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抗议国民党制造平江惨案暴行

纪念九一事变八周年和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大会

平江惨案的由来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原系湘鄂赣边红军游击队，于1937年9月改编而成。一团在平江嘉义集结，整训期间，设有一团办事处，在浏阳、修水等地设有通讯处。1938年1月，一团开赴江南前线，办事处、通讯处随即撤销。这时，中共湘鄂赣省委改编为中共湘鄂赣特委，涂正坤为书记。为掩护特委工作，党在嘉义设立新四军一团平江留守处，继续推进湘鄂赣边区国共合作，处理部队开拔后的遗留问题。安置伤病员和红军家属等等。涂正坤以新四军参议身份任留守处主任（亦称处长）。留守处起初有工作人员（包括家属在内）一百余人，1939年春，精减至三十余人。

　　1939年初，日寇步步向平江县境逼近。平江的地方政府随时准备捞上一把逃之夭夭。他们四处抓丁派款，各种冠以抗日救国的捐款数不胜数。更为不幸的是，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的部队，此时也从四川到达平江，不久，便开到了嘉义镇上。相形之下，国民党平江地方政府的搜刮本领，只能是小巫见大巫。除原有各项捐款一律照旧外，又增加了抗日劳军等税费。军粮和马粮完全按人口摊派，每户三担五斗不等，而且要的是晒干去皮的上等谷子。同时，还常以抗捐不缴，贻误抗日军饷为名，恣意敲诈勒索。

　　杨森部队和平江地方政府相互勾结，为所欲为，像二座大山压得当地的百姓喘不过气来。乡亲们常常感叹：我们的部队在这里就好了，我们不会遭这种难，为什么要开走啦！乡亲们说的“我们的部队”，指的就是新四军。新四军一团平江留守处门口，进出的乡亲总是川流不息。因为百姓把希望全都寄托在共产党身上，他们纷纷派代表来反映国民党军队对老百姓的蹂躏，述说自己的担忧，表示抗日的决心。

　　为了团结抗日，也为了舒缓百姓的怒气，涂正坤总是耐心地向大家分析国民党制造借口，破坏团结，实行分裂，为卖国投降大开门路的阴谋。他要大家不要冲动，以免被敌人钻空子。他说：“打鬼子是目前的头等大事。杨森部队虽坏，只要他们不公开投敌，我们还是要耐心争取他，万一日本鬼子占领了平江，共产党决不离开平江县的人民，一定和大家同生死，共患难，组织起来打游击，抗日保家。”涂正坤还鼓励大家积极深入到群众中去，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教育工作。正因为做了这些细致的工作，平江虽然谣言四起，但群众的抗日热情和信心，却愈加高涨起来。也正是如此，新四军平江一团留守处成了国民党的眼中钉，肉中刺，欲拨去而不快。国民党为了实现蓄谋已久的镇压群众的抗日活动，屠杀领导抗日的共产党人的阴谋，使尽了卑鄙无耻的手段：先是派遣特务暗探监视，并偷偷地张贴许多污蔑、谩骂和恫吓的匿名标语。随即又以便于经常联系为名，再三要求一团留守处搬进县城去，企图隔绝新四军平江留守处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伪县长公然对留守处的负责人说：“据报告，你们的工作人员很不守法令，到处大肆活动！地方人士已经有所表示了！这样下去，你们对后果要负责啦！”对于这种荒谬言论，一团留守处官兵当即予以严词驳斥。

　　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二十七集团军奉蒋介石的密令，派兵包围袭击新四军平江一团留守处，主任涂正坤，秘书长吴渊当场被枪杀。晚上留守处工作人员罗梓铭、曾金声、吴贺泉、赵禄莹（女）等人亦被枪杀和活埋。造成骇人听闻，震惊全国的平江惨案，新四军一团留守处遂遭破坏。　　平江惨案的发生并非是偶然和孤立的事件。

　　1938年10月下旬，武汉和广州相继失守后，中国的抗战形势便由抗战初期的战略防御进入了战略相持的新阶段。日本侵略者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企图已经破产，由于日军战线延长，兵力分散，在对华战争中已经显得财力、物力和人力不足。于是调整其侵华战争的方针，基本停止了对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军事进攻，而将其侵华军主要力量用于打击坚持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对国民党政府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铺的方针。而此时的国民党，以汉奸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已经叛国投敌；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集团，则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并在1939年初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前后制定了“溶共”、“限共”、“防共”、“反共”的方针和一系列防共反共的政策和办法。从此以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便在各地连续不断制造反共反人民的军事摩擦和流血惨案。而平江惨案就是一起较早的反共事件。

　　周恩来无情揭露和抗议国民党制造平江惨案的阴谋

　　平江慘案的消息二十天后才传到延安。周恩来是6月18日离开重庆返回延安的，他这次回延安正是由于国民党在各地制造的反共军事摩擦和政治反共事件愈来愈频繁且愈演愈烈，而寻求解决的办法。在国民党严密封锁消息的情况下，周恩来6月18日离渝前和返延途中对平江惨案的发生一无所知。

《新华日报》刊登的周恩来揭露惨案真相同记者的谈话和两次给陈诚的抗议电报

      7月2日，周恩来在延安得知事件的经过后，立即致电陈诚提出严重抗议。他在电文中说：“弟此次回肤（延安），原冀与敞党中央商讨巩固团结大计，并求平服摩擦事态。乃北事未平南变又起，推波助澜者大有人在。此种阴谋，弟敢断言决非止于反共，其目的必在造成国共裂痕，以便其破坏抗战，走入不得不对日妥协之途，其处心之深，用意之毒，显系破坏分子所为。吾辈矢志团结，坚持抗战，对兹惨案，必须有以善其后，方能得事理之平。否则激荡愈多，愤懑难抑，弟虽努力亦难收效矣。”电报还说：“请转呈委座，严令查明此案真象，对死难者请给以抚恤，对肇事者务请严予惩治，并责令保证以后再不发生此类事件，使中共党员得有生存之保障。”

　　7月19日，陈诚电复周恩来，反诬涂正坤等：“嘉义旧土匪潜在谋乱，在地方四出抢劫，枪杀国军来往官兵，灭尸缴械。二十七集团军派队前往剿办，该匪主力当即猛烈抵抗，双方激战，互有伤亡。涂正坤等召集土匪，扰乱后方，枪杀国军，灭尸繳械，危害地方，实属目无国法，该集团軍派兵前往剿办，維持后方治安，系适当处置。”

　　双方各执一词。

　　7月22日，周恩来再电陈诚近千言，历数新四軍通讯处功绩，从陈诚电中找出8处漏洞加以反駁。他指出：平江通讯处“向属合法机关，且与当地政府驻军久有联络，决不能诬为土匪机关”自湘鄂赣红军游击队开往江南编入新四军后，“其通讯处在平江一带协助政府肃清土匪，迭有成绩，文白（即张治中）史知之最清，今竞诬其为与匪相通，宁是有理？”“当武汉撤退，日军向南转进之际，当地土匪团队均曾劫夺散兵枪弹，独该通讯处招待散兵负责送还，当时驻军政府均有好评，一转瞬间，竞诬其灭尸缴械，其何能信？”“当弟由江南转往南岳之时，深知平江通讯处与地方关系素睦”，“而兄两至长沙，亦言湖南无磨擦，何相距月余况造此借口，怎能令人置信？”周恩来在电文最后指出：“倘兄愿弄清事实真象，以便公平处理，则请中央或九战区特派员专员同剑英兄前往查明，定可使此沉冤大白于天下。”同日，周恩来、叶剑英又写近两千言檄文，电告军令部部長徐永昌和军委各部长官，要求主持公道。

　　六天过去了，国民党方仍未见答复。7月28日，周恩来、叶剑英再电军政部长何应钦和军委各部长，恳请派公正大员前往详查。

　　电文又是石沉大海。

　　7月31日，周恩来答《新中华报》记者问，再次指出：“肇事者为我抗战之国军，遇害者亦为我抗战之将士，此等反共阴谋竞涉及抗战前线，不能不承认其计之毒，心之狠。盖武装惨杀，最易引起内讧，内讧一起，必致破坏抗战，此正中投降派制造内部分裂逼我中途妥协之阴谋。”他要求最高当局：“本大公无私之怀，必能平反此案，为死者伸冤，为生者保证其最低合法权利也。”

　　至7月底，毛泽东、周恩来都发表了談話，报纸也刊登了文章，电报打了5封，此事仍无結果。

　　中共领导人再也忍无可忍，8月1日，中共中央召集各界人士及群众数千人，在延安举行集会，追悼平江慘案死难烈士。毛泽东等参加大会。周恩来送了挽联，上书：

　　长夜辄深思，团结精诚仍是当今急务；

　　同胞须猛省，猜疑摩擦皆蒙日寇阴谋。

　　这副挽联，表达了周恩来的满腔悲愤和他以民族利益为重，维护团结抗日的精神。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用国法制裁反动分子》的报告。毛泽东首先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革命同志、抗日战士提出抗议，他指出，现在应该杀死什么人？应该杀死汉奸，杀死日本帝国主义者。但是，中国和日本帝国主义者打了两年仗，还没有分胜负。汉奸还是很活跃，杀死的也很少。革命的同志、抗日的战士却被杀死了。什么人杀死的？军队杀死的。军队为什么杀死了抗日战士？军队是执行命令，有人指使军队去杀的。什么人指使军队去杀？反动派在那里指使。这些反动派，他们是准备投降的，所以恭恭敬敬地执行了日本人和汪精卫的命令，先把最坚决的抗日分子杀死。这件事非同小可，我们一定要反对，我们一定要抗议！接着毛泽东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统一观，提出自己的统一观。他说：中国应该统一，不统一就不能胜利。但是什么叫统一呢？统一就是要大家抗日，要大家团结，要大家进步，要有赏有罚。现在统一了没有呢？没有。平江惨案就是证据。我们早就要求全国统一。第一个，统一于抗战；第二个，统一于团结；第三个，统一于进步。然而近来日本帝国主义的捣乱更加厉害了，国际帝国主义帮助日本也更加积极了，中国内部的汉奸，公开的汪精卫和暗藏的汪精卫，他们破坏抗战，破坏团结，向后倒退，也更加积极了。他们想使中国大部投降，内部分裂，国内打仗。现在国内流行一种秘密办法，叫做什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其内容全部是反动的，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是不利于抗战、不利于团结、不利于进步的。这种办法就是破坏团结的种种罪恶行为的根源。毛泽东最后指出，我们今天开这个大会，就是为了继续抗战，继续团结，继续进步。为了这个，就要取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就要制裁那些投降派、反动派，就要保护一切革命的同志、抗日的同志、抗日的人民。

风嘶雨号悼英烈

　　在重庆，原计划7月20日举行追悼会。后来因为还处在出《联合版》期间，若只举行追悼会，没有《新华日报》刊登消息，便不能更好起到揭露国民党的作用，于是就把追悼会延期在8月13日《新华日报》复刊这一天举行。这天下午三时，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在暴风雨中追悼新四军平江嘉义留守处被害烈士。到会的有卫戌总司令部代表田霖、警备司令部代表董其昌、各机关团体及本报代表多人。由第八路军参谋叶剑英主持。因诸烈士壮志未酬，身先惨死，来宾皆哀痛而泣下。叶剑英首先讲话，说平江惨案为中外所关切，“而尤其以八路军新四军前线将士忧虑悲愤莫可言喻。故必须了解，此系在日寇政治别动队托派汪派汉奸破坏团结活动的影响下所进行的事件。”他还说：“使各方明了平江事件并非中央及国民党同志之意见。而团结将更加紧，以打击日寇之政治阴谋活动。”接着，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致词，他指出我们今天的任务，是请求政府以国法惩凶顽，揭破汉奸、托匪和汪派在破坏团结中的阴谋活动，并加强统一战线工作。《新华日报》总编辑吴克坚，也提出本报读者对平江事件的询问和讨论。新四军代表肖正岗，则在最后致答词，他对平江事件觉极痛心外，并要求全国人民和国际人士主持正义公道，为死者洗耻雪冤。追悼会场上布满了挽联，奠帐。

　　《新华日报》与新闻检查机关、宪兵、特务相周旋，采取不同寻常的斗争策略，对这次事件作了及时报道。先是“七七”特刊连续三天登载“第十八某团军驻渝办事处同人哀告”。这个哀告措词比较温和，只说涂正坤等在平江遇害，没有述说惨遭杀害的经过，因此没有受到新闻检查的阻挠。8月13日《新华日报》复刊这天，又重新出了讣告，是叶剑英等南方局军事组几位大手笔起草的，名曰《追悼新四军平江留守通讯处遇害烈士启事》，全文长达两千多字。遣词比前次的哀告强烈，历数国民党二十七集团军派特务连杀害涂正坤等的残暴经过，对反共暴行和投降阴谋进行了谴责；“燕云之北，岭南以南，锦绣河山，繁华城市，都为犬羊窟宒，敌挟其雷霆万钧之势，正欲亡我国，灭我神，我国人同心合力，御侮救亡。犹恐不济，今竞置外盗于不顾，手足无情，自相鱼肉，天下为亲者痛仇者快之事，孰有过于此者乎？每读宋明历史，至其君臣播迁之际，未尝不太息痛恨于小朝廷上犹互相残害不已也。我国今值艰屯之会，有复兴之机，只有团结才能救国，分裂立召灭亡。宋明覆辙，可为殷鉴。”“半载以还，反共之声，与日渐长，传单小册，耳语口传，敌探肆其诡谋，奸人从而构扇，欲使统一之基，复归分裂，战胜之兆，消于无形，以达日寇速和速结之的，顽固分子反用之以增加国内摩擦。”

　　这则启事是没有送检的，这天报纸的四版下半版是《追悼新四军平江遇害烈士专刊》，也都没有送检。专刊的头条是三幅挽联，用四号字排印，周围加黑框。

　　第一幅是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挽联：

　　在困难中惹起内讧江河不说古今憾

　　于身危处犹明大义天地能知忠烈心

　　其次是毛泽东的挽联：

　　日寇凭陵国难方殷枪口应当向外

　　吾人主战民气可用意志必须集中

　　第三幅是叶挺和项英的挽联：

　　殉国死犹生祸起萧墙忍痛吞声悼忠烈

　　杀人奸且盗狠如鹰犬推波助浪快仇雠

　　专刊还刊登昨天在化龙桥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举行追悼会的消息。追悼会开会时正值狂风暴雨大作，编辑应景作题，在消息的引题上标出“风嘶雨号”，以示反动派屠杀新四军的暴行引起天怒人怨。另 有董必武和戈矛的挽诗，石西民的文章《血战大江南北的新四军》，以及涂正坤等烈士生平。

　　纵观由周恩来和南方局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平江惨案罪行所进行的揭露和抗议活动，实际上是一场凌厉的政治攻势，其结果是中共争得了政治和道义上的主动，而国民党方面则处于被动境地。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国民党当局尽管始终采取文过饰非的态度，仍然还是被迫表示对平江惨案要进行“严查”，将第二十七集团军一个姓余的连长关押收审，还答应对烈士家属予以抚恤，对新四军平江留守处进行赔偿。虽然所有这些承诺并没有一一兑现，然而这一切均表明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遭到一次失败，在社会上丧失了人心，而新四军在国内外的影响却日益增长，获得了国内外进步舆论的同情和支持。

　　平江惨案的发生和中共与之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过程均证明了周恩来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分析和采取的对策是完全正确的。周恩来曾经这样分析蒋介石集团：“蒋的思想基本上是反共的，不承认统一战线，实际政策在那里限共防共，破坏统一战线，存在着妥协投降的危险；但目前的方针及形式上还讲团结，还讲抗战，还不愿造成全国破裂的局面，这是蒋之思想与政策的最矛盾处，也就是他的政治特点。”因此，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一切反共阴谋活动，“应该据实揭发，适时抗议，有可能和必要时并给以打击”。周恩来和南方局正是这样做的。（来源：红岩联线，作者：孙志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