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自费资助烈士家属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有崇拜英雄的情结，这种崇拜是对正义、反抗压迫和侵略、自我牺牲精神的一种追求。据不完全统计，约有2000万烈士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英勇牺牲。烈士功勋彪炳史册，烈士精神永垂不朽!2014年，中国共产党以国家名义设立烈士纪念日，在中国历史上尚属首次。烈士纪念日依法定在每年9月30日，是有着特殊意义的。1949年9月30日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日，在国庆节的前一天开展烈士纪念活动，能够充分体现“国庆勿忘祭先烈”的情怀，突出国家褒扬烈士的主题。这无时无刻都在警醒着我们要牢记历史、勿忘先烈、前仆后继、振兴中华的重任。

　　其实，在没有烈士纪念日的岁月里，党和人民就曾以各种方式对烈士表达着崇敬之情。尤其是新中国开国元勋、世纪伟人毛泽东即为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不仅在一些特殊的日子里时不时地进行缅怀为国捐躯的革命烈士的纪念活动，而且还以另一种独特的方式来表达对烈士的尊重和怀念。他这位极重情义、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同甘苦共患难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乐善好施者，经常情牵烈士家属并慷慨解囊动用自己的稿费资助这些烈属，少则百元或三五百元，多则上千元，其间发生的故事也不胜枚举。

　　（一）

　　陈昌(1894-1930)，湖南浏阳人，是我党建党初期的党员之一。与毛泽东交往甚密，在一起时是朝夕相处，分别时则常有书信来往。1911年考入湖南一师，与毛泽东、何叔衡、蔡和森等结友。1918年4月加入毛泽东等创建的新民学会，主张用布尔什维主义改造社会，积极参与毛泽东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和文化书社的活动。1920年秋，受毛泽东委托，回浏阳筹办浏阳分社，从事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工作。年底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冬，经夏明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浏西特别支部成立，任书记。后受中共湘区委委托，与其他同志创办党的干部学校湘江中学。1924年初，先后赴本省兰田镇、醴陵、宁乡等地做党的组织工作。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被推选为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曾赴湘西同贺龙协商援助广东革命政府之事，并帮助筹建了国民党水口山党部。还曾前往河南北伐前线担任国民革命军三十五军第二师政治部主任。大革命失败后，潜至贺龙部任团长，并参加“八一”南昌起义。1930年1月，以中央特派员身份，赴湘鄂西根据地工作的途中，在澧县不幸被捕。敌人企图以高官厚薪拉拢，遭严词拒绝;继而施以酷刑，亦始终坚贞不屈，决心“献身党的事业，死而无憾”。1930年2月23日被杀害于长沙浏阳门外，临刑前高呼：“革命一定成功!劳苦大众一定要解放!”表现了共产党人为人民的解放坚定不移的革命精神。时年36岁。

　　陈昌是宋任穷的革命启蒙教师。1950年七届三中全会期间，有一次宋任穷在毛泽东处谈起陈昌、夏明翰，说他们是他在金江高小的老师。毛泽东对陈昌、夏明翰的评价很高。特别称赞陈昌是一位杰出的宣传鼓动家。

　　1930年夏，毛泽东带兵打长沙，陈昌的妻子毛秉琴还去见过毛泽东一次，并把陈昌牺牲的事情告诉了他，他听后十分悲愤。陈昌牺牲时其女儿陈文新才3岁。从那以后，她们家就与毛泽东失去了联系。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对陈昌的妻女多有关怀。1951年，正在武汉大学农学院读大三的陈文新回家看望母亲，临回学校时，母亲要陈文新代她给毛主席写一封信。信寄出去后，很快就收到了毛主席的亲笔回信——

　　文新同志：

　　你的信和你母亲的信都收到了，很高兴。希望你们姊妹们努力学习或工作，继承你父亲的遗志，为人民国家的建设服务。

　　问候你的母亲。

　　祝进步!

　　毛泽东

　　四月二十九日

　　在这封书信里，毛泽东表示，希望陈文新姊妹努力学习或工作，“继承你父亲的遗志，为人民国家的建设服务。”勉励她们进步。

　　毛泽东还亲笔写信给毛秉琴，给她汇去300元，以让她作为生活补助。可见，毛泽东对陈昌烈士的革命情谊是很深的。

　　不久后，陈文新与6个同学一起到北京做毕业实习，她将这一消息写信告诉了毛主席。没想到，有一天，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开车来到学校，接陈文新到主席家中做客。

　　陈文新第二次见到毛主席是1954年。当时，陈文新已经大学毕业，并将去苏联留学，正在北京外语学院学习俄语。她有幸再次到毛泽东家里做客。因为陈文新是学土壤专业的，毛主席主要同她谈了土壤的结构、土壤里面的植物营养、植物怎么吸收营养及土壤怎么改良等问题，并具体问到在中南地区怎么改良土壤、怎么提高农业生产。陈文新说，这次谈话中，毛主席教导她理论必须跟中国的实际结合。毛主席的这次谈话，更加坚定了她献身农业的决心。

　　这一次，陈文新说起母亲毛秉琴想知道毛泽东的现状，毛泽东心领神会，善解人意地特意与陈文新合了一张影，让她将照片带给毛秉琴。

　　陈文新第三次见到毛主席，是1957年在莫斯科。当时，毛主席借到莫斯科开会的机会，接见了所有在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陈文新就在这个难忘的幸福时刻的留学生群中。毛主席对他们寄予很大的期望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凡此种种，毛主席对陈文新的鼓励，成为她一生从事农业的动力，激励着她竭尽才智为人民服务，作出了很大成绩。世界上第四个根瘤菌属，是由中国学者发现的，当时被命名为“中华根瘤菌”。它的发现者就是陈文新——土壤微生物及细菌分类学家。2001年陈文新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二）

　　柳直荀，湖南长沙人，毛泽东早年的战友。李淑一是柳直荀的遗孀，上中学时与杨开慧(毛泽东夫人)结为好友。1924年2月，柳直荀经何叔衡、姜梦周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夏，获雅礼大学文学士学位，出任长沙师范学校教务主任，兼任协均中学校长。这年经杨开慧介绍李淑一与柳直荀相识。10月30日，二人结婚。婚后，柳直荀一边办协均中学，一边参与和领导学生运动及农民运动，历任湖南各界救国十人团联合会总干事、湖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1927年5月“马日事变”后，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1928年任中央军委特派员，1929年冬任中共长江局秘书长兼湖北省委书记;1930年夏到湖北洪湖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红六军政治委员、中共鄂西北特委书记、湘鄂西省苏维埃财政部长等职。1932年9月在洪湖蒙难。

　　从延安时期到进京以后，无论在工作、学习上，还是在生活、教育子女上，毛泽东对李淑一始终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

　　1950年1月17日，李淑一给毛泽东写去一封信，讲到了杨开慧的牺牲和她自己20多年的艰难生活处境。

　　4月18日，毛泽东亲笔回信：

　　淑一同志：

　　来信收到。直荀牺牲，抚孤成立，艰苦备尝，极为佩慰。学习马列主义，可于工作之暇为之，不必远道来京，即可达到目的。肖聃(李淑一之父——作者注)午亭(柳直荀之父——作者注)两位老先生前乞为致候。

　　顺颂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八日

　　之后，毛泽东先后派了毛岸英、毛岸青和杨开慧之兄杨开智去看望了李淑一。

　　1954年3月2日，毛泽东在致时任他的秘书田家英的信中写到：“(三)李淑一女士，长沙柳直荀同志(烈士)的未亡人，教书为业，年长课繁，难乎为继。有人求我将她推荐到北京文史馆为馆员，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拟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解决这个问题，未知她本人愿意接受此种帮助否?请函询杨开智先生转询李淑一先生，请她表示意见。”

　　1957年1月，李淑一见《诗刊》创刊号发表的毛泽东18首诗词，兴奋不已，便将自己1933年填的那首《菩萨蛮·惊梦》词寄给毛泽东。

　　毛泽东读后感慨万端，于5月11日给李淑一写去一封信：

　　淑一同志：

　　惠书收到。……有《游仙》一首为赠。这种游仙，作者自己不在内，别于古之游仙诗。但词里有之，如咏七夕之类。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暑假或寒假你如有可能，请到板仓代我看一看开慧的墓。此外，你如去看直荀的墓的时候，请为我代致悼意。你如见到柳午亭先生时，请为我代致问候。午亭先生和你有何困难，请告。

　　为国珍摄!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一日

　　信中这首词寄托了毛泽东对夫人杨开慧烈士和亲密战友柳直荀烈士的无限深情、称赞和怀念及哀思，也表达出一代伟人对烈士遗孀和昔日老友的关爱。

　　1959年6月27日，毛泽东在长沙蓉园亲切接见了李淑一，并和她合影留念。在蓉园的时候，毛泽东还把李淑一介绍给在座的客人说：“她就是李淑一，开慧的好朋友。”

　　从1924年10月结婚到1927年5月诀别，柳直荀与李淑一只有短暂的两年半时间。可两人实际共同生活的时间仅一年多。在这难能可贵的360多个聚首的日日夜夜，凝聚了李淑一、柳直荀这对恩爱夫妻的毕生浓情。为此，她得到了毛泽东“抚孤成立，艰苦备尝”的称赞。

　　（三）

　　罗哲(1902-1928)，湖南株洲人。1918年从湘潭县立高等小学毕业后，考入湖南高等工业学校。曾作为工业学校代表参与湖南省学联的筹备工作。由于斗争坚决，工作积极，很快即成为湖南早期学生运动的骨干，并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1922年考入北京国立外交部俄文专修馆(后改为中俄大学)，选修法政(后为法政系)。在潜心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同时，积极参加北京反帝爱国斗争。1926年，在参加北京“三一八”反帝爱国请愿斗争中腿部被反动军警砍伤。伤愈后辗转抵达广州，入毛泽东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同年夏经毛泽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奉派回长沙，任湖南省农民协会组织干事。1927年春调往武汉任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秘书。“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为及时应付武汉随时可能发生的事变，特搬到毛泽东寓所居住，常与毛泽东、彭湃等在一起探讨革命的前途问题。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时，潜回长沙从事武装斗争，曾任中共湘潭县工委组织委员。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常奔走于本县易俗河、株洲镇、朱亭等地，联络同志，恢复党的组织，发展革命武装。1928年8月，奉命在易俗河裕丰粮站设置党的地下联络站和湘中通讯处，配合县委开展地下武装斗争。同年9月8日，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随即被押送到长沙国民党陆军监狱。10月23日，在长沙浏阳门外就义。

　　1945年10月，毛泽东在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国共谈判时遇到了张维。张维(1898-1975) 湖南浏阳人。他早年与毛泽东、杨开慧、郭亮、向警予等共产党人交往甚密。在担任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学生会会长时，与同学李振翩创办《新湖南》杂志(后改《湘江评论》)，聘请毛泽东任主编。他一直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

　　与张维的谈话中，毛泽东得知自己20年代的战友、罗哲烈士的遗孀的一些情况后，便喜出望外地进一步急切详加打听下去。张维告诉他，罗哲烈士的妻子已去贵阳，并重新组织了家庭。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仍然十分关心罗哲烈士的夫人曹云芳及后代，并设法与曹云芳取得了书信联系。

　　1956年8月11日，毛泽东写信给曹云芳，将亲笔题写的“罗哲烈士之墓”6个大字碑文和300元赠款一并寄来，委托为罗哲修建墓碑。毛泽东在信中说：

　　云芳同志：

　　七月八日的信收到，甚慰。罗哲同志英勇牺牲，早就听到一些消息。一九四五年在重庆的时候，见到张维兄，曾打听你们的下落??现知你仍健在，并有两个女儿能继承罗哲遗志，我很高兴。罗哲为党艰苦工作，我可作证，当时没有别的证件。恤金由谁领的问题，应由当地政府去作决定，如果决定给继子，不给女儿，也就算了，不必为此去争论。坟墓可由家属修理。现寄上三百元，请你酌量处理。今后如果还有困难，可以告我设法。

　　在湘潭县人民委员会资助下，烈士墓不久建成。1962年1月，株洲市人民委员会重新修葺，改立墓碑，并加墓志。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于1958年6月和1960年8月先后两次接曹云芳到北京他家中作客，并为她题写了“为社会主义而奋斗”，勉励她沿着先烈的足迹走。

　　（四）

　　新中国成立初期，贫苦人民仍然生活困难，烈士家属更加困难，而穷山僻壤的韶山冲的烈属就越发困难。鉴于此，时任中共湘潭县第三区委员会宣传委员毛逸民写信给毛泽东，汇报了韶山农村的情况，并请求政府对韶山烈士家属予以照顾。

　　毛泽东从全国人民的大局出发，不同意给家乡以特殊照顾。他在回信中指出：

　　逸民同志：

　　一月三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感谢你详细地将乡里情形告诉我。

　　乡里贫苦人民生活困难，烈士家属更加困难，暂时只好忍耐一点，待土地改革后就可能好一些了，那时人民政府也可能给人民以一些帮助，例如贷款等，人民就可以逐步改善自己的生活。

　　烈属的照顾是全国范围内的事，全国有几百万户烈属，都要照顾，自未便单独地特殊地照顾少数地方。但最困难的人民，当地人民政府在减租时土改时及青黄不接的岁月，应当尽可能给以照顾。

　　你在乡里做工作，很好，可以常常来信，告我以乡中情形。

　　请你替我问候乡里的同志们，希望大家努力和进步。

　　此复，顺祝

　　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五月八日

　　毛泽东的这种态度，并非说他对家乡烈士家属采取漠视，恰恰相反他对他们倾注了一腔深情。每当从韶山来信或上京人员中得知烈属经济上有困难时，除写信鼓励他们“在生产中去陆续解决”外，总是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钱来，或购衣、物托人转至，或汇款给予帮助，少则二三百，多则五六百元。而且还多次来信邀请多位烈属上北京作客或有生病者时接到北京居住和治病，临走时还给各位赠以衣、物甚至300元左右的资助款。真正做到了关心周至。

　　毛爱堂(1895-1927)，韶山村张旭冲人。在毛泽东的教育影响下，于1925年3月就开始秘密从事农民运动，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年底，去广东参加革命，曾为广东省中共组织工作人员。1926年参加国民革命军第四军随部北伐，1927年在湖北武昌市英勇就义。

　　对此，弟弟毛爱桂并不知情，以为哥哥还可能活在人间。解放后的1949年冬，毛爱桂让外甥李敦厚代写一封致毛主席的信，打听毛爱堂的下落。

　　1950年5月12日，毛泽东亲笔回信给毛爱桂说：

　　来信收到。令兄爱堂于1926年参加北伐军，在广东曾见过一面，以后即未见过。有人说已牺牲了，极为可惜。这是为国牺牲的，是光荣的。

　　毛爱桂从祖父毛祖富、父亲毛恩苞到自己，三代与毛泽东一家为邻居，住在毛泽东旧居西头几间茅草房里，与毛泽东一家共用一个堂屋。直到1927年后，毛爱桂受生活所迫，才将房屋卖给“天地公”小祠堂，与母亲一起迁到张旭冲。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爱桂患有眼疾，生活极为困难。在毛泽东关心下，政府出钱帮他治好了病，其儿子毛泽林也被安排到株洲商业部门工作。1955年4月，毛爱桂和姐姐毛春秀去北京看望了毛泽东。

　　毛泽东热情招待了他们。谈话时毛泽东一再嘱咐：“你回去后，如果生活有困难，就写信来。”

　　离开北京时，毛泽东分别送给他们姐弟300元钱接济其生活。

　　毛爱桂曾对某家媒体记者回忆说：“毛主席他对我好哩。1952年的时候，接我到长沙的医院里诊眼眼，花了他好多的钱。回来时，他还托人送给我200元钱，外带200斤大米，不知道前世我祖上做了么子好事，跟他屋里共邻居。可我就是怕用多了他的钱。1955年那一次去北京，是他带信来让我去的。我感谢他治好了我的病，他说不是他治好的，是医生治好的。你听，他在跟我逗耍方呢。在北京住了半个多月，他就是用韶山话跟我打讲，要我讲真话，生活有困难就写信给他。他就只怕我有困难，从北京回来的时候，他又塞给我300块钱，还给了我姐姐300块。我出门的时候，主席的秘书田家英跟我说，钱要细水长流地用，这些钱都是主席的稿费，包括你们来回的花销，都是从主席的稿费里开支的。我当时一听，只想把钱退给他。田家英说，主席给了就给了，这是主席的一片心意。”

　　（五）

　　毛泽建(1905-1929)，湖南韶山冲人。1921年随毛泽东来长沙，入崇实女子职业学校读书，加入青年团。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中共学生支部书记和湘南学联女生部部长。1926年以后任中共衡山县委妇女运动委员，发展农民运动。“马日事变”后，参加领导南岳暴动，旋转移至耒阳坚持游击战争。1928年5月被捕，1929年8月就义于衡山。时年24岁。

　　毛泽建之死，毛泽东十分痛惜。1949年毛泽东曾说：“菊妹子的牺牲很可惜，她是个好同志。”

　　毛泽建系毛泽连的亲姐姐，幼小便被过继给毛泽东之父做女儿。毛泽建牺牲后，毛泽东非常关心烈士的亲属。

　　1950年，表兄文枚清等进京看望毛泽东，叙谈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讲到毛泽连的困难，当时，他上有年迈的父母，下有3个孩子，眼睛又不好，家底又薄，大家认为毛泽东的亲属中要数毛泽连最困难。毛泽东听了，亲切而认真地说：“泽连的困难我晓得，也不光只泽连一个人困难。如果我只解决他个人的困难，那我这个主席就不好当了!当然，泽连的困难我会尽力资助点。”

　　1952年10月2日，毛泽东给毛宇居先生写去一封信，是毛泽东给堂弟毛泽连、毛泽荣寄钱，请毛宇居先生转交：

　　宇居兄：

　　李邹二位来京，收到你的信，并承佳贶，甚为感谢。

　　毛泽连来信叫苦，母尚未安葬，脚又未好，兹寄人民币三百万元(旧币，折合现币300元人民币，下同——作者注)以一百万元为六婶葬费，二百万元为泽连治病之费。请告他不要来京，可到长沙湘雅医院诊治，如湘雅诊不好，北京也就诊不好了。

　　另寄二百万元给泽荣(逊五)助其家用，他有信来，我尚未复，请转告他，不另写信了。

　　以上均请费神转致为荷!顺问康吉。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十月二日

　　毛泽东写完信，又在后面补了一句：

　　这些钱均是我自己的稿费，请告他们节用。

　　毛泽东寄的这300元钱，毛泽连很快就收到了。他就是用这笔钱安葬了母亲，自己又诊治好了伤腿。在最困难的时候，他挺了过来，没有向地方政府反映困难，没有向党组织要求照顾。

　　毛泽东对堂弟的做法十分满意。事后他说：“泽连要算带了个好头，我的亲戚们都应该向他看齐。”

　　以后，毛泽东时常写信了解毛泽连的情况，并从自己稿费中开支，委托中央办公厅秘书室，连续十余年给毛泽连寄上200元到300元不等的钱，帮助他度过困难，直到1962年湘潭县民政局把毛泽连作为烈属予以抚恤为止。

　　此外，还有一些毛泽东关心烈属的事情，也很令人感动。比如，杨子佳烈士的父亲杨舜琴是个乡村医生。50年代初期，毛泽东给他汇款200元，资助他举办医疗事业。1961年年初，当得知杨舜琴生病后，毛泽东又送给他300元钱，作为医疗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