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以增强党性为主题的中央决定

　　1941年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通过《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以文件的形式要求全党同志加强锻炼党性，提高党性，培养党性，增强党性.使全党统一意志、行动和纪律。

　　2013年9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导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指出，“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必须在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中不断增强。”

　　一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斗争及国际国内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之下，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终于在3月走向缓和。

　　外部压力变小之际，正是总结皖南事变教训之时。具体而言，就是如何深入剖析、总结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兼政委项英所犯的错误。

　　项英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1922年入党，中共三大之后长期担任党内重要领导职务。主力红军长征之后，他肩负中共中央江西分局书记、中央苏区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重任，在赣粤边坚持游击战争，硬是顶住国民党军队层层“围剿”，苦心经营南方游击区，打磨锻炼出一批革命骨干，写下了苦心孤诣、艰苦奋斗的革命篇章。抗战爆发后，他与叶挺、陈毅等共同组建了新四军。项英功勋卓著，中共中央高度认可。但抗战之后，项英在执行中央决定中的种种问题，也实在令中央头痛。

　　这些问题简单地说是四件事。一是没有坚决执行中央关于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战略。1939年2月，中央委托周恩来给项英做工作，商定新四军今后的活动方针是：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项英虽然作了安排，但力度不足，甚至有所动摇，1940年4月14日他还以顾祝同电令为由，向中共中央提出将新四军已赴江北的部队全部南调的意见，中共中央军委和中原局书记刘少奇都否定了这一意见。1940年5月4日，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为中央起草对东南局的指示，明确要求东南局要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中央前要你们在今年一年内，在江浙两省敌后地区扩大抗日武装至十万人枪和迅速建立政权等项，不知你们具体布置如何?过去已经失去了时机，若再失去今年的时机，将来就会更困难了”。批评之意，萦绕于字里行间。

　　二是没能坚决执行中央关于皖南部队北移的指示。国民党对中共在敌后的发展极为不满，在1940年10月19日发出“皓电”，以通牒形式要求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指定区域。中央反复思考，决心“明确区分江南、江北部队，江南确定主力北移，以示让步，江北确定暂时请免调”，并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复电。此后，中央多次致电项英，要求他注意新四军的安全，将皖南新四军移至长江以北，特别要求在12月底全部转移。项英仍然犹豫。中央在12月26日严厉批评道：“全国没有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项英才彻底断绝了犹豫，启动北移，而此时，国民党已然集结完毕，张网以待。

　　三是没有正确面对中央的批评，特别是中央发出1940年5月4日指示后，项英不但没有切实反省，反而在12日复电辞职，要求中央“请速派人或指定人负责，以应付大局”，辞职的理由说到底就是“显然是我之领导已有路线错误和不执行中央方针”，“我当然不能继续领导，而且无法领导”。项英如此反应颇有几分不能接受批评、不能忍受委屈之意。中央虽然在23日致电总体上认可项英工作成绩，肯定“应继续担负东南局及军分会书记之责”，同时仍指出东南局“你处错误不是总路线，而是抗日战争与统一战线中某些个别策略问题错误”。

　　四是没有处理好与叶挺的关系，周恩来为此不得不亲自出面协调。

　　以上种种，再加上项英在皖南事变国民党围攻之中居然一度离队，实在不能不得出一个结论：皖南失败，项英有责。正是基于这个结论，中共中央在1941年1月以文件形式严肃指出了项英的错误。

　　1941年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兼政委项英，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在皖南事变中的错误主要体现为：“项英、袁国平等没有反磨擦的思想准备”以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中共中央作出《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指出项英、袁国平两人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没有认识到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和斗争性;对中央指示阳奉阴违，反对向北发展和向敌后发展;很少向中央报告党政军内部情况，完全自成风气;在此次皖南部队北移中，本可避免损失，但项英、袁国平首先犹豫动摇，其次自寻绝路，投入包围，最终失败是项英、袁国平一贯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这一决定固然对项英、袁国平批评得极其严厉，甚至过于苛责，不过中共中央在这个文件中慎重而严肃地向全党提出了关于“党性”的要求，“一切有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即是说党性不纯的同志，特别是军队的领导人员，必须深自省察”，“必须估计到游击战争环境，即在今后仍有可能产生如像张国焘或项英这类人物，因此加重了全党特别是军队中干部与党员的党性教育与党性学习，决不可轻视这个绝大的问题。”

　　二

　　中共中央的意图很明确，皖南事变的教训不能归结于个人，而是要站在党的建设角度深入剖析，其中党性是关键。

　　1941年3月1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郑重提出，要写一篇关于增强党性的文章。3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题会议，讨论增强党性反对独立主义问题，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朱德、陈云等15人参加。

　　王稼祥作党性问题的报告。他首先深刻指出了党内独立主义的错误，具体表现是政治上不能坚决执行中央的决议指示;军事上不服从命令、自由行动;组织上表现为本位主义，以自己口味作为判断干部好坏的标准;在少数服从多数问题上，缺乏党性的干部就不服从;在纪律问题上，不能真正执行纪律;在干部问题上，以自己为中心，争夺干部、保存干部或者要求直属中央。王稼祥在分析导致党内独立主义的主客观根源后，最后提出了六条措施，分别是加强教育、及时纠正、严格检查下级对决定的执行、正确地规定集中与分散的原则、实行中央集权以及实行铁的纪律，对犯错误干部必须实行纪律与组织的制裁。

　　毛泽东的发言极其深刻。他没有讳言中央应对项英、袁国平的错误负责，但他强调党性是一个重要问题，中级以上的干部都要检查党性，干部的党性巩固了党便巩固了。他指出党的组织原则是团结全党，但同时必须进行斗争，要深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他反思自遵义会议后党内思想斗争少了，干部政策向失之宽的方面去了。当然，他知道干部有可能因批评而受委屈，但要求“我党干部要做到虽受到打击也要服从组织，就是在一个时期为上级所不了解，并且孤立，都要能忍耐下去。要能上能下”。

　　张闻天发言指出，中央提出党性问题是“自项英事件起”，党性是一个大问题，中央特别提出来，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要强调指出违反党性这个问题的危险性，并提起全党注意与这种倾向作斗争。他抨击了英雄主义的错误，赞同毛泽东提出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性。他强调，毛泽东与刘少奇同志曾受到打击，仍能坚决服从，是服从组织的最好模范。

　　陈云发言指出，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是区分党性与非党性的关键。党的利益与个人利益有时是有矛盾的，但个人利益必须以党的利益为前提，这是党员与非党员的区别所在。有了政权的党，更容易出现军阀主义思想，必须与这种倾向进行长期斗争。他同样强调批评的重要性，干部有了错误，必须正面地、坦白地批评，目的是为了挽救干部。对犯错误的干部不要无原则地团结，既不打击也不放纵。

　　在其他同志发言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决定由王稼祥起草一个决议。王稼祥根据政治局意见，集中精力研究各地区、各部队的报告、文电，听取汇报，调查研究，同王若飞合作起草草案，送中央政治局同志阅改后定稿。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

　　三

　　《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以增强党性为主题的中央决定。《决定》指出，“巩固党的主要工作是要求全党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更加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个别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能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

　　《决定》提出了六条办法：一是在党内更加强调全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二是更严格地检查一切决议决定之执行，坚决肃清阳奉阴违的两面性的现象;三是即时发现，即时纠正，不纵容错误继续发展;四是要在全党加强纪律的教育;五是要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使适合于党与革命的需要;六是决定从中央委员以至每个党部的负责领导者，都必须参加支部组织，过一定的党的组织生活。

　　为了宣传解释这个《决定》，任弼时于1941年下半年撰写了《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并于1942年7月14日在中央党校作了《关于增强党性》的报告。其他中共领导人也多次就党性问题作出重要论述，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等著作，都从理论的高度把握党性问题。

　　事实证明，坚强的党性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头脑中自发产生的，而是从严格的党内生活中反复锻炼得来的。《决定》的贯彻实施，引起全党对党性问题的广泛思考和深入实践。广大党员干部响应中央号召，纷纷展开深刻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严格纠正自身或他人身上存在的各种非党性的倾向。正是由《决定》开始，党性的概念开始更加广泛地进入了党的建设领域。毛泽东1942年4月20日在中央学习组作报告时高度评价这个文件，他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全面的、全党范围的、经过中央领导的对整个干部进行的内部教育，过去还很少。从去年7月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开始，我们才全体地从上而下地一致地注意了这个问题，这个意义非常之大。

　　时光荏苒，初心不改，中国共产党对党性的重视从未削弱。越是面对漫长艰难的征途，越要回顾初心，锤炼党性。1979年7月，邓小平强调选干部的两条标准，“一条是拥护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一条是讲党性，不搞派性”。2013年9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导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指出，“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必须在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中不断增强。” 只要每个党组织和党员把党的理想信念融入血脉，凝为人生追求，中国共产党必将不负使命，率领人民不断战胜一个又一个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