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的毛泽东——初到遵义

　　遵义，北倚娄山，南临乌江，形势雄峻，为黔北重镇。战国时属夜郎，汉置设县，唐改名遵义县。中央红军突破乌江后，矛头直指遵义。在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亲自指挥下，红六团智取遵义。1935年1月7日，黔北重镇遵义宣告解放。

　　在中央红军到达遵义之前，一些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组织了“红军之友协会”（后改称“红军之友社”），准备热烈欢迎红军。1月9日下午，当中央领导人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与军委纵队进入遵义城的时候，出现了一个人山人海、夹道欢迎红军的极为热烈的场面。毛泽东等在丰乐桥头下了马，与前来欢迎的群众一一握手。他们一齐走向旧府衙前。

　　在旧府衙前搭了一个临时台子，欢迎仪式就在这里举行。朱总司令首先讲话，他讲了红军的宗旨、性质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阐述了党的杭日救国主张，说明红军愿意联合国内各界人民各个军队一致抗日。毛泽东接着讲话，他对欢迎的群众表示感谢，说明红军是为了解除全中国人民的痛苦和贵州人民的痛苦，到这里来的。阐述了红色政权不收苛捐杂税，全民选举，抗日救国的主张，号召人们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

　　在遵义，散发了以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名义发表的《出路在哪里？》的文告，这份文告深刻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阐述了党和红军的主张，指明了工农劳苦大众的出路，是一篇战斗的檄文，有很大的号召力量，文告号召贫苦工农大众要合心，要团结，拿起菜刀、锄头、大刀、木棍、鸟枪、快枪，以及一切武器暴动起来，发展游击战争，号召白军士兵哗变到民众方面来，一同来革命，实现共产党的主张，创造工农的红军、工农自己的苏维埃政府。

　　1月12日，在遵义省立第三中学操场上召开了万人群众大会。出席大会的有工人、市民、知识分子、小商贩，以及从十几里几十里外赶来的农民。博古、毛泽东、朱德、陈云、李富春朱德在讲话中说，红军是工人农民自己的队伍，红军有严格的纪律，自觉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愿意联合国内各党派、军队和一切力量共同抗日，接着，毛泽东讲话，题目是：“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他说：“穷人为什么受穷？就是因为政权不在穷人自己的手里，地主、官僚压迫和剥削穷人。？？穷人要翻身，就要拿起枪杆子，跟着共产党和红军闹革命，建立起自己的红色政权。红色政权不收苛捐杂税，还要实行全民选举？？”①他又分析了当前的世界形势，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野心和国民党蒋介石的卖国行为，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随后李富春讲了话。他们的讲话通俗生动，讲到了群众的心坎上，使大家明白了翻身求解放的大道理，决心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纷纷要求参加红军和建立自己的红色政权。一些人过去因听信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对共产党和红军存在着误解和偏见，听了他们的讲话也改变了认识，遵义三中学生黄颖，听了毛泽东等的讲话后，思想上发生了巨大变化，他说：“他们简练通俗的语言，亲切平易的态度，朴素简单的服装，由浅入深地把革命大道理讲得很透彻，使我既惊讶又佩服。原来国民党诬蔑他们是‘红胡子’、‘红头发’、‘每天都要吃小孩’的人，却是这样的和善可亲，文质彬彬。”

　　①遵义会议纪念馆：《毛主席在遵义》。

　　就在这个会上，成立了黔北高原上从古以来的第一个人民政权——遵义县革命委员会。会后，遵义周围各地的革命委员会、工会、农会、游击队、抗捐斗争委员会、革命先锋队等组织纷纷成立。各族贫苦工农大众和革命知识分子踊跃参军，使红军扩大了五千名新战士。

　　黎平会议决定在适当时机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以解决从湘南及通道开始的党内关于战略方针的争论。陈云说：“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①

　　伟大的遵义会议，经历了从酝酿、准备到召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起了主导的与决定的作用。从长征开始，他就鲜明地树起了旗帜，与“左”倾错误路线展开斗争。对长征中的每一重大行动，他都向中央陈述自己的主张，反对错误的意见。他反对把中央领导人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维护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他积极开展说服教育工作，提高了多数人对“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认识，而首先是取得了王稼祥和张闻天的支持。在毛泽东与王稼祥的交谈中，他们商谈了应如何使红军摆脱被动局面，在战略转移中夺取胜利的问题，商谈了应该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以进一步解决面临的严重问题的意见。王稼祥主张把李德轰下台，正合毛泽东的意思。毛泽东认为“他（李德）根本不了解中国，却到处发号施令，尽于蠢事，要不是因为李德独断专横，支持王明路线，我们也许不会丢失苏区，被迫长征。”

　　①王稼祥去找张闻天交谈，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来领导。张闻天也认为领导中国革命还是毛泽东行，他也支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王稼祥与因脚伤坐担架的聂荣臻一同行军，互相交谈，共同认为，事实证明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王稼祥说，应该让毛泽东出来领导。聂荣臻说：“我完全赞成，我也有这个想法。”②王稼祥又找周恩来和朱德交换意见，周、朱原来就很佩服与敬重毛泽东，他们毫不犹豫地赞成王稼祥的意见。

　　红军自黎平会议后，日下一城，突破乌江天险，向黔北凯歌行进。在到达遵义不远的地方时，王稼祥向毛泽东提出：“前面快到遵义城了，这样下去不行，该把李德轰下台了，开个会总结经验。”毛泽东立即回答道：“好！应该开个会，还要多做些会前的活动工作。”王稼祥找张闻天交谈，张闻天支持，找周恩来商量，周恩来同意；找到博古，他也同意在遵义开会总结。这样，遵义会议的召开就决定下来了。”

　　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也迫切期望召开党的高级会议来总结反“围剿”的经验教训。杨尚昆说：“在毛泽东正确思想和路线的指导和影响下，在各个革命根据地和各支红军的井同努力下，在1933年红军曾发展到30万人。共产党员也从大革命失败后的一万多人重新发展到30万人。但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却反对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和路线，把毛泽东同志从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排除出去。其结果是使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使白区党几乎损失百分之百，并使红军险遭到覆灭。正是这种严重失败教育了党和红军的大多数高级干部，包括我自己在内，使我们觉悟和团结起　来。”③正是党和红军大多数高级干部的觉悟和团结，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和胜利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①王行娟：《贺子珍的路》第178页。

　　②《聂荣臻回忆录》（上）第237页。
③《遵义会议文献》第34页。

　　中央红军强渡乌江，进军黔北，智取遵义，前进松坎之后，取得了进行休整的有利条件。为召开会议保证了比较充裕的时间。军委纵队进入遵义后，党中央即开始进行开会的准备，决定由博古准备一个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由周恩来准备一个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也在认真作发言准备，他们三人一起讨论，由张闻天执笔写出了一个以毛泽东的思想为主导的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毛泽东过去开会一般都是即席发言，这次也写了一个较详细的发言提纲。

　　由于这次会议要解决从湘南开始的争论问题，而且是由王稼祥、毛泽东、张闻天等提议召开的，博古深知会议是会对他提出批评的。因此，在会前和会中，他们积极开展活动，以争取主动。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曾多次找聂荣臻谈话，要聂荣臻在会上发言支持博古，聂荣臻早就对博古、李德的指挥不满意，没有答应。凯丰即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①然而，召开遵义会议的主客观条件已经成熟了。

　　关于反对王明路线的时机问题，遵义会议后吴黎平曾问过毛泽东：“反王明路线的斗争能否不等到遵义会议而在中央苏区后期就发动起来？”毛泽东想了想之后说：“不能，也不好，因为王明路线的领导者打的是国际路线的旗帜，同时他们错误的危害性当时还暴露得不够显著，当时还有一些人盲目追随他们。那时虽然已有一部分干部觉察到他们的错误，但大部分的干部和群众还不清楚，如果在早一、二年就发动反王明路线的斗争，那么他们还能欺骗和团结较大的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会造成党和军队的分裂局面。这对强大的敌人有利，是敌人所求之不得的。因之，我虽然在反第五次‘围剿’战争中早已经看清楚王明路线错误的严重危害，但为了大局我也只得暂时忍耐，只得做必要的准备工作”①

　　伍修权说过：“最近听到有位者同志讲，遵义会议后，他曾问过毛泽东同志：你当时就反对王明路线，很早就看到王明路线是错的，你为什么不早出来反对王明路线，拉起旗帜跟他干？何必让王明统治四年之久。毛泽东同志说：这个事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当时，我们在战争环境当中，我们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团结的党来共同对付敌人，反对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国民党要根本消灭我们，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统一的党，怎么去对付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呢？如果拿起旗帜党内搞分裂了，自己打起来了，那不更容易被敌人消灭吗？”②

　　毛泽东不早拉起旗帜与王明路线斗争，是顾全大局的：在遵义会议上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展开严肃的斗争，也是从革命全局出发的适时的。
①《聂荣臻回忆录》（上）第241页。

　　①吴黎平：《在党的历史的紧急关头》。

　　②伍修权：《遵义会议的光辉不容玷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