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如何闯过建国初期亲情关（1949.10-1953.12）

 毛泽东如何闯过建国初期亲情关

　　在中国历史上，这几乎就是一条牢不可破的定律：每当新王朝创建之初，最高统治者和统治阶层总是理所当然、又急不可待地将他们获取的“果实”分食给他们的亲属亲戚、旧友故交等等，正如古谚讽刺的那样：一人得势，鸡犬升天。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本人同样面临着历史逻辑的巨大挑战：他怎样面对即将重新上演的亲情戏剧？他将怎样对待和处理滚滚而来的友情热浪，闯过烦心扰人的亲情关？
毛泽东已经成功地书写了改天换地的历史主要篇章，他能否在历史的附页中同样出彩 呢？毛泽东绕不开这些历史的小节细末，历史当然也会紧紧盯着毛泽东的举手投足······

一

通常敢向胜利者第一个提出要求的，往往是胜利者的最直接的直系亲属——这是一个历史惯性。根据记载，第一个向毛泽东提出过分要求的，正是毛泽东前妻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1949年10月9日，这一天距开国大典仅有九天，毛泽东又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一届主席。同日，毛泽东致电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说：“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其老母如有困难，可给若干帮助。”同时，毛泽东又致电杨开智，说：“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作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①]从回电内容分析来看，杨开智肯定是提出了若干希望要求，如要求来京见毛主席，希望谋一份像样工作，希望照顾一下毛主席的前岳母等等。杨开慧母亲应按烈属待遇，故毛泽东要王首道“可给若干帮助”，但对杨开智等人，毛泽东则断然拒绝了他们的无理要求，如不要他们来京，叫他们不要有任何奢望，服从组织分配合乎能力的工作，不要使政府为难等等。从毛泽东处理的开国第一起亲情事可以看出，毛泽东的确是大公无私的，即便是最亲的亲属，他也是讲原则、讲分寸的，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共产党不是国民党，国民党那套坏风气在共产党这里吃不开、行不通；毛泽东为全党开了一个好局，带了一个好头，具有强烈的楷模引领和示范效应。试想：连杨开慧亲属，毛泽东都敢拒绝，还有什么人不可以拒绝的呢？毛泽东不为他的亲属谋取好处，其他领导干部还敢吗？由此开始，毛泽东一举打破了旧中国的历史定律，迈出了有着决定性意义的第一步！
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亲情绝不是坏东西，而是好物品。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人情社会。亲情在这种社会里，往往是增强亲和气氛、团结互助、消除旧怨、欢乐庆典的润滑剂。然而，亲情因素一旦进入公权领域，它就会变味变质，成为可恨而可怕的腐蚀剂。毛泽东深知亲情介入公权的危害性，但毛泽东又绝不是一个拒绝亲情的人，毛泽东从来就是有情有义、敢做敢担的男子汉。毛泽东是代表中国共产党执政国家大权，他必须在所有方面同旧社会及其旧传统、旧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因此，毛泽东必须在权力和亲情、公事和私事之间小心翼翼地处理，决不让亲情染指公权。但是，毛泽东对亲朋故友的求助，他也不是一概不理和断然拒绝，他一定是将其放在私事的范围内办理，严格界限，守住底线。
毛泽东虽然挡住了杨开智，但他拦不住其亲朋好友、故交旧师的请托。毛泽东是胜利者，沾亲带故的底层七大姑、八大姨谁不想从他身上捞得一点好处呢，何况这些刚刚从旧社会踏进新社会的人，脑子还没完全转过弯来，谁不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呢？从《毛泽东年谱》粗略统计，1949年10月至1953年12月底，毛泽东回复相关亲情的信件大约有170封，涉及亲朋故友150余人左右。在这些亲朋故友中，属于毛氏直系亲属、近亲、远亲（包括杨开慧家的），近40人；属于原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同学的，近30人；属于青少年时代同学的，有20人；属于原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书先生的，有10余人；属于各种情况的老相识，如与毛家有生意往来的等，亦有10余人；其余如早年参加新军的同事、湖南自修大学学生、早年朋友、烈属、保姆等，近30人。
从“求助”群体看，人数最多的还是毛氏家族和原湖南一师同学与先生，占整个“求助”总数的60%以上；从“求助”时间看，主要集中在1950年上半年，1951年后“求助”数量减少，1953年全年“求助”总数仅12个人次，而在1950年5月7日，毛泽东在这一天共复信16封给各路“求助”亲属和旧友；第二天即5月8日，毛泽东再次一天之内复信16封给各方“求助”人士。可能是由于平时工作繁忙，无暇顾及，大概这两天工作稍缓，毛泽东才得以集中回复、集中办理，两天总共复信32封，办事既高效、又优质。同年5月12日，毛泽东又复信11封给各路“求助”亲友。从文献记录来看，1950年5月是毛泽东一生中回复亲友信件最多的月份，总共58封。这个数字，一般而言，可能很不起眼，然而，我敢说：这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历史记录，又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历史高度。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及其最高领袖的胸怀与境界的具体写真，是古今中外任何政治家都无法企及的公权使用表现。

二

毛泽东是天才政治家，他的领导才能是无与伦比的；同样地，他在“求助”亲情的拒绝艺术上，也是十分讲究和极为高超的，既讲方式，又有方法。不同的人，给予不同的回复；不同的情况，给予不同的处理；不该帮助的，决不帮助，该帮助的一定帮忙到底；“求助”者的关系亲疏远近，决不是给予帮助与否的唯一依据。毛泽东对亲情问题上，既有很强的原则性、革命性，又有很浓的人情味、亲和力，善于用不同的手法处理不同质的亲情矛盾。
其实，依毛泽东之绝顶聪慧，他心里非常清楚这些亲属故友的“求助”目的，无非是想借他的赫赫声名捞取一些个人好处，如找工作、换岗位、入党当官之类或其它什么福利待遇等。毛泽东对于五花八门的求助，大致有以下几种方法分类待之：
第一，婉转地完全拒绝。
如对近亲：毛泽东母亲文氏家族表兄文凯要求北京工作，毛泽东给表兄文润泉复信说：“文凯先生宜在湖南就近解决工作问题，不宜远游，弟亦未便直接为他作介，尚乞谅之。”[②]毛泽东还亲自复信文凯本人，说：“先生工作问题，似宜就近设法解决。”[③]毛泽东堂妹毛泽建过继女儿陈国生去信毛泽东，毛泽东回复：“来信收到，甚慰。望你们在湖南求得工作，不要来北京。乡间情形可来信告我。”[④]
又如对远亲：房叔毛贻华去信，毛泽东近二个月后回复：“三月九日来信收到。工作事尚望就近设法解决，我现在难于为助，尚祈鉴谅。”[⑤]远房叔祖父毛春轩去信毛泽东，要求其子毛浪秋、侄毛迪秋到北京工作，毛泽东4个多月后回复：“去年十二月来信业已收到，甚为感激。浪秋、迪秋诸位宜在家工作，不要来北京，以免浪费时间。”[⑥]房侄毛远悌当时已担任湖南省总工会工农印刷厂经理，仍要求上北京；房侄毛远翔当时在华中人民革命大学湖南分校学习，也要求北京工作，毛泽东复信毛远悌：“你做印厂工作极好，应将此项工作做好，不要来北京。学习事将来有机会时再说。”[⑦]又复信毛远翔：“你应在湖南设法求得工作，不要来北京，这里人浮于事，不好安置。你的文字已通顺，用力学习，当会有更大进益。”[⑧]毛泽东原配罗氏姻亲黄谱臣去信求助，毛泽东回复：“兄在广西铁路方面工作，很好，希望你继续努力此项工作，不必往别处，也不必回乡。”[⑨]类似情况，还有不少，就不一一例举了。
又如对老友旧识：许志行曾于1919年冬在武汉与毛泽东相识，1926年又应毛泽东之邀到广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解放初期在上海格致中学任教，他去信北京，毛泽东回信：“你在上海教书甚好，教书就是为人民服务，为不荒废课业，不要来京。如遇假期，可以来京一游，看一看仍回去教书。”[⑩]毛煦生不是毛家人，但他在辛亥革命爆发后曾与毛泽东在湖南起义的新军中共过事，还当过新军辎重营文书，仗着早年与毛泽东的关系，开国大典后的一个半月里，连发三信抵京，毛泽东于1949年11月15日回信道：“前后三函奉悉，迟复为歉。先生仍以在乡间做事为适宜，不要来京。家计国难，在将来土地制度改革过程中可能获得解决。”[11]然而，毛煦生仍不死心，缠着毛泽东要进京工作，毛泽东于1950年再次复信：“来信收到。北京人浮于事，先生不宜远游，仍以在乡下工作为适宜。”[12]类似情形，亦是不少。
又如对青少年时期同学，郭梓材是毛泽东少时私塾同学，又一起在辛亥革命时参加过湖南新军，郭妻刘天民还是杨开慧的好友，他们夫妻俩在大革命时期受毛泽东、杨开慧影响，参加过韶山农民运动和革命工作，毛泽东接到郭梓材的信后回复到：“来信收到，极为欣慰。北京人浮于事，吾兄工作问题，还以就当地熟悉吾兄情况的友人筹谋解决，较为适宜。愚见如此，尚祈斟酌。”[13]罗元燮系毛泽东当年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同学，曾二次去信叫苦，毛泽东回复：“两函均收到。生活困难，极表同情，望在长沙等处设法获得适当解决。情况如何，尚盼示知。”[14]罗元燮不死心，又去信求助，毛泽东耐心劝道：“六月来信收到，生活困难，极为同情。因弟不明了吾兄情况，未便向各机关介绍。兄可持此信及前信向适当机关接洽，主要靠自己说明经历，经当局者研究，或可获得解决。如须经过学习过程，亦以照办为宜，尚希自行酌定。”[15]毛泽东当年一师同学如张珺、叶建农、张辉周、熊科易、傅君实、罗驭雄、易克櫄等人去信诉求，毛泽东都是期望他们：工作问题或生活困难等，“希望能就近获得适当解决。”[16]
　第二，尽力帮助烈属后代和亲属以及有功于革命的友人。
毛泽东弟毛泽覃战争年代牺牲，其妻周文楠时任沈阳市人民法院刑事庭庭长，周文楠去信毛泽东，想接她母亲去东北。毛泽东复信：“接你母亲去东北和你一道生活一事，我认为是好的。我可以写信给湖南方面发给旅费。惟你母年高，一人在路上无人招扶是否安全，是否需要你自己去湖南接她同去东北方为妥当，请你考虑告我。”[17]随后，细心的毛泽东又去信湖南省长王首道，请他考虑“是否可以给以旅费的帮助，如可能，在通例上说得过去的话，则帮助之，如不可能，则要她仍住现地不动，请与文楠商酌办理。”之后，王首道按规定给予了周文楠的旅费帮助。此事不能认为是毛泽东私下照顾其弟媳，而是毛泽东按规定帮助所有为新中国奋斗而牺牲的革命烈士家属。过去我们知道毛泽东曾经有6位亲属为革命而献身，其实这6位亲属是直系近亲，毛泽东还有一些旁系远亲也曾经为革命而献身，却鲜为人知。如毛泽东曾复信族叔毛爱桂，告知其兄毛爱棠牺牲消息，信中说：“令兄爱棠于1927年参加北伐军，在广东曾见过一面，以后即未见过。有人说已牺牲了，极为可惜。这是为国牺牲，是光荣的。”[18]
李漱清是湘潭乡村教师，毛泽东少年时时常去他家看书、请教。1949年11月中旬，毛泽东复信李漱清之子李介侯说：“耿侯兄自1928年在湘赣之宁冈县见过一面，随即率队返湘南以后，未再见过。传闻殉难，似属可信，时地则无从查问了。尊翁健存，可为庆贺，尚祈转致问候之意。”[19]这里所说的李耿侯系李介侯哥哥，李耿侯是毛泽东亲自介绍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1928年牺牲于湘南。对这样的前辈和烈属，毛泽东对他们的照顾的确上心。1950年4月，毛泽东复信轻工业部副部长王新元：“已告统战部李维汉部长，如李介侯到时设法令其入学。”[20]在毛泽东关照下，烈属弟子李介侯进北京人民革命大学学习。一年后，李介侯来信要求在工商企业中安排工作，毛泽东在信上批示：“请王副部长考虑是否可以给予李介侯一项适当的工作。”[21]后李介侯被安排到对外贸易部机械进出口总公司工作，任工程师。同时，毛泽东还为李漱清的女儿操心，他复信李介侯：“请持此信去统战部找徐冰同志，或其他同志，和他商量是否有办法为你妹妹找一个免费的或半工半读的学校，如产科、护士或其他学校。我想，只要有可能，是应当替她解决学习和工作问题的。”[22]1952年7月，毛泽东给他少年时的私塾同学和邻居邹普勋（其父邹春培曾是毛泽东的私塾老师）复信，邀请他和李漱清“一道来京住个把月。”[23]当年9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了李漱清父子、邹普勋和其他湖南乡邻前辈，并共进午餐。[24]
杨开慧舅父向明卿去信毛泽东，告知其侄儿向钧一事，毛泽东复信：“令侄向钧同志是共产党员，1927年曾任衡山县委书记，是个忠实的能干的同志，1927年国民党叛变被捕，光荣殉难。以上这些，先生可以报告湖南省委。惟抚恤一事，须统一行之，不能只顾少数，如省委未能即办，先生宜以予以体谅。”[25]据党史记载，向钧曾任中共湖南省委农民部部长，1928年1月24日牺牲于长沙。因杨开慧之故，向钧也可以说与毛泽东多少有点亲属关系。
对一些烈士遗孀和亲属的诉求，毛泽东也是积极设法帮助解决。周辅仁是毛泽东青少年时同学，1928年牺牲。毛泽东复信其妻谭秀德：“周辅仁烈士殉难牺牲一节，可向当地人民政府报告备案。”[26]周芝麟是毛泽东湖南一师时同学，其弟周玉麟早年参加革命，1928年牺牲。毛泽东复信周芝麟：“周玉麟同志死事望兄就近陈明湖南当局备案，便与全国英烈一体议恤。”[27]毛泽东还复信革命烈士王基永遗孀龙亦飞：“王基永同志殉难，极为痛惜。兹幸遗孤成立，业已就学，为之喜慰。抚恤及帮助令郎等工作或学习事须与全国同类情形者同样办理，未便某处独异，请向当地党政陈明情形听候处理。”[28]族叔毛逸民反映湘谭烈士家属生活困难一事，毛泽东复信：“烈属的照顾时全国范围内的事，全国有几百万户烈属，都要照顾，自未便单独地特殊地照顾少数地方。但最困难的人民，当地人民政府在减租时土改时及青黄不接的岁月，应当尽可能给以照顾。”[29]对于烈士家属，毛泽东的态度是：既要坚决支持普遍性照顾，但又不要单独性特殊，而要一视同仁地抚恤。
陈玉英自1926年冬至1930年秋，一直在毛泽东和杨开慧家中做保姆。杨开慧被捕后，她也入狱，并与敌人作了不屈斗争。1951年12月18日，陈玉英去信北京，没想到短短的五天之后，毛泽东就回了信。在给亲朋故友的回信中，这么快捷及时的答复，在毛泽东是不多的。有的亲属复信拖上几个月、乃至半年以上，是常有的事情。可见毛泽东对陈玉英印象很好，记忆深刻，接信后非常高兴。毛泽东复信给她：“12月18日给我的信收到了，很高兴。已有人告诉我，你过去在反革命面前表示很坚决，没有屈服，这是很好的。为了节省，你不要来京。你在长沙做工很好。你如果有困难，可告诉我，设法给你一些帮助。祝你身体健康！”[30]陈玉英没文化，但很懂事，从不宣扬她的事情。六年之后的1957年6月，因升高中之事，陈玉英女儿孙燕才写信求助，毛泽东复信说：“升学的事，我不宜于向学校写信。能否考取，听凭学校。如不能升学，可以在家温课。寄上三百元给你母亲，以后还可寄一些。不要忧虑。”[31]在当时，三百元已是较大的数额了。后来，孙燕又因下放农村事去信，毛泽东同意陈玉英母女不要去乡下，留在城里，要她们向当地政府说明情况，特别是要把“照顾杨开慧同志的历史谈一下”。即使像陈玉英这样关系特近的人，毛泽东仍然不失处理分寸，该给的一定给，不该办的坚决不办。
　第三，尊师敬老，竭诚助之。
据我查证，毛泽东对他曾经就读的湖南一师先生们的求助，他几乎是有求必应，从未拒绝过。这表明，传统文化中的尊师敬老思想，已深深地铭记在毛泽东的心中，融化于毛泽东的行动。1950年10月中旬，毛泽东给他在湖南一师读书时的历史教师罗元鲲复信：“先生及张次崙先生一生从事教育工作，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保持政治清洁，年老贫苦，甚为系念，已商由湖南省人民政府王首道主席予以协助，袁吉六夫人亦在其列。”同时，毛泽东致信王首道：“张次崙、罗元鲲两先生，湖南教育界老人，现年均七十多岁，一生教书未作坏事，我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张为校长，罗为历史教员。现闻两先生家口甚多，生活极苦，拟请湖南省政府每月每人酌给津贴米若干，借资养老。又闻罗元鲲先生来函说：曾经我的国文教员之袁仲谦先生已死，其妻七十岁饿饭等语，亦请省政府酌予接济。以上张、罗、戴三人事，请予酌办见复，并请派人向张、罗二先生予以慰问。”[32]毛泽东对先生们的殷殷关切，溢于言表。毛泽东的政治思想是在一师时开始形成的，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也是在这里获得的，他对湖南一师充满了感情。上面提到的国文教员袁仲谦，曾给毛泽东留下非同一般的深刻印象，毛泽东曾对1936年采访陕北的美国记者斯诺提到了袁仲谦，说：“学校里有一个国文教员，学生给他起了‘袁大胡子’的绰号。他嘲笑我的作文，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半通不通。我只得改变文风。我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文体。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33]据此知晓，毛泽东照顾袁仲谦夫人是不言而喻的了。可能是某个环节出现小误，张次崙又写信叫苦，毛泽东复信告之：“生活困难情形，极为系念，已告省府有所协助。”[34]1952年8月下旬，张干即张次崙去信北京，说老友罗元鲲定于9月半间到北京参加国庆三周年庆典，希望能和罗元鲲结伴而行。毛泽东随即在来信批示：同意张、罗二人“来北京一游”。[35]9月下旬，毛泽东专门在中南海颐年堂设午宴招待了张、罗和其他湖南旧友。后罗元鲲返湘，张干想留京，毛泽东即在张干来信上批示给李维汉：“此人是前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国民党时期没有作过坏事。请考虑是否可以加入文史馆。”[36]张干随后如愿进入中央文史馆工作。
刘策成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的历史教师，庄子研究专家。毛泽东看到他的来信和学术专著《齐物论集解补正》后，即函告中央统战部李维汉部长，请他解决刘策成的工作问题。刘策成后进入中央文史馆当馆员。[37]罗正纬、李醒安等人都曾当过毛泽东的先生，他们请求有大出息的学生帮助度过困难，毛泽东将罗正纬来信批示李维汉：“此人当过北洋政府时代的国会议员，在国民党时代似乎没有做过坏事，他有许多子女在人民政府工作。本人现69岁，来京住湘潭会馆，生活困难，要求照顾。请你派人找他谈一下，给以生活上的照顾。”[38]毛泽东就李醒安一事致信王首道：“请酌予此人以生活上的照顾。据周世钊校长说，此人一生办教育（曾在第一师范当过教员），似无劣迹。”[39]在毛泽东的干预下，李醒安于1952年3月任湖南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
由上可见，毛泽东帮助曾经教过他的先生，有一个重要前提，这就是：政治清洁，没有做过坏事；倘有劣迹，决不相助。你可以不参加共产党，但绝不能站在国民党一边；甚至你可以脱党，但绝不可做有损革命的坏事。毛泽东这样做，一方面体现了他处世办事的坚定原则性，另一方面，他想通过帮助先生而彰显共产党团结、争取知识分子，努力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宽广胸怀，由此在社会上产生重要的辐射功能。
　第四，有情有义，仁厚待友。
对于亲朋好友的过分要求，毛泽东当然会婉转地或客气地拒绝，但对他们遇到的真正困难，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毛泽东总是毫不犹豫地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如画家高希舜曾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同学，解放时已担任北京私立京华美术学院院长。对这位已有成就的昔日同学，毛泽东高兴地复信：“吾兄既任美术学院院长，是否尚有可能去革大学习？如决意去学，可持此信去中共中央统一战线部询问，是否该校第四期可以收纳，然后再作决定。”[40]毛泽东希望这位画家同学在政治思想上有所进步，故愿意介绍他读革命大学。新中国初创，毛泽东当然期待一些有成就、有文化的人士向党靠拢，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又如，易礼容曾与毛泽东等创办长沙文化书社，是新民学会会员，还是中共早期党员，曾任中央委员，1928年后脱党。毛泽东接到他的信后第二天即复：“人们说你近年政治上进步不大，这种批评是值得注意的，我从去年的一次谈话中亦有此感觉，主要的是劳动人民的立场还没有站稳。此次参加土改，可能对你有帮助。政协全委会每周或每两周有一次学习座谈会，许多老先生都在学习，建议你去参加，请你自己酌定。”[41]虽然易礼容是早年老友，又是早期党员，但他毕竟脱过党。可能他未跟国民党干过坏事，毛泽东还是愿意政治上帮助他，希冀他通过参加土改和学习，站稳劳动人民立场。
尽管回绝了许多亲属、老友、故交乃至发小提出的找工作、换岗位、进城市、上北京等要求，但毛泽东也不是完全不管。如对杨开慧兄长杨开智，如前所述，毛泽东叫他不要来京，不要使政府为难，但不久后，毛泽东即派长子毛岸英“回湘为老太太上寿，并为他母亲扫墓”，毛泽东特意致信杨开慧母亲向振熙：“欣逢老太太八十大寿，因令小儿岸英回湘致敬，并奉人参、鹿茸、衣料等微物以表祝贺之忱，尚祈笑纳为幸。”[42]至少已公开的文献看，毛泽东送给杨开慧母亲的寿礼如人参、鹿茸等，可以说于他则是空前绝后的贵重礼物了。
也是如前所述，毛泽东堂弟毛泽连、毛泽荣虽然未能进城工作，但为解决家计困难，毛泽东给毛泽连汇寄三百万元人民币，其中一百万元为毛泽连母亲丧葬费，二百万元为毛泽连治病费用；又给毛泽荣汇寄二百万元“助其家用”。毛泽东在信末又补充一句：“这些钱均是我自己的稿费，请告他们节用。”[43]房叔毛贻全亡故，毛泽东即给其子、房弟毛泽益汇去人民币二百五十万元，以示悼意。类似这样的事情，毛泽东还做过一些。不光是亲属，就是一些旧友，只要有困难，毛泽东也是乐于资助。如高中同学易南屏，毛泽东复信劝他：“体弱多病，不宜外出，更不要来京。寄上人民币三百万元，借佐医药费用。”[44]辛亥革命时湖南新军同事朱其陛，毛泽东复信给他：“来信收到，甚为高兴。寄上人民币二百万元，聊佐小贸资本。”[45]毛岳乔是毛泽东老友，当年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曾得到毛岳乔父亲在经济上的帮助，毛岳乔去世时，毛泽东给其家人汇去三百万元，以报答当年之恩。这些钱，在当时已不是小额。[46]
由毛泽东出钱资助，让亲友来北京旅游一趟，这是毛泽东的又一种心理抚慰方式。如1953年10月25日，毛泽东复信表侄文九明：“十月二日的信收到。你有关于乡间的意见告我，可以来京一行。自备路费，由我补发。毛泽荣，小名宋五，是我的兄弟，住在限门前，他多次来信想来京一行，请你找他一路同来。他没有出过门，请你帮忙他。他的路费亦由自备，由我补发。你们来时如可以不找省委统战部则不找，如无路费，可以持此信找统战部同志帮忙。路上冷，每人要带一条薄棉被。不要带任何礼物，至嘱。其他人不要来。能于十一月上旬来京为好。”[47]这里关键句是三个：毛泽东出路费；不要带任何礼物；只准文九明和毛泽荣俩人进京。毛泽东还以同样方式邀请过族长毛月秋、房叔祖父毛翼臣、表弟文东仙等三人进京旅游；邀请过堂兄毛宇居、表兄文枚清、发小张有成等三人进京长住二个月。发小张有成曾与毛泽东在湖南新军共事，大革命时期协助毛泽东开展农民运动，曾掩护毛泽东脱险。[48]
　第五，管教严格，约束亲友。
解放后，毛泽东成为中国“最大的官”，那么他的亲戚会不会仗势压人呢？肯定会有的，但问题的关键是毛泽东本人会不会给他的亲戚“借光”呢？回答同样是肯定的：不会！1950年5月27日，毛泽东复信湖南省湘乡县县长王亚南：“兹有湘乡四都凤音乡太平坳文氏兄弟四人来信，付上请你看一下。······文氏兄弟都是贫农，信上则替地富说话，是何原因，亦请查明告我。至于文家（我的舅家）生活困难要求救济一节，只能从减租和土改中照一般农民那样去解决，不能给以特殊救济，以免引起一般人民不满。”[49]从此信看出，毛泽东舅家文氏四兄弟去信北京告了“御状”，但毛泽东没有支持舅家，反而给当地县长写信，不同意给文氏兄弟“特殊救济”，否则将“引起一般人民不满”。毛泽东是站在全国人民的立场来处理亲戚要求的。
如同中国绝大多数农民一样，文氏舅家也有着浓厚的封建意识，毛泽东当然会不时敲打他们。1954年4月29日，毛泽东致信湘乡县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我的亲戚唐家坨文家，过去几年常有人来北京看我。回去之后，有些人骄傲起来，不大服政府管，这是不对的。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态度是：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现有文炳璋同志的一封信，付给你们看。我是同意文炳璋同志的意见的，请你们加以处理，并请你们将我这信及文炳璋的信给唐家坨的人们看，帮助他们改正缺点错误。我相信，只要我和你们都采取正确的态度，只要他们不固执己见，他们的缺点错误是可以改正，并会进步的。”[50]毛泽东的这封信写得情意深长，力透纸背，既照顾了舅家脸面，又软软地鞭抽了文家，虽然是厉害批评，但却洋溢着暖暖的亲情。
有的乡邻故交，也想“借力发力”，但毛泽东明察秋毫，一概拒绝。如前所提的李淑清先生曾向毛泽东反映一些情况，提出一些不适建议，毛泽东复信于他：“惠书敬悉，承告乡情，甚感。地方事，我只愿收集材料以供参考，不愿也不应当直接处理一般地方性的问题，使地方党政不好办事。”[51]
有的早年老友的确很不懂事，居然敢于提出一些过分的非法的要求，如请求毛泽东介绍他们入党。毛泽东复信给1920年在湖南一师相识的周容：“组织问题，未便率尔绍介，应就当地有所表现，向当地组织请求，听候解决。”[52]还给早年曾在毛泽东主办的湖南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学习过的张鼎复信：“入党事要在当地经过一定规章办理。”[53]这种企图“拉大旗”的做法，更不用说毛泽东，连普通人都一眼就识破。实际上，这些早年老友完全透支和糟蹋了与毛泽东的宝贵友情。
　第六，不懈怠应有的革命警惕性。
开国之初，但凡自认为与毛泽东多少有些关系和认识的人，都会主动上前靠拢，这也符合人之常情。然而，在几十年残酷斗争和大风大浪中走过来的毛泽东即使在举国赞扬声中也没有丧失掉长期革命生涯养成的高度警觉性，哪怕是面对亲情、友情，他也没有丝毫的疏忽。有的老相识主动搭讪，毛泽东会用另一种眼光审视和判断。
彭友胜曾与毛泽东在湖南新军共事过，且是毛泽东的小上司。毛泽东复信给他：“3月14日来信收到，甚为高兴。你的信写得太客气了。不要这样客气。你被划为贫农成分，如果是由群众大家同意了的，那是很好的。工作的问题，如果你在乡下还勉强过得去，以待在乡下为好，或者暂时在乡下待住一时期也好，因为出外面怕难于找得适宜的工作位置。如果确实十分困难，则可持此信到长沙找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程星龄先生，向他请示有无可以助你之处。不一定能有结果，因程先生或其他同志都和你不相熟，不知道你的历史和近来的情况。连我也是如此，不便向他们提出确定的意见。如果你自己愿意走动一下，可以去试一试。去时可以将你在辛亥革命时在湖南军队中工作过并和我同事（你当副目，我当列兵）一点向他作报告，再则将你的历史向他讲清楚。”
同时，毛泽东又致信程星龄：“此人叫彭友胜，据我过去的印象是个老实人，四十年的历史不清楚，辛亥革命那一年在湖南军队充副目（即副班长），我在他那一班当列兵，后来在广州见过一面。现来信叫苦，我已复信叫他待在乡下，不要出外；如果十分困难，又出于自愿，不怕无结果，则可持我的复信到长沙找你，向你请示：是否可以对他有帮助。”“他来见时，请你加以考察，如果历史清白，则酌予帮助，或照辛亥革命人员例年给若干米，或一次给他一笔钱叫他回去；如有工作能力又有办法，则为介绍一个工作而不用上二次办法。请酌定。”[54]虽是老相识，但四十年未见，对突然来信求助，毛泽东不能不有所警惕，故他让湖南省政府副主席程星龄对其加以考察，看其是否历史清白，然后再酌定帮不帮他、怎样帮他。
还有一个叫周邦式、字长宪的重庆女子师院教师，五四运动前后曾与毛泽东等组织读书会。因有这层认识关系，要求进京就业。毛泽东将他的来信批示给李维汉：“周长宪，北大毕业，教了三十年书，政治背景不详，看其来信，似不太坏的人，要求进京就业或学习。是否可以许其入革大学习，请查告。”[55]因此人政治背景不清，人品似不太坏或说不太好，故毛泽东不愿轻易承诺，要求查实后告诉他结果再说。

三

如前所述，中国从来就是一个人情社会。亲情、友情、乡情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躲不掉、绕不开的。它像一个强大有力的网络，一头连着传统历史文化，一头接着现实人际关系，是理不清、又斩不断的。应当承认，亲情、友情、乡情在中国社会的基层交往中，它一直起着和谐气氛、化解矛盾、增强团结、提升联系的积极作用，是亲朋好友圈子里必不可少的高级润滑油。
然而，凡事均有两面性。亲情、友情、乡情一旦进入政治生活，就会发生化学反应，产生毒性；政治生活的层次越高，则毒性就愈大。明末农民起义军李自成打进北京城后，手下重臣牛金星大宴亲朋乡亲，七大姑八大姨统统入席，整日飘飘然，俨然宰相矣，极大地满足了低俗的虚荣心和变味的成就感。李自成农民军很快垮台，退出紫禁城，这不能不说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当年毛泽东在西柏坡出发北京前夕说过：我们这是“进京赶考”，我们决不当李自成。实际上，如何处理好政治生活中亲情、友情、乡情问题，也是我们党“进京赶考”的重要内容之一。
作为社会个体的人，亲情、友情、乡情是与社会整体发生联系的有效途径和必然通道，几乎是与生俱来。正因为如此，亲情、友情、乡情也是几乎所有古今中外政治精英们最柔软的腹部，最容易“中弹”之处，也是最容易遭受诟病之处，又是最不以为然，最能够自己原谅自己的地方。我党进城之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了防止“糖衣炮弹”的严峻问题。从某种角度上看，亲情、友情、乡情也是“糖衣炮弹”的一种变形。这种“糖衣炮弹”可能威力不大，但杀伤力却不一定小。
从进京掌权的四年情况来看，毛泽东是不容置疑地为全党、为民族、为历史交出了一份“进京赶考”的满分答卷。在中国历史上，毛泽东是罕见地闯过亲情关、友情关和乡情关的伟大成功者。尽管开国初创，许多法律尚未建立而严重缺失，但毛泽东依靠严厉的党内纪律和严格的自律精神作为有力武器，战胜了亲情、友情、乡情的庸俗攻势捍卫了党的尊严和国家的信用。从以上论述情况来看，毛泽东并没有一般地拒绝和反对亲情、友情、乡情，他只是强烈反对亲情、友情、乡情染指和介入权力，防止公权私化。亲情、友情、乡情毕竟不是公开的敌人，所以不能以对待敌人的方式来对亲情、友情和乡情，尽管有时候亲情、友情、乡情所造成的损失并不亚于公开敌人的破坏。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处理亲情、友情、乡情的问题上，方法是极其高超的，方式是极其巧妙的，既鲜明体现了我党的原则和态度，又照顾了求助者的心绪和颜面，从而将原则性和人情味有机地揉合在了一起，达到了从未见过的高度统一。确实，毛泽东拒绝过许多人，但也帮助过一些人。肯定地，拒绝有拒绝的理由，帮助也有帮助的说法，毛泽东从来不做未经思考的随意性行为。正如毛泽东在1954年给一位老友信中所说的：“我不大愿为乡里亲友形诸荐牍，间或也有，但极少。”[56]尽管毛泽东也出身农家，也浸润过传统文化，但他到底更加深度受过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熏陶，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立足于全党全国人民最大最高利益的立场来看待和处理亲情、友情、乡情的，所以他当仁不让地超越了中国历史上的所有最高统治者。
小处看伟大，细节品崇高。在亲情、友情、乡情问题处理上，毛泽东为我们、也为后人竖起了一座高大丰碑，也从另一个侧面展示了他那无与伦比的伟大人格魅力和高风亮节。可以断定，未来的历史将为毛泽东永远喝彩！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给当代中国不仅带来了新的工作作风，也带来了新的生活作风。毛泽东在亲情、友情、乡情问题的处理，给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带来了强烈的榜样力量，也产生了强大的示范效应。今天，当我们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时候，更加深切感到毛泽东对亲情、友情、乡情问题的处理，具有非常强烈的借鉴价值和指导意义。现今落马的腐败官员们几乎都是因亲情、友情、乡情处理不当而中弹倒下的，这也反过来证明，党的领导干部的严格自律首先要体现在亲情、友情、乡情的如何处理。如果全党都能向毛泽东那样，毫无疑问地，我们的官员们必定清廉，我们的党风必定清正，我们的社会风气必定清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