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传》（第六卷 五洋捉鳖） 第231章

第231章

　　“当前全党全国人民所面临的中心任务，是争取在3年内实

　　现国家财政状况的根本好转，为开始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

　　条件。其他一切工作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

　　话说1950年5月7日，毛泽东就文涧泉表兄代表唐家圫亲友们在1月向他祝贺当上国家主席，并请求为他的本家好友文凯安排工作的来信，复了一信，他写道：

　　涧泉表兄大鉴：

　　1月16日来信收到，甚以为慰。唐家圫现在尚有多少人?有饭吃否?十哥、十七哥还健在否?便时请你告我。文凯先生宜在湖南就近解决工作问题，不宜远游，弟亦未便直接为他作介，尚乞谅之。运昌兄连来数信，已复一信寄白蚌口，不知他收到否?南松兄第2次来信已收到，感谢他的好意。此复，顺祝

　　健康!

　　毛泽东

　　接着，毛泽东又给赵浦珠写了一封回信。

　　赵浦珠生于1886年，是毛泽东七舅母文赵氏的侄儿，他的堂妹赵先桂就是毛泽东的六弟毛泽覃指腹为婚的第一个妻子。辛亥革命爆发后，毛泽东与赵浦珠在长沙一同投入湖南新军辎重营当兵，交往益深。后来，他曾在多个中学、农业学校、女子职业及师范学校任文史教员和校长。新中国建立后，赵浦珠在土改时被划为地主。他写了《感时》诗8首，歌颂毛泽东;又写了一封信，请求毛泽东帮助他;连同诗一起寄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在这封回信中写道：

　　浦珠先生姻兄左右：

　　惠书及大作收到敬悉，甚为感谢。乡间减租土改等事，弟因不悉具体情形，未便直接干预，请与当地人民政府诸同志妥为接洽，期得持平解决。有便尚祈时示周行。唐家圫诸亲友并致问候之意。此复。顺颂

　　健吉

　　毛泽东

　　5月8日，毛泽东给毛泽庆的妻子宋氏写了一封回信。

　　毛泽庆是与毛泽东同一祠堂的远房兄弟，字有升，1910年9月出生于湘潭县姜舍镇泉映村颜家湾。他读完私塾后在家务农。大革命时期创办学校，以教书为生。1938年赴延安，进入抗大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延安期间，曾多次见到毛泽东，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教诲，很快成为一名八路军的优秀干部。1945年奉命随部队开赴东北，担任过合江省北满军区参谋长。不幸于1947年在合江病故，终年37岁。新中国建立后，毛泽庆的妻子宋氏写信给毛泽东，询问毛泽庆的情况。毛泽东接信后，对毛泽庆的下落也非常系念，他向毛远耀、胡觉民等人逐一询问毛泽庆的情况，这才知道毛泽庆已经病故了。

　　毛泽东在给宋氏的复信中写道：

　　宋女士：

　　去年12月来信收到。毛泽庆同志情形不甚清楚，只知其在东北工作，听人说他已病故。他是一个努力工作的同志，极为可惜。此复。顺祝

　　安吉

　　毛泽东

　　5月8日，毛泽东给湘潭县第三区区委宣传委员毛逸民写了一封回信。

　　毛逸民在1950年1月3日，以家乡基层干部的名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汇报韶山人民的生产、生活和当地社会状况，请求政府对韶山的烈士家属给予特殊照顾。毛泽东接到信后，没有轻易答复。他考虑再三，才写了这封回信。

　　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逸民同志：

　　1月3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感谢你详细地将乡里情形告诉我。乡里贫苦人民生活困难，烈士家属更加困难，暂时只好忍耐一点，待土地改革后就可能好一些了。那时，人民政府也可能给人民以一些帮助，例如贷款等。人民就可以逐步改善自己的生活。

　　烈属的照顾是全国范围内的事，全国有几百万户烈属，都要照顾，不能单独地特殊地照顾少数地方。但最困难的人民，当地人民政府在减租时土改时及青黄不接的岁月，应当尽可能给以照顾。

　　你在乡里做工作，很好，可以常常来信，告我以乡中情形。

　　请代我问候乡里的同志们，希望大家努力和进步。

　　毛泽东

　　5月8日，毛泽东给韶山杨林炉门前罗合楼的二女婿黄谱臣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谱臣兄：

　　1月24日来信收到，很高兴。兄在广西铁路方面工作，很好，希望你继续努力此项工作，不必往别处，也不必回乡。你的夫人是否仍是罗合楼先生的次女，如是，请替我向她致问候之意。此复，

　　顺颂大安!

　　毛泽东

　　黄谱臣的原配罗氏，早于1921年11月就病逝了。

　　5月8日，毛泽东给革命烈士毛福轩的弟弟毛春轩写了一封回信。

　　1949年12月，毛春轩在给毛泽东的信中介绍了家乡的情况，并提出希望毛泽东为他儿子毛浪秋、毛福轩的儿子毛迪秋介绍工作。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春轩叔祖大鉴：

　　去年12月来信业已收到，甚为感谢。浪秋、迪秋诸位均宜在家工作，不要来北京，以免浪费时间。此复顺祝

　　春安

　　毛泽东

　　5月10日，毛泽东给族侄毛照秋写了一封信。

　　毛照秋的父亲毛旭梅，是毛新梅烈士的胞兄。1925年韶山第一个党支部建立后，毛照秋及父亲毛旭梅、叔父毛望梅、毛仙梅，均在毛新梅的影响下参加了农民运动。

　　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照秋贤侄：

　　去年12月18日来信收到。家中困难，应在土地改革后在生产中去陆续解决。你父亲旭梅健在，甚慰。请你代我致问候之意。

　　祝你工作顺利!

　　毛泽东

　　毛泽东的表兄文南松在元月的来信中，请求毛泽东为其胞兄文运昌介绍工作。

　　此前，文运昌给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写信，随信开列了一个14人的名单，都是毛泽东外婆家的亲属，要求照顾安排工作或保送升学。毛泽东看了这份名单，在上面批道：

　　“许多人介绍工作不能办，人们会要说话的。”

　　此后，毛泽东外家的人又陆续给他写了一些信。凡是要求照顾之类的事，都被他婉言拒绝。

　　5月12日，毛泽东在给文南松的复信中写道：

　　南松表兄：

　　正月来信收到了，感谢你的好意。运昌兄给我多次信，我回了一信，寄南县白蚌口，不知他收到没有?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十哥、十七哥还在否?十一哥健在甚慰，他有信来，我已回了一信，不知他收到否?你说乡里缺粮，政府不发，不知现在怎么样?还是缺粮吗?政府一点办法也没想吗?来信时请详为告我。此复，即问

　　近安

　　毛泽东

　　5月12日，毛泽东又给在长沙工作的毛远悌写了一封回信。

　　毛远悌，是与毛泽东出了五服的堂弟毛泽癸的儿子，生于1924年，1946年加入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湖南省总工会印刷厂担任经理，先后两次给毛泽东写信，表示想到北京读书学习。毛泽东在给他的信中写道：

　　远悌贤侄：

　　再次来信收到了，很高兴。你做印厂工作很好，应将此项工作做好，不要来北京。学习事将来有机会再说。远翔是否尚在革大学习，有信请转交。远翔略历我忘记了，务请告我。

　　此祝进步!

　　毛泽东

　　接着，他就写了一封由毛远悌转交给毛远翔的回信，信中写道：

　　远翔贤侄：

　　两次来信收到，甚为高兴。你应在湖南设法求得工作，不要来北京，这里人浮于事，不好安置。你的文字已通顺，用力学习，当会有更大进益。

　　此复，即问

　　近佳

　　毛泽东

　　你父母相片收到，请你替我问候他们。

　　5月12日这一天，毛泽东又给周文楠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毛泽东接到了周文楠来自沈阳的一封信，信中还附上了她母亲周陈轩给她的信。周陈轩在信中说：4野路过韶山时，许多人纷纷到毛泽东故居参观，她趁机打听外孙毛楚雄的下落，却没有一点消息。老人在信中还说，自己在韶山独自生活，无人照顾。周文楠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她想接母亲到东北一起生活，但从韶山到沈阳，千里迢迢，需要时间、经费，非常为难。

　　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文楠同志：

　　来信收到，甚慰。接你母亲去东北和你一道生活一事，我认为是好的。我可以写信给湖南方面发给旅费，惟你母年高，一人在路上无人照顾是否安全，是否需要你自己去湖南接她同去东北方为妥当，请你考虑告我。如你自己去接，我给湖南的信即由你带去，附件还你。江青她们都好。祝你健康!

　　毛泽东

　　毛泽东在信中所说的附件，就是指周陈轩给女儿周文楠的信。

　　后来，周文楠携带毛泽东的亲笔信，由沈阳启程南下湖南，路过北京时，她到中南海看望了毛泽东，毛泽东询问了周外婆在韶山的生活情况。周文楠问毛泽东，毛楚雄牺牲的事，该如何讲给周外婆听，毛泽东说：

　　“你告诉周外婆，就说我说了，楚雄是个有志气的孩子，是韶山人民的好儿子，送他到国外很远的地方学习了，也不能通信。免得老人家受刺激。时间长了，慢慢也就好了。楚雄年龄不大，为国捐躯，虽死犹荣。以后要好好照顾周外婆，经常安慰她老人家，让她安度晚年。”

　　后来，周文楠把母亲接到东北。1954年，周老太太被推选为哈尔滨政协委员。老人和女儿始终生活在一起，颐养天年。逝世后，她的骨灰被安葬在毛泽东故居对面的山坡上，与毛泽民烈士夫人王淑兰之墓紧邻。周文楠则在1992年9月5日病逝于哈尔滨。

　　5月13日，毛泽东看到了张国华关于西藏情况的报告，其中反映北京藏语广播有不利于对上层宗教人士进行统战工作的言论。毛泽东及时批转李维汉，要他“负责审查藏文广播，并规定该项广播内容及方针”。

　　后来在5月间，著名佛教人士、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喜饶嘉措，在西安向西藏达赖喇嘛等发表广播讲话，希望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赴京进行和平谈判。

　　5月13日，毛泽东在陈毅5月10日的报告上批示道：

　　子恢、剑英、小平、德怀、一波、高岗、彭真、黄敬各同志：

　　兹将陈毅同志5月10日来电转发给你们作参考。上海打退4月危机的经验及目前采取的各项政策，是各地大城市党委值得研究的，请将此项报告转发各主要城市党委研究。

　　陈毅的报告是这样写的：

　　“三四月份，上海社会秩序比较混乱，敌特活动表面化，税收公债政策受到攻击，劳资关系紧张，人心浮动。这些情况以4月上旬最紧张。上海市在解决上述问题稳定局势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经验和政策主要是：调整公私关系，实行公私兼顾;改善劳资关系，照顾双方利益;适当减少税收，救济失业工人;开展自我批评，纠正工作中的缺点等。”

　　“税收问题在上海目前来说，暂时表现出政策与任务不协调的现象，3、4、5三个月的4千亿(每月)比较重了一些，必致走到超过实际利润去收税。”“如果6月份上海能从4千亿降为3千亿左右，在稳定情绪、减少商店关门即起大作用。不知对整个货币回笼作用有否影响?请陈云、薄一波考虑电示。”

　　5月14日，毛泽东在给陈毅的复电中写道：

　　陈毅同志，并告漱石：

　　1、5月10日报告收到，甚好甚慰。所取方针是正确的。2、6月征税减少1千亿的问题，待研究后由陈云、薄一波答复你。3、我们决定6月中旬召开政协全国委员会，通过土改法令并讨论调整工商业问题。你不是全国委员会委员，但有些问题须事先和你商量，请你于6月1日来中央一次，留两三天，即可回去。如果你觉得马上来为好，亦可以马上就来。如何?盼复。

　　后来，经毛泽东批准，陈云、薄一波复电陈毅说：

　　“如果你认为上海6月份税收须从4千亿减为3千亿左右，我们同意。具体减多少，请与华财委商定。”

　　5月14日，毛泽东电召许光达从兰州回北京，亲自委派他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

　　1个月后，毛泽东签署中央军委命令，任命许光达为装甲兵司令员兼政委。

　　5月15日，毛泽东给毛宇居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宇居兄：

　　迭接数函，极为感谢。乡间情形，尚望随时示知。邹普勋(享二)如十分困难，病情又重时，如兄手中宽裕，请酌为接济若干，容后由弟归还。另纸请交邹普勋为祷。

　　即颂

　　健康

　　毛泽东

　　这一天，毛岸英带着父亲的叮嘱回湘省亲。他首先到长沙看望外婆，向外婆奉上了人参等礼物。毛岸英的到来，使杨老太太十分高兴，她指着人参说：

　　“这如何要得，你父亲的身体比我重要呀!”

　　毛岸英笑道：

　　“我父亲说，您比他更需要进补，吃了人参，愿您老活100岁。”

　　杨老太太见大外孙如此说，喜笑颜开，说：

　　“别看你爸爸是个大人物，他也有赤子之心。过去我常给他做些好吃的，现在不能给他做吃的了。”

　　之后，毛岸英由在湖南省交际处工作的毛远翔和毛新梅烈士的儿子毛特夫陪同，又回到板仓给母亲扫墓。在杨开慧墓前，毛岸英放声大哭。他告慰母亲说：

　　“妈妈!现在解放了。爸爸要我替他回来给您扫墓来啦!妈妈!儿子想念您，我们都想念您啊!”

　　毛岸英回到韶山后，看望了众乡亲。他本来还要遵照爸爸的嘱托，前去杨林炉门前看望罗合楼的侄儿罗石泉舅舅。没想到罗石泉得知毛岸英回到韶山冲的消息后，立即从杨林赶来韶山冲，同外甥毛旭一起到毛鉴公祠与毛岸英会面。毛岸英转达了父亲的问候，详细询问了罗家的情况。临别时，毛岸英送给罗石泉一盒茶叶，还有鹿茸和旧币20万元。

　　罗石泉在1940年曾写信给毛泽东，要求赴延安参加革命。毛泽东回信要他留在当地秘密开展革命活动。罗石泉在1940年11月遭到逮捕关押，直到1941年2月，才由邻里保释出来。

　　后来在5月21日，毛岸英依旧在毛远翔和毛特夫的陪同下，各骑一匹赤色的高头大马，从韶山冲出发，沿着父亲少年时常走的路线，由滴水洞抄小路来到唐家圫曾外祖父家，看望各位亲朋好友。这一来，可喜坏了众亲友，唐家圫老老少少40多口人，忙里忙外，像招待贵客一样招待这位毛泽东的后人。

　　毛岸英离开唐家圫后，又专程去杨林看望了堂叔毛泽峙和堂表叔李轲。

　　毛岸英在这几天时间里，还看望了保姆孙嫂陈玉英。他翻山越岭，走村串户，完成了父亲的嘱托，也了却了自己多年的心愿，依依不舍的回到了北京。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5月16日，毛泽东给周自娱的第3个儿子周起鹗回了一封信。

　　周起鹗，1907年出生于长沙，他在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参加过北伐战争，蒋介石政变后解甲归田。湖南和平解放后，进入西南军政大学学习，后来他毕业后，被分配到湖南农业厅工作。他在信中打听1940年从长沙去延安的姑母周文楠的下落，并要求调动自己的工作。

　　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起鹗先生：

　　去年10月来信收到，甚为感谢，菊年现名周文楠，在沈阳人民法院工作。先生仍以在现地工作为好，虽不过意，犹胜于失职者，尚以安心从事，然后徐图改进。此复 即祝

　　康吉

　　毛泽东

　　5月中旬的一天，一名卫士抱着一些礼品和信件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把东西小心的放在桌子上，高兴地说：

　　“主席，你看这是什么?”

　　毛泽东打量着桌子上的礼品和信件，小声数着：

　　“两只火腿，两只板鸭，一大包海米……”

　　他严肃的交代说：

　　“信，我收下，这些礼品交给杨尚昆主任处理。”

　　警卫员说：

　　“不行，这是杨主任交给我的任务……”

　　就在这时，另一个卫士也提了一个袋子走进来，说：

　　“主席，这是杨主任刚才要我转交给你的。”

　　毛泽东生气了，说道：

　　“今天，你们这个杨主任怎么啦?是不是有意让我违犯党的纪律啊!”

　　“杨主任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口袋非你处理不行，请你先看信，后做处理。”

　　“不看!一并退给杨主任。”

　　“主席，这封信你不能不看。”一脚踏进门来的杨尚昆说着，走近毛泽东，又说：“否则，我们怎么向这位吃了一辈子苦的妇女交代啊!”

　　“怎么回事?”

　　毛泽东疑惑的问道。杨尚昆从袋子里取出一条毛围巾，一双毛手套，还有一封信。他把信放在毛泽东面前，说：

　　“主席，你看了她写给你的信，就明白了。”

　　说罢，转身出去了。毛泽东打开信，只见上面写道：

　　“我出身河北省蓟县一个贫农家庭，家中无地，租种地主的地，一年到头除去交租所剩无几，父亲得了肺病，还得下地，做小贩，不够吃，我每天都得去挖野菜，一过年节，父亲只有外出躲债。一家11口人，病死饥死了9口，只剩下我和母亲。以后，我娘儿俩来到北平，给人养兔子，纺线，过着受剥削的生活。日本鬼子的侵略，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米价一天3涨，生活没有保证，日子实在难熬啊!

　　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北京解放了。人民的领袖毛主席1949年春进了北京，10月1日在天安门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的心里高兴极了，那一天我代表着街道居民参加了庆祝游行，幸福的第一次看到了毛主席，幸福得流下了眼泪。天气渐渐冷了，我想着毛主席冷，就动手剪下自己养的兔子毛和以前收着的一些纺成线，织成一条围巾和一双手套。要把这一自己的劳动成果作为礼物献给毛主席。”

　　毛泽东看罢署名为张秀清的来信，站了起来，捧起那条毛围巾和毛手套有些激动了，看着看着，两眼渐渐湿润了，感叹道：

　　“这是老百姓一针一线织成的啊，这是老百姓热爱共产党的一颗心啊!”

　　他稳定了一下情绪，问卫士说：

　　“这包东西是谁转来的?”

　　卫士回答说：

　　“杨主任告诉我，这是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同志转来的。”

　　“信收下，围巾和手套也收下。”毛泽东用低沉的声音交代说：“请你把火腿、板鸭、海米交给杨主任，说这些东西作为礼品回赠给张秀清这位女工。由王冶秋或郑振铎去办这件事。”

　　卫士按照他的吩咐，包好东西，准备往外走。毛泽东叫住他说：

　　“不要走，我要给这位女工回封感谢信呀!”

　　他随手提起笔写道：

　　张秀清女士：

　　去年冬承惠珍品，极为感谢。兹有薄物数件奉上，尚祈哂纳为幸。

　　毛泽东

　　后来在5月21日，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在北海团城接见了张秀清，握着她的手说：

　　“你送给毛主席的礼物，毛主席收到了，主席很高兴，并让我问候你身体好!”

　　他又指着桌子上的东西说：

　　“这是毛主席送给你的，还有这封亲笔信。”

　　张秀清捧着信，看看桌子上放着的礼品，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她说：

　　“请您转达我祝毛主席身体健康。”

　　郑振铎说：

　　“主席的信让我们收藏吧!”

　　张秀清说：

　　“不给，我舍不得!你们分享毛主席送的东西吧。”

　　5月间，人民解放军在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对盘踞在舟山群岛的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

　　5月19日，人民解放军占领舟山群岛。

　　在此期间，人民解放军还攻占了渤海湾的长山列岛和闽南的东山岛。至此，除台湾和澎湖、金门、马祖岛屿外，华东地区全部为解放军占领。尔后，人民解放军第3野战军成立了以粟裕为总指挥的前线指挥部，投入了3个兵团、12个军，共50万人的兵力做全面准备;同时，海军、空军也全面的投入了准备工作;计划在1951年春夏实施渡海作战，解放台湾。

　　5月20日，毛泽东对沈阳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为纪念新中国成立，拟在市中心区修建开国纪念塔的报告上作了批示。他在来函中“修建开国纪念塔”1句旁批道：“这是可以的。”在“铸毛主席铜像”1句旁批道：“只有讽刺意义。”最后在来函上批的是：“铸铜像影响不好，故不应铸。”

　　5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各中央局的指示电，他写道：

　　“各中央局主要负责同志必须亲自抓紧财政、金融、经济工作，各中央局会议必须经常讨论财经工作，不得以为只是财经业务机关的工作而稍有放松，各分局、大市委、省委、区党委亦是如此。中央政治局现在几乎每次会议都要讨论财经工作。”

　　5月2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中提出：

　　“随着革命战争胜利的发展，党的组织也有很大的发展。但是，有些地区条件不成熟或不完全成熟，就开始大量的发展，未能保证新发展党员的质量，将一些不够党员条件的人吸收到党内。”针对这些问题，党中央决定目前党的发展：“必须采取严格审查的方针和稳步前进的办法”。

　　5月22日，毛泽东给黎锦熙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黎锦熙在5月17日写信给毛泽东，提出了关于中国大辞典编纂机构归属、人员编制以及辞书编辑事业应合理发展等方面的意见。

　　毛泽东在回信中对老师的意见表示赞成，并请有关人员帮助解决。

　　5月间，中央军委遵照毛泽东“人民解放军应在1950年复原一部分，保存主力”的指示，在北京召开了有总部、军兵种领导人和军区参谋长以及部分军、师参谋长参加的全军参谋长会议，会议由聂荣臻主持，朱德讲了话。

　　此时，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经达到了550万人，而解放战争已经接近尾声，恢复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好转，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

　　会议经过充分讨论，经中央军委、毛泽东批准，确定分期分批复员或转业百余万人，支援国家经济建设。

　　全国陆军统编为国防军和公安部队。中央军委成立公安指挥部，统一指挥全国军事系统中的公安部队和属于政府系统的人民警察。

　　参谋长会议还明确了各级司令机关的地位、职责和编制，制定了《司令部工作条例》，加强了参谋人员的培训，使司令部工作逐步实现正规化。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李银桥从报上看到中直机关干部文化补习学校招生的启事，他对毛泽东说：

　　“主席，我想上学去。”

　　“嗯”毛泽东抬头看了他一眼，问道：“到哪里去上学呀?”

　　“中直机关干部文化补习学校。”

　　“上学是件好事。不过，你非要现在去吗?”

　　听得出来，毛泽东有点不愿意。可李银桥坚持说：

　　“我今年都23岁了，再不上就没有机会了。”

　　“噢，23，嗯，是不小了。”毛泽东沉吟了一会儿，终于说：“那好，你去吧。”

　　李银桥多年来与毛泽东朝夕相处，现在真的要离开了又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滋味儿，他低声说：

　　“主席，我去学完了再回来。”

　　“好啊，随时欢迎你回来。”

　　毛泽东立刻高兴起来。李银桥拿出一个本子，说是请毛泽东题个词留念。毛泽东提起笔，想了想，写道：“努力学习，学好后再做工作，为人民服务。”

　　李银桥带着毛泽东的期待，满心欢喜的去上学，可他到那儿一看，大失所望，这哪里是什么学校呀，只有一个大院子，既没有课堂，也乱哄哄的。他在那里呆了一个星期便回到了毛泽东身边。毛泽东高兴地说：

　　“回来好啊，回来继续工作。”

　　自此以后，毛泽东便常常把卫士们和警卫部队战士们的学习挂在心上了。

　　5月24日，毛泽东在章士钊向他推荐曾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次长李谠的信中批示道：

　　“请周(即周恩来——笔者注)酌办。章士钊只荐此一人，似宜用之。”

　　他又在李谠的自传上写了一段批语：

　　“李自谓已66岁，有妻室之累，无儿可依，觉悟前非，力图晚盖，精力尚能做事，希望给予一工作。”

　　5月27日，毛泽东给在湘乡县刚刚上任3个月的县长刘亚南写了一封信。

　　原来，毛泽东在不久前接到了文运昌、文涧泉、文梅清、文南松4个表兄的一封联名信，信中说：乡下的土改有问题，干部执行政策出现“左”的偏差和工作过粗的现象，对地主的批斗态度利害了一点。把一些不够划地主成份的人也划成了地主。再就是打人，违反了土改法。这些做法不妥，要及时纠正。另外，他们还在信中提出文家生活困难，请表弟帮助解决生活所需，或指示当地政府给予救济。

　　毛泽东反复看了这封联名信，他心里很清楚，乡下土改工作是有一些问题的。但是，有没有文家兄弟所说的那么严重呢?文家兄弟都是贫农出身，却如此同情地富，为地富开脱，这是立场、原则问题，应当批评教育。不过，事情还未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还得先写封信给湘乡县长，了解一下情况的经过再说。于是，他就在给刘亚南的信中写道：

　　亚南同志：

　　兹有湘乡四都文氏兄弟4人来信，附上请你看一下。他们对当地区、乡政府的工作有些不满意的话，未知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假如可能的话，请你派一个同志去调查一下，以其结果告我。文氏兄弟都是贫农，信上则替地富说话，是何原因?亦请查明告我。至于文家(我的舅家)生活困难要求救济一节，只能从减租和土改中照一般农民那样去解决，不能给以特殊救济，以免引起一般人民的不满。此祝

　　健康

　　毛泽东

　　1950年6月初，刘亚南接到了毛泽东的指示信，他捧读再三，仔细揣摩信中的意思。刘亚南又抽出文家兄弟联名写的那封信，看了半晌。刘亚南想，在湘乡县有不少来自北方的南下干部，他们把北方土改中一些做法带到南方来，以至工作中出现一些偏差。虽然已经纠正了一些“左”的做法，但是，有一些干部为了尽快掌握基层政权，还是有点急于求成，他们给各个乡、村、保规定指标，要划出一定数量的地主。但是，不管怎么说，土改的成绩还是主要的吧，何况文家兄弟都是贫农，他们怎么会“替地富说话”呢?于是，刘亚南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派了两名机关干部到唐家圫所在的石城乡，调查土改情况。他自己也亲自下到基层进行调查研究。

　　原来，在唐家圫蹲点的石城乡土改中心组组长，是湘乡四区区政府刘秘书，此人系地主家庭出身，解放前当过乡长，为了掩盖自己的历史，表现其革命性，就伪装积极。他以为越“左”越好，越“左”越革命，就在划成份时，把一些不够条件的人也划成了地主。石城乡本来是穷山恶水，土地贫瘠，很少有什么大户富户。除了曾经当过国民党师长的贺瑞亭被划为地主外，家境稍好的农民钟瑞南、刘国坤等人，也被错划为地富。

　　文运昌对本地的情况是清楚的，他知道刘国坤虽然当过伪保长，但财产很少，家境并不宽裕;尤其是钟瑞南，家里很穷，仅仅是人懒一点，不大做工夫，也被划成了地主。文运昌和许多旧知识分子一样，性情憨直，心地善良。他在亲朋的恳请下，几次出面为错划的地富说情，甚至干预当地政府的工作，因而与基层干部产生了严重的对立。

　　此时，距唐家圫不远的另一个区，有位姓萧的地主，在当地有许多劣迹，镇反时被人民政府判处死刑，关在县城死囚房里等待执行。萧家因过去与文家有些交往，也知道文运昌与毛泽东的关系甚为亲密，便送来一些酒、肉、鸡之类的礼物，还抬来一顶布轿，请文运昌去说情。文运昌开始还说些推辞话，但他经不住萧家人的阿谀奉承和软泡硬磨，耳朵软了，就坐着那顶轿子去了区公所。

　　常言说国法大如天，无论文运昌怎样说情，区公所硬是不肯放人。文运昌面子上过不去，就在区公所说了些出格的话，引来许多人围观。区里的干部看他年纪大了，再三劝阻，文运昌却是越说越起劲，越说越火大，竟开口骂起人来。区干部一时性起，管你是什么“皇亲国戚”，扰乱公务，就把你抓起来。于是，不由分说就把文运昌关进谷仓里禁闭起来。

　　有一位女副区长担心把事情闹大，便去和文运昌谈话，对他的言行进行了批评教育，好说歹说，直到把文运昌说得低头认错为止，方才把他放了出来。

　　那个被关押的姓萧的地主，身怀绝技，掌握了不少祖传秘方，看病很有一套。这时候，有一位干部得了重病，县医院虽然全力抢救，也是回天乏力，眼睁睁的看着他就要撒手西去。有位干部提出，不妨让姓萧的死囚犯看看，病急乱投医嘛。于是，萧某被带到病房，给病人把了脉，开了处方，其中有蜈蚣之类的剧毒药。许多人认为这个阶级敌人是有意报复，他开的方子吃不得。唯有那奄奄一息的病人表示，管它是什么药，都要吃。没想到一剂药下肚，果然奇迹出现，病情大为缓解;三剂药服完，病几乎好了。人们无不惊叹。

　　人民政府对于那些有悔改表现、又掌握有造福人类的某些技能的犯罪分子，总是给予他重新做人的机会，予于宽大处理的。萧某正是这样一个幸运者。由此，他被改判死缓，又因服刑表现好，改判为有期，以至减刑提前释放。文运昌兄弟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因之对此事在认识上产生了误差，以为是文运昌闯入公堂的结果。自此，文运昌又把女副区长的批评当成了耳旁风，常常为人鳴不平，时有“包打天下”的惊人之举。

　　正在文运昌颇有些自鳴得意的时候，钟瑞南、刘国坤等人，也找到了文家兄弟，连连叫屈，请求为他们说话。与此同时，石城乡副乡长毛提臣也找到文运昌说，石城乡的土改比较“左”，但他不敢向南下干部反映。文运昌觉得，再向当地政府说什么也是白说，不如直接上书北京，向润之表弟告“御状”。于是，他找来文涧泉、文南松、文梅清3人商议，3人公推文运昌执笔，联名给毛泽东写信。

　　就这样，地方干部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一纸“御状”，竟把他们告到了毛泽东那里。

　　刘亚南通过调查研究，掌握了土改工作中的第一手材料，遵照毛泽东的嘱托，立即将土改的成绩和问题，以及整改的措施，写了一个详细汇报材料，寄给了毛泽东。

　　1950年6月3日，宋庆龄在上海因病不能到北京开会，致信毛泽东，她写道：

　　毛主席：

　　在京畅聆谠论，深感万分愉快。告别以来，倏忽二旬，想您最近身体健康，甚盼及时珍重，作充分休息。

　　我返沪后即着手筹备救济总会宣传部工作，因事属创举，不得不周详计划，昕夕从事，刻无暇晷，致最近旧疾复发，正在诊治之中，故本月恐未克来京开会，尚希见谅。

　　兹附上由美国转来之斯诺先生函一封，即请查收。我对渠最近之思想是否正确一时无法侦知，因久未阅其著作，故不易臆测。如有复函，我可代为转寄。

　　此致敬礼!

　　宋庆龄

　　毛泽东得知宋庆龄身体有病，叮嘱上海市委领导前去探望。

　　6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建国后第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题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他在报告中实事求是的、全面的、科学的分析了建国以来的国内外形势。关于国际形势问题，他说：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的中苏条约，巩固了两国的友好关系，一方面使我们能够放手的和较快的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一方面又正在推动着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和民主反对战争和压迫的伟大斗争。”“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大战是能够制止的。”

　　关于国内问题，毛泽东说：

　　“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3个条件，即：1、土地改革的完成;2、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3、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要争取这3个条件，需要相当的时间，大约需要3年时间，或者还要多一点。全党和全国人民均应为创造这3个条件而努力奋斗。我和大家都相信，这些条件是完全有把握能够在3年左右的时间内争取其实现的。到了那时，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国家整个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了。

　　为此目的，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一致团结起来，做好下列各项工作：

　　1、有步骤有秩序的进行土地改革工作。”“2、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3、在保障有足够力量用于解放台湾、西藏，巩固国防和镇压反革命的条件之下，人民解放军应在1950年复员一部分，保存主力。”“4、有步骤的谨慎的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5、必须认真的进行对于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救济工作，有步骤的帮助失业者就业。必须继续认真的进行对于灾民的救济工作。6、必须认真的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帮助他们解决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克服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倾向和迁就主义倾向。必须认真的开好足以团结各界人民共同进行工作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7、必须坚决的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8、坚决的执行中央关于巩固和发展党组织的指示，关于加强党和人民群众联系的指示，关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指示，关于全党整风的指示。”

　　这一天，毛泽东还发表了重要讲话，其中一部分内容是对他的书面报告作了说明，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主张。他说：

　　“今年秋季，我们就要在约有3亿1千万人口这样广大的地区开始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在土地改革中，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第一，帝国主义反对我们。第二，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反对我们。第三，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反对我们。第四，地主阶级反对我们。第五，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以及我们接收的国民党的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同这些敌人作斗争，在比过去广大得多的地区完成土地改革，这场斗争是很激烈的，是历史上没有过的。

　　同时，革命胜利引起了社会经济改组。这种改组是必要的，但暂时也给我们带来很重的负担。由于社会经济改组和战争带来的工商业的某些破坏，许多人对我们不满。现在我们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很不满。失业的知识分子和失业的工人不满意我们，还有一批小手工业者也不满意我们。在大部分农村，由于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又要收公粮，农民也有意见。

　　我们当前总的方针是什么呢?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这件事虽然现在有困难，但是我们总要想办法来解决。

　　我们要合理的调整工商业，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并且要拿出20亿斤粮食解决失业工人的吃饭问题，使失业工人拥护我们。我们要实行减租减息、剿匪反霸、土地改革，广大农民就会拥护我们。我们也要给小手工业者找出路，维持他们的生活。对民族资产阶级，我们要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改善同他们的关系，不要搞得太紧张了。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

　　……总之，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

　　刘少奇、陈云、周恩来、聂荣臻分别在全会上作了关于土地改革、财政经济、外交与统一战线和军队整编问题的报告。

　　在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地约见了卢汉。宋任穷作为云南省委书记陪同会见，这是他与毛泽东分别14年后，重新见到了自己的领袖。

　　毛泽东和卢汉寒暄后，高度评价他毅然率部起义，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称赞他此举减少了因战争带来的损失，为人民解放军进入云南创造了条件，为提前结束西南战役做出了积极贡献，为国家和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

　　毛泽东还对卢汉和宋任穷说：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位置很重要，你们双方要搞好团结，密切合作，有事多商量，共同把云南建设好。”

　　谈话结束后，宋任穷送走卢汉，去找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聊天。不一会儿，毛泽东派人来把他叫了去。毛泽东说：

　　“10多年不见了，我们也聊聊嘛。”

　　接下来，他在谈话中说：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一个省，上层知名人士也不少，有当过内阁总理的李根源，有龙云，有同我们打过仗的杨池生、金汉鼎，还有一批著名的工商界人士和少数民族头人，你们在云南一定要注意掌握好政策，特别是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会议期间，毛泽东又召集粟裕、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研究解放台湾的问题。粟裕汇报说：

　　“据最新敌情通报，台湾守军兵力增加到40万人。我解放台湾兵力亦应相应调整。我们原计划集中3野全军攻台，以第9、第7兵团为第一梯队，其余部队为第二梯队。目前3野全军约50万人，其中战斗部队30万至38万人，和敌人相比不占优势。建议军委从其他野战军抽调3至4个军投入，使攻台作战更有把握。”

　　毛泽东问：

　　“蒋介石这些兵是从哪里跑过去的?”

　　粟裕说：

　　“4野解放海南岛，驻海南岛7万蒋军逃到台湾，舟山群岛12万蒋军也撤到了台湾。50万大军攻台，基本上都是陆军，‘过得去’是个大问题，单靠海军舰船运送是不够的。我算了一笔细账，每人在船上占的面积约0.6平方米，加上武器装备和物资，约需船只76万吨，也就是千吨以上的船只575艘。第一梯队以6万人计算，每艇载25至30人，需要登陆舰2000艘。目前征集到的船只还不到一半，第二梯队及预备队都还无船可乘。建议中央统筹建造足够的渡海运输舰船，并把华东、华南、华北、东北沿海船只统一编成几支运输船队。”

　　毛泽东点点头，说：

　　“你这账算得很细，很具体。海上运兵确实是个大问题。”

　　毛泽东转对周恩来说：

　　“这个问题要很好重视。”

　　粟裕又说：

　　“鉴于解放台湾之战已不仅是3野部队参加，建议中央派刘伯承同志或林彪同志主持攻台。鉴于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短期内难以解决渡海舰船，建议攻台作战推迟一些时间，确有把握再行动。”

　　周恩来说：

　　“海上作战和陆上作战大不一样，受气候、风浪、潮汐影响很大，我们在这个方面缺乏经验，金门、登步岛之战有深刻教训，没有足够船只，不能急于求成。”

　　粟裕听到周恩来提到金门、登步岛之战，激动得站起来说：

　　“金门、登步岛作战的教训在于没有充分准备，根子在于骄傲轻敌。由于轻敌，对蒋介石垂死挣扎的顽固性认识不足;由于轻敌，对敌情侦查不细;由于轻敌，对海战特点没有很好研究;由于轻敌，在运兵船只明显不足的情况下便发起进攻。金门、登步岛之战教育了我们，攻台之战没有充分准备，不应轻易发起。”

　　毛泽东示意粟裕坐下来，他说：

　　“粟裕同志提出的攻台指导思想‘充分准备确有把握后再行动’很好，所提3条建议，2条很好，增加攻台兵力和统筹建造船只，中央和军委要专门研究部署。”

　　毛泽东转向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问道：

　　“你们觉得怎么样?”

　　毛泽东见大家没有异议，就接着说：

　　“第3条建议，派伯承或林彪主持台湾战役，中央不采纳，解放台湾之战还是由你粟裕来指挥，中央和军委信任你。”

　　刘、周、朱、彭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就说：

　　“好，我正式宣布：解放台湾之战仍由粟裕指挥。现在要加紧准备，没有绝对把握不发兵。”

　　周恩来在会议讨论时与中央财委的薄一波谈论稳定物价等问题，二人一聊开，所谈内容渐渐广泛，其中有一段话也很有意思。周恩来问：

　　“一波同志，你在晋冀鲁豫同伯承、小平共事多年，你对他们二位的工作怎么看?”

　　薄一波说：

　　“他们在工作上配合得很好，确实是同心同德，和谐有致。”

　　“我不是讲他们的配合，而是问你对他们的工作方法怎么看?”

　　“总理，你是老领导了，又跟他们相识甚早，你看呢?”

　　“好啊，”周恩来笑道：“你又把问题原样奉还了。”

　　薄一波也笑着说：

　　“不是说解铃还须系铃人吗?我这叫解问题还需提问人嘛。”

　　周恩来思考着说：

　　“据我多年观察，他们两人的工作方法各有特色。小平同志是‘举重若轻’，伯承同志则是‘举轻若重’。你看是不是这样?”

　　薄一波连连点头，说：

　　“完全同意总理的评价，这8个字概括得很准确。他们在工作上所以配合得那样得心应手，恐怕这是一个重要因素。”

　　“那么，这两种工作方法你比较喜欢哪一种?”周恩来不等薄一波回答，就接着说道：“从愿望上说，我更欣赏小平同志的‘举重若轻’。但说实在话，我这个人做不到这一点。我同伯承同志一样，在工作上常常是‘举轻若重’。这也许是同我长期负责具体的执行工作有关吧。”

　　6月9日，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作了总结报告。

　　七届三中全会鉴于王明迟迟不写检查，通过了《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决定中写道：

　　“王明同志至今对于他过去所犯的错误是拒绝反省的，对党中央所采取的态度是不诚恳的。”

　　决定要求王明仍应执行七届二中全会的决定，对于他在内战时期和抗战时期所写的各种文章、小册子和其它文件中所犯的错误，作一次深刻的检查，借以证明他自己是深刻的认识了并承认了自己所犯的错误，而在思想上、行动上真正有所改正。

　　王明在接到这一决定后，软磨硬抗，坚持不写检查，提出要到苏联治病。后来，他在10月25日离开北京去了苏联。1953年12月王明回到北京，仍然不提写检查的事。在1956年春，他又去了苏联。六十年代以后，王明公开走上了反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道路。他在苏联写的《中共五十年》中又一次暴露了原形，他说他在七大前写的检查是被迫的，并不是真心实意的，是他采取的一种策略。1974年，王明病逝于莫斯科。这是后话。

　　欲知七届三中全会后毛泽东有何重要活动，且看下一章介绍。

　　东方翁曰：从“四面八方”思想的产生到“不要四面出击”战略策略的提出，可以说毛泽东是在革命胜利后保持了最清醒的头脑。相比之下，在党内那些高级领导人中间出现的右的思想和“左”的倾向，无疑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正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全国的工商业得到了合理调整，有力的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据统计：1950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了23.4%。其中，工业增长36.4%，农业增长17.8%。粮食增长16.9%。国家财政入不敷出的状况也有很大改善。即使在这一年又出现了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出兵抗美援朝的重大战事，国家的财政从1951年起也依然做到了收支平衡，并略有节余。到1952年，依然是在战争的条件下，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了77.5%，比历史最高水平的1936年还高出了20%。在3年内恢复国民经济的目标终于胜利的实现了，这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伟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