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与改革开放领导人认定的双重标准！

 淮海战役与改革开放领导人认定的双重标准

 张雄文

    按：近来又有官本位者大谈战争年代邓小平因获毛泽东格外信任，而非作战谋略取得的各种官衔，又以这些多是挂名的官衔论其贡献，翻出这篇旧闻以正视听。

 

    张闻天的秘书何方近年来反复撰文，总在澄清一个事实：遵义会议中，张闻天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是中共的最高领导人，而仅为三人军事小组组长周恩来助手的毛泽东并没有被“确立了对全党全军的领导”（参见《何方谈史忆人》，世界知识出版社）。
   

    其实，在历史长河还并不太长的中共党史上，张闻天的遭遇并非个案。官本位较浓的中国，修史大多以官衔为中心，确切地说，是以炙手可热的权势为中心。以此出发，往往闹出矛盾的结论来。

    1989年11月20日，一位著名中共领导人回忆淮海战役时说：“淮海战役成立了总前委，由五个人组成，其中三个人为常委，我当书记。毛主席对我说：'我把指挥交给你。’这是毛主席亲口交代给我的。淮海战役的部署决策是我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主持决定的。”

    他的意思很明显，“淮海战役是我指挥的”，在那场夏天的风暴过后，以能打赢淮海战役的军中元老身份应对国内外诸多质疑，客观上的确起到了稳定党心、军心作用。
他的说法很快被收入该领导人的《文选》第三卷，成为官修历史的定论，诸多书籍以此为据进行铺天盖地图解式解说，《淮海战役》电影更是为之拍摄了两遍，所花的费用也是《辽沈战役》与《平津战役》的总和。一些权威机构的研究员，惮于失去公帑，公开与私下场合常是两个结论，令人啼笑皆非、感慨系之。

    这一说法的依据是：这位中共领导人当时是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名义上，他是中共在淮海前线的最高领导人。尽管这一机构基于粟裕主动提请成立之前，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进行的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差不多就要结束；而后第三阶段“总前委”也随第二阶段攻打黄维的结束而偃旗息鼓，两个常委刘伯承、陈毅去了近千里之外的中央驻地西柏坡，这位书记则以中野政委身份率中野部队休整，并着手撰写、上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中野关于淮海情况的报告，真正实施主要战役的是统率华东野战军数十万大军的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总结战果，粟裕指挥华野共歼灭蒋介石精锐黄埔嫡系部队44万余人。
   

    尽管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与毛泽东实际一直在直接指挥两个野战军（自然也直接指挥粟裕与华野，毛泽东与粟裕之间来往的电报甚至远远多于毛泽东与“总前委书记”之间的），是真正的统帅，但按“党指挥枪”的原则，这位淮海前线的书记“官大”，说淮海战役是他指挥的也勉强能说得通，这也是大小出版物都要加上“以XXX为书记的总前委指挥下”的原因所在。尽管淮海战役从战略构想到战役指挥，粟裕起到了决定和核心作用，但因只是总前委委员，“官小”不由人，只能退居其次，以“参与指挥淮海战役”的定论而终其一生。

    不过，粟裕“官不大”的遭遇后来到了这位著名“书记”身上时，他和他的修史班子及印刻效应影响下的人们却不再强调“党指挥枪”，又有了新的标准。

 

    1979年2月，中国对越南发起自卫反击战，历时一个月，凯旋而归。尽管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另有其人，而且是名正言顺签发了调兵与作战命令的最高领导人，但修史者却将这场战役的指挥者定位为仅为副主席的那位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
也就从这一年起，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又有两人相继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按照淮海战役指挥体系的道理，他们“官”大，依党领导一切、党指挥枪的规定，他们才是改革开放的最高领导人。但是与自卫反击战一样，他们又不能不让位给了强势的别人。

 

    1989年9月，也就是称“淮海战役是我指挥的”前两个月，这位著名的领导人说：“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第二代我算是个领班人。”不是总书记的他由此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并被铺天盖地的书籍予以图解“论证”。

 

    不难看出这位领导人两段话的玄机所在：当没有起到淮海战役战略、战役实际作用，但有“总前委书记”头衔时，他强调的是“我为书记”；当他没有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最高头衔，但有实际决策作用与影响力时，他与之前之后“以毛主席为首”或“以XXX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不同，强调的是“我算是个领班人”和核心。

 

    也就是说，他以双重标准对待自己和别人，也以双重标准对待历史。无论“我为书记”的“党指挥枪”，还是“我是核心”的“枪指挥党”，都一样“正确”。遗憾的是，某些以文字为生的人不认为被愚弄，反而推波助澜，不遗余力“论证”其合理性。
当然，一切从强势权威出发，这也并非独此一家。

    苏联战神朱可夫写完回忆录后，总是通不过审查，许久才得到暗示：这书缺乏歌颂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内容，要修改后才能出版。

    朱可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实在不知道勃某人为何物，但此关不过，书就休想出版。无奈之下，他在书中想了一个办法，说某次到前线视察，路过某地遇某司令官，朱便问及勃某其人，说想见见他，回答是勃列日涅夫到前线去了，结果未能见着。

    这么一说，朱可夫的回忆录很快就通过审查，付印出版了。

    淮海战役的实际指挥者粟裕与朱可夫的做法不同，他不善于迎合，让他如此虚构做不来，于是，他在自己的《战争回忆录》中索性留下了一段无言空白，不写淮海战役。
他的晚年命运也就从此定音。

    但一时的权势终究不可靠，千古一人毛泽东身后尚被不断论证，遵义会议后并没有被确立“对全党全军的领导”，其他人恐怕更难在不客观中长久，如同“华国锋并没有提出两个凡是”等一类的历史真相得到正本清源的恢复，毫无疑问是迟早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