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
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答《俄国财富》杂志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几篇文章)(节选)

　　(1894年春夏)

　　第　一　编

　　《俄国财富》对社会民主党人发动进攻了。这个杂志的头目之一尼·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还在去年第10期上就宣布要对“我国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或社会民主党人”进行一场“论战”。随后出现了谢·克里文柯先生的《论文化孤士》一文(第12期)和尼·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文学和生活》一文(1894年《俄国财富》第1期和第2期)。至于杂志本身对我国经济现实的看法，谢·尤沙柯夫先生在《俄国经济发展问题》一文(第11期和第12期)中已作了最充分的叙述。这些先生在他们的杂志上总是以真正“人民之友”的思想和策略的表达者自居，其实他们是社会民主党最凶恶的敌人。现在我们就把这些“人民之友”，把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策略仔细考察一下。

　　尼·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最注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根据，因此专门对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了分析。在概略地叙述了阐明这个学说的大量马克思主义文献的内容以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就用这样一大段话开始了他的批判。

　　他说：“首先自然产生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在哪一部著作中叙述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呢?他的《资本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把逻辑力量同渊博学识、同对全部经济学文献和有关事实的细心研究结合起来的范例。他把那些早被遗忘或现在谁也不知道的经济学理论家搬出来，他对工厂视察员在各种报告中或专家在各种专门委员会上所陈述的证词中极其琐碎的细节也没有忽视;总之，他翻遍了数量惊人的实际材料，一部分用来论证，一部分用来说明他的经济理论。如果说他创立了‘崭新的’历史过程观，用新的观点说明了人类的全部过去，总结了至今有过的一切历史哲学理论，那他当然会同样竭尽心力地做到这一点的，也就是说，他会真正重新审查并批判地分析一切关于历史过程的著名理论，研究世界历史的大量事实。同达尔文比较一下——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经常作这样的比较——就会更加确信这种看法。达尔文的全部著作是什么呢?就是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概括性的、彼此紧相联系的思想。马克思的相称著作究竟在哪里呢?这样的著作是没有的。不仅马克思没有这样的著作，而且在全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也没有这样的著作，虽然这种文献数量很大，传播很广。”

　　这一大段话清楚地说明人们多么不理解《资本论》和马克思。他们被马克思论述中的巨大论证力量所折服，只得奉承他，称赞他，同时却完全忽视学说的基本内容，若无其事地继续弹着“主观社会学”的老调。由此不禁令人想起考茨基在他的一本论马克思经济学说的著作中所选用的一段很恰当的题词：

　　谁不称赞克洛普施托克的美名?
       可是，会不会人人都读他的作品?
       不会。但愿人们少恭维我们，
       阅读我们的作品时多用心!

　　正是这样!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应当少称赞马克思，多用心阅读他的著作，或者最好是更认真思索自己所读的东西。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马克思的《资本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把逻辑力量同渊博学识结合起来的范例”。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指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这句话，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把光辉词句和空洞内容结合起来的范例。这个评语是十分公正的。马克思的这种逻辑力量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它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呢?读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上述那一大段话，会以为这全部力量不过是用于最狭义的“经济理论”而已。为了更加渲染马克思表现自己逻辑力量的范围是狭小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还着重指出“极其琐碎的细节”、“细心”、“谁也不知道的理论家”等等。这样一来，似乎马克思对于建立这些理论的方法，并没有提出任何值得一提的实质性的新东西，似乎他使经济学仍然停留在过去经济学家原有的范围以内，并没有将它扩大，并没有对这门科学本身提出“崭新的”见解。然而凡是读过《资本论》的人，都知道这完全不符合事实。由此不禁令人想起米海洛夫斯基先生16年前同一个庸俗的资产阶级先生尤·茹柯夫斯基进行论战时对马克思的评论3。那时，也许是时代不同，也许是感觉比较新鲜，不管怎样，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那篇文章，无论在笔调上或内容上，都是完全不同的。

　　“‘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原文是DasoAkonomischcBewegungsgesetz——经济运动规律〉’，卡·马克思曾这样谈到他的《资本论》并严格地坚持了他的主旨”，——1877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就是这样评论的。我们更仔细地来考察一下这个批评家也承认是严格地坚持了的主旨吧。这个主旨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规律”。

　　这句话本身就使我们碰到几个需要加以说明的问题。既然马克思以前的所有经济学家都谈论一般社会，为什么马克思却说“现代(modern)”社会呢?他在什么意义上使用“现代”一词，按什么标志来特别划出这个现代社会呢?其次，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总是听见经济学家说：只有财富的生产才完全受经济规律支配，而分配则以政治为转移，以政权和知识界等等对社会的影响如何为转移——而这也就是《俄国财富》所属的那个圈子里的政论家和经济学家们喜爱的思想之一。马克思谈到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并把这个规律叫作Naturgesetz——自然规律，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国如此众多的社会学家写了大堆大堆的著作，说社会现象领域根本不同于自然历史现象领域，因此，研究前者必须采用十分特别的“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既然如此，那对马克思的话又怎样理解呢?

　　发生这些疑问是自然的，必然的;当然，只有完全无知的人，才会在谈到《资本论》时回避这些疑问。为了弄清这些问题，我们且先从《资本论》的同一序言中再引一句话，这句话就在上述那句话的稍后几行。

　　马克思说：“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

　　只要把序言里引来的这两句话简单地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资本论》的基本思想就在于此，而这个思想，正像我们听说的那样，是以罕见的逻辑力量严格地坚持了的。说到这里，我们首先要指出两个情况。马克思说的只是一个“社会经济形态”，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也就是他说的，他研究的只是这个形态而不是别的形态的发展规律，这是第一。第二，我们还得指出马克思得出他的结论的方法，这些方法，像我们刚才听到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说的那样，就是“对有关事实的细心研究”。

　　现在我们来分析《资本论》的这一基本思想，它是我们这位主观哲学家如此狡猾地企图加以回避的。社会经济形态这一概念指的究竟是什么呢?怎样才可以而且必须把这种形态的发展看作是自然历史过程呢?这就是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我已经指出，从旧的(对俄国说来不是旧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观点看来，社会经济形态这一概念完全是多余的，因为他们谈论的是一般社会，他们同斯宾塞们争论的是一般社会是什么，一般社会的目的和实质是什么等等。在这种议论中，这些主观社会学家所依靠的是如下这类论据：社会的目的是为社会全体成员谋利益，因此，正义要求有一种组织，凡不合乎这种理想的(“社会学应从某种空想开始”，——主观方法的首创者之一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这句话绝妙地说明了他们的方法的实质)组织的制度都是不正常的，应该取消的。例如，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社会学的根本任务是阐明那些使人的本性的这种或那种需要得到满足的社会条件。”可以看出，这位社会学家感兴趣的只是使人的本性得到满足的社会，而完全不是什么社会形态，何况这些社会形态还可能是以少数人奴役多数人这种不合乎“人的本性”的现象为基础的。同样可以看出，在这位社会学家看来，根本谈不上把社会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社会学家既然认为事物有合乎心愿的，有不合乎心愿的，他就应当找到实现合乎心愿的事物，消除不合乎心愿的事物的条件”，即“找到实现如此这般理想的条件”，——这也是同一个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的。)不仅如此，甚至谈不上什么发展，而只能谈由于……由于人们不聪明，不善于很好了解人的本性的要求，不善于找到实现这种合理制度的条件而在历史上发生过的种种违背“心愿”的偏向，“缺陷”。显而易见，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一基本思想，从根本上摧毁了这种以社会学自命的幼稚说教。马克思究竟是怎样得出这个基本思想的呢?他做到这一点所用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即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马克思自己曾这样描写过他对这个问题的推论过程：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研究政治经济学所得到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样的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像自然科学那样精确地确定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解决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从总体上来探讨的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的即资产阶级的生产制度可以看作是社会各经济形态历史上演进的几个时代。”

　　社会学中这种唯物主义思想本身已经是天才的思想。当然，这在那时暂且还只是一个假设，但是，是一个第一次使人们有可能以严格的科学态度对待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假设。在这以前，社会学家不善于往下探究像生产关系这样简单和这样原始的关系，而直接着手探讨和研究政治法律形式，一碰到这些形式是由当时人类某种思想产生的事实，就停了下来;这样一来，似乎社会关系是由人们自觉地建立起来的。但这个充分表现在《社会契约论》思想(这种思想的痕迹，在一切空想社会主义体系中都是很明显的)中的结论，是和一切历史观察完全矛盾的。社会成员把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看作一个由某种原则所贯串的一定的完整的东西，这是从来没有过而且现在也没有的事情;恰恰相反，大众是不自觉地适应这些关系的，而且根本不了解这些关系是特殊的历史的社会关系，例如人们在其中生活了很多世纪的交换关系，只是在最近才得到了解释。唯物主义继续深入分析，发现了人的这些社会思想本身的起源，也就消除了这个矛盾;因此，唯物主义关于思想进程取决于事物进程的结论，是唯一可与科学的心理学相容的。其次，再从另一方面说，这个假设第一次把社会学提高到科学的水平。在这以前，社会学家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总是难于分清重要现象和不重要现象(这就是社会学中主观主义的根源)，找不到这种划分的客观标准。唯物主义提供了一个完全客观的标准，它把生产关系划为社会结构，并使人有可能把主观主义者认为不能应用到社会学上来的重复性这个一般科学标准，应用到这些关系上来。当他们还局限于思想的社会关系(即通过人们的意识而形成的社会关系)时，他们不能发现各国社会现象中的重复性和常规性，他们的科学至多不过是记载这些现象，收集素材。一分析物质的社会关系(即不通过人们的意识而形成的社会关系：人们在交换产品时彼此发生生产关系，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这里存在着社会生产关系)，立刻就有可能看出重复性和常规性，把各国制度概括为社会形态这个基本概念。只有这种概括才使人有可能从记载(和从理想的观点来评价)社会现象进而以严格的科学态度去分析社会现象，譬如说，划分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和另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之处，研究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同之处。

　　最后，第三，这个假设之所以第一次使科学的社会学的出现成为可能，还由于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例如，主观主义者虽然承认历史现象的规律性，但不能把这些现象的演进看作自然历史过程，这是因为他们只限于指出人的社会思想和目的，而不善于把这些思想和目的归结于物质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在40年代提出这个假设后，就着手实际地(请注意这点)研究材料。他从各个社会经济形态中取出一个形态(即商品经济体系)加以研究，并根据大量材料(他花了不下25年的工夫来研究这些材料)对这个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作了极其详尽的分析。这个分析仅限于社会成员之间的生产关系。马克思一次也没有利用这些生产关系以外的任何因素来说明问题，同时却使人们有可能看到商品社会经济组织怎样发展，怎样变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组织而造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对抗的(这已经是在生产关系范围内)阶级，怎样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从而带进一个与这一资本主义组织本身的基础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地位的因素。

　　《资本论》的骨骼就是如此。可是全部问题在于马克思并不以这个骨骼为满足，并不仅以通常意义的“经济理论”为限;虽然他完全用生产关系来说明该社会形态的构成和发展，但又随时随地探究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使骨骼有血有肉。《资本论》的成就之所以如此之大，是由于“德国经济学家”的这部书使读者看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是个活生生的形态：有它的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它的生产关系所固有的阶级对抗的实际社会表现，有维护资本家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政治上层建筑，有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之类的思想，有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现在可以看出，把马克思同达尔文相比是完全恰当的：《资本论》不是别的，正是“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概括性的、彼此紧相联系的思想”。如果谁读了《资本论》，竟看不出这些概括性的思想，那就怪不得马克思了，因为我们知道，马克思甚至在序言中就已指出这些思想。而且这种比较不仅从外表方面(不知为什么，这一方面使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特别感兴趣)看是正确的，就是从内容方面看也是正确的。达尔文推翻了那种把动植物物种看作彼此毫无联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变的东西的观点，探明了物种的变异性和承续性，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之上。同样，马克思也推翻了那种把社会看作可按长官意志(或者说按社会意志和政府意志，反正都一样)随便改变的、偶然产生和变化的、机械的个人结合体的观点，探明了作为一定生产关系总和的社会经济形态这个概念，探明了这种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从而第一次把社会学放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现在，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在我们还没有看见另一种科学地解释某种社会形态(正是社会形态，而不是什么国家或民族甚至阶级等等的生活方式)的活动和发展的尝试以前，没有看见另一种像唯物主义那样能把“有关事实”整理得井然有序，能对某一社会形态作出严格的科学解释并给以生动描绘的尝试以前，唯物主义历史观始终是社会科学的同义词。唯物主义并不像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想的那样，“多半是科学的历史观”，而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

　　现在有人读了《资本论》，竟在那里找不到唯物主义，还有比这更可笑的怪事吗!唯物主义在哪里呢?——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带着实在莫名其妙的神情问道。

　　他读了《共产党宣言》，竟看不出那里对现代制度(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家庭制度、宗教制度和哲学体系)的解释是唯物主义的，看不出那里甚至对种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的批判也是在某种某种生产关系中寻找并找到这些理论的根源的。

　　他读了《哲学的贫困》，竟看不出那里对蒲鲁东社会学的剖析，是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的，看不出对蒲鲁东所提出的解决各种历史问题的办法的批判，是从唯物主义原则出发的，看不出作者本人谈到应该在哪里寻找材料来解决这些问题时，总是举出生产关系。他读了《资本论》，竟看不出这是用唯物主义方法科学地分析一个(而且是最复杂的一个)社会形态的范例，是大家公认的无与伦比的范例。于是他坐下来拼命思索这个深奥的问题：“马克思在哪一部著作中叙述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呢?”

　　凡熟悉马克思的人，都会反问他：马克思在哪一部著作中没有叙述过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呢?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大概只有等到某个卡列耶夫的某本玄奥的历史著作在“经济唯物主义”这个条目内，用相应的号码标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著作的时候，才会知道这些著作吧。

　　而最可笑的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责备马克思，说他没有“重新审查〈原文如此!〉一切关于历史过程的著名理论”。这简直可笑极了。试问这些理论十分之九都是些什么东西呢?都是一些关于什么是社会、什么是进步等等纯粹先验的、独断的、抽象的议论(我有意举出这些合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心意的例子)。要知道，这样的理论，就其存在来说，已是无用的，就其基本方法，就其彻头彻尾的暗淡无光的形而上学性来说，也是无用的。要知道，从什么是社会，什么是进步等问题开始，就等于从末尾开始。既然你连任何一个社会形态都没有研究过，甚至还未能确定这个概念，甚至还未能对任何一种社会关系进行认真的、实际的研究，进行客观的分析，那你怎么能得出关于一般社会和一般进步的概念呢?过去任何一门科学都从形而上学开始，其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还不善于着手研究事实时，总是先验地臆造一些永远没有结果的一般理论。形而上学的化学家还不善于实际研究化学过程时，就臆造什么是化学亲和力的理论。形而上学的生物学家谈论什么是生命，什么是生命力。形而上学的心理学家议论什么是灵魂。这种方法是很荒谬的。不分别说明各种心理过程，就不能谈论灵魂：在这里要想有所进步，就必须抛弃那些什么是灵魂的一般理论和哲学议论，并且能够把说明这种或那种心理过程的事实的研究放在科学的基础上。因此，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责备，正好像一个在什么是灵魂这个问题上写了一辈子“学术著作”的形而上学的心理学家，连一个最简单的心理现象都解释不清楚，竟来责备一个科学的心理学家，说他没有重新审查所有关于灵魂的著名理论。他，这个科学的心理学家，抛弃了关于灵魂的哲学理论，直接去研究心理现象的物质基质(神经过程)，而且，譬如说，分析并说明了某个或某些心理过程。于是，我们这位形而上学的心理学家读这部著作时，称赞它，说过程描写得很好，事实研究得不错，但是并不满意。这位哲学家听见周围的人说那位学者对心理学有完全新的观点，有科学心理学的特殊方法，就激动起来，怒气冲冲地说：且慢，究竟在哪一部著作中叙述了这个方法呢?这部著作中不是“仅仅有一些事实”吗?其中不是丝毫没有重新审查“所有关于灵魂的著名哲学理论”吗?这是完全不相称的著作呀!

　　在形而上学的社会学家看来，《资本论》自然同样是不相称的著作。他看不出什么是社会这种先验的议论毫无用处，不懂得这种方法并不是研究问题和说明问题，不过是把英国商人的资产阶级思想或俄国民主主义者的小市民社会主义理想充作社会概念罢了。正因为如此，这一切历史哲学理论就像肥皂泡一样，一出现就化为乌有，至多不过是当时社会思想和社会关系的征象，丝毫没有促进人们对社会关系，即使是个别的但是现实的(而不是那些“适合人的本性的”)社会关系的理解。马克思在这方面大大前进了一步：他抛弃了所有这些关于一般社会和一般进步的议论，而对一种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一种进步(资本主义进步)作了科学的分析。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却责备马克思，说他从头开始，而不从尾开始;从分析事实开始，而不从最终结论开始;从研究个别的、历史七一定的社会关系开始，而不从什么是一般社会关系的一般理论开始!于是他问：“相称的著作究竟在哪里呢?”呵，好一个绝顶聪明的主观社会学家!!

　　如果我们这位主观哲学家，仅仅是对哪部著作论证过唯物主义这一问题疑惑不解，那也许还是小小的不幸。可是他，尽管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找到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论证，甚至没有找到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叙述(也许正因为他没有找到)，却开始把这个学说从未企求过的东西硬加到它的头上。他引证了布洛斯所说的马克思宣布了一种崭新的历史观的话，便毫不客气地推论下去，说这个理论企求“给人类解释其过去”，说明“人类的全部〈原文如此!?〉过去”等等。这完全是捏造!这个理论所企求的只是说明资本主义一种社会组织，而不是任何别种社会组织。既然运用唯物主义去分析和说明一种社会形态就取得了这样辉煌的成果，那么，十分自然，历史唯物主义已不再是什么假设，而是经过科学检验的理论了;十分自然，这种方法也必然适用于其余各种社会形态，虽然这些社会形态还没有经过专门的实际研究和详细分析，正像已为充分事实所证实了的种变说思想适用于整个生物学领域一样，虽然对某些动植物物种来说，它们变化的事实还未能确切探明。种变说所企求的完全不是说明“全部”物种形成史，而只是把这种说明的方法提到科学的高度。同样，历史唯物主义也从来没有企求说明一切，而只企求指出“唯一科学的”(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话来说)说明历史的方法。根据这一点可以判断，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采用的是多么机智、多么郑重、多么体面的论战手法，他首先歪曲马克思，把一些妄诞的企求强加给历史唯物主义，说它企求“说明一切”，企求找到“打开一切历史门户的钥匙”(这种企求当然立即遭到马克思极其辛辣的反驳，见马克思为答复米海洛夫斯基的文章而写的“信”)，接着讥笑他自己所捏造的这种企求，最后，把恩格斯确切的意见(其所以确切，是因为这一次是摘录，而不是转述)引出来，即把唯物主义者所理解的政治经济学“尚有待于创造”、“我们所掌握的有关经济科学的东西，几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史等语引出来，于是作出这样的结论：“这些话把经济唯物主义的适用范围缩得狠小了!”要多么幼稚或多么自以为是的人，才会指望这种戏法不会被人识破呵!首先歪曲马克思，接着讥笑自己的捏造，然后引来确切的意见，便厚颜无耻地宣布这些意见把经济唯物主义的适用范围缩小了!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这种讥笑办法究竟是什么样的货色，可从下述例子看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马克思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论证过它们。”(即没有论证过经济唯物主义的理论根据)“固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打算写一部历史哲学和哲学历史性质的著作，甚至也写成了(1845一1846年)，但这部著作从未刊印，恩格斯说：‘这部著作的第一部分是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种阐述只是表明当时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于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作出结论说：“由此可见，在‘科学社会主义’和经济唯物主义理论的基本要点被发现以及随后在《宣言》中被阐述的时候，据作者之一自己承认，他们做这样一件事情的知识是不够的。”

　　你看这种批评多么可爱!恩格斯说他们当时的经济“史”的知识不够，因此，他们没有把自己的“一般”哲学历史性质的著作刊印出来。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把这点曲解成这样，好象“做这样一件事情”，如制定“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要点”，即作出《宣言》中对资产阶级制度所作的科学批判，他们的知识是不够的。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懂得概括全部历史哲学的尝试和科学地说明资产阶级制度的尝试之间的差别，或者是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的知识还不足以批判政治经济学。如果是后一种情况，他就太刻薄了，竟不让我们见识一下他断定这种不足所持的理由以及他自己的更正和补充。马克思恩格斯决定不发表他们的哲学历史著作，而集中全力来科学地分析一种社会组织，这只表明他们有高度的科学诚实态度。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决定加上几句话来对此加以挖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自己承认缺乏制定这些观点的知识，这只表明他的论战手法既不证明他聪明，也不证明他体面。

　　再举一个例子。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马克思的第二个我——恩格斯，为了论证经济唯物主义这一历史理论，做了更多的工作。他有一部专门的历史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imAnschluβ)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这个‘就’字真是妙极了。美国人摩尔根的书，出版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宣布经济唯物主义原理许多年以后，同经济唯物主义完全无关。”于是他认为“经济唯物主义者附和了”这本书，同时，因为在史前时期没有阶级斗争，他们便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公式加上这样一个“更正”：在劳动生产率极低的原始时代，起首要作用的人自身的生产即子女生产，和物质财富生产同样是决定的要素。

　　恩格斯说：“摩尔根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北美印第安人的血族团体中找到了一把解开古代希腊、罗马和德意志历史上那些极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的钥匙。”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此宣称：“总之，在40年代末发现并宣布了一个崭新的唯物主义的和真正科学的历史观，这个历史观对历史科学的贡献，同达尔文理论对现代自然科学的贡献一样。”随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又重复说，但是这个历史观从未科学地论证过。“它不仅没有经过大量的和多样的实际材料的检验〈《资本论》是“不相称的”著作：其中只有事实和细心研究而已!〉，甚至没有用哪怕是批判和排斥其他历史哲学体系的方法来充分说明过。”恩格斯的《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一书“只是顺便说出的一些机智的尝试”，因此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认为，这部著作中所涉及的大量重要问题，是可以完全回避的，尽管这些“机智的尝试”很机智地表明了“从空想开始的”社会学的空洞无物，尽管这部著作详细地批判了那种认为政治法律制度决定经济制度的“暴力论”，亦即《俄国财富》的政论家先生们那么热心宣扬的“暴力论”。的确，对一部著作胡诌几句毫无意义的空话，比认真分析哪怕是其中唯物主义地解决了的一个问题，要容易得多;何况这样做又很保险，因为书报检查机关大概永远也不会准许翻译这部书，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就不必为自己的主观哲学担心，可以把这部书叫作机智之作了。

　　更为突出和更有教益的(为说明人有舌头是为了隐瞒自己的思想，或赋予空洞以思想形式)，是他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的评论。“《资本论》中有一些有历史内容的光辉篇页，但是〈这个“但是”妙极了!这甚至不是“但是”，而是有名的“mais”，译成俄语意思是“耳朵不会高过额头”〉这些篇页也是按照此书的主旨，仅限于一个一定的历史时期，它们并不是确立经济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不过是涉及某类历史现象的经济方面。”换句话说，《资本论》这部专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著作，对这个社会和它的上层建筑作了唯物主义的分析，“但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宁愿回避这个分析：看呀，这里仅仅说到“一个”时期，而他，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则想概括一切时期，并且概括到根本不具体谈及任何一个时期。很明显，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也就是说，为了概括一切时期而实质上不涉及任何一个时期，就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作些“光辉”而空洞的泛泛之谈。在用空话来支吾搪塞的技巧方面，谁也比不上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原来只是因为他，马克思，“并不是确立经济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不过是涉及某类历史现象的经济方面”，所以不值得(单独地)从实质上涉及马克思的著作。多么深奥呀!“不是确立”，只“不过是涉及”!——的确，用空话来抹杀任何一个问题是多么容易呀!例如，既然马克思屡次说明，商品生产者的关系是法治国家公民权利平等和自由契约等等原则的基础，这是什么意思呢?他是以此来确立唯物主义呢，还是“不过是”涉及呢?我们的哲学家以他特有的谦逊，避免作实质性的回答，而直接从他的那些夸夸其谈、言之无物的“机智的尝试”中作出结论。

　　这个结论如下：“在一种企求阐明世界历史的理论宣布40年以后，古代希腊、罗马和德意志历史对这一理论来说仍然是些不解之谜，这是不足为奇的;而解开这些哑谜的钥匙，第一，是由一个与经济唯物主义理论完全无关、一点也不知道这个理论的人找到的;第二，是借助非经济因素战到的。‘人自身的生产’这一术语，即子女生产，使人觉得有点可笑，而恩格斯却抓住这个术语，以便同经济唯物主义基本公式保持哪怕是字面上的联系。可是，恩格斯不得不承认，人类的生活在许多世纪内都不是按照这个公式形成的。”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论战手法的确一点也“不足为奇”!这一理论是说，为了“阐明”历史，不要在思想的社会关系中，而要在物质的社会关系中去寻找基础。由于实际材料不够，过去没有可能把这个方法用来分析欧洲上古史的某些极重要的现象，例如氏族组织，因此，这个组织仍然是一个谜。后来，摩尔根在美洲搜集的丰富材料，使他有可能分析氏族组织的实质，并得出如下的结论：对氏族组织的说明，不要在思想关系(例如法的关系或宗教关系)中，而要在物质关系中去寻找。显然，这件事实光辉地证实了唯物主义方法，如此而已。所以，当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为了非难这个学说，而首先提到解开最困难的历史之谜的钥匙是由一个与经济唯物主义理论“完全无关”的人找到的时候，我们只能感到惊异，有些人多么不会辨别什么东西是在为自己辩护，什么东西是在痛斥自己。其次，我们的哲学家说，子女生产是非经济因素。可是您究竟在马克思或恩格斯的什么著作中读到他们一定是在谈经济唯物主义呢?他们在说明自己的世界观时，只是把它叫作唯物主义而已。他们的基本思想(在摘自马克思著作的上述引文中也已表达得十分明确)是把社会关系分成物质的社会关系和思想的社会关系。思想的社会关系不过是物质的社会关系的上层建筑，而物质的社会关系是不以人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而形成的，是人维持生存的活动的(结果)形式。马克思在上述引文中说，对政治法律形式的说明要在“物质生活关系”中去寻找。怎么，难道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以为子女生产关系是思想关系?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这一点的解释很独特，值得拿来分析一下。他说：“无论我们怎样玩弄子女生产这个术语，以图在它和经济唯物主义之间建立一种哪怕是字面上的联系，无论它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现象中怎样同包括经济现象在内的其他现象交织着，但它毕竟有它本身的生理根源和心理根源。〈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您这一番子女生产有其生理根源的话，莫非是说给吃奶的孩子听的吗!?您为什么要顾左右而言他呢?〉而这使我们联想到，经济唯物主义的理论家不仅没有弄清楚历史，也没有弄清楚心理学。毫无疑问，氏族联系在文明国家的历史中已经失去它的意义。但关于直接的两性联系和家庭联系，却未必能同样有把握地这样说。固然，它们在整个日益复杂的生活影响下有了很大的变化，可是只要有一定的辩证技巧就可以证明：不仅法律关系，就是经济关系本身也是两性关系和家庭关系的上层建筑。我们不准备研究这一点，不过我们还是要举出遗产制度来说一说。”

　　我们的哲学家终于有幸由说空话进而谈到事实了，而这些事实是确定的，可以检验的，是不允许“顾左右而言他”轻易绕过问题实质的。我们且来看看，我们这位批评马克思的批评家是怎样证明遗产制度是两性关系和家庭关系的上层建筑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作为遗产传下来的，有经济生产的产品〈“经济生产的产品”!!这是多么通达!多么响亮!多么优雅的语言!〉，而遗产制度本身在一定程度内是受经济竞争的事实制约的。可是第一，作为遗产传下来的，还有非物质财富，这表现在关心用父辈精神教育子女上。”总之，子女教育列入了遗产制度!例如俄国民法中有这样一条：“双亲应努力进行家庭教育，培养他们〈子女〉的情操，并促进政府意图之实现。”我们的哲学家莫非把这一点叫作遗产制度吗?“第二，甚至专就经济领域来说，既然没有当作遗产传下来的生产的产品就不可能有遗产制度，那么同样，没有‘子女生产’的产品，没有这种产品和与之直接结合着的复杂的紧张的心理，也就不可能有遗产制度。”(咳，请你们注意这句话：复杂的心理与子女生产的产品“结合着”!这简直妙极了!)总之，遗产制度所以是家庭关系和两性关系的上层建筑，是因为没有子女生产就不可能有遗产制!是呀，这真算是发现了新大陆!直到现在，大家都以为子女生产不大能够解释遗产制度，正如饮食的必要性不大能够解释财产制度一样。直到现在，大家都认为：如果说从前俄国在采邑制度鼎盛时代，土地不能继承的话(因为当时土地只是被当作有条件的财产)，那么，对这一事实的解释，需要在当时社会组织的特点中去寻找。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想必认为，这件事实不过是由于与当时地主的子女生产的产品结合的心理还不够复杂。

　　我们可以把一句有名的格言改个样子来说：只要把“人民之友”刮一刮，就可以看出资产者的原形。的确，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这一套关于遗产制度同子女教育、同子女生产心理等等相联系的议论，不就是说遗产制度也同子女教育一样是永恒的、必要的和神圣的吗!固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想替自己留条后路，说“遗产制度在一定程度内是受经济竞争的事实制约的”，但这无非是想逃避明确回答问题的一种诡计，而且是一种手法拙劣的诡计。既然向我们只字不提遗产对竞争究竟依赖到什么样的“一定程度”，既然丝毫没有说明竞争与遗产制度之间的这个联系究竟是由什么引起的，那我们怎能领会这种意见呢?其实，遗产制度以私有制为前提，而私有制则是随着交换的出现而产生的。已经处在萌芽状态的社会劳动的专业化和产品在市场上的转让是私有制的基础。例如，当原始印第安公社的全体社员还共同制造他们所必需的一切产品的时候，私有制就不可能产生。当分工渗入公社，社员开始各自单独生产某一种产品并把这种产品在市场上出卖的时候，表现商品生产者这种物质上的单独性的私有制就出现了。无论私有制或遗产，都是单独的小家庭(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已经形成和交换已在开始发展的那个社会制度的范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例子所证明的，恰巧和他所想要证明的相反。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还举出一个事实，但这又是一种奇谈怪论!他继续修正唯物主义：“至于氏族联系，那么它们在各文明民族的历史中，确实有一部分已在生产形式影响的光线下褪色了〈又是一个遁词，不过是更加明显的遁词。究竟是什么生产形式呢?一句空话!〉，但还有一部分在它们本身的延续和普遍化中——在民族联系中发展了。”这样说来，民族联系就是氏族联系的延续和普遍化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关于社会历史的观念，显然是从给学生们讲的儿童故事中得来的。按这个陈腐浅陋的道理说来，社会历史是这样的：起初是家庭，这是任何一个社会的细胞，然后家庭发展为部落，部落又发展为国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郑重其事地重复这种幼稚的胡说，不过是表明(除其他一切外)他甚至连俄国历史的进程也一点都不了解。如果可以说古罗斯10有过氏族生活，那么毫无疑问，在中世纪，在莫斯科皇朝时代，这些氏族联系便不存在了，就是说，国家完全不是建立在氏族的联合上，而是建立在地域的联合上：地主和寺院接纳了来自各地的农民，而这样组成的村社纯粹是地域性的联合。但在当时未必能说已有真正的民族联系：国家分成各个“领地”，其中有一部分甚至是公国，这些公国还保存着从前自治制度的鲜明遗迹、管理的特点，有时候还保存着自己单独的军队(地方贵族是带领自己的军队去作战的)、单独的税界等等。仅仅在近代俄国历史上(大约从17世纪起)，这一切区域、领地和公国才真正在事实上融合成一个整体。最可尊敬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这种融合并不是由氏族联系引起的，甚至不是由它的延续和普遍化引起的，而是由各个区域之间日益频繁的交换，由逐渐增长的商品流通，由各个不大的地方市场集中成一个全俄市场引起的。既然这个过程的领导者和主人是商人资本家，所以这种民族联系的建立也就无非是资产阶级联系的建立。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举出这两件事实，都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而给予我们的不过是标本的资产阶级的庸俗见解而已，其所以是庸俗见解，是因为他用子女生产及其心理来解释遗产制度，而用氏族联系来解释民族;其所以是资产阶级的，是因为他把历史上一个特定的社会形态(以交换为基础的社会形态)的范畴和上层建筑，当作同子女教育和“直接”两性关系一样普遍的和永恒的范畴。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主观哲学家一试图由空话转到具体事实，就立刻滚到泥坑里去了。他在这个不很干净的地方，大概感到很舒服：安然坐着，收拾打扮，弄得污泥浊水四溅。例如，他想推翻历史是一系列阶级斗争事件这一原理，于是便以深思的神情宣称这是“走极端”，他说“马克思所建立的、以进行阶级斗争为目的的国际工人协会，并没有阻止住法德两国工人互相残杀和弄得彼此破产”，据他说，这也就证明唯物主义没有清除“民族自负和民族仇恨的邪魔”。这种断语表明，这位批评家丝毫不懂得工商业资产阶级的非常实际的利益是这种仇恨的主要基础，丝毫不懂得把民族感情当作独立因素来谈，就是掩盖问题的实质。不过，我们已经看出，我们的哲学家对民族有多么深奥的认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只会以纯粹布勒宁式的讥讽态度来对待国际，说“马克思是那个诚然已经瓦解但一定会复活的国际工人协会的首脑”。当然，如果像《俄国财富》第2期国内生活栏编者按小市民的庸俗见解所写的那样，把“公平”交换制度看作国际团结的极限，而不懂得无论公平的或不公平的交换始终都以资产阶级的统治为前提和内容，不懂得不消灭以交换为基础的经济组织就不能停止国际冲突，那就不难了解，为什么他一说到届际，就一味嘲笑。那就不难了解，为什么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怎么也不能接受这样一个简单真理：除非在每一个国家把被压迫者阶级组织团结起来反对压迫者阶级，除非把这些民族的工人组织团结成一支国际工人大军去反对国际资本，是没有办法来消除民族仇恨的。至于说国际没有阻止住工人互相残杀，那只要向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提醒一下巴黎公社事变就够了，它表现了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对待进行战争的统治阶级的真正态度。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这全部论战中，特别令人愤慨的，正是他的手法。如果他不满意国际的策略，加果他不赞成那些使欧洲工人为之而组织起来的思想，那他至少应当直率而公开地批评这些策略和思想，说明他认为什么策略更适当，什么观点更正确。可是他并不提出任何明确的异议，只是在汪洋大海的空话中到处插入无聊的嘲笑。怎能不把这叫作污泥浊水呢?尤其是，如果注意到在俄国不允许公开为国际的思想和策略进行辩护，就更不能不把这叫作污泥浊水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进行论战时所使用的手法也是这样的：他不愿费神去诚实地和确切地表达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任何一个论点，然后给以直率而明确的批评，却宁肯抓住他听来的马克思主义的片断论据加以歪曲。请你们自己判断吧：“马克思太聪明，太博学了，所以他不会以为社会现象的历史必然性和规律性的思想就是他发现的……　这是站在〈马克思主义梯子的)下级的人们所不知道的〈他们不知道“历史必然性的思想并不是马克思发明或发现的新东西，而是早已探明的真理”〉，或者说，他们对历来为探明这个真理所耗费的心血和精力，至多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

　　很明显，这种说法的确能够影响一些初次听到马克思主义的人，批评家在这些人面前也就容易达到自己的目的：曲解、讥笑和“战而胜之”(据说，《俄国财富》编辑部的同事就是这样来评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文章的)。凡是稍微知道马克思的人，都能马上看出这种手法的全部虚伪和浮夸。尽可不同意马克思，但是决不能否认，是马克思万分明确地表述了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对从前的社会主义者来说完全是新东西。新就新在从前的社会主义者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认为只要指明群众在现代制度下受压迫的事实，只要指明使每个人都可获得自己生产成果的那种制度的优越性，只要指明这个理想制度适合“人的本性”、适合理性道德生活概念等等就足够了。马克思认为不能以这种社会主义为满足。他并不限于评论现代制度，评价和斥责这个制度，他还对这个制度作了科学的解释，把这个在欧洲和非欧洲各个国家表现得不同的现代制度归结为一个共同基础，即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并对这个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作了客观分析(他指明这个制度下的剥削的必然性)。同样，他认为不能满足于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及其渺小的模仿者即主观社会学家所说的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适合人的本性的断语。他以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这种客观分析，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变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性(他究竟怎样证明这一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又怎样反驳这一点，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得回头再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经常援引必然性的由来。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问题的曲解极为明显：他撇开这个理论的全部实际内容、全部实质，而把问题说成这样，似乎这整个理论归结起来就在于“必然性”一词(“在复杂的实际情况下不能只援引必然性”)，似乎这个理论的证据就在于历史必然性是这样要求的。换句话说，他对学说的内容默不作声，只抓住它的名称，他自己竭力使马克思学说变成一枚“磨光了的金币”，现在却又加以讥笑。我们当然不去探究这种讥笑，因为这套把戏我们已经看够了。让他去翻筋斗，以博得布勒字先生的欢心和满意吧(无怪乎布勒宁先生在《新时报》上抚摸了一下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头顶)，让他向马克思点头哈腰之后又悄悄地向马克思吠叫吧：“马克思同空想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的论战，即使没有这一点”，就是说即使马克思主义者没有重申论战的理由，“也是单方面的”。我们只能把这种伎俩叫作吠叫，因为他确实没有拿出一个实际的、确定的、经得起检验的异议来反对这场论战，所以(不管我们怎样乐于谈论这个题目，认为这场论战对解决俄国社会主义问题极为重要)，我们简直无法回答这种吠叫，而只有耸耸肩膀说：

　　呵呀，哈巴狗，它敢向大象吠叫，想必是力量不小!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这之后关于历史必然性的议论，也是并不乏味的，因为它总算向我们打开了“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这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和瓦·沃·先生一起在我国“文化界”的自由派人士中间博得的称号)的一部分真正的思想行囊。他谈到“历史必然性的思想和个人活动的作用之间的冲突”时说，社会活动家如以活动家自居，那就大错特错了;其实他们是“被动者”，是“被历史必然性的内在规律从神秘的暗窖里牵出来的傀儡”，——据他说，这就是从历史必然性思想得出的结论，因此，他称这个思想是“没有结果的”和“模糊不清的”。也许不是任何一个读者都明白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从哪里弄来这套傀儡之类的胡说。原来，关于决定论和道德观念之间的冲突、历史必然性和个人作用之间的冲突的思想，正是主观哲学家喜爱的话题之一。关于这个问题，他写了那么一大堆纸张，说了无数的小市民感伤的荒唐话，想把这个冲突解决得使道德观念和个人作用占上风。其实，这里并没有什么冲突，冲突完全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因担心(而且是不无根据的)决定论会推翻他所如此酷爱的小市民道德而捏造出来的，决定论思想确认人的行为的必然性，屏弃所谓意志自由的荒唐的神话，但丝毫不消灭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对人的行动的评价。恰巧相反，只有根据决定论的观点，才能作出严格正确的评价，而不致把什么都推到自由意志上去。同样，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在评价个人的社会活动时会发生的真正问题是：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保证这种活动得到成功?有什么保证能使这种活动不致成为孤立的行动而沉没在相反行动的汪洋大海里?这也就是社会民主党人和俄国其他社会主义者解决得各不相同的另一个问题：以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为目标的活动，应当怎样吸引群众参加才能取得重大的成果?显然，这个问题的解决，直接取决于对俄国社会力量的配置的看法，对构成俄国现实的阶级斗争的看法，——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又是只围着问题兜圈子，甚至不打算明确提出这个问题并给以一定的解答。大家知道，社会民主党人解答这个问题时所持的观点是：俄国经济制度是资产阶级社会，要摆脱这个社会只能有一条从资产阶级制度本质中必然产生的出路，这就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显然，严肃的批评应当是：或者反对那种认为我国制度是资产阶级制度的观点，或者反对关于这种制度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看法，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甚至不想触及这些严肃问题。他宁愿用一些毫无内容的词藻来支吾搪塞，说什么必然性是一个太一般的括弧等等。是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任何一种思想，假若你把它当干鱼对待，先把全部内脏剜去，然后摆弄剩下的外壳，那都会成为一个太一般的括弧!这个掩盖现代真正重大而迫切问题的外壳，就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喜爱的领域，因此，他特别傲然自得地强调说，“经济唯物主义忽视或不正确地阐述英雄和大众的问题”。看，关于当前俄国现实是由哪些阶级的斗争和在什么基础上构成的问题，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看来想必是一个太一般的问题，于是他避而不谈。可是对于英雄和大众(不管这是工人大众、农民大众、厂主大众或是地主大众)之间存在什么关系的问题，他却极感兴趣。也许这确实是个“有兴趣的”问题，但责备唯物主义者集中全力来解决直接有关劳动阶级解放的问题，那不过表明自己是个庸人科学的爱好者而已。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结束他对唯物主义的“批评”(?)时，又一次企图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恩格斯认为《资本论》曾被职业经济学家默然抵制，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恩格斯这一看法的正确性表示怀疑(为了证明这种怀疑是有根据的，还举了一个可笑的理由，说德国有许许多多大学!)，他说：“马克思想到的决不是这类读者〈工人〉，他对科学界人士也是有所期待的。”这话完全不对，因为马克思十分懂得，很少有可能指望资产阶级科学界人士会持公正的态度和作出科学的批评，所以他在《资本论》第2版跋中对这一点说得非常明确。他在那里说：“《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的报酬。一个在经济方面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人……迈尔先生，在普法战争期间发行的一本小册子中说得很对：被认为是德国世袭财产的卓越的理论思维能力(dergroβetheoretischeSinn)，已在德国的所谓有教养的阶级中完全消失了，但在德国工人阶级中复活了。”

　　还有一套颠倒黑白的把戏，也是针对唯物主义的，而且完全是按照第一个公式套下来的。“这个理论〈唯物主义理论〉一直没有被科学地论证过和检验过。”命题就是如此，而证据则是：“恩格斯、考茨基和其他某些人的著作中(像在布洛斯的大作里那样)个别具有历史内容的很好篇页，本来没有经济唯物主义商标也行，因为〈请注意“因为”二字!〉实际上〈原文如此!〉这些篇页考虑到了社会生活的全部总和，虽然在这一和弦中经济的弦音占优势。”结论……是：“经济唯物主义在科学上是站不住脚的。”

　　又是那套老把戏!为了证明这个理论没有根据，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首先是曲解它，硬说它荒谬到不愿考虑社会生活的全部总和(其实完全相反，唯物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是最先提出不仅必须分析社会生活的经济方面而且必须分析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一问题的社会主义者)，接着又确认，“实际上”唯物主义者用经济“很好地”说明了社会生活的全部总和(这个事实显然击中了作者自己)，最后作出结论说，唯物主义“是站不住脚的”。可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您这套颠倒黑白的把戏倒是很妙地站住脚了!

　　这就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用来“驳斥”唯物主义的一切。我再说一遍，这里没有任何批评，有的只是一堆空洞的妄自尊大的胡说。随便问一下什么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生产关系是其余一切关系的基础的观点，究竟提出过什么异议呢?他用什么反驳过马克思用唯物主义方法得出的社会形态以及这些形态的自然历史发展过程这一概念的正确性呢?他怎样证明那些即使是他提到的作者对各种历史问题所提出的唯物主义解释是不正确的呢?任何人都一定会回答说：他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没有举出任何反驳的理由，没有指出任何不正确的地方。他只是在那里兜圈子，竭力用空话掩盖问题的实质，并顺便捏造种种无聊的遁词。

　　当这样一位批评家在《俄国财富》第2期上继续反驳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很难指望他会拿出什么像样的东西。全部差别在于他那种颠倒黑白的发明能力已经穷尽，他在开始利用旁人的了。

　　首先他大谈社会生活的“复杂性”，甚至说伽法尼电学也同经济唯物主义有联系，因为伽法尼的实验对黑格尔也“发生了影响”。真是惊人的机智!这样说来，也可以把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和中国皇帝联系起来了!这除了说明有人以胡说为乐事，还能得出什么结论呢?!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继续说：“事物的历史进程的实质根本不可捉摸，经济唯物主义学说也没有捉摸住，虽然这个学说看来依靠两个基石，一个是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具有决定一切的意义的发现，一个是辩证过程的无可争辩性。”

　　这样看来，唯物主义者所依靠的是辩证过程的“无可争辩性”!就是说，唯物主义者把自己的社会学理论建立在黑格尔的三段式上。我们又听到这种老一套的责难，说马克思主义是黑格尔辩证法，这种责难看来已被批评马克思的资产阶级批评家用得够滥的了。这帮先生不能从实质上对这个学说提出任何反驳，就拼命抓住马克思的表达方式，攻击这个理论的起源，想以此动摇这个理论的根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毫不客气地采用了这种手法。恩格斯《反社林论》一书中的一章成了他的借口。恩格斯在反驳攻击马克思辩证法的杜林时说：马克思从未打算用黑格尔的三段式来“证明”任何事物，马克思只是研究和探讨现实过程，马克思认为理论符合现实是理论的唯一标准。假使说，有时某种社会现象的发展符合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这个黑格尔公式，那也没有什么奇怪，因为这在自然界中根本不是罕见的现象。于是恩格斯引证自然历史方面(麦粒的发育)和社会方面的例子，例如起初是原始共

　　产主义，接着是私有制，然后是资本主义的劳动社会化;又如起初是原始唯物主义，然后是唯心主义，最后是科学唯物主义，等等。谁都明白，恩格斯立论的重心在于：唯物主义者的任务是正确地和准确地描绘现实的历史过程;而坚持辩证法，选择例子证明三段式的正确，不过是科学社会主义由以长成的那个黑格尔主义的遗迹，是黑格尔主义表达方式的遗迹罢了。既然已经断然声明，用三段式“证明”任何事物都是荒谬的，说谁也没有打算这样做，那么，“辩证”过程的例子究竟能有什么意义呢?这不过是表露了学说的起源，难道还不明显吗?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自己也感觉到这一点，他说，不可把理论的起源当作理论的罪过。但是，要在恩格斯这段议论中发现超乎理论起源的东西，那显然就必须证明，至少有一个历史问题，唯物主义者不是根据有关事实，而是借三段式来解决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企图证明过这点吗?丝毫也没有。相反，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用实际内容把空洞的辩证公式充实到了这种程度，以至可以把这个公式从这个内容上去掉，就像从杯子上去掉盖子一样，并不会改变什么。”(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这里把有关未来的问题作为例外，我们在下面还要谈到)既然如此，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为什么又这样热心地和这个并不改变什么的盖子周旋呢?为什么说唯物主义者所“依靠”的是辩证过程的无可争辩性呢?他为什么在攻击这个盖子时公然撒谎骗人，说他是在攻击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石”之一呢?

　　我当然不会去探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是怎样分析三段式的例子的，我重说一遍，因为这无论对科学唯物主义还是对俄国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任何关系。但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这样曲解马克思主义者对辩证法的态度，究竟有些什么根据呢?根据有二：第一，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第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又玩了(或正确些说，从杜林那里剽窃了)一套歪曲捏造的手法。

　　关于第一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读马克思主义文献时，常常碰见社会科学中的“辩证方法”，碰见社会问题范围(谈的也只是这个范围)内的“辩证思维”等等。由于头脑简单(如果只是简单那还好)，他以为这个方法就是按黑格尔三段式的规律来解决一切社会学问题。他只要稍微细心一点看问题，就不能不确信这种看法是荒谬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辩证方法(它与形而上学方法相反)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这个方法把社会看作处在不断发展中的活的机体(而不是机械地结合起来因而可以把各种社会要素随便配搭起来的一种什么东西)，要研究这个机体，就必须客观地分析组成该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研究该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辩证方法对形而上学方法(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无疑也属于这个概念)的态度，我们在下面将尽力以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自己的议论为例加以说明。现在我们仅仅指出，凡是读过恩格斯(在同杜林的论战中。俄文版：《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或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各条注解和第2版《跋》;《哲学的贫困》)关于辩证方法的定义和叙述的人，都会看出根本没有说到黑格尔的三段式，而全部问题不过是把社会演进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为了证明这一点，我把《欧洲通报》1872年第5期上描述辩证方法的那一段话(短评：《卡·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全部引来，这段话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版《跋》中引证过。马克思在《跋》中说，他在《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被人们理解得很差。“德国的评论家当然大叫什么黑格尔的诡辩。”

　　马克思为要更明白地叙述自己的方法，于是摘引了上述短评中描述这个方法的那一段话。短评说：在马克思看来，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要发现他所研究的那些现象的规律，而在他看来，特别重要的是这些现象的变化和发展的规律，这些现象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由一种社会关系制度过渡到另一种社会关系制度的规律。所以马克思竭力去做的只是一件事：通过精确的科学研究来证明一定的社会关系制度的必然性，同时尽可能完全地指出那些作为他的出发点和根据的事实。为了这个目的，他只要证明现有制度的必然性，同时证明另一制度不可避免地要从前一制度中生长出来的必然性就完全够了，而不管人们相信或不相信这一点，不管人们意识到或意识不到这一点。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作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请那些因为人抱有自觉的“目的”，遵循一定的理想，而主张把社会演进从自然历史演进中划分出来的主观主义者先生们注意。)既然意识要素在文化史上只起着这样从属的作用，那么不言而喻，以这个文化为对象的批判，比任何事情更不能以意识的某种形式或某种结果为依据。换句话说，作为这种批判的出发点的不能是观念，而只能是外部客观现象。批判应该是这样的：不是把一定的事实和观念比较对照，而是把它和另一种事实比较对照;对这种批判唯一重要的是，把两种事实尽量精确地研究清楚，使它们在相互关系上表现为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且特别需要的是同样精确地把一系列已知的状态、它们的连贯性以及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联系研究清楚。马克思所否定的正是这种思想：经济生活规律无论对于过去或现在都是一样的。恰恰相反，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经济生活是与生物学其他领域的发展史相类似的现象。旧经济学家不懂得经济规律的性质，他们把经济规律与物理学定律和化学定律相提并论。更深刻的分析表明，各种社会机体和各种动植物机体一样，彼此有很大的不同。马克思认为自己的任务是根据这种观点来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因而严格科学地表述了对经济生活的任何精确的研究所应抱的目的。这种研究的科学意义，在于阐明调节这个社会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这一机体为另一更高的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历史规律)。

　　这就是马克思从报章杂志对《资本论》的无数评论中挑选出来并译成德文的一段对辩证方法的描述，马克思这样做，是因为这段对辩证方法的说明，正如他自己所说，是十分确切的。试问，这里有一句话提到三段式、三分法、辩证过程的无可争辩性等等胡说，即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用骑士姿态加以攻击的那些胡说吗?马克思紧接着这段描述之后还直截了当地说，他的方法和黑格尔的方法“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观念的发展，按照三段式的辩证规律，决定现实的发展。当然，只有在这种场合，才说得上三段式的作用，才说得上辩证过程的无可争辩性。马克思说，在我看来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过是物质的东西的反映”。因而全部问题归结为“对现存事物及其必然的发展的肯定的理解”：三段式只能起着使庸人们发生兴趣的盖子和外壳(“我卖弄起黑格尔的字眼来了”，——马克思在这个跋里说)的作用。现在要问，如果一个人想批判科学唯物主义的“基石”之一即辩证法，他无所不谈，甚至连蛤蟆和拿破仑都谈到了，可就是不谈这个辩证法有何内容，不谈社会的发展是否真的是自然历史过程，把社会经济形态看作特殊的社会机体的唯物主义概念是否正确，对这些形态的客观分析的方法是否正确，社会观念是否真的不决定社会发展反而为社会发展所决定等等问题，那

　　么，我们应该怎样评判这个人呢?是否可以说只是由于他不理解呢?

　　关于第二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这样“批判”辩证法以后，就把这种“借”黑格尔三段式进行论证的办法硬加到马克思头上，并且当然是洋洋得意地攻击这种办法。他说：“关于未来，社会内在规律纯粹是被辩证地提出来的。”(这也就是上文提到的例外。)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必然使剥夺者被剥夺的论断，带有“纯粹辩证的性质”。马克思关于土地和资本公有的“理想”，“就其必然和毫无疑义来说，纯粹是维系在黑格尔三项式链条的最末一环上的”。

　　这个论据完全是从杜林那里拿来的，是杜林在他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一书(1879年第3版第486—487页)里运用过的。可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只字不提杜林。话又说回来，也许这套歪曲马克思的手法是他的独出心裁吧?

　　恩格斯给了杜林一个绝妙的答复，而且他也引述了杜林的批评，所以我们只引恩格斯的答复22就可以了。读者一定会看出，这个答复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是完全适用的。

　　“杜林说：‘这一历史概述〈所谓英国原始资本积累的产生〉，在马克思的书中比较起来还算是最好的，如果它除了拄学术的拐杖之外不再拄辩证法的拐杖，或许还要好些。由于缺乏较好的和较明白的方法，黑格尔的否定的否定不得不在这里执行助产婆的职务，因它之助，未来便从过去的怀中产生出来。从16世纪以来通过上述方法实现的个人所有制的消灭，是第一个否定。随之而来的是第二个否定，它被称为否定的否定，因而被称为“个人所有制”的恢复，但这已经是以土地和劳动资料的公有为基础的高级形式了。既然这种新的“个人所有制”在马克思先生那里同时也称为“公有制”，那么这里正表现出黑格尔的更高的统一，在这种统一中，矛盾被扬弃〈aufgehoben——这是黑格尔的专用术语〉，根据这种文字游戏，就是既被克服又被保存。

　　……这样，剥夺剥夺者，是历史现实在其外部物质条件中的仿佛自动的产物……未必有一个深思熟虑的人，会凭着否定的否定这一类黑格尔遁词的信誉来确信土地和资本公有的必然性。

　　其实，马克思观念的混混沌沌的杂种，并不会使那些知道从黑格尔辩证法这个科学原理能够得出什么，或者不如说一定能得出谬论来的人感到惊奇。对于不熟悉这些把戏的人，应该明确指出，在黑格尔那里，第一个否定是教义问答中的原罪概念，而第二个否定则是引向赎罪的更高的统一的概念。这种从宗教领域中抄袭来的荒唐类比，当然不能成为事实的逻辑的根据……马克思先生安于他那既是个人的又是公共的所有制的混沌世界，却叫他的信徒们自己去解这个深奥的辩证法之谜。’杜林先生就是这样说的。

　　总之，——恩格斯总结说，——马克思不依靠黑格尔的否定的否定，就无法证明社会革命的必然性，证明建立土地公有制和劳动所创造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的必然性;他在根据从宗教中抄袭来的这种荒唐类比创造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时，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未来的社会里，将存在一种既是个人的又是公共的所有制，即黑格尔的被扬弃的矛盾的更高的统一。

　　我们先把否定的否定撇在一边，来看看‘既是个人的又是公共的所有制’。杜林先生把这叫作‘混沌世界’，而且他在这里令人惊奇地确实说对了。但是很遗憾，处于这个‘混沌世界’的不是马克思，而又是杜林先生自己。……　他按照黑格尔来纠正马克思，把马克思只字未提的什么所有制的更高的统一硬加给马克思。

　　马克思是说：‘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但这是以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即以自由劳动者的协作以及他们对土地和他们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为基础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个人私有制转变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化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这就是一切。可见，靠剥夺剥夺者而建立起来的状态，被称为以土地和劳动者自己创造出来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的恢复。对任何一个懂德语的人来说〈懂俄语也一样，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因为译文完全准确〉，这就是，公有制包括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包括产品即消费品。为了使甚至六岁的儿童也能明白这一点，马克思在第56页〈俄文版第30页)设想了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有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的许多的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也就是设想了一个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联合体，并且说：‘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这些话甚至对杜林先生来说，也是足够清楚的了。

　　既是个人的又是公共的所有制，这个混乱的杂种，这种从黑格尔辩证法中一定能得出的谬论，这个混沌世界，这个马克思叫他的信徒们自己去解的深奥的辩证法之谜——这又是杜林先生的自由创造和臆想……

　　那么，——恩格斯继续说，——否定的否定在马克思那里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呢?在第791页和以后几页〈俄文版第648页及以下各页〉上，马克思概述了前50页〈俄文版前35页〉中所作的关于所谓资本的原始积累的经济研究和历史研究的最后结果。在资本主义时代之前，至少在英国，存在过以劳动者私人占有自己的生产资料为基础的小生产。所谓原始积累，在这里就是剥夺这些直接生产者，即消灭以自行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这种消灭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上述的小生产只能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因而它发展到一定程度就造成消灭它自己的物质基础。这种消灭，这种从个人的分散的生产工具到社会的集中的生产工具的转化，就构成资本的前史。劳动者一旦转化为无产者，他们的生产资料一旦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旦站稳脚跟，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变为资本〉，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的剥夺，都要采取新的形式。‘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

　　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工艺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共同利用，劳动工具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东西，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共同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机制本身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成了和它一起并在它羽翼下繁

　　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现在我请问读者：辩证法的混乱交织和阿拉伯式花纹在哪里呢?使一切差别化为乌有的那种概念的混淆在哪里呢?为信徒创造的辩证法奇迹和仿效黑格尔的逻各斯学说所玩弄的戏法——据本林说，没有这些东西，马克思就不能自圆其说——在哪里呢?马克思历史地证明并在这里简略地概述：正像以往小生产由于自身的发展而造成消灭自身的条件一样，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自己造成使自己必然走向灭亡的物质条件。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如果它同时又是辩证的过程，那么这不是马克思的罪过，尽管这对杜林先生说来好似命中注定的。

　　马克思只是在作了自己的历史的和经济的证明之后才继续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的第一个否定。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否定，是它自己由于自然历史过程的必然性而造成的。这是否定的否定’等等(如上面引证过的)。

　　因此，当马克思把这一过程称为否定的否定时，他并没有想到要以此来证明这一过程是历史地必然的。相反地，在他历史地证明了这一过程部分确已实现，部分还一定会实现以后，他才指出，这还是一个按一定的辩证规律完成的过程。这就是一切。由此可见，杜林先生断定，否定的否定不得不在这里执行助产婆的职务，因它之助，未来便从过去的怀中产生出来，或者断定，马克思要求人们凭着否定的否定的信誉来确信土地和资本的公有的必然性，这些论断又都是杜林先生的纯粹的捏造。”(第125页)

　　读者可以看出，恩格斯这段驳斥杜林的出色议论，对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是完全适用的，因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同样断言，马克思把未来纯粹维系在黑格尔链条的最末一环上，断言对于未来的必然性的信念只能建立在信仰上。

　　杜林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之间的全部区别，只有下列两小点：第一，尽管杜林一说起马克思就怒火万丈，但他毕竟认为必须在他那部《批判史》的下一节里提到马克思如何在《跋》中断然反驳了那种说他是黑格尔主义的责难，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马克思十分明确地说明自己是怎样理解辩证方法的那段话(上面引过的那段话)却避而不谈。

　　第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第二个独到之处，是他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动词时态的用法上。为什么马克思说到将来的时候使用现在时呢?——我们的哲学家洋洋得意地问道。可敬的批评家，关于这个问题，你可以去查任何一本语法书，它会告诉你，当将来的事情是必不可免和毫无疑义的时候，就要用现在时而不用将来时。但是，究竟为什么这样，为什么它是毫无疑义的呢?——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惊问道，他想装出非常激动的样于，把歪曲捏造的把戏弥

　　缝起来。马克思对这点也给了十分确定的答复。可以认为这个答复不充分或不正确，但那就必须指明究竟什么地方不正确，为什么不正确，而不是胡诌一通，说这是黑格尔主义。

　　有一个时候，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仅本人知道这个答复是什么，而且还教训过别人。他在1877年写道，茹柯夫斯基先生尽可认为马克思关于未来的理论是一种猜测，但是，他“没有道义上的权利”回避“马克思认为具有重大意义的”劳动社会化问题。呵，当然咯!茹柯夫斯基在1877年没有道义上的权利回避问题，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1894年却有这种道义上的权利了!也许是丘必特可做的，公牛不可做吧?!

　　在这里我不禁想起曾经发表在《祖国纪事》上的一则关于对这个社会化的见解的奇闻。该杂志1883年第7期载有一位局外人先生《给编辑部的信》，这位先生也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一样，认为马克思关于未来的“理论”是一种猜测。这位先生说：“其实，在资本主义统治下，劳动的杜会形式不过是几百或几千工人在一个场所内磨着，锤着，转着，堆着，填着，拖着，以及还从事许多其他操作。这个制度的一般性质很可拿一句俗话来表示：‘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谈得上什么劳动的社会形式呢?”

　　这立刻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算是把问题弄清楚了!“劳动的社全形式”“不过是”“在一个场所内做工”!!既然连最优秀的俄国杂志之一都有这种奇怪见解，还居然有人要我们相信《资本论》的理论部分已为科学界所公认。的确，“公认的科学”既不能用稍为像样的东西来反驳《资本论》，于是就恭维它，同时继续表现极其无知，重复着经济学教科书中的陈词滥调。我们必须稍微谈谈这个问题，好让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知道他按照自己的固定习惯而完全回避了的问题的实质。

　　资本主义主产使劳动社会化，决不在于人们在一个场所内做工(这只是过程的一小部分)，而在于随着资本集中而来的是社会劳动的专业化，每个工业部门的资本家人数的减少，单独的工业部门数目的增多;就是说，在于许多分散的生产过程融合成一个社会生产过程。例如，在手工纺织时代，小生产者自己纺纱并用它来织布，工业部门并不多(纺纱业和织布业合在一起)。一旦资本主义使生产社会化，单独的工业部门的数目就增加起来，纺纱业单独纺纱，织布业单独织布;这种生产单独化和生产集中使机器制造业、煤炭采掘业等等新部门相继出现。在每个现在已更加专业化的工业部门里，资本家的人数日益减少。这就是说，生产者之间的社会联系日益加强，生产者在结成一个整体。分散的小生产者各人兼干几种操作，所以不大依赖别人：例如一个手工业者自己种亚麻，自己纺麻和织布，几乎是不依赖别人的。正是在这种分散的小商品生产者的制度下(也只是在这种制度下)，“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

　　这句俗话，也就是说，市场波动的无政府状态，才是有根据的。当劳动已因资本主义而社会化，情形就完全不同了。织布厂老板依赖纺纱厂老板;后者又依赖种棉花的资本家，依赖机器制造厂老板，依赖煤矿老板等等。结果任何一个资本家离了别的资本家都不行。显然，“人人为自己”这句俗话完全不适用于这样一种制度：这里已经是一人为大家工作，大家为一人工作(上帝已没有立足之地，不管他是作为天空的幻影，还是作为人间的“金犊”)。制度的性质完全变了。在存在分散的小企业的制度下，其中某个企业停工了，只影响社会少数成员，并未造成普遍的混乱，因而不会引起大家的注意，不会激起社会的干涉。可是，如果一个属于非常专业化的工业部门，而且几乎是为全社会工作但又依赖全社会(为简单起见，我以社会化已达顶点时的情形为例)的大企业停工了，那么，社会其余一切企业都一定会停工，因为它们只能从这个企业取得必需的产品，只有有了这个企业的商品，才能实现自己的全部商品。这样，所有的生产就融合成一个社会生产过程，同时每种生产又由资本家各自经营，以他的意愿为转移，把社会产品归他私人所有。于是生产形式就同占有形式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这难道还不清楚吗?后者不能不适应前者，不能不也变成社会的即社会主义的，这难道

　　还不明显吗?而《祖国纪事》的机智的庸人却把一切归结为在一个场所内做工。真是胡说八道!(我所说的只是物质过程，只是生产关系的改变，没有涉及这一过程的社会方面，没有涉及工人的联合、团结和组织，因为这是派生的现象，第二位的现象。)

　　我们所以不得不向俄国“民主主义者”解释这种起码的常识，是因为他们全身浸透了小市民思想，除小市民制度外，根本不能想象其他的制度。

　　我们还是回过来谈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吧。他拿什么来反驳马克思在作出资本主义发展规律本身使社会主义制度必然到来的结论时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呢?他是不是证明了在实际上(在商品的社会经济组织条件下)社会劳动过程不是日益专业化，资本和企业不是日益集中，整个劳动过程不是日益社会化呢?没有，他没有举出任何一个理由来反驳这些事实。他是不是动摇了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具有一种不能与劳动社会化相容的无政府状态的论点呢?他丝毫没有谈到这一点。他是不是证明过一切资本家的劳动过程联合为一个社会劳动过程的现象能同私有制和平共居呢?是不是能想出除马克思指明的出路外，还可找到其他摆脱矛盾的出路呢?没有，他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这一点。

　　他究竟靠什么来进行批评呢?靠颠倒黑白、歪曲捏造，靠无非是要花招的滔滔不绝的空话。

　　批评家预先说了一大堆关于历史的三段一贯的步骤的废话，然后煞有介事地质问马克思：“以后又怎样呢?”也就是说，在他所描写的那个过程的最后阶段以后，历史将怎样前进呢?试问，对这种手法又能叫作别的什么呢?请注意，马克思一开始从事写作活动和革命活动，就十分明确地表示过他对社会学理论的要求：社会学理论应当确切地描写现实过程，如此而已(例如参看《共产党宣言》论共产党人的理论标准)。他在《资本论》里极严格地遵守了这个要求，即他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科学地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而当他证明了这个组织在我们眼前的实际发展具有什么样的趋势，这个组织必然会灭亡而转变为另一更高的组织时，他就结束了自己的分析。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避而不谈马克思学说的全部实质，却提出他的“以后又怎样呢?”这个极其愚蠢的问题，并故作高深地补充说：“我应当坦白地承认，我不完全懂得恩格斯的答复。”但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我们却应当坦白地承认，我们完全懂得这种“批评”的精神和手法!

　　或者再拿这样一段议论来说吧：“在中世纪，马克思所说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甚至在经济关系方面，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主要的因素。除它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东西，但马克思所解释的辩证方法〈莫非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歪曲的辩证方法吗?〉却不主张研究这些东西……所有这些公式显然不能表现出历史现实的全貌，甚至也不能表现出它的局部情况，而只能满足人们喜欢把任何事物都想象为有它的过去、现在、将来的那种爱好。”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甚至您的歪曲捏造的手法也单调得令人作呕!他在马克思的只求表述资本主义现实发展过程的公式里，先偷偷塞进用三段式证明任何东西的意图，然后断定马克思的公式不符合这个由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强加于它的计划(第三阶段恢复的只是第一阶段的一个方面，而把其余各方面略去了)，并随随便便地作出结论说：“这个公式显然不能表现出历史现实的全貌!”

　　同这样一个甚至不能(用恩格斯评杜林时所用的字眼)破例作出准确引证的人，难道可以进行严肃的论战吗?甚至不打算证明这个公式不对在哪里，就硬要大家相信这个公式“显然”不符合现实，难道这值得加以反驳吗?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去批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实际内容，却就过去、现在和将来三个范畴练习自己的机智。譬如说，恩格斯在反驳杜林先生的“永恒真理”时说，“今天向我们宣扬“三种道德，即基督教封建主义道德、资产阶级道德和无产阶级道德，可见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有自己的道德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就这一点说道：“我认为历史分期的一切三分法，正是以过去、现在和将来三个范畴为基础的。”多么深奥啊!可是，谁不知道，考察任何一个社会现象的发展过程，总会在这个现象中发现过去的遗迹、现在的基础和将来的萌芽呢?譬如说，难道恩格斯曾想断言道德史(其实他谈的只是“现在”)只限于上述三个阶段吗?难道曾想断言封建主义道德以前没有奴隶制道德，奴隶制道德以前没有原始共产主义公社的道德吗?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去认真批评恩格斯用唯物主义观点阐明现代各派道德思想的尝试，却拿最空洞的词藻来款待我们!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批评”一开始就声明他不知道在哪一部著作里叙述过唯物主义历史观，说到这种“批评”手法，提一下这位作者曾经知道这些著作之一并对它作过比较正确的评价，也许不无益处。1877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是这样评《资本论》的：“如果去掉《资本论》的笨重无用的黑格尔辩证法的盖子〈真是咄咄怪事!为什么在1877年“黑格尔辩证法”是“无用的”，而在1894年唯物主义却成了依靠“辩证过程的无可争辩性”呢?〉，那么，不管这部著作其他长处如何，我们也能看出这部著作很好地研究了解决形式和它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的关系这个总问题所必需的材料，并且为一定的领域很好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所谓“形式和它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的关系”，也就是社会生活诸方面的相互关系问题，思想

　　的社会关系是物质的社会关系的上层建筑的问题，唯物主义学说也就是对这个问题的一定的解冻。我们再往下看吧：

　　“老实说，全部《资本论》〈黑体是我用的〉研究的是一经产生的社会形式怎样日益发展，怎样加强自己的典型特征，怎样使各种发现、发明、生产方式的改进、新的市场和科学本身从属于自己，使之同化，怎样迫使这些东西为自己服务，最后，这个形式又怎样经受

　　不住物质条件的继续变化。”

　　真是变得叫人吃惊!在1877年，“全部《资本论》”是对一定社会形式的唯物主义的研究(难道唯物主义不正是以物质条件说明社会形式吗?)，而在1894年，却甚至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在哪部著作里去找这种唯物主义的叙述了!

　　在1877年，《资本论》是“研究”“这个形式〈即资本主义形式?可不是吗?〉怎样经受不住物质条件的继续变化”(请注意这点!);而在1894年却变成根本没有任何研究了，资本主义形式经受不住生产力的继续发展的信念“纯粹”维系在“黑格尔三段式的最末一

　　环上”了!在1877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写道：“对于这个社会形式和它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的关系的分析，将永远〈黑体是我用的〉是这位作者的逻辑力量和渊博学识的纪念碑”;而在1894年，他却宣称唯物主义学说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没有经过科学的检验和论证!

　　真是变得叫人吃惊!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发生了两件事情：第一，70年代的俄国农民社会主义，因为自由具有资产阶级性质而对自由“嗤之以鼻”，曾同那些竭力掩盖俄国生活中的对抗性的“高头大额的自由派”作过斗争，而且幻想过农民革命，但现在它已经完全变质了，产生了庸俗的小市民的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认为农民经济的进步潮流给人以“振奋人心的印象”，而忘记了这种潮流带来(和引起)的是农民大批地被剥夺;第二，在1877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以维护“热血志士”(即革命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不受自由派批评家的攻击为己任，而且是那样专心致志，竟没有发觉马克思的方法和他自己的方法互不相容。可是有人向他说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主观社会学之间的这个不可调和的矛盾，——恩格斯的文章和书就说明了这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

　　也说明了这点(在普列汉诺夫的著作里往往可以看到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非常中肯的批评)，——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却不去认真地重新考虑问题，反而索性放肆起来。他现在不是欢迎马克思(像他在1872年和1877年所表现的那样)，而是躲在居心叵测的赞词后面向他乱吠，并且大叫大嚷地反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不愿以“保护经济上的最弱者”为满足，不愿以货栈、农村改良、手工业博览馆和手工业劳动组合等等善良的小市民的进步办法为满足，而仍然想作“热血志士”，主张社会革命，要训练、领导并组织真正革命的社会分子。

　　讲了这一小段追述往事的插话以后，看来可以把分析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马克思理论的“批评”的工作结束了。我们试把批评家的“理由”归纳起来作一总结。

　　他想要摧毁的学说，第一是依据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第二是依据辩证方法的。

　　关于第一点，批评家首先说他不知道在哪部著作中叙述过唯物主义。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找到这种叙述，于是自己捏造一套什么是唯物主义。为了使人觉得这个唯物主义有过分的企求，他捏造说唯物主义者企求说明人类的全部过去、现在和将来;可是后来，批评家查阅了马克思主义者原来的声明，发现他们自己认为只是说明了一个社会形态，于是批评家就断定唯物主义者缩小了唯物主义的适用范围，说这样他们就自己打了自己的耳光。为了向人说明制定这个唯物主义的方法，他便捏造说唯物主义者自己都承认他们的知识不足以制定科学社会主义，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承认(在1845—1846年)对经济史的知识不够，虽然他们从未刊印这部证明他们知识不够的著作。演了这样一些前奏之后，批评家就以如下的批评款待我们：《资本论》被推翻了，因为它只涉及一个时期，而批评家是需要各个时期的;因为《资本论》并不确立经济唯物主义，不过是涉及经济唯物主义。这些论据大概很有份量并且很重要，所以只得承认唯物主义从未被科学地论证过。接着又用这样一件事实来反驳唯物主义，说有一个与这个学说完全无关的人，完全在另外一个国家研究了史前时期，也得出了唯物主义的结论。其次，为了表明把子女生产扯到唯物主义上面去是完全不正确的，表

　　明这不过是玩弄字眼，于是批评家就来证明经济关系是两性关系和家庭关系的上层建筑。这位严肃的批评家在这里为了教训唯物主义者所作的指点，使我们获得了一个深刻的真理：遗产制度非有子女生产不行，复杂的心理是同这子女生产的产品“结合着”的，子女是以父辈的精神来教育的。顺便我们也知道了民族联系就是氏族联系的延续和普遍化。批评家在继续他的关于唯物主义的理论钻研时，察觉到马克思主义者许多论据的内容都是说在资产阶级

　　制度下群众遭受压迫和剥削是“必然”的，这个制度“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制度，于是他连忙冒称：必然性是个太一般的括弧(如果不说清楚人们究竟认为什么是必然的)，因此，马克思主义者是神秘主义者和形而上学者。批评家还说，马克思同唯心主义者的论战是“单方面的”，可是只字不提这些唯心主义者的观点是怎样对待主观方法的，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是怎样对待这些唯心主义者的观点的。

　　至于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个基石——辩证方法，那只须这位大胆的批评家一推，就把它推翻了。而且这一下是推得很准的：批评家大卖气力来驳斥似乎用三段式可以证明什么东西的见解，可是闭口不谈辩证方法决不是三段式，不谈它恰恰是社会学中的唯心主义方法和主观主义方法的否定。另一下是专推马克思的：批评家在奋勇的杜林先生的帮助下，把一个不可思议的胡说偷偷加在马克思头上，似乎马克思在用三段式证明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然后批评家就得意洋洋地来攻击这个胡说。

　　这就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的辉煌“胜利”的史诗!观察这些胜利，岂不是“大有教益”(布勒宁)吗?

　　这里还不能不涉及一点，这虽然与对马克思学说的批评没有直接关系，但对弄清楚批评家的理想和他对现实的理解，却是极为重要的。这就是他对西欧工人运动的态度。

　　上面已经引过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说法，他说唯物主义在“科学”上(也许是在德国“人民之友”的科学上吧?)站不住脚，可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又说，这个唯物主义“在工人阶级中间确实传播得很快”。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究竟怎样解释这个事实呢?他说：“至于经济唯物主义在所谓横的方面获得成就，即它以未经批判地检验过的形式广为传播，那么，这种成就并不是侧重于科学方面，而是侧重于未来的远景所确定的日常生活实践方面。”未来的远景所“确定”的实践这一拙劣词句的意思，不外是说唯物主义所以得到传播，不是因为它正确地说明了现实，而是因为它离开这个现实，转到远景方面去了。接着又说：“这种远景对领会它的德国工人阶级所要求的，对热情关心德国工人阶级命运的人们所要求的，既不是知识，也不是批判的思考。它要求的只是信仰。”换句话说，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所以能广为传播，是因为这个学说答应给工人们一个美好的未来!可是，只要稍微知道一点社会主义和西欧工人运动的历史，就可看出这种解释是极端荒谬和虚伪的。谁都知道，科学社会主义其实从未描绘过任何未来的远景，它仅限于分析现代资产阶级制度，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组织的发展趋势，如此而已。马克思早在1843年就写道：“我们并不向世界说：‘停止斗争

　　吧，你的全部斗争都是无谓之举’，而是给它一个真正的斗争口号。我们只向世界指明它究竟为什么而斗争;而意识则是世界应该具备的东西，不管世界愿意与否”，并且马克思严格地执行了这个纲领。谁都知道，例如《资本论》这部叙述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的和基本的著作，对于未来只是提出一些最一般的暗示，它考察的只是未来的制度所由以长成的那些现有的因素。谁都知道，在未来的远景方面，从前的社会主义者所写的东西多得多，他们极详细地描绘了未来的社会，想以这种制度的美景吸引人类，说那时人们不需要有斗争，那时人们的社会关系不是建立在剥削上，而是建立在合乎人的本性条件的真正进步原则上。尽管有一大批叙述过这种思想的极有才华的人物和坚定不移的社会主义者，然而，只要大机器工业还未把工人无产阶级群众卷入政治生活的漩涡，只要工人无产阶级斗争的真正口号还未发现，他们的理论始终是脱离生活的，他们的纲领始终是脱离人民的政治运动的。发现这个口号的是马克思，是很久以前(1872年)曾被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评为“不是空想主义者，而是严肃的有时甚至是枯燥的学者”的马克思。马克思发现这个口号，根本不是靠指出什么远景，而是靠科学地分析现代资产阶级制度，说明在这个制度下剥削的必然性，探讨这个制度的发

　　展规律。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当然可以对《俄国财富》的读者武断说，领会这种分析既不需要知识，也不需要思考，可是，我们已经看出他本人对这种分析所探明的起码真理一窍不通(我们将会看到，他那位经济学家同事更是如此)，所以他的这种说法自然只能使人付之一笑。不容置辩的事实是：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在什么地方和什么程度上发展起来，工人运动也就在什么地方和什么程度上展开和发展起来;社会主义学说正是在它抛弃了关于合乎人的本性

　　的社会条件的议论，而着手唯物主义地分析现代社会关系并说明现在剥削制度的必然性的时候取得成就的。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企图回避唯物主义在工人中间取得成就的真正原因，其手法是对这个学说如何对待“远景”作了与事实真相根本不符的介绍，现在他又开始用最庸俗的小市民的方式来嘲弄西欧工人运动的思想和策略。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实在举不出一个理由来反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因劳动社会化而必然转变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论据，可是他却非常放肆地讥讽说，“无产者大军”正在准备剥夺资本家，“随后任何阶级斗争都会停止，天下就会太平，人间就会幸福”。他，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知道一条比这简单得多和正确得多的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只要“人民之友”更详细地指出“明白的和确定不移的”实现“合乎心愿的经济演进”的道路，那时这些人民之友就一定会“被召去”解决“实际经济问题”(见《俄国财富》第11期尤沙柯夫先生《俄国经济发展问题》一文)，可是暂时……暂时工人还应当等待一下，应当指望人民之友，不要抱着“没有根据的自信心”来独立进行反对剥削者的斗争。我们这位作者想彻底摧毁这种“没有根据的自信心”，就声色俱厉地痛斥“这个几乎可以容纳在袖珍词典里的科学”。的确，这还了得：科学居然是只值几文钱的可以放在口袋里的社会民主主义小册子!!有些人只是因为科学教导被剥削者独立进行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教导他们拒绝任何掩盖阶级对抗并想独揽一切的“人民之友”，才重视科学，因而才用庸人们觉得有失体面的廉价出版物叙述这个科学。请看，这些人盲目自信到了何等地步!如果工人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人民之友”，那就会是另一回事了，那时，“人民之友”就会拿出真正的、大部头的、学院式的和庸人的科学给他们看，就会把合乎人的本性的社会组织详细地介绍给他们，只要……工人们同意等待，不抱着这种没有根据的自信心自己起来斗争就行了!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批评”的第二部分，已经不是反对马克思的理论，而是专门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谈这一部分以前，我们必须稍微离开一下本题。原来，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正如他在批评马克思时不但没有打算确切地叙述马克思的理论，反而完全歪曲了这个理论一样，他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思想也是肆无忌惮地加以歪曲。必须恢复真相。要做到这一点，最方便的办法是把俄国从前的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同社会民主党人的思想对照一下。讲到前一种思想时，我且借用一下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1892年《俄国思想》第6期上发表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里也谈到马克思主义(并且——说来会使他惭愧——是以庄重口气谈到的，没有涉及那些只有按布勒宁方式才能在受检查的刊物上谈论的问题，也没有污蔑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是同马克思主义对立地——如果不是对立地，至少也是同它平行地——叙述了自己的观点。我当然丝毫不想侮辱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就是说，不想把他算作社会主义者，也丝毫不想侮辱俄国社会主义者，把他们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同等看待：我只是认为他们和他的论证程序实质上是一样的，差别只在于信念的坚定、率直和一贯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叙述《祖国纪事》的思想时写道：“我们向来把土地属于耕作者和劳动工具属于生产者作为道德的政治的理想。”出发点看来是极其善意的，充满了极其善良的愿望……　“我国还存在着的中世纪劳动形式已大大动摇了，但我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来完全取消这些形式，以迎合任何一种学说，不管是自由派的还是非自由派的。”

　　真是奇怪的议论!要知道，无论什么“劳动形式”，只在它被别的什么形式代替时才会动摇;而我们的这位作者甚至没有(而且他的同道中也没有一个人)打算去分析和说明这些新形式，以及弄清旧形式被这些新形式排挤的原因。更奇怪的是这段议论的第二部分：“我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来取消这些形式，以迎合一种学说。”“我们”(即社会主义者，——请看上述附带说明)拥有什么手段来“取消”劳动形式，即改造社会各成员之间的生产关系呢?难道根据一种学说来改造这些关系的想法不是荒谬的吗?我们再听下去：“我们的任务并不是一定要从本民族内部培育出一种‘独特的’文明，但也不是要把西方文明连同一切腐蚀它的矛盾整个儿搬到我们这里来：必须尽可能从各处采纳长处，至于长处是自己的或别人的，那已不是原则问题，而是实际上方便不方便的问题。看来，这是这样简单明了，简直没有什么可说的。”的确，这是多么简单呵!从各处“采纳”长处，于是万事大吉!从中世纪形式中“采纳”生产资料归劳动者所有，而从新形式(即资本主义形式)中“采纳”自由、平等、教育和文化。所以没有什么可说的!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在这里了如指掌：社会学从空想——土地属于劳动者所有——开始，并指出实现合乎心愿的事情的条件：从四面八方“采纳”长处。这位哲学家纯粹形而上学地把社会关系看作是这些或那些制度的简单的机械的组合，看作是这些或那些现象的简单的机械的联结。他从这些现象中抽出一种现象，即中世纪形式中土地属于耕作者的现象，以为可以把它移植到任何别的形式中去，就像一所房子上的砖可以砌到另一所房子上一样。但这不是在研究社会关系，而是糟蹋应该研究的材料，因为在现实中这种土地属于耕作者的现象，并非像你所设想的那样单独和独立地存在着，这不过是当时生产关系中的一个环节，这种生产关系就是：土地为大土地占有者即地主所瓜分;地主把这种土地分给农民，以便剥削他们，于是土地好像是实物工资，它为农民提供必需品，使农民能够为地主生产剩余产品;它是一种使农民为地主服劳役的手段。为什么作者没有考察这种生产关系体系，而只抽出一种现象，因而使这种现象完全被歪曲了呢?这是因为作者不善于考察社会问题：他(再说一遍，我把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议论只是当作例子，来批评整个俄国社会主义)根本没有打算说明当时的“劳动形式”，把这些形式看作一定的生产关系体系，看作一定的社会形态。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他根本不懂得辩证方法，而辩证方法要我们把社会看作活动着和发展着的活的机体。

　　他根本没有想到旧劳动形式被新劳动形式排挤的原因问题，于是在谈论这些新形式时便重复着完全同样的错误。在他看来，只要指出这些形式“动摇着”土地属于耕作者的制度(总的说来，就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并斥责这多么不符合理想就够了。他的议论又是十分荒谬的：他抽出一种现象(土地被剥夺)，却没有把它当作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另一种生产关系体系的组成部分，而商品经济则必然引起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竞争，造成不平等，使一部分人破产和另一部分人发财。他指出了多数人破产的现象，却忽略了少数人发财的现象，从而使自己既不能了解前者，也不能了解后者。

　　他把这种手法居然还叫作“寻求有血有肉的生活问题的答案”(1894年《俄国财富》第1期)，实则恰恰相反，他不能也不愿说明现实和正视现实，于是可耻地避开有产者反对无产者这样的生活问题，而躲入天真的空想领域中去;他把这叫作“寻求理想地处理迫切复杂的现实生活问题的答案”(《俄国财富》第1期)，实则他根本没有打算去分析和说明这一真正的现实。

　　他没有这样做，而是从各个不同的社会形态中毫无意思地抽出个别要素，从中世纪社会形态中抽出这个，从“新”社会形态中抽出那个，如此等等，然后用这些东西给我们臆造了一个乌托邦。显然，建立在这上面的理论，不能不与现实的社会演进相脱离，原因很简单：我们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得不在其中生活和活动的，并不是由这儿那儿采纳来的要素构成的社会关系，而是决定农民和富农(善于经营的农夫)、手工业者和包买主、工人和厂主之间关系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是我们的空想主义者所完全不了解的。他们想按自己的理想来改造这些他们所不了解的社会关系的企图和努力不能不遭到失败。

　　在“诞生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社会主义问题在俄国的情形，概括说来就是如此。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正是从批评以前的社会主义者的主观方法开始的;他们不以指出和斥责剥削现象为满足，他们力求说明这种现象。他们看见俄国改革后的全部历史是多数人破产和少数人发财的历史，目睹小生产者的大量遭受剥夺与普遍的技术进步同时存在，发现商品经济在什么地方和什么程度上发展并巩固起来，这

　　两个绝对相反的潮流就在什么地方和什么程度上产生和加强起来，所以他们不能不得出结论说，他们所遇见的是必然使大众遭受剥夺和压迫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组织。这一信念直接决定了他们的实践纲领。这个纲领归结起来就是加入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加入无产者阶级反对有产者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是俄国从最偏僻的乡村到最新式完善的工厂的经济现实的主要内容。怎样加入呢?答案又是由现实本身提示给他们的。资本主义已使主要工业部门达到大机器工业的阶段;它从而使生产社会化了，造成了新制度的物质条件，同时造成了新的社会力量——工厂工人阶级，即城市无产阶级。虽然这个阶级遭受的资产阶级剥削，按经济实质来说，和俄国全体劳动群众遭受的剥削是同样的，但是这个阶级在谋求自身解放这个方面却具有特别有利的条件：它同完全建立在剥削上面的旧社会已经没有丝毫联系;它的劳动条件和生活环境本身就把它组织起来，迫使它开动脑筋，使它有

　　可能走上政治斗争的舞台。社会民主党人自然是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和一切希望寄托在这个阶级身上，把自己的纲领归结为发展这个阶级的阶级自觉，把自己的全部活动都用来帮助这个阶级起来进行反对现代制度的直接政治斗争，并吸引俄国全体无产阶级投入这个斗争。

　　现在我们来看看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是怎样攻击社会民主党人的。他用什么来反对他们的理论观点，反对他们的社会主义政治活动?

　　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观点被批评家说成下面的样子：

　　似乎马克思主义者说过，“真理在于：按照历史必然性的内在规律，俄国一定会使具有一切内部矛盾和大资本吞并小资本的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起来，而脱离土地的农夫一定会变成无产者，一定会联合起来，一定会社会化，于是万事大吉，幸运的人类就可坐享其成了”。

　　请看，马克思主义者对现实的理解同“人民之友”毫无区别，只是对未来的想法有所不同：他们大概完全不注重现在，而只注重“远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意思就是这样，这是毫无疑义的，因为他说，马克思主义者“完全相信，他们对未来的预见没有一点空想成分，一切都是按照严格科学的训条衡量过的”;最后说得更加明白：马克思主义者“信仰并信奉抽象历史公式的不可变易性”。

　　总之，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最陈腐最庸俗的责难，这种责难是所有那些丝毫不能从实质上反驳马克思主义者观点的人早已用过了的。“马克思主义者信奉抽象历史公式的不可变易性”!!

　　这完全是撒谎和捏造!

　　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什么地方论证过：俄国“应当有”资本主义，“因为”西欧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等等。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必须普遍遵守的历史哲学公式，是一种超出了对某种社会经济形态的说明的东西。只有主观哲学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才会这样不了解马克思，竟然认为马克思准有某种一般哲学的理论;因此他从马克思那里得到了一个十分明确的解答：他是找错人了。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根

　　据理论符合一定的即俄国的社会经济关系的现实和历史这一点，而是根据别的什么来论证自己的社会民主主义观点的，而且他们也不能根据别的什么来论证自己的这种观点，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自己就十分明确地说过对理论的这种要求，并且以此作为全部学说的基础。

　　当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可以任意反驳这些话，说他“亲耳”听到的恰恰是信奉抽象的历史公式。可是，就算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真从他的交谈者口里听到各种荒谬的胡说，那与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或其他任何人又有什么相干呢?这除了证明他很幸运地挑中了自己的交谈者，还能证明什么呢?当然，很可能这位机智哲学家的这些机智交谈者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等等，可是，谁不知道现在(这早已被人看出)任何一个坏蛋都喜欢穿上“红”衣服呢?如果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如此明达，竟不能把这种“乔装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辨别清楚，或者说，如果他如此深知马克思，竟没有看出马克思十分着重提出的这个衡量他的全部学说的标准(把“我们眼前发生的现象”表述出来)，那不过又证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并不聪明而已。

　　不管怎样，他既然在报刊上开始同社会民主党人论战，他就应当针对这样一批社会主义者，他们早已用这个名称，而且只有他们用这个名称，所以决不能把别人同他们混淆起来，而且他们有自己的著作界代表——普列汉诺夫和他的小组30。如果他这样做了，——显然，任何一个稍微正派的人都应当这样做，——并且读过第一本社会民主主义著作，即普列汉诺夫的《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那么，他在头几页上就会看到作者以小组全体成员名义所写

　　的那个毫不含糊的声明：

　　“我们决不想用一个伟大名字的威望〈即马克思的威望〉来庇护自己的纲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您懂俄文吗?您懂得信奉抽象公式和判断俄国的事情上不靠马克思的任何威望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吗?

　　您把有幸偶尔从您的交谈者那里听来的断语，当作马克思主义者的断语，而把社会民主党的一位卓越成员以整个团体名义在刊物上发表的声明置之不理，您懂不懂您这样做是不老实呢?

　　往下还有更加明确的声明：

　　普列汉诺夫说：“我再说一遍，在最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在估计当代俄国现实的问题上可能发生意见分歧”;我们的学说是“运用这个科学理论来分析极其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的初次尝试”。

　　后来，这说得再明白不过了：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的理论中，无疑地只是借用了宝贵的方法，没有这种方法，就不能阐明社会关系，所以他们在评判自己对社会关系的估计时，完全不是以抽象公式之类的胡说为标准，而是以这种估计是否正确和是否同现实相符合为标准的。

　　或许，你们以为作者在作这样的声明时，实际上所说的是另外一回事吧?但这是不对的。他当时要回答的问题是：“俄国是不是应当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可见这个问题完全不是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而是按我国各种哲学家的主观方法提出的，这些哲学家或者是把长官的政策，或者是把“社会人士”的活动，或者是把“适合人的本性的”社会理想一类的胡说，当作这种应当不应当的标准。现在要问，如果是一个信奉抽象公式的人，那会怎样回答这类

　　问题呢?他大概会谈辩证过程的无可争辩性，马克思理论的一般哲学意义，每个国家经过某某阶段的不可避免性，如此等等。

　　而普列汉诺夫是怎样回答的呢?

　　他是像马克思主义者只能回答的那样回答的：

　　他把应当不应当这个无聊的、只能使主观主义者发生兴趣的问题完全撇在一边，始终只谈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只谈这些关系的现实演进。因此，他没有直接回答这个提得不正确的问题，而是回答说：“俄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却装作行家的祥子，大谈什么信奉抽象的历史公式、必然性的内在规律等等荒诞无稽的鬼话!而且把这叫作“对社会民主党人的论战”!!

　　我真不懂，如果他是论战家，那谁又是空吠者呢?!

　　谈到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上述那段言论时，还不能不指出：他把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叙述成这样，似乎他们认为“俄国一定会使它自己的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起来”。显然，在这位哲学家看来，俄国还没有“它自己的”资本主义生产。这位作者想必赞成俄国资本主义只包括150万工人的看法，——我们在下面还会碰到我国“人民之友”的这种幼稚思想，他们把其余一切剥削自由劳动的现象不知归到哪里去了。“俄国一定会使具有一切内部矛盾的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起来，而脱离土地的农夫一定会变成无产者。”真是越说越糟!这样说来，岂不是俄国就没有“内部矛盾”了吗?直截了当地说，也就是没有一小撮资本家对人民大众的剥削了吗?没有大多数居民破产和一小撮人发财了吗?农夫还只是将要脱离土地吗?试问，俄国

　　改革后的全部历史是什么呢?不正是农民大量遭到剥夺，其强度是世所未见的吗?该有多大的勇气才能当众说出这种话来。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却有这种勇气说：“马克思谈的是现成的无产阶级和现成的资本主义，而我们还需要创造无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俄国还需要创造无产阶级?!在俄国，只有在俄国，才能看到群众穷得走投无路，劳动者横遭剥削，它的贫民生活状况往往被拿来同英国相比(而且比得合情合理);千百万人民忍饥挨饿是经常的现象，而粮食输出却在日益增加。在这样的俄国，竟没有无产阶级!!

　　我认为，为了这些经典式的词句，应当给健在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建立一座纪念碑!

　　不过我们在下面还会看到，“人民之友”惯用的策略，就是假装看不见俄国劳动者痛苦不堪的状况，硬说这种状况仅仅有点“不大稳定”，只要“文化界”和政府作些努力，就可以把一切引上正道。这些骑士们以为只要他们闭眼不看劳动群众状况所以不好，并不是

　　因为这个状况“不大稳定”，而是因为劳动群众遭受一小撮剥削者的最无耻的掠夺，只要他们像鸵鸟一样把脑袋藏起来，不看这些剥削者，那么，这些剥削者就会消失。社会民主党人告诉他们，这是不敢正视现实的可耻的怯懦心理。社会民主党人把这一剥削事实作为出发点，并说这一事实只能用俄国社会的资产阶级组织把人民大众分裂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来解释，只能用俄罗斯国家这个无非是资产阶级统治机关的阶级性质来解释，因此，唯一出路就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当社会民主党人对他们这样说的时候，这些“人民之友”就大哭大叫起来，说社会民主党人想使人民丧失土地!!想破坏我国人民经济组织!!

　　我们现在来谈谈这至少是不体面的全部“论战”中最令人愤慨的地方，就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活动的“批评”(?)。谁都懂得，社会主义者和鼓动家在工人中间的活动不能在我国的合法报刊上开诚布公地讨论，受检查的正派报刊在这方面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保持应有的缄默”。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忘记了这个起码的规矩，恬不知耻地利用他对读者说话的垄断权来诬蔑社会主义者。

　　不过，就是不利用合法报刊，也会有办法来对付这个放肆无礼的批评家的!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故作天真地说道：“据我所知，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分为三类：旁观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是过程的旁观者)、消极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只“减轻分娩的痛苦”。他们“对种地的人不感兴趣，而把注意力和希望放在那些已经失去生产资料的人的身上”)和积极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公然主张使农村进一步破产)。”

　　这是什么话?!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是以这样一种对现实的看法为出发点的社会主义者，即他们认为现实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摆脱这个社会的唯一出路就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这难道批评家先生不知道吗?他究竟用什么办法，根据什么理由，把他们同那种荒唐的庸俗见解混为一谈呢?他有什么权利(当然是道义上的权利)把马克思主义者这个名词用于那些显然不接受马克思主义最起码的基本原理的人，用于那些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以一个单独团体的名义发表过意见、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提出过任何一种单独纲领的人呢?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给自己留下了很多后路，来为这种恶劣手法作辩护。

　　他用上流社会纨袴子弟的轻浮态度讥讽说：“也许这不是一些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却自认为是并宣布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宣布的呢?在彼得堡的自由派和激进派的沙龙里吗?在私人的书信里吗?就算是这样吧。那就请您在自己的沙龙里，在自己的通信中去同他们交谈吧!可是要知道您是在报刊上公开地反对那些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没有公开(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发表过意见的人的。而且您明知道只有一个社会主义革命者团体用这个名称，不能把别的什么人同这个团体混为一谈，您却敢宣称您是在同社会民主党人论战!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像一个被揭发了的学生那样躲躲闪闪，拼命向读者证明说：这与我毫不相干，我是“亲耳听到，亲眼看到”的。真是妙极了!我们乐于相信在您眼里除庸人和坏蛋外，没有别的人，但这与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有什么相干呢?“在现时”，在不仅社会主义的活动，而且任何稍许独立的和正直的社会活动都要招来政治迫害的时候，有一个在这一或那一旗帜(民意主义、马克思主义、或者甚至是立宪主义的旗帜)下真正工作的人，就会有几十个假借这种名义来掩饰其自由派怯懦心理的清淡家，也许还会有几个简直是专谋私利的卑鄙家伙，这谁不知道呢?只有最卑鄙龌龊的家伙，才会把各种肮脏分子玷污了(而且是不声不响地)其中某一派的旗帜这一事实拿来归罪于这一派，这难道还不明白吗?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全部叙述从头到尾都是曲解、歪曲和捏造。我们在上面已经看见，社会民主党人作为出发点的那些“真理”，被他完全歪曲了，被他说成另外一个样子，其实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任

　　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没有那样叙述过，而且也不可能那样叙述。如果他叙述了社会民主党人对俄国现实的真正见解，他就不能不知道：能与这种见解“相适应的”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促进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的发展，组织并团结无产阶级进行反对现代制度的政治斗争。可是他还留了一手。他装着受了委屈的样子，伪善地指天誓日，并油滑地说：“我很乐意听到这点，但我不懂你们抗议的是什么。”(他在《俄国财富》第2期上就是这样说的)“你们仔细读读我对消极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评论，就会知道我是说：从伦理观点看来，没有什么可反驳的。”

　　这当然不过是再次搬出从前那些可怜的遁词而已。

　　请你们说说，你们会把这样一个人的行为叫作什么：他说他在批评社会革命民粹派(另外一种民粹派还未出现，——我是拿这样一个时期来说的)，同时却说出下面一类的话：

　　“据我所知，民粹主义者分三类：第一是彻底的民粹主义者，他们完全接受农夫的思想，完全按照农夫的愿望把笞刑和打老婆的风气普遍化，总之是奉行皮鞭刑棍政府的万恶政策，这种政策也曾叫作人民政策;其次是胆怯的民粹主义者，他们并不关心农夫的意见，只是企图通过结社之类的方法，把不合俄国国情的革命运动搬到俄国来，——可是，假如不是道路很滑，容易使胆怯的民粹主义者滚向彻底的民粹主义者或勇敢的民粹主义者的话，从伦理观点

　　看来，是没有什么可反驳的;最后是勇敢的民粹主义者，他们在充分地实现善于经营的农夫的人民理想，因而去耕田种地，以便过十足的富农生活。”一切正派的人当然会把这叫作卑鄙庸俗的嘲弄。假如说这种话的人不能在同一报刊上受到民粹主义者的驳斥，假如这些民粹主义者的思想至今只是秘密地叙述过，因此，许多人对于这种思想都没有一个确切的了解并容易相信关于民粹主义者的任何一种说法，那么，大家都会同意这种人是……

　　不过，也许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自己还没有完全忘记这里应当安上一个什么字眼。

　　然而，已经够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诸如此类的诽谤还有很多，可是，我不知道还有哪种工作会比在这污泥浊水中折腾，把散在各处的暗示收集起来加以比较，从中找出哪怕是一条稍微像样的反驳意见，更加讨厌，更加徒劳，更加吃力的了。

　　够了!

　　1894年4月

　　第　三　编(节选)

　　…………

　　当时，在60年代，农奴主的势力已经衰退，他们遭到了虽然不是最后的但终究是决定性的失败，不得不从舞台上销声匿迹了。反之，自由派抬起了头。进步、科学、善良、反对虚伪、人民利益、人民良心、人民力量等等自由主义词句风靡一时，现在，在这特别灰心失望的时刻，我国激进主义的无病呻吟家在他们的沙龙里，我国自由主义的清谈家在他们的纪念宴会上和他们的报章杂志上所呕吐出来的也是这些词句。自由主义者原来很有势力，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改造了“新秩序”，——当然还不是完全改造，但终究是在相当程度上改造了“新秩序”。虽然当时俄罗斯也还没有“公开的阶级斗争的亮光”，但终究比现在亮一些，所以连那些不知阶级斗争为何物、宁愿梦想美好的未来而不愿说明丑恶的现在的劳动阶级思想家，也不能不看到自由主义的后面隐藏着富豪，不能不看到这种新秩序就是资产阶级的秩序。农奴主被逐出舞台，他们没有转移大家对当前更紧迫的问题的注意，没有妨碍大家按新秩序的纯粹(比较起来说)形态来观察新秩序，所以大家才有可能考察这一点。我国当时的民主主义者虽然善于指摘富豪的自由主义，可是不善于了解它和科学地说明它，不善于了解它在我国社会经济的资本主义组织下的必然性，不善于了解这个新的生活方式比旧的农奴制的生活方式进步，不善于了解这个生活方式所产生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他们只是“唾弃”这种“自由”和“人道”的秩序，认为资产阶级性是一种偶然现象，期望“人民制度”中间还会出现另一种社会关系。

　　历史果然向他们昭示了另一种社会关系。没有完全被改革(被农奴主的利益弄得残缺不全的改革)打垮的农奴主已经(暂时)复活起来，清楚地表明了资产阶级关系以外的另一种社会关系是什么东西，并且用一种肆无忌惮、毫无理性和残暴至极的反动行为表明了这种关系，以致我国民主主义者胆怯了，屈膝了，不仅不向前进，把他们那种只善于感觉而不善于了解资产阶级性的幼稚的民主主义改造为社会民主主义，反而倒退到自由派那里去，现在他们竟自夸起来，说“所有严肃正派的报刊”都赞同他们的诉苦声……即我想说的他们的理论和纲领。看来教训是非常发人深思的：旧时社会主义者关于人民生活的特殊方式、人民的社会主义本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偶然性等幻想，已经暴露得十分明显了;看来现在已经可以正视现实并公开承认：俄国除开资产阶级的和过时的农奴制的社会经济关系以外，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任何其他的社会经济关系，因此，除了经过工人运动，是不能有别的道路通向社会主义的。可是，这些民主主义者什么也没有学会，于是小市民社会主义的幼稚幻想就让位于小市民进步办法的实际清醒主张了。

　　现在，这些冒充劳动者利益代表的小市民思想家的理论简直是反动的了。他们抹杀现代俄国社会经济关系的对抗，硬说可以用一般的、照顾到一切人的“振兴”、“改良”等等措施来办妥一切，硬说可以调解和统一。他们所以是反动的，因为他们把我们的国家描绘成一种凌驾于各阶级之上从而适宜于并且能够给被剥削群众以某种重大真诚帮助的东西。

　　最后，他们所以是反动的，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劳动者为了本身的解放必须自己进行斗争，必须进行殊死的斗争。例如，在“人民之友”看来，仿佛他们能独自把一切安排妥贴。工人可以放心。你看，甚至有一个技师也到《俄国财富》编辑部来了，他们几乎完全拟好了一个“把资本主义推行到人民生活中去”的“计划”。社会主义者应该坚决彻底地同一切小市民的思想和理论决裂，——这就是应该从这次进攻中得出来的主要的有益的教训。

　　请注意，我是说同小市民思想决裂，而不是同“人民之友”及其思想决裂，因为同从未有过联系的东西是说不上决裂的。“人民之友”只是这类小市民社会主义思想流派中的一个流派的代表。我所以在这里作出必须同整个小市民社会主义思想、同整个旧时俄国农民社会主义思想决裂的结论，这是因为被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吓坏了的旧思想代表人物对马克思主义者展开的这次进攻，推动他们特别充分而突出地把小市民思想描绘了出来。我们把这种思想同现代社会主义、同有关俄国现实的现代资料加以对照，就非常清楚地看到，这种思想已经衰竭到什么程度，它已经丧失了任何完整的理论基础，堕落成了可怜的折中主义，堕落成了最平庸的文化派机会主义的纲领。有人会说，这不能怪整个旧社会主义思想，而只能怪这些从未被任何人算作社会主义者的先生们;但我觉得这种异议是毫无根据的。我到处竭力指明旧理论的这种堕落的必然性，到处竭力少用一些篇幅来专门批判这些先生，而尽量多用一些篇

　　幅去批判俄国旧社会主义的一般基本原理。如果社会主义者认为我把这些原理叙述得不正确，或不确切，不透彻，那我只好恭请诸位先生，请你们自己把这些原理叙述出来，把这些原理好好地说透彻吧!

　　老实说，再没有人比社会民主党人更乐于有机会同社会主义者进行论战了。

　　难道你们以为，我们乐意回答这些先生们的“论战”吗?难道你们以为不是他们公开、坚决而激烈地挑战，我们会来干这种事情吗?

　　难道你们以为我们不尽力克制自己就能阅读、反复阅读和仔细阅读这种用官场自由主义词藻和小市民说教拼凑而成的令人作呕的东西吗?

　　要知道，现在只有这班先生在论证和叙述这种思想，那总不能怪我们吧。同时还请注意，我是说必须同小市民的社会主义思想决裂。我们分析过的这种小资产阶级理论无条件是反动的，因为它是作为社会主义理论而出现的。

　　其实这里丝毫没有社会主义气味，就是说，所有这些理论根本没有说明劳动者受剥削的原因，因而绝对不能有助于劳动者的解放，其实所有这些理论都是反映和拥护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如果我们懂得这一点，那我们就一定会用另一种态度对待它们，就一定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工人阶级应该怎样对待小资产阶级及其纲领呢?不注意到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这种两重性在我们俄国表现得特别厉害，因为这里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发展程度较低)，就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它是进步的，因为它提出一般民主主义的要求，就是说，它反对中世纪时代和农奴制度的一切残余;它是反动的，因为它极力保存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地位，力图阻止和扭转国家朝着资本主义方向的发展。例如，所谓禁止转让份地一类的反动要求，也和其他许多监护农民的办法一样，通常都是用保护劳动者的漂亮借口作掩护的;而事实上这些要求显然只能使劳动者的状况恶化，同时阻挠他们的解放斗争。必须把小资产阶级纲领的这两个方面严格区别开，所以在否定这些理论具有任何社会主义性质时，在反对它们的反动方面时，不应当忘记这些理论的民主主义部分。现在我用实例说明，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对小市民理论的完全否定，不仅不排斥它们纲领中的民主主义，反而要求更加坚持民主主义。前面已经指出小市民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在他们的理论中总是利用的三个基本论点：缺少土地，税款过重，受行政机关压迫。

　　要求铲除这些祸害，根本不是什么社会主义，因为这些祸害丝毫不能说明剥夺和剥削，铲除这些祸害丝毫不会触动资本对劳动的压迫。可是铲除这些祸害，就会清除加重这种压迫的中世纪破烂，使工人易于直接同资本进行斗争，因此，这种举动，作为民主主义的要求，定会得到工人最坚决的支持。一般说来，税款和赋税是只有小资产者才能特别重视的问题，但在我们这里，农民税款在许多方面不过是农奴制的残余：例如，应当立即无条件地废除的赎金就是如此;那些只落到农民和小市民身上而与“贵人”无关的赋税就是如此。社会民主党人始终会支持这种要求：铲除这些造成经济政治停滞的中世纪关系的残余。缺少土地的问题也是如此。我已在前面详细地证明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叫喊的资产阶级性质。例如，农民改革用割地的办法直接替地主抢劫了农民，直接(夺去农民土地)和间接(巧妙地隔开份地)地为这一巨大反动势力效了劳，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所以社会民主党人将最坚决地要求把夺

　　自农民手中的土地立即归还农民，把地主的地产(这个农奴制度和农奴制传统的支柱)剥夺于净。后一种要求与土地国有化相吻合，其中并不含有任何社会主义的东西，因为已在我国形成的农场主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只会更迅速更蓬勃地发展起来，但这一要求在民主主义意义上说来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是唯一能够彻底打垮高贵地主的办法。最后，当然只有尤沙柯夫先生和瓦·沃·先生之流才会把农民的无权说成是农民被剥夺和被剥削的原因，但行政

　　机关对农民的压迫不仅是明显的事实，并且不是简单的压迫，而是公然把农民看作“贱民”，认为他们命该受高贵地主的支配，让他们享受一般公民权利(例如迁徙权)只是一种特别的恩惠，任何一个庞巴杜尔都可以把他们当作关在贫民习艺所里的人来摆布。所以社会民主党人无条件地赞同这种要求：完全恢复农民的公民权利，完全废除一切贵族特权，取消官僚对农民的监护，给予农民自治权。

　　一般说来，俄国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信徒，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应该把自己称为社会民主党人，并在自己的活动中始终不应忘记民主主义的巨大重要性。

　　俄国中世纪的半农奴制度的残余还异常强而有力(比西欧)，它像一副沉重的枷锁套在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身上，阻碍着一切等级和一切阶级的政治思想的发展，所以我们不能不主张反对一切农奴制度即反对专制制度、等级制度、官僚制度的斗争对于工人有巨大的重要性。必须向工人十分详细地指明：这些制度是多么可怕的反动力量，它们在怎样加强资本对劳动的压迫，怎样欺压劳动者，怎样把资本阻滞在它的中世纪形式中，这种形式对劳动的剥削

　　并不亚于现代工业形式，而且给解放斗争增添了极大的困难。工人应当知道，他们不推倒这些反动支柱，就根本无法同资产阶级进行有成效的斗争，因为只要这些支柱存在，俄国农村无产阶级(这个阶级的支持是工人阶级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就永远摆脱不了闭塞无知、担惊受怕的状况，只能作绝望的挣扎，而不能进行明智顽强的抗议和斗争。因此，同激进民主派一道去反对专制制度，反对反动的等级和机构，是工人阶级的直接责任，社会民主党人必须使工人阶级明了这种责任，同时又要时时刻刻使工人阶级记住：反对这一切制度的斗争，只是作为促进反资产阶级斗争的手段才是必要的;工人需要实现一般民主主义要求，只是为了扫清道路，以便战胜劳动者的主要敌人即资本，资本按其本性来说是一种纯粹民主主义的制度，但它在我们俄国却特别倾向于牺牲自己的民主主义，而同反动派勾结起来压迫工人，更加厉害地阻止工人运动的出现。

　　以上所述，看来足以说明社会民主党人如何对待专制制度和政治自由，以及他们如何对待近来特别加强起来的、力求把一切革命者的派别“统一”和“联合”起来争取政治自由的思潮了。

　　这是一个颇为新奇而独特的思潮。

　　它所以新奇，是因为“联合”的建议不是来自某个集团或某几个纲领明确而且有某些相似的集团。如果是这样，联合问题就会是每一个别场合的问题了，就会是准备统一的各个集团的代表能够解决的具体问题了。那也就不会有特别的“统一”思潮了，但这个思潮是有的，而掀起这个思潮的无非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离开了旧立场而没有走上任何新立场，这就是说反专制制度的战士直到现在所依靠的理论显然已在崩溃，因而也使斗争所需要的团结条件和

　　组织条件遭到破坏。这些“统一派”和“联合派”的先生们想必以为创立这样一种理论是最容易的事情，只要把它全部归结为反对专制制度和要求政治自由，至于其余一切社会主义问题和非社会主义问题，可以避开不谈。显然，这种幼稚的错误观点，在一开始进行这类统一的尝试时，就一定会不攻自破。

　　这种“统一”思潮所以独特，是因为它反映着战斗的革命的民粹主义转变为政治激进民主主义这一过程的最后阶段之一，这个转变(过程)我在上面已经尽力描述过了。一切非社会民主主义的革命集团，只有在制定一个抛弃旧时俄国独特发展论的偏见的、提出民主主义要求的坚定纲领时，才能在上述旗帜下巩固地统一起来。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创立这样一个民主主义政党当然是有益的前进步骤，而且他们为反对民粹主义所进行的工作会促成这种进步，有助于根除一切偏见和神话，使社会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聚集起来，由其余的集团组成一个民主主义政党。

　　社会民主党人当然不能同这个政党“统一”，因为他们认为工人必须独立地组织成一个单独的工人政党，但是工人对民主主义者反对反动机构的一切斗争，都会极力给以支持。

　　民粹主义已经堕落为最平庸的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理论，“人民之友”就是这种堕落的非常明显的例证。我们由此可以看出某些人犯了多么重大的错误，他们只向工人传播同专制制度作斗争的思想，却不同时向工人说明我国社会关系的对抗性(由于这种对抗性，资产阶级思想家也主张政治自由)，不同时向工人说明俄国工人的历史使命是为全体劳动人民的解放而斗争。

　　有些人喜欢责备社会民主党人，说他们似乎要独享马克思的理论，可是又说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一切社会主义者都接受的。试问，既然我们俄国劳动者遭受剥削根本不是由于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组织，而是由于缺少土地、税款过重和受行政机关压迫，那么，向工人解释价值形式、资产阶级制度的实质和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又有什么意思呢?

　　既然阶级斗争理论甚至不能说明工人对厂主的关系(我国资本主义是由政府人为地培植起来的)，那么，向工人(更不必说向那不属于已经形成的工厂工人阶级的“人民”大众了)解释阶级斗争理论，又有什么意思呢?

　　既然想在我国寻找一条避开资本主义、避开资本主义所造成的无产阶级而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那么，又怎能接受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及其关于无产阶级具有通过资本主义来组织共产主义的革命作用的结论呢?

　　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号召工人争取政治自由，就等于号召工人替先进资产阶级火中取栗，因为不能否认(值得注意的是连民粹派和民意党也不否认)，政治自由首先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它不能改善工人的状况，它只能……只能改善同这个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条件。我说这些话是反对这样一些社会主义者的，他们不接受社会民主党人的理论，却在工人中间进行鼓动，因为他们根据经验确信只有在工人中间才可以找到革命分子。这些社会主义者使自己的理论同实践相抵触，犯了极严重的错误：诱使工人抛弃自己的直接任务，即组织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任务。

　　当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对抗因受农奴制度的压制而完全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当农奴制度激起了全体知识分子一致的抗议和斗争，从而造成一种错觉，似乎我国知识分子具有特别的民主主义，以为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和社会主义者的思想之间没有深刻分歧的时候，产生上述错误是很自然的。现在，当经济发展已有长足的进步，甚至从前否认俄国有资本主义发展基础的人也承认我国恰恰是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时候，对这一点已经不可能有任何错觉了。“知识分子”的成分，也和从事物质财富生产的社会成分一样，表现得十分明显：如果说，在后者中间起统治和支配作用的是资本家，那么，在前者中间起主导作用的则是人数日益迅速增加的一帮野心家和资产阶级的奴仆，也就是那些心满意足、毫无梦想、深知本身要求的“知识分子”。我们的激进派和自由派不仅不否认这一事实，反而极力强调它，煞费苦心地证明它不道德，斥责它，极力想粉碎、耻笑……和消灭它。这种想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自

　　己的资产阶级性而感到羞惭的天真妄想，正像小市民经济学家想用资产阶级使人民破产，使大众贫困、失业和饥饿(援引“哥哥”的经验)来恐吓我国资产阶级的意图一样，是很可笑的;这样审判资产阶级和他们的思想家，就跟判决把狗鱼投到河里去一样。除此而外，还有这样一种自由派和激进派“知识分子”，他们滔滔不绝地大谈其进步、科学、真理、人民等等，他们喜欢怀念60年代，说当时没有争执、消沉、灰心和冷淡，大家的心都热中于民主主义。

　　这些先生由于他们固有的天真，怎么也不愿意了解当时的一致是由当时的物质条件造成的，而这样的条件不会回来了。当时大家都同样受到农奴制度的束缚，其中有积了一点钱而想过快活日子的农奴主的管家，也有仇恨地主老爷勒索、干涉和打断他的经营的善于经营的农夫，也有地主家中的无产仆人，以及被卖给商人去盘剥的破产农夫;当时受到农奴制度压迫的还有商人兼厂主，有工人，有手工业者，有工匠。当时在所有这些人之间只有一种联系，就是他们都敌视农奴制度，而超出这种一致就是最剧烈的经济对抗了。只有完全沉醉于甜蜜梦想的人才会至今还看不见这种已经有了这么大发展的对抗，才会在现实生活要求斗争，要求每个不愿替资产阶级当自愿的或非自愿的走卒的人都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时候，还在泣求这个一致的时代重新到来。

　　如果你们不轻信关于“人民利益”的花言巧语，而去深究一下，那就会看出在你们面前的是一些地地道道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家，他们梦想用各种天真的进步办法来改善、维持和恢复自己的(他们说是“人民的”)经济，他们绝对不能了解，在现存的生产关系基础上，所有这些进步办法只会日益加深大众的无产阶级化。我们不能不感谢“人民之友”，因为他们大大帮助了我们认清我国知识分子的阶级性质，从而更证实了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我国小生产者的小资产阶级性的理论，因为他们必然使那些把俄国社会主义者迷惑了这么久的旧幻想和神话加速破灭。“人民之友”已把这些理论用得又脏又破又烂，使俄国信奉这些理论的社会主义者非要二者择一不可：或者重新审查这些理论，或者将它们完全抛弃，让那些洋洋得意地向全世界宣告富裕农民购置改良农具的先生(他们煞有介事地要你们相信必须欢迎那些在赌桌跟前坐腻了的人)去独自享用。他们不仅这样煞有介事地谈论“人民制度”和“知识分子”，并且还大言不惭地谈论远大的理想和对生活问题的理想提法!……

　　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只有抛弃幻想，在俄国现实的而不是合乎心愿的发展中，在现实的而不是臆想的社会经济关系中去寻找立脚点，才能指望工作获得成效。同时，他们的理论工作的方向应当是具体地研究俄国经济对抗的一切形式，研究它们的联系和一贯发展，凡是这种对抗被政治史、法制特点和传统理论偏见所掩盖的地方，都应把它揭示出来。理论工作应当把我国现实作为一定生产关系的体系给以完备的说明，应当指明劳动者在这个体系下遭受剥削和剥夺的必然性，指明经济发展所昭示的摆脱这个制度的出路。

　　这种以详细研究俄国历史和现实为基础的理论，应当解答无产阶级急需解答的问题，——如果这种理论合乎科学要求，那么，无产阶级反抗思想的任何觉醒都必然会把这种思想引上社会民主主义的轨道。制定这种理论的工作越有进展，社会民主主义就成长得越快，因为最机灵的现代制度的保护者也没有力量来阻止无产阶级思想的觉醒，其所以没有力量，是因为这个制度本身必然地和不可避免地把生产者剥夺得越来越厉害，使无产阶级和它的后备军越来越壮大，同时社会财富也在不断增大，生产力大大发展，资本主义造成劳动社会化。虽然制定这种理论还要做很多工作，但社会主义者完成这个工作是有把握的，因为唯物主义，即要求任何纲领都是对现实过程的确切表述的唯一科学方法，已在他们中间传播;因为接受这种思想的社会民主党人已经获得很大的成功，连我国自由派和民主派都大为震惊，于是他们那些厚本的杂志——照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也办得不再是枯燥无味的了。

　　我这样强调社会民主党人理论工作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艰巨性，决不是想说，这个工作比实际工作更重要，更不是想把后一工作推延到前一工作完成以后。只有“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的崇拜者或空想社会主义的信徒，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当然，如果认为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是在给国家寻找“另外〈除现实道路而外〉的发展道路”，那么，实际工作也只有在天才的哲学家发现和指明了这“另外的道路”时才有可能进行;反过来说，这种道路一旦被发现

　　和指出来，理论工作就结束了，而那些应当把“祖国”引上“新发现的”“另外的道路”的人的工作也就开始了。可是，如果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是要做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者，领导无产阶级进行现实斗争，去反对横在一定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道路上的现实的真正敌人，那么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在这种条件下，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就会融合在一起，融合为一个工作，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老战士李卜克内西把这个工作说得极为中肯，这就是：

　　研究，宣传，组织。

　　不做上述理论工作，便不能当思想领导者;不根据事业的需要进行这项工作，不在工人中间宣传这个理论的成果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也不能当思想领导者。

　　这样提出任务，就能保障社会民主党人避免各种社会主义者团体所常犯的毛病，即避免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

　　只要以是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过程作为学说的最高的和唯一的标准，那就不会有教条主义：只要把任务归结为协助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因而“知识分子”的作用就是使特殊的知识分子的领导者成为不需要的人物，那就不会有宗派主义。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尽管对各种理论问题存在着意见分歧，但他们的政治活动方法，自从这一派产生以来，就始终没有改变过，并且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

　　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活动是要协助俄国工人运动发展和组织起来，把工人运动从目前这种分散的、缺乏指导思想的抗议、“骚动”和罢工的状态，改造成整个俄国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斗争，其目的在于推翻资产阶级制度，剥夺剥夺者，消灭以压迫劳动者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作为这种活动的基础的，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信念：俄国工人是俄国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唯一的和天然的代表。

　　其所以是天然的代表，是因为俄国劳动者所受的剥削，如果把正在灭绝的农奴制经济残余撇开不谈，实质上到处都是资本主义的剥削;不过生产者大众所受的剥削是小规模的、零散的、不发达的，而工厂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则是大规模的、社会化的、集中的在前一场合，这种剥削还被各种中世纪形式、各种政治上、法律上和习俗上的附加成分、各种狡猾手段所蒙蔽，妨碍劳动者和他们的思想家看出压在劳动者身上的制度的实质，妨碍他们看出哪里是出路和怎样才能摆脱这个制度。反之，在后一场合，剥削已经十分发达，并且以赤裸裸的形式表现出来，没有任何扰乱真相的枝节成分。工人们已经不能不看出：是资本在压迫他们，必须同资产阶级这个阶级进行斗争。他们这种目的在于满足最迫切的经济需要以改善本身物质状况的斗争，必然要求他们组织起来，必然会成为不是反对个人而是反对阶级的战争，即反对不仅在工厂里而且到处都在压榨和压迫劳动者的那个阶级的战争。所以工厂工人不过是全体被剥削群众的先进代表;为了使他们在有组织的坚忍不拔的斗争中实现自己的代表作用，根本不必用什么“远景”来引诱他们，只要求简单地向他们说明他们的地位，说明压迫他们的那个体系的政治经济制度，说明阶级对抗在这个体系下的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工厂工人在整个资本主义关系体系中所处的这种地位，使他们成为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唯一战士，因为只有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即大机器工业，才能造成进行这场斗争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力量。在其余一切地方，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较低级的形式下，这种物质条件是没有的，因为这里的生产分散为成千上万极小的经济单位(它们在最平均的村社土地占有制形式下仍然是分散的经济单位)，被剥削者多半还有一点点产业，因而被束缚在他们所应当反对的资产阶级体系上。这就使得那些能够推翻资本主义的社会力量的发展受到阻碍，遇到困难。分散的单独的小规模的剥削把劳动者束缚在一个地点上，使他们彼此隔绝，使他们无法理解自己的阶级一致性，使他们无法联合起来，因为他们无法了解压迫的原因不在于哪个个人而在于整个经济体系。反之，大资本主义必然割断工人同旧社会、同一定地点、同一定剥削者的任何联系，使他们联合起来，使他们不得不思考，使他们处在有可能开始进行有组织的斗争的地位。所以，社会民主党人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和自己的全部活动都集中在工人阶级身上。当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领会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领会了关于俄国工人的历史使命的思想

　　时，当这些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并在工人中间成立坚固的组织，把他们现时分散的经济战变成自觉的阶级斗争时，俄国工人就会起来率领一切民主分子去推翻专制制度，并引导俄国无产阶级(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并肩地)循着公开政治斗争的大道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革命。

　　完

　　写于1894年
 

　　附　录　三

　　我所说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狭隘理解，是指马克思主义者本身来说的。说到这一点，不能不指出，我国自由派和激进派在合法报刊上叙述马克思主义的时候，简直把马克思主义缩小和曲解得不成样子。这是什么叙述!真难以设想，要怎样糟蹋这个革命学说，才能使它躺到俄国书报检查机关的普罗克鲁斯提斯床上!我国的政论家却掉以轻心，正在做这类手术：经他们叙述的马克思主义大概就成了这样一种学说，它说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以私有者的劳动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怎样经历着辩证的发展，怎样变为自己的否定，然后又怎样社会化。他们郑重其事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内容纳入这一“公式”，不谈它的社会学方法的一切特点，不谈阶级斗争学说，不谈研究的直接目的——揭露一切对抗和剥削形式，以帮助无产阶级来推翻这些形式。毫不奇怪，得出的必然是一种这样暗淡和狭隘的东西，以致我们的激进派也要为贫乏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表示惋惜。当然呵!如果在俄国专制制度和俄国反动势力的横行时代，可以完整地、确切地和充分地叙述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彻底说出来，那么，俄国的专制制度和反动势力就不成其为专制制度和反动势力了!如果我国的自由派和激进派真的懂得马克思主义(即使是根据德文书刊)，他们也许会羞于在受检查的报刊上这样糟蹋马克思主义。既然无法叙述这个理论，你们就免开尊口，或者交代一下，说你们远没有道出全部内容，说你们把最重要的东西都略去了。但为什么只叙述一些片断，却大喊大叫狭隘性呢?

　　要知道，这样只会闹出只有俄国才能有的笑话来，把一些根本不懂阶级斗争，不懂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必然对抗，不懂这种对抗的发展，不懂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的人算作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把一些直接提出资产阶级方案的人，也算作马克思主义者，只要他们有时也说过“货币经济”及其“必然性”等等一类字眼就行，而承认这些字眼是马克思主义者专用的字眼，是需要有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那样的机智的。

　　马克思认为他的理论的全部价值在于这个理论“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后一性质的确完全地和无条件地是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因为这个理论公开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揭露现代社会的一切对抗和剥削形式，考察它们的演变，证明它们的暂时性和转变为另一种形式的必然性，因而也就帮助无产阶级尽可能迅速地、尽可能容易地消灭任何剥削。这一理论对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者所具有的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且不仅仅是因为学说的创始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而偶然地结合起来，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实际上，这里直接地提出理论的任务、科学的目的就是帮助被压迫阶级去进行他们已在实际进行的经济斗争。

　　“我们并不向世界说：‘停止斗争吧，你的全部斗争都是无谓之举’，而是给它一个真正的斗争口号。”

　　因而在马克思看来，科学的直接任务就是提出真正的斗争口号，也就是说，善于客观地说明这个斗争是一定生产关系体系的产物，善于了解这一斗争的必然性、它的内容、它的发展进程和条件。要提出“斗争口号”，就必须十分详细地研究这一斗争的每种形式，考察它由一种形式转为另一种形式时的每一步骤，以便善于随时判定局势，不忽略斗争的总性质和总目的——完全地和彻底地消灭任何剥削和任何压迫。

　　试把“我国著名的”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在他的“批评”中叙述过和攻击过的那套平庸的胡说，同马克思的“批判的和革命的”理论比较一下，你们就会感到惊异，怎么竟会有人认为自己是“劳动阶级的思想家”，却又只限于……摆弄“磨光了的金币”，——我国政论家抹去马克思理论的全部精华，就把它变成了这样的金币。

　　试把那些最初也想做劳动者思想家的我国民粹派的著作，即论述我国整个经济制度的历史和现状，包括农民的历史和现状的著作，同这个理论的要求比较一下，你们就会感到惊异，社会主义者怎么能满足于只是研究和描写灾难并就这种灾难进行说教的理论。农奴制度不是被看作产生了某种剥削、某些对抗阶级、某些政治、法律等等制度的一定经济组织形式，而只是被看作地主的横行霸道和对待农民的不公平。农民改革不是被看作某些经济形式和某些经济阶级的冲突，而是被看作尽管愿望极其善良但错误地“选择了”“不正确道路”的长官的措施。改革后的俄国被说成是偏离正道因而给劳动者带来灾难，而不是有了某种发展的一定的对抗性生产关系体系。

　　不过，现在这个理论已经信誉扫地，这是不容置疑的，而俄国社会主义者越是迅速了解在现代知识水平上，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之外的革命理论，越是迅速集中他们的全部力量来把这个理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运用于俄国，革命工作的成功就会越可靠越迅速。

　　为了清楚地说明“人民之友”先生们号召知识分子从文化上影响“人民”来“创立”正常的真正的工业等等，是怎样败坏着现代“俄国贫乏的思想界”，我们且引证那些与我们的思想方式根本不同的人们，即民意党嫡系后裔的“民权党人”所作的评论。请看1894年“民权党”出版的小册子《迫切的问题》。

　　有一类民粹主义者说：“不管怎样，即使在广泛自由的条件下，俄国也不应该放弃它的足以保证〈!〉劳动者在生产中的独立地位的经济组织。”他们还说：“我们需要的不是政治改革，而是有步骤地、有计划地进行的经济改革。”民权党人给了这类民粹主义者有力的驳斥之后接着说：

　　“我们不是资产阶级的辩护人，更不是资产阶级理想的崇拜者，但是假如厄运要人民有所抉择：或者是在地方官热心保护下，实行‘有计划的经济改革’，不受资产阶级的侵犯;或者是在政治自由基础上，也就是说，在保证人民能有组织地保护自己利益的条件下，使资产阶级存在，那么，我们认为人民选择后者是绝对有利的。现在我国并没有进行要取消人民的貌似独立的经济组织的‘政治改革’，可是存在着到处都照例认为是资产阶级政策的东西，这种政策表现为极粗暴地剥削人民的劳动。现在我国既没有广泛的自由，也没有狭隘的自由，可是存在着各立宪国家的大地主和资本家已不再梦想追求的对等级利益的袒护。现在我国没有‘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社会人士绝对不准参与国家管理，可是存在着要求政府用万里长城来防护自己利益的纳伊杰诺夫、莫罗佐夫、卡兹、别洛夫一流的先生，以及居然要求1俄亩可以得到卢布无息贷款的‘我国忠诚贵族’。他们应邀参加各种委员会，他们讲什么，人们都洗耳恭听，他们的意见在国家经济生活的最重要的问题上起着决定性作用。可是，有谁在什么地方替人民说话呢?不就是那些地方官吗?不是正在为人民筹划成立农业劳动队吗?现在不是有人公然无耻地说，给人民份地只是为了要他们纳税和服役吗?沃洛格达省省长在他的通令中不就是这样说的吗?这位省长不过是表述和大声地说出了专制制度(或者正确些说，官僚专制制度)在自己的政策中必然实行的办法罢了。”

　　不管民权党人对“人民”(他们想要维护他们的利益)的看法，对“社会”(他们继续认为它是保护劳动利益的值得信任的机关)的看法是怎样的模糊，无论如何不能不承认“民权党”的成立是前进了一步，而前进的方向，是要彻底抛弃“为祖国”寻找“另外的道路”的错觉和幻想，是要大胆承认现实的道路，并在这种道路的基础上寻找进行革命斗争的成份。这里明白地显露了要成立民主主义政党的意向。我只说“意向”，是因为可惜民权党人并没有始终不渝地贯彻他们的基本观点。他们仍在谈论要同社会主义者联合和结盟，而不愿了解：把工人卷入单纯的政治激进主义运动，不过是使工人知识分子脱离工人群众，使工人运动软弱无力，因为工人运动只有在各方面充分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基础上，在同反资本仆役的政治斗争融合为一体的反资本的经济斗争的基础上，才能是强有力的。他们不愿了解：要达到一切革命分子“联合”的目的，最好是使各种利益的代表人物分别组织起来，并由这个和那个政党在一定的场合采取共同行动。他们现在还把自己的党叫作“社会革命党”(见“民权党”1894年2月19日宣言)，虽然他们以纯粹政治改革为限，小心翼翼地回避我国“可恶的”社会主义问题。一个这样热烈号召人们丢掉错觉的党，本来不应该在自己的“宣言”上一开头就给人造成错觉，本来不应该在只有立宪主义的地方谈论社会主义。可是，再说一遍，不注意民权党人是由民意党人而来的，就不能评价民权党人。因此不能不承认，他们用纯粹政治纲领来论证同社会主义无关的纯粹政治斗争，是前进了一步。社会民主党人竭诚希望民权党人获得成功，希望他们的党成长和发展起来，希望他们同那些站在现存经济制度的基地上，其日常利益真正和民主主义有着极密切联系的社会分子更加密切地接近起来。

　　“人民之友”的调和主义的、畏首畏尾的、感伤幻想的民粹主义，将因遭到两面夹攻而无法长久支持下去：一方面是政治激进派攻击他们，因为他们居然对官僚表示信任，不了解政治斗争的绝对必要性;另一方面是社会民主党人攻击他们，因为他们虽然同社会主义毫不相干，根本不懂劳动者受压迫的原因和正在进行的阶级斗争的性质，却企图以几乎是社会主义者的名义出来说话。

　　1894年胶印出版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

　　第102—170、249—264和

　　290—2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