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同志最后的321天

　　陈云同志是去年５月２５日因肺炎住进北京医院的，到今年４月１０日去世，他在医院里度过了一生最后的３２１天。

　　陈云同志的体质本来就比较弱。早在延安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身体比作“木炭汽车”，感冒发烧是常事。新中国成立后，他担子重，工作忙，经常是上午、下午开会，或者看文件、处理问题，晚上８点钟到周总理那里，１２点钟到毛主席那里。１９５９年，他患了冠心病，后来经过治疗，有所恢复，但冠心病的帽子没有摘掉。１９７９年，他又患直肠癌，成功地做了手术切除。１９８４年，又发现他患有帕金森氏病。从此，他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但他的健康水平下降是很缓慢的，这主要是由于先进的医学科学和医务人员的精心治疗，同时也由于他的生活很有规律。

　　１９５２年，他戒掉了在革命战争年代抽香烟的习惯，而且说戒就戒，一点也不含糊。他的生活非常朴素。晚年，他的食谱是，早餐：面包，果酱，黄油，豆浆；午餐：一荤一素；晚餐：豆制品，蔬菜。主食是机米。为了定量和不浪费粮食，每餐都称米做饭。每餐配的水果，经常是香蕉。他的这些食谱，是常年不变的，即使逢年过节和过生日也不改变。他从来不请人吃饭，也从来不接受别人的宴请，总是自己吃自己的饭。他吃饭，不慌不忙，不与人谈话，细嚼慢咽。

　　陈云同志在工作之余，或者同疾病斗争之时，能够静下心来得到休息，就是得益于听评弹。评弹是流行于江南民间的一种说唱艺术。陈云同志从少年时代起就喜欢听评弹，先是跟他舅舅在当地镇上的茶馆里听书，后来听上瘾了，有时大人不去就自己去，靠在墙边站着听。他风趣地说，这叫听“壁书”。后来由于从事革命活动，听评弹就中断了。１９５９年，他患心脏病休养期间，开始重新听评弹。在这之后的３０多年中，他听的评弹书目之多，在全国恐怕是独一无二的，评弹界尊称他为“老听客”。陈云同志还广泛接触过各种流派的评弹艺人，同他们一道研究发展评弹艺术的问题。他鼓励评弹界要“出人、出书、走正路”。

　　去年４月初，他在上海从新闻联播里听到中央机关为希望工程捐款的消息，他要我们立即从他的存款中取出５０００元钱，捐助给革命老区、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这笔钱落实到河南省卢氏县汤河乡和朱阳关乡的１６名失学儿童身上。１１月，中央办公厅信访局转来了这１６名小学生写给他的信。他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绝不能让儿童失学，应该动员全社会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不久，他在病床上听到中央号召为贫困地区捐赠衣服、被子的消息，他要我们告诉于若木同志马上去办。全家除捐赠了几十件衣服外，还特意以陈云同志的名义捐赠了一条崭新的丝棉被子和床单。他听了很高兴。当我们向他报告，捐赠的被子和床单已经送给了贵州遵义地区的一位前志愿军战士的家里，这时，他专门把于若木同志叫到病床前，亲自告诉她这个消息。陈云同志常对我们说，过去有句谚语：“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这是讽刺那种缺乏社会公德和同情心的自私自利的人的。我看应该把它改为“既扫自己门前雪，又管他家瓦上霜。”这是共产主义精神。他还特意把这句话用大字写成了条幅。

　　陈云同志一生淡泊名利。他曾经书写过这样一个条幅：“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陈云同志非常谦虚，历来不愿意宣传自己。陈云同志伟大光辉的业绩，特别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他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同他一起战斗过的同志和党内许多同志是十分清楚的，而且是深有体会的。每逢党和国家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都想念陈云同志，都希望知道他有什么意见。

　　陈云同志到外地，从来不准当地领导干部到机场迎接或者送别。拿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做到“不接不送”。“不请不到”是陈云同志会客的一条规定，即使春节老朋友来拜年也不例外。他说，电话拜年最好，既省时又省力。如果都来登门拜年，大家都受不了。

　　关于陈云同志的后事，早在５０年代他就交代过。１９５９年２月１０日，他曾经专门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前几年有一次中央委员全体会议上自愿签名死后火葬，那一次我未出席会议所以没有签字。我是赞成火葬的，特补此信，作为我的补签字。”“同时我还赞成尸体解剖的，因为这无损于死者而有益于医学。因此，如果我死后医生觉得那些器官需要解剖来证实一下当时诊断医疗是否正确，请让医生解剖。”１９９１年，中央作出了关于丧事从简的决定以后，陈云同志非常拥护，多次交代，他死后一定要照此办理。

　　陈云同志与世长辞了，他没有留下什么财产，只有不到２万元的稿费。他临终前的月工资是１３３６．０元，各项目补贴约２５０元。每月上交所得税３１．０５元。按照国家规定，他从５月份起就不发工资和补贴了，但可以领到１０个月工资的抚恤金，共计１３３６０．０元。这就是陈云同志一生的全部积余。但是，他留下的精神财富，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无价之宝。

　　来源：《人民日报》１９９５年５月２９日刊登的长篇通讯《陈云同志最后的３２１天》的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