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初心—— 重上井冈山（一）

　　引言

 

　　1965年春，“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前一年，国际战争风云在中国周边弥漫。3月16日，毛泽东从北京到武昌下榻梅岭，44天后离开武汉到长沙，5月21日再从长沙出发，经株洲、醴陵、攸县、茶陵、莲花、永新、宁冈，沿着1927年秋收起义之路重上井冈山。一代伟人毛泽东重归中国武装革命的摇篮，是一次感情的寻觅回归，还是执政党领袖对使命的深层呼唤? 

　　情感与近忧交织，思考与历史共存。 

　　多年来，笔者沿着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之路，盘桓当年秋收起义、南昌起义、湘南起义、平江起义之地，采访了接触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彭德怀的近百名亲历者、知情者。他们的口述，使人一步步回到1927年血与火的岁月，回到井冈山九死一生的斗争，回到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的日日夜夜。 

　　没有井冈山的艰苦卓绝，就没有毛泽东思想之魂；没有井冈山的烽火连天，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之基。你懂得了井冈山的过去，你就能触摸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缔造者毛泽东一生追求、奋斗之所在；你理解了井冈山的斗争，你就能感知毛泽东喜怒哀乐的诗情、豪情、 深情和无情之底蕴；从毛泽东一上、二上井冈山的“历史回放”中，似可窥见毛泽东一生睡木板的嗜好，对知识分子某些“偏见”的渊源；似可发现毛泽东准备发动一场上层建筑领域改革深刻而复杂的初衷……

　　一、1965年3月毛泽东下榻武汉梅岭 非同寻常的新年伊始 

　　1965年3月，毛泽东专列沿着京广线风驰电掣般地向南方驶去，在京城留下了耐人寻味的新年镜头。 

　　元月3日，北京。 

　　备受世界瞩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表第一号公告，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国家副主席。 

　　同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的一些做法。毛泽东激动地说：“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要让群众去搞。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不好。‘四清’，要给群众讲清楚，是清干部、清少数人，不清社员。要搞大的，小的要刀下留人。反革命分子也要整那些最坏最厉害的。” 

　　1月6日，各地省委书记回到北京，讨论修改中央工作会议(1964年12月14～28日)通过的“十七条”(12月31日停发)，将其最后定稿为“二十三条”(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和“十七条”最大的不同，是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性质的认识，“十七条”表述了几种提法：(1)“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2)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3)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十七条”对前两种提法没有持可否。“二十三条”则明确指出，前面两种提法什么社会什么党派什么历史时期也可以用，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后一种提法概括了问题的性质，是马克思主义的。 

　　元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结束。 

　　元月17日下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董必武、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接见了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工作会议、干部工作会议、公安部队政治工作会议、铁道兵政治工作会议、空军训练工作会议代表和两次击落美国军用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有功人员，以及来京参加汇演的解放军战士业余演出团、出席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四届二次会议、中华全国学生第十八届代表会议、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中国农业银行全国分行政治工作会议的全体人员。 

　　元月29日，农历腊月二十五，中共中央正式批转了陈正人给薄一波“干部深入工厂蹲点劳动”的一封信，毛泽东对这封信做了重要批示。 

　　陈正人是井冈山老战士，1928年江西遂川县委书记，新中国第一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1964年10月上旬，时任八机部部长的陈正人到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搞调查研究，工厂领导考虑他是老同志、年龄大、身体有伤、蹲点时间较长，安排他住宾馆，他不同意，住招待所，他再次拒绝，自己把铺盖放进精密铸造车间生活间，和工人们住在一起。白天以装配车间工段作为劳动基地，一日三餐和工人一道排队吃大食堂，没有丝毫的特殊化。一年过去了，陈正人学会了开拖拉机、操作和修理机床，交上了不少工人朋友，深得工人们的爱戴和拥护。从亲身经历中，陈正人感悟道：“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和群众生活距离如果不逐步缩小，群众是必然会脱离我们的。” 

　　毛泽东批示的时间是1965年元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第二天。 

　　毛泽东深深赞同这位井冈山战友的认识，一针见血地批示：“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做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官僚主义者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是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① 毛泽东强烈要求领导干部深入工厂农村，与工人农民实行“三同”。这几年，他感到不少领导干部当官久了，不愿意深入群众，做起了老爷…… 

　　毛泽东的重重忧虑和思绪随着专列的滚滚车轮，驶过河南郑州、许昌、信阳、鸡公山，向湖北省境飞奔而去。 

　　1965年3月16日下午，毛主席专列到达武昌，悄悄停靠在余家头一所战备物资仓库里。这所仓库很大，当时叫102仓库。里面铺有军用铁轨，毛主席专列全部开进去，外面一点儿都看不出来。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省长张体学早已在此恭候，看见毛主席下车，大步迎了上去，说了声：“主席好!”毛主席笑着和他们握了握手。没有寒暄，也没有其他人迎接。毛主席不喜欢那一套。1965年初，湖北省、武汉市警卫处刚刚合并为湖北省公安厅警卫处，我和公安厅副厅长徐耕耘、警卫处处长魏福祚三个人远远站在一旁，只见王任重快速为主席打开“吉斯110”轿车(三排座)后车门。“吉斯110”轿车的司机姓易，原在武汉市委这边，后来调到省委东湖那边工作。 

　　下榻梅岭第一仗 

　　当年“吉斯110”轿车司机易永喜，今年75岁，早已退休，住在武昌一普通民居里。从1953年2月，解放后毛泽东第一次到武汉，易永喜就给主席开车，据他回忆，毛泽东第一、二次到武汉都住在汉口惠济路16号，今天的汉口惠济饭店。 

　　毛主席第三次到武汉，住在汉口永清街100号武汉市委招待所。进进出出，毛泽东都是坐易永喜开的德国“别尔卡”轿车。“别尔卡”是解放初期武汉市委从上海一位大资本家那里买来的。从1956年开始，毛泽东到武汉都下榻武昌东湖南山甲所。1957年苏联在武汉中苏友好展览馆举办工业展，展览结束后，展品中的一部“吉斯110”轿车和一部吉斯救护车卖给了武汉市。救护车分配给了同济医院，“吉斯110”交给了他开，专门接待国内外重要客人。以后，毛主席一到武汉，专列从停靠汉口大智门变为武昌的徐家棚或武昌南站附近的鲶鱼口，“吉斯110”临时成为毛泽东的专车。 

　　1958年毛泽东就是乘坐他驾驶的这辆吉斯轿车，从武汉到大冶铁山视察，中途毛泽东下车休息一下，被农民发现了喊了起来，一下子田头劳动的社员围了上千人，《湖北日报》摄影记者张其军的相机都被挤坏了。中国普通老百姓深深地爱着领袖毛主席，那是自发的拥护和热爱。 

　　易永喜谈起1965年去102仓库接毛泽东，感到就像发生在昨天。他激动万分地说： 

　　“那天(3月16日)，我从反光镜中看见主席坐进吉斯车。王任重、张体学和秘书徐业夫都坐后面的车子。汪东兴打开前面车门坐进副驾驶座，他友好地打招呼：‘小易，又见面了。’ 

　　“我嘴巴笨，‘嘿嘿’一笑，心里兴奋极了。我驾驶着“吉斯110”，随着警卫处的前导车，驶出军用战备用品仓库，经小东门、中北路，开往东湖路，后面几辆小车鱼贯而行，第三、四辆小车内分别是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和卫士。最后一辆后卫车坐满了湖北省公安厅警卫处的同志。省委招待处处长申兴国也坐在这辆车上。沿途没有戒严，也没有一个武装警察。” 

　　1965年3月中旬，湖北省公安厅警卫处接到中央警卫团毛主席将来武汉的指示后，迅速启动了一级警卫。省市公安厅、局、各区公安分局、派出所、户籍民警和居委会四级联网，立即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对辖区内普通老百姓任其自由活动，“五类分子”(当时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劳改释放犯、右派)给予不动声色地监控，对外来人口予以疏散，布置“三红”(“三红”指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积极分子)监控“一黑”(指“五类分子”)。警卫处工作人员大量深入到基层，毛主席路过的每一条马路、每一个社区以及辐射的区域，都做到了万无一失。那时候一级警卫发动群众，不用任何行政成本，效率极高。 

　　几辆小车轻车简从、毫无张扬，从东湖路驶进湖北省委东湖客舍大院，过“百花”、“南山”，最后停在东湖边上的梅岭一号。梅岭一号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湖北省委修建的一处平房。内有十间大小不等的房间，空间比较高大，内部装饰朴实无华。毛泽东、刘少奇、董必武到武汉，都在此下榻过。此时，毛主席一跨下车，迎面几张熟悉的面孔便开出灿烂的花瓣。 

　　梅岭一号警卫科长金文骏、工作人员邬素英、服务员王天亮、化验员小周，站在大门口。那几年，毛主席年年来武汉，都习惯住在东湖客舍(今东湖宾馆)梅岭一号，梅岭工作人员像迎接亲人一样迎接人民的领袖，毛主席高兴地伸出右手，笑着说：“同志们好啊!”“主席好!”“主席好!”几个青年人握住主席的大手，笑得欢得很。王任重、张体学陪同主席走进梅岭一号，穿过接见厅、小会议室，在书房里坐了下来。汇报大约一个多钟头打道回府，没有在梅岭用餐，梅岭一号、二号也没有任何“接风酒宴”。毛主席坚决反对地方搞迎送接风这一套，谁也不敢献一点儿“殷勤”。(2005年3月10日易永喜口述) 

　　当天晚餐是东湖客舍老厨师付加宽和主席随行厨师小东一起做的，家常四个菜，没有海鲜、没有鸡鸭。惟有付加宽师傅做的“武昌鱼”是个特色菜。毛泽东喜欢吃武昌鱼，从1953年毛主席第一次下榻汉口惠济路16号，付加宽就在组织的安排下为主席操厨。毛泽东每次到武汉的第一天，付加宽往往一显身手，做道名菜“武昌鱼”。提起毛泽东吃自己烧的“武昌鱼”，今已80岁的付加宽如数家珍： 

　　毛主席吃的武昌鱼，是地道的武昌鱼，在鄂州通长江的水闸那里捞的，古代那里才叫武昌。鱼长得又大又肥，七八斤重的多得很，也便宜。可毛主席叫人嘱咐不许我蒸大鱼，说吃不完浪费了。斤把重的就可以了。大鱼可专门蒸鱼肚，又好吃又简单，斤把重的武昌鱼不肥，不好吃。么样(怎么)搞呢?我就想了一个办法，蒸武昌鱼时，上面加一条肥肉，鱼肉相融，蒸出来像海子味，味道奇美。火候要掌握得好。蒸好后放上烧好的冬菇、火腿，又好看又好吃。当时条件差，不懂肥肉膘油有“胆固醇”。(2005年2月28日付家宽口述) 

　　晚餐后，毛泽东办公室的台灯亮了起来。那晚，湖北省委公安厅警卫处警卫科长金文骏在梅岭一号外面值班。梅岭一号里面全部由中央警卫团毛泽东卫队值班。金文骏当年30出头，1953年参加公安工作，1954年调到武汉市公安局警卫处，不久和武汉市委招待所邬秀英结婚。从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到武汉，这对夫妻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做保卫和服务工作。 

　　梅岭老职工说，金文骏虽是个警卫干部，书卷气较重，平日喜欢读报纸，也喜欢记笔记。报上的重要新闻他记，毛泽东在梅岭一号的活动他也记。他有好多个当年的记事本。1965年毛主席到武汉，金文骏珍贵地记录了毛泽东的起居和当时国内外发生的重要事情。近年金文骏血压高导致半身不遂，但说起往事仍记忆犹新，在他和邬秀英的记忆中： 

　　毛泽东一连几天，都没有到外面视察，也没有请当地领导人来交谈工作。每天晚上，梅岭一号办公室的灯光都亮到第二天清早。 

　　印象特别深的是毛泽东到梅岭的第五天。3月20日《人民日报》第一次刊登了“莫斯科三月会议”3月1日如期召开的消息和公报。《人民日报》编者按很像毛主席说话的语气：“本报今天刊登了关于苏共领导非法召开的莫斯科三月会议的消息、公报，以及苏共中央在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和十一月二十四日致中共中央的两封信，并且将继续发表各方面对于这个会议的评论……” 

　　3月21日，毛泽东到汉的第六天，《人民日报》发表了“莫斯科三月会议”参加者的评论，包括苏联《真理报》的编辑部文章。 

　　3月22日，毛泽东到汉的第七天，《人民日报》发表资产阶级报刊对“莫斯科三月会议”的评论。 

　　3月23日，毛泽东到汉的第八天，《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长篇檄文《评莫斯科三月会议》。 

　　这篇评论再次给国际论坛巨大的震动。“莫斯科三月会议”这件事也给毛主席带来新的思索和忧虑。 

　　那些日子毛泽东每天下午起床后散步，从梅岭一号出来，若有所思地走向南山甲所，从南山甲所慢慢转到东湖边上，步履沉重。平日毛主席散步喜欢和站岗的哨兵、工作人员说说话，这些天，毛主席喜欢背着手一个人静静地散步、静静地思考。 

　　中共与苏共的关系，是时已进入公开分裂的紧要关口。中苏意识形态的公开论战，实质是与维护国家主权交织在一起的。1954年、1958年两次台湾危机，赫鲁晓夫对中国频频指责;1958年7月，苏联要求组织联合舰队，次年春又提出共建长播电台，毛泽东代表中国政府表示了严正立场;1959年6月苏联下令禁止正在起运按照合同交给中国的原子弹样品;8月，赫鲁晓夫四处发表言论公开反对在远东地区试验核武器;1960年全面撕毁合同，撤回专家;反华言论铺天而起。当时，世界上只有美、苏、英、法四国拥有核武器。1963年7月，美国、英国、苏联三国代表在莫斯科会谈，签署发表《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苏联与西方联手，企图共同进行核垄断，首先阻止正在进行核试验的中国拥有核武器。7月31日，毛泽东亲自审定中国政府声明，建议全世界全面禁止和销毁核武器，同时表示了中国打破核垄断的决心。8月4日，苏共两大重要喉舌《真理报》、《消息报》同时转载了中国政府的这个声明，并发表了诽谤和侮辱性语言组成的按语，在此全文抄录，以窥一斑： 

　　“下面我们刊载了1963年7月31日的《中国政府主张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倡议召开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会议的声明》。这个自命不凡的名称是中国领导人给他们的文件所加的，这个文件不外是诽谤苏联和苏共，曲解和歪曲苏联政府的行动，曲解和歪曲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宇宙空间和水下实验核武器条约的性质和内容。 

　　“每一个读完新华社散发的这个可耻文件的人都看出，这个文件是不配在全世界劳动人民都欢迎其列宁主义政策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上占有版面的。但是，我们还是把它发表了。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让全体苏联人知道中国领导人已经走到什么地步了。” 

　　在这种严重攻击中国、孤立中国、要挟中国的条件下，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我党相继发表九篇重要文章，当时被认为比较系统地从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方面，评论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中的基本观点，时称“9评”。1964年10月16日，苏共中央发表公报，宣布赫鲁晓夫下台;同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4年11月上旬，为了争取团结，避免分裂，中共派出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十月革命庆典。11月7日酒会上，苏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赫鲁晓夫的挚友)乘碰杯之际，向前去参加庆典的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贺龙鼓动“不要让任何的毛、任何的赫鲁晓夫再妨碍我们”，“搞掉毛泽东，和我们搞掉赫鲁晓夫一样”。中国代表团当即向苏联提出了强烈抗议，勃列日涅夫以国防部长酒后失言一语带过，中国代表团退出酒会坚决抗议。 

　　11月24日，苏共中央在向其他兄弟党发信后给我党来信，提出要召开世界兄弟党会议筹备委员会，时间从赫鲁晓夫原定的1964年12月推移到1965年3月1日。11月28日，中共中央召开常委会一致认为，我党已于1964年8月30日复信苏共中央，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苏共领导非法召开分裂会议，表示绝不参加分裂会议。莫斯科三月会议的时间、内容与兄弟党没有任何协商，是一个分裂的会议，不予参加和理睬。 

　　1965年2月5日，因越南战争升级，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访问越南路过北京，5日和6日在北京停留，周总理同他会谈，再次申明了中国的立场，中国不参加分裂的莫斯科三月会议。并从大局和侧面劝苏共放弃三月会议。柯西金7日至10日访问越南。当时，美国对越南北方进行大规模轰炸，给柯西金以颜色。中国政府10日在北京举行150万人集会游行，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再次挥手天安门。全国各大城市10日、11日共有1000多万人参加支援越南抗美的示威游行，支持越南，也间接给柯西金的越南之行以鼓励。 

　　11日，柯西金折回北京，毛泽东当天下午同他会谈。据在场的吴冷西回忆，会谈气氛比较紧张，毛泽东对苏共的不怕分裂、害怕争论进行了尖锐的回击，但言谈中对中苏两党和好的前景仍留下了希望之门。会谈结束后，毛泽东、刘少奇等和柯西金一行合影。2月12日在中国各大报刊登载。 

　　3月1日至5日，苏联共产党不顾中国、越南、朝鲜、阿尔巴尼亚、印度尼西亚、罗马尼亚、日本等多方反对和缺席，在莫斯科举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参加会议的代表从1957年莫斯科81党代表会议，缩小为16党代表和观察员，加上个别党派分裂分子，一共19个单位。3月10日草草发表了一个公报。苏共中央拒绝了中共中央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长远利益的努力，一意孤行开了一次分裂的会议。我党接待柯西金时留下的希望之门，苏共中央并没有珍惜。

 　　1965年春天非同寻常。1964年12月，在十九届联合国大会上，柬埔寨、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刚果(布)、几内亚、马里、印度尼西亚、古巴、布隆迪九个国家要求恢复我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提案，被美国打入“冷宫”，美国将恢复中国代表权的一般问题“提升”为必须三分之二国家通过的重大问题，再次阻挠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日本佐藤政府和英国工党政府给美国以有力支持。12月26日，美国派出装备有十六枚射程达一千八百英里的火箭潜艇到从关岛到我国沿海附近，进行核讹诈。12月29日，我国政府就美国政府派北极导弹潜艇到亚洲大陆沿岸海面活动发表声明。美国置之不理，并对中国南邻越南狂轰滥炸，战争不断升级，向中国施压和示威;北面苏联，从经济要债到政治要挟，不惜公开分裂给中国以颜色。在中国问题上，苏美渐行联合之势，他们孤立和打击有独立精神的中国，希望豢养俯首称臣出卖民族未来的喽罗和伙伴。独立是新中国的脊梁和生命。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共产党又到了要冲破井冈山多面来敌“会剿”的重要时刻。国际上的硬仗已打响，联合谁?打击谁?怎样联合?怎样边打边和?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和转移，中央苏区的失利和延安的成功，一幕幕出现在毛泽东的眼前…… 

　　万事开头难啊!从哪里开头?秋收起义后上井冈山，是中国革命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三湾改编是挺进井冈山的第一步。没有三湾，就没有井冈山;没有井冈山，就没有新中国…… 

　　可今天的队伍再也不是秋收起义后的千把人了……

 　　社会主义执政党的“三湾”在哪里? 

　　乔治乌·德治、邵式平、柯庆施相继去世 

　　毛泽东的心情与日惆怅。当年梅岭一号服务员王天亮清楚地记得： 

　　1965年，毛主席住下十天后，吃饭不太香，饭量减少了一点儿，我焦急地向招待处处长申兴国反映，建议是不是打些麻雀、东湖竹林里挖点儿小竹笋，给毛主席换下口味。麻雀当时和苍蝇、蚊子、蟑螂一起被称为是“四害”。这个任务落在警卫处几位同志身上，下班后有了为主席服务的新任务，他们一个个兴奋得很，我也要参加，他们还不要我。 

　　“干烧麻雀”第二天放在了梅岭一号小餐桌上，毛主席仍没有很好的食欲，只吃一小碗饭，饭量继续减少，连续十几天都是如此。付加宽着急了，他请教北京来的同志，问菜谱要怎样改进?记得北京来的人一个个都摇头，说毛主席没有说菜不好，老人家是在为刚刚病逝的战友难过。(2005年5月王天亮口述) 

　　那个年代，每个星期都有政治学习，梅岭一号是一周两次读报。原来毛主席下榻梅岭不久，《人民日报》3月21日刊登了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一书记、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乔治乌·德治于3月19日病故，享年64岁。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致电吊唁，在京领导人前往罗马尼亚大使馆吊唁。乔治乌·德治是长期领导罗马尼亚工人运动和武装斗争的杰出共产党人。在中苏十年论战中，比较倾向于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观点。为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及准则，做出了重要贡献。 

　　3月25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一个讣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江西省省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邵式平同志，因病不幸于1965年3月24日2时48分在南昌逝世，享年65岁。华东局成立了邵式平同志治丧委员会，主任是柯庆施。 

　　邵式平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互为敬重的战友，也是方志敏的同乡和挚友，江西弋阳人。1925年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2月，他和方志敏等人领导了弋横武装起义。1929年底信江特区苏维埃成立，方志敏被选为主席，邵式平被选为信江军委会主席。1930年7月，邵式平任工农红军第十军政委。那时候，朱德和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从井冈山打到赣南闽西，建立了大片红色根据地。整个苏维埃根据地到处传诵着“南有朱毛，北有方邵”。 

　　南昌邵式平哀乐还在播放，担任邵式平治丧委员会主任的柯庆施在成都心肌梗塞去世。时间是1965年4月9日下午6时30分。柯庆施时任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华东局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享年63岁。中央成立了柯庆施治丧委员会，主任是刘少奇，委员第一个就是毛泽东。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第三次组成最高规格治丧委员会。第一次是1950年10月任弼时去世，第二次是1963年12月罗荣桓去世。 

　　4月11日，柯庆施的遗体专机运往北京。这一天东湖迎接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总统外交事务顾问和他的夫人及随行人员，外交部长陈毅陪同坐飞机从北京到武汉，下榻东湖客舍百花一号。下午，陈毅来到梅岭一号向毛泽东汇报。 

　　董必武、柯庆施、陶铸、邵式平都到过武汉东湖。1958年中央在武汉召开八届六中全会，毛泽东住在东湖南山甲所，刘少奇住在南山乙所，周恩来开始也住在乙所，后主动搬到洪山宾馆，和其他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住在一起。董必武、林伯渠等“五老”住在东湖的翠柳。罗荣桓、林彪等元帅住在汉口惠济。那时东湖百花房子刚刚修建，1961年才建好。今天，罗荣桓、林伯渠、柯庆施、邵式平音容犹在，惜人去楼空。 

　　毛泽东身边贴身卫士周福明回忆： 

　　1965年春，毛主席在东湖饭量减少。每天下午起床后原来打打乒乓球的，现在很少打了。散步的时间增长了。我们几个人天天跟着主席一起散步。那一次跟着主席南下，有顾作良，做主席的生活管理员，东林发是主席身边的厨师，还有机要员谢静宜、护士长吴旭君、摄影师钱嗣杰等人。我当时是贴身卫士，天天跟随主席从梅岭一号走到南山甲所，从甲所再慢慢走到百花，从百花再慢慢转回梅岭一号，好大一个圈，比往常大得多。我和护士长吴旭君等人天天迈开大步跟着主席走。(2005年12月29日周福明口述) 

　　4月10日，刘少奇在北京曾会见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总统外交事务顾问侯赛因.左勒菲尔卡.莎布里。刘少奇在介绍中国经济建设情况时说了这样一段话：“各级领导人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没有私心，不贪污，能吃苦，必要时与人民一起吃苦，这样，国家才能搞好。在历史上，没有一个政府能真正肃清贪污盗窃，我们不能保证我们的政府能肃清他们，如搞得好，就能肃清，搞不好，也不能肃清。我们就要依靠工、农、革命知识分子，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干部和忠实于人民的领导核心。领导核心与人民结合起来。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忠实于人民的领导核心与广大人民结合得好，才能保证肃清贪污盗窃集团，否则，就不行。” 刘少奇将不腐败的希望，寄于领导干部和领导核心。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总统外交事务顾问侯赛因一行在北京会见刘少奇后，非常想见毛泽东，陈毅陪同前来武汉东湖，4月13日下午见到了毛泽东主席。陈毅在东湖百花设晚宴招待贵宾。当晚，毛泽东和阿拉伯贵宾侯赛因一行一起前往武汉剧院观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1964年10月16日，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已在人民大会堂观看过这颇具感染力的大型节目，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就在同一时刻爆炸成功。今天，毛泽东亲自陪同阿拉伯朋友在武汉再次观看，其中蕴涵着重温、礼节和深深的萦怀。 

　　《东方红》每一首历史歌曲，再次牵动毛泽东如歌如血的记忆。那晚，谢滋群、申兴国跟随进入武汉剧院，整个剧院是公安等系统发票专场演出，保卫工作上了双保险。当湖北省歌剧团独唱演员王玉珍高唱《农友歌》时，他俩看见毛泽东右手轻轻拍着大腿，打着节拍。当齐唱《秋收起义歌》时，毛泽东的节拍停了下来，他右手扶住下巴，盯视着舞台刀枪齐舞，歌声飞扬—— 

　　拿起武器闹革命，

　　工友农友真英雄，

　　秋收起义成了功，

　　一杆大旗满地红，

　　工友农友团结一条心，咳，

　　红色政权扎下万年根，万年根，咳，

　　革命永远向前进!向前进!

　　跟着领袖毛委员，

　　走向雄伟的井冈山，

　　革命要有立脚点，

　　地是根来枪是胆，

　　工友农友团结一条心，咳，

　　红色政权扎下万年根，万年根，咳，

　　革命永远向前进!向前进! 

　　毛泽东那天在剧院戴着黑边眼镜，如痴如醉的观众谁也没有想到毛主席就坐在他们中间。 

　　专车司机易永喜，那天没能观看这场激动人心的演出，他一直守候在“吉斯110”车上，直至将主席送回梅岭一号，他才回到梅岭二号休息室，被服务员请到餐厅吃夜宵。易永喜一到大餐厅，往常热闹的场景变得冷冷清清，一问才知道，汪部长发话，北京来的人，没有特殊工作情况，不许吃夜宵。 

　　毛泽东的“午餐”和梅岭夜宵时间接近，他吃完饭后，继续开始“下午”的工作。 

　　毛泽东在梅岭的日子，表面上像往年一样一天天延续。 

　　其实不然。战友的嘱托、人民的歌声和天下之大势，迅速在毛泽东心目中凝聚为一种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