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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周期率”与“延安窑洞对话”

作者:薛鑫良 发布时间:2016-08-16 15:57:48 来源:学习时报 字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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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7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住处的窑洞里,与黄炎培(时任国民党政府的国民参政员等职)进行了关于“历史周期率”的谈话,成为党史国史上著名的“延安窑洞对话”。

  2012年12月24日和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走访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时明确指出,这次对话至今对中国共产党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并强调“物必先腐,而后虫生”。

  据《左传》记载:春秋时期,鲁庄公十一年(公元前683年)秋天,宋国遭遇了洪水灾害。鲁庄公派遣使者去宋国表示慰问。宋湣公对鲁国使者说:“都是我不好,对上天不诚不敬,上天才降下了灾难。让贵国君王也连累担忧了,真是感激不尽!”鲁国官员臧文仲听到宋湣公的这些话以后,感慨地说:“宋其兴乎!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

  本来,夏、商两个王朝的兴亡,不能单纯地归结于君王“罪己”或者“罪人”这一个原因;然而,君王“罪己”或者“罪人”,无疑是朝代兴亡的重要因素。这就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和“罪己者兴,罪人者亡”的“兴亡因果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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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谋远虑的对话

  1945年7月1日,一架飞机由重庆飞抵陕北延安;乘客中有黄炎培等六位国民参政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到机场迎接。时年67岁的黄炎培读过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撰写的《西行漫记》《毛泽东自传》等书籍。俩人心仪已久,这次在延安可谓一见如故。

  黄炎培等人在延安的“破冰之旅”访问了五天,与毛泽东等人进行了三次共十多个小时的会谈。双方形成了《延安会谈记录》,包括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从速召开政治会议”等内容。

  7月4日下午,毛泽东与黄炎培彼此推心置腹,肝胆相照,畅所欲言,谈古论今。

  黄炎培熟谙历史,又有丰富阅历。他在延安亲身感受到了一种与重庆截然不同的清新气象。同时,黄炎培在心中又有一团疑虑——中国的历史有一种可怕的周期率,一种使人堕落、使物变质、使时间逆转的无形的支配力。他坦诚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政党、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都没有能够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起之时,都是艰难困苦,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力求从万死中求得一生,因而无不显得生气勃勃、气象一新。及至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变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也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或政怠宦成,或人亡政息,或求荣取辱,总之没有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国民党初起时,不也是一个万众瞩目的革命政党嘛!共产党会不会重蹈前人的覆辙?希望贵党能够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的支配。

  黄炎培的一番话,使毛泽东颇有“心潮逐浪高”的感受。他坦然回答说:正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富贵不佐三代”,也包含了先生你讲的这些道理。我们共产党已经找到了新路,能够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听罢,点头表示赞同。当时,国民党统治者把共产党宣传为“一群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人”(特色政府对“四人帮”的描述不也是这样的吗?——民族复兴网编者注)。黄炎培等六位国民参政员,这次到延安看到的却是“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景象:“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叫化子,六没有小老婆,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蘼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这“十个没有”的清正气象,与他们在重庆等地看到的国民党统治者“一句真话不讲,两面做人不羞,三民主义不顾,四处开会不绝,五院兼职不少,六法全书不问,七情感应不灵,八圈麻将不够,九流三教不拒,十目所视不怕”的腐败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巨大的反差。

  1945年8月10日,黄炎培在重庆出版了自己著述的《延安归来》。他在书中写道:“延安五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贵的精神,倒是不断地要好,不断地追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有人劝阻他不要著书为共产党作宣传,以免遭受人身危险。他说:“我只是用朴素的写真笔法写出所见所闻所谈,决不加以渲染。共产党确实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事实胜于雄辩,我黄炎培不作违心之论。”

  民主政治的硕果

  毛泽东为什么说“共产党已经找到了新路”呢?这就要从延安时期(1935年10月至1948年3月)毛泽东闻骂“罪己”、党中央知错即改、共产党“其兴也勃焉”的史实说起。1941年夏天,毛泽东先后两次受到了农民“恶毒的咒骂”。当时,天空响雷,地上触电,两次劈死了两个人。第一次,一个农民骂“老天爷不开眼,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第二次,农妇伍兰花骂“世道不好,共产党黑暗,毛泽东领导官僚横行”。保卫部门要逮捕这两个“反革命”,并把伍兰花从清涧县拘押到延安城,建议判处死刑,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公审以后就枪毙,以此来稳定社会局势。

  毛泽东闻讯以后,两次阻止了保卫部门的行动,并严厉批评了他们的错误观念。他说:群众发牢骚、讲怪话,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讲了几句尖锐一点的难听话,就去追查,就进行打击压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是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这是一个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党群关系就像鱼水关系。

  毛泽东还把伍兰花请到自己的住处,面对面地了解到“咒骂”的原因:一是农民负担太重;二是干部作风败坏;三是伍兰花丈夫触电身亡,家里还有七十岁的瘫痪婆婆和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因此,又悲又愤有怨气。毛泽东嘱咐保卫部门负责人:马上派专人把伍兰花护送回家,还要带上公文,向当地政府讲清楚,她没有什么罪过,而是敢提意见的好人,并按困难户给予照顾。

  伍兰花回村以后,“先抓,后放”的消息不翼而飞,传遍各地。乡亲们说:古人讲,宰相肚里撑大船,毛主席、共产党太厉害啦!得民心者得天下啊!

  毛泽东从群众的民怨骂声中深刻自省,举一反三;并与中央领导同志深入调查,发现“确实公粮(农业税)太多,加重了农民的负担”。陕甘宁边区政府向农民征收的公粮,由1937年1万石(1石约300斤),增加至1941年20万石。其重要原因,就是机构膨胀,出现了“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的严重矛盾,1941年的脱产人员总数,竟相当于1937年9月的5倍。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和党中央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和行动,在根据地和解放区推行民主,汲取民意,保障民权,改善民生,节制民劳,争取民心。例如,实行精兵简政;开展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创建“三三制”民主政权;切实减轻人民负担;坚决防治干部腐败(制定和实施《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等法规。清涧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肖玉璧,是1933年参加革命的红军战斗英雄,全身负伤90多处,但蜕化变质,贪污3050元。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坚持“功不抵罪、罪不否功”的原则,于1941年12月底依法对肖执行死刑)……在党的“七大”期间,毛泽东又先后四次作自我批评,检讨加重农民负担的问题;并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强调指出:“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

  “水可载舟,水可覆舟。”到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陕北、进入华北的时候,党员队伍已经发展壮大至约290万人,人民军队约240万人,根据地民兵约300万人。

  居安思危的考问

  星移斗转,人间沧桑。七十多年过去了,两位政治家的“延安窑洞对话”言犹在耳、振聋发聩。“共产党会不会重蹈前人的覆辙”的考问,留给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诸多的思考和警示。昭示我们。必须大力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大力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接受组织和人民监督天经地义。”“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是一条铁律。”全面深化改革,“自己改自己,刀子很难切下去。”“要继续加强民主监督。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既要防止“棒杀”,更要防止“捧杀”。构建良好政治新生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不“为人民币服务”;不折不扣地向人民负责,不“唯上、唯书”;真心实意地让人民作主,不搞“衙门作风”;自觉自愿地受人民监督,不搞特殊化。只有这样,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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