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风云激荡，中国如何从亡国边缘跃居世界第一大工业国（二十九）

 

　　黑龙江垦区牡丹江分局8510农场(兴凯湖畔)北大荒纪念馆，收藏展示了大批当年百万农垦人拓荒的照片，记录着这段传奇历史。

 　　在这片亘古荒原上，经过百万农垦人半个世纪的艰苦奋斗，建成了我国规模最大的国有机械化农场群，耸立起140多座农业城镇。到1995年，黑龙江农垦总局粮食总产达到100亿斤，提供商品粮70亿斤;2005年达到200亿斤，十年翻了一番，实现了历史性跨越。2009年更是突破300亿斤大关，达到330.5亿斤(1652.5万吨)。2009年，黑龙江垦区完成总播种面积3974.9万亩，其中粮食作物播种面积达到3831万亩，比2004年增加了1018万亩。

 　　60多年来，黑龙江垦区已累计生产粮食3922亿斤，累计向国家交售商品粮3065亿斤(1.53亿吨)。黑龙江垦区从开垦初期1947年产粮480万斤到1962年产粮10亿斤，用了15年时间;从年产粮10亿斤到1995年产粮突破100亿，用了33年时间;从年产粮100亿斤到2005年产粮突破200亿斤，用10年时间;从年产粮200亿斤到2009年超过300亿斤，仅用了4年时间。

 　　2010年，黑龙江垦区粮食总产达363.6亿斤，其中商品粮339亿斤。这个数字意味着黑龙江垦区用仅占全国1/45的耕地，可为1亿人提供一年的口粮。在满足中国四个千万人口级直辖市(京、津、沪、渝)和解放军百万大军全年粮食需求后还绰绰有余。

黑龙江垦区全机械化作业式农场，拥有数万台套大型农业机械。

　　作为全国机械化水平最高的农场群，黑龙江垦区装备有大批世界先进的大型农业机械。拥有大中型拖拉机2.4万台，农用飞机50架，飞机场54处(组建成北大荒通用航空公司)，粮食处理中心198座，种子加工厂59个。垦区拥有农机总动力604.5万千瓦(相当于6座百万千瓦级核电站)，田间作业综合机械化率达到96.5%，远高于全省农村87%和全国52%左右的水平。垦区肉牛存栏41.895万头，奶牛存栏26.73万头.生猪存栏131.58万头，羊存栏206.29万只，家禽735.17万只。年粮食加工转化能力达到1480万吨，处理鲜奶能力77万吨，生猪屠宰能力500万头，可实现粮食和农畜产品全部转化增值。

　　从北大荒到北大仓，蕴含着百万农垦人半个世纪的血汗努力，也见证了工业化对于农业发展带来的飞跃式突破。

　　——北大荒只是毛泽东时期奠定中国工业、农业基础的一个缩影。

　　工业才是强国之根，没有强大的工业，就没有强大的农业。

巨幅照片地址：h ttp://img3.laibafile.cn/getimgXXX/2/2/photo2/2011/12/4/82384665_3839386.jpg

 　　1979年前后，黑龙江垦区八五五农场(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4师第41团)全景航拍，张正贤拍摄。该农场建于1955年，划归铁道兵农垦局管辖。1959年改为八五五农场，隶属牡丹江农垦局。1968年6月，组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编为第四师第四十一团。1976年2月，撤销生产建设兵团，改为“金沙农场”，1979年改为八五五农场，隶属牡丹江农场管理局。全场耕地50万亩，人口1.5万人。

　　八五五农场位于黑龙江省七台河市以东46公里，兴凯湖西北60公里，距离中俄边境仅50公里。

　　——农场，并不仅仅是种田而已!

北大荒(黑龙江垦区)东部，中俄边境农场分布。

 　　如果你注意到地图右侧中俄边境的“珍宝岛”三个字，便会知道这些沿中俄边境密集排列的农场意味着什么。

　　北大荒开发之功在千秋，并不仅仅只是解决中国粮食供给问题而已。

　　1979年前后，黑龙江垦区八五五农场(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4师第41团)战士在擦拭保养56式75毫米无后坐力炮，张正贤拍摄。1969年3月15日8时2分，珍宝岛保卫战中最大的一场战斗打响。苏军集中使用200名步兵、20余辆坦克和30辆装甲车发起进攻。我方56式75mm无后坐力炮排配置在主阵地后方江叉东面的3号阵地。炮8班用该武器击毁两辆苏军装甲车。

　　该炮存在穿甲能力不足问题，破甲厚度150mm/30°(最大破甲厚度180mm/90°)，无法击穿苏军坦克正面装甲。于是我国军工部门开始研制新型无后坐力炮，这就是后来在中越战争中大显身手的65式和78式82mm无后坐力炮。

　　1950年第8期《人民画报》，冀西的沙荒造林运动，全年植树一千八百万株，消灭沙荒八万九千余亩。

 　　1950年5月16日，政务院发布《关于全国林业工作的指示》，并号召全体人民为圆满实现这一任务而努力。在各级政府的大力领导及冀西沙荒造林局的密切配合下，冀西各县沙荒造林运动蓬勃开展，群众造林情绪与信心逐步增高。1950年仅行唐、新乐、无极、藁城、正定等五个重点县，即完成沙荒沿河造林1467万株，消灭沙荒达六万四千九百多亩;加上曲阳、灵寿、定县春季造林成绩，全年共植树造林1792万多株，消灭沙荒八万九千余亩。1950年秋后，五个重点县即完成植树造林三百七十七万五千多株，消灭沙荒达一万三千八百多亩，其中公私合作造林为二百十七万多株，面积为八千多亩。造林局苗圃与委托县营、私营苗圃共育成洋槐、紫穗槐等一年生苗木四百十七万八千多株，其中二百零五万八千多株，已投资公私合作造林，解决了沙荒重点村树苗缺乏的困难。

 　　从1950年到1957年间，新中国共造林23596.4万亩(15.73万平方公里)，封山育林也是当时重要的政策之一，这对保护生态环境，防止水土流失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的环保工作在此期间已经开始了萌芽。

　　植树造林，从新中国建国起，就是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各级政府的一项政治任务，一直延续至今。

1950年第8期《人民画报》，沈阳农学院。

 　　沈阳农学院就是现在的沈阳农业大学，其前身可以追溯到1910年，当时的奉天省第一农科高级中学，1929年该中学改为东北大学农学院;1938年改为奉天农业大学， 1946年恢复为东北大学农学院; 1949年8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决定将由于战事原因，于1948年迁往北平的东北大学农学院、长春大学农学院、(江西)中正大学农学院迁回沈阳，在塔湾成立沈阳农学院。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学校迁至哈尔滨与哈尔滨农学院合并，并改称东北农学院。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央决定把复旦大学农学院(茶叶专业除外)迁往沈阳，与原沈阳农学院(东北农学院)的部分专业合并，组建新的沈阳农学院，第一任院长由中国著名教育家、畜牧专家张克威教授出任。1985年10月，经原农牧渔业部批准更名为沈阳农业大学，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同志亲自为学校题写了校名。

 　　学校现设16个学院，47个本科专业，学科涵盖农、理、工、经、管等五大门类;拥有68个硕士学位授予权专业，31个博士学位授予权专业，6个一级学科，6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3个国家重点学科，3个农业部重点学科，19个辽宁省重点学科，中国工程院院士1人。学校现有在校生21899人，其中博士研究生567人，硕士研究生2227人，普通本专科生16125人，成人本专科生2980人。

 

1950年第8期《人民画报》，通过土地改革法。

 　　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根据全国解放后的新情况，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它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同年冬起，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同时也分给地主应得的一份，让他们自己耕种，自食其力，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释放土地资源、人口资源，为工业化、城镇化、农业机械化扫清障碍。

 　　《土地改革法》将过去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便更好地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小土地出租者，稳定民族资产阶级，以利于早日恢复和发展生产。《土地改革法》公布以后，在3.1亿人口的新解放区分期分批地，有计划、有领导、有秩序第开展了土改运动。近三亿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到了七亿亩土地和大量的农具、牲畜和房屋等;还免除了每年向地主缴纳约三百五十亿公斤(3500万吨)粮食的地租。

　　到1953年春，全国除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台湾省外，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农民真正获得了解放。我国存在两千多年(建立于战国，公元前475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从此被彻底被摧毁，地主阶级在中国彻底土崩瓦解(台湾省除外)。

1950年第8期《人民画报》，土地改革后的农村新气象，获得土地后的贫困农民，劳动积极性大为提高。

 　　土地改革初期，也伴随着农村阶级斗争的开始，形成了地主、富农、贫下中农等阶级身份。农民对于乡村内部阶级分化的认识是不自觉的，只是在各级政府及工作队(组)不断动员与组织下才逐步认识到开展阶级斗争的益处。土地改革中，各级政府发动群众认识到地主剥削的罪恶及乡村阶级差别的现实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通过贫下中农“诉苦会”等多种形式，不断强化群众对地主阶级的厌恶，调动了他们参加土地改革的积极性。

　　土改不仅在经济上摧毁地主封建制度，而且在思想上发动群众，彻底摧毁了在中国延续数千年的封建地主势力，粉碎了农村地方地主/宗族/家族势力，对于中国基层政权执行力的阻碍。对于强化中国基层政权，强化国家凝聚力，功莫大焉。

　　1950年第9期《人民画报》，解放军帮助百姓收割麦子。这种与人民打成一片的传统，也是解放军战斗力强悍的根源。

　　国民党军队能做到么?

　　1950年第9期《人民画报》，解放军参加农业生产。

　　解放战争后期，人民解放军在规模上完全压倒了国民党军队。到1950年6月，解放军第一次大裁军。当时的解放军总兵员550万人，“小米加步枪”的步兵是主体。1950年6月，中央军委决定解放军复员转业150万人，后因为抗美援朝战争，裁军精简工作停止了，还根据战争的需要扩军。到了1951年10月，军队总人数增加到了627万人，这是解放军历史上兵力最多的时期。为减少军队对于人民的负担，解放军在军事训练的同时，也参与农业生产。拿起锄头是农民，拿起钢枪是战士。

　　1950年第9期《人民画报》，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在京闭幕。

　　1950年8月18日，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在北京清华大学礼堂开幕。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人民政府有关科学机构、人民解放军和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属科学机构、各地区、兄弟民族以及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的代表共469人。

　　从1949年7月18日“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议”闭幕，到1950年8月18日“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召开，时隔一年零一个月。会议从8月18日开幕到8月24日闭幕，历时7天。参加会议的400多名代表，代表了理、工、农、医各方面的科学工作者4万多人(几乎是当时中国科研力量的全部家底)。吴玉章致开幕词。梁希致闭幕词。

　　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李济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黄炎培，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马叙伦，交通部长章伯钧，农业部长李书诚，卫生部副部长贺诚，重工业部副部长刘鼎，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以及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等，应邀向大会作了报告和发言。周总理向大会作了题为《建设与团结》的报告。他和其他领导人都指出,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为我国自然科学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中国自然科学的任务就是要与全国人民正在进行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与国防建设密切配合。

　　会议决定成立“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全国科联”或“科联”)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全国科普”或“科普”)两个组织，并选举了两个组织的全国委员会及常务委员会，一致推举吴玉章为这两个组织的名誉主席。李四光为全国科联主席，侯德榜、曾昭抡、吴有训、陈康白为副主席。

　　1950年第9期《人民画报》，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在京闭幕。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于1950年8月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421人，列席代表161人，其中包括各地区、各军卫生部的负责人和中西医药界学者专家。会议由卫生部部长李德全主持，卫生部副部长兼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贺诚在会上做报告。会议一致同意以“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为新中国卫生工作的三大方针。毛泽东主席为这次会议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

　　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时期，中国成功地建立起一整套以预防为主、覆盖全国的医疗卫生体系。这一体系包括：发展合作医疗制度;使用赤脚医生;通过群众运动执行全民保健计划;中西医结合;越来越注重农村人口的医疗卫生。

 　　全国性的医疗卫生体系，对于提高农村人口寿命，减少疫病灾害发生，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使千百年来，中国贫困农民医疗状况得以改善。然而到1978年改革开放后，毛泽东时期创建的这一医疗体系逐渐土崩瓦解，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出现了戏剧性的大逆转，医院从治病救人，变成了唯利是图，只认钱不认人，甚至丧失了最基本的医德操守。　　

1950年第9期《人民画报》，解放军修复陇海铁路宝鸡至天水段。

　　陇海铁路宝鸡至天水段，长154公里。这段铁路工程复杂艰巨，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忽停忽建，朝令夕改。从1939年5月至1945年12月，用了近7年时间，才勉强竣工。由于官员贪渎，偷工减料，铁路通车后，塌方事故不断发生，平均每年都要崩坍50万立方米土方，1949年甚至塌方高达64万立方米。宝鸡至天水段因此被称为陇海铁路的“盲肠”。从1945年到1949年，通车日期实际不过一年，1947年仅通车四十余天。1949年7月后，宝天段遭到国民党军队溃退时的破坏和雨季大坍方。全段经常处于瘫痪状态，难以保持正常通车。

　　陇海铁路作为连接中国西北的战略通道，对于解放大西北非常重要。解放后，中央政府提出改造天宝铁路的口号，并由郑州铁路局西安分局负责测量沿线情形。1950年3月初确定了整修天宝铁路的计划，并决定由国人民解放军19兵团64军、65军18师、63军560团以及兵团直属队、63军直属队、65军工兵营、宝鸡、咸阳军分区等共5万余名官兵，担任整修工作。

 　　从宝鸡到天水，沿着曲折的渭河，通过险峻的高山与峡谷，沿路有126座隧道，总长21公里，等于关内其他各线隧道长度的总和。沿线大小桥梁共97座，涵洞576座。五万解放军官兵历时8个月完成整修任务。1950年10月奉命撤离，共完成土石方468万立方米，使宝天段维持通车。 

　　1950年5月，铁道部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成立，设宝天工程处，负责铁路修缮维护。1954年7月，郑州铁路管理局接管宝天段，开始正式运营。4年间共设资6317.5万元，完成路基土石方837.6万立方米，新建改建桥梁67座，延长1.7公里，新建、改建涵渠、泄水洞延长928米，新建隧道和隧道加衬砌延长17.4公里，新建挡土墙、护坡圬工11.4万立方米，正线换轨104公里。经过改造，线路设备质量得到提高，全段列车运行时间由原来的12小时，缩短为5-6小时，年运量由80万吨提高到200万吨。

1950年第9期《人民画报》，驻甘肃人民解放军修筑古丰渠。

 　　古丰干渠，位于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古丰乡，原称柳条河，自西向东贯穿全乡，全长30余公里，汇入古浪河。1950年3月，由解放军第3军8师23团负责修筑古丰渠。该渠坡度极大(起终点相差500米)，加以土质稀松，渗漏性大，因之工程中困难极多。全渠需7030立方米卵石(约合14410吨)，平均每人要从两公里外运来卵石24.5吨。在“人人出主意，个个想办法”的口号下，战士们在工作中有很多创造，工作效率因而不断提高。古丰干渠于五月初竣工，七月底完成全渠工程。修渠期间，当地居民曾不断前来慰问，并向部队献旗。下四洼村的老农们感激地说：“我们的子子孙孙端起饭碗，也忘不了解放军。”当地群众为感激修渠部队的功绩，特立碑纪念。

1950年第9期《人民画报》，新疆驻军在玛纳斯河上修坝。

 　　解放前，新疆经济十分落后，百业凋零，物资奇缺。1949年全疆工农业总产值仅7.2亿元(以1980年不变价计)，其中工业产值仅占0.5%。广大农村异常贫困，平均每3户农民仅有1头耕畜，9户农民1辆木轮车，2户农民1把砍土曼。1949年全疆粮食总产8.48亿公斤，人均占有195.7公斤，各族农民除去地租、口粮和种子外，已所剩无几，就地解决近20万进疆军队粮饷绝无可能，当时，新疆军区每月派飞机去北京运一趟银元，购粮以供军用。鉴于此，毛泽东高瞻远瞩，认真分析新疆形势，借鉴历代屯田戍边经验，为了西陲边疆长治久安，决心在新疆大兴屯垦戍边事业。

 　　1950年1月16日 新疆军区代司令员王震，在《关于新疆军队生产建设工作的方针与任务》的报告中指出：驻新疆部队一面守卫祖国边防，警卫新疆全境，肃清土匪特务，严防间谍和反革命分子的阴谋破坏，加强训练;一面从事生产建设，克服财政困难，减轻国家和人民负担，改善部队生活。1950年1月21日新疆军区发布大生产命令：全疆部队除留一部分兵力担任国防、进军西藏、肃匪平叛、维护社会治安外，全体军人一律参加生产劳动。共有11万指战员投入大生产运动。1月人民解放军二十二兵团所属部队展开诉苦运动，开展对国民党起义军官的思想改造运动。同月人民解放军二、六军选派各级干部1070名、战士153名和新参军的知识青年600余人到三区民族军和起义部队工作。同月王震、陶峙岳、张仲瀚、陶晋初等亲自踏勘玛纳斯河西岸。决定二十二兵团领导机关进驻石河子，建设戈壁新城。

　　这支屯垦戍边的英雄部队，就是后来闻名全国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西汉疆域地图。自从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李广利征伐大宛之后，西汉王朝就开始在西域设置校尉官署，屯田渠犁(今新疆尉犁、轮台一带)。公元前60年(神爵二年)，匈奴日逐王先贤掸率万余人归顺西汉，受封归德侯。为了管理统一后的西域，汉宣帝在乌垒城(今轮台县境内)建立西域都护府，正式在西域设官、驻军、推行政令，开始行使国家主权。西域都护是汉代西域官阶最高的官职，俸两千石，汉宣帝任命郑吉(江苏吴县人)为第一任西域都护，封安远侯。郑吉在位时，轮台屯田士卒达三千人，垦田六万亩，成为西域粮仓之一。

　　新疆，汉称西域，意思是中国西部的疆域，一直沿用到清朝统一新疆，之后改称新疆。西汉王朝统一西域是从讨伐匈奴开始的。汉武帝刘彻为了打败匈奴，决定“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为此他先派张骞两度出使西域，以加强同西域诸地的联系，共同对付匈奴。公元前121年汉朝大将军霍去病大败驻牧在河西走廊一带的匈奴浑邪王和休屠王，汉朝在此置武威、酒泉两郡(后改为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从而切断了匈奴同氐、羌诸部的联系。公元前109年，汉军将领赵破奴等率部西征攻破楼兰、姑师等西域重镇。前102年，汉军攻破大宛城，汉朝在西域各国中的威望大增。翌年，汉朝在西域的轮台、渠犁等地驻兵屯田，并置使者校尉统领之。使者校尉是汉朝政府设在西域的最早的地方官员。

 　　西汉在新疆的屯垦，从公元前105年开始，到公元8年结束，经历113年。主要分布在轮台、渠犁、焉耆、龟兹、楼兰、伊循、交河、高昌、赤谷、姑墨、北胥鞬等地。西汉在新疆屯田，最高的管理机构是西域都护府，下有戊巳校尉、各地驻军校尉、屯长分级管理。屯军2万多人，屯垦约50万亩。每个屯兵平均种地20亩，屯兵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由国家供给，劳动产品全属官府。西域的农作物胡麻、蚕豆、石榴、大蒜、葡萄、苜蓿等相继传入内地，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传入新疆。

 　　西汉末，外戚作乱，王莽篡权，内地政局不稳天山南北各地复陷入分裂割据状态。东汉初年，匈奴南下，重新统治了西域各地。公元73年，东汉王朝派遣大军攻伐北匈奴，其中汉将窦固、耿忠等率部出酒泉，于天山一带击败匈奴呼衍王部，占据伊吾(今哈密市)。同时，窦固部将、时任假司马的班超受命顺天山南麓西行收复失地，班超以其卓越的政治、军事家才干，在西域各地人民大力帮助下，南征北战，有力地稳定了西域的政治局势，后受封为西域都护“定远侯”。班超在任期间，还派甘英等人于公元97年出使大秦(东罗马帝国)，其使团足迹曾抵达波斯湾。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出现了社会大动荡和民族大融合的局面。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空前繁荣、昌盛的时期。唐朝统一了西域，并在西域设立了安西大都护府和北庭大都护府，以及回鹘西迁，是这一时期西域历史上的两件大事。北宋时期，西域存在着高昌回鹘王国、子阗王国、喀喇汉王朝三个并立的地方政权。到了南宋时期，于阗王国并入喀喇汗王朝，但又出现了西辽王朝。蒙元时期西域大部分地区为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的封地。明代，西域在东察合台汗国统治之下。明朝中叶，东察合台汗国演变为叶尔羌汗国。18世纪中叶，清朝先后平定了准噶尔贵族和大、小和卓的叛乱，统一了新疆，并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治理措施，最终形成了现在的新疆疆域。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后，改称西域为“新疆”或“西域新疆”，义为“故土新归”。清政府开始在新疆各地置官立府，行使中央政府对天山南北各地的管辖治理。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朝势衰，沙俄趁机蚕食新疆。光绪元年(1875年)，陕甘总督左宗棠受令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率7万湘军收复天山南部诸地，到1878年1月，收复了除伊犁外的整个新疆，消灭了阿古柏叛军。由于清政府发现以前的民族自治朝贡制度并不稳固，光绪十年(1884年)，清政府发布新疆建省上谕，湘军统领刘锦棠被任命为首任新疆巡抚。将迪化直隶州升为府，新疆军政中心由伊犁移到乌鲁木齐。

　　1865年，阿古柏(乌兹别克人)率军侵入新疆，在英国和沙俄支持下建立伪政权。1871年，沙俄出兵占领伊犁地区，新疆面临着被肢解吞并的危险。1875年5月，陕甘总督左宗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1876年4月，左宗棠命湘军统领刘锦棠率马步25营分批入疆，清军总兵力达80余营，约7万人。至1878年1月，七万湘军转战数千公里，收复除伊犁外的新疆全境。1881年中俄通过谈判，中国收回伊犁。

 　　1884年新疆建省后，左宗棠、刘锦棠大力发展民屯，清朝在新疆的屯垦事业出现第三次高潮。1884-1905年，全疆新垦荒地960万亩，乌鲁木齐变成新疆最大的屯垦基地和经济、政治中心。到1911年，新疆人口达到216.2万多人，耕地增到1055.47万亩。

 　　1912年民国成立后，大总统袁世凯任命杨增新(云南蒙自人，清末任镇迪道兼提法使)为新疆都督，实行剿抚并举，维护了新疆统一。为保证新疆稳定，力主与苏联保持良好关系，并防止日本势力渗透新疆。1928年7月，杨增新被当时军务厅长、外交署长樊耀南(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一派所枪杀，但政变不久后，掌军队的金树仁出兵讨伐樊成功，成为新疆的统治者。杨增新被杀害时年66岁，苏联政府为杨开祭致哀，并借道西伯利亚，派专车和军警武装护送遗体到北京昌平区沙河镇安葬。杨增新在位期间，新疆耕地由1055.47万亩增加到1202.67万亩，新增耕地147.2万亩，在内地协饷完全断绝的情况下，基本上解决了新疆军民的衣食问题。

 　　1928年，金树仁继任新疆省主席，大力扩充军备，结果一味使用武力，不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造成军队腐败不堪，加剧政府的财政危机，社会矛盾激化，社会动乱进一步加深。1933年4月12日，省府参谋处长陈中、迪化县长陶明樾、航空学校校长李笑天等人，包围省政府，发动新疆“四·一二政变”。金树仁被迫出逃，军阀盛世才(东北军郭松龄部出身，日本陆军大学毕业，为人阴险擅变)以兵变为由，率军进驻乌鲁木齐，诛杀政变者后，接任新疆省主席，开始长达12年的统治。

 　　盛世才与苏联关系密切，企图利用苏联人的 支持保持自己“新疆王”的地位。苏联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多次出兵帮助盛世才平叛，并给予军政支持。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日，同盛世才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10月，盛世才同意中共在迪化（乌鲁木齐）成立八路军办事处，滕代远任主任。随后，中共中央派遣一百多名党员赴疆工作。1938年盛世才与苏联达成《盛俄密约》获得500万卢布贷款，并于1939年加入苏联共产党。苏联通过全面援助和支持盛世才政权，排除以往英、日在新疆的影响，把新疆纳入自已势力范围。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后，在苏联一开始作战失利的情况下，盛世才见风使舵，转而投靠蒋介石，并且采取种种措施公开与苏联、中共彻底决裂。1942年起公然捕杀中共党员，杀害陈潭秋（中共一大代表，时年47岁）、毛泽民（毛泽东弟弟，时年47岁）、林基路（时年27岁）等中共党员，转而投靠国民党。

　　盛世才(1895年-1970年7月13日)，字晋庸，辽宁省开原盛屯村人。中华民国陆军上将，1933年至1944年间全面控制新疆军政大权，有“新疆王”之称。照片为1943年美国《LIFE》杂志摄影师拍摄的盛世才与妻子邱毓芳及女儿合影。1949年盛世才全家随蒋介石逃至台湾，1970年病死台北。

　　但当1943年，国民党派遣陶峙岳兵团的三个军(中央军)7万人进入新疆后，蒋介石对盛世才的脸色骤变。盛世才没想到投靠国民党是“引狼入室”，准备把国民党势力逐出新疆。为寻找退路，盛世才企图再次投靠苏联，遭到斯大林拒绝，并把其电报转给了蒋介石。此时的盛世才，已是众叛亲离。1944年9月，重庆国民政府命朱绍良代新疆省主席，将盛世才调至重庆任农林部长，新疆王就此没落。

　　然而受其长期祸害的人没有放过他。1949年7月，东北义勇军旧部在兰州，将其岳父一家11口满门杀死，还在墙壁上用鲜血写道：十年冤仇 一夜报之。可见盛世才家族在新疆的积怨有多大。1949年，盛世才随蒋介石逃至台湾，任国策顾问等闲职，还曾一度经商，在台北投资开办士林西菜馆。晚年著述《新疆十年回忆录》等书。由于仇家太多，蒋介石还特别派一个排的步兵保护他。1970年“新疆王”因脑溢血病死台北，终年78岁。

1943年，美国《LIFE》杂志记者拍摄的新疆。马儿穿过湖边公路，远处可以看见牧民的帐篷。

　　1943年，美国《LIFE》杂志记者拍摄的新疆。天山山脉松林围绕着天山天池。

　　天山天池位于乌鲁木齐市东部40公里，是博格达峰北侧半山腰的长条形湖泊，湖面海拔1910米，南北长3.5公里，东西宽0.8～1.5公里，最深处103米，湖水清澈，晶莹如玉。湖滨云杉环绕，雪峰辉映，非常壮观，为著名避暑和旅游地。

　　在新疆这块166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国土上，处处有着冠绝华夏的壮美风光。

　　1943年，美国《LIFE》杂志记者拍摄的新疆。一群维吾尔族孩子，赤着脚在课堂上坐着上课。能穿一双鞋子，在那时是奢望。

　　1943年，美国《LIFE》杂志记者拍摄的新疆。人群聚在城门口听说书人说故事，一年后盛世才就要滚蛋了。

 　　1943年，美国《LIFE》杂志记者拍摄的新疆。通过道路远看托克逊峡谷。这里位于乌鲁木齐市东南约170公里，是从南部进出乌鲁木齐的咽喉要道。

 　　二十年后，从这里向西南跋涉150公里外的博斯腾湖边，建起了中国最重要的核武器试验基地——马兰。

　　1949年7月至1950年10月，彭德怀指挥的第一野战军第二、六军进军新疆示意图。第2军的前身是红军长征时期为红二方面军第6军团，解放战争时期西北野战军第2纵队，全军共3.4万余人。至1950年3月，先后进驻南疆喀什、疏附、阿克苏、焉耆等地区。第2军兼喀什军区，下辖喀什、阿克苏和田等4个军分区。1953年3月，第2军番号撤销，整编为南疆军区，第4师整编为步兵第4师;第5、第6师整编为新疆农业建设第1、第2师。一野第6军前身是红一方面军第5军团的一部，解放战争时期的西北野战军第6纵队。至1950年3月，该军全部到达新疆。军部与第17师驻迪化(今乌鲁木齐)、伊宁等地区，第6军兼迪化军区，下辖迪化、哈密、焉耆军分区由所属各师分兼。1953年5月，第16、第17师改编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5、第6师，第6军番号即行撤销。

　　1949年上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三大战役后，以摧枯拉朽之势彻底击溃国民党军主力，但是在毛泽东进军全国的棋盘上，新疆还没有列入战略进攻的主要方向。1949年5月23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关于各野战军进军部署的电报中指示，年底以前占领兰州、宁夏和青海，1950年春“开始经营新疆”。6月26日，毛泽东又致电指挥西北作战的彭德怀说，如果进展顺利的话，可以在“明年春季或夏季占领新疆”。

　　在西北，“马家军”倚仗多年经营的军队与西进解放大军做垂死的较量。这个时刻，美国驻迪化(今乌鲁木齐)领事包懋勋(Paxton)、副领事马克南(Mackenan)也没闲着，他们与新疆省主要头目麦斯武德、伊敏等人紧锣密鼓组织“东土耳其斯坦国”，策划宣布新疆独立。青海的马步芳，宁夏的马鸿逵等人，企图在万不得已情况下退居新疆，成立伊斯兰共和国，宣布脱离中国。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就会成为国际争端，就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所以，中共中央当机立断，决定提前进军新疆，命令彭德怀指挥的第一野战军(原西北野战军)解放大西北。一野下辖第1、第2、第3、第4、第6、第7、第8军，及骑兵第1、2师，总兵力15.5万人。为加速西北解放战争进程，中央军委决定将第18兵团(周士第部，辖60、61、62军)、第19兵团(杨得志布，辖63、64、65军)划归一野，使其总兵力达到34.4万人。

　　1949年7月，第一野战军开始向西北进军，7月10日至14日，在陕西扶风、眉县战役中，歼灭胡宗南集团3个军和马步芳部1个军共4.4万余人。解放了陕中广大地区，完全割裂了胡宗南、“马家军”两集团之间的联系，为各个歼灭创造了条件。下一步攻歼对象是青海、宁夏的马步芳、马鸿奎部。扶眉战役失败后，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马步芳、副长官马鸿逵，将所部集结于甘肃兰州，企图以马步芳部5.3万人，依托兰州的坚固城防和黄河天险，吸引和消耗人民解放军兵力，会同宁夏地区的马鸿逵部，和陕南陇南地区的胡宗南部，挫败第一野战军于兰州外围。

　　1925年8月20日，美国植物学教授约瑟夫·洛克(Rock, Joseph Francis Charles，奥地利人)，从北向南拍摄兰州。近处是黄河兰州段和中山铁桥。1906年5月，德商天津泰来洋行经理喀佑斯，向甘肃洋务总局提出修建兰州铁桥，报价16.5万两白银。1908年2月方获朝廷批准，铁桥由此动工。于宣统元年七月初四(1909年8月19日)，竣工通行，并命名为第一桥。实际造价达30.67万两白银。1928年，甘肃省主席刘郁芬将此桥改名为中山桥。

 　　兰州是西北第二大城市，为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所在地。该城北临黄河，南靠群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并有多年修筑的永备工事，构成了完备的防御体系。1949年8月4日，彭德怀发出攻取兰州、西宁的作战命令。决心以一部兵力牵制胡宗南、马鸿逵两部，集中优势兵力歼灭马步芳部主力于兰州地区。8月20日，一野以4军、6军发起试探性进攻，伤亡2500人却无法攻破马家军阵地。彭德怀当即决定各部队停止攻击，调整部署，改进战法，准备攻坚。8月25日，兰州战役总攻打响，两军在古城岭、窦家山、营盘岭、沈家岭经过一天血战，马部无力反击，最后放弃阵地，争相渡过黄河铁桥(中山桥)或者泅渡黄河北逃。由于一野未能及时发起追击，导致马步芳部2万余人逃脱漏网，马继援率少数亲信逃往西宁。9月5日，西宁亦解放，马步青、马继援逃往重庆。

　　1948年4月，南京国民大会堂，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宁夏省主席马鸿。旁边是马鸿逵的四姨太刘慕侠，1947年谋得宁夏省妇女理事会理事长职务，为自己当选国大代表取得了合法地位。马鸿逵(1892—1970)，乳名三元，字少云，回族，西北军阀“五马”之一，先依附冯玉祥，后投靠蒋介石，任宁夏省主席长达十七年，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被人称为宁夏的“土皇帝”。1949年10月携妻妾逃亡台湾，1950年10月携眷逃亡美国洛杉矶市郊，开办“普马拿”牧场，以养马为生。1970年死于洛杉矶。在美期间，美国移民局曾劝其入美国籍，马鸿逵向其随行子女说：“你们入不入美国籍由你们，我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死了还要埋在中国土地上。”1970年1月14日夜，马鸿逵弥留之际，嘱托四姨太，一定要把他的遗骸送回中国。后来，马鸿逵的家人遵照遗言，把马鸿逵的遗骨埋于台湾省台北三张犁回教墓地。

 　　兰州战役虽然歼灭马步芳3万余人，但还有2万残部逃回青海，接连伏击杀害解放军和地方工作人员，甚至攻占门源、平安、湟中等县城，活动相当猖狂。根据毛泽东主席指示，一野第1军在青海剿匪，从1949年9月到1952年7月赴朝参战以前，共毙伤残匪3210人，俘虏敌人5908人，投降投诚6598人，合计消灭残匪15716人，基本消除匪患。

 　　“西北五马”军阀中(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马仲英)，宁夏省主席马鸿逵(清末宁夏军阀马福祥长子，宁夏土皇帝)，1949年9月逃亡台湾，受到“国防部”次长郭寄峤及马步芳父子的指控，要他对西北败局负责。不久，他被“撤职查办”，感到在台湾无容身之地，便谎称去美国就医，后来长期住洛杉矶。1970年1月14日，马鸿逵病死于洛杉矶，终年78岁。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司令长官马鸿宾(马福祥的侄子)，于1949年9月在宁夏中卫通电起义，所部改编入一野第2军。新中国成立后，马鸿宾于1949年12月被任命为宁夏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历任甘肃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等职务，1960年10月30日，因患胃癌在兰州病死，终年76岁。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青海军阀马麒次子)，为人凶残，作恶多端，1949年9月逃亡台湾，为免受“擅离职守”追责，便举家避居埃及，1957年8月移居沙特阿拉伯麦加，并由台湾当局任命他为“驻沙特阿拉伯大使”，1960年辞职。1975年7月31日，马步芳在沙特阿拉伯吉达病死，终年72岁。马步芳的哥哥马步青，1944年被马步芳夺去兵权，1949年9月逃亡台湾，任国策顾问等虚职，1977年2月9日病死台北，终年79岁。马步芳的长子马继援(中将军长)，1949年9月随父逃亡台湾，后移居沙特阿拉伯麦加，现在有92岁了。马仲英(青海军阀马麒的侄子)1934年1月出兵攻打盛世才，围困乌鲁木齐一个月之久。盛世才向苏联求援派兵，才打败马仲英。1935年马仲英出走苏联学习军事，后失踪，有说是在苏联学习飞机驾驶失事。其部新36师，在1937年被盛世才收编。曾经独霸中国青海、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半个中国的马家军，多数在逃亡中客死他乡。

　　马步芳是民国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在民国时期中国西北军阀中，势力最强、统治地区最广、影响最大。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马步芳从旅长一路升至集团军总司令。马步芳家族三代统治青海40年，尤以马步芳最为残忍凶狠，荒淫横暴，人称“西北王”。

 　　马步芳，回族人，1903年生于甘肃河州临夏县，其父马麒为清末地方军阀，1912年取得青海军政大权，从此形成“青马”军阀体系，统治青海长达40年。马步芳自幼顽劣，年仅12岁便出任甘边宁海镇守使署少校参谋，未受过专门学校教育，只能粗略阅读文电。后入宁海军官训练团，结业后任宁海巡防军营附，1921年任宁海边防第十五营营长。1926年随父马麒投西北军冯玉祥部。宁海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6师，马麒任师长。1928年后，马步芳历任副旅长、旅长、师长。1932年1月兼青海省政府委员，旋又兼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1934年起，历任陆军新编第二军军长兼第100师师长，青海省保安处处长，青海省政府代主席，西北“剿匪”第一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其间曾派兵“围剿”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

 　　自1934年10月，中共中央领导的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8.6万人(辖红1、3、5、8、9军团)，从江西瑞金撤出，开始万里长征，途经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等省，历经百余场战斗，于1935年6月12日，与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省西北部邛崃雪山深处的懋功地区小金县达维村会师。

 　　红四方面军建于1931年，发源于安徽大别山区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拥有兵力3万人，是当时仅次于中央红军的部队。1932年7月，国民党以30万大军围剿大别山区，红四方面军被迫转移至陕西、四川，在四川通江县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兵力发展至8万人。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奉命退出川陕革命根据地，由徐向前指挥开始长征。经过嘉陵江战役，歼灭国民党军万余人后，强渡嘉陵江西进，向四川甘肃边界发展。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与红一方面军会师。8月，两军混编为左路军和右路军，准备粮草北上过草地。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为左路军。原红一方面军朱德、刘伯承领导的红9军、红5军团也随红军总司令部编入左路军，与张国焘等人一同指挥左路军行动。(由于张国焘推行分裂路线，两军会合后旋即分开，红四方面军南下，中央红军单独北上。南下途中，张国焘另立“中央”，兵力损失惨重。后来张国焘被迫取消伪中央，再与红二方面军一起北上。)

 　　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肃迭部县，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指出，在国民党大军围追堵截的情况下，应该首先打到甘肃东北或者陕北，经过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打通与苏联的联系，整顿修养再向东发展。1936年1月下旬，国民党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与中共代表李克农在陕西洛川进行秘密会谈。

 　　张学良的十几万东北军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蒋介石“绝不抵抗”的政策蛊惑下不战而逃，被区区2万日军赶出东三省，集结在华北，如同丧家之犬。1935年9月，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司令，调13万东北军入陕甘剿灭中共红军。经过劳山、榆林桥、直罗镇三次战役，东北军两个多月损失近三个师。蒋介石不但不给补充，反而削减番号，减发军饷。严酷的现实使张学良认识到，蒋介石这是在玩“驱虎吞狼、借刀杀人”的老把戏，如果再这样下去，东北军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永无回乡之望。

 　　毛泽东电告李克农，如果张学良有意抗日反蒋，中共可助其在西北建立稳固局面，肃清蒋系势力，进一步帮助其打回平津和东三省;军械粮饷由中共助其筹划解决。4月9日，周恩来至西安与张学良秘密会谈(西安由东北军控制)。4月下旬，张学良对中共联络员刘鼎(建国后任重工业部副部长，中国军工系统领导人之一)表示：再等半年，只要苏联方面能接纳他抗日的主张，愿意援助，如蒋介石仍不抗日，他就不惜和蒋翻脸。

 　　1936年5-6月，中共对未来西北战略作了计划：打通苏联，从而获得援助，联合中共的红军(兵力8万人)、张学良的东北军(兵力16万人)、杨虎城的西北军(兵力6万人)，组成“西北国防政府”，大本营设于甘肃兰州，张学良任政府主席、兼抗日联军总司令。按照计划，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3万人)进攻宁夏马鸿逵部;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2万余人)进攻青海，对付马步芳部，配合杨虎城的西北军攻占甘肃河西走廊;贺龙率领红二方面军(2万人)居中，策应张学良的东北军控制甘肃。

 　　1936年10月7日，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从江西至甘肃的两万五千里长征结束。这是甘肃会宁县城门的资料照片。万里长征是中国共产党“脱胎换骨”的重要事件，共产党中一大批思想意志薄弱、带有小资意识的成员被战争和长征淘汰，剩下的都是坚韧不拔的骨干力量，成为日后中共崛起的核心。

 　　1936年6月1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反蒋，爆发两广事变，蒋介石调镇守西北的胡宗南主力往湖南。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希望获得苏联武器装备援助。共产国际复电，同意红军占领宁夏、甘西，但不同意其进入新疆，援助先经由宁夏提供。7月24日，张学良与中共代表潘汉年谈判，要求红军北进，实施打通苏联的计划，以获取武器装备援助。8月底，蒋介石和平解决两广事变。胡宗南部队再次北上，组织通渭会战。10月上旬末，张学良将会战计划密告中共，并提议红军及早进行宁夏战役，控制河西，从而打通苏联。于是毛泽东提前实施宁夏作战计划，红二、四方面军北上陕甘，与红一方面军先取宁夏，后取甘肃西部河西走廊。当时红军极需一个人口稠密，物资丰富，靠近苏联，利于回旋的战略基地。毛泽东认为，这个基地以黄河以西的兰州、凉州、甘州、肃州及宁夏地区最为理想。后来的红军三大主力会宁会师，目的即是实现此计划。

 　　1936年9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部兼程北上，企图在会宁一带切断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道路。中共中央命令红四方面军阻击胡宗南部，但张国焘心生胆怯，不执行北上命令，而要西渡黄河夺取宁夏。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等人则主张，立即北上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合，共同打击敌人。这一主张获得多数支持并形成决议。然而张国焘于9月20日赶到前线，情绪激动，示以眼泪，使得前线指挥员重新调整部署，准备西进。对此中央多次复电不同意，加之西进先头部队了解到，黄河对岸已进入大雪封山季节，气候寒冷，道路难行。张国焘没有办法，被迫下令北上会合中央红军。

 　　1936年10月10日，红一、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兰州市东南120公里)。10月22日，红一、红二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至此，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其中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长征历时一年，从江西至陕西，转战11个省，最远行程约二万五千里。红四方面军长征历时一年零七个月，从四川至陕西，途经四省，行程近万里。红二方面军长征历时11个月，从湖南至陕西，途经八省，行程一万六千多里。红军兵力由长征前的25万人，减至8万人，其中红一方面军和军委直属队共2.2万人(包括红军大学800人)，红二方面军1.1万人，红四方面军及总司令部直属队3.8万人，陕甘宁地方红军8000人(另外在陕南有2000人)。到达甘肃会宁后，红四方面军战士经过三过草地，已是面黄肌瘦，穿得五颜六色，冻得瑟瑟发抖。红一方面军便将带来的四万套棉军装，转给了红四方面军。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坐镇西安督战，宣布剿共计划，迫令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进攻陕北红军。10月下旬，在中央军委指示下，由徐向前、陈昌浩指挥的红四方面军(红30军、红9军、红5军团等3个军)2.18万人，在甘肃靖远(兰州东北95公里)向西渡过黄河，组成西路军，企图进攻甘肃西部，打通与苏联的联系。这支2万多人的部队，自此与黄河东岸的红军完全割裂，而且缺少给养。

1937年1月，高台战斗后，被马步芳军杀害的红军西路军将士。背后站立的即为马步芳所部骑兵。

 　　1936年11月3日，中共中央电令西路军西进，红军与马步芳部全线激战。11月6日，徐向前、陈昌浩等制定了“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决定攻占西北方200公里外的甘肃平番、大靖、古浪、凉州等地。11月8日，中央决定放弃宁夏战役计划，西路军仍在甘肃中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打通去苏联的路线。11月11日，中央来电询问西路军行动意见。西路军领导决定西进。

 　　西路军2万余人渡过黄河，进入兰州北部的河西走廊后，分三个纵队西进。红30军为右翼向大靖攻击前进，西路军总部和直属队随30军行动。红5军经吴家川等地在30军之后跟进;红9军在左翼从镇虏堡地区经松山城、干柴洼向古浪前进。徐向前等人描述“所过地区人、房、柴、水均极稀缺。平地开阔，全无隐蔽，最利飞机、骑兵活动。高山积雪，常起赤色风，每晚及其下半夜最冷，呵气成冰，较之莫斯科尤甚。无房不能宿营，重皮尚称不暖，如何各部衣服单薄，敌机朝晚活动，敌情又不甚明。为适应此情况，惟在调动敌人，秘密出没，连日不得不长夜行军，致各部掉队甚多，疲劳增加，但士气极旺。”如此情况，给西路军覆灭埋下了伏笔。

 　　甘肃河西走廊一带，是马步芳家族起家的根本，他有一句口头禅：“宁死一万人，不失一寸土”。因此中共出兵河西走廊，触怒了马步芳家族的根本利益。因此，马步芳不惜动用青海老巢的全部人力、物力，提出“军队民众化，民众军队化”的口号，大量征集民团，先后向河西走廊投入的总兵力超过125000人，是西路军的6倍。

 　　11月13日，红9军27师81团袭占武威古浪县城(兰州西北175公里)。15日，红9军主力进抵古浪。古浪古称“虎狼关”，为河西走廊的要冲。但古浪的城墙残破，地势低洼，不利防守。马步青、马元海部集结两万余骑兵，追击至古浪城西15公里的金家堡一带。国民党空军第15大队的3架轰炸机飞来督战，见马家军迟迟不进，便投下两枚炸弹，炸死士兵10余人、马30余匹，以示警告。马元海权衡利弊，决定从三面围攻古浪县城。

 　　11月16日拂晓，马家军以3个骑兵旅、2个步兵旅、4个民团，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发起进攻。南山是敌军的主攻方向，山头被炮火覆盖。红9军首长因麻痹轻敌，和马家军硬拼，再加上战前部署不利，红9军各部被敌割断，各自为战。马家军步骑兵冲进古浪城内，挥刀就砍，红9军供给部、卫生部的一些女战士，被马刀砍死，血流遍地。战至11月18日，攻守双方又激战一日。敌众我寡，红9军军部决定连夜突围转移，向在永昌的红30军靠拢。24日，红9军进驻永昌县城，休整补充。陈昌浩亲自主持召开红9军营以上干部会议，追究责任，提出“对红九军要彻底整顿”。古浪战斗，红9军伤亡2400余人，损失近三分之一兵力，军参谋长陈伯稚、25师师长王海清、27师政委易汉文牺牲于古浪。遗留在古浪的重伤员，被马家军搜捕后全部残忍杀害。11月22日至12月上旬，西路军与马家军连续激战，红军兵力减至15000人，损失较大。

1936年12月13日，《西安文化日报》刊载关于西安事变的报道。

 

 　　与此同时，恰逢“西安事变”爆发。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飞抵西安，调集30万中央军嫡系部队“进剿”红军。张学良与杨虎城再次劝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拒绝。蒋向张学良、杨虎城表示：要么进兵剿共，要么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分调福建、安徽。

 　　12月9日陕西发生大规模学生示威，东北大学学生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等口号。蒋介石强令张学良制止学生运动，必要时可以向学生开枪。张学良接到命令后，劝说学生回去。表示一周内以实际行动答复学生要求，如果做不到，你们其中任何人都可以“置我张学良于死地”。当晚，张学良找到蒋介石，再次劝蒋抗日，并要求蒋放过学生，但是蒋介石怒称：“对这批学生，除了拿机关枪打以外，是没有办法的”，张听后大怒，反问道：“机关枪不打日本人反而去打爱国学生?”张蒋再次大吵，盛怒下的张学良于当晚决定兵谏。

 　　当晚张学良与杨虎城商议，决定发动兵变，命令白凤翔去捉拿蒋介石，白凤翔说“只见过照片，没见过本人，到时候乱军之中怕出错误。” 12月10日，张学良以准备让白凤翔回热河打游击为名，带领白来华清池见蒋介石，其实是为了让白凤翔熟悉华清池地形和认清蒋介石容貌。此时蒋介石正在召开会议，正式通过发动第六次“剿共”计划，决定在12月12日宣布动员令。

 　　1936年12月11日晚间，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西北军)高级将领，宣布第二天清晨进行兵谏的命令。12月12日晨5时，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白凤翔指挥本部和东北军侍卫营孙铭九部直冲华清池，经过一番激战，解除了蒋卫队的武装。蒋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刘桂五发现活捉。十七路军还扣留了在西安的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邵元冲等人遇难。西安事变爆发。当天，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当晚，南京国民党召开中常会紧急会议，最后决定剿抚并用，一面以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一面以于右任为陕甘宣抚大使。12月16日，何应钦指挥的“讨伐军”开向潼关，直逼西安。张学良要求中共出动红军主力援助，并望西路军以一部东返，配合河东红军击敌。为了支持张学良，毛泽东放弃了陕甘红军东出或南出，改为南下关中援助，同时令西路军东返。

 　　此时，马家军的主力集中在河西走廊东面，切断西路军退路，正等着与红军决战。能否突破马步芳的重兵防堵，还是个问号。徐、陈正准备拔营向东时，中央军委发来电报，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河西走廊。于是西路军冒着西北高原凛冽风雪继续西进，西路军的兵力已降至1.5万人。红军在马家军的包围圈中，天黑突出重围，天亮又被包围，坚持到天黑再突围，疲惫不堪。

1937年，在马步芳部收容所内死亡的红军西路军将士遗体，还有少数西路军俘虏苟延残喘。

 　　1937年1月2日至8日，中央军委连续数次电令西路军暂勿西进，集中全力击退尾追之敌，建立根据地。西路军则建议中央军委，为了挽救西路军，让河东红军过河配合，东西合力，夹击马步芳。但军委认为河东已抽不出部队西援，令西路军团结一致，独立完成任务。1月1日拂晓，红5军军长董振堂率3000余人攻占高台县城，迫使守军保安队、民团等1400余人投降，其中一部接受改编。1月10日，尾追西路军的马步芳部5个骑兵旅、2个步兵旅及炮兵团、民团共2万余人到达高台县地区。1月12日，马家军以部分兵力钳制倪家营子等处的西路军主力，以重兵进攻孤居高台的红5军团，两军激战8天8夜，到1月20日，马步芳部全力攻城，关键时刻，原收编的部分民团叛变，打开城门，迎敌进城，经过一番激烈的巷战，高台失守，军长董振堂(时年42岁)、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及红13师师长叶崇本、参谋长刘培基以下3000余人大部牺牲。在此期间，西路军总指挥部曾派骑兵师驰援高台，途中因遭马步芳部截击，师长董俊彦、政治委员秦道贤以下大部牺牲。

　　红5军团是1931年江西宁都暴动参加红军的，在中央苏区反“围剿”和长征途中，英勇善战，屡立战功，可惜被马家军所乘，竟在千里戈壁全军覆没!红五军战败后，马家军砍下董振堂、杨克明、13师师长叶崇本、参谋长刘培基的头颅，铁丝捆着两个耳朵，吊在城墙上示众。红军烈士和遭马家军惨杀的群众尸体到处可见，血腥气扑鼻。

 

　　1937年1月，马步芳部重兵围攻高台县城，红军西路军5军团军长董振堂以下3000余人牺牲。马步芳部割下军长董振堂、杨克明、13师师长叶崇本、参谋长刘培基的头颅，铁丝捆着两个耳朵，吊在城墙上示众。从左至右：董振堂，杨克明，刘培基。董振堂的人头原本是泡在酒精里，准备由马步芳送给蒋介石邀功的，所以有些发涨。

 　　高台战败后，徐向前、陈昌浩下令剩余的西路军部队，向驻在倪家营子的红30军靠拢，防止遭马家军各个击破。倪家营子位于临泽县南部，分上、下营子。徐、陈将西路军剩下的1万余人，全部收缩在下营子地区，以红30军扼守西南方向，红9军扼守东北方向，构成椭圆形防御圈环。2月1日开始，西路军与马家军在倪家营子血战40天。3月14日，西路军仅剩3000余人撤进肃南县石窝山，并在此召开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决定将剩余部队编成3个支队，分散行动。其中一部800多人由李先念等率领转战祁连山打游击，在中央代表陈云的接应下，于4月底到达新疆东大门星星峡。另一部900余人在王树声、李聚奎等率领下分散游击绕回陕北。徐向前与秦基伟在警卫全部战死的情况下，乔装商人艰难返回陕北。陈昌浩突围后，在当地一湖北老乡家隐藏近半年，寻找党组织未果，返回湖北老家，三年后返回陕北。

 　　到1937年4月，西路军渡过黄河的2.18万人，几乎全军覆灭。其中战死者七千多人，其中团以上干部143人，军、师以上干部20多人;被俘九千多人，被俘后惨遭杀害者5600多人，回到家乡者2000多人，经营救回到延安者4000多人，流落西北各地者2000多人。保存下来的红四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徐向前担任了副师长。西路军的失败，是解放军军史上少有的几次大失败之一。

 　　马家军对于红军战俘极其凶残。据亲眼目睹马家军暴行，后来被营救回延安的西路军战士揭露，马步芳纵容手下残酷虐杀战俘，简直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如抽肠扒肚，就是把被俘红军的肚皮用刺刀割开，将肠子拉出，拴在马尾上，然后打马奔跑，受害者肠肚拉出，痛苦到死。有些马家军的官兵听说用人血蘸馍吃可以治病、壮胆，就拉出红军被俘战士当场砍死，拿热馍蘸着人血吃。马家军还拿被俘红军战士当活靶打，练习枪法或打赌取乐。

 　　如此顽敌，在1949年8月的兰州战役中未能全歼，还让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马继援全家逃到国外，实为遗憾。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部分委员，在中南海颐年堂合影。前排左起：粟裕、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程潜、刘少奇、陈毅; 中排左起：聂荣臻、高岗、张治中、邓小平、张云逸、刘斐; 后排左起：罗瑞卿、贺龙、蔡廷锴、傅作义、刘伯承。新中国第一代领导核心基本到齐，还差在朝鲜的彭德怀。其中不少原来是国民党人士，如新中国第一任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后排右二)。你还能数出几个国民党??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部分委员，在中南海颐年堂合影。前排左起：粟裕、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程潜、刘少奇、陈毅。程潜，张治中，蔡廷锴，傅作义，刘斐。以前都是国民党的。

　　1924年1月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时，孙中山手书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名单，毛泽东位列其中。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在共产国际帮助下改组国民党，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还通过决议，承认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这次会议代表总额196人，到会165人。代表中一半由各省党部选举产生，一半由孙中山指定。其中共产党员约占40%。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林伯渠、谭平山、王烬美、李维汉等人都以个人身份出席了大会。

　　1924年1月31日，举行第一届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推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以及确定中央各部部长人选等。选出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四十一人中，有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毛泽东、瞿秋白、林祖涵等十人，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

 　　1925年10月5日，国民党召开第111次中央执行委员会议。会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国民政府主席、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以政府事繁，难于兼顾宣传部长职务为由，向会议提出调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10月7日，毛泽东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就职，并主持召开宣传部第一次部务会议。 

　　1926年1月22日至25日，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仍推举汪精卫任中央宣传部长，秘书为沈雁冰。2月5日，汪精卫提议毛泽东继续代理宣传部长，经第二次常委会讨论通过。毛泽东又调进萧楚女、沈雁冰等一些共产党员。

 　　据《毛泽东年谱》记载，毛泽东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任代理部长后，认为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革命宣传阵地，因此极力主张创办《政治周报》，得到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同意。”。《政治周报》共发行了14期，每期发行4万份，是当时发行量较大的刊物之一。

 　　1926年5月15日至22日，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会上，蒋介石向全会提出限制共产党，由新右派独揽国民党党权的《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的部长。于是，毛泽东也被迫辞去了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一职。

 　　毛泽东在国民党内的时候，比蒋介石的地位还高。也就是说，毛泽东在中国国民党里做到了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的时候，蒋介石还不上榜。蒋介石虽然是黄埔军官学校的校长，可是在当时的国民党党中央的核心机构里面，他没有地位。

 　　毛泽东当时不但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还是中共执行委员，在国民党内地位远高于蒋介石。

 　　毛泽东能至如此高位，与孙中山的赏识不无关系。

 　　如果全面彻底地否定孙中山，那么——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将彻底恢复其本来面目。

 　　1924年5月5日，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成员，在孙中山寓所，举行庆祝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三周年纪念会合影。前排右一向警予、右四汪精卫、右五胡汉民、右六张继、右十邓中夏;中排右三王荷波、右四叶楚伧;后排右二邵力子、右三恽代英、右四罗章龙、右七沈泽民、右九毛泽东。

 　　这是一张非常罕见的，毛泽东、汪精卫、胡汉民等共产党和国民党首脑合影的照片。一年后孙中山在北京病死。

 　　三年之后，国共分裂，国民党左派汪精卫集团，和国民党右派蒋介石集团，同时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其后才有逼上井冈山、五次围剿、万里长征等国共大戏。

　　1898年11月，孙中山(后排右三)、杨衢云(前排左二)与宫崎寅藏(后排左三)等日本人在日本横滨合影。

 　　宫崎寅藏是日本外务省官员犬养毅的亲信(黑龙会成员)，在1895年甲午战败后，清朝政权摇摇欲坠。日本为在清朝灭亡后，扶植在中国的亲日势力，由犬养毅派遣宫崎寅藏、平山周二人赴中国华南调查反清组织情况。最后由陈少白介绍，宫崎寅藏、平山周找到了孙中山。此时的孙中山自广州暴动失败后，遭到清政府通缉，由此孙中山与日本人一拍即和，由日本人扶植孙中山在中国境内发动反清暴动。

　　但到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日本与清政府签署庚子条约，清政府赔款巨额白银，日本为保证在华利益，便主动断绝了继续支持孙中山。其后孙中山一直在海外游荡，直至1911年湖北新军发动武昌起义，此时还在美国刷盘子的孙中山，才赶回上海，在南京接任了所谓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3个月后被袁世凯赶下了台。直至后来在日本人扶植下，发动倒袁而二次革命，然后又在苏联人扶植下，在广州重组国民党，发动北伐战争，最终由蒋介石篡夺了中国政权。这就是国粉嘴里所谓“国民党”的不堪历史。

 　　国民党的历史，完全证明了其根本无法负担振兴中国的历史使命，现在还在为国民党翻案的ID们，可以歇歇了。　　

为了最霸气的车头，为了一百年的奋斗，纪念一下。

 　　中国人，不容易啊～～太TM不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