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风云激荡，中国如何从亡国边缘跃居世界第一大工业国（二十七）

　　抗美援朝战争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另一边中国国内的生产恢复、社会改造的运动已经全面展开。对于中国这个在1860年代即已经进入了工业化起步阶段的国家，到了九十年后的1950年，何以要重新开始全面工业化的征程。我们不妨再次通过下面的对比，来看看当时中国与世界各大工业强国的差距。照片1946年，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制造厂组装的Zis-110（吉斯-110）防弹轿车。斯大林汽车制造厂前身是莫斯科阿莫汽车厂（AMQ），1924年，阿莫汽车厂生产出了苏联的第一批10辆阿莫-Φ15型轻卡，揭开了苏联汽车工业发展史的第一页。到20年代末，苏联汽车年产量达到2000辆，但是远远满足不了市场需要，道路上行驶的汽车90%依靠进口。

1928年，斯大林撤换了阿莫汽车厂负责人，并下令扩大该厂规模，生产载货汽车、客车和轿车，同时也改名为斯大林汽车制造厂，斯大林还向该厂下达了为政府领导人研制高级轿车的命令。1933年后生产了其主要车型吉斯-5、吉斯-8、吉斯-16.1936年，斯大林汽车厂模仿美国豪华轿车帕克德（Packard）制造出了供政府公务专用的8缸高级轿车吉斯-101.按照斯大林的命令，首批吉斯-101配备给了当时苏共中央主席团（即政治局）委员和5位元帅乘用。

1941年初，该厂以吉斯-101为基础制成防弹轿车。二战胜利后，苏联成为半个世界的主宰，领导人们需要新的汽车，于是催生了Zis-110防弹轿车。该车自重2.5吨，采用8缸6升发动机，功率140马力，车速每小时135公里。具备电动雨刷、点烟器、车载电台等先进装备。至1958年停产，总产量2089辆。另外还有一种Zis-115，只生产了40辆。1953年3月5日，执政达21年之久的斯大林突然病逝。1956年，赫鲁晓夫为了否定斯大林，下令将斯大林汽车厂改名为利哈乔夫汽车厂，简称吉尔（ZIL）“利哈乔夫”是汽车厂前厂长的名字。

斯大林曾将吉斯-110作为礼物送给毛主席。这样，苏联的吉斯轿车一直作为我国领导人的座驾，直到1964年10月，国庆节前30天。长春一汽生产的40辆崭新红旗轿车聚集在北京，最终取代苏联吉斯轿车，担当国庆15周年迎送外宾任务。红旗轿车随后成为中国国家元首和国宾的专用车。

　1949年，苏联列宁格勒的一座足球场准备进行比赛，街道上车水马龙，显示了这个新兴超级大国的繁荣。

　　1950年3月24日，英国克莱德班克（Clydebank）的约翰布朗造船厂（John Brown’s Shipyard）俯瞰。右下方是最老式的港口起重机，现在全世界能保存下来的此类工业遗迹并不多见。作为世界第一个工业化国家，现在的英国早已失去了当年工业崛起时的勤奋努力。

　1952年3月30日，美国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NAC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前身）Dryden飞行研究中心，停着的X系列验证飞机。包括世界第一种突破超音速的火箭飞机——X-1。六架飞机左起：D-558-II、D-558-I、X-5、X-1、XF-92A、X-4。

　　1953年，美国洛克希德公司研制的XFV-1垂直起降验证机。二战期间，德国在垂直起降飞机研究方面领先，美国在二战后劫掠了大批德国科研人员。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使得大量资金流向军工领域。美国海军提出了研制垂直起降飞机的计划，由洛克希德和康维尔公司投标竞争。均安装一台YT40-A发动机，功率达5294千瓦。直到1954年才对外公开照片。1955年6月项目下马，原因是缺乏实用的弹射座椅。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摧毁了欧洲，美国人凭借从欧洲掠夺的技术资源，迅速提高了自身在航空、航天、电子、军工等尖端领域的科研实力。将最先迈入工业化门槛的欧洲，甩到了身后。

　1956年，美国萨拉托加号攻击航母（CVA-60）离开纽约港。该航母1952年12月在纽约布鲁克林海军造船厂开工建造，是福莱斯特级的第二艘，当时造价2.14亿美元。1955年10月8日下水，1956年4月服役，满载排水量7.63万吨，舰员2860人，航空人员3100人，装备80架舰载机，4部弹射器。参加过越南战争、海湾战争，直至1994年8月退役。萨拉托加号航母身后，纽约曼哈顿岛上的摩天大厦群，都是美国在1895年至二战前修建的，比上海陆家嘴的摩天大厦群要早70年。

1950年12月，抗美援朝战争三次战役的时候，浙江杭县（今杭州余杭区）农村冬学普遍展开。图为挟着课本上学去的农村妇女。（资料图片王纯德摄）

看了上面苏联、英国、美国的工业科研水平，在来看看中国的情况。工业发展中，人口资源是最重要的基础要素。然而新中国成立之时，全国5.5亿人口中有4亿多都是文盲，文盲率高达80%。农村的文盲率更高达95%以上，有的地方甚至十里八村也找不出一个识文断字的人来。文盲和人才短缺，成为中国发展道路上的亟待解决的难题。要把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改造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家，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知识是一个根本问题。

早在1945年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那时，他已清醒地看到，文盲充斥的现状将会给建设一个新中国造成多大阻碍。事实上，并没有等到解放战争结束，解放区的扫盲工作就已经开始了。那时，解放区里每到冬天农闲季节，农民们便会被组织起来读书、识字。由于这种学校只在冬天开课，因此大家叫它“冬学”。但各地冬学水平参差不齐，教材、师资和组织形式也千差万别。解放后，重新规划冬学，成为教育部的头等大事。

1950年9月20日，教育部和全国总工会联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马叙伦在开幕词中开宗明义，表示工农教育应该以识字教育为主。来自中央、各大行政区教育部门、妇联的工作人员，以及工人、农民业余学校的模范教师和学员共400余人参加了这次会议。令代表们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会议进行到第七天时，毛泽东、朱德等国家领导人亲临现场。这本身就说明了国家对于扫盲工作的重视。

1950年底，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扫盲运动轰轰烈烈的展开了。各省市县布置扫盲任务，开办扫盲班，基层一直深入到各个村镇。这只是新中国建国初期，延续十几年的扫盲运动的开端。经过数次全国性的扫描运动后，到1958年，全国已有9000余万人参加文化学习，3200万人达到扫盲毕业标准。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有四分之一的县市基本上扫除了青壮年文盲。黑龙江省成为全国第一个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身份。

1951年，河北定县翟城村开展冬学。图为参加冬学的学员们在上课。(曹兴华摄)

　1955年，辽宁省复县沙坨村的扫盲班在地里通过实物进行扫盲教学。

　　对于农民来说，识不识字还不算太紧要，但是工人如果不识字，那是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工业事故的。在1951年年底，全国各地都开办起了扫盲班。据统计，这一年仅工厂工人，就有170余万人参加了学习。在一本1951年由工人出版社出版的《职工业余学校识字课本》中，第一课的内容是“工人”和“做工”两个词，极具工人特色。随着课程的深入，在这套课本第三册中出现了“水蒸气”、“雾的成因”、“空气和风”等介绍自然常识的内容。

照片为1957年，辽宁抚顺老虎台煤矿有4000多名矿工，参加扫盲学习。图为课余时，学生们和张凤仙(女)老师交流。(王少清摄)

1958年5月，四川郫县太平乡红星三社女社员倪怀凤，通过刻苦学习掌握了1500多个生字。图为倪怀凤(中)正在领取扫盲毕业证书。(孙忠靖 游云谷摄)

　　1958年，北京市宣武区椿树胡同管界内的624名文盲中有557人参加了扫盲学习。图为一个扫盲小组在练习写生字。照片里的这些妇女活到现在，应该至少有七八十岁，连孙子都成人了。她们的子孙绝不会还带着文盲的帽子。

　　1958年9月，福建省福州市生活在水上的妇女在船头练习写字。解放前，福州市的水上居民中妇女几乎100%都是文盲。解放后，她们组织了识字班，在当地小学教师的辅导下开展扫盲学习。

　　1949年我国约有人口5.5亿，文盲率高达80%。文盲成为新中国发展道路上的拦路虎，扫盲成为摆在新政权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1952年中国开始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扫盲运动；1956年，周恩来总理号召全国人民向现代科学文化进军，于是，第二次扫盲运动又掀起高潮；两年后，陈毅元帅在有关会议上说：扫盲是使6万万人民睁开眼睛的工作，非干好不可，第三次扫盲运动吹响了号角。从1949年到1960年约有1.5亿人参加了扫盲和各级业余学校的学习。照片为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浙江省桐乡市崇福镇虎啸乡的扫盲班。

1890-1900年代。明治时代日本东京的京桥，可以看到有轨电车、马车、手推车、挑夫混杂并行。这是日本工业化的起步阶段，只要是西方新出现的事物，日本人会竭尽全力引进并“山寨化”。对“造钢铁机器以富国强兵”的企图心，使这个弹丸小国迅速崛起。当然，要学造机器要有技术，要学技术就必须提高文化水平。



谈到近代中国的工业化，有一个很好的参照目标是日本。中国和日本在1860年代先后启动了近代工业化进程，然而到了百年之后，日本成功地跻身工业强国行列，而中国依然在贫弱困苦中挣扎。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国在洋务运动时期的工业化，由于封建保守势力的挚肘，只能着重对“器”的引进仿制，却无法从基层对“人”的教育改造。而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阶段，就全力以赴地进行了对日本封建社会结构和人的改造。这种150年前就已经确立的差异，决定了中国和日本在近代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明治维新是从1868年到1889年大约20年间，日本自上而下地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主要内容概括为：废藩置县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废除封建武士等级特权、废除贱民称号、建立近代义务兵役制，改革地税、创办国营资本主义企业和奖励私人兴办企业，以及改革历法变太阴历为太阳历等等。这一系列的资产阶级改革，体现了明治政府的三大政策，即：政治上的“富国强兵”，经济上的“殖产兴业”和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事业上的“文明开化”。三大政策中，文明开化是关键，是基础。

文明开化，就狭义来说，主要是指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近代化和普及。当时明治政府提出的文教政策有三条方针，即：(一)普及初等教育，以提高一般国民的文化知识水准；(二)本着少花钱多办事的方针，少而精地创办高等教育机关，以培养工业化的指导者一类高科技人材；(三)通过教育特别是技术教育，迅速消化、掌握从欧美先进国家摄取来的科学技术成果。教育，是出人材的、社会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的总工程枢纽。

以小学为一切学校教育的基础，抓小学全力以赴，以期迅速普及国民教育，是明治维新时大办近代教育的一个突出的特点。1872年明治政府颁布的《学制》，明确地宣布要从小学抓起，务期做到“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的普及初等国民教育方针。

《学制》一出，号令天下，日本各地封建时代的“寺子屋”(设在寺院内由僧侣任教的学塾)一概废除，普遍开设西式学堂。且因陋就简，利用一切条件办学。据1875年文部省教育年报统计，小学校舍大约40%是利用寺子屋旧舍，33%利用普通民宅。明治维新时兴办小学，以寻常（普通）小学为主，还因地制宜、因人施教，办起各种形式的小学。寻常小学，开始时分上下两等，各为三年。儿童普遍从六岁起入学。当时按《学制》规定，计划在全国设立五万三千七百六十所小学，规模之大，连1970年现代日本小学数目还不及这个计划数字的一半。

明治维新时大办小学教育，还力图实施八年义务教育制。明治政府为此于1883年将寻常小学改为初、中、高三等制。初、中两等均为3年，高等2年，计8年。义务教育先从三年制抓起，即初等寻常小学为义务教育。1900年，小学改为寻常小学和高等小学两级制，均为四年，寻常小学为四年义务教育。四年义务教育完备后，从1907年起寻常小学改为六年，高小为二年，实行六年义务教育。由于政府财力充实，在四年、六年义务教育期间取消学费。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和条件限制，加之战争的干扰，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止，始终未能实现八年义务教育这一重大课题。

自明治维新以来大力兴办小学教育，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近代思想水准的不断提高，日本小学教育日益普及，就学率不断上升。尤其是1895年甲午战争获胜后，日本从清政府获得的巨额赔款，有一部分用于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日本的基础教育水平。1873年日本小学就学率只有28.1%，1877年达到39%，1979年达到41.2%。以后更迅速上升，1890年达到50%，1894年达到60%，1899年达到70%，1905年达到96%。1919年以后每年达到百99%强。日本自明治维新大办小学教育以来，用半个世纪时间实现了国民教育的普及，对推动日本工业化进程和国民经济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

　　1902年，北京，流浪孩子组成的杂耍班在摄影师的镜头前，表演龙头的造型。


与明治维新同时期，清政府进行的洋务运动初期，早期并没有能够以教育入手，从基础上改变中国的人口素质结构。直至1901年，时任大清头等专使大臣张百熙出使英国归来，被派为管学大臣，才开始学习英国，着手推进清朝的基础教育计划（比日本晚30年）。规定除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外，各省所有书院均改为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开设蒙养院（幼儿园）。同时选派各省和八旗子弟出洋留学。1904年，清政府颁定《奏定学堂章程》，将整个学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设初等小学5年，高等小学4年，另设蒙养院（幼儿园），不在学制内；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设中学5年；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设大学预科3年，分科大学3-4年，通儒院5年。这是我国最长的学制，长达25年。按照这个规定：“儿童自6岁起受蒙学4年，10岁入寻常小学修业3年。埃各处学堂一律办齐后，无论何色人等皆应受此7年教育，然后听其任为各项事业。”义务教育自此起步。1905年9月2日清廷颁诏，自次年起正式废除科举制度。然而，经历了甲午战败、庚子赔款等一系列的摧残后，贫弱的清政府已经无力支撑大规模普及义务教育的任务。一般一个县里能有两所小学、一所中学能勉强维持，就已经算是不错的了。到清宣统元年（1909年），全国共设立县劝学所（县教育局）1588所，劝学员12066人。这些劝学所在各州县推广中小学教育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民国成立后遂成为各地教育局。

到1912年（民国元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学校征收学费规程》16条，明确规定：初小、师范、高等师范免收学费，初等小学校四年毕业，为义务教育。1915年，民国首任大总统袁世凯，颁布《教育要旨》规定：“吾国亦定初等小学四年为义务教育年限”，“今将以教育普及为期”。到1915年8月，全国小学校数和学生数由1912年的8.62万所（含幼稚园）、279.5万人增至12.85万所、414万人。至此中国国民基础教育，才算正式步入发展轨道。但是由于经济窘迫，仍有大量青少年无法入学，早早地就承担起养家的重任。

到1919年底，据民国（北洋政府）教育部统计，全国公立初等小学总数为69357所，其中男子小学67353所，女子小学2004所；公立高等小学总校数为5459所，其中男子高小5125所，女子高小334所，另外全国有初等小学性质的私塾共有29425所，其中男塾28947所，女塾478所；高等小学性质的私塾总数为1904所，其中男塾1792所，女塾112所。私塾占高小总数的30-40%。

民国时期的义务教育面虽窄，但政府财政在学校经费投入和老师待遇上却较高。当时普通警察一个月2块银洋，县长一个月20块银洋。而在国立小学，校长一个月可以拿到40块银洋，普通老师拿的俸禄比校长少，但要多过县长。不过自新式教育开办以来，就一直存在代价昂贵、普及教育遥不可及，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等问题。教育家陶行知曾激烈抨击为“培养小姐、少爷、‘高级废物’的教育”。为普及新式教育，1935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修正通过《实施义务教育暂行办法大纲》及《民国24年度中央义务教育经费支配办法大纲》。计划拟于10年期内使全国学龄儿童逐渐由受一二年制义务教育而达于四年制之义务教育。计划还未实行，八年抗战就开始了。其后战祸连绵的岁月，使得普及义务教育根本遥不可及。据统计：1929年，全国有小学约21.24万所，学生约888.2万人。1936年全国有小学约32.01万所，学生约1836.5万人。全国平均每年均增加小学1.54万所、学生135.5万人。1943年全国有小学约27.34万所，学生约1860.2万人，学生数恢复到1936年的水平。

　　1922年4月1日，时任台湾总督田健治郎颁布了第二次《台湾教育令》，要求中学以上实施日台共学制度，筹建台湾第一所州立中学（相当于县级中学）。原选址屏东，后因发生火灾，而改迁至高雄三块厝。高雄中学正式创校，并命名为“高雄州立高雄中学校”，校长为日本人吉川祐戒。到1935年有日籍学生449人，台湾籍学生194人。1937年抗战爆发后，台日学生因种族问题冲突频发。1944年该校改称高雄第一中学。



民国时期没能完成普及义务教育的任务，唯一例外的是日本殖民地——台湾省和伪满洲国。1919年1月4日，日据台湾总督府首次发布《台湾教育令》，开始较有系统的建立台湾各级（初级、中级、高级及职业学校）教育系统，但还是采双轨制，日本籍学生的教育依据日本内地法令，而台湾人就读的学校，教育内容仍比日本同级学校程度低，修业年限较短。1922年（大正11年），台湾总督府颁布《改正台湾教育令》，实施“台日共学制”，初级教育仍维持台日隔离教育（公学校、小学校），中等学校以上则采台日共学制。到1943年，日据台湾总督府正式实施六年国民义务教育，届龄学童强制必须接受义务教育。1943年底，全台湾共有1099所国民学校（小学），小学生932525人，儿童就学率达71%，在当时的亚洲仅次于日本本土。但是在高等教育阶段，台湾人依然受到日本人明显的排挤。这就是殖民地的待遇。

日本的另外一块殖民地——伪满洲国，从1932年6月着手制定“新学制”，到1937年5月公布，历时长达五年之久。新学制将初等教育（小学）定为6年，中等教育（中学）定为4年，高等教育（大学）定为3年，共13年。比中国东北旧有学制（16年）短了3年，比日本学制（17年）短了4年。新学制主要目的是为培养亲日本的基础劳动力。强化普及教育和职业教育，招收7岁以上适龄儿童入学，灌输“皇民”意识。伪满中小学生每天早上须向新京（长春）作“满洲帝宫遥拜”，再向日本东京方向作“日本天皇陛下遥拜”，同时须以日语背诵诏书。1938年，伪满各类学校普遍把日语列为必修课，而将原有的国文（中文）改称“满语”。其手法与日本吞并朝鲜时如出一辙。伪满时期共建立了1.2万所小学，200所中学，140所师道学院，及50所职业技术学院。共有60万学生和2.5万名教师。另外还有1600所私立学校（日本批准），150所宗教学校及哈尔滨地区的25所俄国学校。

　　1940年春，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中央托儿所”，主要收养抗日将士和烈士子女。1942年由于国民党和日寇的双重封锁，延安物资极度匮乏，托儿所陷入绝境。身在香港的宋庆龄联络美国洛杉矶华侨，为中央托儿所组织捐赠大批食品、药品、衣物。为感谢美国华侨，中央托儿所遂改名“洛杉矶托儿所”。1946年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军进攻延安，洛杉矶托儿所于1946年底撤离延安，开始了三年颠沛流离的生活。上百名几岁大的孩子，历经三年，途经三省一市、十几个县、数十个村庄，行程3000华里，最终达到北京。1949年洛杉矶托儿所三千里行军进驻北京西直门外的万寿寺，改名“中央军委保育院”，1955年更名“万寿寺幼儿园”，1969年迁到北京黄寺被命名为“总政幼儿园”。

　　到1949年，经过民国时期三十年的经营，中国的小学数量为34.8万所，小学生数为2439.1万，学龄儿童小学入学率仅有20%，中学入学率只有6%。远不及1873年日本明治维新开始时的水平。普及义务教育——这个被清政府、民国政府拉下了70年的重任，最终压到了新中国的身上。数亿人民在抗美援朝的战火中，继续着扫盲的学习任务。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扫盲运动，改变了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命运。

与此同时，新中国普及义务教育的目标也已经确立。早在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提出“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 。1949年中国的小学在校生人数为2439.1万人，到1957年增长到6428.3万人，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61.7%；到1965年增长到11620.9万人，入学率84.7%；1976年达到1.5亿人。中学在校生人数1949年为126.8万人，1957年提高到708.1万人，1965年为1431.8万人，1976年达到5905.5万人。教师教学人员数量1952年为42.5万人，到1979年增长至470.5万人，26年增长1107%。这些庞大的数字，显示了中国在贫弱的国民经济基础上，发展基础普及性教育的艰巨性。到1980年，中国的小学入学率达到93.9%，在校生1.1478亿人（与日本全国人口相当）。新中国用30年时间，补上了清朝、民国时期拉下半个世纪的国民基础教育缺课，仅此一项即为盖世之功。

　　1951年6月1日，首都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内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的游园大会。这是孩子们在玩“钓酒瓶”的游戏。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些简单的游戏，也给人们带来无比的愉悦。而现在的中国“小皇帝”们，泡在蜜里还不知道甜。

　　
1951年第三期《人民画报》，改造龙须沟。


龙须沟，老一辈的人都听说过。原本是北京天坛北门附近的一条臭水沟，由于附近的居民将生活垃圾、小印染厂的污水都往这条沟里排放，一到夏天就臭气熏天。沟里常年漂浮着死猫、死狗甚至死孩子的尸体，下雨的时候污水横流，一片汪洋，附近居民对其怨声载道。龙须沟只是旧北京城100多条臭水沟中的一条，而且是最大的一条。由于民国时期常年战乱，国民党政府的城市治理体系已经失效，老百姓只能掩着鼻子过日子。北京这座百年帝都，经过半个世纪的战火动荡，早已破败不堪。

新中国成立后，龙须沟成为北京城市改造和爱国卫生运动的示范点。1950年5月16日至7月31日，龙须沟进行了一期整治工程，将原有露天明渠填平，改成地下暗沟，修建了永内大街东便道、东晓市大街、金鱼池大街和天坛北坛根4条下水干管，全长6070米。第二期工程自1950年的10月12日开工，11月22日全部竣工。修建红桥至南城护城河下水道干管，全长2433米。龙须沟改造工程完成后，北京市政府还为当地居民修了马路，安装了电灯，通了电车，装上了自来水和公用水站，使龙须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当时整个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著名作家老舍为此创作了话剧《龙须沟》，公演后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

1952年朝鲜战争进入战略对峙阶段，美国人在战争中发动了细菌战，投放大量携带鼠疫、霍乱等病毒的老鼠、跳蚤等病毒传染物。为了战胜美国人的细菌战，同时根治旧中国卫生状况不良和传染病严重流行的状况，由中央防疫委员会领导，展开了全国性的“爱国卫生运动”。仅仅在半年时间里，全国共清理了1500万吨垃圾，疏通渠道28万公里，新建改建厕所490万个，改建水井130万眼。共扑鼠4400多万只，消灭蚊、蝇、蚤共200多万斤。还填平了一大批污水坑塘；广大城乡的卫生面貌和生活环境，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自此卫生防疫、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成为新中国几十年来持续不断的政治任务，有效提高了中国人的生活质量。

1966年拍摄的北京龙须沟，路面已经硬化，电灯照明和路边绿化也已完成，与建国初期相比可谓天翻地覆。中国就是在这些微不足道的进步中，踏上了民族复兴的征程。

　　1959年从永定门向北拍摄的永定门内大街，其中一段原本就是龙须沟。照片里的有轨电车应该是建于1940年的7路电车（天桥-天坛-先农坛-永定门），永定门是终点站，车辆是国产的52式8轮有轨电车。北京是中国最早开通有轨电车的城市，1897年，德国西门子公司修建了连接永定门至马家堡火车站（北京南站前身）的有轨电车（比香港早7年，比上海早9年）。后因义和团运动而毁坏停驶。民国时期，北洋政府为解决北京城内的交通，拓宽了一些地方的马路，铺设了轨道。从法国、日本、德国、英国、瑞士等国购进机器设备。于1924年成立了国营的北京电车公司，当年12月17日开始通车，首日开通了由正阳门直达西直门的线路。到1930年发展到6条。在1940年才又开辟了一条由天桥至永定门的7路。至此运营线路总长43.04公里。1956年7月10日为配合迎接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建设工程，新开辟第8路，由西直门至北京体育馆。

解放前和刚解放时，北京少有普通的公共汽车。北京是在1935年才有的公共汽车，可是由于公共汽车的车辆和线路都不多，故而有轨电车是当时的主要公共交通工具。电车是木制车厢，两头都有操纵的机器，可以两头行驶，不用掉头。司机站着开车，左手扶电闸，右手持手闸，脚踏着脚铃铛铛铛行驶在双轨上。有轨电车上面有一个弓子，将架于空中的导线中的电流引到有轨电车的电动机使电车行驶。电流的回路则是地面上的两条铁轨。有轨电车是后来相对于无轨电车而有的名称，在有轨电车出现前，它当时的名字就叫电车。

1952年，北京有轨电车修造厂研制的52式8轮有轨电车。该厂位于崇文门外法华寺街，设有两座大型厂房，总建筑面积6300多平方米。于1949年1月31日被解放军军管会接管。由于工人生活困苦，每人先发150斤救济粮。此后由于物价波动频繁，把发工资改为发小米。全厂职工召开誓师大会，仅用42天时间就修复了101台有轨电车。


解放前我国的有轨电车依赖从国外进口，1952年，北京有轨电车修造厂工程师黄伯金等工程技术人员，对北平解放前进口的两种型号8轮车进行研究分析，取其所长，予以改进，设计成功52式8轮有轨电车（因是1952年研制成功，故取型号名为52式），当年投入生产10 辆。1952年至1954年，累计生产55辆。52式8轮有轨电车车身长12米，宽2.15 米，高3.15 米，2个转盘、4轴8轮、前后装置2台35马力直流牵引电动机，气制动，司机员坐姿驾驶，标准定员70 人。此型车行车平稳，震动小，6个车门，一级踏步低，乘客上下方便。车身颜色上部为米黄色，下部为深红色。52式8轮有轨电车，司机是坐姿驾驶。车厢里左右两侧有长木条凳座位，售票员拿着票夹子在人群中来回挤着卖票。有轨电车的售票员每个人都有一枚哨，那哨不同于现在的裁判员吹的那种哨，它是长圆形的，有些像钢笔帽。当关好车门可以开车的时候，售票员便吹响哨子向司机发出可以行车的信号。

1956年10月17日北京的第一辆无轨电车首次试车成功（京一型，一机部负责研制），这辆车从西四出发，终点为阜成门。1957年2月26日第一条无轨电车正式通车。从此有轨电车逐渐被无轨电车所替代，在京城消失了。1959年3月9日是北京有轨电车运营的最后一天。3月10日凌晨最后5条有轨电车全部停驶，并拆除了有轨电车架空线，架设好了无轨电车架空线。有轨电车之所以被取代，是因为它噪声大、运营速度慢、轨道的铺设影响城市改造。另外轨道的存在也会造成行车安全问题，因自行车轱辘一旦别到轨道里就会使骑车人摔到马路上。同时公共汽车的大规模发展，取代了有轨电车的位置。

在1957年，北京有轨电车在册运营车数为250辆，其中8轮有轨电车机车61辆，4轮机车98辆，拖车91辆，这是自北京有轨电车创办以来，拥有的最高车数。1958年10月，有轨电车部分停驶后，只保留了52式8轮车，其余车辆全部报废。1966年5月6日，北京最后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停驶。由于52式8轮有轨电车技术状况尚好，调给长春等城市和矿山继续使用。

北京的有轨电车从1924年12月17日在前门举行开车典礼算起，到1966年5月6日，永定门最后一段有轨电车线路停驶，前后经历了42年。直至2008年五一节，北京前门大街上，重新开通有轨电车，此时恰好又过了42年。

　　1950年12月25日，津门巨霸袁文会，被天津市人民法院以汉奸罪判处死刑。袁文会祖辈为地方一霸，其人自幼即为混混，后拜天津土皇帝，青帮头目白云生为师，到1930年代又拜军阀李景林部下谢玉田军长，和日租界华捕侦缉队长刘寿岩为干爹，其后投靠日伪，依靠经营赌场、烟土、码头发迹，广收门徒达上万人。其在天津作恶多端，危害甚重。1950年12月25日判决后，押赴小刘庄刑场枪决，时年49岁。谁也没想到，被处决的袁文会依然“兴风作浪”，竟然引出了“厚葬袁文会”事件。在袁文会被处决后，其亲友、爪牙公然为他举办了隆重的葬礼，购置贵重棺木、超度做法、陪葬贵重衣饰等，送葬队伍吹吹打打，穿越市区，葬礼花费达300万元(旧币)。以公开行丧，招摇街市的方式，对人民政府镇压反革命运动公开示威。 1951年，天津市委秘书处将此事件向全市进行了通报。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至1956年，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造，伴随着抗美援朝的战火，全国掀起了土地改革、扫盲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禁毒禁赌禁娼、爱国卫生运动等社会大变革，中国旧有的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旧中国颓丧落后的社会风气被一扫而空。在这个过程中，一切敢于对抗的残渣余孽将被新政权无情碾碎。

　　1951年6月，盖世流氓黄金荣，在上海大世界门前扫大街，时年83岁。



黄金荣祖籍余姚，1868年生于江苏苏州，字锦镛，小名和尚，绰号麻皮金荣。早年在上海当学徒。1890年成为上海县衙捕快。1892年被上海法国租借巡捕房录取为三等华人巡捕，在外滩十六铺一带活动，网罗了一大批些惯偷、惯盗分子给他提供各类情报，破了一些案子。不久黄金荣又被提升兼任刑事出外勤股和强盗班二个部门的领班。黄金荣在任期间还真的破过几件大案子，如法国总领事的书记官凡尔蒂偕同夫人绑架案、福建督理参谋长杨知候古玩被盗案，以及最令黄金荣得意的法国天主教神父被绑架案。为此，法国东正全权大臣授予黄金荣一枚头等金质宝星。法国巡捕房提升他为唯一的一个华人探督察长，另派八名安南巡捕给他当保镖。从此以后，黄金荣更是飞扬跋扈、成为地方一霸。

尽管黄金荣未拜过老头子，他却冒充青帮“大”字辈张镜湖的门人，由此广收门徒。利用手里的权，贩卖鸦片、开设赌场、合伙开跑狗场等，不到几年就成为上海滩里的头号大亨。后来，他给张镜湖送去两万银圆，迫使张镜湖真的收他为徒。这样，他弄假成真，成了青帮“通”字辈传人。1922年，蒋介石（当时叫蒋志清）因为合伙开办的证券交易行倒闭，被债主雇佣打手追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经虞洽卿介绍，磕头拜黄金荣为老头子，寻求庇护。他一句话就摆平了纠纷。黄金荣还送给蒋介石两百大洋作路费，去广州投奔孙中山。1927年国共反目，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军队逼近上海，黄金荣在上海组织中华共进会，参与412反革命政变，参与屠杀共产党人。当蒋介石率领部队抵达上海后，识时务的黄金荣赶紧去拜见蒋总司令，悄悄把门生帖子送还了蒋介石。同年辞去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长职务。1928年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政府少将参议、行政院参议。

　

1948年5月，上海大世界游乐场。建于1917年，内设剧场多处，演出各地戏曲、曲艺，中外歌舞音乐，古今杂技魔术、木偶、皮影、气功、武术，日夜放映电影，共六干余个座位，并有各类体育、智力游艺活动室。附荼室、餐厅、旅馆、小卖部、服务处等。曾被誉为“中国第一俱乐部”、“东方迪斯尼”。



黄金荣极擅敛财，1931年其趁上海大世界游乐场老板黄楚九倒台之机，吃下了这个日进斗金的销金窟，并改名荣记大世界。同年还在上海培钧里1号建成黄公馆。1932年又在徐汇区桂林路建成“黄家花园”（现为桂林公园）私人别墅，占地达3.55万平方米，耗资350万银元，足见其财势之大。1937年淞沪抗战期间，由于日机轰炸上海，大批难民涌入法租界，黄金荣开放荣记大世界接纳难民，提供饮食。日军占领上海之后，力邀黄金荣任伪市长，黄称其老年痴呆拒绝就任。1948年黄金荣70寿辰，蒋介石亲赴黄家花园祝寿。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黄金荣的大儿媳妇李志清席卷了黄金荣的金银珠宝离开上海往香港，后又到了台湾。有人劝黄金荣到香港去，82岁的黄金荣面临人生的最后一次抉择———或去台湾，或留上海。最终，黄金荣选择留了下来。他对人说：“我已经是快进棺材的人了，我一生在上海，尸骨不想抛在外乡，死在外地。”此后，黄金荣蛰居在家，深居简出，不问外事，不少人以为黄金荣早已逃往台湾或香港地区，或被人民政府逮捕入狱，实际是躲在家里享福。黄家上上下下20多口人，都住在“黄公馆”，没有挪过窝。如何处理这些帮派人物？刘少奇要潘汉年告诉陈毅、饶漱石，“先不动他们，观察一个时期再说”。

1951年5月20日，上海《新闻报》、《文汇报》刊出了《黄金荣自白书》，自称“自首改过”、“将功赎罪”，“请求政府和人民饶恕”云云（黄金荣口授，他的属下龚天健捉刀，原稿现存上海市档案馆）。结果非但没有平息群众的愤怒，反而引出更大的风波，市民的反响极其强烈，都说没有想到这个流氓头子还活着，一时杀黄呼声高涨。上海滩第一大亨的“忏悔”，在当时轰动一时，对稳定社会秩序，震慑帮会残余势力起了不少作用。随后，黄金荣响应政府的改造号召，开始扫大街。 “黄金荣扫大街”的新闻不胫而走，传遍世界各地。尤其是诸多帮派头目，看到黄金荣这样的流氓大亨都威风扫地，低头认罪，也就纷纷向人民政府交代罪行。考虑到国内外的反响，对黄金荣的这项“改造”措施只是象征性的，并没有持续下去，毕竟他已是风蚀残年的老人。

两年后，这个曾在上海滩显赫一时的人物，因发热病倒。1953年6月20日上午，黄金荣进入弥留状态，由附近的永川医院派一名护士前来黄公馆，给他注射强心针，但亦无效，于当天上午停止了呼吸，终年86岁。其后由其17名门徒悄悄前来黄府治丧。当天有人在复兴公园后门的一块黑板上，写了“黄金荣倒了”五个大字，令人寻味。黄金荣尸体于6月22日移往丽园殡仪馆入殓，葬于苏州绣谷公墓（灵岩山至天平山之间的山坡上），文革时该墓遭到破坏，1992年由其后人重新立碑。

　　1992年重新修缮的苏州黄金荣墓。

　1950年，云南省昭通市盐津县召开焚毒大会，销毁鸦片吸食器具。（宋大明 照片翻拍）

　　1950年12月29日，云南昆明拓东体育场召开“昆明市各界人民禁毒大会”，销毁了收缴的烟毒、烟具。 云南历来是毒品危害的重灾区，尤其是解放前夕，种毒、吸毒、贩毒严重泛滥，全省罂粟种植约240余万亩，年产鸦片约5000万两；吸食鸦片人数达200万人以上，占总人口的12.5%；在多数城镇和盛产鸦片地区，烟馆林立，吸食鸦片者占总人口的40%左右，占成年男性总人数的近60%。新中国成立后，云南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结合实际情况先后发动了三次较大规模的禁、肃毒运动，初步肃清了鸦片烟毒在云南的危害，并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禁毒中取得了较为成功的经验。



旧中国烟毒盛行，摧残人的体质，影响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状态。新中国成立前后，反革命分子更是利用烟毒获取经费，进行反革命活动。这样，禁绝烟毒，不仅仅是关系到人的身体健康的问题，而且还成为关系肃清反革命势力的政治问题。

1950年2月24日，政务院第二十一次政务会议通过并发布了《政务院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对禁毒工作进行了详细的部署。根据政务院的通令，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中央直辖省、市人民政府，成立了禁烟禁毒委员会，制定和颁布了相应的法规。1951年2月6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发布《重申禁毒命令》，指出：“个别地区仍有不遵守法令，自行买卖，或贪图小利，与外国间谍性商人进行勾搭者。这是严重错误，决不允许再继续下去。”1952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中，作出了关于严格查处贩毒、种毒问题的五项规定。7月，中宣部与公安部联合发出《关于禁毒的宣传指示》，中共中央批准了公安部《关于展开全国规模的禁毒运动的报告》。根据公安部的统一部署，全国性的禁毒运动正式展开，标志着全国禁毒工作走向高潮。在全国确定的1202个重点禁毒区内，公安部连续组织了三期破案行动，取得了禁毒斗争的重大胜利。肃清在中国大陆泛滥几百年的烟毒，净化了社会风气，对于巩固人民政权，振奋民族精神也起了重要作用。

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后，曾经在毛泽东时代销声匿迹三十年的吸毒、赌博、卖淫嫖娼，又回到了中国大地上。

　　1949年11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封闭全市妓院，收容的妓女集中在妇女生产教养院进行改造。照片为昔日的“春艳院”挂起了“北京市妇女生产教养院”的牌子，持枪战士戴着口罩在此站岗。




娼妓和烟毒一样，也是危害社会秩序的社会公害。对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来说，清除娼妓是让中国变成强大、健康的现代国家的必须动作之一。但进城后怎么着手？有干部认为一天也不能忍，应该立即禁绝。一些熟悉妓院及其背景的党内外干部，主张要权衡现实，不能马上取缔。由此形成了禁绝娼妓的两种方式：一是北京方式，指在解放后，人民政府在较短的时间内，摸清妓院的有关情况，集中力量，统一时间，采取果断措施，集中封闭妓院，分别处理妓女和老板。二是天津方式，指采取“寓禁于限”的方针，在相对较长的时间内，通过行政管理，限制妓院的发展和妓女人数的增加，使这一行业逐渐萎缩，在适当时间逐步封闭妓院。

据有关学者推算，新中国建立之前分布在全国的妓院约有近万家，上海有800多家，天津有500多家。妓院林立，流娼遍地，致使旧中国性病流行蔓延，据解放初期的统计，患性病的人口在一千万人以上。北京市在1950年春，对收容中的1303名妓女进行性病检查，检查结果表明患性病的有1259名，占96.6%。性病的蔓延，引发出种种社会问题，并影响到社会生产。例如天津谦德庄一带的妓院，主要依附宝成、北洋、裕元、裕大四大纱厂而存在，工人患性病者不断增多，致使工厂减产，有的车间甚至不能正常开工。

1949年5月解放军进驻北平后，北平市政府就曾经开会研究禁娼问题。市长叶剑英曾指示，先要把妓院情况调查清楚，然后再决定如何处理。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先是由民政局、公安局、妇联等单位联合对妓院进行调查，基本弄清了全市200多家妓院和妓女的情况。1949年8月9日，北平市召开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会上，有两位代表提出了改造妓女的提案。提案建议，设立妓女习艺所，收容妓女，并施之以教育，授以劳动技能，把她们改造、培养成为靠劳动生存的人。9月19日，《北平市处理妓女办法(草案)》出台。规定先集中力量处理明娼，暗娼另行处理之。对妓女采取统一集训，分别处理的方针，对妓院老板和领家，采取取缔政策，除命令停业外，对于罪恶昭彰、伤害人命者依法惩处，对其敲诈剥削非法致富的财产，予以没收；对茶房、跟妈、伙计则一律遣散。

1949年10月15日，由北京市民政局、公安局、卫生局、企业局、妇联、人民法院特别共同组建了“处理妓女委员会”和“封闭妓院总指挥部”，继续对八大胡同等妓院集中区进行调查。11月21日下午，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召开，通过封闭妓院的决议。聂荣臻市长下达执行命令，执行任务的27个行动小组共2400多名干部和民警立即出发。当晚共封闭妓院224家，集中了424名妓院老板和领家，收容妓女1286人。

1946年3月，站在房门口的妓女们，图片来源CFP。



相对北京来说，上海的情况则要复杂一些。上海曾是全世界娼妓最多的城市之一，从清朝“驰海禁”以来，上海就是河运和海运的重要港口和商埠。据汪伪上海市警察局1942年《年报》记述，这一年上海有妓院3900余家，妓女3.9万人。1948年一项对上海市500名妓女的调查发现：56%的妓女对她们的职业表示满意。有一半人表示无意改换职业，而有略微四分之一的人还表示想找一个有钱的丈夫。在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随着解放军进军的炮声，上海的一些妓院老板吓得纷纷逃往香港、台湾，一批妓院自行关闭，妓院有了显著减少。1949年5月向警察局登记的妓院由同年1月800多家减少到525家，登记妓女由4000多人减少为2227人。　　

上海解放以后，百废待兴，政府的首要任务是肃清残余敌人，建立社会秩序，恢复生产，上海依附于娼业糊口为生的人数众多，包括许多人力车夫和许多沿门挨户到妓院中提篮叫卖的小贩，国家一时无法安置这些人就业，如果不经过一个相对较长时间的准备而封闭妓院，势必影响到这些人的穿衣吃饭，并危及社会治安秩序的稳定。同时社会上流传的谣言很多，残余反革命分子造谣说“共产党经费困难，要卖妓女，年轻漂亮的1500元，最丑的也要卖300元”，有的恶毒造谣“解放军打台湾，要把妓女绑起来放在前线去踩地雷，为解放军开路”等等，弄得娼妓人心惶惶，情绪对立。　

针对这些情况，1949年6月，上海市公安局责令全市妓院进行登记，审核发证，并规定；（1）凡狎客涉足妓院必须登记姓名、职业、住址，每天送公安机关备查；（2）不得容留公务人员和身份不明者；（3）患有性病的妓女不得接客；（4）不准妓女到马路上沿街拉客。8月16日市公安局颁布《管理妓女、妓院暂行规则》，宣告废除妓院主与妓女之间的一切契约，如妓女申请脱离，院主应无条件允许其自由。由于上述管理措施，一些狎客不敢涉足妓院。一批妓院自行停业，妓院妓女逐渐减少。上海解放初期，不登记的私娼暗娼比妓院妓女要多得多，针对这种情况，公安机关先从重点打击幕后操纵、胁迫私娼卖淫的私娼主和台基主（提供卖淫场所的人）着手，对私娼主要采取驱赶和警告的办法。同时，民政局还在泰兴路601号设立了妇女生产教养所，收容一批无家可归，流落街头的私娼。至1950年底，全市共查处私娼主、台基主627人次，处理私娼和狎客7667人次，收容私娼400多名。全市的私娼人数有了明显减少。经过两年半的积极准备，全市的妓院已所剩无几，私娼也减少了，宣布禁娼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

1951年11月，中共上海市委发出《关于本市处置娼妓计划》，决定全面封闭妓院，集中收容娼妓。11月13日，市公安局召集72家残存妓院院主训话，宣布妓院为非法，收回执照，命令立即停止营业。停业后必须为妓女治愈性病，帮助妓女转业，保证妓女不转为私娟。但妓院主回去后，对有关为妓女治病、转业等三条责令不向妓女传达，引起妓女对政府的不满。11月22日，市公安局又召集180余名妓院妓女开会，重申政府取缔妓院和娼妓的决心和办法，从而消除了妓女的顾虑。

1951年11月23日，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取缔妓院、收容妓女的决议。11月25日晚上9时，上海市中心区9个公安分局统一行动，首先在各游乐场、马路上收容320名私娼。当晚11时，公安干警分别进入对抗政府法令、继续营业的妓院，对妓院内的财物一一清点造册，贴上封条，并将妓院主、老鸨、龟奴集中送往第一劳动教养所。在这次统一行动中，封闭了全市72家残存妓院，收容181名公娼，334名妓院主、老鸨、龟奴，经过审讯结案，分别移送法院和送劳动改造。收容的妓女（公娼、私娼）全部送往新建的通州路418号上海市妇女劳动教养所。封闭妓院后，收容妓女的工作暂停。1952年夏，暗娼活动又有所反复，嵩山、老闸等区（今都属黄浦区）的各游乐场所，如大世界、先施乐园、大新游乐场等，成为暗娼活动的集中地。暗娼的狎客中以工人为多，也有少数机关干部和现役军人。同年9月14日，市民政局会同市公安局以嵩山、老闸等区为重点，突击收容暗娼653人。　

1953年夏，暗娼又由隐蔽转为公开活动。同年9月9日，市人民政府政法委员会批复市民政局《为变更收容处理暗娼办法的请示报告》，由公安、民政两家和市救济分会联合行动，以嵩山、老闸等5区为重点，突击收容暗娼554人。这次收容，在处理方针上，采取收容改造少数，教育警告多数，应用政府管制与群众监督教育相结合的办法，重点收容在公共场所公开拉客、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和社会风气及屡教不改的暗娼。对一般初犯失足者和情节轻微的暗娼，由公安局拘留教育一、二天并留下违警记录后，交里弄群众监督，外省来沪者一律遣送回乡，交当地群众监督。1953-1958年初，妇女教养所共收容改造妓女7000多名。此后的20年间，社会上的暗娼活动基本消失。　

1951年由文化营业公司拍摄的电影《姐姐妹妹站起來》，讲述了妓女改造的真实事情。图1为受人拐骗沦落风尘的女主角大香（李萌饰演），图2、3为改造后的大香。该片在妇女教养所播放后引起很大反响。


在取缔娼妓的同时，其实最难的是改造娼妓。旧社会沦落为娼的大多数都是贫困家庭出生，她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多系受人贩子、歹徒拐骗贩卖沦入烟花；有的因天灾人祸、生活无着，坠入娼门；也有少数爱慕虚荣，自甘堕落的，身上带有很多恶习。妓女们送到妇女教养所后，采取各种办法，抵制教育改造。的恶言秽语，大哭大闹；有的对教养所工作人员手抓嘴咬，拳打脚踢；有的不吃不睡，用沉默对抗；少数人不知羞耻地赤身裸体耍无赖；个别的甚至以死威胁。管教干部以耐心说服教育，让她们认清新旧社会的变化，要感到自己也是“人”，要过人的生活。

同时在收容的女性中，多数患有性病。当时医治性病的特效药盘尼西林，国内还不能生产，而由于朝鲜战争，欧美国家对我国进行经济封锁，药物全靠第三国进口，非常珍贵，而且需求量很大，仅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就有7500名妓女。上海药库里仅有的盘尼西林，原定送往朝鲜战场供志愿军伤员使用，陈毅市长了解后，立即批示：“先给教养所，志愿军战士另想办法”。医治性病，是促使她们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开始不少人不相信政府会拿出钱来给她们治病，传播谣言说怪话的大有人在，还不配合医生治疗。如有个叫华爱英的学员，开始医生给她抽血化验，她在学员中散布谣言，说：“共产党抽我们的血是送到朝鲜战场给当兵的用的”。后来查出她已是晚期梅毒，在过去只有等死一路，结果教养所为她治愈了疾病，她声泪俱下的说：“我一直以为世界上的人没有一个好的，工作人员教育我，我听不进去，反而听信谣言，我对不起人民政府，对不起工作人员”。　　

由于收容妓女多数来自社会底层，80%都是文盲、半文盲，妇女教养所要求文盲3个月读完一本识字课本，经考试摘除文盲帽子才算改造合格。还组织新生妇女合唱队，演出队等，自编自演文艺节目。由于许多妓女长期过着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初被集中到教养院时，她们都害怕劳动，有的还流露出劳动累死人，受不了的思想。针对这些情况，工作人员教育学员树立劳动观点，逐步组织学员自己管理日常生活，如打扫院子和厕所，烧茶炉等，教养所设有摇纱、织袜、织毛巾、缝纫、弹药用棉花等工场，根据各人爱好和体质，组织每个人参加劳动，掌握生产技艺。

一般经过两年左右的收容教育改造，这些女性能达到1，治愈性病，控制传染；2，提高思想认识，出院后不再重操旧业；3，有自食其力的劳动能力等3个条件，方能安置出院。从第一批进教养所的501人开始至1958年教养所撤销，先后教育改造安置了7513人。其中有920个姐妹被批准参加了解放军，自愿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仅仅5年后，这支西进新疆的特殊队伍中，就有了一批劳动模范，有了近百名党团员。

禁毒禁赌禁娼，涤荡旧社会污泥浊水，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社会改造中震撼人心的一幕。那个曾被称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已经被彻底抛进历史。当新中国能在朝鲜战场上战胜美国，能把妓院里的“鬼”改造成“人”时，还有什么做不到呢。

　　1950年到1952年，新中国掀起了规模庞大的水利建设工程，数以千万计的民工，开挖土方超过17亿立方米，相当于在短短两年内，挖掘23条苏伊士运河，或者6条巴拿马运河，或者修建7条万里长城。照片为1981年5月5日，美国号（CV-66）航母战斗群在穿越苏伊士运河。苏伊士运河，建于1859年至1869年，全长190公里，埃及政府动员25万人修筑10年，共挖土方7400万立方米才建成。新中国用两年时间完成23条苏伊士运河的工程量，可以想象这是什么样的逆天壮举。要知道那时候还在打抗美援朝战争，当时的中国没有大量施工机械，都是靠我们的祖辈用铁锹箩筐、肩扛车推挖成的。




自1949年起，新中国波澜壮阔的工业化历史，首先从扫除文盲、兴修水利开始。农业是工业的基础，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甚至是国之命脉。中华文明上至大禹治水、秦始皇修郑国渠，下至隋唐修大运河、元初修京杭大运河，明清修钱塘海塘。几千年来，历代明君甚至暴主均将兴修水利作为头等大事。因为道理很简单，在中国这个几千年来自然灾害严重且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一旦遇到水旱灾害，必然造成粮食短缺，进而引发饥民遍起，国势动荡。而兴修水利是保障农业发展的重要手段，绝不可轻视。如果一个朝代出现了水利荒废的情景，那么这个王朝离覆灭也就不远了。

我国自清末、民国以来，历经百年战火动荡，外敌入侵，导致水利废弛，粮食保障能力极其低下。因自然灾害和饥荒而死亡的人口，保守估计超过2亿人。仅以黄河为例：1887年9月黄河郑州段溃决，死亡2百多万人，直至1889年才堵住决口。1931年8月（民国二十年）黄河下游伊河与洛河发生特大洪水，死亡300多万人。1938年6月（民国二十七年）国民党为阻挡日军西进，掘开黄河郑州花园口大堤，造成下游89万人死亡，1250万人流离失所，直至8年后才堵住决口，给中原腹地人民造成惨重损失。黄河只是中国灾患频仍的河流之一，长江、淮河、珠江的水患更甚于黄河。一到灾荒就饥民遍地，尸骸载道，其状惨不忍睹。如果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何谈工业化呢。

翻看中国历史，千年以来，饥荒疫病战乱一直是底层社会的梦魇。吃一顿饱饭是何其之难。照片为1937年6月，四川因旱灾出现严重饥荒，照片里的孩子正在嚼食树根。这场饥荒已经延续了两年。1936年5月4日《天津日报》载《成都通讯》说：“今年树皮吃尽，草根也吃完，就吃到死人的身上。听说死尸的肉每斤卖五百文，活人肉每斤卖一千二百文。’省赈会’特派员王匡础到六口场视察，在一肖姓的屋里发现女饥民张彭氏、何张氏等围食死尸。通江麻柳坪有一妇女杨张氏因生活艰难，携其六七岁及九岁的两个女儿向他处逃荒。不料刚走不远，该妇遂倒毙道旁，二女饥极，就在她娘身上啮面部及身上的肉充饥。”。

1936年6月15日《西南评论》载：“ 蒋介石来川招待绅耆时，省赈委会主席尹仲锡将灾区人吃人的照片交给蒋，蒋阅后放在袋内。”此后便无下文。蒋介石曾在江西庐山牯岭公开说：“水旱都要中央拿钱赈济，试问中央以有限之财力，何能补助你们川人。”（载《国民公报》）

1945年12月，湖北汉口。长江江面泛滥的洪水，汉口周围的土地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这里出产高价值的大米和鱼类，但由于在抗战时期长江堤防缺乏维护，造成洪水泛滥，这些低洼地区的水稻田已经不复存在。



中华民国时期水旱灾害简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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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夏，珠江流域发生洪水，两广55县市受灾人口600万人，死亡约2万人，受灾农田1400万亩。
1920年华北大旱，受灾317县，灾民2000余万人，死亡50余万人。
1921年淮河洪水，祸及豫鲁苏皖4省，被淹农田4900万亩，灾民766万人，死亡2.5万人。
1921年湖南入春长期不雨，造成严重旱灾，全省50多县收得多的仅三、四成，受灾饥民近200万人。
1922年夏，长江中游湖南、湖北、安徽3省发生水灾，入秋后久旱不雨，湖北大部分地区受旱。
1924年夏，金沙江、澜沧江流域洪水，云南全省36县受灾，损失惨重。
1924年夏，长江中游水灾，湖南全省灾民300余万人，湖北被淹20余县，江西、四川均水势暴涨。
1925年夏，长江中游大旱，四川70余县受灾，死亡70万人以上。湖南受灾30余县，湖北受灾40余县，江西受灾31县，云贵两省灾民500余万人。
1926年夏，洞庭湖流域洪水，湘、鄂、赣、皖4省受灾，范围达28万平方公里，为百年罕见。
1928年夏，黄河流域各省大旱，江西全省70余县大旱，早禾枯槁，晚禾被蝗虫所伤，收成不足常年一半。
1929年夏，黄河流域陕、甘、宁3省大旱，南京赈济委员会报告称，陕西受灾92县，死亡250万人，逃亡40万人。
1930年夏，辽宁西部大凌河流域发生特大暴雨洪水，涉及辽宁20余县，河北10余县和吉林部分地区。
1931年夏，发生全国性大水灾，珠江、长江、淮河及松辽流域暴雨，全国有16省672县市受灾，受灾人口5127万人，死亡40万人，受灾农田1.46亿亩，为世纪罕见。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300万人。
1932年夏，松花江流域特大洪水，使黑龙江、内蒙古、吉林3省区有64个县旗受灾。哈尔滨市受灾最重，全市38万居民，有23.8万人受灾，2万多人丧生，12万人流离失所，市区最大水深5米以上。
1933年夏，黄河上中游洪水，使陕、豫、冀、鲁、苏等省受灾，淹没耕地1275万亩，受灾人口364万人，伤亡1.8万人。8月25四川茂汉县发生7.5级强烈地震，导致山崖崩塌，堵塞岷江，形成3个堰塞湖。
1934年夏，长江中下游各省大旱，上海持续高温，浙东杭嘉湖旱情严重，江苏太湖流域大旱，安徽49县旱灾，禾苗尽枯。江西受灾41县，湖南受灾50县。陕西、河南暴雨成灾，饿殍载途，饿死过600万人。
1935年夏，长江中游暴雨成灾，湘、鄂、赣、皖4省受灾农田2250万亩，受灾人口1003万人，死亡14.2万人，损坏房屋40.6万间。
1936年夏，四川旱灾，受灾达141县，富户乘势囤积居奇，米价疯涨，甚至出现大量杀人吃肉的情况。全省受灾3700万人，仅川北南江县饿死不下8万余人。四川省赈委会主席尹仲锡将灾区拍摄的人吃人的照片交给蒋介石，蒋阅后放在袋内，此后便没有了下文。蒋介石在庐山说中央财力有限，无力补助川人。
1937年夏，黄河流域及西南地区大旱，鲁、豫、陕、甘、宁、川、黔、桂等省大旱，灾民食树叶、树皮充饥。四川被灾41县，灾民3700余万人，河南省灾民1000万人。黔、桂、陕北荒旱。
1938年6月，国民党掘开黄河花园口大堤，祸及河南、安徽、江苏3省44县市，在黄河8年泛滥中，死亡89万人。
1939年夏，海河流域连续出现暴雨，北京、天津被水淹浸一个半月。晋、冀、鲁、豫四省受灾农田5250万亩，灾民900万人，死伤1.32万人，冲毁铁路160公里。
1942年，河南全省夏秋连旱，再遭蝗灾肆虐，多数县份基本绝收，饥荒遍及全省110个县。
1943年，河南持续大旱，全省1000余万人受灾，饿死300万人，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死者无数。
1945年，东北及湖南﹑河南﹑江西﹑山东﹑浙江﹑福建﹑山西﹑广东﹑安徽﹑广西等省灾民达1900万人。
1946年，南方大饥荒，4-7月，饥荒遍及湖南全省。饥民们始则挖草根、剥树皮为食，继以“观音土”充饥。截至8月，湖南饥荒祸及400万人。
1947年，南方大饥荒，连续两年的饥荒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了1750万人。
1948年夏，长江中游大水，湖南灾民逾787万人，湖北受灾30多县，人口370余万，江西受灾64县，人口239万。受灾土地1930万亩。9月海南岛发生洪水和特大风暴潮，海口市死亡300余人。
1949年夏，发生全国性水灾，全国20多个省的354个县市4450万人受灾。珠江、长江、淮河、黄河及华北北部的潮白河、滦河、内蒙古的西辽河等均出现不同程度洪水，两广地区淹没农田590万亩，受灾人口370万人。长江中下游普遍大水，810万人受灾，5.7万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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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年至2005年的世界热带气旋分布路径。以每6个小时为一个节点，按萨尔菲-辛普森飓风等级分为不同颜色。可见中国沿海风灾甚为严重。



中国自古以来即灾患频发，有学者曾对中国历史上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包括旱、涝、飓风、严寒、饥、疫灾等作过统计。仅西汉初年至鸦片战争前就有144次。如果加上死亡万人以上的地震灾害，至少在160次以上。其中，导致十万、数十万乃至上百万人死亡的大灾荒有20次以上。对明清时期死亡千人以上灾害所作的统计，旱、涝、风雹、冻害、潮灾、山崩、地震等灾害，明代共有370次，共死亡6274502人，清代413次，共死亡51351547人，合计明清两代死亡千人以上灾害共783次，共死亡57626000余人。至于灾害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更是无法计算。

自然灾害是有一定规律的，春防霜冻、春旱，夏防洪涝、大旱、台风，秋防秋汛、蝗灾，冬防暴雪、冻害。在大自然面前，仅靠个人力量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应对这些灾害的。只有依靠政权的力量，集结社会资源妥善处置，才有可能将灾害降至低点。救灾能力也便成为政权能力的直接体现，尤以防洪水利效果卓著。而一旦政府执政能力瘫痪，底层民众在面对灾害时，便只能听天由命了。

　　1946年，美国《LIFE》杂志摄影师Dmitri Kessel拍摄的长江上的拉船纤夫。这些泛黄的照片，记录了千百年来长江沿岸人民最真实的生活状态。随着三峡工程的建成，这些在长江浅滩激流拉纤的纤夫，已经走入历史。




民国时期是我国现代水利工程的萌芽阶段，但发展程度很低。自北洋政府时期，由政府主导筹建各类水利管理机构，衙门不少，实效不彰，仍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主要流域的水患问题。1914年12月，北洋政府在广州设立广东治河处，负责管理珠江流域。1918年3月在天津设立顺直水利委员会。1922年1月，北洋政府内务部设立扬子江水道讨论委员会，负责测量长江水道。1924年设立山东运河工程局，负责运河水文测量。1928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将扬子江水道讨论委员会改组为扬子江水道整理委员会。同年将顺直水利委员会改组为华北水利委员会。1929年1月筹建黄河水利委员会，但因经费无着而草草收场。同年7月成立导淮委员会，蒋介石兼任委员长（后由陈果夫代理），负责疏导淮河。1930年设立湘鄂湖江水利委员会。1931年在南京成立中国水利工程师学会，推选李仪祉为会长。由于当年发生的全国性洪水，内政部召开两河会议，呼吁成立黄河水利委员会。

1933年4月，国民政府任命李仪祉为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负责黄河水务。同年6月，鉴于1931年洪水为灾之烈，由扬子江水道整理委员会提出建议，组建湘、鄂、赣、皖、苏五省防汛委员会。1934年3月，由翁文颇、丁文江、李四光、竺可帧等40余人，在南京成立中国地理学会。同年7月设立全国水利委员会统管全国水文事业。1935年5月，国民政府在南京组成扬子江水利委员会，统管长江水利。当年7月长江流域发生洪水，沿江4省受灾1003万人，死亡14.2万人，损坏房屋40.6万间。1937年抗战爆发后，各水利机构西迁重庆、西安等地。1941年设立水利委员会，统管全国水利。至1949年南京解放，原国民政府水利单位被中共接收。1950年2月组建长江水利委员会，直属水利部。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的水利部门主要包括导淮委员会（疏导淮河）、广东治河委员会、黄河水利委员会、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华北水利委员会。看起来似乎中国的主要水系都有部门管理了，实则这些机构权责有限，主要技术人员还是聘请的外国人，所负职责也多为水文测量、汛情通报等业务。一旦遇到夏季洪水或者旱灾，仅有数十人的部门，根本无力对应。由此也造成灾情蔓延无法控制。

民国时期的大型水利工程，主要包括长江复堤、修复黄河决口、开凿中山河、修建关中八惠灌溉区等。1931年长江淮河流域特大洪水后，国民政府从美国进口45万短吨麦和面粉，由救济水灾委员会调拨5万吨，用于“以工代赈”招募民工对长江、淮河（分为16区）进行大规模疏浚筑堤工程，总计达110万人。疏导淮河由陈果夫（江苏省主席兼代理导淮委员会委员长）主持，从苏北洪泽湖沿废黄河至海边，动员24万民伕挖掘“中山河”，至1937年完工，总长167公里，共挖土方6200万立方米。该河用于下泄淮河洪水入海，由于沿线均为沙质土壤，放水第二年即被冲刷不堪（解放后重新整修，称新淮河）。

　　李仪祉，陕西蒲城人，生于1882年（清光绪八年），著名戏剧家李良才之子，1898年中秀才第一名，1904年入北京京师大学堂，毕业后参于筹建西潼铁路。1909年赴德国皇家工程大学学习土木工程和水利工程。1915年回国任南京河海工程学校教授，1922年任陕西省水利局长，1927年任上海港务局长，1928年任华北水利委员会委员长。1929年被任命为导淮委员会委员兼总工程师及工务处长。1930年，倡办中国第一个水工试验所于天津，并回陕西主持水利建设。1933年至1935年，还兼任了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工程师。1938年3月8日因病辞世，享年57水，葬于泾惠渠旁，自发送葬人群达3万多人。



1930年由于陕西大旱，数十万灾民外逃，水利专家李仪祉辞去了南京国民政府导淮委员会委员长职务，受杨虎城将军邀请出任陕西省建设厅厅长，开始筹建关中八惠灌溉工程。“八惠”是引泾水、渭水、洛水等河流的8个灌溉工程的统称。工程经费全部来自华侨捐款，仍采用以工代赈的方式修建。“八惠”工程中规模最大的是泾惠渠，渠首在郑国渠上游张家山泾水出峡谷处，主要枢纽工程有拦河坝和左岸进水闸。坝型为重力坝，长68米，高9.2米，坝顶溢流。干渠进口段为无压引水隧洞，下接明渠。1932年第一期工程完工，共灌溉泾阳、三原、高陵、临潼、醴泉等五县农田60万亩。泾惠渠是中国第一座应用现代水利工程技术建成的灌溉工程，也是中华民国时期最大的灌溉工程。继泾惠渠之后，1934年开始兴建洛惠渠。洛惠渠引水口大约在西汉龙首渠一带，枢纽工程型式与泾惠渠相似，但拦河坝规模更大一些：坝长150米、高16.2米。在洛惠渠渠系建筑物中，隧洞和渡槽较多。其中，穿越铁镰山的5号隧洞长达3027米。1935年，开始兴建引渭水的渭惠渠，拦河坝长450米、高3.2米。在渭惠渠的渠系建筑物中，以横跨漆水河的渡槽规模最大，长达72米。该渠1937年建成，灌溉面积15万多亩。泾、洛、渭三渠建成后，效益显著。此后，渭河以南各支流灌区相继建成梅惠渠、黑惠渠、涝惠渠、沣惠渠和泔惠渠，与前三渠合称“关中八惠”。

其他如1940年疏浚湘江及岷江水道，1941年整治嘉陵江等工程，多用于战时运输军需物资。总体来说，民国时期的水利建设规模小，投资少，不成体系。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水利部门，曾经制定了庞大的10年发展计划：如新僻运河5000公里，设商埠1200处，修筑防洪堤18000公里，灌溉2.5亿亩，水利发电达到1000万千瓦等。还计划把全国划分为六大区域，每区成立一个水利总局。如东北水利总局主管松花江、辽河流域，华北水利总局主管淮河，黄河水利总局主管黄河，长江水利总局主管长江，导淮水利总局主管淮河，珠江水利总局主管珠江流域。这些纸上计划终因1946年内战爆发而化为泡影。直至败逃台湾后，国民党才算认真搞起了水利建设，设立水利委员会，整治河川、农田水利。

　　陕西咸阳泾阳县，郑国渠首遗址，公元前246年，韩国水工郑国给秦王嬴政修渠，灌溉关中，成为秦始皇一扫六合，奠定中国统一基础，现在只剩下一个石碑。


泾河是渭河最大的支流，发源于宁夏六盘山东麓，向南蜿蜒200公里，流入陕西咸阳北部40公里的泾阳县张家山谷，出谷后蜿蜒流入关中平原，在陕西高陵县陈家滩附近注入渭河。全长455公里，流域面积4.54万平方公里，年均径流量24.4亿立方米，河水浑浊，含沙量很高。该河历史悠久，自3000年前周朝始祖即定居泾河流域。到公元前236年，秦始皇用10年时间，在泾河上修成郑国渠，灌溉关中平原4万余顷土地（约合280万亩），成为秦始皇翦灭六国，统一中国的重要物质保障。

战国末期七国争霸，当时秦国国力蒸蒸日上，虎视眈眈。韩国是秦国的东邻，国力孱弱，随时都有可能被秦并吞。公元前246年，韩桓王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采取了所谓“疲秦”的策略。他派遣著名水利工程人员郑国，入秦国游说，在泾水和洛水间修渠灌溉。表面上说是可以发展秦国农业，真实目的是要耗竭秦国实力。这一年是秦王政元年（嬴政13岁即位，22岁加冕）。本来就想发展水利的秦国，很快采纳这一建议。并立即征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任命郑国主持，兴建这一工程。在施工过程中，韩国“疲秦”的阴谋败露，秦王大怒，要杀郑国。发了一道“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的“逐客令”，意思是说把非老陕的官员一律驱逐出境。这时丞相吕不韦的门客李斯上《谏逐客书》，陈说利害，秦王醒悟，收回成命，遂仍加重用郑国，经10年全渠修成，由秦王命名“郑国渠”。渠建成后，农业经济效益显著，关中竟成沃野，亩产一钟（合125.5公斤），比黄河中游高出4倍。都江堰、郑国渠两大秦国水利工程，让川蜀关中成为千里沃野，秦国国力大盛，至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为征伐岭南，在广西兴安县修凿灵渠，用以沟通湘江和漓江，运输军粮。都江堰、郑国渠、灵渠遂成为彪炳史册的秦国三大水利工程。

　　陕西省咸阳市泾阳县王桥镇西部的张家山，泾惠渠首大坝。前陕西省长程安东题字：泾惠渠首枢纽。这里是高原与平川的接壤处，下游即为绵延上百公里的关中平原。


郑国渠引泾灌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先后历经汉代的白公渠、唐代的三白渠、宋代的丰利渠、元代的王御史渠、明代的广惠渠，都是引泾灌溉。到了清乾隆二年，由于泾水屡毁堤堰淤废，遂在大龙山洞下筑坝拒泾引泉，兴建了龙洞渠，仅灌地700顷（10万亩），使古老的郑国渠衰败。到清朝末期，龙洞渠溃漏失修，灌田逊及200顷（2.85万亩），以致饥荒连年。到了1929年（民国十八年），陕西连遭三年大旱，饿死250万人，逃亡40多万人。1930年爱国将领杨虎城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救民于水火，邀请陕西同乡，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从南京返陕，主持兴建泾惠渠。李仪祉早在1922年即开始筹划泾惠渠工程，组织测量队勘测渭北地形，并写出《引泾论》、《再引泾论》、《陕西渭北水利工程局引泾第一期报告书》等论著，为泾惠渠工程的实施提供了理论依据。

从1927年起，李仪祉亲赴京、津、沪等地，奔走呼号希望能筹到一笔修建经费，但当时一些官僚政客却讥讽他“发狂”。直至1930年得到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支持后，于右任也积极协助筹款，美国檀香山华侨和华洋义赈会也都踊跃捐款资助，终使泾惠渠工程于1930年动工兴建。当时正值大灾过后，瘟疫在关中地区流行，建筑材料奇缺，引泾工程困难很多，因此倡导就地取材，拆庙宇，收碑石。但这一建议却遭到不少乡绅的反对，他们一面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阻拦拆庙修渠，另一方面向陕西省当局告状，使工程无法进行。李仪祉亲自用纸浆泥制作了一个引泾工程大模型，让人抬到县政府大堂上，让乡绅和群众观看，并讲述修建泾惠渠的好处，他说：“我是陕西人，我没有二心，决不会把水利变成水害，坑害百姓。要是咱们早能把渠修成浇地，哪会有死尸遍地的民国十八年大旱的悲惨景象！”一席话使反对者无言以对，周围群众亦心悦诚服，于是工程重新开始。施工过程中，他经常深入工地，具体指导工程技术人员和民工施工。经过5年努力，泾惠渠终于在1935年冬全部完工，渠道全长270公里，能够灌溉泾阳、三原、高陵、临潼、礼泉等5县69余万亩农田。1949年后，经过扩建，改善排水系统，进行渠道衬砌，灌溉面积增加到90万亩。1966年，渠首大坝被冲毁，后在原基础上修建了新坝。现在，灌溉面积达130.04万亩，灌区辖咸阳、西安和渭南三市的泾阳、三原、高陵、临潼、闫良、富平6个县（区），总人口120万人，是陕西省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之一。

——一条沟渠，见证秦汉帝王霸业，中国两千年兴衰。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部分委员，在中南海颐年堂合影。前排左起：粟裕、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程潜、刘少奇、陈毅； 中排左起：聂荣臻、高岗、张治中、邓小平、张云逸、刘斐； 后排左起：罗瑞卿、贺龙、蔡廷锴、傅作义、刘伯承。新中国第一代领导核心基本到齐，还差在朝鲜的彭德怀。其中不少原来是国民党人士，如新中国第一任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后排右二）。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直至1952年还处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内要剿匪平乱，发展生产，外要抗美援朝，防御蒋军反扑，国家的财政经济还十分困难，但水利建设已经迫在眉睫。1949年全国发生大面积水灾，20多个省的354个县市，受灾人口4450万。长江中下游普遍受淹，灾民810万人，其中5.7万人死亡。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将“兴修水利，防洪抗旱”写进《共同纲领》。1949年10月正式成立国家水利部，由傅作义将军担任新中国第一任水利部部长。

然而当时新政府要面对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经过长期战乱，全国4.2万公里的堤防绝大部分要进行培修加固，水患严重的长江、黄河、淮河、沂河、沭河、永定河、大清河、潮白河，均需要进行全流域整治。11月8-21日，水利部在北京召开各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这是新中国的第一次水利会议，做出了整治永定河，修建官厅水库等一系列决定。提出建国初期水利建设的基本方针是：“防止水患，兴修水利，以达到大量发展生产之目的”。并将1950年的水利工作重点确定为防洪排水，在干旱地区开渠灌溉，同时加强水利调查研究工作，为长期建设打基础。关于组织领导问题，拟设置黄河水利委员会、长江水利委员会、淮河水利工程总局，由水利部直接领导；各省设水利局，各专区各县设水利科（局）。

1949年11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接见各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部分代表，用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鼓励水利工作者要为人民除害造福。11月26日，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在徐州召开沂沭汶运治导会议，提出整治沂河、沭河、泗河方案。将沂河每秒6000立方米流量导入黄海，沭河每秒4500流量分泄导入黄海，泗河每秒1000立方米流量经苏北六塘河入海。

1949年12月1日导沭第二期工程动工，1950年1月3日结工。该期工程共调集民工3万人，集中开挖新沭河引河段石方工程，完成土石方61.3万立方米，用工90.9万个。3月19日，第三期导沭工程开工，5月21日结工。共调民工6万人，仍集中开挖新沭河引河石方工程，完成土石方199.65万立方米，用工日351.73万个。10月22日，第四期导沭工程开工，至12月28日结工。该期工程主要是开挖新沭河引河及老沭河、新沭河筑堤，工段长100余公里。同时，动工兴建老沭河拦河坝、穿沭涵洞等工程。本期施工共调集民工19.3万人，完成土石方944万立方米，工日1012万个。1951年3月25日，第五期导沭工程开工，至8月20日结工。该期工程主要是开挖新沭河引河、新沭河筑堤，共调集民工8.1万人，完成土石方447.8万立方米，用工日330.9万个。仅是整治沭河就开挖土石方1652.75万立方米，调集民工36.4万人。

1950年1月，黄河水利委员会在开封召开了治黄工作会议，水利部副部长张含英参加了会议。会议确立了“除害兴利”的治黄总方针，决定对黄河下游大堤进行培修加固，以防御当年汛期，并筹办引黄灌溉济卫工程。3月20日，鉴于1949年全国发生大面积水灾，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和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共同签发《政务院关于1950年水利春修的指示》。以黄河、长江、淮河等主要河流为工作的重点，防止汛期出现堤坝溃决。5月，水利部召开建国后第一次全国防汛会议，明确当年防汛的方针和任务，并对组织领导、经费、报汛等有关问题作了具体的规定。6月3日，中央防汛总指挥部成立，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兼主任，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作战部长李涛兼副主任。1950年6月7日，政务院发布《关于建立各级防汛机构的决定》。6月28日，黄河防汛总指挥部成立，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吴芝圃任主任。

　　1950年第8期《人民画报》。1950年7月11日，安徽蚌埠津浦铁路淮河大铁桥修复工程全部完工。该桥建成于1911年5月，九墩八孔全长586米。1950年3月13日上午10时遭国民军飞机投弹炸断。济南铁路局的工人们，奋战数月将其修复。



就着中央政府着手防汛时，1950年6月底起，淮河流域普降暴雨引发特大洪涝灾害，超过1931年最高水位，沿淮河干流决口10余处。河南、安徽、江苏三省被淹耕地达4697万亩（约合3.1万平方公里，与台湾全省面积相当），灾民1300万人，倒塌房屋89万间，死亡近千人。其中仅阜阳专区全部被淹土地达600万亩，部分被淹700万亩，有些地方的灾情到了惨不忍睹的程度。阜南县沿淮河六个区150个乡，平地水深一丈多，其中24个乡房屋、电杆全部被水淹没，倒塌房屋一万多间。宿县专区的泗洪、灵宝、五和等县境内，电杆全部被水冲毁，交通中断。中共中央接到的一封电报中说：有些灾民，因躲水不及，爬到树上，有的被毒蛇咬死。毛泽东主席看到此处，不禁流下了眼泪。周恩来总理在政务会议上激动地说：“水灾是非治不可。如果土地不洪就旱，那就土改了也没有用。”。

1950年7月20日，毛泽东批示：“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8月17日，中央指出：“如不认真治水根治水害，政权就无法巩固”。8月25日，根据毛主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指示，国家水利部召开了治淮会议，成立了治淮委员会，曾山为主任，下设河南、皖北、苏北三省、区治淮指挥部。

由此，治理淮河流域水患，便成为新中国第一项大型水利工程——其规模甚至超过三峡工程，一直延续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