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科学家阿瑟·高尔斯顿：人民中国的日常生活　(一）

 美国科学家阿瑟·高尔斯顿： 人民中国的日常生活　(一）

——通过大豆到中国去

(1975 年)

　　1973年，他写的《人民中国的日常生活》（The Daily Life in the People's China)出版，成为美国的当时畅销书之一。1975年3月被《参考消息》摘登。

　　正文：

　　【本刊讯】美国科学家阿瑟·高尔斯顿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二年曾两次访问 中国，回美国后，写了一本书，书名是《人民中国的日常生活》，本刊选其中六 篇，摘要刊载如下：

通过大豆到中国去

        这本关于中国的书，不是一个中国问题专家写的，甚至也不是一个长期研究 中国问题的观察家的作品。它只是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批幸运地获准进入中国的一个美国科学家的所见所闻和感受。

当时，许多在知识和经验方面比我强的人都曾设法要到中国去而没有成功。
我是怎么去成的呢？答案是离奇的。事情从大豆开始。我在四十年代当生物学研究生的时候，曾发现喷射稀释的２，３－５三碘苯甲酸（ＴＩＢＡ）能使大豆多长十倍的花苞和豆荚，但浓度过高，则会引起豆棵掉叶、掉苞等畸形发育。我在哲学博士学位论文中写上了这些发现，随后便在一九四三年入伍服役，最后到冲绳美国海军军政府中担任农业军官。几年以后，我才获悉我的研究引起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结果。

阿瑟·高尔斯顿

　

起初，美国中西部使用三碘苯甲酸来增加大豆产量；后来，设在马里兰州迪特里克堡的美国陆军化学兵实验室把它发展成为一种军用的落叶剂。虽然军方没 有直接使用过这种化学药品，但他们把和这种药品有关的２，４—Ｄ和２，４， ５—Ｔ发展成有效的武器，并在印度支那广泛地使用。六十年代的十个年头，在六百万英亩的土地上撒下了一亿磅这种药品。这样大规模的化学战在历史上还没 有前例，它在生态学上的后果以及对越南人民的影响，至今多半还无法知道。

美国科学家和其他关心这个问题的美国人，开始为时过迟地感到美国在越南干出的勾当的严重性。我本人特别感到不安的是我竟出乎意料地和一种武器的来 源发生了关系，这种武器可能会造成一个小小的东南亚国家的生态灭绝。我和一些别的生物学家一起声明反对在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并鼓吹美国应该批准一九二五年的日内瓦议定书——这个国际条约规定所有签字国都应保证不使用化学武器。

到一九六九年，在老鼠身上进行的实验表明，２，４，５—Ｔ所含的一种成分能引起怀孕雌鼠腹中的胎儿畸形发育，这就引起了一种可怕的可能性：人的胎儿也可能已受同样的影响。我决心申请到越南去，在一九七一年上半年在我休假期间亲自去看一看这场化学战造成的危害，并带回能够搜集得到的材料。一九七一年初，我得到通知，说我可能被批准作为一个科学家代表团的成员到北越访问，但到最后安排完成时，代表团缩小到只有两个人——麻省理工学院的病毒专家伊桑·赛纳博士和我。按照计划，我们要四月中旬出发，作为期三周的旅行，其中大约一周是到北越去。

这时候，传来了激动人心的消息：美国乒乓球队到中国去了。这是对全世界的信号：人民共和国准备向西方打开大门。对我们来说，这真是适时的巧合。这使我们想起了可以利用中国紧挨着北越的有利条件，申请到中国去。我们通过渥太华中国大使馆提出了申请后，就出发到河内去了。我们在越南实际上耽搁了十二天，走遍了各地。荣幸地会见了范文同总理和其他领导人。接着，相当突然地我们被中国大使馆召去，完全出乎意料地通知我们已经批准了我们的入境申请。

就这样，我和伊桑·赛纳在一九七一年五月十日进入了人民共和国，开始了我的中国之行。我们的主人中国科学院对我们的招待，从一开始就很热情，做了很周到的安排。

我们到达后不久，主人就征求我们的意见，问我们希望看些什么，做些什么。
我们提出要看看大学、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公社，当然还有长城、故宫、十三陵等旅行者非看不可的地方。这些都安排了，另外又加上参观施用针刺麻醉的外科手术，参观工业和贸易展览会，晚上还有宴会、看戏、看电影等等，日程安排得很紧。不久以后，我们会见了周恩来总理，和他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

周总理说话坦率，简单明了，直截了当。他明确表示在国际事务中，中国采取反对侵略的立场，尽管中国对美国过去的许多行为感到失望，但她还是真诚希望和美国建立友好关系。他自豪地谈到了他的国家取得的进步，以及社会主义的特殊贡献。他对我们本人和我们的科学工作很感兴趣，对美国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很熟悉，这使我们感到惊奇而又高兴。

和这个杰出人物的谈话，使我们对中国的每一个印象都添上了绚烂的色彩。
我们对这个国家的城市和农村以及学校和医院的访问，证实了他对中国越来越繁荣的信念是有根据的。

中国人在送别客人时总爱说：“希望你不久再来！”“希望你全家一起来！”想起我和伊桑一九七一年离开中国时听到的这些热情的话，同时感到虽然在中国看了许多东西，但还远远不够，我产生了再次访问中国的念头。

一九七二年六月到七月，我又一次到中国进行了访问。

这一次我真是全家一起去了。我和我的妻子戴尔以及女儿贝思谈起我一九七一年的中国之行时，她们的劲头起来了。我们又一次得到了入境签证，再次受欢迎到中国访问。一九七二年六月六日我们在上海机场降落，开始了比上一次长得多而且内容也很不相同的旅行。

我们全家都是从事学术工作的，对这次中国之行自然会有各种不同的特殊兴趣和期望。我的妻子曾经在幼儿园当过老师和园长，现在是一个街道诊疗所的儿童心理学家，她希望除了参观正式的教育过程外，也能看一看中国是如何教育那些特殊的孩子或有违法行为的孩子的。我的女儿是制陶工作者，她对中国艺术极感兴趣，特别想看看中国是怎么组织艺术创作和安排艺术家的创作环境。我自己是大学教授，希望增加对中国教育制度的了解，更充分地了解中国是如何训练青年去承担他们在明天世界上的任务。要达到这么高的要求，需要有比我们的旅行所容许的更多的学习时间，但我们力求做到这一点，以促进我们去了解新中国的戏剧性地变化着的生活。

这次旅行中，我们又看了不少我在一九七一年游览过的地方，但时间比上次充裕，看得更深了些。我们集中参观了托儿所、中小学、公共娱乐场所和工艺美术工厂。在这两次旅行中，我们共看了四所大学（广州的中山大学，上海的复旦大学，北京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的四个研究所（北京的植物研究所和微生物研究所，上海的植物生理研究所和生物化学研究所）。

虽然我们都很欣赏中国主人对我们的热情关怀和亲切招待，但我们不久就感觉到，每一个钟点都安排得满满的，使我们无法和其他中国人进行更直接的接触，无法从这种接触中取得那种较为淳朴和自在的乐趣。为了避免隔阂，我们提出不住豪华旅馆，不坐轿车或参观有很大的委员会的机构。对于这些要求，我们的主人大部分都欣然同意了。最重要的是，由于我一九七一年到马陆人民公社参观了一天，认识到中国的心脏是在农村，所以我们要求能多花一些时间参观一个公社。
尽管我相信我们的主人永远也不会理解我们存心想得到对他们国家的非正式的、 率直的看法，他们终于懂得了它对我们的重要性。

　要求的结果使我们简直没法更加满意了，或者说是更加吃惊了。主人为我们作出了安排，让我们到北京附近的芦沟桥人民公社参观几个星期。我们在这个公 社里和一个叫史振玉的七十三岁的农民、他的老伴、孩子和孙子们住在一起，在他们生产小队的麦田、稻田和菜园里参加劳动。我们参观了他们的学校、医疗站、 商店和工厂。这次无与伦比的经历使我们对中国公开宣布的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些目标所取得的进展，获得有血有肉的认识。此外，我们在这次参观中还结识了新朋友，并且对一种异国文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读者们可能因为中国是一个封闭的社会而怀疑我们得到的认识是否反映中国的真实情况。可以想象，中国只会给我们看他们办得最好的公社、效率最高的工厂、最现代化的实验室、最新的住宅和最好的商店。由于我们这些外国人只懂很少一点中文，我们不得不通过译员来了解许多情况。尽管我敢肯定中国人没有带我们去看他们会感到惭愧的中国社会的任何一个方面，而是在可能的情况下总让我们去看他们最好的东西，但我敢同样地肯定我们不可能会完全上当。我们不但在城市里可以不带向导和译员，而且就我们所知，也可在没有监视的情况下，自由地到处蹓跶，还可以几乎不受限制地用摄影机或笔记录我们所看到的任何东西。不仅如此，我们在这次访问中还因为有许多特殊情况而处于有利的地位，特别是我们可以和英语讲得很流利的中国朋友进行不受监视的交谈，他们对美国人提出的许多惹人恼火的关于中国的问题作出很坦率的回答。所有这些，使我们有可能把我们的反应和从官方收集来的材料加以比较。我公平地核对了材料，作了比较，所以可以满怀信心地说，我们的印象正确地反映了当前的中国社会。下一个重要步骤便是如何跟大家分享这些印象。我们希望对有关中国的知识宝库做出贡献。由于缺乏这种知识，我们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相当长期地遭受阻碍，而这种了解却能够促进我们两国之间的友谊。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