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文化之"坚决废除肉刑"__苏区肃反的"两条路线斗争"

导言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发生在中央苏区的AB团肃反与“富田事变”，有着客观、清晰的历史面目。

　　历史上存在着两类不同形态的AB团：一类是段锡朋等几个AB团创始人组成的以“党团手段”为本质的“不过是几个人的小组织”，一类是AB团“党团手段”发展的各种各类的AB团实体组织。苏区肃反始终突出的存在两种“肃反路线”：一种是毛泽东艰难推行的“坚决废除肉刑”的“肃反路线”，一种是历届中共中央推行的“最严厉的手段”的“肉刑”“肃反路线”。“富田事变”是地方宗派主义结成的“反毛组织”预谋煽动的军事叛乱。

　　AB团是段锡朋、王礼锡、程天放等国民党江西省省党部要员在陈果夫等人的支持下，于1927年1月商决的AB团“党团手段”和在AB团“党团手段”运作下发展的各种各类的AB团实体组织。段锡朋等AB团创始人组成的“几个人的小组织”与各种各类的AB团实体，是同一体系下的两种不同的形态。也即历史上存在着两类不同形态的AB团：一类是段锡朋等AB团创始人组成的以“党团手段”为本质的“几个人的小组织”，一类是江西国民党各级党政部门、社会团体、报社学校、驻地军警、市县乡村地主豪绅、会匪土匪等发展的AB团实体组织。

　　“AB团成立之初，AB这两个字母原本分指其内部的两个次级组织，A团为核心，B团为外围，其后因缘附会，变成反布尔什维克团(Anti-Bolshevik，League)的缩写。江西苏区中识得英文字母的人不多，故有时谐音作鸭陂团，又作鸭比团。”其目的是拉拢、打击、排挤包括中共在内的所有非蒋介石派系势力，掌控江西大权，而非专门针对共产党。所谓因缘附会，即是段锡朋等人为了不授汪精卫和地方派系势力以口实，才以“反共”为幌子。

　　段锡朋等AB团创始人所创建的“不过是几个人的小组织”的AB团根本算不上一个“党团组织”，本质上只是段锡朋等人商讨出的一种“党团手段”，即是一种“无形”的组织。但是，AB团的“党团手段”，却是段锡朋们拉拢、发展势力的主要手段甚至是唯一手段：江西省各级党政部门、驻地军警、社会团体、市县乡村、土匪会匪、流氓黑社会、工人农民、贩夫走卒等等，无孔不入。段锡朋们的AB团，没有专门或独立的AB团机构。他们所掌握的省党部，即AB团总部;所发展的各种各类势力体系，即AB团势力体系。既没有区别于蒋介石派系的独立的AB团势力，也没有区别于AB团势力的独立的蒋介石派系势力;既没有区别于蒋介石派系的独立的AB团的活动，也没有区别于AB团的蒋介石派系势力的独立活动，两者完全一体。由段锡朋、程天放、王礼锡等人的回忆可知：段锡朋们从不把他们发展的AB团势力看作AB团，即使曾华英等所谓“AB团骨干”，也不被看作AB团成员。因此，段锡朋们自己也都不清楚其他各种各类AB团实体组织的实际情形。

　　朱德缴获的AB团材料(团旗、团徽、秘密名单等)证实了AB团实体组织的存在。各种各类的AB团实体组织，从国民党江西省省党部内部的其他工作人员，到各级党政部门、驻地军警、市县乡村、社会团体、报社学校、土匪会匪、地主豪绅、工人农民、贩夫走卒等等，不一而足，诸多的“总团长”“分团长”即由此而来。诸多的AB团实体之间，既有统一的蒋介石派系标识，又相对独立。因而，各AB团实体组织的情形也不一而足。有跟段锡朋们一样“口头”发展的，也有郑重其事制作团旗、团徽、制订组织章程、秘密组织骨干名单的。各种各类AB团实体组织之间，相互也根本无法了解。

　　即：历史上究竟有多少AB团实体组织，总共有多少AB团成员，没有人能真正了解，始终是一笔“糊涂帐”。 但是，其势力之浩大、人众之庞杂，席卷江西大地，一时之间超过了工农运动。

　　“四二暴动”是发生在南昌的“反蒋暴动”，不是反AB团暴动。军阀朱培德首先扯起反蒋旗帜，并收缴了蒋介石留在南昌的武装。继而，中共江西党组织经汪精卫势力允许后，出面组织暴动，赶走或抓捕了蒋介石派系的一些高级人员。段锡朋等AB团创始人，逃走的逃走，被抓的被抓，他们的“不过是几个人的小组织”“无形解散”，但各种真正的AB团实体组织，却并未受到多大冲击。基层的AB团，则根本没有受到冲击。在强势的工农运动之下，这些曾经得到极大好处的AB团实体，根本不可能“无形解散”，尤其是直接受工农运动压迫的地主豪绅发展的AB团。

　　不久，朱培德再次投靠蒋介石，被抓之人不但受到礼遇，而且悉数送回。1928年初，蒋介石击败汪精卫，成为国民党党政军第一人，原AB团创始人的大多数，再次被派回江西，故伎重演：收拢“旧有势力”，发展新势力，拉拢打击排挤非蒋介石体系势力，目的仍然是掌控江西大权。当“春风吹又生”的AB团势力再次渗透、瓦解并企图掌控朱培德势力之时，朱培德开始打AB团。朱培德所缴获的AB团第四次会议记录，证据确凿，蒋介石自然只能忍痛。正如没有相互区别而独立的AB团活动与蒋介石势力活动一样，AB团创始人掌握的省党部会议就是AB团会议，AB团会议就是他们掌握的省党部会议。即使AB团猖獗之时，会议记录也根本不可能出现AB团的字样。——从内容上看，AB团重新猖狂后的第四次会议记录，要“收拢旧有势力”，要搞乱国民党江西局势，等等，也根本不可能是国民党省党部的什么“例会”。

　　苏区肃反打AB团，对象即各种各类的AB团实体组织。肃反打AB团运动，则完全是六届中共中央三令五申的严厉指示和中央特派员亲自推动掀起来的。肃反政策始终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残酷斗争：一种是毛泽东“坚决废除肉刑”不准逼供信的肃反路线政策，一种是中共中央倡导下的“最残酷手段”的“肉刑”肃反路线政策。

　　1928年6月成立的六届中共中央，自1928年8月即开始三令五申的向江西党发出反AB团的指示，并于1930年3月派遣中央特派员前来督导反富农、打AB团等事宜。在中央特派员的亲自督导下，于5月偶然破获了AB团。中共中央依据中央特派员的汇报，于1930年8月作出《肃反决议》，“肉刑”肃反政策是其肃反的主要手段。1930年9月底，江西党发布通告，颁布号召“肉刑肃反”，形成了第一次“肉刑肃反”高潮。10月初，毛泽东率军回到江西攻占吉安，极大遏止了“肉刑肃反”。以李文林、段良弼等为代表的地方宗派主义在“立三路线”中央和三中全会中央以及红三军团一些领导人“反毛”的“春风”下，暗中成立“反毛组织”，跟毛泽东的路线进行“全面奋斗”。11月下旬，红三军团领导人率先与地方党联合在红军中打AB团，并邀请地方党领导人在红三军团成立专门打AB团的办公室，打AB团的祸水就此被引向红一方面军。12月初，“快速整军”的第二天，红三军团即打出AB团，并获取了大量口供，由此推动总前委召开会议把“政治整军”改变为“肃反整军”，并根据口供决定派人到地方帮助肃反。12月12日，已经被解除嫌疑的刘敌，害怕“反毛组织”的阴谋败露，造谣煽动起“东固事变”。当晚，“反毛组织”骨干会集到一起，在能够通过中央特派员用正常渠道搞清事实的情况下，决定继续煽动更大的军事叛乱以导致反围剿彻底失败，从而打倒毛泽东，“预谋”的军事叛乱即“富田事变”就此发生。

　　1930年3月，完成剿灭袁文才、王佐任务的彭德怀，再次回到赣西南，首先在苏区一带发现AB团的活动。同月，中共中央特派员刘作抚来到苏区，指责毛泽东主持的“二七会议”作出的以现实表现为准则贯彻中央“彻底开除地主富农出党”的指示太“右倾”，亲自到赣西南下属的北路、西路等行委加紧反富农的督促，并于5月间，偶然的情况下破获了几起AB团。由此，在刘作抚的推动下，贯彻带来的中央关于“广州经验”，实行“红色五月”“赤色清乡”等运动。西路行委因受到刘作抚的压力，率先于6月中旬发布反AB团通告，就此展开了全面反AB团的活动。但是，赣西南领导人刘士奇、曾山等拥护毛泽东制订的路线，采取广泛的政治宣传，发动群众，制订惩办首领、教育释放一般团众的政策，致使广大群众纷纷自发破获AB团，并迫使七八百个AB团主动投案自首，经教育后释放。到七月，反AB团的运动基本趋于尾声。但刘士奇、曾山等的做法，导致刘作抚和李文林等地方一些领导人的严重不满，并指责这些做法(包括反富农)是“只有政治口号，没有组织手段推动”。

　　苏区存在AB团是毋庸置疑的客观事实，七八百个主动投案自首的AB团就足以证实。把这七八百个主动投案自首的AB团，夸张成共产党恐怖政策之下吓得七八百个无辜之人主动自我戴上AB团的帽子假“自首”，显然只能令人啼笑皆非。何况，彭德怀不久前还发现过AB团的活动!

　　1930年7月末，刘作抚回到上海中央并做出长篇文字汇报。8月，中共中央做出《肃反决议》，指示苏区肃反打AB团。9月24日，贯彻中共中央“进攻大城市”路线极为艰难并与毛泽东“全面奋斗”的江西地方党李文林等，正好依据中央精神，发出肉刑肃反通告，把路线斗争、反富农、打AB团肃反三位一体的结合在一起，掀起了第一次大规模的肉刑肃反。在地方党干部中，主要对准积极拥护和赞成毛泽东路线者(即所谓对中央路线抵制、消极、动摇者)展开清肃。因此，说李文林等地方宗派(不久发展成“反毛组织”)如此疯狂的推行立三路线、残酷打AB团，是围绕毛泽东的一场阴谋，并非虚言!

　　地方宗派主义对上级(外来)领导推动减租减息、土地革命，始终采取各种抵制的手段。最恶劣者，甚至组织武装公开捣毁分田的革命委员会。江西省委愤怒的指责东固根据地不是共产党的领导，是“糜烂地方”。打土豪得来的钱财，除了留一部分用以所掌握的部队所需外，都留做己用，日常工作主要是“谈恋爱、嫖姑娘、打麻将”。最突出的则是“四大党官”(赣西特委称之为“四大叛徒”)：他们打土豪得来的钱财，除了留一些供应所掌握的部队外，都截留己用，向农民收租收债，与当地反动军官达成“统一战线”(相互打来，都要保护对方的家族利益不受侵害)，武装捣毁分田的革命委员会，组织流氓扬言暗杀上级领导人，以共产党名义强抢有夫之妇，为了伙食率领部队相互火并，打死八十多位干部战士……早在1929年2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东固会师”之时，朱德、陈毅等就私下里深感危机，遂“不敢坚持限令东固地区的共产党领导人依照其所献身的党的纲领和政策办事”。

　　1929年5月，冯任担任赣西特委书记后，推行减租减息，不但遭到激烈抵制，而且被从经费上“掐脖子”。刘士奇担任特委书记后，想要开展土地革命，不但遭到强烈抵制，而且遭到造谣污蔑，土地分配难以进行……盖因触犯了地方宗派主义者的“革命利益”。按照时髦的说法，就是这类革命者一边利用群众的牺牲做大“蛋糕”自己大吃特吃，一边却告诉群众还不到“分蛋糕”的时候。不管是作风强硬的冯任还是刘士奇，都无法触动他们的既得利益，更遑论其他上级领导人了。毛泽东的到来，彻底打破了“李文林式”的革命。“革命者”首先特殊享有“革命果实”的状况几乎难以存在，地方宗派主义因而对毛泽东的仇恨不共戴天。

　　李立三、项英等鼓捣的“立三路线”适时到来，对毛泽东大加批判，恰似为李文林为首的地方宗派主义者吹来了“春风”。1930年8月初，李文林从上海回来，赶走了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并号召跟毛泽东路线“全面奋斗”，但会议选举取代刘士奇担任特委书记的却是曾山而不是李文林。曾山虽然也是当地人，却是毛泽东路线的拥护者，对“立三路线”并不“感冒”。实质上，李文林等这些赣西南革命的开创者，骨子里也决然不会相信李立三、项英们鼓吹的“全国的胜利就要到来”：不久前的“二七会议”之时，李文林等还激烈的坚持革命处在“草创”阶段，敌人力量太强大，不要说胜利，即使建立公开政权、扩大红军等，也还不到时候，刚过了几个月，就能“全国胜利”了(这让人想起建国后的“五风”时期，长期认为连集体经济都还不够条件，突然之间就高昂的全国鼓吹“共产主义实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因此，相当一部分地方领导人对“立三路线”表现出消极甚至抵制情绪。这个时候，中共中央的《肃反决议》适时来到(中共中央指示或者特派员来得都十分赶趟：毛泽东刚费力做好袁文才、王佐的工作，周鲁带着开除毛泽东党籍的中央指示来了;朱德刚上山，杜修经来了;朱德跟毛泽东刚起“矛盾”，刘安恭带着中央“二月来信”来了;“二七会议”刚推动赣西南“一日万里”，刘作抚来了……)。由此，李文林等宗派主义颁布号召“肉刑肃反”，把路线斗争、反富农、打AB团肃反三位一体的混搅在一起，对准那些所谓“抵制、消极、动摇”的地方干部大开杀戒!其中当然有一部分真正首鼠两端而消极动摇者，但相当一部分则是毛泽东路线的拥护者。毛泽东路线贯彻执行了几个月，成效“一日万里”，早已深入人心。当地真正的革命者也为数不少，很自然的对“立三路线”表现出消极甚至抵制，最著名的如邱会培。邱会培是赣西南著名的农运领导人，积极拥护毛泽东的路线政策，被李文林、段良弼等诬作AB团杀害，而且残忍的灭门：又杀了邱会培的妻子和一双未成年的子女。

　　1930年10月4日，毛泽东率军攻占吉安，与总前委和中央特派员周以栗等一起听取赣西南党的汇报。毛泽东对AB团丝毫不了解，也无从了解，而且，赣西南地方党、总前委诸多领导人、中央特派员等，众口一词：赣西南党估计AB团有十万之众，朱德经历了AB团的兴衰并新缴获了AB团的材料，彭德怀是在苏区第一个发现AB团活动之人，中央特派员一路所见所闻骇人听闻;尤其是，朱德缴获的AB团信物和秘密名单就摆在眼前。毛泽东相信AB团的存在，但却对“肉刑肃反”深恶痛绝。毛泽东为此向赣西南地方党建议用井冈山“洗党”的经验来执行中央“彻底改造”的指示，以取代疯狂的肉刑杀戮，但却遭到李文林等地方党的激烈反对，并造谣毛泽东要解散赣西南党。因此，毛泽东在《给中央的信》中，只能按照会议的结果汇报，但却一如往常的采取“拖字诀”，把球踢回给中央。同时，毛泽东又委派周以栗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召集赣西南地方会议，指出杀人过多的问题。一系列措施，迫使李文林等的肉刑杀戮基本得到遏止。即使如此，毛泽东仍然放心不下，多次深入乡村调查，多次指出杀人过多的问题。

　　毛泽东的确有着自己不同于中央的“另一套”。肃反无疑是必要的，但肃反政策事关革命文化的基本内涵。跟人类其他党派或组织一样实行“肉刑肃反”政策，则是把共产主义这种自诩最先进的革命混同于其他党派或组织。因此，毛泽东在发动武装革命之始，即努力推广“废除肉刑”的新文化。毛泽东第一次强调废除肉刑，是“三湾改编”。第二次是古田会议，并且用文件决议的形式(《古田会议决议》)推行“废除肉刑”。这一决议由1930年2月举行的“二七会议”贯彻到江西地方党，也即第三次在红五军、红六军、江西地方党贯彻“废除肉刑”(“二七会议” 根本不存在“左的源头”的丝毫因素，而是恰恰相反，极大的遏止了中共中央反富农的“极左”政策，一边贯彻中共中央“坚决开除地主富农出党”的指示以维护中央组织权威，一边按照现实表现为原则具体进行，以至于受到中央特派员刘作抚的指责，而刘作抚不得不亲自去督促反富农)。第四次是1930年6月，毛泽东把“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补充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专门补充了“不准打骂虐待俘虏”。第五次是1930年10月底的“罗访会议”，“会议决议” 遏止了中共中央支持、赣西南地方党颁布号召的“肉刑”肃反政策。第六次是1930年12月初，“快速整军”被彭德怀、赣西南地方党推动为“肃反整军”的总前委会议上，再次强调废除肉刑。第七次是1930年12月20日的前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强调坚决废除肉刑、不准逼供信。第八次是1931年12月，毛泽东以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权，向中央苏区党政军发出指示信，指示坚决废除肉刑。同月，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身份，主持制订了“坚决废除肉刑”的相关法律条文。……

　　问题是中国只有一个毛泽东。中共中央到各级党政军，却都热衷于“肉刑政策”。因而，毛泽东“坚决废除肉刑”的路线政策与“最残酷的手段”的“肉刑”路线政策，这“两条路线的斗争”，贯穿于中共革命的始终。但此时的毛泽东，却正处在“四面围困”之中。对李文林等地方党的肉刑杀戮进行遏止，看似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实质上却“四面楚歌”， 比朱德1929年2月东固会师期间所感受到的“不敢坚持限令东固地区的共产党领导人依照其所献身的党的纲领和政策办事”之境遇，严重得多!总前委书记一职形同摆设!“立三路线”中央公开批判，并指示李文林等“坚决奋斗”;三中全会中央严厉维护“立三路线”的基本路线，并对苏区加强党的领导，把毛泽东给加强掉了(调毛泽东回上海担任总政治部主任)，而且，还在继续加强(两度派遣关向应、项英来取代毛泽东苏区党政军领导人);赣西南党在李文林等的操纵下，筹划脱离总前委;组织原则对彭德怀等红三军团一些领导人根本不起作用，甚至“闹分家”;红一军团的红二十军操纵在李文林等地方党手中;红四军中个别“文化素养高”的将领暗中作乱……这一切，组织根源自然来自于“立三中央”和三中全会中央对毛泽东的批判和加强;文化根源则来自于诸多革命者奉行优先特殊享受“革命果实”的传统文化观念。也因此，苏区军民传颂毛泽东是“红军的仙人”，历届中共中央及特殊享受“革命利益”者则把毛泽东视做最严重的障碍。

　　李文林、段良弼、刘敌等暗中组织的“反毛组织”，就源于这一阶段。李文林等撇开曾山、陈正人等这些毛泽东路线的追随者，联络、纠结反毛泽东路线者结成宗派组织，本就是他们对付触犯他们利益的上级的“拿手好戏”。 何况现在有着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何况毛泽东是著名的“有着自己一套”的“不执行中央指示”之人!10月底，李文林等“反毛组织”操纵赣西南地方党公开宣布脱离总前委的领导，并以“上级”姿态前去总前委指导、纠正毛泽东总前委的错误，由此召开了“罗访会议”。此时的毛泽东，由于无法用组织原则领导彭德怀的红三军团，绞尽脑汁的说服工作已经艰难的进行了很长时间，却依然没能凑效，现在又加了个地方党领导人李文林。“四面楚歌”的毛泽东，只能把所有精力放在“诱敌深入”等反围剿战略的说服工作和群众工作上。对李文林等前来指导纠正的反富农、打AB团等问题，已经严重“碰壁”过的毛泽东，只能在听从会议对打AB团决议的基础上，强调“废除肉刑”，迫使中共中央决议下由赣西南党颁布号召的“肉刑”肃反政策没有被写进会议决议。会后，毛泽东以深入调查的方式，仍然把打AB团束之高阁。当毛泽东于1930年11月28日发布红军向宁都的黄陂、小布一带集结的命令后，压抑了近两个月的“反毛组织”同日即操纵地方党发出“肉刑”打AB团通告，并于30日再次发布肉刑杀戮通告。

　　地方党28日所发通告，起因于彭德怀红三军团给地方党的信。信中要求地方党对开小差的红军干部战士当AB团打：这是红军内部打AB团的肇始!而且，彭德怀红三军团商定甚或请求地方党派人到红三军团成立打AB团的专门办公室，指导打AB团，并基本对准江西籍干部战士。——肉刑打AB团肃反的“祸水”，就此被引入红军内部!

　　1930年12月1日，总前委发出战前政治动员(政治整军)的命令，要求一周内完成，因此史称“快速整军”。第二天，彭德怀红三军团即打出AB团，并打出了大量的口供。由此，促使总前委召开扩大会议，“快速整军”被彭德怀等将领和地方党领导人推动为“肃反整军”，并迅速成立了各级肃反组织。毛泽东在会议上不得不第一次贯彻会议打AB团的精神，并在强调废除肉刑的同时，规定：抓人必须由团一级批准，杀人必须由师一级批准，不必向上级汇报;总前委不干涉。“总前委不干涉”，突出的表明了毛泽东对“快速整军”被推动为“肃反整军”的无奈!

　　领导方面军肃反的是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李韶九也就是在此时被总政治部任命为肃反委员会主任的。李文林也是在获取的AB团多个口供的情况下，被总前委商议决定拘押审查的。李文林、李韶九在赣西南曾被并称为“二李”。原始东固根据地的创建，跟“二李”并无关系，是赖经邦等东固当地人创建的，范围即东固山环绕的方圆三十余里。1928年春天，李韶九以赣西特委委员、军事负责人的身份，来东固领导工作，是上级派来的第一位“上级领导人”(之前是东固当地人自我发展)。李韶九根据上级指示，指导成立了第七第九纵队，并同当地领导人一起，到1928年7月，把根据地迅速扩大到方圆上千公里(东固根据地由方圆三十余里扩大到八百多平方公里，延福根据地也扩大到几百平方公里)。1928年7月，李文林开始出现在赣西根据地，9月，以赣西特委秘书长的身份，与李韶九等主持成立了红二团，并担任团长和党委书记。即使如此，被排挤的李韶九，仍然领导有方、作战勇敢、声望卓著，国民党江西省报纸，也称红二团为“共匪李文林、李韶九领导的红二团”。因此，1929年中期，李韶九接替李文林担任红二团第二任团长。1930年1月，赣西特委等在彭清泉(中央特派员)、彭德怀的主持下，召开联席会议，把赣西南红军武装扩编为红六军，李韶九任军委委员兼第一纵队政委。

　　“二七会议”后，李韶九并没有得到提升，依然在红六军担任军委委员兼第一纵队政委。李韶九调入红一方面军总部的原因、时间没有具体的记载，但可以推断出李韶九调离赣西南地方红军的原因跟红二十军成立时军长、政委的人选有关。红二十军军长、政委的第一人选，此时非李韶九莫属。就任红二十军军长政委的刘铁超、曾炳春都曾是李韶九的部下，在红六军的地位也与李韶九相当，二人出任新成立的红二十军军长政委，声望卓著的李韶九却“原地不动”，太过“刺眼”，李本人也多有不满。“二李”中的李文林在红六军成立不久即辞去第一旅政委的职务，专任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基本也是这一原因：原本的地方红军最高领导人，突然之间，在彭德怀等主持组建的红六军中却与诸多下属“平起平坐”，也是太过“刺眼”，而任职苏俯党团书记，则与刘士奇、曾山一起成为赣西南的“三驾马车”，也才具备了后来参加“立三中央”会议的资格并为之后担任省行委书记打下了基础。以资历、贡献、声望而论，红六军组建时，“共匪李文林、李韶九”这两位赣西南地方红军的领袖人物无疑应当担任军级职务：无论资历、声望、贡献，黄公略都不如“二李”，当时的彭德怀也稍显逊色。至于刘作抚“报告”中所列举的地方党对李韶九的所谓非议，只能成为李韶九不满“地方宗派主义”的原因，而不会成为被调离的原因。因为赣西南地方党对彭德怀更为不满，斥之为“漂泊的多枪主义”，黄公略等也被斥责为“彭德怀式的干法”。可悲的是：多少年后，中共烈士李韶九，再度遭到流氓势力的造谣污蔑!——品格很恶劣、作战怕死、作风十分败坏、善于逢迎，真是这样，李韶九能抛弃优裕的生活冒着生命危险百折不挠的搞革命?能受到林伯渠的高度器重?能在被排挤的情况下在赣西南取得如此之高的声望和地位?!

　　李韶九被总政治部任命为肃反委员会主任，与李文林以及部下刘铁超等相比，地位并没有达到相应的高度。而任命李韶九为肃反委员会主任的原因，也是唯一的，即：李韶九是总政治部唯一长期在赣西南工作并地位相当的领导人，也即是肃反委员会主任唯一合适的人选。

　　李韶九带领陈毅为军长的红十二军的一连战士在富田是“帮助”的身份，既无抓人权，更无杀人权，只能在省行委的批准下进行工作，根本不存在包围省行委、砸毁省行委、财务抢劫一空等事，更不存在李韶九“擅权”审问段良弼等人的事情。李韶九到富田后，首先把《总前委致省行委的信》交给曾山、陈正人等省行委领导人，经过商议后，才拘押段良弼等人。审讯由曾山等地方领导人亲自主持，根本不存在把被拘押之人弄的“身体腐烂、手指折断、口不能言、个个行动不得”的事情，更不存在那些下流的刑罚。李韶九和红十二军的一连干部战士根本不曾经见过那些刑具，陈毅也没有违规让执行任务的连队携带什么刑具。曾山、陈正人等也完全符合李文林等颁布的打AB团通告规定的程序，均无丝毫逾越之处。遭受刑罚的主要是段良弼等个别人，这为数甚少的个别人也根本不存在“身体腐烂、手指折断、口不能言、行动不得”，而且，其遭受刑罚，显然与平日滥施刑罚的极端行为有关，遭到以往对其敢怒不敢言的省行委肃反战士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段良弼们也尝尝自己炮制的常用在别人身上的名目繁多的各种刑具的滋味!即：李文林、段良弼们被多人指供为AB团，并非他人胡乱攀咬，而是这些人以往疯狂的肉刑肃反行径激起了众怒!曾山、陈正人等这些毛泽东路线的拥护者就没有人“攀咬”，恰是鲜明的对比。李韶九在东固红二十军更没有丝毫的刑罚行为，也同样没有越权的行为，其客观程度，远非同期的黄克诚、萧克能比。刘敌曾长期是李韶九的部下，彼此早已熟知“老乡关系”，根本不是刘敌“学长沙话”才认老乡。李韶九既不是长沙人，也没在长沙生活过。

　　刘敌造谣煽动东固军事叛乱，也根本不是怀疑什么“大阴谋”，而是惧怕段良弼们供出“反毛组织”从而导致阴谋败露。这一点，从刘敌事前造谣煽动“大阴谋”并商议抓捕李韶九拷问出“大阴谋”为目标而抓捕李韶九后却又让李韶九“逃走”可证。段良弼、刘敌们在富田已经掌握了主动权，有两种自主选择：一是结合中央特派员刘作抚与总前委联络搞清事情原委，和平处理;一是继续造谣、煽动整个红二十军扩大武装叛乱导致反围剿失败以打倒毛泽东。段良弼、刘敌等叛乱领导人大多是“反毛组织”骨干，他们当然采取后一种行径，继续扩大武装叛乱以期反围剿失败从而打倒毛泽东。此后，公开破坏“诱敌深入”战略，到处胁迫、煽动企图诱骗地方党和一些红军部队跟着叛乱，伪造信件企图挑起红军内讧，围攻红军学校杀死数十名红军学校的干部战士……桩桩件件，任何一桩阴谋达成，都足以导致反围剿失败!那有丝毫“挽救革命挽救党”的意味?!——朱德始终坚决的认为富田叛乱是“预谋的叛乱”，造谣煽动军事叛乱的这些人是“妄图恢复特权、贪得无厌的统治阶级”“地主要复辟乃是红二十军哗变的真正原因”，可谓一针见血!这也是叛乱领导者们并不去拷问李韶九得出所谓的“大阴谋”而在十万敌军压境之下直接造谣 “毛泽东勾结白军反水”煽动更大的军事叛乱来“挽救革命挽救党”的根本原因，即：是毛泽东剥夺了他们贪得无厌的特权!

　　项英“解决”富田事变“中心关键在反毛”，早已被周恩来揭露。而且，项英在客观上把叛乱领导人和红二十军排以上干部置于了死地：发了一个通告，写了一封信，开除了叛乱领导人和李韶九的党籍，三个多月的时间却不采取丝毫的具体组织措施，让叛乱领导人及其所掌握的红二十军仍然理直气壮的保持原有叛乱格局，就是“彻底解决”了?项英决然不是这么“天真”。“中央三人团”到来后，项英迅速转变过来，次日即写信招来叛乱领导人，首先枪毙了刘敌。这次解决，并非在任弼时、王稼祥等“三人团”的主持下解决，而是在项英再次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的领导下解决：枪毙了叛乱主要领导人，处决了红二十军排以上的大多数干部，继而又掀起了“肃反中心论”的肉刑肃反。——不但丝毫不存在项英“纠正”毛泽东的丝毫因素，而且，项英再次废除了毛泽东“坚决废除肉刑”的肃反政策，掀起更为疯狂的“肉刑肃反”。 在肯定“肉刑政策”的基础上，所谓的批评“乱打乱杀”，不是纠正，而是对毛泽东“废除肉刑”政策的再度破坏!也因此，才会掀起更疯狂的“乱打乱杀”。

　　尤其是，项英在作出“决议”后，如果迅速以组织手段调整叛乱领导者们的工作、整顿红二十军的组织，而不是让叛乱领导人和红二十军三个多月仍然理直气壮的保持原有态势，任弼时等中央三人团到来后，还会发生后来的事情么?

　　被开除党籍的李韶九当然不服气：项英、段良弼们制订颁布的肉刑肃反政策，用在别人身上就理直气壮，临到自己头上就武装叛乱?流氓黑社会也没有这种逻辑!尤其是，不管是段良弼这些叛乱者亦或是军内的黄克诚、萧克，哪个不比他李韶九更“肉刑”更“乱打乱杀”?!这也是项英再次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后撤消了李韶九处分的根本原因，任命李韶九担任江西省肃反委员会主任，则无疑是对李韶九的一种补偿。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周恩来的身上：1932年1月初，周恩来履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后，对李韶九给予“留党察看半年”“下放基层”的处分(原因是“叛徒”、娶商人女儿、执行项英等的肉刑“肃反中心论”，跟富田事变无关)，李韶九则当面指责这是把自己当“异己分子”对待;周恩来等做李韶九的工作，李韶九仍然坚持认为这是“排斥异己”;四五个月后，处分还没到期，李韶九即被周恩来任命为红军总司令部秘书长。——1932年1月初，李韶九即远离肃反，再无涉足肃反，直至1935年春作战牺牲。苏区肃反，并没有因为李韶九曾经参与而情形更坏。相反，没有李韶九参与的肃反，其情形坏到了极处!

　　项英的“解决”，激起了地方党和红军的严重不满，丝毫不在乎项英所做的解决富田事变的“决议”，纷纷发表声明指责富田叛乱就是AB团取消派策动的叛乱，并在“三人团”到来后，一些将领当面斥责项英这位苏区党政军最高领导人怕死!1931年7月，任弼时等鉴于项英无能力担任军委主席，电请中央改由毛泽东再次担任中革军委主席。10月中旬，任弼时等鉴于项英能力不够(肃反中心论的肉刑肃反造成根据地的极度混乱)，电请中央改由毛泽东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并于10月底履任。

　　军内肃反两三天，毛泽东发现有人把肃反跟路线斗争混搅在一起，随即派遣古柏、陈伯钧前往富田和红军学校纠正。富田事变发生后，毛泽东一面在政治上“坚决进攻”(其中“六言诗”中并无“AB取消两派、乌龟王八相连”两句，这两句是萧克“回忆”的，加进“六言诗”，不但不符合逻辑，也破坏了内容的合理性)，一面以组织手段派遣陈毅等与叛乱领导人联络试图和平解决。12月2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总前委扩大会议，再次强调废除肉刑、不准逼供信，并以文件的形式下发给地方党和红军各部。项英到来后，毛泽东只能任由其“葫芦僧判断葫芦案”。项英再次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后，处决叛乱领导人和红二十军排以上干部之时，毛泽东尽管反对，却无能为力，只是解救了被项英等通缉的李文林。1931年11月，毛泽东尽管遭遇到激烈的批判，但仍然以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命令闽西停止肃反，并于十二月向苏区党政军发出“坚决废除肉刑”的指示信，主持制订出“坚决废除肉刑”的法律条文，促使项英等苏区中央局掀起的“肃反中心论”的肉刑杀戮得到遏止。

　　1932年1 月，毛泽东被排挤出领导岗位。期间，苏区中央局和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项英主持)再次掀起肉刑肃反，并公开废除了一部分“坚决废除肉刑”的法律条文。攻打赣州导致根据地和红军再次面临生死存亡后，只好请生病修养的毛泽东出山挽救危局。毛泽东不但挽救了危局，而且随军东征扩大了根据地，铸就了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的基础和格局。苏区中央局不但趁毛泽东远在闽粤之际，于1932年5月30日枪毙了李文林等二百五十多位赣西南领导干部，而且对毛泽东进行“缺席批判”。1932年10月，再次把毛泽东这位中国苏维埃革命的最高政治领袖彻底排挤出党政军领导岗位。

　　1933年初，博古、张闻天、陈云等中央大员到来后，彻底废除了毛泽东主持制订的“坚决废除肉刑”的法律条文，在张闻天“无法无天”的“理论”指导下，肉刑肃反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把“路线斗争”与肃反打AB团混搅在一起，突出的对准拥护毛泽东路线的干部和将领!因此，综观苏区肃反，被肃杀的高级干部和将领，除了几个叛乱领导者外，几乎都是毛泽东的“亲信”或路线拥护者。

　　毛泽东、朱德等总前委领导，没有批准杀过一个人，李韶九也没有杀过一个高级干部。赣西南根据地的创始干部，最后所剩了了无几，除了少数在作战中牺牲外，一部分为李文林地方党“反毛”宗派所杀，一部分为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所杀(包括叛乱领导人)，一部分为周恩来为书记的苏区中央局所杀，还有相当一部分为博古、张闻天等的临时中央所杀。

　　……

　　如果像个别人所造谣的毛泽东强调肉刑实际就那么回事，那么，延安整风对肉刑和逼供信的禁止却是很当“一回事”的，但为什么私下的“肉刑”还是层出不穷?严禁肉刑和逼供信，在延安整风后，也成为革命者的铁律，为什么私下里的肉刑仍然难以根绝?——可见，“一贯不正派”者，是没有道德底线的。

　　“肉刑”是人类有史以来对付敌特、内奸等从而获取情报的极其简便有效的方式，是人类文化的一大特色。诸如萧克这样“文化素养高”并多次亲耳聆听毛泽东贯彻“坚决废除肉刑”的将领，也热衷“肉刑”，除了刑罚文化的根深蒂固与极为简便有效外，更重要的因素是“十分信仰中央”，也即以“实际行动”反对与“中央指示”相悖逆的毛泽东肃反政策。笔者并非为李韶九说“公道话”，而是恢复历史的本真。李韶九比妖魔化他的那些人高尚得多：李韶九至少从来没有把自己执行中央政策、故意违背毛泽东政策的作为，事后又反过来企图把责任卑劣的推倒至公至德的毛泽东身上!

 

　　如何看待这段历史?无疑是史学的焦点之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把这段历史尽情的夸张甚至妖魔化，并就此把历史定格，其目的众所周知，但却不是历史的真谛。历史的真谛是毛泽东的革命文化始终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顽强的生长，也即中共革命的进程是在不断剔除人类文化根深蒂固的糟粕中艰难的行进。

　　革命尽管是人类最美好的字眼(把人类飞跃性的进步都称之为“革命”，数百年来早已是全球共识，所以才以“工业革命”表述人类科技生产的飞跃)，“暴力手段”也是针对“反革命暴力”的一种被迫，但在“优秀传统文化”和其他人类文化几千年根深蒂固的熏陶下，革命文化必然有着一个顽强挣脱这种“熏陶”的过程。也即，所谓革命，就是“文化革命”。人类历史上的各种革命同样如此：或最终落入所反抗的以往文化的窠臼，或形成具有崭新内容的新文化。中共革命所彰显的，也正是顽强挣脱旧文化窠臼、建立人类最新文化的“文化革命”过程。

　　武装革命初期，历届中共中央都热衷“肉刑文化”的肃反政策，来自于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人类历史传统文化和现实文化的影响，尤其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所谓传统文化，其主干即“统治文化”，包含三大内容：等级文化、宿命文化、刑罚文化。等级文化建立社会秩序，宿命文化对老百姓“洗脑”促使老百姓不但接受等级制度，而且甘愿自轻自贱(把社会严重不平等归咎于命，“命苦不能怨政府”，是上辈子作孽这辈子才受苦)。对那些企图破坏这一社会秩序、不信命的，则使用刑罚文化给予“肉刑”和杀戮。几千年的“文化”灌输，传统文化早已根深蒂固。发起中共革命的知识分子，大多都是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知识分子。即使接受了马列主义ABC，但却在许多具体问题上难以形成正确的文化观，更难以短期形成新的文化体系。因此，不管是陈独秀、张国焘这一代中共创始者，还是周恩来、瞿秋白这一代“留洋”力量，以及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二十八宿”，其文化观念的构成，基本都是马列主义ABC的教条认识与传统文化的融合。广大的毫无文化知识的劳苦大众革命者，自然更是在马列主义一些口号下视传统文化为“天经地义”了。因此，早期的中共党人破除了等级文化和宿命文化，但却无可避免的传承了几千年凝聚下的传统文化之刑罚文化。肃反中所出现的各种刑罚，无一不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

　　其次是“现实文化”的强烈刺激。国民党的残忍暴虐，激起革命者普遍的“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传统文化心理。国民党对革命者及其民众的残忍暴虐，不但集传统文化之大成，而且引进“西方民主文化”的现代“科学技术”以加强。一句“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过一个”，瞬时间，三十多万革命者及其民众人头落地。革命者及其民众，对国民党“反革命”的仇恨之烈，恨不得“食其肉、浸其皮”。

　　第三，“肉刑文化”是惩罚敌特、内奸、叛徒并获取情报的最“解气”最简便有效的手段。敌特、内奸、叛徒的危害性，促使革命者能够优待战场上的俘虏，却无法把敌特、内奸、叛徒之类当俘虏一样对待(这一法则，西方民主国家依然通用)。“先进文化”所渲染的周恩来、康生等铲除顾顺章一家的事件，被淹没的历史，则是“留下的草根”被国民党利用，在大街上指认地下党，导致难以数计的地下党惨遭肉刑杀戮。敌特、内奸、叛徒危害之大，必然使得生活在瞬间生死存亡环境的革命者极端仇视。

　　第四，中共革命初期，革命文化不成熟，处在探索和建立新文化的过程之中。因而，毛泽东殚精竭虑推行的新文化，在传统文化几千年积淀的氛围中，在革命者对国民党的极端仇恨的氛围中，不但难以通行，而且必然成为中共中央等各级组织批判、排挤、打击的主要对象。即使对毛泽东文化的某些方面给予赞成的，也多是从“功利主义”角度进行理解。比如“优待俘虏”，许多的革命者看到和理解的基本都是对敌“瓦解”的功效，而不是革命文化的本质内涵之一。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中共中央决议对外宣传中共革命必须以“毛主席的名义”，即使另立中央的张国焘，也明确自己对外宣传仍然 “以毛主席名义”)，毛泽东文化也通过延安整风逐步成为革命的主流文化，但传统文化之根深蒂固之顽强，仍然极大着影响着革命者和革命队伍，甚至极大的影响着一些革命的领导者。延安整风中的“锄奸”以及同一时期的其他根据地的“锄奸”，华北土改，建国后的土改，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的“武斗”，等等，都在昭示着即使革命文化完善的建立起来了，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仍然在顽强的影响着革命队伍及其领导者的相当一部分。人类的其他党派和组织，更不必言说了。

　　即使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坚决废除肉刑”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