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在清贫中担当

　　习近平同志曾深情地说：“我多次读方志敏烈士在狱中写下的《清贫》。那里面表达了老一辈共产党人的爱和憎，回答了什么是真正的穷和富，什么是人生最大的快乐，什么是革命者的伟大信仰，人到底怎样活着才有价值，每次读都受到启示、受到教育、受到鼓舞。”

　　一

　　1899年8月21日，方志敏出生在江西省弋阳县漆工镇湖塘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自幼勤奋好学，特别是弋阳乡贤、南宋著名爱国志士、学者，曾担任兵部架阁的谢叠山抗元的事迹，给方志敏留下了深刻印象。谢叠山变卖全部家产募兵抗元，亲率孤军与元军战于安仁(今余江县)、弋阳等地，兵败后，弃家入闽，隐姓埋名，居于山中，“终日穿麻衣、蹑履，向东而哭”。南宋灭亡后，元朝官员恩威并用，劝其出山为官，他表示至死也不会做元朝的官，最终以绝食对抗元朝，饿死于元大都的悯忠寺。方志敏小时候就读于叠山书院，深受谢叠山思想品格的熏陶。他熟谙中国历史，敬重爱国英雄，尤其敬仰岳飞的“精忠报国”、崇尚文天祥的“留取丹心照汗青”、推崇于谦的“要留清白在人间”。

　　方志敏高小毕业后，父亲千方百计借到几十元钱供他来南昌就读江西省立甲种工业学校。1921年9月，方志敏考进九江南伟烈学校就读，不久因借贷无门，被迫辍学。他曾说：“我读书用的钱，比较豪富学生用的钱，是不及他们的百分、几百分之一，但每块钱都是从人家借来，六年用去的钱，连本带利，就变成了一笔700元的巨额债款了。这笔债款，真像一块千斤重的巨石，压得我全家人无地自存!”

　　1922年7月，方志敏来到上海梦想找个半工半读的事情来做，可并不如愿。一天，方志敏应朋友之邀去法租界的公园散心，一到公园门口就看到一块“华人与狗不准进园”的牌子。方志敏说，“这几个字射入我眼中时，全身一阵烧热，脸上都烧红了。这是我感觉着从来没有受过的耻辱!”这给方志敏留下的深刻感触是“半殖民地民众悲惨的命运，中国民族悲惨的命运呵”!为此，方志敏在求学求真理的过程中潜心求索救国救民之道。他深切体会到，“欲救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绝不是哀告、跪求哭泣所能济事，而是唤起全国民众起来斗争，都手执武器，去与帝国主义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将他们打出中国去，这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1924年3月，方志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说：“从此，我的一切，直至我的生命都交给党去了!”

　　为了革命，方志敏拼命工作，以致二十几岁就累得患了肺病，经常吐血;长期的紧张工作又使他患了严重痔疮，但他“仍然是干而复病，病好复干”。方志敏虽曾担任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红十军政委等要职，“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但他素以清廉自持，“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滴地用之于革命事业”，从没有奢侈过。

　　在日本帝国主义步步入侵、民族危亡之际，为拯救国家，方志敏“誓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中国的独立解放而斗争!”他甚至想过要“投考陆军学校”，学成后“带几千或几万兵打到日本去，踏平三岛!”他向国人阐明“爱护中国，拯救中国”是个“紧要的问题”，号召国人觉醒，一致奋起救国。在《可爱的中国》一文中，他发自肺腑地呼喊：“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朋友们，兄弟们，赶快起来，救救母亲呀!无论如何不能让母亲死亡呵!”

　　在方志敏心中，始终有一个理想在激荡，他坚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其爱国热情“真有如一个青年姑娘初恋时那样的真纯入迷”。

　　二

　　方志敏战斗的岁月，正值革命斗争形势最困难、最艰苦的年代。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方志敏毫不气馁，他说：“这次的失败只是暂时的，好吧!错误是错误过去了，失败是失败过去了，算了吧，重起炉灶，再来干吧!”他毅然回到赣东北根据地，在弋阳、横峰一带发动农民举行武装起义。

　　赣东北地区环境较为封闭，没有外援。然而，方志敏从当地实际和革命斗争的需要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工作。1928年至1933年，方志敏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创建了赣东北苏区(后扩大为闽浙赣苏区)。苏区表现出“惊人的创造力量”：创造了勤勤恳恳为苏维埃事业的赣东北党组织;创造了以“农民革命团”为组织形态的武装力量和红色政权;创造了作风过硬的红十军以及一整套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原则;创造了富有成效的土地革命的方式策略以及经济文化建设成就。

　　赣东北根据地被毛泽东誉为“方志敏式”根据地，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授予“苏维埃模范省”称号。1931年11月，在全国苏维埃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授予方志敏红星勋章一枚，嘉奖他“为苏维埃政权而艰苦奋斗”的卓越勋劳。1934年1月，在全国苏维埃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毛泽东高度赞誉赣东北的同志有“很好的创造”。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成就之取得，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方志敏领导赣东北苏区人民在艰苦卓绝的革命实践中努力奋斗得来的。正如方志敏所说，“想出许多有效的新方法来解决困难。如解决被敌人严密封锁的经济问题……还解决其他许多重大问题，都不是照抄前例的，而是用前所未有特创的新方法去解决的!”

　　任何革命者、创业者，没有信仰，肯定走不远。赣东北苏区的斗争是在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处在白色政权严密包围之下进行的。是何种力量支撑着根据地军民迸发出惊人的创造力?方志敏说：“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和价值追求，他虽为党的重要领导干部，但与普通工作人员一样，过着极为清贫的生活。当他被捕遭搜查时，国民党军万万没想到，像他这样重要的领导人，身上除了一支钢笔和一块旧表外，竟然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有。他唯一的财产——放在深山坞里的“几套旧的汗褂裤，与几双缝上底的线袜”!

　　三

　　国民党政府把方志敏视为心腹大患，把他的家烧、劫十余次，以致生活捉襟见肘。当方志敏的婶婶向他讨盐钱时，他回答说：“我管的花边不少，几十万几百万也有。不过都是革命的花边，一个铜板也动不得。要是我拿革命的花边来给婶婶们买盐，这穷人的主席我还当得?”后来，方志敏的妻子缪敏不幸被捕，妻兄缪镇东向方志敏要四百大洋的保释费，方志敏听后摇头拒绝了。他说，哪能拿出这么多钱去送给那批贪官污吏呢?苏维埃政府的钱来之不易，要尽量节约，四百大洋留下来，可以做许多事，还是另想他法吧。

　　“矜持不苟，舍己为公，却是每个共产党员具备的美德”。方志敏靠白手起家创建了赣东北苏区，并大力发展苏区经济。然而，他自己却节省各项开支，历年要上解资金给中央苏区。方志敏常对赣东北同志讲：“中央苏区大，开支也大，经济来源有限，要尽可能地支援中央苏区。”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往往只用少数的经费，作出很多的事业”。1933年初春，中革军委决定将红十军调往中央苏区参加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尽管干部群众一时不理解，方志敏还是坚决把自己一手缔造的部队送给中央苏区。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出以公心、敢于担当的崇高品格。

　　方志敏把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看得比泰山还重。在1934年秋，革命形势日趋险恶之际，中央令方志敏任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领导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行动，以策应中央红军主力西征。面对在国民党统治中心——宁、沪、杭地区作战的千难万险，方志敏义无反顾去完成党交给的任务。1935年初，红十军团在撤返赣东北途中，被7倍于己的国民党军围困于怀玉山区。方志敏带领先头部队奋战脱险，但为接应后续部队复入重围，在生死关头以高度的责任感自愿走上最危险之路。他说，“因大队伍尚在后面，在责任上我不能先走”。因为这一铁血担当和抉择，他不幸落入敌手。

　　“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面对敌人高官厚禄的诱惑，方志敏坦言：“朝三暮四，没有气节的人，我是不能做的……我不爱爵位!也不爱金钱。”他顽强地领导狱中斗争，教育和团结了一个个革命的同情者。而历史上因守不住清贫而变节背叛者，因耐不住寂寞而一改初衷、半途而废者则不胜枚举。面对生死抉择，方志敏大义凛然地答道：“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我这次最痛苦的，就是失却了为党努力的机会。”

　　在被关押的6个多月里，方志敏考虑的不是自己，而是党的事业。他利用敌人要他写“供词”的纸和笔，凭着一腔热血，奋笔疾书，写就《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可爱的中国》《清贫》等十余篇近14万字的文著。他希望把“十余年斗争的经验，特别是这次失败的血的教训”贡献于党。他把生命的最后一刻，化作情与血的文字，献给了党和人民，谱写了一曲共产党人的正气歌，留下了一份永远值得后人珍摄的精神财富，真正履行了“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的铮铮誓言。

　　方志敏常说，“党有指示，虽死不辞”。方志敏全家祖孙三代共30余人，在方志敏思想和行动感召下，很多都参加了革命。他的胞弟方志慧、堂兄方志纯、方远辉、方远杰等都成为了革命骨干。方远杰、方志慧、方远辉后来相继献出了年轻生命。

　　清贫，是方志敏一生最鲜明的品格风范，是他一生大义担当的生动写照，是中国共产党的传家法宝，是中国共产党人永志不忘的红色血脉。习近平同志曾深情地说：“我多次读方志敏烈士在狱中写下的《清贫》。那里面表达了老一辈共产党人的爱和憎，回答了什么是真正的穷和富，什么是人生最大的快乐，什么是革命者的伟大信仰，人到底怎样活着才有价值，每次读都受到启示、受到教育、受到鼓舞。”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途上，敢担当有作为，是伟大时代和使命的召唤，其意蕴隽永悠长。我们一定要从中汲取力量再出发，续写新的历史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