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三十二）

第三节 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

【新型的对外贸易关系】

　　对外贸易属于商品流通范畴，是一个国家同另一个国家的商品交换。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决定着这个国家对外贸易的性质。

　　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从来都是为资本增殖服务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通过不等价交换，残酷掠夺和剥削其他国家的劳动人民，攫取高额利润，不断加速资本的积累，到了帝国主义时代，商品输出同资本输出密切结合在一起，对外贸易更是垄断资本集团进行经济侵略和扩张，奴役和掠夺其他国家，攫取最大限度利润，争夺世界霸权的工具。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根本谈不上有自己国家的独立自主的对外贸易。从一八四0年鸦片战争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百零九年间。帝国主义国家凭借着强加于我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攫取了一系列向我国倾销商品和输出资本的特权。

　　帝国主义国家不仅强迫我国开放所谓通商口岸，并在我国开设银行，发行钞票；还完全控制了我国的外汇金融和对外贸易。帝国主义国家同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相勾结，凭借种种特权，低价掠夺我国的重要农副产品和矿产原料，高价向我国销售工业品，用不等价的贸易来攫取高额利润。

　　旧中国遭受着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对外贸易长期大量入超，严重破坏了国民经济。旧中国虽然名为农业国，但是粮食、棉花等重要生活必需品还要大量进口。旧中国的对外贸易，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吮吸中国人民血汗的孔道。

　　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跟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不同，是一种新型的对外贸易。它是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具有如下的主要特点，

　　(1)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是由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统制的、独立自主的对外贸易。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了顺利地建设社会主义，捍卫国家独立，必然要求实行对外贸易的国家统制或垄断。十月革命以后，托洛茨基、布哈林之流曾反对实行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主张以所谓‘关税政策’来调节对外贸易。这种谬论受到了列宁的严厉批判。

　　列宁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国与国之间贫富悬殊得惊人的时代，任何关税政策都不能生效。”“工业无产阶级如果没有工业保护是绝对不能恢复我国的工业、使俄国成为工业国的；这里的工业保护指的只是对外贸易垄断制，决不是什么关税政策。”

　　斯大林也强调指出：“取消对外贸易垄断制”，“就是使我国由独立的国家变成半殖民地的国家”。在列宁、斯大林的领导下，粉碎了托洛茨基、布哈林之流的机会主义路线，实行了对外贸易垄断，保障了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独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前夜，毛主席就明确指出：“人民共和国的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没有对外贸易的统制政策是不可能的。从中国境内肃清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这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者的集中表现)，还没有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只有待经济上获得了广大的发展，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才算最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而欲达此目的，没有对外贸易的统制是不可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政府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逐步地消灭了帝国主义所有制，驱逐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势力，废除了帝国主义在我国的特权，收回了海关管理权。外商操纵我国对外贸易经营和外汇金融、航运、保险事业的时代永远结束了。

　　同时，国家没收了官僚资本的对外贸易企业，建立了统制对外贸易的国家机关和国营对外贸易企业，逐步改造了资本主义的私营进出口企业。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对外贸易的半殖民地性质，使我国的对外贸易成为由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统制的，独立自主的对外贸易。

　　实行对外贸易统制，对保证我国政治、经济的完全独立，防御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抵制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广大国家和地区进行正常贸易往来，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2)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是在马克思主义路线指导下的平等互利的对外贸易。

　　在阶级存在的时代，任何一个国家包括对外贸易在内的对外政策和措施，都要反映这个国家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美国在南北战争前，南方的主要统治阶级是奴隶主。马克思在讲到美国内战时曾经说过：“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上，也同在对内政策上一样，奴隶主的利益成为指路的星辰。”

　　帝国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是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掠夺、侵略和战争，这就是帝国主义国家对外贸易所遵循的全部路线和政策。帝国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不仅是对发展中的国家进行残酷剥削的工具，而且还被用来作为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贸易歧视、经济封锁以及推行侵略和战争政策的工具。

　　加入国际帝国主义行列、妄图称霸世界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对内残酷剥削和压迫苏联劳动人民，对外疯狂地进行侵略和扩张，象列宁曾经痛斥的老沙皇那样，完全以“农奴制特权的原则对待邻国”。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通过对外贸易对它的“兄弟国家”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许多国家进行骇人听闻的剥削。

　　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必须遵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马克恩主义的革命外交路线。

　　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是建立在新型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是积极协作、平等互利、实事求是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各自按照需要和可能，通过有计划的贸易住来，相互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不仅仅是商品的交换，同时也是彼此在反对新老殖民主义和大国霸权主义，巩固政治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斗争中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的重要方式。社会主义国家愿意在需要和可能的条件下，不断扩大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互通有无，相互促进各国国民经济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共同发展。

　　“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从社会主义国家这方面来说，是坚决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根据需要和可能，区别情况，发展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往来的。

　　但是，在这种贸易往来中是充满着斗争的。“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美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后来，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步美帝国主义的后尘，对我国突然袭击，于一九六0年撕毁了同我国签订的几百个协议和合同，妄图从经济上搞垮我国。

　　但是，正如毛主席所预言的那样：“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经过长期针锋相对的斗争，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妄图通过封锁、禁运从经济上搞垮我国的阴谋终于宣告破产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同我国建立了贸易关系。在这种贸易往来中，仍然存在着激烈的斗争。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国际经济领域的一种阶级斗争。

　　毛主席早就指出：“我们同这些国家做生意以及假设这些国家在将来愿意在互利的条件之下借钱给我们，这是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资本家要赚钱，银行家要赚利息，借以解救他们自己的危机，并不是什么对中国人民的援助。”

　　因此，在对外贸易中，决不可以对国际资产阶级怀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还会通过对外贸易，不断地向社会主义国家传播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扩大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对这种情况，要提高警惕，坚决抵制。

　　社会主义国家在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中，要在进出口商品的价格、结账条件等方面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同一切违反平等互利原则的行为以及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贸易歧视进行斗争。

　　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贸易活动中，要充分估计到价值规律在世界市场上的作用。根据价值规律，一种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这种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在市场上是按照它的价值量来进行交换的。

　　但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怎样计算，这在国内市场上和在世界市场上是不同的。马克恩指出：“在一个国家内，只有超过国民平均水平的强度，才会改变单纯以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的价值尺度。在以各个国家作为组成部分的世界市场上，情形就不同了。国家不同，劳动的中等强度也就不同；有的国家高些，有的国家低些。于是各国的平均数形成一个阶梯，它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

　　这就是说，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平均的劳动强度，在这个强度下，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它的价值量，是一定的；当这个强度发生变化的时候，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它的价值量，也就发生变化了。由于各国的平均劳动强度不一致，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它的价值量，在各个国家是不同的。

　　世界市场是在各国市场基础上形成的市场，某种商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价值量，并不是取决于某一国家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是取决于把世界各国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在它的平均强度下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此，一个商品在世界市场上和它在国内市场上的价值是不相同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考虑进出口商品的价格的时候，必须充分估计到价值规律在世界市场上的作用。

　　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贸易活动中，研究和掌握世界市场上商品的供求状况，也很重要。世界市场上某种商品的价格，除了取决于这种商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价值量外，还受到这种商品在世界市场上供求状况的影响。

　　当某种商品在世界市场上供大于求的时候，这种商品的价格就会跌到它的价值以下；反之，就上涨到价值以上。当世界上还存在着很多资本主义国家的条件下，世界市场上商品价格早晚不同，是必然的现象。

　　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频繁爆发，国际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勾结和争夺，资本主义世界金融货币制度的动荡以及国际阶级斗争等因素，也给世界市场商品价格的变动带来很大的影响。这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贸易中经常遇到的问题。

　　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要在马克思主义的外交路线指引下，充分估计到价值规律、垄断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在世界市场上的作用，密切注意和深入了解资本主义经济和世界市场的状况，灵活地确定出口商品的合理的价格。

　　这样，就能在对外贸易活动中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使社会主义国家的出口商品卖得适当的价钱，为国家多提供一些外汇收入，避免在同国际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上当吃亏。

　　(3)社会主义国家对外贸易是在国家管理下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对外贸易。

　　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既是对外关系的重要方面，又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任务是在革命外交路线的指导下，适应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有计划地组织对国外的商品交换，使国家建设所必需的一些重要物资得到调剂和补充，以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要求它的对外贸易必须实行集中领导，统一对外的原则。只有坚持集中领导、统一对外，才能正确贯彻革命外交路线，才能保证对外贸易有计划地发展，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国家对外贸易的盲目性和竞争性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对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可能带来的破坏和影响。

　　集中领导、统一对外、就是在中央的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的基础上，根据不同的商品，确定公司之间、口岸之间合理的经营分工，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不是资本主义的“自由贸易”。因此，要反对“外汇挂帅”，反对资本主义对外贸易中相互争夺的那种经营作风。

　　同时，在集中领导、统一对外的前提下，也要充分注重发挥地方在对外贸易中的经营积极性。只有正确贯彻集中领导、统一对外的原则，才能使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积极的促进作用。

【对外贸易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社会主义国家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和资本主义国家根本不同。马克思指出：“对外贸易的扩大，虽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幼年时期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中，由于这种生产方式的内在必然性，由于这种生产方式要求不断扩大市场，它成为这种生产方式本身的产物。”

　　列宁也曾指出：“没有对外贸易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不能设想的，而且的确没有这样的国家。”在社会主义国家，对外贸易是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部门，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不取决于国外市场，而是取决于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取决于国内劳动人民的努力奋斗。“独立自主、自力更力”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也是对外贸易必须严格遵循的方针。

　　坚持还是反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历来是社会主义建设中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在我国，ｘｘｘ、ｘｘ一伙竭力反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拼命鼓吹“外援决定论”、“红色买办论”，贩卖仰人鼻息的买办洋奴哲学，妄图使我国永远沦为帝国主义的经济附庸。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决不允许走这条道路。刘少奇、林彪一伙对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卑躬屈膝，充分暴露了他们的叛徒嘴脸。

　　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发展对外贸易，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是有利的。把对外贸易放在可有可无的地位，认为无足轻重而加以忽视，是错误的。社会主义国家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决不是一切都要自给自足，闭关自守，决不排斥同兄弟国家和友好国家进行经济合作，相互援助，也不排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正常的贸易往来。

　　毛主席指出：“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生产自己所需要的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而且应该把对外贸易作为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比例关系的调剂手段。

　　通过对外贸易，进口某些必要的物资，可以调剂由于生产条件和自然条件所产生的某些产品和资源的暂时短缺，可以弥补由于偶然因素而造成计划安排中出现的暂时的缺口，可以引进先进技术以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技术改造；同时，也可以通过对外贸易，为国家提供部分的资金积累。

　　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同世界各国发展贸易，不仅无损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恰恰相反，而是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自力更生的能力，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增进同各国人民的友谊。

　　二十多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根据国家发展国民经济计划的要求，在各个五年计划时期，及时组织内外物资交流，对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正确贯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还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的关系，对外贸易和发展生产的关系。　　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同属于流通领域的两个经济部门，根本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满足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服务的，当然，在根本目的一致的基础上，也存在一些矛盾，主要是在某些时期对某些商品的出口量和国内市场供应量之间的矛盾。

　　正确处理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的关系，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实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在处理内外贸易的关系上，应从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出发，立足于国内市场，以有利于巩团工农联盟，发展国民经济。出口商品应尽可能做到内外销结合，这样，可以避免或减少由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发生激烈的动荡给我国造成的损失。

　　当然，国外市场也很重要，不容忽视。为了国内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适当进口一些物资，就必需积极组织出口。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总是相互支持的，为了从物质上支援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支援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总需要拿出一部分物资出口。内贸和外贸，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部分，它们的关系应该是在国家统一计划下的相互配合、相互协作的关系。

　　对外贸易和生产的关系，是流通和生产的关系。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是对外贸易扩大的物质基础。只有大力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才有充足的出口货源，才能进口更多的急需物资。

　　流通和生产的内在联系，要求对外贸易部门确立为生产服务的观点，深入工农业生产第一线，关心生产、促进生产；加强对国外市场的调查研究，主动向生产单位介绍国外新技术、新样品，引进新设备和优良品种，及时提出新的生产课题，相互支持，相互促进。进口和出口都应该有利于促进国内生产的发展。

　　引进一些新设备和新技术，是为了洋为中用，更好地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如果只顾局部，暂时的需要和利益，任意扩大和缩小进口或出口，对国内生产和技术的发展是不利的。

　　对外贸易和生产之间相互促进的这一面是基本的。但是，在对外贸易同生产之间也存在着矛盾，社会主义生产是有计划进行的，而世界市场是无政府状态的，这种矛盾必然会反映到对外贸易同国内生产之间的关系上来，当世界市场变化同国内生产发生矛盾时，计划机关和外贸部门就应及时作出适当的安排。

第四节 撕下苏修“国际分工论”的画皮

【谎言和事实】

　　苏修叛徒集团在国内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对外推行社会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剥削的政策。他们口头上说对“兄弟国家”实行国际主义，实际上从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出发，依靠霸主的地位，利用所谓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的枷锁，强行在“经互会”国家间推行什么“国际分工”、“生产专业化”和“经济一体化”。

　　苏修强使这些国家的经济适应它的需要，成为它的商品销售市场、附属加工厂、果菜园和畜牧场。苏修还对这些国家进行骇人听闻的剥削，使它们沦为勃列日涅夫新沙皇统治下的殖民地和附属国。

　　苏修叛徒集团起劲地鼓吹“国际分工”、“生产专业化”，硬说是为了“提高社会生产效果，促进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和劳动人民福利的高速度增长”。

　　但是，慌言掩盖不了事实。

　　苏修借口“国际分工”、“生产专业化”，把“经互会”其他成员国作为商品销售市场。苏修限制“经互会”其他成员国发展自己的燃料和原料工业，以便它高价向这些国家倾销燃料和原料。在苏修的压力下，这些国家大量进口苏联的燃料和原料。

　　六十年代，匈牙利等国不得不关闭许多煤矿和放弃在国内寻找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保加利亚国产燃料的自给率从一九六0年的百分之八十三点五，下降到一九七0年的百分之四十，近年来，又有进一步的下降。目前，“经互会”东欧成员国几乎全部石油和铁，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铁砂、木材，四分之三的石油产品、金属轧材、磷肥，五分之三以上的棉花、煤、锰矿石，都来自苏联。

　　从苏联伸到这些东欧成员国的所谓“友谊”输油管、“和平”电力网、“兄弟”天然气管道，成了这些国家能源的主要供应线。这样，苏修就把这些国家的原料、燃料和动力的供应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苏修依靠对这些国家的燃料和原料供应的垄断地位，大搞贵卖贱买，对它们进行残酷的剥削。

　　根据苏修官方的统计数字计算，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七一年，苏修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五个“经互会”成员国出口的石油、铁矿石、煤、皮棉、生铁的价格，同苏修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出口同类商品的价格比较，这五个“经互会”成员国被苏修榨取的超额利润达四十二亿八千万美元，其中，单从捷克斯洛伐克就剥削了十三亿多美元。

　　更有甚者，苏修倚仗它对“经互会”其他成员国的霸主权势和燃料、原料供应的垄断地位，蛮横地直接搜刮这些国家的资金，要这些国家“共同出力”开发苏联燃料、动力和原料基地。苏修强迫捷克斯格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和保加利亚等国拿出大笔资金到苏联开发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等等，其中，捷克斯洛伐克从一九六0年到一九七0年就先后向苏修提供多达二十亿卢布的贷款和投资。　　然后，苏修又回过头来把利用这些国家资金开发出来的原料和燃料作为一张“王牌”。强迫“经互会”成员国购买苏修的陈旧机器设备和其他产品，然后才向它们供应原料和燃料。

　　二十世纪初，列宁在揭露垄断资产阶级贪得无厌的本性时说：“它要从一条牛身上剥下两张皮来”。今天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比起它的前辈更为贪婪，更为狡猾，更为凶残，简直恨不得把一条牛一口吞下去。

　　据估计，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七三年，苏修通过不等价交换，使保加利亚、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五国蒙受的损失竟达一百九十亿美元。苏修的“头号贸易伙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受到的剥削最为严重，达六十四亿樊元。

　　苏修为了把“经互会”其他成员国的工业改变为适应自己经济需要的附属加工厂，强迫这些国家改组自己的工业生产结构；并按照苏修规定的品种、型号、规格生产产品，然后运往苏联。

　　例如，徳意志民主共和国被迫把六十家纺织厂改建为电机厂，并放弃了传统的飞机、拖拉机和大汽缸汽车制造工业生产，限制了黑色冶金工业，捷克斯洛伐克停止发展本国石油、锰矿开采业；匈牙利放弃了普通卡车，一千五百吨以上的船只以及传统的收音机制造工业的生产等等。

　　苏修为了争霸世界的需要，一方面使本国的民用造船工业集中制造军舰，另一方面则强迫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匈牙利，为苏联生产民用船舶和船舶设备。苏修铁路运输落后，就迫使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为它制造铁路车辆。

　　据统计，“经互会”其他成员国出口的船舶和船舶设备的百分之八十以上，铁路机车车辆的百分之六十左右，起重运输装备的近百分之五十，都是运往苏联的。更为蛮横的是，苏修竟要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内陆国家建立造船工业，专门为苏修船舶生产零件。当苏修的需要发生变化时，它昨天规定某个国家“专业化”生产的某种产品，今天就出尔反尔，强制这个国家转而“专业化”生产别种产品。

　　苏修甚至恬不知耻地下令它的“兄弟国家”在安排生产项目时要“更好地研究苏联的市场，它的需要，苏联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及前途”。苏修就是这样以霸主自居，明目张胆地威逼它的“兄弟国家”的经济服着苏修的指挥棒转。

　　苏修头目还勾结保加利亚修正主义集团头目，签订了一系列直接剥削保加利亚劳动人民的协定。据报道，一九七二年，保加利亚输送劳动力参加了苏联二百八十九项工程的建设，派出的工人仅在库尔斯克冶金联合企业就有五千名，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纸浆厂有二千名，在科米共和国接近北极圈的原始森林中伐木的有八千二百名。

　　苏修叛徒集团还借口农业“生产专业化”，把其他国家变成苏修的果菜园和畜牧场。他们强迫某些国家只能着重发展农业；在发展农业时，又不是首先发展满足本国人民基本生活需要的粮食。而是发展专向苏联出口的葡萄、苹果、柑橘之类的产品。

　　目前，保加利亚全国蔬菜产量的百分之五十，水果的百分之四十七点五，卷烟的百分之六十五点五，食品罐头的百分之七十八，酒类的百分之九十，都是为苏修生产的。

　　由于苏修的残酷压榨，使东欧一些国家和蒙古的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的破坏，造成这些国家经济畸形发展。捷克斯洛伐克由于专门生产某些供应苏修需要的工业品，因而大大影响了农业的发展，以致粮食不能自给，每年要从苏修进口占本国产量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粮食。

　　蒙古则成了苏修的畜牧场。直到现在，蒙古不仅不能生产机器、燃料等重工业产品，甚至连铁丝、铁钉、蜡烛、练习簿等基本的日用轻工业品也要靠从苏联进口。

　　事实说明，苏修叛徒集团所鼓吹的“国际分工”，完全是一种剥削同被剥削、霸主同附庸的分工。这同资本主义的“国际分工”完全是一路货色。

【驳所谓“最少劳动消耗”原则】

　　苏修叛徒集团恬不知耻地吹嘘说，他们的“国际分工”是根据“最少劳动消耗”原则来确定的。也就是说，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该生产什么，不应该生产什么，都要“根据自己最有利的自然条件”来决定。谁要是不同意他们的这种谬论，实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他们就叫嚷这将“导致社会劳动浪费，生产速度降低”，等等。

　　他们吹嘘的所谓根据“最少劳动消耗”、“最有利的自然条件”来确定“国际分工”的原则，撕下画皮一看，原来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鼓吹的“比较成本说”的翻版。

　　“比较成本说”的鼻祖是英国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他以利用有利的自然条件为借口，宣扬说“葡萄酒应在法国和葡萄牙酿制，谷物应在美国和波兰种植，金属制品及其他商品应在英国制造。”这就是说，根据所谓“最有利的自然条件”，应该是“工业英国，农业其他国家’。

　　李嘉图认为，这种资本主义的“国际分工”，似乎是一种同社会制度无关的自然现象，是不受历史的、社会生产条件的影响，只受自然、地理条件的影响，即地理环境决定的。

　　对李嘉图鼓吹的这种赤裸裸地为英国资产阶级服务的谬论，马克思早在一八四八年就作过深刻的批判，他说：

　　“有人对我们说，自由贸易会引起国际分工，并根据每个国家优越的自然条件规定出生产种类。

　　“先生们，你们也许认为生产咖啡和砂糖是西印度的自然秉赋吧。

　　“二百年以前，跟贸易毫无关系的自然界在哪里连一棵咖啡树、一株甘蔗也没有生长出来。”

　　这就是说，西印度之出现咖啡和甘蔗种植，并畸形发展为殖民地“单一经济”的局面，并不是自然条件决定的。西印度殖民地“单一经济”的畸形发展，完全是资本主义殖民制度造成的，是资本主义国家对殖民地残酷压迫和剥削的结果，地理环境、自然条件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它决不能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的决定性的原因。

　　一个国家有比较丰富的自然资源，这可以成为较快地建立起独立自主的民族经济的一个有利条件。但是，决不能得出结论说：某个国家因为某些自然资源不很丰富，就不能实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发展民族经济的方针，苏修起劲地贩卖“最少劳动消耗”原则，目的就是迫使它的“兄弟国家”畸形发展单一经济，以便这些国家永远沦为苏修肆意剥削掠夺的经济附庸。

【“经济一体化”的实质】

　　苏修叛徒集团并不满足于仅仅通过贸易和信贷手段强行建立“国际分工”，以控制和剥削“经互会”其他成员国，它还迫不及待地要将控制和剥削的“重心转移到生产领域中来”。它公开叫嚷：“经互会”国家的发展受到了“有严格划分的国界的经济市场”的妨碍，提出要“取消边界”，建立所谓“一个单一计划之下的单一世界社会主义经济”，并为此抛出了臭名远扬的“经济一体化”计划。

　　“协调”国民经济计划，是苏修推行“经济一体化”的开始。所谓“协调”国民经济计划，就是“经互会”其他成员国的国民经济计划，要根据苏修的“国际分工”原则，按照苏修的需要进行“协调”：凡是苏修需要的，都要列入计划，按质、按量、按时进行生产；凡是苏修不需要的，都要削减成停止生产，这还不够。

　　苏修还在“经互会”成员国之上建立工业、动力、运输、电讯、科技情报和银行等方面的所谓“超国家”的“经济合作组织”，从而对这些国家的经济计划、投资、产销、原材料供应和经营管理等方面实行严格的控制。苏修还准备进一步建立在劳动力、资金、产品、劳务等方面统统“一体化”的“国际经济综合体”，把它的“兄弟国家”统统都吞到苏修新沙皇的肚子里去。

　　苏修叛徒集团一九六四年提出的“多瑙河下游国家间生产综合体”的“建议”，便是它推行“经济一体化”的标本。他们打着解决“在发展社会主义国家某些相接壤的土地上的生产力的过程中会出现一系列的共同的经济问题”的幌子，要求罗马尼亚拿出半个国家，保加利亚拿出它北部的几个州，苏联则拿出靠近多瑙河的几个区组成所谓“国家间经济综合体”。

　　苏修叛徒集团这样任意侵犯别国的主权，肢解别国的国民经济，这在世界国家关系史上是罕见的。苏修叛徒们借口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超出了国界”，看到“经互会”其他成员国哪一块领土的经济比较发达，有可榨取的“油水”，就借口有共同的河流，共同的山脉，共同的地下资源等等，提出什么“综合体”，妄图把其他国家“综合”到苏修大帝国的版图中去、这同老殖民主义者吞并非洲时，任意拿起铅笔在地图上划一条线，作为他们“钦定”的国界又有什么区别!

　　当苏修这一“建议”遭到全世界人民特别是罗马尼亚人民的激烈反对而破产以后，它变本加厉地采取阴险毒辣的手段，控制和掠夺它的“兄弟国家”。一九七一年七月，苏修叛徒集团又抛出了经过精心策划的所谓《关于进一步加深和完善经互会成员国的合作和发展其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综合纲要》。

　　《纲要》规定，“经互会”各成员国在十五年到二十年内分阶段实现生产、科技、外贸和货币金融等方面的“一体化”。为了实现这个纲要，苏修大力加强和建立了许多新的“国际经济合作组织”等超国家机构。

　　在这些机构中，苏修公开要求“经互会”其他成员国确认“苏联起主导作用”；公然反对这些国家“把扩大再生产过程人为地限制在本国范围内”，强迫它们服从苏修掠夺的需要，改组本国工农业生产结构，不仅要实行“企业和部门的专业化”，而且要实行“整个国家经济的专业化”，直到建立统一的“世界社会主义经济综合体”。

　　通过这些机构，苏修直接控制了“经互会”其他成员国的工业生产、动力交通和财政金融等经济命脉；它甚至向一些国家的有关部门派出“代表”、“顾问”、“专家”坐镇监督执行。这样还嫌不够，近年来，苏修又打起所谓“国际所有制”的旗号，强行把“经互会”其他成员国的一些重要企业、部门并入苏修主宰的“国际联合公司”。

　　这种所谓“联合公司”，实质上是另一个超级大国搞的“跨国公司”的翻版。它不仅有权“协调”有关国家的“生产专业化和协作”，而且还有权“分配订货，协调科技政策”，以及修建新企业等等获得的利润将由“苏联起主导作用”的“联合公司领导机构分配”，“分得的利润不征税，可以在联合公司所在国购置商品，或自由汇往协定参加国。”

　　可见，苏修控制的名为“国际联合公司”的国际垄断组织己成了“国中之国”。总之，“经互会”早已成了苏修叛徒集团推行新殖民主义的工具。对苏修来说，“经互会”其他成员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独立的经济体系，统统是不存在的。它可以予取予求，任意宰割。

　　摆在我们面前的，完全是赤深裸的宗主国对殖民地的强暴统治和残酷剥削的关系。苏修叛徒集团供认：现在组成“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大家庭”，同当年“把各苏维埃共和国联合成为统一的苏联”，在“原则上”是一样的。这同当年希特勒鼓吹建立日耳曼世界帝国的论调一模一样。

　　苏修的野心当然绝不限于奴役“经互会”国家，它早己把“国际分工”扩展到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勃列日涅夫胡说什么：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只有同苏修“合作”，才能“建立独立的民族经济”(在一九六九年六月七日莫斯科黑会上的发肓)。

　　另一苏修头目则鼓吹“对苏联来说，这种合作还为更广泛地利用国际分工的优越性提供更多的可能性。我们可以从这些国家购买数量日益增多的它们的传统商品——棉花、羊毛、皮料、有色金属精矿、植物油、水果、咖啡、可可豆、茶叶和其他原料以及制成品”(苏修一头目在苏修二十三大的报告)。苏修帮助亚非拉国家建立独立的民族经济是假，千方百计地掠夺这些国家的“传统商品”是真。

　　据估计，苏修橡胶进口的百分之九十五，棉花进口的百分之九十二，都是从亚非拉地区攫取的。苏修对中东的石油、智利的铜、玻利维亚的锡、北非的水果和酒、东非的肉类产品，无不垂涎欲滴。

　　过去，老殖民主义者对这些地区的“传统商品”的掠夺，曾经给亚非拉人民带来贫穷和灾难、饥饿和死亡。今天，在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蓬勃高涨的形势下，苏修叛徒集团仍然迷恋着这种所谓“传统商品”，只能说明他们顽固地步老殖民主义者的后尘，只能说明他们是亚非拉人民的死敌。

　　苏修在对外经济关系上，象它在国内一样，是好话说尽， 坏事做绝。不管苏修玩弄什么美丽的词藻，披着什么漂亮的外衣，采取欺骗的伎俩，还是采取威逼的手段，来推行它的“国际分工”和“经济一体化”，结果必然是走向自己的反面。苏修大帝国必将在苏联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反抗浪潮中，彻底崩溃，彻底灭亡。

第十五章 结束语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沦，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和发展的运动规律，指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必然趋势，鼓舞着全世再无产阶级和亿万劳动人民为共产主义的胜利而斗争。

　　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和亿万劳动人民最崇高的理想，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千百万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同亿万革命人民一道，为来实现共产主义，高唱着“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的革命战歌，不怕牺牲，前赴后继，不断粉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破坏阴谋，在地球的广大地区，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掀起了日益强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为在全世界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而英勇斗争。

　　社会主义社会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必经的历史阶段。列宁指出：“人类从资本主义只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生产资料公有和按劳分配。”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还存在着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和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表现在阶级关系上，必然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

　　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任务，就是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逐步地清除资本主义的因素和残余，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断趋向完善，使广大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不断得到提高，以促进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击退资产阶级的任何反抗，彻底战胜资产阶级，杜绝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最后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以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

　　因此，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必要准备，共产主义社会又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然趋势。“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的和最高理想。

　　马克思主义是最革命、最科学的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它指引着国际无产阶级和亿万劳动人民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斗争，为建设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而斗争。

　　共产主义社会是彻底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差别的社会，是全体人民具有高度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的社会，是全体人民具有高度劳动积极性和自觉性的社会，是具有极其丰富的社会产品的社会，是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的社会，是国家消亡了的社会。

　　正如马克思所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人类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要求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联合起来，进行艰苦卓绝、坚韧不拔的长期的共同斗争，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全面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创造条件。这些条件是：

　　第一，彻底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包括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彻底消灭资产阶级法权。

　　在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大对抗阶级之间始终存在着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如果不彻底战胜、彻底消灭已经存在的老的资产阶级和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资本主义就有复辟的危险。在这种条件下，当然谈不上转变到共产主义社会，

　　在社会主义社会，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资产阶级法权将长期存在，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将长期存在。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必然要通过巩固、扩大、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和三大差别的途径，来反对无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

　　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在党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基本路线的指引下，无产阶级必将创造条件逐步限制以至最后消灭资产阶级法权，逐步缩小以至最后消灭三大差别，把资产阶级这个最后赖以安身立命的基础彻底摧毁，实现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社会，要求“造就全面发展的一代生产者”。什么是全面发展的生产者呢?什么是造就全面发展的生产者的道路呢?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既回答了什么是全面发展的生产者的问题，又为造就全面发展的生产者指明了一条光辉的道路。

　　毛主席指出：“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到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入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全面实现毛主席的《五·七指示》，使得工、农、商、学、兵每一个劳动者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做到拿起铁锤能做工，拿起锄头能种田，拿起枪杆子能打击敌人，拿起笔杆子能批判资产阶级，这样，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必然会大批大批地涌现，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资产阶级法权和三大差别必然要逐步归于消亡。因此，《五·七指示》的道路，是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由之路。

　　第二，实现单一的生产资料的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使之成为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

　　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这样两种形式，此外还存在个体所有制的残余，因而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

　　在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还没有提高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时候，在个体所有制的残余还没有完全消失的时候，农民还不可避免地保留着原来小生产者的某些固有的特点和习惯势力。在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存在着产生新富农的土壤。　　同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也会受到资产阶级及其在国家机关中的代理人的破坏，存在着蜕化成为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可能性。要使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劳动群众手里，是一个相当长的斗争过程。

　　因此，一方面，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保卫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另一方面，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思想觉悟的提高，有条件地、有步骤地使集体所有制由低级向高级、由小到大地向前发展，并实现从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

　　从限制所有制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到最终消灭所有制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即使到了全民所有制成为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的时候，它的性质仍然是社会主义的。它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才能发展成为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我国人民创造的人民公社，是解决这个过渡问题的一种最好的组织形式。

　　第三，高度发展社会生产力，使社会产品极大丰富，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

　　从社会主义社会转型到共产主义社会，是生产关系的一个巨大的飞跃。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是实现这一飞跃的物质条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发展和日趋完善，为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开辟了并且日益开辟着广阔的道路。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就有可能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共产主义因素逐步地得到发展；而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将要求从整体上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变革为共产主义生产关系，为生产力发展开辟更加广阔的道路。

　　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是以生产资料的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为基础的。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商品将要消亡，社会主义的直接社会生产将要转化为共产主义的直接社会生产；从而，计算社会产品所包含的劳动量也将直接以劳动时间为尺度，产品的交换也不再以货币为媒介，而实行着社会的直接的分配；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虽然还将存在先进和落后、正确和错误的矛盾，但是已失去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性质；在个人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将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

　　这一切，离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是办不到的。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当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

　　“这种划分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它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在共产主义社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决不是现时代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所能比拟的。因此，实现共产主义，必然要求极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

　　第四，全体人民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的极大提高，具有高度的劳动积极性和自觉性。

　　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资产阶级的存在，由于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的存在，资产阶级思想和传统恶习也还要长期存在，并且必然要侵袭到劳动人民的队伍中来，侵袭到政治生活和党的生活中来。

　　在思想文化战线上。无产阶级必须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必须同资产阶级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斗争，在劳动人民中进行长期的、耐心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才能逐步肃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不断提高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为使劳动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创造精神条件。　　“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那时人们从事劳动都是由于觉悟到必须为共同利益而工作。”在社会主义社会，这种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劳动者，在同资产阶级思想斗争中，在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的过程中，正在大批成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提高了亿万群众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各个领域的阵地。毛主席教导我们：“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在干部和群众中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组织干部和群众认真填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社会主义社会转变到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达到胜利。“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

　　第五，在世界范围内消灭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剥削制度，国家自行消亡。　　当着世界上尚存在着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剥削制度的时候，一个或若干个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后胜利?这是当代的一个重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分析了苏联的国内外环境，明确指出：“我们是被那些公开表示极端仇恨我们的人、阶级和政府包围着的。必须记住，我们随时都有遭受各种侵袭的危险。”“只有在全世界范围内，只有靠各国工人的共同努力，オ能够最后取得胜利。”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完全背叛了列宁的遗训，一再宣扬什么在苏联“社会主义不仅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而且取得了彻底的胜利”(赫鲁晓夫在苏修二十一大的报告），苏联已“消灭了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经济可能性”（赫鲁晓夫在苏修二十二大的总结报告)。苏修叛徒炮制和宣扬这种“理论”，他们的阴谋就是在国内掩盖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在国外放手同另一个超级大国美帝国主义互相争夺，妄图主宰世界。

　　毛主席对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不能单独在一国取得最后胜利的理论，有重大的发展。毛主席针对现代修正主义对列宁主义的歪曲和背叛，明确指出：“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因此，轻易地说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错误的，是违反列宁主义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毛主席的指示，批判了苏修所谓社会主义在一国可以取得完全、彻底“胜利”的“理论”，为全世界无产阶级指出了共同斗争的根本方向。

　　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从来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其他国家人民没有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以前，一个或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因为，当着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人剥削人的制度还在世界上存在的时候，国际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来，社会主义国家就始终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存在着国际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

　　在这种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内、对外两方面都不能削弱，而是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根本谈不上国家的自行消亡。“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权力，消灭党，全人类都要走这一条路的，问题只是时间和条件。”要“努力工作，创设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

　　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有义不容辞的国际主义义务，尽自己的所能，支援世界革命，同世界各国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同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团结起来，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夺取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为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到底。

　　毛主席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共产主义的原理，结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而准备条件的指路明灯。

　　根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马克思主义路线为纲，无产阶级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并转变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根本保证。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权力，“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干净地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

　　从社会主义社会转变到共产主义社会，意味着要最后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无论在生产关系或是在上层建筑方面，这一转变都将是一种质的巨大飞跃，是一个长期的斗争过程，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

　　现代修正主义者散布从社会主义社会转变到共产主义社会不需要社会革命的谬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是一种“无冲突论”的唯心论的形而上学思想。唯物辩证法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

　　从这一社会向另一社会转变，都是人类社会内部矛盾运动即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同的矛盾运动的结果，都是一个革命的过程。只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因此，从社会主义社会转变到共产主义社会，将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马克思主义路线指引下的一项自觉地创造历史的革命活动，同时也将是无产阶级经过长期的、艰苦的、曲折的斗争，最后战胜资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消灭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的一次深刻的社会革命。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当代，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的敌人纷纷打起共产主义的旗号招摇过市，欺骗群众。

　　苏修叛徒集团的假共产主义，便是各种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集中表现。苏修叛徒集团正是在这种假共产主义理论的掩护下，把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今天的社会帝国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必须在同苏修的假共产主义理论作斗争中前进。

　　本书各章依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分别对这种假共产主义理论在生产关系方面的各种表现进行了批判。苏修假共产主义理论的核心，是通过否认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自始至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基本理论，策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行残酷的阶级斗争，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变社会主义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

　　毛主席指出：“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假共产主义，真资本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这就是问题的本质。

　　一九六一年十月，赫鲁晓夫在苏修二十二大声称，“在二十年之内(指一九六0年到一九八0年——引者)我们将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一九六四年，赫鲁晓夫垮台了。勃列日涅夫继承了他的假共产主义事业。

　　到一九七五年，苏修的所谓共产主义社会，已“建设”了十五年，再有五年就“基本上建成”了，奇怪的是，作为赫鲁晓夫二世的勃列日涅夫，现在连哼一声“二十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也不敢哼了。

　　那么，苏联今天到底是个什么社会，总要有个说法呀！于是，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绞尽脑汁，摇断笔杆，终于抛出了一个“统一见解”，说：苏联“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且为顺利建设共产主义创造了条件。”

　　这个“统一见解”，好就好在它自我宣布这帮叛徒们原来炮制的假共产主义已经破产了，看：还差五年就要“基本建成”的“共产主义社会”，忽然变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变的好快!

　　其实，“二十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也好，“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好，这两片薄薄的面纱都盖不住苏修叛徒集团复辟资本主义的狰狞面目。“当顽强的历史事实把自我欺骗的一切醉梦驱散的时候，这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就化为一种可怜的哀愁。”

　　ｘｘｘ、ｘｘ一伙在共产主义问题上也散布了不少谬论，他们一会儿说共产主义要“拿‘产’字作旗帜”，要“大家发财”；一会儿说共产主义就是“公产主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一段话，也是共产主义之原始的思想”。

　　这种不要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所谓“公”，就是奴隶主、地主、资本家的“公”；这种不要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所谓“产”，就是奴隶主、地主、资本家的“产”，就是这一小撮剥削者“大家发财”。他们重新拾起二千多年前中国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孔老二提出的所谓“天下为公”的口号，正好暴露了这一伙叛徒、卖国贼妄图充当二十世纪的奴隶主的丑恶面貌。

　　这种所谓的“公产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者离何止十万八千里，而同苏修的假共产主义则是一路货色；苏修早已把苏联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所共同创造的财富掠夺了去，变成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公产”了。刘少奇、林彪一伙散布这种谬论，证明他们和苏修叛徒集团是一丘之貉。

　　毛主席指出：“苏修、美帝狼狈为奸，做了这么多的坏事、丑事，全世界革命人民是不会饶过他们的。世界各国人民正在起来。一个反对美帝、苏修的历史新时期已经开始。”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比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因而具有更大的危险性。

　　当代的世界存在着四大矛盾：
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矛盾；
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
帝国主义国家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
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必将日益激起各国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参加反对帝、修、反的伟大革命斗争。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博物馆(在社会主义国家)；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患夕”，快进博物馆了。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是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基本路线的理论基础，是无产阶级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

　　认真学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将使我们加深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更加自觉地执行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更加热爱社会主义制度，积极工作，努力奋斗，为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

　　革命在发展，人民在前进。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灭亡，共产主义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的曙光就在前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