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传》（第八卷 乱云飞渡 第303章）

第303章

　　“我的第三个愿望是最后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论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我这个人啊，好处占70%，坏处占30%，就很满足了。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是圣人。”

　　话说1961年5月21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先后就毛泽东在4月25日提出的关于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自留山问题、山林分级管理问题;以及耕牛、农具归大队有好还是归队有好问题，一二类县、社、队全面整风和坚决退赔问题，反对恩赐观点、坚决走群众路线问题，向群众请教、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问题，林业、商业、恢复手工业和恢复供销合作社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刘少奇在会议上曾经发表讲话说：

　　“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这些错误并不涉及到‘三面红旗’本身，不是路线错误。但是，如果我们现在还不回头，还要坚持，那就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了。”

　　刘少奇明确表示，中央对这些错误要负主要责任。

　　5月28日，毛泽东为田家英报送的《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拟了一个题目《调查成灾的一例》，并批示道：

　　“阅田家英报送的戚本禹5月12日写的材料《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和田家英报送这个材料的信。田家英的信中说：秘书室工作人员戚本禹，去年6月下放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工厂劳动。最近他寄了一份材料给我，反映一些机关、学校人员到工厂作调查的情况。这个材料提出了一些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中间值得注意的问题。戚本禹的材料说，他们利用业余时间摸了一下各级领导机关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做调查研究工作的情况，认为在二十几个调查组的工作里，比较普遍地存在着‘10多10少’(如“昂首望天的多，下去劳动的少;吃喝的多，和工人同吃同劳动的少”等——笔者注)的问题。此件印发工作会议各同志。同时印发中央及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党组。派调查组下去，无论城乡，无论人多人少，都应先有训练，讲明政策、态度和方法，不使调查达不到目的，引起基层同志反感，使调查这样一件好事，反而成了灾难。”

　　此后，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的文件上对戚本禹的《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作了第2个批示，他写道：

　　“戚本禹的报告发给你们。戚本禹是好同志，他是抵制中直党委扶右反左的一个中央办公厅的干部。他给我的报告，你们看看，现在的调查研究弄成了什么情况。”

　　5月29日、30日，中央工作会议再次讨论修改了3月22日广州中央工作会议制订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并作为“修正草案”予以通过。关于公共食堂问题，《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规定：生产队办不办公共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对不参加食堂的社员，“不能有任何歧视”。这个规定，实际上是取消了公共食堂制度。

　　关于分配制度，“修正草案”取消了供给制，规定“生产队对社员的劳动，应该按照劳动的质量和数量，付给合理的报酬，避免社员和社员之间，在计算劳动报酬上的平均主义”。对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弱、孤、寡、残等社员，经过社员大会的讨论和通过，实行供给或给予补助。其费用从公益金中开支。

　　会议最后讨论了城市整风和工业问题。陈云在讲话中就动员城市人口下乡问题说：

　　“面前摆着两条路要我们选择：一个是继续挖农民的口粮，一个是城市人口下乡。两条路必须选一条，没有什么别的路可走。我认为只能走压缩城市人口这条路。”

　　在周恩来主持下，会议制定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规定在3年内减少城镇人口二千万以上，在本年内要减少一千万。

　　5月30日这一天，毛泽东对戚本禹的《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作了第3个批示，他写道：

　　“此件，请中央及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党组，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一直发到县、社两级党委，城市工厂、矿山、交通运输基层党委，财贸基层党委，文教基层党委，军队团级党委，予以讨论，引起他们注意，帮助下去调查的人们，增强10少，避免10多。如果还是如同下去长辛店铁道机车车辆制造工厂做调查的那些人们，实行官僚主义的老爷式的使人厌恶得透顶的那种调查法，党委有权教育他们。死官僚不听话的，党委有权把他们轰走。同时，请将这个文件，作为训练调查组的教材之一。”

　　1961年6月12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在回忆郑州会议以来的历史时说道：

　　“两次郑州会议开得仓促。我那时对中国社会主义如何搞还不甚懂。第一次就是搬斯大林，讲了一次他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二次就是分3批开会，第一批是1天，最后一批是1天半。这怎么能解决问题呢?那时心里想着早点散会，因为3月份春耕来了。如果要把问题搞清楚，一天两天是不行的。时间短了，只能是压服，而不是说服。那时许多同志找我谈的，我打你通，你不通。一两天，怎么能打通呢?庐山会议后，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就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记录》、上海会议的十八条，继续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彭、黄、张、周的问题，在十几万人的小范围传达就行了，军队不搞到连队，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当然，郑州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上海会议提出的十八条也还是基本上正确的，但对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是讲得不正确的。

　　1959年4月，我在北京召集中央常委和在京参加人代会的一些同志谈了一下，就给六级干部写了那六条。那六条等于放屁，因为我们各级干部中许多人不懂得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什么叫按劳付酬，什么叫等价交换。1960年春看出‘共产风’又来了。先在广州召集中南各省的同志开了3个小时的会，时间这样短。接着在杭州又召集华东、西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四天会，议题不集中，将搞小高炉、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等等一些问题都插进去了，整一平二调没有成为中心。一次会只能有一个中心，一个中心就好。一次会发很多文件，没有一个中心就不好。后来又在天津召集东北、西北、华北各省同志开了会，也不解决问题。那时候提倡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养猪场，大办交通，大办文教。这5个‘大办’一来，糟糕!那不又是‘共产风’来了吗?

　　去年七八月北戴河会议，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是谈国际问题，只剩下一个尾巴谈粮食问题、农业问题，也没有批评两个平均主义。一平二调问题的彻底解决，还是从11月发出十二条指示开始的。十二条指示，在执行中发生了一个错误，就是只搞三类县、社、队，其它一类、二类放过了，没去动。河南用整整半年的时间搞三类县、社、队，一、二类不去触动，‘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没有普遍去整。一提‘五风’，就说一、二类可以放心，现在一查，那些地方‘五风’可厉害了。所以，今年的中央文件上规定，一、二、三类县、社、队都要普遍的整‘五风’，在劫者难逃。现在干部中有一些人似乎摸到了一点‘规律’，以为整‘五风’大概整个年把时间，‘风’就过去了，就没事了。我们可不能这样搞。”

　　毛泽东还说：

　　“一定要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贯彻群众路线。平调的财物要坚决退赔，但不要有恩赐观点。还有一个，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

　　“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没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搞了11年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我今天讲的就是总结经验，我下回还要讲。我们是历史主义者，给大家讲讲历史，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

　　“经过3月广州会议，这次北京会议，今年的形势跟过去大不相同。现在同志们解放思想了，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大为深入了。为什么有这个变化呢?一个客观原因，就是1959年、1960年这两年碰了钉子。有人说‘碰得头破血流’，我看大家的头也没有流血，这无非是个比喻，吃了苦头就是了。”

　　毛泽东最后提议，下次中央工作会议到庐山去开，时间在8月。他还说：今年这个庐山会议没有1959年庐山会议那个急风暴雨了。

　　6月13日，毛泽东给在北京大学俄语系学习的刘思齐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女儿：

　　你好!哪有忘记的道理?你要听劝，下决心结婚吧，是时候了。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高不成低不就，是你们这一类女孩子的通病。是不是呢?信到，回信给我为盼!

　　问好。

　　父亲

　　后来不久，也就是在1961年秋，刘思齐从北京大学俄语系毕业后，被分配到解放军工程兵的科研部队，从事翻译工作。

　　且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

　　指示中总结了几个月来全党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的经验，对今后的调查工作，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指示中写道：

　　“毛泽东历次关于调查研究工作的指示，应该成为一切干部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必须遵循的准则。”

　　6月中旬，毛泽东创作出“形象极其壮丽，声调极其和谐，令人百读不厌”(郭沫若语——笔者注)的《七律·答友人》，其词云：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七律·答友人》中的“友人”是谁?人们一度众说纷纭。

　　据《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吴正裕、李捷、陈晋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披露，当时毛泽东的秘书林克曾对他的一些诗词进行抄写。林克所抄写的这首七律的标题就是“答周世钊”。《毛泽东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也明确指出：“1963年他(指毛泽东——原注)亲自主持编辑《毛主席诗词》时，此诗在清样稿上标题原为《答周世钊》。”“随后，作者在这个标题的周世钊名字后加上了‘同学’二字，最后，他将‘周世钊同学’5字去掉，把标题改定为《答友人》。”还有，在1964年1月，毛泽东应《毛主席诗词》英译者的请求就自己诗词中的一些词句作口头解释。其中关于《七律·答友人》的“友人”指谁的问题，毛泽东回答说：“友人是周世钊。”另据史料证实：1964年2月，毛泽东对自己的诗词做了14点解释，其中第8点为：“长岛”指长沙，“友人”是一个长沙的老同学。周彦瑜和吴美潮说，他们早在20世纪60年代的一天问过父亲:“近期外面传言，毛泽东《七律·答友人》是答您的，不知是不是?”老人回答说:“肯定是答我的，但不能往外传。”1992年，吴美潮就“友人”问题请教过毛泽东诗词英译者叶君健，叶君健答复是“我查了一下，《答友人》译为‘答一位朋友’，即Replyto　a　friend。英文参加翻译的有钱钟书、乔冠华、赵朴初、袁水拍和我，都是经过充分论证后确定的。”以上这几种说法是一致的，是比较可信的。

　　另一种说法是：毛泽东的老同学、老朋友乐天宇、李达和湖南省副省长周世钊在长沙闲谈，他们知道毛泽东在5、6月间的北京会议期间，对大跃进中出现的失误承担了主要责任，并做了检讨。他们猜想毛泽东的心情一定不好受。遂决定送毛泽东一些礼物。乐天宇将客人捎给他的九嶷山上的斑竹，送给毛泽东一枝;还有他自己写的一首七律《九嶷山颂》的条幅，落款是“九嶷老人”。李达也送上一枝斑竹毛笔，又写了一首咏九嶷山的诗词。周世钊送的是一幅内有东汉文学家蔡邕的《九嶷山铭》的墨刻。毛泽东收到老朋友的礼物后，引起了他对家乡、老朋友、老同学的怀念，就写了一首《七律.答周世钊、李达、乐天宇同志》。不久，乐天宇在田家英那里看到了毛泽东诗稿，他要求田家英圈掉他的名字。时值郭沫若正编辑毛泽东诗词，田家英就把乐天宇的意思转告给郭沫若，郭沫若说：“那也好，不如改为《答友人》吧。”于是，后来就成了《七律·答友人》。

　　6月22日，毛泽东就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于6月19日报送中共中央的《关于中央机关精简情况的报告》，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小平同志：

　　此件很好，应当批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照此报告，坚决执行。如果中央24万人中，已减去三分之一，即8万人，并且还可以减去几万人，我想再减4万人，不知行不行?如能共减12万人，占总数24万人的一半，肯定工作效率会大为提高。各省、市、区一级，专区一级，县一级，这地方3级均照此计划，坚决精简，则将在全国范围内大为减少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现在城镇人口要减少二千万以上，人民公社3级人员已有规定，如能坚决妥善实行，则一个人浮于事的严重问题就可解决了。以上请酌办。

　　毛泽东

　　1961年7月间，毛泽东从稿费中拿出5000元钱，派人送给病中的第二军医大学一级教授张维。

　　张维是毛泽东的老朋友。张维的母亲在革命战争时期掩护过毛泽东。抗战胜利后，张维为新四军运过药品。

　　7月初，毛泽东的表兄文涧泉和赵迎来到了北京。

　　赵迎是毛泽覃前妻赵先桂的继子，在大坪学校教书。此人粗通文墨，能说会写，见识较多。文涧泉此次带他来京，一是因为他是自己外婆家赵家的亲戚、赵先桂的继子，二来路上也好有个照应，还可以借重他的见识，同三表弟毛泽东谈论一些乡间的情况和对时局的看法。

　　7月6日，文涧泉和赵迎由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徐业夫陪同，穿过林荫大道，来到了中南海丰泽园侧门。

　　这一次文涧泉来京，不再像两年前在京时睡门板受冷遇了。他们到了客厅门前，毛泽东笑容满面的走到门口迎接，与他们握手。他问了年轻后生的姓名之后，连声说：

　　“欢迎，欢迎。”

　　宾主在客厅落座后，毛泽东向两位客人询问了许多情况，他还说：

　　“现在农民生活很苦，苏联又天天逼债，国家暂有困难，需要克服一下，暂时吃点苦，过几年会好一点的。人民公社没有办好，群众有意见，下情不能上达，我们犯了严重的官僚主义。我们派了一个工作组到你们公社了解了一下。组长是我的秘书胡乔木，他们了解了很多情况，向我写了一个详细调查报告。你们回去后，要及时写信，把农村情况告诉我。”

　　文涧泉说：

　　“主席，我没有读什么书，信写不好，就请赵迎给你多写信吧。他是当老师的，肚里有墨水。”

　　毛泽东就对赵迎说：

　　“赵老师，你就做我的通信员，好吗?”

　　赵迎连忙说：好，好!毛泽东说：

　　“我对农村教育工作确实考虑得少了一点，我们是文明古国，旧社会人民缺少文化，受人欺压，这教训不能忘。要在农村普及文化。现在办学有困难，可以发动群众办，分散办，办农校办夜校。我过去就在韶山办过夜校。把夜校办好，群众晚上上学。等条件好了，普及小学、中学教育。在我们这一代，总要为农民做点好事为才行。”

　　后来，赵迎回到家乡后，果然成了毛泽东的“通信员”，他经常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乡下的情况。

　　7月的一天，毛泽东把警卫员小李叫到身边，问道：

　　“听说你要去大庆，是吗?”

　　小李是从16岁那年就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他回答说：

　　“是的，很多同志都写了申请，但又舍不得离开主席，又不想去。”

　　毛泽东说：

　　“是啊，你们在我这里10多年，你们不想离开我，我也不想叫你们去，我对你们的感情比对我的孩子还亲，他们还不能天天见到呢!但我不能老留着你们。”

　　他把小李的手握在自己的大手里，继续说：

　　“革命不能总在一起的，我这里不是有很多同志都到一线去了吗?这是革命的需要嘛!我们都得服从革命的需要。”

　　小李禁不住热泪盈眶。毛泽东劝慰他说：

　　“已经长大了嘛，不要哭。那个地方艰苦，艰苦的地方要去，艰苦的地方锻炼人!”

　　7月10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结束了对苏联的友好访问(其间，他与苏联曾签订了《朝苏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笔者注)，乘专机离开莫斯科转道至北京访问。

　　凌晨4时，金日成的专机在首都机场徐徐降落，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数千群众在机场热烈欢迎。周恩来和金日成在欢迎仪式上先后致词。欢迎仪式结束后，金日成在刘少奇、周恩来的陪同下，同乘一辆敞篷轿车进入市区，60万身着盛装的北京市民载歌载舞，夹道欢迎。

　　下午，刘少奇、周恩来同金日成及其党政代表团成员进行了友好交谈。

　　是日晚，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欢迎宴会，欢迎朝鲜客人。

　　7月11日，周恩来和金日成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上签了字。《条约》全文如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深信，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互助关系的发展和加强，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也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为此目的，决定缔结本条约，并各派全权代表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特派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

　　双方全权代表互相校阅全权证书，认为妥善后，议定下列各条：

　　第1条 缔约双方将继续为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安全而尽一切努力。

　　第2条 缔约双方保证共同采取一切措施，防止任何国家对缔约双方的任何一方的侵略。一旦缔约一方受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或者几个国家联合的武装进攻，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另一方应立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它援助。

　　第3条 缔约双方均不缔结反对缔约双方的任何同盟，并且不参加反对缔约双方的任何集团和任何行动或措施。

　　第4条 缔约双方将继续对两国共同利益有关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进行协商。

　　第5条 缔约双方将继续本着互相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的原则和友好合作的精神，在两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和技术援助;继续巩固和发展两国的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合作。

　　第6条 缔约双方认为，朝鲜的统一必须在和平民主的基础上实现，而这种解决正符合朝鲜人民的民族利益和维护远东和平的目的。

　　第7条 本条约须经批准，并自互换批准书之日起生效。批准书在平壤互换。

　　本条约在未经双方就修改或者终止问题达成协议以前，将一直有效。

　　本条约于1961年7月11日在北京签订，共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朝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全权代表 周恩来 全权代表 金日成

　　(签字) (签字)

　　签字仪式结束后，金日成提出想见见毛泽东。周恩来便决定陪同他去见正在杭州视察的毛泽东。

　　7月13日，毛泽东在西子湖畔会见了来到杭州的金日成一行。周恩来、陈毅参加了会见。毛泽东高兴的对金日成说：

　　“条约签订了，我已经看到了。”

　　周恩来插话说：

　　“外国对这个条约反映很强烈。”

　　金日成说：

　　“签订这个条约，提高了我们的信心，我们感到有了保障。”

　　毛泽东点了点头，赞许地说：

　　“这很好!”

　　金日成关切的向毛泽东询问对国际局势的看法。毛泽东分析了国际局势的状况，谈到了“究竟谁怕谁”的问题。他说：

　　“究竟谁怕谁?说我们一点不怕是不对的，问题是谁怕谁更多一点。我说我们怕，但不是怕得那么厉害，帝国主义怕我们更厉害一些。”

　　毛泽东还说：“我们见过3个教员，蒋介石、日本、美国。没有它们压迫我们，不逼得我们无路可走，中国是搞不出来的。我看你们也有3个教员：日本、美国和李承晚。”

　　金日成说朝鲜族是个少数民族。毛泽东说：

　　“少数民族可是厉害呢!蒙古的成吉思汗统治过整个亚洲和半个欧州。你们不要以为民族小，就信心不大，历史上很多大民族都不如小民族。”

　　毛泽东亲切的看着金日成，又说道：

　　“美国不同苏、中做生意，不让中国进入联合国，还有个不承认，不承认你们、我们和胡志明，这与我们有什么害处?”

　　“没有什么害处。”

　　金日成爽快的回答。毛泽东豪迈地说：

　　“我看还有好处。让我们再等它个40年，然后再请客，再进联合国。40年后，我去见马克思了，还留下个周总理。”

　　说罢，他侧过头看看63岁的周恩来。毛泽东比周恩来大5岁，40年后就是100多岁。到那个时候，最年轻的金日成也有90多岁了。周恩来听毛泽东这么讲，忙说：

　　“我也去见马克思了!”

　　陈毅笑着说：

　　“我也等不到那个时候了。”

　　毛泽东却认真地说：

　　“金首相可以，你要保养身体，那时候你可以大请客。”

　　一句话说得几个人无不开怀大笑。

　　7月16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要求自力更生，组织力量，突破原子能技术。

　　7月17日晚，毛泽东在杭州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出席浙江省三级干部会议的全体代表。

　　7月21日，邓小平在黑龙江省委会议上，讲到大跃进“超越了阶段”，他还说：

　　“凡是办不到的，不管是原来哪个人说的，站不住就改。顾面子是顾不住的，今天顾住了，明天也顾不住。”

　　7月30日，毛泽东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同志们：

　　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分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的。在校的青年居多，也有一部分中年干部。我希望不但在江西有这样的学校，各省也应有这样的学校。各省应派有能力有见识的负责同志到江西来考察，吸取经验，回去试办。初时学生宜少，逐渐增多，至江西这样有5万人之多。

　　再则，党、政、民(工、青、妇)机关，也要办学校，半工半学。不过同江西这类的半工半学不同。江西的工，是农业、林业、牧业这样一类的工，学是农、林、牧这一类的学。而党、政、民机关的工，则是党、政、民机关的工，学是文化科学、时事、马列主义理论这样一些的学。所以两者是不同的。中央机关已办的两个学校，一个是中央警卫团的，办了六七年了，战士、干部们从初识文字进小学，然后进中学，然后进大学，1960年，他们已进大学的门了，他们很高兴，写了一封信给我，这封信可以印给你们看一看。另一个，是去年(1960年)办起的，是中南海党的各种机关办的，同样是半工半读。工是机关的工，无非是机要人员，生活服务人员，招待人员，医务人员，保卫人员，及其他人员。警卫团是军队，他们有警卫职务，即是站岗放哨，这是他们的工。他们还有严格的军事训练。这些，与文职机关的学校，是不同的。

　　1961年8月，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3周年纪念，主持者要我写几个字。这是一件大事，因此为他们写了如上的一些话。

　　毛泽东

　　1961年的一个夏日，江青到广东某部队调查研究，这个部队过去曾屡建战功。江青发现这个部队的第1警卫连，自己种菜养鸡，节省了不少开支。战士的床铺干净整洁，蚊帐吊挂有序。尽管离营房200米就有一家备有电风扇的理发馆，指战员们还是自己相互帮着剃头。于是，江青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一篇调查报告，她在调查报告中写道：

　　“这些战士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自力更生，勤俭节约，他们是人民真正的儿子。”

　　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因脑溢血突发，抢救无效，在北京逝世。

　　8月15日，北京举行陈嘉庚公祭大会，毛泽东派人敬献了花圈。

　　8月16日下午5时，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在杭州驻地会见了加纳总统恩克鲁玛。

　　晚上，毛泽东又在周恩来陪同下，前往杭州饭店回访恩克鲁玛，3人海阔天空，谈笑风生。

　　不久，毛泽东就要上庐山了，他在上山之前，对田家英说：

　　“这次要开一个心情舒畅的会。”

　　1961年8月23日，毛泽东在庐山召集中央常委和各大区负责人开会，安排中央工作会议议程。他首先询问了各地的年成，又问了贯彻《六十条》及农村的情况，尔后说道：

　　“我们有把握的、有成套经验的还是民主革命。民主革命搞了几十年，经过了陈独秀的错误，3次‘左’倾错误，又经过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右倾错误，犯了许多错误，碰了许多钉子，最后经过了整风，才搞出一套包括理论的和具体政策的为大家所公认的教科书。”

　　“讲到社会主义革命，则不甚了了。公社工作六十条，讲的是所有制、分配、人与人的关系，都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究竟如何?你们说有了一套了，我还不大相信。不要迷信广州会议、北京会议搞了一套，认为彻底解决问题了。我看还要碰3年，还要碰大钉子。会不会亡国(蒋介石来，打世界大战)?不会。会不会遭许多挫折和失败?一定会。现在遭了挫折和失败，碰了钉子，但还碰得不够，还要碰。再搞两三年看看能不能搞出一套来。对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了解，但不甚了了。我们搞社会主义是边建设边学习的。搞社会主义，才有社会主义经验，‘未有先学养子而后嫁人者也’。说没经验，已经搞了12年，也有些，但也只有12年。我们现在还处在斯大林时代即苏联两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还没有原子弹。这不能怪我们，因为我们时间还短。……现在刚搞了一个‘六十条’，不要认为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搞社会主义我们没有一套，没有把握。比如工业，我就不甚了了。计划工作怎么搞，现在总搞不好。”

　　经过大家讨论，确定会议的主要议程是讨论粮食问题、市场问题、两年计划和工业问题、工业企业管理问题、高等学校工作问题和干部轮训问题。由周恩来作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李先念作关于市场、物价问题的报告;李富春作关于工业计划的报告;薄一波作关于《国有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的说明;陆定一作关于《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的说明;邓小平作一个总结性的长篇讲话。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史称“第二次庐山会议”。

　　在会议期间，余宝山依然在毛泽东身边服务。江西省长邵式平对余宝山说：

　　“毛主席的衬衣都破了，你去给他做2件。”

　　余宝山把新衬衣送给毛泽东，毛泽东问：

　　“旧的补了还可以穿嘛!这衬衣是谁叫你做的?”

　　余宝山照实说了，毛泽东“哦”了一声，笑着说：

　　“是邵大哥呀!多少钱?叫银桥付给他。”

　　于是，卫士长李银桥照数付了钱，分文不少。

　　有一天，毛泽东在散步时，与卫士张仙朋说起了他的一桩心事，他说：

　　“我有3个愿望：一是要下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这样使我多做调查研究，了解实情，不当官僚主义，对全国干部也是一个推动。二是要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我对地质方面缺少知识，要请一位地质学家，还要请一位历史学家和一位文学家一起去。三是最后写一本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论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

　　说罢，他叹了一口气，又说：

　　“我这个人啊，好处占70%，坏处占30%，就很满足了。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是圣人。”

　　在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庐山上留下了一帧坐姿照片，背景是乱云飞渡。这正是他此时心境的真实写照。

　　8月25日，毛泽东看了胡乔木在17日写给他的一封信，立即复了一信。

　　原来，胡乔木在庐山会议前突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是自己的神经衰弱症加剧了，无法正常工作，需要请长假休养。于是，毛泽东在给他的复信中写道：

　　乔木同志：

　　8月17日信收到，甚念。你需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此诗宜读。你似以迁地疗养为宜，随气候转移，从事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如此可能好得快些。做一二三年休养打算，不要只做几个月打算。如果急于工作，恐又将复发。你的病近似陈云、林彪、康生诸同志，林、康因长期休养，病已好了，陈病亦有进步，可以效法。问谷羽好。如你转地疗养，谷宜随去。以上建议，请你们二人商量酌定。我身心尚好，顺告，勿念。

　　毛泽东

　　从此，胡乔木离开了他的工作岗位，名义上还是毛泽东的秘书，实际上他已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

　　8月25日，毛泽东召见了因病在庐山休养的李达。他在谈话中说到李达几十年前写的《社会学大纲》，现在还可以修改一下重新出版。李达说他精力有些不济，手颤抖得厉害，怕不行了。毛泽东鼓励他带几个助手帮助他修改。李达当即应允。

　　李达对毛泽东的意见是极为尊重的，他就形式逻辑的推理问题，请教毛泽东，毛泽东说：

　　“形式逻辑只管形式，从错误的前提推出错误的结论，在形式上也可以是正确的。”

　　李达接受了毛泽东意见，改变了他原来的“形式的正确和内容的真实的一致性”的观点。

　　李达和毛泽东会谈后，立即终止休养，回学校组织人员，对《社会学大纲》大加修改，定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其中有一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史》是李达的得意之作。

　　后来，毛泽东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史》，他认为是“古人讲得太多”。于是，李达就毫不犹豫的把它全部删掉了。

　　在庐山会议期间的一天晚上，周恩来从毛泽东那里出来，吩咐秘书说：

　　“到杨尚奎同志家里去，他和水静请我吃饭。”

　　周恩来在车上问秘书：

　　“都说水静酒量很大?”

　　秘书说：

　　“好像听人讲过。女同志不喝则已，只要是敢喝酒的，一般都要比男同志能喝。”

　　“嗯。”周恩来笑着点头，说：“她把我的部长灌醉了呢。”

　　秘书问，是谁?

　　周恩来说：

　　“廖鲁言。”

　　这廖鲁言在国务院里喝酒是最负盛名的，据说在一次散席后，桌上还剩半瓶汾酒，他抓起酒瓶子像灌汽水一样喝掉了，还淡淡的说了一句：“别浪费了。”就这位最能喝的部长，竟然让一个弱女子灌醉了。看来国务院的最高领导今天是要向她讨回“公道”了。

　　“水静，我迟到了。”

　　周恩来笑着点头致歉。迎出门口的水静带着歉意说：

　　“总理，真对不起呢，小平、富春他们等你很久，后来听说主席找你，知道你一时也来不了，他们就先吃了。”

　　“这就对了嘛，不要等。”

　　“他们吃完就走了，尚奎也陪他们去了。尚奎叫我在家等你，他再三关照说，总理重诺守信，说了就一定会来，不管多晚。”

　　“我答应了的就会来的。”

　　周恩来随着水静进了餐厅，坐下就问：

　　“还有剩菜吗?”

　　“剩菜怎么行呢?”水静说：“总理，我给你留着菜呢!”

　　“那就不客气啦。”周恩来把手放在桌上说：“我就吃吧。”

　　水静端上来的菜肴以江西的特色为主，还有杨尚奎家乡兴国县的“四星望月”。这道菜的雅称，还是毛泽东在兴国搞调查时给命名的。所谓的“月”，就是摆在中间的米粉蒸肉，那4颗“星”是围在四周的4碟小菜，无非是辣椒、青菜、豆腐之类。周恩来见菜肴上齐了，没有动筷子，问道：

　　“有茅台吗?水静。”

　　“有。”水静应了一声，马上取来1瓶茅台酒。周恩来含笑扬扬下颏，说：

　　“还有么?有就再拿一瓶来。”

　　水静忙又拿出1瓶茅台酒，怔怔的望着周恩来。周恩来指指另一个座位，笑着说：

　　“好了，水静。来，你也坐下吃一点。”

　　“总理，我刚吃过了……”

　　“吃过了就随便再吃一点嘛。”

　　于是，水静招呼服务员再取来一套餐具，坐了下来。周恩来将1瓶茅台推向水静，淡淡地说：

　　“听说你会喝酒，今天我们两人一人一瓶，怎么样?”

　　水静此时方有所悟：总理是来考验我来了，自己虽说已经陪着邓小平、李富春喝了一些，就再喝这1瓶也不在话下。她心里这么想，可表面上还是忙不迭的摆手，说：

　　“哎呀，总理，我哪能喝这么多呀?”

　　周恩来也明白，豪饮的人说谦虚话，只是随口说说而已，便说：

　　“喝吧喝吧，能喝多少就喝多少。”

　　他嘴里嚼着一口米粉蒸肉，说：

　　“在中央苏区时，常吃到这种菜，其中以兴国的最具特色。”

　　周恩来说着嚼着，顺手斟满一杯酒，端起来对着水静一举：

　　“感谢你和尚奎为我准备了如此佳肴，干!”

　　水静也不示弱，端起早已斟满了的酒杯，随着周恩来一饮而尽。她为周恩来和自己斟满了第2杯，端起自己的杯子说：

　　“这些菜都是土特产，总理太客气了。这一杯我感谢总理的光临。”

　　水静说罢仰面干了杯，她落杯时，见周恩来微微一笑，也已经干了杯。周恩来一边吃菜一边斟酒，说：

　　“这次又在庐山开会，江西是东道主，尚奎和你都很辛苦。”

　　他说着，酒杯又举了起来：

　　“这一杯是为你们优质接待工作道谢的。”

　　水静也不慌不忙的斟上酒回敬：

　　“总理到江西，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许多指导和帮助，应该是我们感谢总理。”

　　周恩来吃一口菜，又斟满酒，说：

　　“这一杯，我代表小超大姐敬你。”

　　水静也斟满酒，回敬道：

　　“总理，我也代表尚奎同志敬你一杯。”

　　这二人一来一往，敬酒的话题很多，回敬的话题自然也一样不少。不一阵工夫，两个酒瓶子都空了。周恩来酒兴正酣，问道：

　　“还有酒吗?你还能喝吗?”

　　水静听说周恩来能喝酒，但她担心自己灌醉了国务院总理，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于是就说：

　　“酒是有的，不过我不能喝了，我不嗜酒，今天喝得太多了。”

　　“如果你不喝，我也不喝了，吃点饭吧。”周恩来知道水静已经陪邓小平、李富春喝了酒，再比下去也不公平，便感慨道：“不过，我今天算是知道你的酒量了。”

　　水静见他说出了本意，就装出一副不明白的样子，问道：

　　“什么酒量呀?”

　　“我在北京就听说杨尚奎的夫人很能喝酒。你把我们的农业部长廖鲁言都灌醉了。对不对?

　　“哎呀，总理，那可不能怪我。不是我主动找他喝酒的呀!”

　　“廖鲁言同志是部长中最能喝酒的一个，竟然败在你的手下，说明你很不简单。”周恩来说着，哈哈笑出声来：“今天我就是来试一试，这一试，果然名不虚传。一个女同志，一次能喝这么多酒，确实不多见哪!”

　　“真的，总理，我平时是不喝酒的。”水静有点不好意思了：“刚才是总理让我喝，不知不觉的喝了这么多。我已经醉了。”

　　周恩来笑笑，说：

　　“醉人不说醉，说醉的其实没醉。你没有醉，我看得出来。”

　　他说着，放下饭碗，兴致勃勃的提议说：

　　“舞会还没有散，我们跳舞去吧?”

　　“总理你先走一步。”水静故意摸摸额头，说：“我真有点晕呢，休息一下再去。”

　　周恩来笑笑说：

　　“那好吧，我就先走了。”

　　周恩来在重庆谈判时的宴席上替毛泽东喝酒的豪情壮举，几乎是人人皆知的事情了，但他与许世友单独斗酒的轶闻趣事，可能知之者不多。作者不妨在此一并道来，以飨读者诸君。

　　许世友其人，在战场上是个传奇式的猛将，在酒场上也是个豪气干云的汉子。他把喝酒的多少，喝酒的习惯，往往看做是一个人老实不老实、豪爽不豪爽的标志。每当和朋友战友们喝酒，许世友便在桌子中间放一空碗，规定说，洒一滴，罚一碗。他的身后立一卫士，专做监督行令官，执行罚酒任务。即便是和许世友同一级别的上将，卫兵也敢于动手得罪。在那些吃过苦头的将军中，免不了有人向周恩来告状诉苦。

　　周恩来历来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他往往对不同的人采用不同的方法。许世友是一个除了毛泽东以外，连彭德怀也都让他三分的人物。周恩来知道对许世友这种人，除非让他心服，否则，说轻说重，都没有用。

　　有一天，许世友到北京来参加会议，周恩来对他说：

　　“许司令啊，今天晚上没事我请你喝酒。”

　　“没事，我没事。”

　　许世友两眼大放异彩。他本来就敬重周恩来，又久闻周恩来善饮，如今听说要请他喝酒，真是受宠若惊。

　　是日晚，许世友按约赴宴，周恩来迎候在小餐厅门口，拉着他的手说：

　　“许司令，今天我们是小范围宴饮，你尽可随便一点。”

　　许世友入席一看，还真是小范围，除了他，没有第二位客人。菜肴是周恩来待客的惯例：4菜1汤。周恩来说：

　　“许司令，喝什么酒?”

　　“总理定。”

　　“听说你喜欢茅台，我也喜欢茅台……”

　　“就喝茅台!”

　　周恩来吩咐服务员上酒，转过脸望着许世友问道：

　　“许司令，大家都说南京有4大喝，那几个呀?”

　　“王平、江渭清、聂凤智和我。”

　　“我听说你是排第一的，你们4个到底谁的酒量大些?”

　　许世友憨然一笑，说：

　　“算我大吧。 ”

　　“在南京你行，在山东你就不行吧?”

　　“怎么不行?”许世友一生不受人激，不管什么事情，就怕人家说他不行。他此时听周恩来这样一说，也顾不上谦虚了，便说道：“我打遍山东无敌手!”

　　“你是说打仗吧?”

　　“打仗打赢了，打进济南府，喝酒也没输过。”

　　“打仗我信，喝酒我却不信。武松18碗酒，山东人豪饮。”

　　“总理你别不信，”许世友急了：“喝酒我从来没遇过对手。”

　　服务员上了酒，周恩来接过来放在桌上，以手按着酒瓶，故意用怀疑的眼神望着许世友，笑着说：

　　“许司令是老实人，我听人说，就是喝酒不老实，喜欢吹牛。”

　　“啊?总理，这是谁说的?妈啦个卖匹的，我找他……”

　　周恩来连连做手势，把他稳住，平静的笑着说：

　　“现在你去哪儿找啊?这样吧，我们两个人喝，看看许司令能不能比我多喝一点。”

　　“总理，这，这怎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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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喝不过!”许世友又急又为难：“我怎么能跟总理赌酒呢?总理不信，另找一个能喝的来!”

　　“喝酒不论官大官小，只论酒量大小。许世友同志，你要是喝不过我，那就是吹牛!”

　　“我要是喝不过总理，我，我……”许世友真的被激起来了，脑袋晃动着朝前倾，终于冒出来一句话：“我给总理磕3个响头。”

　　“这不行，我可不会磕头。”

　　许世友似乎已经赢了，笑着说：

　　“我哪敢叫总理磕头呀!我只要总理说一句话：‘许世友喝酒无敌手，一点不吹牛。’”

　　“好，看你吹牛不吹牛!”

　　周恩来说着就要给许世友斟酒。许世友拿过酒瓶，先声夺人：

　　“不要斟酒，这一瓶是我的了。总理你自便。”

　　周恩来注目许世友，微微一笑，转向服务员说：

　　“怎么办?再给我拿1瓶吧。”

　　1瓶对1瓶，服务员开启了瓶盖。许世友立起身，说：

　　“总理，我敬你，立地3杯。”

　　说着一连干了3杯。周恩来一边吃着花生米，一边慢斟慢饮，还不断的问着部队上的事。许世友则是干2杯，歇歇，再干2杯。他要让周恩来看看他许世友究竟是怎样的一条汉子!

　　“总理，干了!”

　　许世友将酒瓶子朝下，晃了晃，只晃下来1滴酒来。

　　“哦，我落后了。”

　　周恩来拿起酒瓶子往杯子里倒，许世友看看吃了一惊，只见从那瓶子里只倒出半杯酒，就空了。该不是见鬼了?许世友一脸的狐疑，他轰轰烈烈的干了1瓶，周恩来却是不显山不露水也干了1瓶。会不会有假?可眼见得这2瓶酒都是原装，而且是当场启封，又哪能假得了呢!

　　许世友正在琢磨，只听周恩来慢悠悠地说道：

　　“许司令，用你们练武人的话，咱们点到为止，好不好?”

　　“不行!总理，喝一半怎么算好?”许世友的酒劲涌上来了，豪兴大发，他朝着服务员直嚷嚷：“去，去!再拿两瓶茅台来。”

　　周恩来与水静喝酒时，他要第2瓶，水静恰到好处的叫停，周恩来便停了。周恩来与许世友刚喝完第1瓶，就叫停，分明又是一激。许世友哪里是周恩来和水静一般的人物，他一发就不可收拾了。

　　“我看点到为止吧?”

　　“不行，总理请客，不叫喝好可不行。”许世友解开衣扣，朝服务员高声叫道：“拿酒去!”

　　服务员朝周恩来望望，周恩来点点头，说：

　　“那好，再拿两瓶来。”

　　酒上来了，周恩来看着许世友，慢条斯理的嚼着花生米，说道：

　　“许司令，你自己拿1瓶。”

　　许世友已经知道周恩来对自己刚才的怀疑，有了察觉，但他还是忍不住将两瓶都打开，嗅一嗅，这才放了心，嘴里却说：

　　“都一样，我随便。”

　　周恩来依然是边吃边聊，慢斟慢饮。许世友也还是喝2杯，歇歇气，再干2杯。

　　眼看2个小时已经过去了，许世友终于干掉了第2瓶，他不再叫酒了，摇晃着身子看周恩来。周恩来将瓶子垂直倒向杯子里，也干了。

　　“服务员同志，再拿两瓶来。”周恩来声音非常柔和：“看样子许司令还能喝。”

　　许世友笑笑，笑得很艰难，好像脸上的肌肉都麻木了。他的眼皮耷拉下来，又竭力掀上去，目光朦胧。服务员第3次上来两瓶酒，看看周恩来又看看许世友，只是抿住嘴笑。这次是周恩来动手开瓶了。

　　“许司令，你要那瓶?”

　　周恩来声音依然柔和。许世友点点头，似乎想说话，但他那粗壮的身子却不由自主的仰在椅子上往下滑。他竭力想坐起来，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挣扎还好，一挣扎反而滑到了桌子底下。

　　周恩来的酒意也上来了，他兴奋的往杯子里斟酒，直到酒水溢出杯沿才停了下来，端起杯，挺起身，说：

　　“许司令，起来，站起来。当兵的，活着干，死了算，砍掉脑袋不过碗大个疤。英雄喝酒，狗熊喝水，我请你喝酒你连面子也不给?太不仗义了吧?”

　　说罢，一口干掉了杯中酒。周恩来所说的这些话，都是许世友以往劝人喝酒的常用语，今天周恩来一一照搬。可是，此时的许世友已经无法再英雄，再仗义，再给面子了。他大口喷着酒气，说：

　　“输了，我，我给总理磕……磕头。”

　　周恩来一把扶住许世友，他也有点站不稳了，竭力保持着清醒。

　　“总理，我，我许世友，服了。今后，你，你指向哪里，我，我就打向哪里……”

　　“又胡说。毛主席指向哪里，我们就打向哪里。”

　　“对，对对，”许世友脑子还是清醒的，他接着说：“总理，叫，叫我死，我，我不活。我听总理的。”

　　周恩来一看火候到了，就正色说道：

　　“那么，我告诉你，喝酒不能强人所难，桌子上不能放空碗，身后也不能站个监酒的。同志朋友高兴了，一起喝点酒，本来是好事嘛，你强人所难，不是伤和气吗?”

　　“我，我听总理的。”

　　“人酒量有大有小，不能自己能喝，就认定别人也能喝。不比当年了，人过50岁，身体素质下降，再那么乱喝，要闹出事呢。你也一样，以后喝酒，不许超过6杯，半斤。”

　　“我，我自己喝，不，不超过半斤。”

　　后来，许世友果然做到了，喝酒不超过6杯。偶尔逢上个热闹场合，多喝上几杯也不忘记解释一下：

　　“总理叫我自己喝酒不要超过6杯，今天是大家一起喝，多喝两杯就多喝两杯，不是我自己喝嘛。”

　　再说1961年9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简报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此件很好，印发各同志。并带回去，印发省市区党委一级的委员同志们，开一次扩大会，有地委同志参加，对此件第二部分所提的10个问题，做一次认真的解决。时间越早越好，以便在秋收、秋耕、秋种和秋收分配时间，政策实行兑现，争取明年丰收。”

　　毛泽东所说的10个问题，其中包括：退赔普遍不彻底;一部分地区没有按规定留足自留地;平均主义思想依然存在;群众对《六十条》热烈拥护，但普遍存在怕变的心理。

　　9月9日，是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34周年纪念日。当他看到江青拍摄的一张庐山仙人洞的照片时，感触颇深，遂题诗一首。

　　原来在1959年庐山会议时，江青和毛泽东通话后就上了山。那时，江青的身体逐渐好起来，她被庐山的自然风光感染了，于是，就在毛泽东身边的摄影记者帮助下，开始学习摄影。没想到还真的拍下了这样一张好照片。

　　毛泽东吟咏的这首诗，题目是：《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诗云：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后来，周恩来看了毛泽东这首诗，他说：

　　“主席这首诗就是写江青同志的。”

　　江青由此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从此，她对摄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琢磨系统的学习摄影。她还请新华社副社长、摄影部主任石少华当她的老师，石少华借故推辞了。江青无奈，就请毛泽东出面帮忙。毛泽东把石少华请到中南海，热情的握着他的手，带着长辈的慈祥，轻轻的拍打着他的肩，请他坐下。毛泽东说：

　　“这次我请你来，有事相求，不是照相，但是和照相有关。江青同志她身体不好，有病，不能从事紧张的工作，你就收她做学生吧，一可以调剂调剂她的生活，二也能学习一点东西，她有这个爱好嘛!我也支持她学习，给她买了照相机，想多学一点知识，多掌握一门技术总是好嘛。石少华同志，看在我的面子上，你就收她吧!”

　　石少华激动而又内疚的答应了毛泽东。

　　后来，江青很快就学会了摄影。她组织人准备在人民大会堂，举办她的个人摄影展。毛泽东知道后，叫她立即取消影展计划，注意政治影响。

　　欲知毛泽东后来的工作情况如何?请诸君慢慢往下看，自然就会明白。

　　东方翁曰：中朝两国于1961年7月11日签订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在1961年8月30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批准、1961年8月23日经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批准后，双方又约定：《条约》有效期为20年，如一方要求修改或终止，须在期满前半年内向对方提出，否则《条约》自动延长20年有效期。根据这一约定，《条约》在1981年、2001年两次自动延期，有效期至2021年。请读者再看看《条约》中的前5条内容，这5条规定至今尚未有双方中任何一方要求修改或中止，还是有效的。但是，在毛泽东逝世后，中国政府却不惜以邻为壑，逐步的走上了一条“跟着美国走”的所谓的“战略伙伴”、“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道路，与美帝国主义结成了“新型大国关系”、“夫妻关系”，并和美帝国主义一道在联合国会议上多次通过有关方面决议案，严厉的制裁朝鲜，遏制朝鲜，在实际行动上已经单方面的完全背弃了中朝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