有时无端猜疑，认为洋车夫是不守本分的受苦人。一次，为了一块银元，就险些惹起一场风波。

　　那是一个秋老虎的天气。我由于一门心思做洋车夫们的工作，一个上午也没挣到几个钱。中午的太阳越发显示它的威力──光是毒辣的。我浑身燥热，饥渴难忍。从早起来，滴水未沾牙，我决定到宣武门内马路边的饭摊上吃顿午饭。

　　我把洋车停在马路边，一边朝饭摊走去，一边不自主地将手伸进裤袋，摸到上午挣的几个钱。显然，这点钱不够吃顿午饭。我又把手伸进内衣贴身的口袋，那里面藏着刘泽如同志给我的一块银元，是我带在身上以防万一时备用的。我用手攥住那块汗渍渍、湿热的银元，心里犹豫了一会儿，才下了决心：“必须吃饭。再不吃饭，下午拉车就跑不动了。”当时，我根本没想到用银元买饭吃会引起麻烦。

　　宣武门内马路两旁是北平饭摊较多，小商业繁华的地区之一。这里，五花八门的货摊、饭摊连成一片，熙熙攘攘的顾客川流不息。摊贩们的叫卖声抑扬顿挫;讨价还价的吵嚷声此起彼伏。两种声音混合成杂乱无章的合唱。正午时分，最吸引人的不是那些花花绿绿的货摊，而是散发着家常饭香味的饭摊。他们的灶具都很简单，往往一辆手推车就能放下，或一付担子就能挑起，每到一处，支起布棚，搭起简易炉灶升起煤火，架上铁锅，摆上矮条桌、条凳，现做现卖。饭摊还都生意兴隆。他们的饭菜大众化，比饭馆便宜实惠。每个饭摊都围着一群吃饭的顾客──大多是苦力和城市贫民。

　　这些饭摊虽然灶具简陋，但经营种类却很齐全：大饼、油条、小米粥、豆腐脑、面条、馒头、花卷、馅饼等等。每个饭摊的主人，往往只有一、二人，或夫妻，或父子，或师徒，一个人边做边叫卖，一个人照顾顾客。我饿极了，径直走到一个最近的饭摊前，买了大饼和小米粥，蹲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热乎乎的大饼和小米粥下了肚，额头上顿时滚下汗珠，饥饿感被一种饭后的舒适感代替。我站起身，从衣袋里摸出那块银元，递给老板，等他找钱。

　　那老板是个精干的中年汉子，见我起身，便过来熟练地报了账。一见我递过去的是一块银元，小眼睛眨了几下，接了过去看了看，掂了掂，却并不立即找钱，而投向我的却是一种怀疑的目光，好像在说：你一个臭拉车的，哪儿来的银元?会不会是假的吧?然后他拿起银元，“啪”地一声把银元摔在案板上，再捡起来拿到耳边听声儿。他这样摔了听，听了摔。然后又将银元放到嘴前，憋足气猛力一吹，迅即放到耳边细听。这样又反复了几次，同时一对小眼睛不停地转动，一会儿盯着那块银元，一会儿又从头到脚打量我。他的举动引起了周围顾客们的注意，许多人凑上来，一边看，一边悄悄议论，有人还对我指指点点，那神情分明是渴望看一出好戏。

　　我看到这情景，内心有些紧张，怕因这一块银元引起麻烦，暴露身份，悔不该拿出这一块银元来吃饭，脸上却没流露出一丝一毫惊慌。“沉住气，千万不能慌。”我暗暗对自己说，很快就镇静下来。

　　那老板把银元摔了好一会，又听了好一会，他大约耳不聋，确信银元是真的，才慢腾腾地给我找了钱。他的举动使我憋了一肚子气，但也只好装成一副老实、厚道、逆来顺受的样子，我接了钱，在众人的议论声中离开了饭摊。

　　我很庆幸没闹出更大的麻烦。在那种严酷的白色恐怖统治下，北平国民党的特务、暗探满天飞。倘若遇上一个，肯定会刨根问底、追查银元的来历。那时，一般的洋车夫每天挣的钱填饱肚子都困难，有多少人能有一块银元呢?

　　当时我回想：在县党部时，一个月我是拿到四十块银元，很轻松，没有任何困难，只有足够的享受。现在在马路上当牛马，紧跑一天，累死累活，连一顿饭钱都挣不上，到北平来后悔吗?不，绝对不!为革命头可断，血可流，受这点罪算什么呢。

　　五 街头惨景

　　北平的洋车夫大多数是北平附近的破产农民、失业工人和小职员，以及城市无业贫民、退伍军人、逃兵……，这些人被生活所迫，无其它出路，不得不到街头当牛做马，卖苦力。他们每日在街头忍受严寒酷暑，收入微薄，食不果腹，度日艰难。二十年代末，北平有了公共有轨电车。它夺走了洋车夫的大量乘客，谋生更加艰难了。连年的军阀混战又使大量农民破产，逃兵大量增加，他们潮水般地涌进了洋车夫的行列。洋车场的老板乘机提高了车租，洋车夫的生活就更加痛苦不堪。他们往往拉一天座，流许多汗，挣的钱除交车租还不够填自己的肚子，买两斤杂合面养家糊口的愿望常常落空。有时运气不好，拉一天车挣的钱甚至不够交车租，吃饭的欲望只有在睡梦中满足了。大凡无其它收入的洋车夫，都是饥一顿，饱一顿地过活，挣来钱就吃一顿，挣不到钱就饿一顿，胃病是洋车夫中最常见的“职业病”。

　　牛马不如的生活，使许多年轻力壮的洋车夫早早失去青春，未老先衰;又使多少老、病、弱的洋车夫沦为乞丐，或在带病拉车时惨死街头。许多衣衫褴褛、蓬头垢面、诸病缠身的洋车夫，无钱看病，无钱充饥，无钱养家，被迫带病到街头当牛马，挣扎在死亡线上。街头常有这样的惨景：面容憔悴不堪的洋车夫，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弯着腰，吃力地拖着洋车往前跑。跑着跑着，只听“扑通”一声，洋车夫油尽灯灭，扑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这样倒下的洋车夫，有病死的，有饿死的，还有晒死、累死的……

　　没人统计过，当时北平街头这样突然惨死的洋车夫究竟有多少，黑暗的旧社会，所吞噬的穷苦大众的人数也是无法计算的。革命者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冒着风险，含辛茹苦，做牛做马，为的是早日砸碎这个吃人的旧世界，使穷苦人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也正是为此，每月四十块白洋的优厚报酬和县党部宣传部长的职位打不动我的心。拉洋车奔命北平街头，做地下革命工作冒生命危险，我甘心情愿，从未反悔过。回想当年，洋车夫在马路上奔驰流汗，与命运搏斗的惨景，写下了一首诗，只此一点，即可见一斑。

　　夏日炎炎似火烧，车上胖佬把扇摇;

　　马路晒得软如泥，车夫赤脚拼命跑;

　　胖佬吼叫“快!快!快!”车夫大汗如雨浇;

　　忽听喘声变惨叫，车夫扑倒命终了!

　　我这个“洋车夫”，当然也受到同样的苦难，但是我：

　　不怕酷暑热汗浇，任凭胖佬高声嚎;

　　天大困难能克服，万般辛苦也能熬;

　　为党当好“洋车夫”，个人艰危抛云霄;

　　佯为富人做牛马，实为中华红旗飘。

　　六 洋车夫的贫民窟

　　一次，我去找一个新发展的共青团员洋车夫同志谈工作，来到西南城根太平湖附近的洋车夫聚居的贫民区。它在民国大学北边不远的地方。这里是颓倾的破屋，肮脏的小巷，横溢的污水，嗡嗡叫着的苍蝇群……一幅贫穷破败的景象。蓬头垢面的女孩和赤身露体的男孩从我身边走过。他们正是应该受教育的年龄，却不得不挎着破篮子去拣煤核、拾破烂。这些不幸的孩子，从来到人世间的第一天起，就同父母一起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着。

　　洋车夫的小屋低矮、阴暗，冬天难挡严寒，夏天不蔽暑热。有些人口少、体力壮的洋车夫，家里还勉强看得过去。大多数洋车夫家没有什么像样的家俱，没有完好的被褥，只有一些最简单、最粗糙、最陈旧、最必需的生活用品，如灶具。我去找的那位洋车夫同志家，连灶具都没有，名副其实的“一贫如洗。”

　　这位同志是单身。一个人住在一间透风的小屋子里。屋子也就是三、四平米，进门就是土炕。炕上既无炕桌，也无铺盖，甚至连张炕席都没有。光秃秃的泥土炕上，只有一端放着一块砖头。小屋的主人说，这砖头是他的枕头，他每晚都是躺在土炕上，枕着砖头睡觉的。躺在炕上，可以从屋顶的缝隙中看到天上的星光。冬日的寒风，夏日的雨常常穿隙而入，搞得人睡不好觉。尽管如此，这比露宿街头到底好些，但有的地方又不如露宿街头。他说，一天劳累回来，就指望枕着砖头睡个舒坦觉，然而这炕太小，伸不开腿，一年四季当“团长”。说到这里，他露出苦笑，把话岔开了。

　　过一会儿，我又打量这间小屋：土炕三面都顶着墙，另一面直冲着门。这位同志中等身村，直躺在炕上还伸不开腿，这哪里是住人的房子，简直是一只侧面开口的木箱子。这位同志长年累月住这种地方，他接受革命思想是很自然的。整个旧社会正像一只闷人的大箱子，不打碎它，劳苦大众就不可能直起腰来过人的生活。

　　望着箱子一样的小屋，光秃的土炕，我深深体会到中国革命的伟力所在：这些在非人处境中过着悲惨生活的劳苦大众，一定会觉醒，一定会在党的领导下，汇成一股冲毁黑暗社会的强大洪流，自己起来解放自己。

　　谈完工作，在回住所的路上，我禁不住思潮澎湃，想了很多。后来，我还常常想起那间小屋和土炕，曾写过几句顺口溜表达自己的心情：

　　权将斗室当炉膛，破屋土炕炼纯钢;

　　横竖直躺难伸腿，头枕“堪察”①脚“好望②”;

　　仰望星空心难静，战胜黑夜迎曙光。

　　注：

　　①堪察──指苏联的堪察加半岛。

　　②好望──指非州的好望角。

　　这两句话的意思是指头在东北角，脚在西南角，即躺成对角线。因直躺难伸腿。亦有身居斗室，胸怀世界之意。

　　七 打警察

　　旧社会，警察是维护反动统治阶级的工具之一。他们同洋车夫之间存在着矛盾，有时还很尖锐。当时，旧社会许多人看不起洋车夫，警察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不是说他们破衣烂衫有碍市容，就是说他们到处妨碍交通。遇有顾客同洋车夫发生争执，警察往往不问青红皂白，上来先将洋车夫劈头盖脑地训斥一顿。洋车夫如若申辩，立刻就会遭到一顿痛打。洋车夫是两头受气，有苦无处诉，有理无处讲。时间长了，洋车夫们的怨与恨越积越深，同警察的矛盾也就越加尖锐。

　　有时，洋车夫忍无可忍，便串通起来，乘警察不备，瞅准时机一涌而上，将某个警察痛揍一顿，然后迅速四散，待挨了打的警察吼叫着聚众报复时，洋车夫们早已无影无踪了。正是：

　　车夫弟兄巧安排，你一拳来我一脚;

　　打得鼻青脸又肿，警察无奈苦求饶;

　　待到“救兵”扑来时，车夫四散影难找。

　　洋车夫人多，流动性又大，往往在东城打了警察便到西城来拉车。车夫行动迅速，警察猛然挨了打，过后无法辨认打手是谁。洋车夫们这种迫不得已的自卫，“打了就跑”的战术，往往使蛮横的警察也无可奈何。

　　洋车夫们没有文化，一般来说政治觉悟很低，认识不到他们真正的敌人是国内剥削阶级和国外帝国主义，他们所直接看到、感到和所痛恨的只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这些警察。因而，要启发洋车夫的阶级觉悟，组织他们同阶级敌人作斗争是一件极其艰巨而困难的任务。

　　国民党政府对洋车夫的态度是伪善的。当时曾有一条法令：禁止十六岁以下的少年拉人力车。理由是少年身体发育尚未成熟，过早拉车会影响他们的发育。这法令表面上看是爱护少年，好像很讲人道，实际上是极虚伪骗人的。因为那时千千万万的贫苦少年生活在无衣无食的赤贫家庭中，就业无门，谋生无路，成百上千甚至上万的少年被冻死饿死，对他们的死活政府却无动于衷，还谈得上什么禁止十六岁以下少年拉车。车夫说这个法令是“放屁”“饱汉不知饿汉饥，他们敢情是吃饱了，喝足了，我们不拉车吃什么，难道叫我们活活等死不成?”这种虚伪的、吃人的人道主义引起了洋车夫们的愤怒。

　　八 做洋车夫工作的困难

　　我拉洋车不久，就逐渐熟悉了环境和工作，开始有步骤地接近洋车夫，做洋车夫的工作。

　　工作很不顺手。洋车夫们虽然苦大仇深，但教育他们，组织他们却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白色恐怖笼罩全城，谁干革命都要冒生命危险;另方面，则如前面谈过的，洋车夫成分复杂。他们既有接受革命思想的基础，又有各自多方面的弱点：散漫、狭隘、自私、地方观念、愚昧、落后……犹如一盘散沙，很难捏在一起。

　　洋车夫中无形和有形的帮派团体也比较多，大多以地方乡土和江湖义气为基础，带有封建性质。洋车夫们政治觉悟较低，又为生活所迫，往往相互间视为竞争对手，有时为争顾客吵骂不休，甚至动手。

　　洋车夫散漫的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他们的劳动方式。他们不像产业工人，能集中作业。相反，他们分散在许多大大小小的车场中租车，分散在全城数千个大街小巷拉座儿，每个人都是独立作业，几乎时时都在游动。当时北平的洋车场规模都很小，大多数只有十几辆车，有的只有几辆洋车。有几十辆洋车的车场是很少的。这就是说，不仅洋车夫的劳动方式是单干的，而且他们具体的斗争对象也是分散的。这一点特别不利于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不利于组织他们的共同斗争。

　　此外，国民党的统治是无孔不入的。他们的特务工作几乎渗透到社会一切阶层和角落，洋车夫中自然也不例外。国民党除了公开破坏我们在洋车夫中的工作，争取和控制洋车夫，以便稳定他们的统治外;同时，他们还暗地用金钱收买洋车夫和派特务化装成洋车夫拉洋车，来窥测、侦察我们在洋车夫中的活动。例如，王振世同志就曾遇到过这样一个乔装小特务，他就是被公安局收买的，专门破坏共产党在洋车夫中的工作。

　　以上说的诸多困难也锻炼了我们，使我们在工作中更加耐心、小心，特别讲究工作方法和秘密工作艺术，针对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人对症下药。常常有这样的情况：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选中了一个培养对象，刚正式谈上几句话，恰好来了顾客，他就立刻拉上车跑了，再见到他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很可能几个月甚至一年，或更长时间再也见不到他。

　　晚上要到洋车夫家做工作，一般来说是不行的，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洋车夫往往拉到深夜才回家，一天下来已筋疲力尽，有的独身的回去还得自己做饭，吃完饭便迫不及待地上床睡觉了。要在这种情况下，你到他们家去做工作，还会引起反感。

　　要培养一个洋车夫积极分子，需克服许多困难，耗费许多心血。当时北平团市委还组织过以做洋车夫工作为主的青年工人工作委员会，由当时团市委书记吴正廷(后在白色恐怖下叛变)兼任书记，我曾在青工委员会任委员。我们经常互相交流青年工人工作的经验，总结工作，其中当然也包括研究开展洋车夫工作的切实有效的方法。

　　事情总是有两面性，做洋车夫工作还是有有利因素的。洋车夫们受压迫、受剥削、受侮辱的悲惨处境是一样的，阶级敌人是共同的，政治斗争的目标是一致的。他们之间虽有矛盾，一旦提高阶级觉悟，同生共死的阶级友爱还是深厚的，这是我们开展洋车夫工作的最大的有利条件。洋车夫们的政治、经济地位决定他们对国民党反动派有仇有恨，对共产党若亲若友，内心深处渴望共产党来搭救他们。只要一旦认清共产党、团是为他们的翻身解放工作的，他们就会亲近我们，信任我们，团结在我们党的周围。

　　经过很长时间的艰苦努力，工作局面终于打开了，洋车夫共青团支部和洋车夫赤色工会小组又重新建立起来了。新发展的洋车夫同志们，继承了1929年罢工斗争中牺牲的洋车夫烈士们的革命精神，带领洋车夫们跟着共产党继续奋斗。

　　九 “洋车夫”听汇报

　　1930年冬，我加入了共青团，即由互济会转做共青团的工作，仍继续以拉洋车为职业来作掩护。到1931年，共青团的工作越来越多，后来，我就没时间每天上街拉洋车了。当时组织决定，让我专门做团的工作。然而为了工作方便，有时我仍化装成洋车夫，拉着洋车去检查工作或听汇报。

　　那时，从外表看，我同真正的洋车夫已经没有区别了。除装束相同外，我拉起车来动作已经自然、熟练、敏捷，一溜小跑，又快又稳当，即便是内行人也看不出我这个洋车夫是假的。有时，为了躲过特务的眼睛，我听下级工作汇报时，就让汇报工作的同志坐上洋车，我拉着他一边跑，一边听他向我汇报。刘景明、王振世同志都曾用这种方法向我汇报过工作。有一次，在六部口中央电影院门口举行飞行集会，我就是拉着洋车等在电影院门口，检查艺文中学团支部举行飞行集会的情况。56年后的今天，回想当年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当时在路人看来，这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洋车夫在等着拉座儿，谁想得到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洋车夫”，在检查工作或在听一个不寻常的乘客向洋车夫汇报工作呢?就连受过特殊训练的极狡滑的特务，恐怕也想不到这演的是一出革命“戏剧”呢!

　　十 “洋车夫”的一天

　　我拉洋车时，每天黎明即起，深夜方归。晚上回寓所，还要编写、刻印“青工之友”和“洋车夫”等油印小报。生活异常紧张，精神也异常振奋，下面就是我一天生活的写照：

　　(一)化装

　　强驱睡魅迎曙光，走街串巷巧化装。

　　人不知来鬼不觉，学生改扮车夫样。

　　(二)出车

　　驾起洋车走出场，招揽乘客跑街巷，

　　车夫流汗为糊口，我为革命红旗扬。

　　(三)吃饭

　　天到中午冷汗淌，腹空腿软心发慌。

　　窝头大饼吞几口，接着拉车奔跑忙。

　　(四)收车

　　精疲力竭肚肠饿，回场交车好话说;

　　车夫再次变学生，边走边思夜工作。

　　(五)夜战

　　深夜编写精神旺，铁笔做枪胜似枪。

　　字似枪弹射敌人，苦战寒夜迎天亮。

　　本文节选自武光著《冬夜战歌》第三章 “洋车夫”和“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