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怎样讲好“延安故事”的

　　抗日战争时期，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步步紧逼，国民党又长期封锁、不断制造摩擦的艰难情况下，毛泽东通过讲述“延安故事”，成功地把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以及中国革命的道路方向展示在世界面前，吸引了万千爱国人士和国际友人前往延安，赢得了国内国际广泛的同情、理解和支持，为中国革命胜利提供了强大推动力。重温毛泽东讲“延安故事”这段历史，对于我们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指示，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毛泽东为什么要讲“延安故事”

　　抗日战争时期尤其是抗战初期，由于国民党的刻意封锁，我们党直接对外“发声”非常困难，中国共产党及延安在外界的形象是模糊的、歪曲的。正如斯诺在《西行漫记》一开篇所说：“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页。)

　　国民党对共产党与延安的“描述”，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诬称中共是“共匪、赤匪、强盗、暴徒”(《史沫特莱文集》第1卷，袁文等译，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164页。)，这是自土地革命以来一直送给共产党的“帽子”;二是刻意贬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抗日努力与功绩，对外宣称“共产党没有和日本人打过一次仗”，“目前希望他们打日本人也只能是奢望”(〔美〕哈里森·福尔曼：《北行漫记——红色中国报道》，路旦俊、陈敬译，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页。);三是抹黑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生活，说是“罂花满地”，“人民如何苦惨，生活如何穷困，稍有资产者则剥榨净尽，活埋生命极无人道，男女混杂人伦不讲”(《陈嘉庚自述》，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77页。)。这些污蔑言论在一定程度上对共产党的形象造成了损害，也产生很多误解。面对国民党的肆意造谣、抹黑和攻击，我们党必须主动予以回击，进行解释和宣传。

　　而在当时，面对日益严峻的抗战形势，国内外关心抗战大局的各界人士对“中国前途在哪里”的担忧越来越重，纷纷把目光转向了中共和延安，愿意听听来自延安的“故事”。共产党坚持抗战的实际表现，以及通过种种渠道传播出去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理论著作，则使外界对中共有了更多的积极猜测和期待。他们迫切地想知道，能否从中共那里找到“中国的希望”?中共这支越来越强大的力量，以及边区这片被国民党花大力气“包裹”起来的土地，究竟是什么样的?斯诺启程打开“红色中国”的大门之前，就准备了78个美国民众关心的问题，想要寻找答案。从中国共产党自身来说，抗日救亡，发展自己，是抗战时期的两大任务。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完成这两大任务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在舆论宣传上着重向外界说明党在抗战救国、民主政治等方面的主张，扫除悲观论调，动员全国民众坚持持久抗战，还要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不断争取中间势力、争取国际援助。毛泽东明确指出：“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论持久战》(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0页。)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经过毛泽东的精心谋划和组织，我们党打响了讲好“延安故事”这场舆论攻坚战。

　　二、毛泽东如何讲“延安故事”

　　注重宣传工作，领导宣传工作，参与宣传工作，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重要方面。延安时期，他所讲述的“延安故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号召促成并维系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故事；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边区人民践行民主政治，探索经济、文化、教育等建设方法，建设“模范区”“样本区”的故事；三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千千万万边区人民的故事。

　　作为党的理论家、宣传家，毛泽东在讲述“延安故事”时审时度势，方法灵活，多管齐下，大大增添了“故事”的感染力和影响力。

　　（一）用交谈方式讲述“延安故事”。

　　毛泽东的“听众”类别很多，有国内的记者、民主人士、知识分子、革命青年、国民党人等，也有国外的记者、政要、团体等。在繁忙的事务中，毛泽东抽出大量时间与他们会谈、交流，向他们讲述“延安故事”，增进他们对延安的了解和认同。同时，也让各界人士成为了他的“间接渠道”，让“延安故事”传播得更远更广。

　　毛泽东极为重视与新闻记者的交流。国民党的重重封锁，加上长年身处延安，毛泽东很难直接对外“发声”。记者这一特殊职业，使他们可以通过手中的笔，迅速地向外传播客观情况。斯诺曾说：“毕竟我是一种媒介，他通过我，第一次得到了向世界发表谈话，更重要的是，向全中国发表谈话的机会。……他的看法一旦用英语发表出去，尽管国民党实行新闻检查，也会传回到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耳朵里。”(《斯诺文集》第1卷，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92页。)

　　从斯诺开始，毛泽东会见了大批中外记者，直到1939年国民党又对边区开始了长达五年的封锁。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时，“毛主席很兴奋，与记者畅所欲言，因为总算是打开了局面。外国记者的情绪也很高，像发现了新大陆”(《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8页。)。毛泽东回答了记者们关于抗战政策、抗战前途、国共合作、战略战术、国际形势等方面的问题，介绍了中共和边区的情况，同时也从他们那里了解到国际国内的许多信息。“红色中国”的故事，跟随着史沫特莱、海伦·福斯特·斯诺、贝特兰、王公达、黄薇以及斯坦因、福尔曼、爱泼斯坦、白修德等外国记者的畅销著作，传遍了世界;也随着舒湮、邓静溪、赵超构等中国记者的真切报道，打动了无数国内民众。

　　毛泽东也非常重视向民主人士、华侨领袖讲述“延安故事”，如梁漱溟、黄炎培、陈嘉庚等。

　　1938年1月，梁漱溟带着对中国前途的担忧到达延安。在21天时间里，毛泽东与他多次交谈，其中有两次是通宵达旦。关于梁漱溟最为关注的抗战前途问题，毛泽东坚定地回答说：“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性不存在。”(《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页。)毛泽东一再强调的“中国必胜，日本必败”，成为不久后写成的《论持久战》中的重要观点。

　　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陈嘉庚带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到访延安。毛泽东针对国共摩擦问题，向陈嘉庚解释了中共“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表达了中共关于团结抗战的立场和态度。陈嘉庚回忆，毛泽东“嘱余谒见蒋委员长时，代为表白伊完全无恶意。又云：‘君到此多日，所有见过此间情形，如回到南洋请代向侨胞报告’”(《陈嘉庚自述》，第173页。)。陈嘉庚没有辜负毛泽东的嘱托，他后来在重庆、在南洋的讲演中，力陈中共的真实情况，引起巨大社会反响。

　　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在延安会见了为恢复国共商谈而来的黄炎培一行。黄炎培在边区看到了距离他的理想相当近的“新世界”，并且与毛泽东进行了著名的“窑洞对”——用“民主新路”破解“历史周期率”的难题。黄炎培把他在延安五天之行的经历和感想以及“民主新路”的谈话，很快写成《延安归来》一书，热情赞颂毛泽东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这本书避开了国民党的检查自行出版，初版两万册在短短几天内就被抢购一空。毛泽东讲述的“延安故事”，也因为这本在大后方轰动一时的畅销书而传播甚广。

　　（二）用文字陈说“延安故事”。

　　毛泽东认为，舆论宣传工作要为大局服务。他曾形象地称知识分子的一枝笔堪比“三千毛瑟精兵”。在讲述“延安故事”时，毛泽东适时地运用纸媒的力量，把党的政策主张及时宣传出去，表明立场，扩大影响。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针对美军观察组的宣传。

　　毛泽东在1944年6月28日确切得知美军观察组可来延安后，当即表示欢迎。在7月22日观察组第一批人员飞抵延安之前，《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集中刊登了大量关于美国民主自由以及中国追求民主的社论和新闻稿。

　　以《解放日报》为例：7月1日，刊登华莱士题为《美国极端同情中国争取民主、独立的斗争》的讲演辞;7月2日至5日，“国际舆论”专栏分四期连载《中国为民主而奋斗和目前的政治危机》;7月3日，刊登黄炎培《呼吁国人为民主拼命》的讲演辞;7月4日，刊登社论《祝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7月7日，刊登纪念抗战七周年的社论《在民主与团结的基础上，加强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等等。

　　1944年8月15日，《解放日报》刊登了毛泽东亲自改定的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其中“战友们”是毛泽东加上的。在这篇社论里，除了对美军观察组的到来表示欢迎，认为这“对于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实有重大的意义”之外，还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战果做了介绍，以澄清“国民党统治人士的欺骗政策与封锁政策”。

　　毛泽东这样做，有三层用意：第一，强烈表达中国共产党对抗战的坚定信心与对民主政治的追求;第二，批判国民党的政治独裁;第三，高度肯定美国对延安的“善意”，为争取美军观察组的支持作铺垫。

　　毛泽东在特定时期的集中宣传造势，确实引起了美军观察组的关注。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在发回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详细记录了毛泽东关于“民主”和“合作”的谈话内容：毛泽东说，“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易于合作。我们不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愿意欢迎它”，“美国无需害怕我们不愿意合作，我们必须合作，我们需要得到美国的援助”。(〔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罗清、赵仲强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60—261页。)

　　经过我方的宣传和解释，观察组逐步改变了对中国抗战的整体印象特别是对中共的态度。谢伟思在其报告中多次提出调整美国对华政策的意见，建议“有理由把美国的军事援助扩大给予中国共产党军队”(《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第279页。)。1945年2月8日由美国驻重庆大使馆全体政务官员联名发出的《中国的局势》报告中说：如果美国继续坚持片面支持援助蒋介石的政策，“在中国发生混乱就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灾难性的内部冲突可能加速爆发。(参见《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第314页。)

　　（三）用事实展现“延安故事”。

　　毛泽东曾这样说：“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面对敌人的抹黑，我们说“请看事实”。(参见《〈政治周报〉发刊理由》(1925年12月5日)，《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这是毛泽东始终坚持的宣传工作方针。

　　中共和边区的新闻自由给到访者们留下深刻印象。他们把延安与被称为“反共壁垒”的西安作对比说：在西安，“每个人仿佛都是棋盘上的棋子，行动都要严格遵守规则，一般不能按本人意志行事”(《爱泼斯坦新闻作品选》，今日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21页。)。黄炎培说：“我们在延安，倒自自在在的。要到哪里，看哪些人，都绝对自由。你不需要带路，你就自己去。”(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15页。)

　　“请看事实”的宣传策略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黄炎培说：“延安五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黄炎培：《八十年来》，第149页。)是我们党历史上开展对外宣传的一次成功实践。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华侨记者黄薇在华北敌后待了三个多月，走了四十多个县，行程数千里。她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百余篇敌后通讯，向海外侨胞报道了祖国人民英勇的抗日斗争事迹。在华北某抗日根据地被营救，并在那里生活了两个月的美军飞机轰炸手布希回国后，向纽约《下午报》说：中国共产党人在他们领导的区域有效地组织起中国人民从事全面抗日战争，我能证明他们是打日军的。

　　自由的边区，吸引了更多的来访者;自信的中共，获得了更多的信任和支持。毛泽东此举，可谓“一箭三雕”：一能表明中共的诚恳态度和强烈自信;二能让边区的情况更加全面和具体地展现在来访者面前，让“延安故事”更详实;三也能让“延安故事”更加真实可信。

　　三、讲好“延安故事”的效果

　　毛泽东讲述“延安故事”取得巨大成效，是我们党历史上开展对外宣传的一次成功实践。

　　（一）呈现了一个真实的延安、真实的中国共产党，赢得广泛理解、同情和支持。

　　听毛泽东讲完“延安故事”后，各界人士纷纷向外界介绍他们的所见所闻、亲身感受，针对之前听说的种种不实信息，为中共和边区进行了强有力的辟谣。

　　陈嘉庚就是其中一例。对于边区的真实情况，陈嘉庚在重庆作题为《西北之观感》的演讲时说：“及到两三天，已明白传闻均失实。”他亲身的所见所闻则是：“田园、屋宅、财产，仍民众私业，未有变更。商贩店行亦民众自由经营，一条街道百多家，大小资本概属私人所有。政府绝无干预。”又说：“至于公妻灭人伦，则绝无其事。若男女混杂，以余所见所闻，凡男女往来起居，甚有秩序。”他呼吁：“现下为抗战救亡危险时际，希望全国民族一致对外!”(《陈嘉庚自述》，第209—210页。)陈嘉庚这个演讲的听众有数百人，包括重庆大部分报馆的记者。他的讲演内容对国民党当局而言，无异于引爆了一颗重型炸弹。

　　英国记者斯坦因用日本人的评论，侧面肯定了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作用。他写道：“共产党的军队，是和人民紧密联系着的，对于这种联合力量的恐惧，使得日本人宣言说：‘他们’(共产党)现在是日本皇军在中国必须认真攻打的唯一敌人。”他还说：“在新民主主义之下，延安已经动员并实现了他们的作战力量。我觉得新民主主义毋宁说更近于英国的战时民主制。它有获得和平，也有赢得胜利的可能性。”(〔英〕斯坦因：《远东民主的种子》，《解放日报》1945年6月4日。)

　　（二）使“延安”成为一个精神符号，吸引了大批人士奔赴边区，凝聚了抗战力量。

　　一首当时广为流传的诗歌，生动表达了爱国青年对延安的向往：“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路过九妖十八怪，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不能到前方抗战;只怕取不上延安的经典，不能变成最革命的青年!”(马国昌：《延安求学记》，武汉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许多青年怀揣着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或是“肋下挟着一本《西行漫记》”奔赴延安(参见《斯诺文集》第3卷，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13页。)，成为革命队伍的一员。1937年8月，抗大第三期学员中有知识青年477人，而1938年4月，抗大第四期学员中，知识青年数量则达到4655人。成千上万的爱国人士、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年，不怕艰难困苦，长途跋涉奔赴延安，许多人长期留在了延安，成为抗战力量的强大储备，为夺取抗战胜利和建设新中国打下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延安故事”辗转流传，在国统区乃至国际社会产生巨大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理论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抗战救亡、民主建国的一系列理论主张，通过“延安故事”这一载体得以传播开来。“团结”“抗战”“进步”的旗帜，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坚持抗战、抗战必胜的信心。二是在实践上，“延安故事”使边区作为抗战大后方民主政治建设“样板”的形象广为传播。不少人通过“延安故事”，知道了“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为普通百姓谋福利”的社会在延安，“百炼成钢的指挥者和战士”也在延安。(参见〔英〕斯坦因：《远东民主的种子》，《解放日报》1945年6月4日。)

　　四、毛泽东讲“延安故事”的方法和艺术

　　毛泽东讲“延安故事”，堪称党的宣传工作史上的典范之作，有很多好的做法值得总结。

　　（一）始终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立场上，从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的大局出发看待问题、分析问题。

　　这是毛泽东讲述“延安故事”的重要经验。正是高举着团结、进步的大旗，围绕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的大局，毛泽东和我们党借助正确的舆论宣传方式，把党的政策主张广泛传播出去，从而扩大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人们由此确信：延安就是中国革命的样板，中国共产党就是中国的希望。

　　（二）善于抓重点，抓矛盾的主要方面，有针对性地做宣传和解释工作。

　　这是毛泽东讲述“延安故事”的重要方法。

　　宣传工作与其他革命工作一样，需要正确的策略方针来指导。在抗战的不同阶段，针对党内外各界关心的不同问题，毛泽东用“延安故事”解答和阐明了持久抗战、民主政治、联合政府等最受关注的问题，取得很好的效果。他强调宣传工作要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比如，对待国外团体和美军观察组，他主要是讲中国抗战是“义战”，是进步的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向中国进行国际援助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具有重要意义。对待民主人士，他主要是讲民主，讲团结，讲民族复兴的前景。对待日军俘虏，他主要是讲宽待政策，做孜孜不倦的宣传来瓦解敌人军心，努力使抗日战场上出现“国际纵队”这样的好局面。

　　（三）形式多样、不拘一格，注意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

　　这是毛泽东讲述“延安故事”的重要策略。正式宴会、日常便饭、舞会、剧院等，都是毛泽东讲“延安故事”的场合。例如，毛泽东与谢伟思的谈话共有四次，其中只有两次是正式会谈。另外的两次，一次是在欢迎晚宴上邻座吃饭时谈的，一次是在八路军总部举办的舞会上，“毛泽东在舞会间歇中顺便走到我旁边就座，并开始了持续约20分钟的谈话”(《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第237页。)。毛泽东提倡要讲“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反对“语言无味，像个瘪三”。在讲述“延安故事”时，他在谈话、讲演和文章中大量引用中国四大名著、古代兵法以及其他古代典籍中的内容作为例子，土语、习语、双关语更比比皆是。“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一论断，就是毛泽东在1946年与美国记者斯特朗谈话时提出的。而对于“纸老虎”的特征以及准确翻译，也是毛泽东的独创，他自己用英语敲定表达为“Papertiger”。“纸老虎”这个生动有力的表述被报道后引起巨大反响，极大地增强了人民的必胜信心。

　　（四）坚持用事实说话，注重以情动人、以理服人。

　　这是毛泽东讲述“延安故事”取得成功的关键。注重用事实更生动、贴切地印证和展现“延安故事”，是毛泽东宣传策略的重要方面。他经常建议来访者多走走，多了解一些情况。他对来延安的“听众”非常尊重，以礼相待。英国记者贝特兰回忆说，某次谈话结束时，毛泽东把他和翻译送到院子里，还盛情邀请说：“你们一定再来，让我们一起再多谈谈。”(〔英〕詹姆斯·贝特兰：《不可征服的人们——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抗战》，李述一等译，韩红等校，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113页。)即便交谈时有争论，毛泽东仍然不失政治家的风度，不咄咄逼人。对此，不少到访延安的人都深有体会。斯诺说：“他很少对反驳者作正面的进攻。……他侧面抄袭反驳者，他一个一个驳倒对方的论点，直到慢慢地把它全部包围起来，然后用最后的滑稽语调或动人的逻辑说服了对方。”(《斯诺文集》第3卷，第239—240页。)梁漱溟在回忆他与毛泽东关于“如何建设新的中国”问题争论不下时说：“他穿着一件皮袍子，有时踱步，有时坐下，有时在床上一躺，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料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4页。)

　　（五）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形成人人都是“宣传家”的生动局面。

　　这是毛泽东讲好“延安故事”的重要保证。人民，是毛泽东讲述“延安故事”最庞大的后援团，也是最庞大的参与者。他明确讲：“什么是宣传家?不但教员是宣传家，新闻记者是宣传家，文艺作者是宣传家，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也都是宣传家。”(《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8页。)讲好“延安故事”，人人有责。事实的确如此，在边区每个人都是“延安故事”的“宣传家”。来访者们发现，在边区，“无论人们向谁——理发员、或是农民、或是管理房间的服务员——提出问题，他都能很好地说明共产党坚持抗战的纲领”(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第183页。)。比如，延安路边的老百姓，在黄炎培看到意见箱时，就会告诉他：“个个人得投书街头的意见箱，也个个人得上书建议于主席毛泽东。”(黄炎培：《八十年来》，第128页。)

　　毛泽东讲述“延安故事”的这些成功做法和经验，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对于今天讲述好“中国故事”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国际传播话语权问题，强调要“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而且带头在国际社会讲“中国故事”。每次出访，不论是会谈、交流还是演讲，都在讲中国道路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讲中国梦的背景和内涵，讲中国和平发展的理念和主张，还在很多国家的主流媒体发表署名文章，在国际社会发出了“中国声音”、唱响了“中国旋律”。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他明确提出“注重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让当代中国形象在世界上不断树立和闪亮起来”的时代课题。我们既要善于创造中国故事、中国奇迹，还要善于讲好中国故事、中国经验。我们要认真学习总结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关于做好宣传工作的成功做法，着力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集中展示中国的文明大国形象、东方大国形象、负责任大国形象、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纵观人类历史，把人们隔离开来的往往不是千山万水，不是大海深壑，而是人们相互认知上的隔膜。”(《人民日报》2014年3月30日。)只要我们保持战略定力，坚持不懈、久久为功，在世界舞台上坚持“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就一定能够消除认识上的隔膜，使当代中国形象在世界上不断树立和闪亮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