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勤｜毛主席教育高级干部出“怪招”：到我这里不准吃饱！

　　李克勤(jixuie)题记：纪录片《毛泽东》第一集《丰碑在人民心中》一开头讲了个故事，毛主席在家里用面条招待前来开会的大区书记。护士长吴旭君给主席开玩笑觉得“小气”，可毛主席却说“到我这里不准吃饱”。显然，这不是随便拿出来的做法，背后的想法是十分深邃的。对此，吴旭君在讲述时的表情，给了我们很多值得深思的东西。吴旭君讲的事情，她的表情，都是看得见的器，由器而道，能否感觉到毛主席的一片苦心，感悟到老人家的深谋远虑，那恐怕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了。不过，到如今，想想那些被“抓进去”的大官，也许会理解、领悟毛主席的想法、说法、做法之深意了。

　　毛主席为何是人民心中永远的丰碑?因为毛主席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为此不惜得罪那些为人民服务不是全心全意的人，也就是三心二意的人。

　　纪录片《毛泽东》第一集 丰碑在人民心中

　　毛主席带头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致力于人民当家作主。

　　毛主席很多说法为何会转化为广大干部和老百姓的做法?

　　俗话说“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毛主席觉得你们这些高干属于“饱汉子”，很容易不体察民情，甚至不关心“群众痛痒”。为此，就让你们尝一尝“吃不饱”的滋味。

　　也许当年有人会觉得毛主席的做法“过分了”。

　　现在呢?还会觉得那是没有必要的么?

　　新中国的起点是“一穷二白”，当然从吃不饱到吃得饱，有个过程。

　　问题是，干部是否和老百姓一同吃苦。

　　如果普通老百姓发现干部和自己一样“吃不饱”，那他们还会有怨言吗?他们的积极性会受到影响吗?

　　相反，如果老百姓在自己吃不饱的时候，发现某些干部却饱食终日，那他们会怎么想?他们还会跟着这样的干部一起干吗?这是很简单的道理。越是简单的道理，也容易被人所忽视。

　　毛主席让高干“不准吃饱”，肯定不是抓器层面的问题，而是抓干部的思想教育，具体说就是不允许干部脱离群众，必须和群众打成一片，到了后来有个普遍的做法就是要求干部和群众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

　　如果干部和群众保持着“三同”，他们会放松对食品的安全管理吗?

　　他们会忽视“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吗?

　　他们中间的贪腐现象是变得多呢，还是变得少呢?

　　那么被“抓进去”的有权者是会多，还是会少呢?

　　毛主席究竟是为干部好呢，还是对干部“迫害”呢?

　　01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毛主席为何总记得他的那位“坏老师”袁仲谦?

　　在电视剧《恰同学少年》第7集里，主要的情节是讲袁仲谦先生与毛润之的一场“冲突”的。

　　可以把这个过程分成三段来分析。

　　第一部分，“冲突”起因

　　毛润之用梁启超的行文风格，从一般意义讲是没有问题的，但袁老师的想法是要从特殊性角度来看的，否则就想不通。那个时候，毛润之就是这么想不通的。问题是，袁仲谦先生为何不直接告诉他的学生呢?这就需要往下看了。

　　第二部分，黎锦熙、方维夏、杨昌济三位老师对毛润之教导

　　黎锦熙和方维夏两位先生，肯定是相当有德识才学的老师，但他们依然说服不了毛润之，在和孔昭绶校长商量之后，决定请杨昌济先生出面来劝导毛润之。果然有了突破。

　　第三部分，杨昌济老师说服毛润之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到袁仲谦老师家认错，袁老师借给毛润之一套家传的《韩昌黎先生全集》。

　　这一部分格外精彩。

　　毛润之两个维度的醒悟，无论是对于老师，还是对于学生来说，即使在今天，依然是有启发意义的。

　　第一个醒悟，是杨昌济老师的点拨，让他不仅感觉自己的错误在理中的情——那是袁老师“刁难”的敲击——别的老师很难下得了这样的手。

　　第二个醒悟，是在到了袁老师家，袁老师依然不依不饶，让他在雨地里站了通宵，才放他进屋，这是情中的理——“狠心的爱”才会让毛润之彻底从过去的“我”——那个还放不下自己的人——彻底走出来。

　　这就是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之含义。

　　这个时候，毛润之有了归零心境，也就能够在老师那里从头开始，接受教导。

　　正如方维夏老师说的，毛润之一旦醒悟过来，就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袁老师坏吗?

　　毛主席从青年时代开始，就对坏与好，有着非凡的感悟，这是我们不得不认真学习研究的。

　　毛主席真心爱护干部，爱护得“过分了”吗?

　　毛主席至少比我们早看50年：如何对待被实践再次证明的真理?

　　02

　　苏联解体最后阶段有一位好干部遇到过一件怪事

　　1982年11月12日，勃列日涅夫去世两天后，安德罗波夫(1914年6月15日——1984年2月9日)被选举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在安德罗波夫主政时期(近15个月)，除了提拔重用戈尔巴乔夫以外，还有一位叫利加乔夫高级干部。

　　1983年在利加乔夫被提拔担任苏共中央组织部长时，他本人不愿意给自己换一辆豪华轿车，结果遭到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训斥，说他这样做是搞“特殊”，破坏了机关的风气。

　　苏共这个时候的风气是这个样子，不愿意搞“特殊化享受”的人，反倒被指责搞“特殊”。这就是修正主义路线导致的官场风气。

　　不过，那个时候苏共还没有彻底烂到底，本来还是有回归社会主义希望的。

　　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利加乔夫做过许多努力，包括支持一位女教师安德烈耶娃的抗争。

　　学者张树华在《30年来俄罗斯在历史观和历史问题上的教训》(2018年01月23日11:2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里讲述这么一段：

　　【1987年，苏共召开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会前，由雅科夫列夫等精心策划和起草了戈尔巴乔夫在纪念大会上的报告。[[9]报告以列宁的名义掩护下，对斯大林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戈尔巴乔夫后来自己得意地回忆，这个报告的创新之处就是“由揭批斯大林转到批判斯大林体制”[10]。雅科夫列夫坦白，他目的是想借70周年大庆的环境将“新思想”推向前进。在这份名为《十月革命与改革：革命在继续》的报告中戈尔巴乔夫声称继续60年代未完的事业，恢复历史公正。[11]雅科夫列夫在纪念大会上的吹风会上对记者讲，不应把此次纪念大会上的对历史的分析视为最终的结论，不应将报告中的一些结论教条化、固定化。进而继续煽风点火，为全面否定历史的势力加油、打气。[12]

　　应当指出，当时苏共党内和领导层中间对待这场“历史热”的态度是不一致的。苏共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和政治局委员、克格勃主席切布里科夫都反对“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和片面地丑化苏联历史。切布里科夫警告说，帝国主义的密探正在赞助一些作家去丑化苏联的历史。[13]对于反思历史、翻历史旧帐，苏联社会中不但历史学界深表担忧，苏共普通党员和群众中反对丑化历史的声音也很强烈。1988年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了列宁格勒技术学院女教师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一封读者来信，题为《我不能放弃原则》。来信批评了社会中涌动的一股股“反思历史潮流”，指出，当前报刊上轰动一时的文章只能教人迷失方向，是给社会主义的苏联抹黑。文章提出了当时舆论界许多不正常的现象：如非正式组织活动，宣扬应该实行西方的议会分权制，否认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恶毒攻击苏联历史等。文章指出，“改革”进行几年了非但未见成效，反而导致生活水平下降。改革缺乏明确的纲领和目标，隐藏着世界主义的倾向。文章发表后，一些州的报刊纷纷转载，一些党组织开始讨论。

　　李克勤后记：苏共没有对干部搞过像毛主席那样“狠心”、“过分了”的教育，苏联缺乏也不可能有毛泽东文化熏陶出来的一大批群众和部分干部的觉悟，及相应的舆论氛围，因此在苏共即将垮台的临界点上，利加乔夫、安德烈耶娃这样的好同志只能是孤军奋战，最后苏联解体的悲剧不能不发生，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