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传》第九卷（风雷磅礴 第324章）

第324章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话说1966年5月16日，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反复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据新华社北京16日电报道，该《通知》全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中发[66]267号

　　(1966年5月16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门和各人民团体党组、党委，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中央决定撤销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5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5人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所谓“5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是违反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路线的，是违反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方针的。这个提纲，对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同志在1965年9月至10月间中央工作会议上(即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关于批判吴晗的指示，阳奉阴违，竭力抗拒。

　　所谓“5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5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对待这样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全局的重大问题的文件，彭真根本没有在“5人小组”内讨论过、商量过，没有向任何地方党委征求过意见，没有说明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提请中央审查，更没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的同意，采取了极不正当的手段，武断专横，滥用职权，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这个提纲的主要错误如下：

　　(一)这个提纲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看待当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根本颠倒了敌我关系。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高潮。这个高潮有力地冲击着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还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阵地和文化阵地。这个提纲，不是鼓舞全党放手发动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继续冲锋前进，而是力图把这个运动拉向右转。这个提纲用混乱的、自相矛盾的、虚伪的词句，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模糊了这场伟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这个提纲不提毛主席一再指出的吴晗《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问题，掩盖这场斗争的严重的政治性质。

　　(二)这个提纲违背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当报刊上刚刚涉及吴晗《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竟然提出“在报刊上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他们又在各种场合宣称，对吴晗的批判，不准谈要害问题，不准涉及1959年庐山会议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罢官问题，不准谈吴晗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经常告诉我们，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不是匆忙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彭真有意造谣，对许多人说，主席认为对吴晗的批判可以在两个月后做政治结论。又说，两个月后再谈政治问题。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文化领域的政治斗争，纳入资产阶级经常宣扬的所谓“纯学术”讨论。很明显，这是反对突出无产阶级的政治，而要突出资产阶级的政治。

　　(三)提纲特别强调所谓“放”，但是却用偷天换日的手法，根本歪曲了毛泽东同志1957年3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抹杀放的阶级内容。毛泽东同志正是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指出，“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又说，“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这个提纲却把“放”同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揭露对立起来。它的所谓“放”，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只许资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反击资产阶级，是包庇吴晗这一类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个提纲的所谓“放”，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适应资产阶级需要的。

　　(四)在我们开始反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却提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他们用这个口号保护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根本否认真理的阶级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谬论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五)提纲说，“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这种对学术不分阶级界限的思想，也是很错误的。无产阶级在学术上所掌握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早已大大地超过了和压倒了资产阶级。提纲的提法，表现了作者吹捧和抬高资产阶级的所谓“学术权威”，仇视和压制我们在学术界的一批代表无产阶级的战斗的新生力量。

　　(六)毛主席经常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在破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斗争中建立和不断发展起来的。但这个提纲却强调“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这实际上是对资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破，对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立，是同毛主席的思想针锋相对的，是同我们在文化战线进行大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革命斗争背道而驰的，是不准无产阶级革命。

　　(七)提纲提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又说“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究竟什么是“学阀”?谁是“学阀”?难道无产阶级不要专政，不要压倒资产阶级?难道无产阶级的学术不要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的学术?难道无产阶级学术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学术，就是“学阀”?提纲反对的锋芒是指向无产阶级左派，显然是要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戴上“学阀”这顶帽子，倒过来支持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学阀，维持他们在学术界的摇摇欲坠的垄断地位。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八)提纲的作者们别有用心，故意把水搅浑，混淆阶级阵线，转移斗争目标，提出要对“坚定的左派”进行“整风”。他们这样急急忙忙抛出这个提纲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整无产阶级左派。他们专门收集左派的材料，寻找各种借口打击左派，还想借“整风”的名义进一步打击左派，妄图瓦解左派的队伍。他们公然抗拒毛主席明确指出要保护左派，支持左派，强调建立和扩大左派队伍的方针。另一方面，他们却把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修正主义者、叛徒封成“坚定的左派”，加以包庇。他们用这种手法，企图长资产阶级右派的志气，灭无产阶级左派的威风。他们对无产阶级充满了恨，对资产阶级充满了爱。这就是提纲作者们的资产阶级的博爱观。

　　(九)正当无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动一场新的激烈斗争刚刚开始，而且许多方面、许多地方还没有开始参加斗争，或者虽然已经开始了斗争，但是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时候，提纲却反复强调斗争中要所谓“有领导”、要“谨慎”、要“慎重”、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这些都是要给无产阶级左派划许多框框，提出许多清规戒律，束缚无产阶级左派的手脚，要给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设置重重障碍。一句话，迫不及待地要刹车，来一个反攻倒算。提纲的作者们对于无产阶级左派反击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文章，已经发表的，他们极端怀恨，还没有发表的，他们加以扣压。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这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提纲的作者们究竟处在一种什么地位了。

　　(十)当前的斗争，是执行还是抗拒毛泽东同志的文化革命的路线的问题。但提纲却说，“我们要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开辟解决这个问题(指“彻底清理学术领域内的资产阶级思想”)的道路”。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评剧院的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早已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给我们无产阶级开辟了道路。提纲却认为毛泽东思想还没有给我们开辟道路，而要重新开辟道路。提纲是企图打着“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这个旗帜作为幌子，开辟一条同毛泽东思想相反的道路，即现代修正主义的道路，也就是资产阶级复辟的道路。

　　总之，这个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绝对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也是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

　　各级党委要立即停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个通知，可以连同中央今年2月12日发出的错误文件，发到县委、文化机关党委和军队团级党委，请他们展开讨论，究竟哪一个文件是错误的，哪一个文件是正确的，他们自己的认识如何，有哪些成绩，有哪些错误。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引文中的黑体部分，是毛泽东在审定修改《通知》过程中加写上的几段至关重要的话。另外，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还有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小插曲，那就是刘少奇批斗朱德的事。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其实最早在党内批斗朱德的倒是刘邓他们。在讨论通过五一六通知的那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因为毛主席在通知里提出要警惕‘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像许世友一些人就提出来问了，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主席说的是谁，怎么不把他揪出来?他们问总理，总理说，主席那只是一般地说说的，并没有所指。可还是有人不断地问，说主席都说了好几遍了，现在又正式见了文件了。而且主席说，中央出了事情，你们要造反。像蔡锷一样。他们就又去问刘少奇，刘少奇就说，主席说的是朱德，朱德是有‘野心’的，在井冈山的时候就反对毛主席。这样就在那个会上，刘少奇他们组织了批斗朱德。朱德说，我那时是有‘野心’的，可只是在心里想想的，并没有说出来。现在都这么大年纪了，哪还有什么野心。那次会议斗朱德是真斗，斗得很厉害，我听曹全夫(朱德的军事秘书，毛泽民之女毛远志的丈夫——笔者注)跟我说，说康克清在发牢骚，说斗朱德比斗彭德怀都厉害。曹全夫可能也向主席反映了，主席就说了，朱德是黑司令，那我就是黑政委了。这才停止批判朱德。本来人民大学准备开大会斗争朱德，因为人民大学的校长孙泱原来是朱德的秘书，总理让我去取消。总理跟我说，朱德并不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这样做不是转移了斗争大方向了嘛。我马上就去照办了。”

　　再说5月16日这一天，中共中央还同时批转了《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

　　李作鹏在几十年后回忆说：“1966年4月3日中央工作组写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那上面所点的揭发者，才是真正把罗瑞卿置于死地的人呢。中共中央在批转的报告上加了按语，按语中说：‘中央认为，罗瑞卿的错误是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是用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的错误，是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中央认为，这个小组会议开得很好，贯彻执行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摆事实，讲道理，对罗瑞卿进行了耐心的教育和严肃的批判。罗瑞卿不但不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反而于3月18日跳楼自杀(受伤)，走上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这个文件的最后一句就是：‘为了教育干部，吸取教训，并肃清罗瑞卿错误影响，中央决定将中央工作组的报告和中央批语发到县委和团级党委。这个报告所附的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同志的4个主要发言，罗瑞卿3月12日的检查以及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刘志坚同志4月24日向主席、中央的报告，发给地委和师党委，口头传达到县、团级党员干部。’ 我所说的这些，才是给罗瑞卿同志定的真正罪名。”

　　《戚本禹回忆录》中说：“罗瑞卿被打倒后，叶剑英是第一个受益者，他接替了罗瑞卿的军委秘书长的职务，还升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罗瑞卿跳楼自杀，叶剑英还作了首喻讽诗。我听了就觉得不舒服。人家自杀，你有什么可幸灾乐祸的呢?”

　　5月16日这一天，《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第7期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评〈前线〉和〈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戚本禹在文章中有一段批判廖沫沙的文字，他写道：

　　“你们批判过廖沫沙吗?没有。廖沫沙(前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就是当年把刻骨的话 ‘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向文化大革命的主将鲁迅进行攻击的人。现在他又用同样的手法，把暗箭射向党、射向人民。请问《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对这样的人，你们什么时候作过批判?

　　腐烂的毒草，被廖沫沙说成是鲜艳的花朵：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海瑞罢官》是好得很，‘再写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李慧娘》，是‘有鬼无害’，‘能鼓舞人们的斗志’。对于这些为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逆流呼风唤雨，兴风作浪，在社会上散发了大量毒素的作品，你们什么时候批判过?

　　你们明明知道，《不怕鬼的故事》的出版，是为了鼓舞人民向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斗争，却偏偏要唱对台戏，在《前线》上发表廖沫沙《怕鬼的“雅譃”》，恶意的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行攻击，诬蔑我们伟大的党和伟大的人民‘卑怯和愚蠢’，‘空口说大话’，‘顾前不顾后’，是‘口称不怕鬼而实际上怕鬼怕得要死的人’。请问你们把这样的文章发表出来，究竟是要干什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什么时候怕过鬼?你们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诬蔑，不是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一模一样吗?1963年5月6日，梁壁辉(即俞铭潢)在《文汇报》上发表了批判廖沫沙《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接着其他报刊也展开了批判，而你们在这个时候仍然不肯发表批判他的文章。拖到后来，实在交不了账了，这才迫不得已帮助廖沫沙发表了一篇遮遮掩掩、欺骗群众的假检讨《我的〈有鬼无害论〉是错误的》。什么‘忘记’了‘阶级斗争’呀，什么‘失去了警惕’呀，什么‘划不清界限’呀，什么‘迷失了方向’呀，什么‘不自觉的给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向党和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作了帮手’呀，像煞有介事的给自己扣上了一堆轻松的帽子。

　　今年4月16日，《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似乎改变了自己以往的腔调，说：他(指廖沫沙)决不是‘不自觉给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帮手’，而是自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一员主将。’但是，这仍然是一顶空洞的帽子。我们要问：这个廖沫沙究竟是干什么的?从他一系列反动的言行中，完全可以看出来，他是一个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是一个假洋鬼子、土鬼结成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统一战线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的反动活动事实，你们比我们知道的要多得多，为什么你们不肯作一点揭发呢?看来你们是直到现在还被‘鬼’迷住了心窍。”

　　5月18日，林彪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说：

　　“毛主席经历过的事情，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多得多。他们没有经历过像毛主席那样长期、那样复杂、那样激烈、那样多方面的斗争。毛主席革命经验之丰富没有那一个人能超过。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无产阶级天才。有些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不承认天才。毛主席是天才。

　　毛主席广泛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在当代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19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20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不要不服气，不行就不行，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要犯大错误，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晓得把无产阶级最大的天才舵手选为我们的领袖。”

　　“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也拥护毛主席。毛主席活到哪一天，90岁，100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

　　“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生产关系固然是基础，但是，靠夺权来改变，靠夺权来巩固，靠夺权来发展。所以，无论怎样千头万绪的事，不要忘记方向，失掉中心，永远不要忘记了政权，要念念不忘政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么掉的。”

　　“我想用自己的习惯语言，政权就是镇压之权。”

　　“社会上的反动派，混进党内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都要镇压，有的杀头，有的关起来，有的管制劳动，有的开除党籍，有的撤职。不然，我们就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权的根本观点，我们就要丧失政权，就是糊涂人。”

　　“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他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作了布置。毛主席在这几个月中就是做这个文章，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们就是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

　　“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

　　“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

　　“政变，现在成为了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改变政权，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是人民革命，从底下闹起来，造反。如陈胜吴广，太平天国，我们共产党都是这样。一种是反革命政变。反革命政变，大多数是宫廷政变，内部搞起来的，有的是上下结合，有的和外国颠覆活动或者武装进攻相结合，有的和天灾相结合，大轰大乱大闹。历史上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世界上政变的事，远的不说，1960年以来据不完全的统计，仅在亚非拉地区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先后发生了61次政变，搞成了56次。把首脑人物杀掉的8次，留当傀儡的7次，废黜的11次。”

　　“从我国历史上看，历代开国后，10年，20年，30年，50年，很短时间就发生政变，丢掉政权的例子很多。辛亥革命孙中山当了大总统，3个月就被袁世凯夺取了政权，4年后，袁世凯做了皇帝，又被人推翻，从此军阀混战了十几年，两次直奉战争，一次直皖战争。”

　　“这些历史上的发动政变，应该引起我们惊心动魄，高度警惕。我们夺取了政权16年，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权会不会被颠覆，被篡夺?不注意就会丧失。苏联便被赫鲁晓夫颠覆了。”

　　“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的老婆，反杨尚昆可以嗅到一点味道，火药的味道。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混到我们党内来，混到党的领导机关，成为当权派，掌握了国家机器，掌握了政权，掌握了军权，掌握了思想战线的司令部，他们联合起来，搞颠覆，闹大乱子。”

　　“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非这两杆子不可，所以，值得我们注意。”“不然，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发生反革命政变。”

　　林彪还说：

　　“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他们现在就杀人，用种种手段杀人。陆定一就是一个，陆定一的老婆就是一个，罗瑞卿就是一个。彭真手段比他们更隐蔽更狡猾。”

　　林彪的讲话被批准为中央文件下发到县团级。中央在文件中称林彪这个讲话，“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还赞扬林彪“把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林彪“在政治局会议上所做的报告，是我帮助整理的。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林彪看了以后感到很满意。他跟张云生说，以后他们那里写的重要的东西，要拿去给戚本禹看看。叶群也多次跟我说，林总很赏识你的才能，让你有时间去家里坐坐。”“有一次，我问主席，叶群好几次邀请我去他家里做客，我不想去，但又怕他误会。这时主席正在看东西，他一边看，一边对我说，我们不去，我们不去。所以，我就一次也没有去过毛家湾。为此，叶群还对我很有意见。”

　　5月22日，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王力和戚本禹来到中南海田家英家中，安子文对田家英说：

　　“家英啊，你犯错误了，中央现在决定，即日起你停止工作，进行检査。你的工作由本禹同志接管，你手头的文件，特别是《毛选》五卷的手稿，都交给本禹同志，等一会儿就办交接手续。”

　　田家英问：

　　“关于编辑‘毛选’的稿件是不是也要交?”

　　安子文说：《毛泽东大传》第三版今日已经在淘宝上架，一套全十卷共六册，只收工本费230元包邮,淘宝店铺网址：https://shop70334099.taobao.com，作者东方直心，联系方式：13937776295，QQ：2425751303

　　“统统交!”

　　戚本禹问田家英：

　　“毛主席关于《海瑞罢官》的讲话记录，在你那里吗?”

　　田家英说：

　　“没有。”

　　接下来，田家英开始向戚本禹交接，戚本禹一样一样做着登记，安子文和王力在一边看着。5点多，安子文、王力先走了。田家英和戚本禹一直到天黑才交接完毕。

　　关于这次交接，《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安子文电话通知我：下午二时半，去中共中央组织部，会合王力，一起去中南海找田家英谈话。我到组织部的时候，王力已在，安子文说，总理交代马上要找田家英谈话，要他停职反省，由戚本禹接管他的工作，特别是毛主席的手稿，不要出差错。那时安子文在党内威信很高，他说什么就是什么，王力虽然也是中央部委的一个副部长，但对安部长的话唯命是从。于是，我俩上了他的车，一起去中南海。当时田家英住中南海永福堂。到达时，田家英不在家，只有夫人董边在。董边是安子文的老部下，两人很熟， 她似乎有点紧张，说：‘家英同逄秘书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她招待我们茶水，我们坐等。一会儿田家英和逄先知回来了，田家英看来了我们3个人，脸上显出焦灼的表情。安子文反倒像是这家的主人，招呼田家英坐下，又叫董边和逄先知也坐下，然后很平和地说，家英啊，你犯错误了，中央现在决定，即日起你停止工作，进行检査。你的工作由本禹同志接管，你手头的文件，特别是《毛选》五卷的手稿，都交给本禹同志，等一会儿就办交接手续。安子文又说，你的问题多大，怎样处理，要根据你检査的结果和你的态度决定。你要相信中央，相信主席。这几天就在家里反省，不要出去了。等安子文讲完，我问了一句，主席的手稿你这儿还有多少?田家英说，主席手稿都已退回档案馆了，他这里现在只有《毛选》第五卷的清样稿。田家英问安子文，他从哪些方面开始检查?安子文说，你自己先想想，从庐山会议到现在，自己有那些错误。在整个谈话中，安子文的态度都是平和的。他只谈田家英有错误，并未谈到具体是什么错误，更没有要田家英搬出中南海。田家英当时表现的是无奈和委屈，但并不激动，更没说过一句怨恨毛主席的话。按他在中央工作的经历，他知道，没有毛主席的同意，是谁也不能让他停职检查的。王力、我、董边和逄先知都没说什么话。”“文革后，田家英的夫人董边写文章说，在安子文谈话后的深夜，戚本禹打电话来，叫田家英到他的办公室签署文件，态度很凶。田家英摔了电话，不肯去签字，还骂了戚本禹等等。这些无稽之谈，类似推理小说，虽能哄哄人，但与事实全然不符。事实上，电话不是我打给田家英的，而是田家英打给我的，谈的是移交文件，这是中央交给我的工作，我没有理由态度很凶，而且文件移交签字也不是田家英和我的事，是逄先知和王妙琼(机要室的机要员——笔者注)办的。这些签字的档案应该仍在。”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1966年我去中南海接替田家英的工作时，汪东兴对我说，办公厅现在就咱们俩了，我很忙，我只要管警卫局就可以了。秘书局，机要局都归你管。我说，老汪，我在文革办公室那一块就分摊了你很多事情了。我还要忙着写文章。我连秘书室都管不过来。我跟他说，我这个人有个弱点，就是好写文章。我最盼望的事情是我写的文章能让主席看了满意。办公厅那么多事务，我实在没能力管，还是你来管。因为我的态度很诚恳，他也就接受了。没跟我再捉迷藏。汪东兴这个人背着主席时，对人，对事很霸道。底下得罪了很多人，所以反对他的人很多，而且领头的都是局一级的领导干部，像田畴等人。后来田畴是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的局长，我出狱后，他跟我提起汪东兴来，就一句话，那是条连主人都咬的狗。我听了说，那是条装成狗的狼。”

　　5月23日上午，田家英在“永福堂”住宅图书室里两排书架之间上吊自杀身亡，结束了他44岁的生命。他留下的遗言是：“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

　　王力在《反思录》中说：政治局扩大会议“23日继续开会，就在这个会上，汪东兴接了个电话后很紧张地跑到主席台上跟总理说，田家英自杀了。总理马上要安子文、王力、戚本禹立即赶到田家，这时田家英已经不能救了。他喝了一瓶茅台酒然后上吊。事先把公务员打发出去，布置了一大堆任务，很长时间才能回来，他自己倒锁了门自杀。等公务员回来敲不开门，最后报告中办把门撬开，把田家英放到地上，已经没有希望了，我们去时已死了很久。”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田家英自杀后，逄先知搬出了中南海，住入西门外的中南海干部宿舍，一天晚上他在家里烧文件，烧得满屋子都是烟。然后他把烧过的东西，放到抽水马桶里冲掉。因为烧的东西太多，有些纸没有烧尽，结果就把下水道给堵了。那个地方整个院子的下水道都是连在一起的，这样一来，别人家的马桶也都堵住了。马上有人向办公厅报告了，一查，原来是逄先知在家里销毁材料造成的。汪东兴和我马上过去看了，汪东兴叫人把下水道都挖开，把冲下去的东西取出来。取出来一看，在烧剩下的碎纸里竟然有张毛主席索书条子的碎片。问他怎么回事，他看了看，说是毛主席要书的时候写的条子，他没看清楚就撕掉了。把主席的手迹毁了，这个问题挺大了。汪东兴马上要叫公安部派人把他抓起来。我有点于心不忍，毕竟也是多年的同事。我跟汪东兴说，现在不宜叫公安部来抓他。汪问，为什么。我说，他接触过大量的中央机密，知道的事情太多。你把他抓到公安部去一审，他万一乱讲，不太好。汪东兴觉得我说的有道理，说那就把他隔离起来，内部审查。逄先知被隔离后，态度挺好。汪东兴叫他写啥他就写啥，前前后后写了不下一百多张纸。所有关于田家英的事情，特别是田家英在背后特别是酒后，用很无礼的话宣泄对毛主席的不满。他说，田家英说了，主席死后，也会摆在水晶棺材里，最后也会像斯大林那样被后人焚尸扬灰的。还有什么刘公(指刘少奇)怎么还不起来造反等等。他还揭发了田家英许多生活上的违法问题。如果按照他的揭发来给田家英定罪，那田家英的问题就严重了。”“马芷荪是田家英的相好，后来跟田家英秘书逄先知结婚。田家英出事后逄先知遭到隔离，他写了一大摞揭发田家英的材料，还说：‘我和田家英是有夺妻之恨的。’可文革后，他又肉麻地说田家英是最有才华的人，是他的良师益友。”

　　5月23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说：

　　“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同志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停止杨尚昆同志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撤销陆定一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职务。

　　此前，中央书记处书记有：邓小平、彭真、王稼祥、谭震林、李雪峰、李富春、李先念、陆定一、康生、罗瑞卿;候补书记有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

　　刘少奇还宣布：

　　调陶铸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调叶剑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军委秘书长;任命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会议讨论并决定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系统批判彭真的错误。

　　这次会议把彭真的问题议了一下，然后由康生飞往杭州向毛主席汇报。

　　江青特意走到彭真面前，一本正经的问道：

　　“怎么样?有什么感想?这可是你自己跳出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啊。不过，我告诉你，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今后的道路还很长。这一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你们这一伙反革命黑帮彻底解决，不留下任何隐患。你要好好改造自己的思想，认认真真的交代问题，把炮制“二月提纲”的过程写清楚。”

　　彭真在此时此刻虽然不能反唇相讥，却是满腔仇恨，把江青说的每一个字都铭刻在心里。

　　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对李雪峰说：

　　“让吴德当第二书记，你们俩搭班子，要保持团结。现在北京的情况比较复杂，等部队调动完毕后，公开宣布这个决定。”

　　5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说明中写道：

　　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陆定一与其妻子严慰冰反革命案件有密切牵连;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实用主义”、“庸俗化”、“简单化”;大反斯大林，大反所谓“教条主义”，与中央唱对台戏;反对林彪，对文化革命的态度与彭真相一致。

　　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设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泽东和中央常委讲话，盗窃党的机密;同罗瑞卿等人关系极不正常，积极参加反党活动;把大量的机密文件和档案，擅自提供给别人抄录，严重泄露党的核心机密。

　　据《戚本禹回忆录》说：“陆定一的问题是由他的夫人严慰冰写匿名信引发的。叶群曾把严慰冰写的一些匿名信拿来给我们看过。那些信写得真是下流得不堪入目，有些词汇是从《金瓶梅》的未删本上抄来的。特别不应该的是，严慰冰造谣说叶群不是林豆豆的亲生母亲。这一对夫妻，都是道貌岸然的领导人，却连一个天真无邪的女孩都不放过，真是残忍。谁看了都会觉得他们做出这样的事，太不像话了。所以，陆定一、严慰冰的问题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拿出来以后，没有一个人同情他们的，都认为他们是不可原谅的。因为这对林彪一家来说，确实是非常严重的精神折磨。叶群亲口跟我们讲了查处严慰冰的经过。那时有个友谊商店，里面有专给副总理以上的中央首长供应特需商品的。有一天，她们两个都去了友谊商店买特需商品。一个进去，一个出来，大概严慰冰买了很多东西，只顾看东西，没有看前面的人，叶群也是匆匆忙忙的，两个人就碰撞了一下。叶群说是严慰冰先骂她，什么贱女人、臭女人之类的话，骂得挺难听。她也来火了，就互相对骂起来。当时可能谁都没有认出对方，被人劝开后，各自走了。严慰冰不甘心，走的时候，把叶群的车牌号码给记下了，然后就写信去举报。这封举报信，按照车牌号码，就转到林彪那里了。林彪的秘书收到信，就拿着去给叶群看，说有群众来信对你提了意见。叶群一看那笔迹，竟然跟寄给她匿名信上的笔迹一模一样。她马上去找谢富治，说，你们公安部查了那么多年都破不了案，现在好了，写匿名信的就是这个告我状的人，你们赶快找她去!谢富治马上找来几位笔迹鉴定专家，一比对，专家一致认定，两个笔迹是出自同一个人之手。谢富治报告了总理。总理当即指示，立即逮捕严慰冰，专门立案审查。这一来，陆定一紧张了，他提出要去看看严慰冰。但没有总理的同意，谁也不能去看。陆定一就找谢富治，说要给她送点衣服之类的。谢富治表示很为难。陆定一就说我可以写封信给她吗?得到允许后，他就写了。信中说：我不知道你犯了什么错误，你要听党和政府的话，好好配合，力求宽大处理。我前段时间去无锡，给你买了块国产手表，是半钢的。你就看着手表，按时休息，按时起床，维护身体健康。谢富治向康生报告了这个情况。康生果然厉害，他对谢富治说，你不懂上海话，他们两个都是南方人，都在上海住过，陆在信上所写的‘半钢’就是上海话‘半讲’的意思。那意思就是，陆定一叫严慰冰只讲一半，不要全讲。康生认为，因为事情已经败露，所以陆定一要严慰冰只讲自己的一半，而别讲他的。否则，他送表干什么?严慰冰手上也不是没有表。谢富治向总理汇报的时候，说到半钢、‘半讲。总理听了也说，康生分析得对，可能就是这么一回事。陆定一过去是反对王明路綫的。可在庐山会议上，陆定一是暗中支持彭德怀的。他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叫陆德德，据他自己说，一个德是朱德的德，一个德是彭德怀的德，但文革后他们否认自己的这一说法。但写匿名信这件事，说明他们夫妇两个人，连一个德都不讲。”

　　关于杨尚昆的问题，《戚本禹回忆录》中是这样写的：“杨尚昆在主席的菊香书屋卧室和洗手间里安放窃听器，是通过机要室的吴振英(刘少奇的机要秘书)、康一民(总理的机要秘书)两个人来做的。叶子龙调离机要室后，机要室就由吴振英、康一民负责。1964年的夏天，在一天中午休息的时候，好多人都在中南海丙楼的前院乘凉。我听见康一民在跟人大声地说，‘他妈的，出了事就当缩头乌龟，这么大的事，让我来顶罪。明明是你们叫干的，现在你们没事，就我有事’。康一民是红小鬼出身，口无遮拦。回到秘书室后，我跟田家英说了这事。田家英给我说，你别去掺和啊，这次他们机要室可要出大事了。但是具体什么事他没有跟我说。后来杨尚昆找康一民谈了一次话，康一民就不再讲了。主席在1966年7月回北京之前，叫江青专门打了个电话给我，让我和谢富治亲自再去看一看，主席在中南海的住处是不是都清理干净了，还有没有窃听器?我马上打电话给谢富治。谢富治说，他马上派人用仪器去测试。过后，他来电话说检查完毕，没有窃听器了。我同谢富治说我们再去现场看看，我现在就坐车过去接了你一起去。于是我坐车出中南海的南门到公安部去把他接来，一起去了主席住的丰泽园。我一边看一边跟谢富治说，这可是不能出差错的呀，不然咱俩都要受处分啦。谢富治说，保证没有问题。他已经叫人用专门的仪器来反复检查了。我把和谢富治一起去查看的情况，给江青做了详细的汇报。但是，主席1966年7月回到北京以后还是没有去丰泽园住，而是先住钓鱼台。不久后又住到‘游泳池’去了。1966年9月底，主席还到丰泽园里的颐年堂开过一次会，可是开完会他还是住回了‘游泳池’。主席对丰泽园这个地方似乎产生了一种心理障碍。后来在中央文革小组开会的时候，我们向江青问了这个窃听器的事。江青当场就叫汪东兴去她那里拿来了一个很大的信封，信封上是主席亲笔写的字：‘江青留存’。里面除了小录音器，还放着几颗米粒状的窃听器，那东西很小，连谢富治都说从来没有看到过。还有藏着窃听器的肥皂盒。这很可能是杨尚昆通过中央调査部从海外进口来的，杨尚昆是中调部的领导人。在信封里还存放着当事人康一民等亲笔写的检査。在1964年‘窃听器事件’被查出来以后，毛主席就下令把杨尚昆调离中央办公厅。可到了1965年主席发现杨尚昆仍在中南海工作，他发了火，刘少奇、邓小平这才把杨尚昆调去广东省委当了书记处书记。杨尚昆调去广东后，还是不断地在深夜打电话给田家英，田家英把中央和主席讨论的一些事情都告诉了杨尚昆。直到后来田家英感到事情越来越严重了，他害怕了。他跟杨尚昆说，咱们别再通话了，万一被人家听到怎么办。可杨尚昆还是继续打电话来，田家英也不能不接。这些情况都是田家英的秘书后来揭发的。在田家英死之前，他的秘书不肯过多揭发田家英。田家英死后，他向组织上说，他解放了，要把田家英的事情原原本本向组织上交代。按他的揭发，问题严重极了。他写的揭发材料，按理现在应该存在中央档案馆，不知被销毁否?当时中央决定审查田家英的时候，是把他作为杨尚昆案的附案来立案的。”“杨尚昆在主席住所安放窃听器的事件，在这次中央会议上揭露出来之后，大家都非常震惊和愤怒。总理没让杨尚昆出席会议，总理在会上宣布，杨尚昆已经被隔离起来了。因为他有一些问题属于党的重要机密，不便于在会上公开作交待。”“可是到了1980年邓小平上台之后，那时的中央又发了文件，说关于杨尚昆‘私录毛主席谈话’，‘全属不实之词’。杨尚昆本人和一些当事人等，或发表谈话，或撰写文章，把‘窃听器事件’说成是正常录音工作，连叶子龙也写回忆录，他把1964年被发现的‘窃听器事件’和50年代中央办公厅的正常会议录音混为一谈。而毛主席则被他说成是一会儿主张和同意录音，一会儿又坚决反对录音，前后矛盾，喜怒无常。”

　　再说康生到杭州汇报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彭真问题的讨论情况，他把大家的意见归纳为10条，毛主席在听取汇报时也插了许多话。

　　康生立即飞回北京，把10条内容和毛主席的指示，向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分别作了汇报。刘少奇主持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把这10条内容和毛主席的指示综合在一起，由王力执笔写成一篇社论，发表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其内容依然分为10个方面：

　　第一，抗拒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二，反对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三，抛弃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企图和平演变。第四，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第五，为复辟资本主义、颠覆无产阶级政权作舆论准备。第六，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的教育方针，实行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教育方针。第七，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第八，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第九，对党中央实行严密封锁。第十，打着红旗反红旗。

　　在《人民日报》这篇社论里，有许多精彩的段落都是源自毛泽东的话。仅摘录两段如下：

　　“党中央对前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的修正主义路线是逐步有所察觉的。但是他们修正主义本质的彻底暴露，还需要有一个过程，需要有一定的土壤和气候。毒蛇也要在一定的气候条件下才会出洞的。毒蛇一出洞，就立即被毛主席和党中央把它捉住了，就立即被广大的党的干部、广大的群众打倒了。”

　　“毛泽东同志早就告诉我们，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斗争，党的生命就停止了。党内的矛盾，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由非对抗性矛盾变为对抗性矛盾。我们党能够及时识破和摧毁由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垄断的前北京市委这个反动堡垒，恰好表明我们党是强大有力的，表明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是非常英明伟大的。”

　　此后，社会上出现了打倒“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口号。

　　5月25日下午2时许，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1937年投奔延安)、党总支副书记赵正义，教师杨克明、宋一秀、高云鹏、夏剑豸、李醒尘7人，因对北京市委宋硕、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和副书记彭佩云等人传达的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关于文化革命的指示产生怀疑和抵制，在校内大饭厅东墙上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标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杨克明在1966年7月曾给中央文革信，报告《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产生经过》，说了大字报写作经过。一开始，是他和另一位哲学系的教师张恩慈，为写大字报的事去找过曹轶欧，得到了曹轶欧的支持，回去以后就由杨克明执笔写了大字报。杨克明在信上还说，他起草的这张大字报的底稿还在他那里。我们派到北京大学的‘快报组’记者回来也跟我说，这张大字报是哲学系杨克明等几个青年教师一起写的，写好后，再请聂元梓等人一起签名的。当时大家要聂元梓领头签名，这是因为当时的人组织观念都很强，即使是起来贴党委的大字报，也不能脱离党组织的领导。”

　　且说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中写道：

　　北京大学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革命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原因在哪里?这里有鬼。

　　大字报中列举了北京大学党委一两个月以来的工作，认为他们是在破坏文化大革命，是在负隅顽抗、螳臂当车、蚍蜉撼树。

　　大字报中提出：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

　　这张大字报刚刚贴出来，北京大学党委对聂元梓7人立即组织了反击，半天之内，北京大学学生和教师在全校贴出了1500张大字报与之辩论，声势之大反应之强烈，是前所未有的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康生让他的夫人曹轶欧派秘书把聂元梓7人的大字报抄了回去，康生和陈伯达看后，认为这张大字报是符合中央精神和毛主席指示的，应该给予支持。

　　5月25日晚上，陈伯达和康生分别给李雪峰打电话，让他去北京大学处理一下围绕聂元梓7人的大字报所出现的争论问题。李雪峰说：

　　“我去不好吧，我当市委第一书记的决定，还没有向群众公布嘛。以什么身份去呢?”

　　陈伯达说：

　　“你应该去，去了给大家讲一讲嘛!”

　　于是，李雪峰就带了十几个华北局的干部，在晚上12点左右赶到了北大。他们一到学校，就被师生们团团围住了。李雪峰召开了师生大会，他在会上说：

　　“同志们贴大字报是可以的，但要内外有别。大字报无论如何不能上街，这样影响很不好。你们可以在饭厅门口搭个棚子专门贴大字报嘛。党有党规，国有国法，无组织无纪律是不行的!”

　　5月26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文革小组名单。历时23天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完成了毛泽东事先所确定的各项任务，宣告闭幕。

　　此后，康生、陈伯达乘飞机抵达杭州，将经政治局常委讨论同意并经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名单，报请毛泽东批准。

　　他们又把聂元梓7人的大字报和北京大学的情形汇报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了聂元梓7人的大字报，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

　　“5月25日聂元梓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意义超过了巴黎公社。这种大字报我们写不出来。这是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康生、陈伯达回到北京，向刘少奇等人传达了毛泽东对聂元梓7人大字报的评价和指示。

　　事后，刘少奇问李雪峰对聂元梓大字报的评价，他感到很突然，就说：

　　“毛主席不是已经说了吗?我还有什么可讲的?要是让我来处理这件事情，我不会把这张大字报公开的。这么一来，北京的学生基本上无法控制，我担心这样下去会波及到工厂和农村。如果全国都这么折腾，实际上就是天下大乱。”

　　刘少奇激动地说：

　　“绝对不能乱，乱了毛主席会怪罪于我的。现在北京这个家难当呀。我已经向毛主席说过，请他回来主持工作，他说：你们不是嫌我碍事吗?你们放手干吧，天不会塌下来的。”

　　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通知中写道：

　　“中央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之下。现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通知你们：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副组长：江青 王任重 刘志坚 张春桥

　　组员：谢镗忠 尹达 王力 关锋 戚本禹 穆欣 姚文元

　　华北、东北、西北、西南4大区参加的成员(4人)确定后，另行通知。”

　　不久中央又通知：华北由郭影秋(北京新市委文教书记)、东北由郑季翘(吉林省委文教书记)、西北由杨植霖(青海省委第一书记)、西南由刘文珍(西南局宣传部部长)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后来，郭影秋4人仍在原单位工作，只是到京参与中央文革的一些文件起草工作，并未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的实际领导工作。

　　此时，毛泽东的亲人们都离开了中南海菊香书屋：前边已经讲过，李敏和丈夫孔令华早已在1963年搬出了中南海居住。毛岸青仍然住在医院，他的爱人邵华在北京大学学习。两个年龄最小的李讷和毛远新也已经大学毕业，参加了革命工作。

　　李讷是在1965年夏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被分配到《解放军报》社工作，化名萧力，吃住都在报社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李讷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成为报社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后来，她被调到毛泽东身边当联络员，出入各名牌大学，把摸来的第一手材料向毛泽东汇报。

　　毛远新是在1965年夏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到防空导弹3营1连当兵。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他按照1965年毕业的大学生可以回母校参加运动的规定，回到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江青自从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以后不久，年近53岁的她基本上就吃、住、工作在钓鱼台11号楼了。

　　绿树浓荫下的钓鱼台，坐落在北京西郊玉渊潭附近，风景秀丽。钓鱼台因800年前金代章宗皇帝在此垂钓而得名。1958年建成钓鱼台国宾馆，是建国10周年10大建筑之一。国宾馆内布满了一幢幢办公兼休息使用的新式楼房，中央决策的参谋班子人员经常在这里办公、休息、暂住。从50年代末开始，讨伐修正主义写作班子的秀才们就在这里安营扎寨。现在的中央文革小组，承担着大量的日常工作，所以，也在这里占据着几座办公楼。

　　江青在11号楼的办公室十分简单，一张写字台，几个沙发，墙壁上挂着毛泽东红军时期的一幅照片。此外，再没有更多的铺陈。她每星期至少有两次去中南海见一见毛泽东。

　　据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在回忆中说：“毛泽东曾经在文化大革命中和别人这样评价江青：‘ 她在30年代是追随鲁迅的，她在文艺上的革命观点同时启发了我。她在政治上很敏感，看问题有她自己的特色。正是因为她在30年代有那样的胆量和水平，我们才在延安结合。这一点，总理知道，康生同志也知道。你们在适当的时候向全党讲一讲江青同志的这个革命经历。’”

　　欲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后来的运动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请继续往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