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传》（第八卷 乱云飞渡 第323章）

第323章

　　“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一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　　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话说1966年3月22日，林彪在上海接到江青派人送来的信及《座谈会纪要》大字排版本，知道已经毛泽东亲自改定，作为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他当然双手赞成，一字不改，就批给了军委常委们。林彪让刘志坚、陈亚丁替他起草了一封信：

　　贺龙、荣臻、陈毅、伯承、向前、剑英诸同志：

　　送去江青同志3月19日的信和她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请阅。这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反复研究，又经过主席亲自3次审阅修改，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7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的把这一场革命进行到底。

　　纪要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完全符合部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使部队文艺工作在突出政治、促进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

　　对纪要有何意见望告，以便报中央审批。

　　此致

　　敬礼!

　　林 彪

　　3月24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决定不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中央“二十三大”的公报。

　　3月25日，首都各界人士在中央党校礼堂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悼念年仅54岁因病去世的中央党校副校长、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艾思奇。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敬献的花圈，摆放在显著的中心位置上。

　　3月28和30日，毛泽东在上海先后同康生、江青、张春桥、赵毅敏、魏文伯进行了多次谈话。

　　其间，康生向毛泽东汇报了刘少奇的情况：

　　前些日子，日本共产党的领导人宫本显治来到中国访问。日本共产党担心美国扩大在亚洲的战争，所以游说中国、越南和朝鲜，要讨论与苏联的“联合行动”。刘少奇等人对此十分热心。他们和日本共产党代表团会谈后，在北京签署了一个公报，用以实现“联合行动”的部分目标。在联合公报上，宫本显治坚持不点名批评苏共，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表示同意。

　　毛泽东听后很生气，他说：

　　“中央同意了，我可不同意，联合公报就不发了，我也不接见宫本显治了。”

　　康生又说：

　　“彭真在3月11日通过许立群给上海市委宣传部杨永直打电话，质问《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上海市委不跟中宣部打招呼?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毛泽东听后生气地说：

　　“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

　　毛泽东又说，彭真要就3月11日的电话，向上海市委道歉。他还说：

　　“再不发动文化大革命，老的、中的、小的都要挨整了。”

　　毛泽东严厉批评北京市委和中宣部，说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入;说“二月提纲”是混淆阶级界线，不分是非，是错误的。说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他还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3人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毛泽东点名批评的《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是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和《北京晚报》上的两个杂文专栏。而《三家村札记》是由《前线》杂志主编邓拓、编委廖沫沙和吴晗共同创办的专栏。三人商定：从吴晗名字中取一个 “吴” 字，从邓拓的本名中取一个“南” 字，从廖沫沙的笔名“繁星”中取一个“星”字，叫做“吴南星” 作为三人共同的笔名。3人轮流每半个月向《前线》供稿一篇，每篇千余字。

　　毛泽东在谈话中还说：

　　“中宣部不支持左派，扣押左派稿件，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中宣部和北京市委要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北京市委和文化革命小组都要解散。”

　　“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要把十八层地狱统统打破。孙悟空闹天宫，你是站在孙悟空一边，还是站在天兵天将、玉皇大帝一边?去年9月会议，我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

　　“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

　　不久，邓小平带着宫本显治到了杭州，在郊外山中一个军事基地附近的安静的疗养所里，见到了毛泽东。宫本显治鞠躬刚完毕，就看到毛泽东毫不客气的指责邓小平等人说：

　　“你们在北京制定的公报草案，内容空空，毫无价值。”

　　毛泽东希望公报能号召组成一个统一战线，共同反抗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日本人拒不同意。

　　3月30日这一天，林彪发给军委常委的《座谈会纪要》已经为中央军委常委们圈阅通过，刘志坚、陈亚丁奉命为中央军委起草了一份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请示报告：

　　中央、主席：

　　军委常委同志一致同意《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认为这是一个在文艺工作方面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很系统很完善的文件，部队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现送上这一纪要和林彪、江青同志的两封信，请审批。

　　军委

　　因为毛泽东不在北京，这份报告照理应送给总书记邓小平，可邓小平也不在北京，所以就只好送到了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彭真手里。彭真读罢《座谈会纪要》和信件，大吃一惊，但他还得公事公办，要办公室通知刘志坚，为中共中央起草一个批语，以中共中央名义批转《座谈会纪要》，内容无非是例行公事的几句话。刘志坚不敢怠慢，急召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起草了批语。

　　3月31日，康生从杭州赶回北京，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立即向周恩来、彭真等人做了传达。他又向在钓鱼台的写作班子作了传达，他要王力整理一份文字资料，以便他在4月初向政治局传达，还要用于在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报告的蓝本。

　　1966年4月1日，彭真把《座谈会纪要》和中共中央的批语，以电传形式，直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人。因刘少奇自3月26日至4月19日携夫人王光美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3国，电传就没有给他送。

　　毛泽东当天在杭州写下批示：“已阅”。

　　4月1日这一天，张春桥写出了《对<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汇报提纲>的几点意见》，总结了《汇报提纲》的3条罪状，朝彭真开了一炮。

　　4月2日，戚本禹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一文，同时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上发表。

　　4月3日，中央工作组写出了《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还附有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4个人的发言材料及罗瑞卿于3月12日的检查。

　　4月5日，署名为关锋、林杰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一文，在《红旗》杂志上发表。

　　4月9日，邓小平乘飞机赶回北京。原来，康生曾经在北京给在陕西的邓小平打电话说：“主席要你赶紧回北京，主持书记处开会，下达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

　　邓小平一到北京，立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康生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3月底的几次谈话内容，批评了彭真自批判吴晗以来所犯的一系列错误。

　　书记处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彭真进行了批评。会议决定：

　　1、拟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文化革命5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2、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江青、刘志坚任副组长，康生任顾问。报请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批准。

　　邓小平根据上述决定，叫列席会议的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王力起草一个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王力起草的通知只有一句话，他写的是：

　　“中央于2月12日转发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予撤销。”

　　4月10日，王力起草的一句话通知送到了杭州毛泽东处，毛泽东看了，很不高兴，他说：

　　“这不说明任何问题，没讲为什么撤销。应当重新起草。”

　　他还指定要陈伯达负责重新起草《通知》。

　　就在4月10日这一天，毛泽东多次修改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纪要》及中共中央的批示，作为中共中央正式文件迅速转发到“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委、党组，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军队发至团党委，地方发至县委和文化机关党委。传达范围，由各级党委酌情决定，文艺工作者可以适当放宽。”

　　下发文件的唯一变化是：刘志坚原来按照彭真的意思所拟出的中共中央批示，换成了刘志坚在4月3日起草的另一个批示，这个新批示对《座谈会纪要》做出了高度的评价，批示中写道：

　　“这次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是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座谈会。经过毛主席3次亲自修改的座谈会纪要，对当前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的许多根本问题，做出了正确的分析，提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是一个很好的很重要的文件。中央完全同意这个文件。它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各级党委应当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认真讨论，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座谈会纪要》的核心内容是这么写的：

　　“16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30年代文艺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而这些论点，大抵都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批判过的。电影界还有人提出所谓‘离经叛道’论，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革命战争之道。在这股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潮逆流的影响或控制下，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1962年十中全会做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的开展起来了。”

　　前边已经说过，上述内容中有两段文字，特别是第2段文字，是毛泽东亲自加上去的。

　　4月11日，邓小平在北京再度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陈伯达要王力和他一起起草的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第2稿。康生提议说：

　　“要加上一句，“二月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文件。”

　　彭真说：

　　“那好吧，说就说个够吧!”

　　于是，陈伯达和王力重新修改《通知》稿。

　　4月12日，书记处会议结束后，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彭真和到会的其他一些领导人，“对这次重大错误都作了初步检查”。

　　4月14日，邓小平把重新修改后的撤销“二月提纲”《通知》稿，再送杭州。

　　毛泽东看了《通知》稿，仍不满意，还是以为太简单。他作了部分修改后，提议扩大中央文件起草小组，由陈伯达为组长，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吴冷西、尹达、穆欣、陈亚丁10人为成员，一共11人，在上海继续修改《通知》。

　　4月16日晨，廖沫沙从半导体里听到了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村”的广播声。

　　廖沫沙后来在回忆中说：“江青和一些人讲话时，动不动就说从战略上看，文化战线将会给经济战线和政治战线如何如何，用的词全是军事方面的术语。她在毛主席身边多年，这一点没有白学。说老实话，我对江青很了解。江青在三十年代的时候，就是一个爱学习的女子。她到我家来住的时候，随身带的有一个皮箱，里面全是书籍，有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其他著作家的经典什么的，每天也是抽出许多时间来看书。这一点，应当肯定，她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女人。她从参加文艺活动的时候，就是主张文艺为现实的斗争服务，她从来不演和现实斗争没有关联的戏剧和节目。当然我后来知道，她到上海之前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思想非常激进的女人。她身上，反抗的性格非常明显，是一个丝毫都安静不下来的女人。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下，她当然对文化界和艺术界不满意了。从那个时候就不断的向文艺界发难和开刀，目标不完全是对准一些作家和演员的，而是对准了彭德怀和一切为翻案的中央领导的。现在我们明白了，就是对准刘少奇和彭真这些人的。”

　　4月16日，中央文件11人起草小组集会于上海锦江饭店，因为陈伯达、康生去杭州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就由江青主持了文件起草小组的第一次会议。由此，中共中央历史上一个非同凡响的《通知》起草工作，再次开始了。

　　4月16日这一天，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叶剑英和各中央局负责人来到杭州，出席毛泽东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批判彭真和“二月提纲”。刘少奇因出访未归而缺席。

　　4月17日，在上海的中央文件起草小组写出《通知》修改稿后，由张春桥派人带往杭州，直送毛泽东。毛泽东作了重大修改后，也派人直送张春桥，再行修改。

　　4月20日，刚刚于19日出访归来的刘少奇，出席了杭州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4月22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这是触及灵魂的斗争，意识形态的，触及的很广泛，朝里有人。”“逐步的展开，真正有代表性的，省市都批评一两个。军队也有。所谓朝里，不光中央，部门包括各区、各省市。朝里那样清，我不相信。”“2月3、4、5、6、7，5天嘛，不忙那么不忙，一忙那么忙。2月3日急于搞一个5人小组文件(指“二月提纲”——笔者注)，迫不及待。在武汉谈整左派，我不同意。”

　　“这个通知(指正在修改的《通知》——笔者注)也是3种：对、基本对或不对。3个月中央翻中央的案，无非是翻或不翻。”“各地方党委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

　　“过去没有系统管，首先从我起，没有全面的抓。只要你不全面的系统的抓，就不行。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现在抓嘛。”“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当权，两种可能，不出或出，早出或迟出。搞得好可能不早出。早出也好，走向反面。”“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党政军也要出，特别是党和军出了修正主义就大了。”

　　4月24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基本通过了中共中央的《通知》稿和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名单，决定提交5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据王力后来回忆说，后来陈伯达、康生从杭州回到上海，居然“也不知道主席增改的地方”。

　　4月24日这一天，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刘志坚将中央工作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及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4个人的发言材料，还有罗瑞卿写于3月12日的检查，一同呈报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

　　4月27日，毛泽东又在《通知》稿上作了部分修改。

　　4月28日，29日，毛泽东在两次谈话中继续严厉的批评彭真和北京市委，他说彭真已经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他要求对彭真的错误“彻底攻”。

　　1966年5月4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一共有76人，除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外，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等8人，以中央文件起草小组成员身份了出席会议。这次会议后来一直延续到5月26日。其间，毛泽东一直在杭州，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这次会议的程序和各种文件的起草，都是由毛泽东安排的。会议的情况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请示报告。

　　李雪峰接到会议通知后刚到北京，叶剑英就跑来对他说：

　　“又发生事情了，你知道吗?”

　　李雪峰闻言，不由得一怔，说：

　　“不知道啊!”

　　叶剑英隐隐约约把毛泽东批评彭真的“二月提纲”的消息给他透露出来。李雪峰心里暗暗叫了一声：“糟糕!彭真出问题会连累许多人的，因为他那个汇报提纲各大局都贯彻执行了呀!” 他问叶剑英：

　　“彭真和罗瑞卿的问题有没有关系?”

　　叶剑英说：

　　“彭真实际上是保罗瑞卿的，这一点，我们都看出来了，但是没有什么具体的事实。林彪曾经给我打过招呼：要我注意彭真的言行，不要和他拉扯得太紧，没想到这么快就出了问题。”

　　彭真在开会时，紧挨着李雪峰坐。李雪峰看得出来，彭真有许多话想和他讲，李雪峰故意不多搭理他，而且还刻意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会议首先由康生传达了毛泽东在最近一个时期的讲话，集中批判了彭真、陆定一。

　　接着，与会者纷纷发言，批判彭真。彭真见康生、陈伯达等人都把矛头指向了自己，立刻和那些人顶起来，他要求中央对他进行审查。刘少奇说：

　　“你彭真到现在还嘴硬，你的个人主义膨胀，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为什么要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来骗我们?你就是一个阳奉阴违的两面派，中央的修正主义就是你!”

　　大家见刘少奇说出了这样的话，都跟着指责彭真起来。

　　李雪峰回忆当时的情形说：“会议的气氛紧张起来了!人家一切都是事先准备好的，彭真根本没有辩护的权利，开始就陷入孤苦境地。彭真一开口，就被康生和陈伯达顶回去了。”

　　中央决定，停止彭真参加会议。

　　刘少奇在和华北局书记李雪峰谈话的时候说：

　　“彭真在历史上和现实工作中都是反对我的，他总是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对我搞封锁，不讲真话。我多次在毛主席面前说过：彭真这个人可是不好领导呀，动不动就以功臣自居，其实他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这一次把他揪出来也是我们党多年来争取党内生活正常化的努力。你要抓住对他的黑帮势力的清理和斗争。”

　　李雪峰也说：

　　“彭真过去是从来看不起我的，多年来我们对北京市的工作无法过问。名义上北京市属于华北局领导，实际上是北京市在指挥我们。”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在1964年底讨论二十三条时，刘少奇顶撞毛主席的事情发生以后，彭真批评刘少奇批得很厉害，说这是对毛主席不尊重，还说刘少奇在农村问题上老想单干等等。在农村问题上彭真倒是有资格批评刘少奇的，因为彭真一直是不主张单干的。刘少奇问毛主席，你老说走资派，那到底谁是‘走资派’?毛主席说，张霖之就是。彭真说，你刘少奇这样逼问毛主席，结果是害了这些干部。所以在这次的会议上，刘少奇对处理彭真是很积极的。刘少奇说过，彭真不仅反毛主席，而且也根本不把他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放在眼里。”

　　5月5日，毛泽东会见以谢胡为团长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周恩来、林彪、邓小平、伍修权参加了会见。毛泽东在同谢胡的谈话中说：

　　“我的身体还可以，但是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亲手创建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事物不断的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而且要起质变;只有量变，不起质变，那就是形而上学。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部分分化。”

　　“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一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总之，要把两个可能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种可能，我们就有点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事，就都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在看出来了，还有更主要的一面，有黑暗的一面。他们在做地下工作。列宁讲过，被打败了的剥削阶级长期还强于胜利的无产阶级。列宁又讲，农民、小资产阶级每日每时都生长资本主义。”

　　“不要怕反革命。有的时候我也很忧虑。说不想，不忧虑，那是假的。但是睡觉起来，找几个同志开个会，议论议论，又想出办法来了。”

　　5月6日，张春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他系统的介绍了彭真、陆定一等人在八届十中全会后对抗文化革命路线的情况。

　　5月7日，毛泽东看了林彪寄来的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非常兴奋。他浮想联翩，挥笔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林彪同志：

　　你在5月6日寄来的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做出适当的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当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3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是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2次世界大战的8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当然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3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产品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

　　5月9日，《解放军报》发表了江青化名为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文章号召一切革命的同志勇敢的站起来，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时刊登出姚文元撰写的长篇文章《评“三家村”》。这篇文章批判了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和吴晗在《前线》杂志“三家村札记”专栏上所发表的杂文。文章中写道：

　　“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凡是阻碍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凡是同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敌对的，不管是‘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店，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多少次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他们，踏倒他们。”

　　5月11日，《人民日报》和全国各报刊均转载了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 、<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一文。

　　是日出版的《红旗》1966年第7期发表了戚本禹撰写的《评〈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的资产阶级立场》的文章。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姚文元的文章是他在上海和江青、张春桥一起讨论过的，主席也知道。我的文章则是与在京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陈伯达、康生、尹达、王力、关锋等人一起讨论的。因为是登在《红旗》杂志上的重要文章，所以大家讨论得非常认真。在讨论的时候，康生提出，要彻底批判邓拓，就一定要联系他的历史来批。他说，你们不知道吧，邓拓是个叛徒。康生说，这是听彭真说的，邓拓在历史上曾经被捕过，在受审的时侯，他把共产党的内部情况招供了。所以康生说，在我的文章里要加上‘邓拓是叛徒’这句话，在场参加讨论的所有人都表示同意。康生又对我说，关于邓拓的变节问题，你要跟安部长(中央组织部的安子文)核对一下。于是，我就在康生那里用红机子给安子文打了电话，一位姓陆的秘书接的电话，她是个女同志，之前我们都认识。我说，我想请示一下安部长，现在《红旗》杂志编辑部在讨论一篇批判邓拓的文章，在文章里要指明邓拓是叛徒。这件事须要跟你们核封一下。我还说，这是伯达、康生提出来要核对的。隔了一天，陆秘书就打电话给我，她说，安部长已经看过档案，据档案材料，他在敌人那里是招供了，所以可以说是叛徒。但是在批判文章中提不提这个问题，这个要由中央来决定。我说，是要请示中央的，谢谢你的提醒。这个稿子定稿出清样以后，由陈伯达签了名。然后就直接送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送上去以后，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也都在清样上画了圈。我们特意在‘邓拓是叛徒’这句话下面加了横杆，他们也没有提出异议。清样退回来以后，我问，还要不要请示主席?陈伯达、康生都说：不用了。安子文都说是了，刘少奇、邓小平同志也看过了，都没有意见，这就是通过了。对邓拓变节的事，当时我也没有产生过什么疑问。因为那次我和关锋在彭真家里的时候，谈到了邓拓的文章。我们都说邓拓的文章写得不好。彭真就悄悄地跟我们说，邓拓以前叛变过，只是没有给党造成什么大的危害。本来八大要选他为中央委员的，是他自己给中央写信，说他在历史上有问题，不能当中央委员。”“对于邓拓和吴晗、廖沫沙，在《北京日报》、《前线》杂志上发表的讽刺现实的文章，有的我赞成，有的我反对。而且早就写过批评他们的文章(是发表在当时的《光明日报》上的)。他们不仅仅是在发牢骚，有些地方可以说是对党和毛主席的攻击，而且攻击得很过分。邓拓在大跃进期间担任《人民日报》的总编辑，《人民日报》上大量登载了‘放卫星’，‘假高产’的消息和报道，他是有责任的。当然，当时在中央分管《人民日报》工作的邓小平也有责任。毛主席早已批评邓拓是‘死人办报’，就把他的总编辑撤了。这也可能引起了他对毛主席的不满。邓拓在1966年5月18日凌晨自杀。听到这个消息，我马上就想到，他是不是因为看到5月11日我的文章，受到了刺激，因而自杀的?可能有这个因素。但我后来知道，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他已经写过很长的东西，表示要自杀了。文革被否定后，负责我专案的审判庭在准备审判我的时候，也把我这篇点邓拓是叛徒的文章作为邓拓自杀原因而定为我的一个罪名。我跟他们说，关于这件事的经过，你们可以问安子文去。他们去问了以后，安子文倒是说：有这事，戚本禹是来问过我们的，是我们跟他讲邓拓历史上有过背叛行为的。当时他还请示过中央书记处，后来审判庭就把起诉书上的这一条拉掉了。”

　　且说在全国声讨邓拓等人的形势下，惊动了一位老人，他就是章士钊先生。章士钊连日读到各报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详细报道，看形势的发展，感觉自己的著作《柳文指要》虽然已经送到中华书局就要出版，恐怕也是难以实现了。

　　5月11日这一天，章士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流露出对出书问题的担心，并对自己的《柳文指要》作了检讨。他在信中写道：

　　“我的思想不期受到绝大的震动。而将自己笔墨工作，仔细检讨，觉得最近提交中华书局准备出版的《柳文指要》，应当撤回重行检查。”“我今日看到《中国青年报》说：我们一定不放过邓拓这一伙，一定不放过一切牛鬼蛇神。《工人日报》亦如是云。于斯世也，天下执笔之士，不能以我与邓拓原不相识，强自宽解，而须将自己之一字一句严行琢磨，是否未侧于一切牛鬼蛇神之列。我的所谓指要，纯乎按照柳子厚观点，对本宣科，显然为一个封建社会的文艺僵尸涂脂抹粉。这一类著作，投在今日蓬勃发展的新社会中，必然促使进步奋发的农工新作者痛加批判，立令体无完肤。”

　　毛泽东在杭州收到章士钊的信后，在信中的“痛加批判”旁边划了一条竖线，还批示道：

　　“此语说得过分。”“要痛加批判的是那些挂着共产主义的羊头，卖反共狗肉的坏人，而不是并不反共的作者。批判可能是有的，但料想不是重点，不是‘痛加’。”“何至如此!”

　　毛泽东写罢批示，又把章士钊的这封信批转给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看。

　　5月12下午，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徐业夫打电话到钓鱼台找戚本禹，通知说：

　　“主席有重大的事情要召见你们，要你和陈伯达、杨成武3个人必须在明天一早赶到上海。”

　　戚本禹放下电话就通知了陈伯达，又打电话给杨成武。杨成武说：

　　“我也接到徐业夫的电话了，并且已经安排好飞机，你和陈伯达明天一早去北京郊区的军用机场乘专机去上海。”

　　《戚本禹回忆录》记载了他们此次上海之行的整个过程：

　　5月13日凌晨3时，杨成武打电话催戚本禹和陈伯达出发。戚本禹、陈伯达坐车来到机场，与杨成武会合。他们刚登上飞机，飞机就起飞了。这是一架中型专机，飞起来很稳，里面还有可以办公的小房间。戚本禹心里一直在嘀咕：主席这么紧急召见我们，究竟是为了什么事?现在正在传说北京有发生军事政变的迹象，这次又有代总参谋长同行，是不是与军事政变有关?

　　大约飞了3小时左右，杨成武一行抵达上海虹桥机场。徐业夫已在机场等候他们。在去宾馆的汽车上，徐业夫把印好的林彪转呈给毛主席的解放军总后勤部的一个报告,以及毛主席在5月7日为这个报告写给林彪的信，发给了陈伯达、杨成武和戚本禹，要他们先看看这些文件。

　　毛泽东也是刚从杭州抵达上海不久。大概清晨7点左右，陈伯达一行到了主席下榻的西郊宾馆12号楼。此时毛泽东还没有起床，但他事先有交代，说陈伯达3人一到就马上叫他起来。护士长吴旭君请他们在客厅里先坐下，转身去叫毛泽东。

　　这间客厅不是很大，在客厅的一端是两张单人沙发，对面是一张三人沙发，在沙发的两侧各有一把椅子。杨成武硬要让戚本禹坐沙发，他自己坐旁边的椅子。戚本禹想，你是老革命，我一个小青年，怎么可以我坐沙发，让你坐椅子呢?一番推让，最后还是戚本禹坐了椅子。

　　不一会儿，毛泽东穿着睡衣从客厅旁边的一间卧室里出来了。他通常都是晚上工作，很少有这么早就起床的。他和陈伯达3人一一握手打招呼，对戚本禹说：

　　“好久不见了。”

　　毛泽东入座后，拍了拍他旁边的单人沙发，让戚本禹坐在他身边。此时，江青从卧室里走了出来，戚本禹马上起身让座，请她坐在毛泽东身边。毛泽东以手示意，要戚本禹还坐在他边上。江青在三人沙发一侧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戚本禹叙述至此，在《回忆录》中加写了一段话，他说：“我从秦城出狱后，听到了邓小平一次讲话的传达，说什么早在建国初，毛主席与江青就各住各的，实际上是已经离异了。可我亲眼目睹：在1966年，主席在上海时仍与江青同住在一起。那时主席73岁，江青51岁。建国时，主席56岁，江青34岁。江青都是和主席住在一起的，两人感情是很好的。主席住在钓鱼台的时候，江青也经常和主席住在一起。直到1967年我因写《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篇文章，常从钓鱼台到中南海找主席和江青，仍见到她是同主席住在一起的。虽然江青平时住在钓鱼台的11号楼里，主席住在中南海的‘游泳池’，但江青仍时常回去看主席的。”

　　接着，戚本禹记载了毛泽东会见他们的情形和谈话内容：

　　这时，护士长吴旭君给毛泽东送来了早餐。她拿着一杯乳制品，颜色淡黄。另有一个小碟，上面盛着几片烤馒头。毛泽东喝了几口麦片奶，开始讲话了。他说：

　　“今天找你们来就是为了研究你们手里看的文件。从远古以来，人类一直没有什么社会发展的长远计划，人类社会发展应该有个远景计划，这才是人类文明。我们讲的人类文明，是共产主义。它是马克思根据现代生产力发展情况设想的，马克思在批评哥达纲领等书中讲了一些关于共产主义的具体的设想。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是文明社会。我以前谈过张鲁，张鲁是东汉末年的农民领袖，与黄巾一党，他也有些共产主义想法，这些想法大概来源于古书上讲的大同世界，只是古书上那个大同世界讲得很模糊，因为那时没有新的生产力，对将来的大同世界无法具体化。张鲁的时代社会进步了点，所以张鲁的大同世界就比以前具体化。在张鲁那里治病不要钱，吃饭也不要钱，但不能乱吃，吃饱就可以了。有的人，例如一些贵族豪富，吃那么多，浪费那么大，总不好!我们现在找到比张鲁更好的办法了，解放军总后勤部总结的这个经验，就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未来的萌芽，每个人分工不是那么刻板，一业为主，全面发展。解放军战士除了军事，可以做工，务农，又能学习文化知识，发展艺术才能。劳动者的劳动不要那么紧张，不要一天到晚干活，要劳动与学习相结合，有分工、有合作。做领导的也要劳动，定期劳动一下，和大家打成一片。分配上要允许有点差别，但不要太大，不要搞特殊，成为一个特殊阶层。林彪同志有个报告过来，我给他写了几句话，请你们来一起修改一下。”

　　他问陈伯达等人看了文件有什么意见?陈伯达首先发言说：

　　“文件刚拿到，虽然是初看，但感到主席的这个批示非常重要。我们在大跃进时，探索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模式，这又是一次探索，主席这次的指示非常明确，而且可行性很大。我们不久前提倡的“半工半读”也是一种探索，不过做起来像是勤工俭学，没有提到共产主义理想的高度。还有河南嵖岈山人民公社的共产主义过渡，搞得太杂，不大可行。嵖岈山的设想没有主席这个指示好。主席的指示指出了在现在的生产条件下，怎样做到人的全面发展，完全符合马克思讲的在新制度下，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

　　杨成武说：

　　“部队搞生产意义很大，照这样下去，我们都可以不领军粮了，这对战备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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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历来主张军队粮食自给。”

　　杨成武接着说：

　　“战士学文化好，这样军队的文化水平可以得到提高。部队就是缺文化，又能打粮食又能学文化。这个好。东北有个部队搞得比总后报告中说的还要好。”

　　毛泽东听了，让他把材料拿来看看。杨成武回答说：

　　“已经送上去了，可能还没有送到主席这里。”

　　接下来戚本禹开始发言，他从毛泽东对《张鲁传》的批语说起：张鲁搞了五斗米教，设置 “义舍”，穷苦老百姓到他那吃饭不要钱，而且都能吃饱;他用草药和符咒治病，也不要钱。草药能治病，符咒是迷信，但有时也能治病，因为它是一种心理疗法，至少可使病人增强抗病的信心。当戚本禹说到张鲁统治的地区“不置常吏”时，毛泽东插话说：

　　“就是不要当官的，‘皆以祭酒为治’。‘祭酒为治’就是由群众公推出的人来管理地方的各种事物。”

　　戚本禹说起在长辛店二七机车厂劳动时看到工厂边上就有很多土地，如果也能用来搞农业，工人生活就会大大改善。他在杨成武讲战士学文化时心里就想，主席的指示不光是说要战士学文化，还说要批判资产阶级。所以他又着重谈了对批判资产阶级的看法，他说，前些天刚去“南京路上好八连”体验生活，没想到，我们的战士也会批判《海瑞罢官》。原来以为那些古代的事情，战士可能不清楚，哪知道战士都很清楚。

　　毛泽东很注意听了他复述的战士的话，问道：

　　“会不会是知道你要去，他们指导员事先请人来跟他们讲课，做了些准备?”

　　戚本禹说，这我倒不清楚，但战士们有些问题说得很好，比我写的文章还要好。比如战士们说，那个“清官”也是压迫人民的，而且有些“清官”压迫人民更厉害。因为“清官”有民望，受老百姓拥护，所以他们镇压农民起义往往更没顾虑，也更残酷，来了就杀，比贪官更凶狠，曾国藩就是如此。

　　毛泽东说：

　　“对!曾国藩杀人厉害，范老说老百姓叫他‘曾剃头’。《老残游记》上也讲 ‘清官’杀人厉害。说‘清官’的红顶子是用血染的。”

　　陈伯达说：

　　“太平天国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康有为的《大同书》，都没主席的批示提得好。”

　　毛泽东说：

　　“太平天国起初也是有理想的，但在定都南京后，它的上层很快就腐败了，领导人自己成了新王朝的统治者，他们还会认真去搞什么天朝田亩制吗?我们让大家都来批判资产阶级，就是要防止再搞出新的资产阶级来。共产党虽然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部队，要是脱离群众，不继续革命，甚至腐化变质，转过来压迫人民，那么人民也会起来反抗的，也会出陈胜、吴广，瓦岗寨。”

　　戚本禹说：

　　“主席的设想挺好，人不能一天一天老是干同样的活，一边干活一边学习，学工的可以学农，学农的可以学工，还要学文化批判资产阶级，那样人就可以得到全面的发展。如果工厂、公社、机关、学校要都按照主席的这个设想去做，那这个社会就越来越理想了。我感到主席描绘的这种社会前景，比陶渊明的‘桃花源’和康有为的《大同书》都好。而且都是可行的，起码它在我们解放军的部队里已经实现了。”

　　毛泽东听了笑着说：

　　“你是年轻人，你们只要贯彻不断革命的精神，把革命进行到底，也许能看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曙光。”

　　这次谈话，毛泽东的兴致很高，主要都是他讲，江青没说什么话。凡毛泽东在场的时候，江青一般都不多说话的，这次也一样，一直是毕恭毕敬的在听。

　　到吃午饭的时候了，毛泽东让陈伯达3人下午修改文件，回去后再向政治局做汇报，看看还有什么修改补充的，然后提交中央会议讨论一下，通过后再以中央文件发下去。

　　从毛泽东那儿出来，陈伯达3人就入住到锦江饭店。吃过午饭，他们3人就一起坐下来讨论毛泽东的讲话和文件，对毛泽东的批示没做什么改动，只是对总后勤部报告的标点、字句做了一点小的修正，接着又讨论起草了一个中央通知的文稿。

　　5月14日，毛泽东的回批就下来了，说陈伯达他们写的东西可用，让他们当天上午带回北京。一回北京，陈伯达立即向中央政治局作汇报，戚本禹向中央文革小组作传达，杨成武则去向林彪汇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第二天便一致通过了这个文件，后来正式下发了这个文件，它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

　　戚本禹叙述了这件事后，还在《回忆录》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主席和我们的那次谈话过去半个世纪了。我自己也已到了暮年了，当年主席曾满怀信心地对我说，像我这样年轻的人，只要坚持革命，是有可能看得到共产主义曙光的。可惜，我至今看到的不是什么共产主义的曙光，我看到的只是资本主义在很多领域猖獗地复辟，还有美、日帝国主义包围并企图像瓦解苏联那样，演变与分裂中国的不祥之兆。”

　　就在5月14日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林杰撰写的《揭破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一文。

　　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秋叶飘落有人愁。物极必反人人知，几人雨前能绸缪?

　　欲知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如何开展，情况怎样?请看本传第九卷：风雷磅礴。

　　东方翁曰：关于党内在文化战线上斗争的起因，叶永烈曾经引用过史学家黎澎的一段话，黎澎说：“江青那些年的地位，其实是个探测器。《清宫秘史》、《武训传》、《红楼梦》研究、《海瑞罢官》，都是她先出面，说她认为应该批判，大家从来不认为她有多高明，所以听过也就罢了。然后她回去报告——‘他们不听你的!’然而，就算她这个位置上换个人，老实本分，不会干这些事，也会换个形式出现的。”黎澎的这些话，是针对毛泽东和党内其他一些领导人之间在对文化艺术的不同立场和观念而说的，无非是要说明事物发展的必然性，也就是说这一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叶永烈似乎也是同意这个观点的。

　　就文化大革命前夕的情况看，如果说彭真的“二月提纲”是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的话，那么可以说，江青的《座谈会纪要》就是文化大革命发起的一颗重要信号弹，而后来中共中央发出的“五.一六通知”，则无疑是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决战的宣言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