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传》（第六卷 五洋捉鳖 第242章）

第242章

　　“经过两年半的奋斗，现在国民经济已经恢复，而且，已经开始有

　　计划的建设了。我们要争取10年功夫建设工业，打下坚固的基础。”

　　话说毛泽东时刻密切关注着各地“五反”运动的发展情况，他对一些地方的“五反”运动出现过“左”倾向，非常重视。此时，一些地方的一些人另外提出了反暴利、反剥削、反压迫、反对资本家腐化生活的不适当的口号。

　　1952年3月1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指示中写道：

　　“当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处提出反暴利的口号时，大资本家即迅速接受，因为这个口号可以被他们利用去威胁中小资本家，说他们的利润也有暴利。就目前时期来说，真正违反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暴利，已包括在‘五反’的各项对象，故只应提‘五反’，不应再提反暴利。隐匿侵吞敌产、逃走外汇两事，国家已有法令，又可包括在‘盗窃国家财产’一项内。倒卖金银、偷卖鸦片白面两事，国家亦有法令，可依法办理，不必于‘五反’外另立项目，变为‘六反’‘七反’”。

　　3月1日，毛泽东将李富春这一天送给他的关于起草处理贪污分子的规定和追赃规定的报告，当即批给周恩来，要周恩来酌处。他还批示说：

　　“还要宽一点，富春说得还太严了。”

　　3月3日，毛泽东在上海市向中共中央所作的“五反”情况的专题报告上作了一个批示。上海市的专题报告中称，市总工会的一位负责人支持乱斗资本家。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严密控制，非常需要。有些城市控制不严，出了乱子。”

　　毛泽东在批示中还要求各地借鉴上海经验。

　　3月4日这一天，毛泽东是从头天晚上一直工作到这天下午6点10分才休息，大约有20个小时。他在晚上11点50分起床后，又开始继续工作。

　　叶子龙为了减少毛泽东的工作量，特意嘱咐值班秘书说：

　　“军队，军以下直属机关及师;地方，分局直属机关及地委、专署和县，关于三反的报告，均不送给主席看。”

　　3月5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份党内文件中写道：

　　“1、在‘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处理的基本原则是：过去从宽，今后从严(例如补税一般只补1951年的);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望各级党委在‘五反’中掌握这几条原则。2、在‘五反’目标下划分私人工商户的类型，应分为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半违法的，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5类。就大城市说，前3类约占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后2类约占百分之五左右……3、这5类包括资产阶级和非资产阶级的独立手工业户及家庭商业户，不包括摊贩。”

　　“检查违法工商户，必须由市委市政府予以严密控制，各机关不得自由派人检查，更不得随便捉资本家到机关来审讯。又无论‘三反’‘五反’，均不得采用肉刑逼供方法，严禁自杀现象发生，已发生者立即制订出防止办法，务使‘三反’、‘五反’均按正规健全发展，争取完满胜利。”

　　“县、区、乡现在一律不进行‘三反’、‘五反’，将来何时进行及如何进行，中央另有通知。个别已在县城试做‘五反’、在区试做‘三反’者务须严格控制，不得妨碍春耕和经济活动。”

　　1952年春天的一个星期六，毛泽东过去的一个警卫员翟作军来看望毛泽东。江青正在和革命烈士毛泽民的儿子毛远新打牌，她马上放下手中的牌，热情欢迎翟作军的到来，还叫12岁的李讷和15岁的李敏出来见面问好。

　　吃晚饭时，毛泽东为招待翟作军加了几个菜。李讷来了，站在毛泽东的后面，搂着他的脖子说：

　　“爸爸，你可真有本事，你怎么找了一个这么漂亮的老婆呀!”

　　说着还得意的瞟了母亲一眼。毛泽东闻言，也高兴得咯咯咯地笑了起来。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气氛亲切而又热烈。江青饭前饭后一直忙里忙外，殷勤招待客人，照顾孩子们。

　　这位老兵非常感动，他看到江青全家还是穿着十分普通的布衣服和布鞋，一家人其乐融融，尽享天伦之乐。

　　1952年初春，北京的天气还是很冷的。在中南海大院内南海北岸的向阳处，柳树的梢头已经略略现出鹅黄色，可是，3月的西北风刮在人们脸上，依然有一种刺疼感。

　　这一天，毛泽东起床后已经是上午11时了，这是一个特例。毛泽东通常是晚上工作，早上才睡下，下午两三点钟才起床。值班卫士通知王鹤滨说：

　　“王秘书，主席要到外面去散步，快!”

　　汪东兴没有通知到摄影师侯波，摄影的任务只好又落在了叶子龙身上，叶子龙已将照相机挂在了胸前。

　　汽车开出了中南海，向德胜门外开去。穿过德胜门不远，毛泽东示意周西林停车。他下车后沿着街道东侧人行道向北漫步，街道上行人熙熙攘攘，不算太拥挤。王鹤滨跟在毛泽东身后，没有引起行人的注意。毛泽东看到右边一个敞开的大门，门旁挂着“德胜门外区政府”的牌子，便走了进去。值班室的一位年轻人看到毛泽东一行人走了进来，急忙出来，站在毛泽东面前打招呼说：

　　“同志们都下班吃饭去了，就我一个人值班，你们等一下，我去叫他们。”

　　看来，他没有认出毛泽东。毛泽东说：

　　“不用了，我们是随便来走走的。”

　　毛泽东上车后，周西林继续往北开，向前走了五六里，毛泽东看到大道左边有一片用高粱秆子夹成防风墙隔住的菜畦，示意停下来。

　　北京北郊的大地尚未苏醒过来，到处可见片片残雪覆盖在地上，北风带着哨音迎面袭来，毛泽东不得不眯起双眼，向着两块菜地走去。汪东兴、叶子龙、王鹤滨和卫士王振海跟在后面。菜地的主人见有人来，就走了过来，他认出了毛泽东，非常惊喜。

　　这是一位农民装束的老人，大约有60岁左右，中等身材，身穿一身青布棉衣棉裤，黑色的棉鞋，裤腿还用黑色的带子缠扎着，显得很干练。

　　毛泽东走上几步，伸过手礼貌而热情的握住了菜地主人的手，问道：

　　“贵姓?”

　　“不敢当，姓吴。”

　　“这是你家的菜地吗?”

　　“是，是我家的地。刚才我的小儿子告诉我，菜地里来了客人，我就急忙赶来了。”

　　“生活得怎么样?家中有几口人?”

　　“解放后，生活好多了，家中有老伴和3个儿子。老大和老二都参加了革命，当了兵，我是光荣军属哩!”

　　“这是你对国家的贡献哟!”毛泽东把话题一转，问道：“村里搞三反了吗?”

　　“搞了，我还是村里的监委会主任哩。”

　　“区政府的干部中有人欺负群众吗?”

　　“没有见到区政府干部欺侮百姓的事。但是，有的干部手脚不太干净。三反运动真是好政策。”

　　“听讲话，你不像农民?”

　　“啊，是这样，我当过兵，上过军官学校，时逢军阀混战，当过几年见习排长，在二十年代初，就解甲归田了。”

　　“啊，你可不是一般的农民，有知识，有见地，有经历。你我都是国家的干部，要共同努力，把我们的国家搞好。”

　　“是，毛主席!”

　　吴姓老农显然又露出了接受任务时的军人风度。毛泽东在告别的时候，以夸奖的口吻笑着说：

　　“你种了不少菜地呀!可称是吴家菜园了!”

　　“是，是，吴家菜园，吴家菜园!”

　　老农高兴的笑了。

　　1952年春，毛泽东在南京接见了钟期光。

　　钟期光是人民军队中的一员儒将，有才学。他1909年1月2日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乳名钟昱明。钟期光家是佃农，由于家境不好，5个姐姐和2个妹妹都是很小就出嫁了。钟期光父辈是兄弟两个，因伯父没有儿子，父亲就将钟期光的一半过继给伯父。所以，钟期光刚满4岁，父母和伯父就倾其所有送他去读书。钟期光聪颖好学，10岁时曾作了一首《燕子歌》的诗，诗中说：“喜燕来时乐汝居，忽闻门外一声叽。呢喃恰恰山人意，汝筑新巢我读书。”

　　钟期光12岁考入平江县天岳书院，经教师介绍加入国民党。1927年5月，长沙发生“马日事变”，钟期光义愤填膺，参加了湖南农民义勇军平江第1大队。后来，这支队伍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

　　钟期光从小酷爱书法，学赵孟頫甚有功夫。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年代，直至晚年，他始终坚持用毛笔书写。

　　钟期光和刘伯承等人一起筹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毛泽东在接见钟期光时，意味深长地说：

　　“延安有个清凉山，南京有个紫金山。”

　　他把南京军事学院比作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他为军事学院的题词是：

　　“努力学习，保卫国防。”

　　毛泽东还为军事学院聘请了一批苏联军事顾问，帮助他们工作。

　　3月11日，毛泽东给程潜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程潜将他3月6日在中南军政委员会召开的研究荆江分洪工程计划联席会上的发言，寄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了程潜的发言材料后，很受启发，他在回信中说：

　　“在联席会议上的发言，使我明白了江湖利病所在，极为有益。”

　　不久，毛泽东在荆江分洪工程开工之际，送给工程处一面大锦旗，他在锦旗上的题词是：“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

　　后来，在1952年汛期到来之前，30万军民通过75天的奋战，将荆江分洪工程这一大型的水利工程，以震惊中外的空前的高速度顺利的建成了。这一工程在1954年战胜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时，3次启闸分洪，发挥了重要作用。

　　3月15日，毛泽东邀约黄炎培到他的住处晤谈，对民建会的工作相互交换了意见。

　　此前，黄炎培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有不少工商业者怀有严重的恐惧心理，担心产业将被没收，对生产经营没有信心，抱着吃光花光拉倒的消极态度。于是，上海一度出现咖啡馆、舞厅和饭馆反常繁荣的“三多”现象。黄炎培建议中央领导作一次鼓舞人心的报告，讲清政策，消除工商业者的不安情绪。

　　此次晤谈，据黄炎培的日记记载：“毛主席约谈，对民建会的方针、路线都有明确指示。如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私人资本发展的限制，吸收会员的对象，以及‘三反’、‘五反’运动后选择会员的标准等重要问题都有指示。对民建会员的学习问题也指出：马列主义要学习，但一般人首先应该学习并接受共同纲领。”

　　3月21日，政务院举行第129次会议，通过《关于“五反”运动中成立人民法庭的规定》，规定要求：在工商户违法案件较多的城市，设立人民法庭，负责处理工商户违法案件及其他案件。

　　3月23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在“五反”斗争中及其以后必须达到的八项目的的指示》中写道：

　　“1、彻底查明私人工商业的情况，以利团结和控制资产阶级，进行国家的计划经济。情况不明，是无法进行计划经济的。2、明确划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肃清工会中的贪污现象和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清除资产阶级在工会中的走狗……3、改组同业工会和工商联合会，开除那些‘五毒’俱全的人们及其他也已完全丧失威信的人们出这些团体的领导机关，吸收那些在‘五反’中表现较好的人们进来。除完全违法者外，各类工商业者均应有代表。4、帮助民主建国会的负责人整顿民主建国会，开除那些‘五毒’俱全的人及大失人望的人，增加一批较好的人，使之成为一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主要是工业资产阶级的合法利益、并以《共同纲领》和‘五反’的原则教育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各部分资本家的秘密结社，例如‘星四聚餐会’(在重庆——笔者注)等，则应设法予以解散。5、清除‘五毒’，消灭投机商业，使整个资产阶级服从国家法令，经营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在国家划定的范围内，发展私人工业(只要资本家愿意和合乎《共同纲领》)，逐步缩小私人商业;国家逐年增加对私营产品的包销订货计划，逐年增加对私营工商业的计划性;重新划定私资利润额，既要使私资感觉有利可图，又要使私资无法夺取暴利。6、废除后账，经济公开，逐步建立工人店员监督生产和经营的制度。7、从补、退、罚、没中追回国家及人民的大部分经济损失。8、在一切大的和中等的私营企业的工人店员中建立党的支部，加强党的领导。”

　　3月27日，毛泽东在审阅修改中央统战部关于各民主党派“三反”运动结束时几项问题处理意见的指示稿时，又加写了一段话，他写道：

　　“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即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如果要求他们合乎工人阶级的立场和思想，取消他们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思想，其结果不是造成混乱，就会逼出伪装，这是对统一战线不利的，也是不合逻辑的。在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内，不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有自己的立场和思想，这种想法是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是一种幼稚可笑的思想。在三反五反中，我党已有些党员产生了这种错误思想，应予纠正。”

　　1952年4月1日，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在学习刚刚重新发表的哲学著作《矛盾论》时，有人在讨论中提出说：

　　“我们和美帝国主义有没有统一性或同一性?”

　　为此，众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互不服输，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保健医生王鹤滨去向毛泽东请教。他走进菊香书屋的院落，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的门口，停下了脚步，迟疑起来，心想，为了一个学习问题，去打扰毛泽东，合适吗?正在此时，毛泽东和江青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毛泽东问：

　　“王医生，有什么事情吗?”

　　王鹤滨只好说：

　　“我们正在学习主席的著作《矛盾论》，有的同志提出，我们和美帝国主义有统一性或同一性。我不明白，我们怎么会和美帝国主义有统一性或同一性呢?”

　　毛泽东肯定的回答说：

　　“我们和美帝国主义者是有统一性或同一性的。”

　　“主席，是个怎么样的统一性或同一性呢?”

　　毛泽东看着王鹤滨固执而幼稚的眼神，改变了直接回答问题的方式，他问王鹤滨：

　　“我们中国在什么地方呀?”

　　“在地球上。”

　　“对!中国在地球上。美国呢?也在地球上，而且位置正好与我国相对着。它在地球的那一面，中国在地球的这一面，但都是在地球这个统一体上的，对吗?”

　　毛泽东看着王鹤滨，知道他对中国和美国在空间上的统一明白了后，又接着解释道：

　　“在抗美援朝战争的战场上，缺少一方就讲不成抗美援朝的战争了。”

　　在一旁的江青插话说：

　　“问题应该是强调我们同美国帝国主义者的斗争性，而不是我们与他们的统一性!”

　　4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给西南局、西藏工委并西北局、新疆分局起草了一份党内指示，他写道：

　　“西藏至少在两三年内不能实行减租，不能实行土改。”“我们要用一切努力和适当办法，争取达赖及其上层集团的大多数，孤立少数坏分子，达到不流血的在多年内逐步的改革西藏经济政治的目的;但也要准备对付坏分子可能率领藏军举行叛变，向我袭击，在这种时候我军仍能在西藏活下去和坚持下去。”

　　“西南局4月2日电报的全部意见中，只有一点值得考虑，这就是短期内改编藏军和成立军政委员会是否可能和得策的问题。我们意见，目前不要改编藏军，也不要在形式上成立军分区，也不要成立军政委员会。暂时一切仍旧，拖下去，以待一年两年后我军确能生产自给并获得群众拥护的时候，再谈这些问题。在这一年两年内可能发生两种情况：一种是我们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上层统战政策发生了效力，西藏群众也逐步靠拢我们，因而使坏分子及藏军不敢举行暴乱;一种是坏分子认为我们软弱可欺，率领藏军举行暴乱，我军在自卫斗争中举行反击，给以打击。以上两种情况，无论哪一种都对我们有利。”

　　4月初，毛泽东决定将彭德怀从朝鲜战场调回北京，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由陈赓代理志愿军司令员和政委。

　　在一个周末的傍晚，毛泽东的值班卫士通知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兼生活秘书王鹤滨说：

　　“王秘书，主席叫你去陪吃饭。”

　　王鹤滨的爱人在上海医学院上预科，大儿子王子冀跟着他生活，他刚让朱宝贵从托儿所把孩子接回来。此时，朱宝贵已经走了，没有人可以托付照顾儿子，他只好抱着孩子，急步向菊香书屋走去。

　　毛泽东从起居室里走了出来，看到多了一个小朋友，增加了兴趣，他问：

　　“这位小客人是谁呀?”

　　王鹤滨说：

　　“主席，这是我的大孩子，叫子冀，生在河北省平山县的朱豪村。”

　　“你还有几个孩子?”

　　“还有一个儿子，生在北京，叫子燕。”

　　“王医生，很好嘛，身兼二职哟，既是爸爸又是妈妈。”

　　毛泽东说罢，弯着上身，把脸贴近孩子的头部，和蔼的问孩子：

　　“小娃娃，你几岁了?”

　　孩子没有说话，怯生生的伸出4个手指。毛泽东又微笑着问：

　　“啊，你的妈妈呢?”

　　“妈妈，妈妈上学去啦。”

　　毛泽东又把头更靠近了孩子，问：

　　“你想妈妈吗?”

　　“想妈妈，我想妈妈。”

　　毛泽东问完了，又忙着为孩子夹菜。孩子嘴里吃着，视线却停留在一小碟红绿相间的炒辣椒上，毛泽东夹来的菜，他也不顾了。毛泽东看见了，高兴地说：

　　“啊!小家伙，你想吃炒辣子啦，是吧?这东西可好吃哩!”

　　说着，夹起一截红辣椒，在孩子面前晃晃。果然，孩子那张小嘴凑了过去。王鹤滨想，这湖南口味的炒辣子，自己吃一口都要出汗呢，孩子要是吃了，哭闹起来怎么办?主席这餐饭也要搅得吃不成了。便把孩子拉了过去，说：

　　“主席，不要给他吃。”

　　毛泽东就把辣子放到自己嘴里，而且装出很好吃的样子嚼了起来。孩子双目紧紧的盯着毛泽东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又把眼睛盯在那碟炒辣椒上，右手的小食指也戳在嘴唇上。毛泽东又夹起一段红辣椒对孩子说：

　　“你吃吧，可好吃了，不要听你爸爸的。”

　　孩子又伸长脖子要吃辣椒。王鹤滨说：

　　“主席，不能给他吃!”

　　说着又把孩子拉了过来，孩子奇怪的看着他爸爸。毛泽东第二次受到阻拦，就把夹起的辣椒放回碟子里，带着批评的口吻说：

　　“你让他吃嘛!怕什么?让他上上当。不要把孩子教育成那样，让孩子认为大人都是好人，大人也有坏人嘛!”

　　4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签署了中央军委、政务院关于集体转业部队的决定。

　　不久，数十万工程部队、屯垦部队奔赴国家经济建设的第一线。

　　4月20日，一封宽大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函，寄往南方，信封上面写着：湘潭第4区云源乡杨林 毛泽荣同志收 毛寄。

　　前文已经说过，毛泽连和李轲从北京回韶山时，毛泽东曾托他们捎去对堂弟毛泽荣一家的问候和礼品。此后，毛泽荣多次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到北京看望三哥。毛泽东就此事给堂弟写了这封信。

　　毛泽荣接到信后，打开信封，几行灵动有力的毛笔字映入眼帘：

　　泽荣贤弟：

　　多次来信，均收到了。你今年不要来京，明年再讲罢。顺祝

　　健康!

　　毛泽东

　　毛泽荣看罢信兴奋不已，逢人便说：

　　“我三哥给我来信了，我要上北京。”

　　4月28日，美国总统宣布命令，由克拉克接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原“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接替艾森豪威尔担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总司令。

　　4月30日，班禅额尔德尼给毛泽东发来一封电报，电文中写道：

　　敬爱的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

　　在您的英明领导下……我们已于4月28日顺利到达拉萨……在当天下午和达赖喇嘛会晤于布达拉宫，对祖国的伟大成就及我们今后的团结，实现《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等工作的问题，彼此作了友谊交谈，从而使我坚信今后在您的正确领导下与中央人民政府代表、西藏军区的积极帮助下，与达赖喇嘛亲密团结，彻底实现《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把西藏建设成为自由幸福的新西藏。特电奉闻。谨祝

　　身体健康!

　　班禅额尔德尼

　　1952年5月9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五反”定案、补退工作等问题的指示》中写道：

　　“‘三反’和‘五反’的胜利是极其伟大的，毫无疑义应当进行‘三反’和‘五反’，不进行这一正义的斗争我们就会失败。”“主要不是为了搞几个钱，而是为了改造社会。”

　　“现当‘三反’‘五反’最后定案之际，我们必须本斗争从严处理从宽、应当严者严之、应当宽者宽之的原则，好好结束这场斗争。”

　　“在‘五反’斗争中，工作组和工人对资本家违法所得数一般都算得很高，在定案时必须合理的降下来，使合乎经济情况的实际，必须使一般资本家在补退之后还有盈余。”

　　“薄一波同志回京报告，广州新药业原定违法所得1000亿元，由我们几次主动核减，最后定为360亿元，出于资本家意料之外的宽大，大家高兴。这个比例即是比三分之一稍微多一点。请各市委衡量全局，大体按此比例定案，我们就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取得主动，而使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使资本家重新靠拢我们，恢复经营积极性，使工人不致失业。”

　　“大多数资本家的补退时间一律推迟到9月或10月开始为适宜。数大者可分多年补退，一部分还可作为公股不要交出现金。这样于活跃市场、防止失业是完全必要的。罚款可只施行于极少数人，判刑尤其要少。……在付工缴费方面不应当采取苛刻政策。”

　　“工人监督生产一事，势在必行，但不宜行得太急。中央同意目前只在少数厂、店举行典型试验，待资本家喘过气来，到秋季或冬季再行逐步推广。”

　　“工人福利问题，必须解决，但又必须解决得合乎实际的经济情况，不能太低，但又决不可太高，致陷自己于被动。”

　　5月10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转发一个报告的批语中写道：

　　“现当三反运动进至法庭审判、追赃定案的阶段，必须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不怕麻烦，坚持到底，是者定之，错者改之，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嫌疑难定者暂不处理，总之，必须做到如实的解决问题，主观主义的思想和怕麻烦的情绪，必须克服。这是共产党人统治国家的一次很好的学习，对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具有很大的意义。”

　　5月16日，毛泽东应陈嘉庚之邀，为集美解放纪念碑题词。毛泽东欣然写了“集美解放纪念碑”7个大字。他还给陈嘉庚写了一封回信，亲切地问候道：

　　“先生近日身体如何?时以为念!”

　　5月23日，班禅额尔德尼在给毛泽东的电文中写道：

　　敬爱的毛主席：

　　由于您的英明领导和伟大的民族政策感召，于1951年5月在祖国首都胜利的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使西藏人民摆脱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羁绊和压迫，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中来，给西藏人民开辟了走上幸福繁荣的新道路……使我等行辕全体同仁……得以光荣而安全的返回西藏，和达赖喇嘛亲密团结的晤面，和西藏人民亲密的团聚了，使西藏民族内部将近30年的分裂在您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从此团结起来了……西藏僧俗贵族官员和广大僧俗群众从实际行动和生活中认识到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是真正为西藏人民谋幸福的伟大纲领，是西藏人民的光明表现!这是西藏人民永远不能忘记的。际此庆祝《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1周年纪念的伟大节日，班禅谨以特别兴奋和感激的心情，向您——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致以崇高敬礼!

　　班禅额尔德尼 敬上

　　这一天，达赖喇嘛也同时致电毛泽东，向毛泽东致敬并庆祝《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1周年。

　　5月23日晚，毛泽东复电给达赖和班禅，他在电文中写道：

　　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先生：

　　感谢你们5月23日的来电。值此西藏和平解放周年节日，你们来电表示愿为彻底实现《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而努力，极为欣慰。我庆祝你们和全体西藏人民更加亲密的团结起来，与全国各兄弟民族人民，同心协力，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和繁荣幸福的新西藏，并庆祝你们的成功和健康!

　　毛泽东

　　不久，班禅一行在6月间离开拉萨，返回到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实现了第9世班禅生前的最大宿愿。

　　1952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统战工作部起草的《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草稿)》上批示道：

　　“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

　　6月13日，政务院发出了关于结束“五反”运动几个问题的指示。指示要求说：

　　“对于工商户处理的原则是：斗争从严，处理从宽;应当严者严之，应当宽者宽之。为了更好的结束这一运动，达到消灭‘五毒’、改造工商业者和在消灭‘五毒’之后顺利发展生产，必须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虎头蛇尾，草率结束;一种是不肯将计算较高的工商户违法所得的数目合理的降下来，即不愿意根据实际违法情况，认真核实，正确定案。”

　　政务院的指示对工商户分类处理、核实定案和退财补税等具体政策进一步作了明确规定。

　　荣毅仁是当时上海最大的民族工商户，在“五反”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根据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和他们的表现，受中央委派到上海领导“五反”运动的薄一波和上海市长陈毅认为，把他定为基本守法户好。他们将此意见报告给了周恩来总理，周恩来又转报给毛泽东主席。毛泽东说：

　　“何必那么小气!再大方一点，划成完全守法户。”

　　由此，荣毅仁这个“标兵”一树，在上海以至全国各大城市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安定了人心。

　　上海大康药房反动资本家王康年，用投机手段骗取志愿军购药款3亿元，而且竟丧心病狂的把失效药品供应给正在浴血奋战的抗美援朝前线。他还先后用金钱、美女腐蚀了25个机关的65名国家干部。王康年大肆宣称：“大康就是干部思想改造所。凡来大康做生意的干部都可以得到改造。”结果，他被处以极刑。

　　6月14日，毛泽东为了防止干部子女搞特殊化，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

　　6月20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第二届代表大会及北京第一届体育运动会在天坛举行。

　　此前，大会秘书组在会议筹备期间，请毛泽东为大会题词，毛泽东欣然命笔，题写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毛泽东和傅作义应邀参加了开幕式。开幕式结束后，毛泽东走到傅作义身边小声说：

　　“宜生，到外面走走吧!”

　　两人步出会场，走到祈年殿前，毛泽东指着大殿一角经过了修补的地方，漫不经心地问：

　　“还记得吧?”

　　傅作义当然记得，那还是在1949年初，解放军为阻止蒋介石从天坛临时飞机场抢运武器和亲信分子，不得不炮击临时飞机场，不慎将殿角炸掉了一块儿。毛泽东拍着傅作义的肩头，笑着说：

　　“宜生，你看这一块我们补得如何?”

　　傅作义连声说：

　　“不错，不错!不仔细看还真的看不出来了。”

　　毛泽东说：

　　“如果我们兵戎相见，补也补不得喽，你是保护北京的大功臣啊，应该给你一枚天坛一样大的奖章，怎么样?”

　　傅作义连忙说：

　　“哪里哪里，主席不抓我的罪过，我已经感激不尽了。”

　　6月下旬，毛泽东决定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代司令员的陈赓从朝鲜回国任职。由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委邓华担任志愿军代司令员和政委。

　　6月23日，陈赓拄着拐杖，一瘸一拐的走进了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亲切的会见了他。毛泽东握着陈赓的手说：

　　“我们‘最可爱的人’回来了，辛苦了!”

　　众人在沙发上就座后，周恩来朝陈赓扬扬手说：

　　“陈赓，你从前线回来，谈谈你的感受吧。”

　　陈赓汇报了朝鲜的战事，又说：

　　“我军缺乏现代化装备，部队缺乏精通科技的人才，造成了在朝鲜战场上的困境，只能靠坑道对付敌人的飞机大炮，许多战斗由于装备技术落后而不能取得胜利。一个国家科学技术落后了，在战争中就要挨打。现在最急需的是要培养前方已有的部分现代化武器装备的维护和使用方面的工程技术人员。有时炮上坏了个螺丝，在3个连队找不到一个会修的技术人员。”

　　毛泽东凝视着陈赓，又转向周恩来、朱德说：

　　“美帝国主义想要打败我们绝不可能，我们一时要把美帝赶出朝鲜也不可能。我们的军队是一支政治素质最好的作战勇敢的人民军队，只可惜技术装备太差。我去苏联访问时，斯大林曾向我建议说，有必要组建一所高等军事技术院校，我决定接受这一建议。军事工程学院一定要办，不能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

　　毛泽东转对陈赓说：

　　“中央决定创办军事工程学院，那个草案你看到了吧?谁来办?你来办吧!这次调你陈赓回来，就是要你创建这所军事工程技术学院。”

　　陈赓说：

　　“这个我可是隔行，恐怕办不好。”

　　“你隔行，你说我们党内还有哪位懂行?你指出来。办学过程中有什么困难可随时找总理，找我，还有苏联顾问的帮助，凭你陈赓的才智和干劲，一定能干好。你放手去干好啦。”

　　周恩来也说：

　　“你是合适的人选。你当过红军学校的校长，红军干部团不是很出色吗?你干不了，别人连你这点经验也没有。你刚从前线回来，了解朝鲜战争的实际情况，你对敌我双方技术条件的悬殊差别是有体会的吧!”

　　陈赓见毛泽东和周恩来如此说，便说：

　　“好吧。请主席放心，请总理、总司令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6月23日，毛泽东给毛泽连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润发贤弟：

　　5月8日的信收到。你的眼病脚病未好，甚念。仍以在家养病为宜，不要来京。因为湘雅医院诊不好，北京也不见得能诊好。此复。

　　毛泽东

　　1952年7月7日，毛泽东在给少年时期的朋友张有成的信中写道：

　　“文家诸位给我的信均收到，便时请你告诉他们一声，并问他们好。”

　　7月10日，毛泽东在给南京军事学院的训词中写道：

　　“为了组织这种复杂的高度机械化的近代的战役和战斗，没有健全的具有头脑作用的富于科学的组织和分工的司令机关不可。过去那种不健全的效力不高的甚至是极不胜任的司令机关，今后就必须大大加强起来。今后必须挑选优秀的富于组织和指挥才能的指挥员到各级司令机关，以创造司令机关新的作风和新的气象。这同样是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条件之一。”

　　7月11日，毛泽东决定由杨得志担任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

　　7月11日，毛泽东给他的堂兄和少年时的私塾老师毛宇居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宇居兄：

　　归去后来信均收到，甚慰。有复邹普勋一信，请代转交。接毛泽连的来信，六婶病故，他自己又跌断了脚，不知实际情况如何，脚尚有诊好的希望否?他未提到要钱的话，不知他的生活尚过得去否?暇时请查明见告。接张有成兄的信，乡里缺粮猪贱，不知现在好些否?有便望将乡情赐告。为了了解乡间情况，拟待秋收以后，邀李漱清、邹普勋二位来京一游，请你征求他们二人意见告我为盼!

　　顺致敬意!

　　毛泽东

　　7月13日，“联合国军”停战谈判代表提出了一个关于遣返战俘的方案，其中说，遣返朝鲜人民军战俘占人民军战俘中应被遣返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左右，而遣返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则只占志愿军战俘中应被遣返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二。

　　7月15日，周恩来起草了一封经毛泽东审阅的以毛泽东的名义给斯大林的电报，他写道：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认为绝对不应接受敌人这种具有挑衅性和引诱性的方案，而且在敌人压力之下屈服，对我极为不利。”“如果敌人拒不让步，继续拖延，我们即扩大宣传，揭破敌人企图破坏停战谈判、扩大侵略战争的阴谋，动员世界人民舆论，并配合我们在朝鲜前线的坚持，使敌人不断损伤，以逼使敌人最后让步。如敌人竟敢于破裂谈判，扩大战争，我们亦有所准备。因为这个问题是个政治问题，不但对朝中两国，而且对整个革命阵营都有影响。”

　　这一天，周恩来起草了一封经毛泽东审阅的以毛泽东的名义给金日成并转李克农的电报，电报中说：

　　“接受敌人13日方案，对我极为不利。不接受并准备敌人破裂，我们具此决心，敌人倒不一定破裂。如果敌人不让步，或使谈判破裂，我应与敌战下去。”

　　7月16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说：

　　“你们在和平谈判中所持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

　　1952年8月，毛泽东指示朝鲜前线指挥员邓华、杨得志、洪学智说：

　　“能不能守，这个问题去年就解决了。办法是钻洞子。我们挖两层工事，敌人攻上来，我们就进地道。有时敌人占领了上面，但下面还是属于我们的。等敌人进入阵地，我们就反攻，给他以极大杀伤。”

　　8月4日，毛泽东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38次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关于抗美援朝问题，他说：

　　“去年这一年，我们是边打，边谈，边稳。”“去年抗美援朝战争的费用，和国内建设的费用大体相等，一半一半。今年不同，战争费用估计只要用去年的一半。现在我们的部队减少了，但是装备加强了。”“究竟打到哪一年为止，谈判到什么时候?我说，谈还是要谈，打还是要打，和还是要和。”“对美国来说，大势所趋，不和不利。说马上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吓唬人的。”

　　关于国内的经济状况，毛泽东宣布说：

　　“我们国家有前途，有希望。过去我们想，国民经济是否3年可以恢复。经过两年半的奋斗，现在国民经济已经恢复，而且已经开始有计划的建设了。”

　　在政协会议上曾有党外人士向毛泽东询问，要多少时间过渡到社会主义去，毛泽东说：

　　“大概二三十年吧。”

　　此时，毛泽东的大致设想是，经过“相当长久”一段时间，工业发展了，国营经济壮大了，就可以采取步骤，一步步实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国有化和个体农业的集体化。

　　毛泽东会议上接见了这个月刚刚被任命为地质部长的政协常委李四光，他在谈话中饶有兴趣地问道：

　　“‘山字型构造’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给我讲一讲?”

　　李四光听了非常感动，他没想到博学多闻的毛泽东还如此虚心，如此关心地质科学，便向毛泽东作了详细说明。

　　8月7日，毛泽东召见了梁漱溟。梁漱溟在谈话中提出要到苏联去做学术研究。毛泽东摇了摇头，说道：

　　“这不合适。派你去苏联参观访问，游历一番或去苏联进修一门学问，这两种情况都不合适。中国的什么单位派这么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先生去搞什么研究，人家不好理解嘛。像你这种情况，应该在国内各地继续参观访问，做社会调查。你愿意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喜欢调查什么就调查什么，我可以通知各地负责同志，要他们给你提供一切照料和方便。”

　　8月间，邓小平从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任上调回北京，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副主任、交通办公室主任。

　　8月21日，毛泽东给毛宇居回了一封信，他写道：

　　宇居兄：

　　来信收到，李漱清老先生及邹普勋兄前曾表示，希望来京一游，我认为可以同意，借此了解乡间情况。但请你向他们二位说清楚：1、须他们自己下决心，出远门难免有风险;2、到京住一至两个月即还家乡。如他们同意这两点，则可于阳历9月动身北上。到长沙湖南省委统一战线部刘道衡部长处接洽，领取来京路费，办理乘车事宜。介绍信一件，请予转李、邹二位。其余要来京者，今年不便招待。

　　顺候近安

　　毛泽东

　　是年8月，江青的病情一直没有好转，经毛泽东同意，她第2次去到苏联治病。

　　美国记者维克多在《江青同志》一书中，记述了江青这次在苏联治病的情形，他写道：

　　“苏联医生直接把她拉进了外科实验室去观察她的肝脏，但没有除去集聚在胆囊里的水。经过外科抽样检查，提出治疗方案。她再一次被送到苏联南方的她所讨厌的雅尔塔。为了减退不断的高烧，她被注射了大量的青霉素，每次2千万单位，这样的剂量和次数只能使得她感到更糟。她痛惜她个人完全没有权势，但她的抗议是完全徒劳的。在那个令人讨厌的雅尔塔的冬天，她越来越思念家乡，但医生不让她回国。她想，他们要把她留在那里，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治好病而感到惭愧。最后，他们把她送回到莫斯科，安置在一个普通的医院里。后来她有幸被转移到了克里姆林宫里雄伟的宫廷医院，那里是为政府的高级官员而准备的医院。”

　　欲知江青在苏联的医疗结果如何，且看以后慢慢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