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初次赴渝纪事

茅盾在重庆寓所　　

茅盾(左)与老舍(中)、于立群在重庆合影

　　“重庆是一个风云际会之点，是一个具有夸张的地理意义的临时宿营地……重庆是一个成千上万人分享过的插曲……大人物和小人物，高尚者和贪污者，勇敢的人和胆小的人，都曾在重庆聚会过一下。”抗战时期曾在重庆生活过的美国著名记者白修德和贾安娜在《中国的惊雷》一书中如是描述。

　　这期间，著名文学家茅盾也来到重庆。不过，他不是过客，也不仅仅是来“聚会”。他肩负使命，以纸笔作刀剑，投身于抗日救国运动。重庆，见证了茅盾夫妇的抗战岁月，见证了《文艺阵地》的复刊，见证了经典散文《白杨礼赞》的诞生。

　　周恩来“请”来的客人

　　1940年5月，茅盾一家从新疆盛世才魔掌下逃出，辗转来到延安。本欲在陕甘宁边区扎根的茅盾，在延安生活了5个月后，突然接到周恩来电召，要他到国统区工作，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于是，他把一对儿女留在延安学习，携夫人孔德沚南下重庆。1940年11月下旬，经过一个半月的旅途跋涉，茅盾夫妇随董必武的车队，从延安抵达重庆。

　　茅盾夫妇抵渝后，住在化龙桥红岩嘴30号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第二天，周恩来和邓颖超前来看望，向茅盾介绍了当前的形势，并为其安排今后工作。周恩来说：“请你来担任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常务委员，是给你穿上一件‘官方的外衣’。委员会的实际工作自有别人在做，不会麻烦你的，你还是发挥你作家的作用，用笔来战斗。听说生活书店打算把《文艺阵地》迁到重庆出版，想请你继续担任主编，你可以考虑，大概徐伯昕会找你谈的。编刊物扩大进步文艺的影响，团结和教育群众，这是十分重要的工作。压迫愈严重，我们愈要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也愈加要讲究斗争艺术。有一些情况徐冰同志会向你介绍的。”

　　当天，徐冰向茅盾大致介绍了重庆及整个大后方文化界的情况。徐冰告诉茅盾：“住房已经找好了，就在沈钧儒住的地方。不过，因为重庆特务横行，鹰眼密布，不宜从办事处直接搬到那里，打算让你先到生活书店暂住几日，过渡一下。”

　　第三天，茅盾夫妇便搬到位于市中心民生路的生活书店门市部楼上。刚安顿好行李，邹韬奋和徐伯昕就闻讯赶来。他们已阔别3年，谈的话题甚多。邹韬奋向茅盾讲述了生活书店的困难处境。抗战初期，生活书店在全国各地开设了50余家分支店，现在却只剩下重庆的总店和贵阳、桂林、香港3个分店，其余的都在近两年内遭国民党查封。不少工作人员无辜被捕，有人生死未卜。蒋介石还想以高官厚禄收买邹韬奋，但被邹韬奋拒绝了。此外，他们还商议了《文艺阵地》复刊的事宜。

　　当晚，郭沫若、田汉、阳翰笙、老舍等，也纷纷爬上生活书店的小阁楼，看望这位老朋友。茅盾向他们介绍了延安的情况。田汉还邀请茅盾参加12月2日在天官府街文化工作委员会内召开的戏剧座谈会。

　　在生活书店楼上住了3天后，茅盾夫妇于12月1日搬到了枣子岚垭的良庄。这栋3层小楼坐落在马鞍山的小山坡，每层有大小3间房。房东住一楼，沈钧儒和他的子女住二楼，茅盾夫妇在三楼住了一大间，三楼的另外一家房客是王炳南和他的德国夫人安娜。夫妇俩从生活书店借来一张双人床、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作为房内简单的家具。

　　搬到良庄不久，时任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约见茅盾。出乎茅盾意料的是，张治中没有官腔，和他拉起家常，还提及茅盾的母亲，并对老夫人的去世致哀，表达其敬佩之情。张治中说：“令堂是一位伟大的母亲，也是旧中国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后来茅盾才得知，张治中读过孔另境的文章《一个作家的母亲——记沈老太太》。这件小事，让茅盾对张治中印象深刻。

　　皖南事变雾锁山城

　　正当茅盾一步步展开工作之际，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

　　1月17日晚，沈钧儒专门上楼来告诉他这一骇人听闻的消息。茅盾惊愕得半晌说不出话来，他喃喃道：“老蒋这种做法是不打算抗日了，他不给自己留一点退路。”沈钧儒说：“是呀，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内战的局面，共产党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1月18日，《新华日报》刊印了周恩来的诗：

　　千古奇冤，

　　江南一叶;

　　同室操戈，

　　相煎何急?!

　　悼词：

　　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　　

周恩来题写“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

　　下午，作家叶以群来到良庄，向茅盾讲述当日《新华日报》出版的经过，以及周恩来和办事处的同志亲自上街卖报并发表讲演的情形。叶以群说：“现在中央的应变方针尚未收到，估计一两天内恩来同志或徐冰同志会向你传达的。不过，我们也要做好大变动的准备。”

　　徐冰告诉茅盾，中共绝不妥协让步，而是针锋相对，通过斗争以求团结。徐冰还告诉茅盾，今后重庆的环境必然会更加险恶，斗争将更加复杂。为防意外的变故，需要作适当的疏散，即一部分留下坚持工作，一部分去延安，一部分去香港。徐冰说：“经初步研究，郭沫若留下，你刚从延安来，目标太大，想让你暂时躲避一下。什么时候走，去什么地方还没有定，想听听你的意见。”茅盾表示服从组织的安排。

　　2月4日起，《新华日报》连续被无理没收，报童遭殴捕，《新华日报》发行所被特务捣毁。2月5日，洪深一家5口吞药自裁，遗书中写道：“一切都无办法，政治、事业、家庭、经济，如此艰难，不如且归去。”洪深一家虽被及时抢救，但一位闻名全国的教授、学者和戏剧家，却被逼上绝路，令人唏嘘。

　　皖南事变后，陪都文艺界的一切活动都停顿了下来，茅盾不再参加集会，也不著述文章，重庆一时万马齐喑，气氛肃杀。皖南事变让茅盾义愤填膺，洪深的自杀也使他感慨万千。虽文网森严，令人窒息，但他要用手中的笔发出怒吼，以消心中的块垒。针对皖南事变，茅盾写出一篇杂感《雾中偶记》。借“雾”来嘲讽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并预言黑暗统治将像雾一样消散，“朗天化日”必将到来：“浓雾之后，朗天化日也跟着来。祝福可敬的朋友们，血不会是永远没有代价的!民族解放的斗争，不达目的不止，还有成千成万的战士们还没有死呢!”

　　2月下旬，徐冰约茅盾去见周恩来。在曾家岩“周公馆”的小客厅内，周恩来开门见山地对茅盾说：“我把你从延安请到重庆，没想到政局发生这样大的变化，现在又要请你离开重庆了，这次我们建议你到香港去。1938年你在香港编过《文艺阵地》，对那里比较熟悉。”细心的周恩来还征求茅盾意见，并询问茅盾夫人孔德沚是否愿意去延安。茅盾说：“对于我的安排我没有意见，德沚的事等我回去问问她，让她自己拿主意。”

　　茅盾回家后询问夫人德沚，是去延安呢还是随他赴香港?德沚不假思索地回答，要陪茅盾去香港。

　　翌日，茅盾把夫人的意见告诉了徐冰，徐冰说：“那就都去香港吧!不过，你们不能一道走，你先走，到达之后沈太太才走。”

　　隔了一天，徐冰派了一个小伙子，把茅盾送到离重庆约20公里的南温泉，蛰居在黄炎培先生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一间房屋内。

　　20多天后，按照计划，茅盾启程，乘长途汽车奔赴桂林，然后再转往香港。护送茅盾南行的有生活书店的程浩飞及一位新知书店的青年。3人乘长途班车昼行夜宿，一周后抵达桂林。在途中，茅盾心潮起伏，感慨万千，口占一诗：

　　存亡关头逆流多，

　　森严文网欲如何?

　　驱车我走天南道，

　　万里江山一放歌!

　　自此，茅盾结束了3个月的重庆之行。

　　短暂而繁忙的社交活动

　　在重庆，茅盾频繁参加各种社交活动，有官方的、半官方的、非官方的，以及私人的集会和会晤。茅盾自嘲说：“我常常像‘华威先生’那样马不停蹄，一天下来精疲力竭。不过，这些活动多数还是重要的，或者有政治意义，我不得不去的。”

　　1940年12月2日下午，刚到重庆数日的茅盾携夫人来到天官府街七号，参加戏剧民族形势问题座谈会。座谈会由田汉任主编的《戏剧春秋》杂志社组织。会议厅里有30多人，包括前两天探望茅盾的田汉、阳翰笙、老舍，茅盾多年未见的陈望道、洪深、郑伯奇、杜国庠、安娥，以及姚蓬子和胡风等人。

　　茅盾身穿短大衣，裹着“皮绑腿”，一身旅行家的装束出现在会场，立即引来众人的目光。大家围拢在茅盾身边，向他询问新疆的风土民情，以及赵丹、徐韬等人的情况。茅盾一一作了回答，并把赵丹一行被盛世才限制自由的情况告知了大家。

　　在重庆短暂的3个月，茅盾常常参加文艺界组织的各种集会，如文化工作委员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苏文化协会等组织的社交活动。

　　1940年11月底，为筹备12月1日举行的中苏文化人联欢会，张西曼专程邀请茅盾，希望他能在会上讲话。然而，12月1日的联欢会，因基洛夫在列宁格勒被刺，苏方人员不能到会而推迟了一周。

　　12月8日，中苏文化人联欢会在坐落于七星岗黄家垭口的中苏文化协会举行。中方参加者有沈钧儒、邹韬奋、陈铭枢、郭沫若、王昆仑、张西曼、老舍、胡风、洪深、阳翰笙以及音乐、美术、电影、戏剧等各界人士数十人。苏方参加者有对外文化协会代表、驻华使馆顾问、塔斯社社长米海耶夫等10余人。会上，郭沫若代表中国文化界做了讲话，称颂了中苏友谊，展望了文化交流的美好前景。苏联代表致辞后，茅盾做了“关于中国文艺界在抗战中的活动”的讲话，他呼吁，“我们希望苏联的朋友们，能更进一步地和我们紧握起手来，让我们更多地吸收苏联的文化果实，运用两大文化合流的武器，和敌人战斗到最后胜利。”尔后，著名音乐家盛家伦和著名演员黎莉莉演唱了歌曲，老舍唱了一段昆曲。

　　会后，张西曼向茅盾索要讲话稿，打算把它刊登在《中苏文化》上。茅盾说，这是个急就章，粗糙得很，需要作较大的补充。后来，茅盾把讲稿作了较大的增补，加写了一节“关于文艺的内容和形式问题”，题为《抗战期间中国文艺运动的发展》。这篇文章，是茅盾在重庆所写的10余篇文章中，花费精力最多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篇。

　　当天晚上，茅盾还参加了由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组织的关于小说创作的专题讨论会。到会的作家有老舍、沙汀、叶以群、潘梓年、胡绳、胡风等共约60余人。会上，茅盾做了《关于小说中的人物》的发言，着重谈了如何观察人物。茅盾说：“我们观察人物，必须主观上有一个尺度，否则不能看得深刻，看进里面去……不可把人孤立起来看，要在他的社会关系上去看，要在他行动的总体上去看;还要从发展中看人，总之，就是从社会矛盾中去观察人物。”茅盾的发言，后来发表在《抗战文艺》上。

　　12月28日，茅盾应邀参加了文化工作委员会召开的演讲会，并在会上讲话，中心议题是介绍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文艺运动。茅盾的演讲稿后整理成《今后文艺界的两件事》，于1941年1月12日在《大公报》上发表。

　　这次文艺演讲会，是重庆的进步文学艺术家们，在退出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之后，以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名义重新展开活动的一次检阅。会议很成功，在重庆文艺界影响不凡。

　　为《文艺阵地》复刊呕心沥血

　　因抗战事业而生的《文艺阵地》，是茅盾于1938年4月16日在广州一手创办。1939年初，因茅盾去新疆，由楼适夷代行编务。刊物随楼适夷转到上海孤岛编辑出版，但在第5卷第2期后即告停刊。

　　茅盾来渝后，希望将《文艺阵地》复刊。周恩来会见他时，也提到了《文艺阵地》在重庆出版的重要意义，并希望他继续出任主编一职。茅盾在与该杂志的主办和发行单位负责人邹韬奋、徐伯昕的交谈中，详尽地商议了筹划《文艺阵地》复刊的具体事宜。

　　由于未取得国民党的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一纸“审查证”，此前，《文艺阵地》在上海出版后即遭查禁。邹韬奋等人试图为《文艺阵地》取得“审查证”，并在重庆公开发行。徐伯昕邀请茅盾继续担任《文艺阵地》主编，茅盾欣然答应。

　　由于茅盾、邹韬奋等人的努力，《文艺阵地》的复刊工作顺利进行。徐伯昕费尽周折，终于从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弄到了“审查证”。楼适夷因私事不能离沪来渝协助办刊，茅盾、邹韬奋便组织编委会，实行集体负责。编委会由7人组成，茅盾任主编，其他由叶以群、沙汀、宋之的、章泯、曹靖华、欧阳山组成。为了《文艺阵地》的复刊，叶以群常往良庄跑，与茅盾商讨编辑计划，研究组稿及审定工作。从此，叶以群成了茅盾家的常客。

　　在茅盾和叶以群等人的努力下，《文艺阵地》复刊号第6卷第1期于1941年1月10日出版。复刊后的第1期《文艺阵地》保持了以往的特色，内容丰富，有沙汀的小说《老烟的故事》、艾青的长诗《玛蒂夫人像》、张天翼的论文《论〈阿Q正传〉》，有为纪念列宁逝世15周年而翻译的两篇文章，还有当时流亡到重庆的著名青年女作家萧红的一篇文章。茅盾为复刊号写了一篇散文《风景谈》，这是他到重庆后写的第二篇“见闻录”。

　　复刊后的《文艺阵地》增加了“杂感”栏目，专栏刊载杂文。茅盾认为，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下，《文艺阵地》要发扬现实主义的传统，应该重视杂文这把锐利的匕首，使它发挥突击队的作用。1月30日，茅盾为《新蜀报》写了一则短文《现实主义的道路》，阐述了杂文之作用。

　　复刊后的《文艺阵地》第1期“杂感”栏目，刊登了一篇抨击以“航空的姿态”来“展望第三期学术思想”的谬论的杂文，反响不小。第2期刊载了两篇杂文，其中一篇是茅盾写的《“家”与解放》，该文批判了“妇女不必走出家庭”的观点，令人耳目一新。

　　1940年5月，西南联大教授陈铨、林同济等人，在昆明创办了《战国策》杂志，又在重庆《大公报》主编副刊《战国》。他们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剧本，宣扬反动的政治观和文艺观。面对这股来势凶猛的逆流，茅盾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写了多篇战斗性极强的杂文，先后发表在《文艺阵地》和重庆的其他报刊上，给“战国策派”以迎头痛击。1940年12月29日，茅盾写了《时代错误》一文，严历批驳了陈铨等宣扬的“战国时代重演论”，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谬论是“时代错误”。这篇文章像是进军的号角，鼓励进步文艺界毫不妥协地与“战国策派”展开斗争。

　　然而，命途多舛的《文艺阵地》因突如其来的皖南事变，再次面临转捩点。在组织的安排下，茅盾、叶以群被安排离开重庆。他们不得不商讨如何结束《文艺阵地》。当时，《文艺阵地》已出了两期，第3期的稿件也基本收齐。茅盾建议存稿交由生活书店保存，不出第3期，但也不说停刊，停刊了再要复刊就不容易了，就这样拖下去，以示《文艺阵地》还在战斗，用这种方式抗议言论出版的不自由。

　　叶以群十分赞同茅盾的意见，他们费尽心血才使《文艺阵地》复刊。两人相对戚戚，对《文艺阵地》不得不停刊感到无比惋惜。

　　一篇经典散文的诞生

　　1940年12月1日，茅盾夫妇搬到枣子岚垭良庄后，一张旧书桌，一把旧椅子，为茅盾提供了最起码的写作条件。在全民抗战的非常时期，他对此心满意足。正是在这张书桌上，他写下了在重庆的第一篇文章——《旅途见闻》。

　　茅盾一直想把两年来在大西北“旅行”的见闻述诸笔端。来到重庆后，他首先想到的是写一篇有关兰州的“见闻录”。然而，短暂的重庆生活却未能允许他把“见闻录”连续写下去。不过，《文艺阵地》的复刊促使他续写了“见闻录”，即《风景谈》。

　　《风景谈》是茅盾“见闻录”的第2篇，描摹了延安的风景，如沙漠驼铃、高原晚耕、延河夕照、石洞雨景、桃林小憩和北国晨号。茅盾寓政治于风景描绘之中，整篇散文充满着新生活的诗情画意。这篇抒情散文，像一幅充满诗意、色彩绚丽的风景画。然而，这画的主角并不是风景，而是为风景作陪衬的人。“静穆的自然和弥满着生命力的人，就织成了美妙的图画”。这些为改造自然而辛勤劳作的人，为民族解放事业英勇战斗的人，才是《风景谈》的主人公。董必武在读后笑着对茅盾说：“你写得很好，国民党审查官低能得很，你谈风景他们就没有办法了。他们只忌讳‘解放’，把‘妇女解放’都改成了‘妇女复兴’，他们就没法阻止文章发表了。”

　　皖南事变发生后，白色恐怖笼罩山城。茅盾暂避南温泉，等待时机出走香港。南温泉是重庆的风景区，少有人来，他决定在此续写“见闻录”。由于酝酿已久，一旦提笔便文思泉涌，他一口气写了6篇“见闻录”，即《兰州杂碎》《风雪华家岭》《白杨礼赞》《西京插曲》《市场》和《“雾重庆”拾零》。

　　《白杨礼赞》是6篇“见闻录”中最短的一篇。尽管茅盾在回忆录中，对西北白杨树的记述寥寥数语，《白杨礼赞》也不过1000余字，但在茅盾等身的著作中，这篇千字抒情散文传诵颇广，深受读者欢迎，成为脍炙人口的经典名篇。

　　《白杨礼赞》用含蓄而委婉的托物寓意手法，表达了茅盾鲜明的政治观点和好恶分明的情感态度。他颂扬西北黄土高原上“参天耸立，不折不挠，对抗着西北风”的白杨树，以此象征坚韧、勤劳的劳苦大众，歌颂他们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的朴实、坚强和力求上进的精神。与之对应，茅盾对象征国民党反动派的“贵族化”楠木进行了辛辣的嘲讽。文章对比鲜明，但通篇协调和谐。

　　1941年3月10日，《白杨礼赞》在重庆的《文艺阵地》第6卷第3期发表，旋即引起强烈反响，也为茅盾赢得了“散文大家”的美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