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科学家阿瑟·高尔斯顿：人民中国的日常生活（完）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我于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二年在中国访问的整个期间内，中国对我的巨大影响从来也没有减弱过。我曾想报道中国的情况，结果碰上各种各样的矛盾，如新的与旧的、不变的和变化极大的、积极的与消极的、出于意料的与可以预料到的等等。中国和亚洲的其他地区相比之下，以及和她自己不久以前的情况相比之下，中国人民的物质福利和新取得的有保障的生活是十分惊人的。当我了解到，苏联从一九六○年起就停止了援助，中国在没有任何外界帮助的情况下，完全是单独地进行建设时，就更为惊讶了。想要很好地说明这些情况，哪怕对我自己说明，都是极不容易的。

　　中国自古以来的特点就是幅员广大，历史上一向闭关自守，埋头于自身的事务。这些特点依然存在，继续使中国能够抵制外来的影响。这些特点无疑造就了一种环境，使中国得以统一，并有力量在内部进行激烈的社会变革，并接受这些变革。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另外一种力量才能说明中国革命之所以得到成功。

　　回顾我在新中国的经历，我发现一个渗透在社会各个方面的独特的社会理论基础——集体道德观——的力量。这种道德之发展有赖于每一个人的纪律性和合作，有赖于每个人压制自己的私心为集体事业服务并忠于集体事业。在那里，一般人似乎认为集体的福利和他们本身的最大利益是一致的。中国在人的价值观念上，是把集体事业而不是把个人愿望摆在前面，因此内心中的矛盾减到了最小限度。从我们在中国的经历中看，这种事例比比皆是。

　　不论在军队和大学里，还是在公社中，每当某一个人有突出的表现时，除了他本人之外，他所在的那个单位也都受到表扬。其理由在于他们确实认为任何人的活动都不可能是完全孤立的，每一个人都受到他周围的人的直接的或无形的帮助和辅导。

　　不少大学生向我们说，他们毕业后分配到任何地方的任何岗位上为人民服务，他们都愿意接受。他们似乎也是说了算数的，虽然每个学生必定都有个人的志愿，也许甚至想从事某一项具体工作。这些大学已经取消了学位制的教育，并且停止了出版学究气的刊物。他们在认真地考虑改革那些学位等作法，消除过去那种从追逐个人荣誉中得到的声望。

　　在芦沟桥的生产队里，有的人已经承担了劳动任务，并且负有责任，可是他们还一再自愿加班加点为集体谋福利。例如，他们在地里干了一整天的活之后，还半夜三更起来灌溉——这是蔬菜的命脉。凡从事这种突击工作的集体和个人在评定工分时都得到报偿;不仅集体受到表扬，另外还有额外收入。但是这种劳动的报酬不是按付出多少额外劳动的比例计算的，而且这种报酬也并不一定是有保证的。

　　同样，原来在大城市里具有第一流设备的医院舒舒服服地工作的医生们下乡去从事传教士式的工作，在那里建立新的保健中心，而那些留在城市里的同事则保证加倍努力来保持原有的医疗水平。

　　城市里的服务人员(电梯司机、旅馆服务员、小轿车司机、街道清洁工等等)在工作中都愉快地接受生活给他们带来的一切。每个劳动者似乎都不言而喻地认识到一切工作都对国家有贡献。这种思想武装了他们每一个人，使最平凡的工作也受到尊重，得到满意。

　　某些具体的社会措施加强了中国在改变和超越旧的人的价值观念方面的能力。让我们细想一下动员全国妇女从事劳动这一件事吧。这是对传统的中国生活方式的一个激烈的变更。这是因为在一个贫穷而工业又不发达的国家里要养活八亿人口，在经济方面产生了紧急的需要。今天，家庭主妇这一角色已几乎不存在了。在各种工作岗位上，包括工业、农业、教育、医药、甚至军队里都有妇女。妇女在争取和男子真正平等的过程中加强了地位，取得了进展，这必定使她们深深地体会到为了集体的目标而工作的意义。这件事促进了大量调整社会组织，结果建立了一个新的福利设施网，包括托儿所、幼儿园、工厂食堂等。全国各处母亲都参加了工作，这一事实对儿童生活的影响必然是儿童越来越不由家庭管理而请旁人代为管理了。这必然给政府提供了一个较大的可能来实行思想控制，使政府能从少年儿童开始就对人们灌输爱国主义和集体道德等思想。

　　人民解放军这一不寻常的组织和它所进行的活动，也说明并加强了中国的社会理论基础，即集体道德观。解放军的座右铭是“为人民服务”。

　　中国今天实行的经济措施加强了为集体服务这一基本理论，这在中国各行各业中都是很显著的。农民经常指出，一九五八年成立了集体组织之后，他们的生活开始提高了。工厂工人也把增加生产和提高生活水平归功于近来对集体劳动进行的改革。虽然对集体事业的热忱，部分来自他们的切身利益，但也反映出人民对国家的进步想要有所贡献的意念。鼓励芦沟桥农民生产既多又好的蔬菜的思想，是为了使北京的工人能得到又多又好的食品。北京月坛的工人知道他们生产最好的熔铁炉是为了中国自己制造半导体的零件，他们为能以大大低于进口货的价格把他们的产品提供国内各工厂而感到骄傲。这种对集体道路的信心和由此而产生的高度的工作热情在中国不是个别的事例，这代表了中国人民当前的情绪。

　　接受集体道德观念可以获得更大的保障，再加上高度的工作热情，结果就是对领导的信任。这样的看法是使人迷惑的，但是这在人民中国的日常生活中却是真实的。中国的广大群众信任他们的领导，因为领导向他们提供了生活中物质、教育和医药等方面所需要的一切。他们的领导鼓励群众进行“斗、批、改”，鼓励群众“敢想、敢干”、“政治挂帅”，而群众路线又把这种思想带给了全体人民。当一个农民在一个政治会议上提意见，指出麦子种得太多了，或者说西红柿地里除草的人力太少了，他的话是受到重视的。一九七二年的收成令人失望，领导不是空洞地表示遗憾，而是对防灾措施的不足提出了批评，并号召农民作出更大的努力来兴修水利。如果一个政治领导人工作失败了，许多问题就要加以重新考虑，改变做法。群众看到的是一个正如领导所说的行之有效的制度。

　　因此中国和任何其他的国家不同，中国的昌盛有赖于领导水平。今天人民所信赖的、有成就的领导人都是老前辈，他们有智慧，受到人民热烈的拥护，但是年纪都很大了。

　　今天的中国领导人经常是往前看的。虽然他们在进行急剧的改变上是小心翼翼的，例如他们不是仓猝地搞工业化，他们宁愿在一个以体力劳动而不是以机器劳动为主的社会里，采用农村生活的步调。但是他们已向群众预先说明必将发生的变革。毛主席在一九七○年时说过：“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

　　我和周恩来总理的谈话发挥了这一思想，这是那次谈话中最动人的一部分内容。他谈到ｘｘｘｘｘ时说，这对“人民是一次大锻炼”；当我问到怎样才能不断进步时，他阐述了领导方面认为哪些是对于未来十分重要的事情。

　　他指出老一代有责任教导年轻一代，因为年轻人经验不足。老一代人要不断地提醒他们有关革命的原则和历史。毛懂得这一点，并且一直相信人民会纠正社会上正在发展的危险倾向。毛就是这样成功地把继续革命的学说提高到一个新的认识的高度。我和另一位前辈领导人郭沫若会见时，他很生动地说明了在一个与过去保持坚强的连续性并相信自己有能力适应任何未来变革的国家里，是能够保持革命的高度热忱的。

　　访问中国之际，对我提出来的问题比解答了的问题还要多。访问中国之后，我在思考：在充满了竞争的西方，我们所了解的“人性”是否就是人类发展的唯一道路？中国唤醒了我年轻时代的一些理想，使我对我们社会上流行的、根深蒂固的、人人为己的哲学提出怀疑。中国广大群众的协作精神激起了我对中国的热情敬仰。目前中国和西方达成了和解，外加打开了过去封闭的互通情况的渠道，这些应该有助于使世界不致因过分剧烈的转变而感到突然。总的说来，中国的成就使我感到安心。中国是一个有决心而又团结一致的民族，已经解决了贫穷、饥饿、疾病、犯罪等等极为艰巨的问题。中国给世界带来的，更多的是希望而不是威胁。

　　出版日期:1975.03.20～1975.0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