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前的“换帽子风波”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后换发国民革命军服装，配戴青天白日帽徽，战士们想不通，有人把领到衣帽愤怒地摔在地上……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7月8日，毛泽东和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等红军将领致电蒋介石，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并表示“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争取和全国抗战形势的推动下，国共两党最终就红军改编问题达成了协议。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委任了正副总指挥。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同时任命了各师的领导干部。当日，朱德、彭德怀等高级将领发表通电，宣布就职，宣告部队已改编完毕，即将东进杀敌。

　　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全国陆海空军战斗序列，将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部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1938年初，在南方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集中到皖南与皖东，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

　　红军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后，部队编制、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服装、标志基本都与国民党军队相同。八路军、新四军都佩带“青天白日”帽徽，八路军佩戴“八路”二字的长方形臂章，新四军佩带“新四军”或“N4A”的臂章。

　　红军改编，在部队中引起很大震动。许多干部、战士思想上想不通，对改编不理解，尤其是对红军改名和穿国民党军服、戴国民党帽徽意见最大，不能容忍红军的红五星换成“白军”的青天白日十二角星。他们说，过去我们戴着红帽徽为穷人闹翻身，国民党军队打了我们多少年，如今却要摘下红五星，换上他们的帽徽，想不通!这是要干什么?打日本鬼子为啥非得戴国民党军帽，穿国民党军服?吃饭的时候，不少人撅着嘴，有的说“这不是成了国民党了，打日本鬼子非得服从国民党吗?”“我们打了十年，牺牲了千千万万战友，打来打去向国民党‘投降’了，能说得过去?”一些老战士气得摔碗、摔盘子，有的领到衣帽愤怒地抛在地上，甚至哭了起来……还有人干脆留条他去，“干地方”去了。在建国后出版的许多将帅回忆录中，都提到了那次“换帽子”，足见此事对红军将士的影响之大。

　　黄克诚大将回忆说：

　　红军开始改编为八路军时，指战员们不少人思想不通，发牢骚、讲怪话、闹情绪的到处都有。尤其是大家都不愿意穿国民党军队的服装，不愿意戴青天白日帽徽。我们反复做工作，说服动员，大家才勉强穿上国民党制发的军装，但还是有不少人把帽徽揪下来扔在地上。有许多人一边穿衣服，一边流泪，场面实在令人感动。

　　陈锡联上将在回忆录中写道：

　　第三个变化，是“更名、易帜、换帽”，红军变成了八路军，红星帽变成了“青天白日”帽，连举着的红旗都成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

　　这三个变化中，前两个变化大家意见不大。为了抗日嘛，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枪口一致对准日寇，这个问题大家不难理解，至于降职安排，我们共产党人参加革命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当什么“官”，只要能打败日寇，掉脑袋都干。许多指战员反应强烈的是第三个变化，有的老战士生气地往地上蹾枪托说：我们在战场上出生入死，跟国民党反动派打了10年仗，现在却要换上他们的帽子，成了他们的部队，改编就是投降。一些新解放不久的原国民党军队的战士心里也憋着气，纷纷议论：“我们戴上红军帽没几天，脑壳还没有捂热，现在又要我们摘下来，戴上原来的帽子，真是想不通!”

　　李聚奎上将回忆：

　　不久部队发来了国民革命军的军服，大家一看到那“青天白日”的帽花，都从心底厌恶它：“抗日干么非戴这东西不可了”“革命来革命去，竞革来了一个青天白日的帽花!”虽然在发国民革命军的军服之前，八路军总部已对此作了说明，并要求我们对部队作解释。但说实话，我自己心里头也有几分别扭。九年前，我参加平江暴动，从国民党军队里冲杀出来，此后一直与之作战。我万万没想到今天又得重新戴上“青天白日”帽花，这在感情上实在令人难以接受。

　　王宗槐中将回忆道：

　　在改编中，最费事的思想工作是让同志们摘掉红星帽徽，换戴“青天白日”帽徽。不要说战士思想不通，我们干部的心里也有说不出的难受。打了多少年仗，不就是和戴青天白日帽徽的国民党军作战吗?我们有多少同志为此牺牲了性命啊!现在我们也要戴缀着国民党帽徽的帽子，心里真是别扭。

　　《李德生回忆录》里提到：

　　广大指战员听说红军改编后要换国民党军队的帽子，心里都不乐意。我14岁出来当红军，红星帽戴了8年了，现在突然要换上原来敌人的帽子，感情上也接受不了。

　　《刘华清回忆录》里写道：

　　有些人对戴上“青天白日”徽的帽子非常不痛快，说，我们从鄂豫皖打到川陕甘边区，千难万险，九死一生，就是为了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来打去，自己也成了国民党军了，感情上过不去。

　　杨成武上将的回忆录中，对换帽子风波记述的最为生动、详细：

　　忽听“当”的一声，有个铜钱大的金属掉到地上，接着听人叫道：

　　“这不是国民党的帽徽么?和蒋介石头上戴的东西一样，我不戴!”

　　我循声望去，见是我原来的一个警卫员。他是经过长征的红军老战士了。此刻，他正睁圆两眼，气得发呆。

　　接着，其他战士也从自己的军帽里翻出了青天白日帽徽，一个个都面面相觑，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于是，他们就过来问我。我说：

　　“戴上，所有发下的徽章，一样样都必须佩戴上。”

　　这时，我忽然明白前敌指挥部为什么让我们彻底换装，原来就是怕有些战士不肯戴它呀。同时，我也感到，这颗青天白日帽徽，会在一部分同志心目中激起强烈反感，特别是那些对改编想不通的红军老战士。

　　我原来的那个警卫员恳切地说：

　　“团长，我们把胸章、臂章都钉上，只把帽徽换换，还戴我们的红五星，行吗?”

　　……我换装完毕，径直朝一营驻地走去。二连一排住在村头一幢大院落里，还没进门，就听得一阵暴雨般争辩声。我的腿刚迈进去，争辩声顿时停止了，院内的同志们都站起来。我定睛一看，好家伙，地上扔着好几个青天白日帽徽，有的还被踩到烂泥里去了。几位战士满脸通红，额头冒汗，竭力遏制着自己的怒气。

　　我说：“全捡起来，一个也不能少，丢了还没处补发呐。不戴它，国民党不让你东渡黄河抗日!”

　　他们沉默了一会，也许见我也戴上了这东西.于是把地上的帽徽一个个捡了起来，七嘴八舌地问我：

　　“团长，过去咱们的枪口一直是对准这东西开火，现在怎么戴起它了?戴上它，咱们红军岂不是和国民党的军队一样了?”

　　“改编改编，我看是上了国民党政府的当!”

　　“戴红五星一样抗日嘛，干么非戴它?群众见了我们会怎么想?”

　　三班长——一位江西籍的红军战士，猛然把自己军装扯开，亮出胸脯上的一些伤痕，其中一处弹伤还未痊愈，闷声闷气地说：

　　“和国民党军干了这些年仗，没想到今天自己倒成了国民党军。这是什么改编?我就不改!我至死都是红军!团长你说，敌人欠我们的血债还不还了?地主、老财的地分不分了?那仇还报不报了?再说，要是苏区百姓见我们这身打扮，会怎么想?我们一块从村里出来投红军的共有十几个，如今只剩下我和排长了，我们要是戴上这玩意儿，怎么对得住那些牺牲的同志啊?”

　　三班长说不下去了，蹲下身子，捂着脸悲伤地哭了起来，哭得浑身颤抖，泪珠从指间渗出来掉到了地上。

　　面对这些问题，红军进行了普遍深入的统一战线教育，使广大红军指战员充分认识我党我军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与阶级斗争的关系，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的关系，八路军同国民党军队的本质区别以及国共合作、实现全国以至对日作战的重大意义等。朱德、贺龙、刘伯承、罗荣桓、左权等高级将领带头做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1937年9月3日，一二O师抗日出征誓师大会，贺龙师长说：“10年前我们为什么丢开白帽子戴红帽子，今天为什么收起红军帽子戴国民革命军帽子。过去因为国民党叛变革命，今天为了抗日，我们戴国民革命军帽子没有关系，只要是为民族解放的事，老子穿花裤子都可以的。”

　　原红一军团参谋长、改编后的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到八路军随营学校的各个团队，给官兵们讲换红星的道理：我们取下红星，不是要丢掉它，这里有烈士的鲜血和我们的理想;要往远处看，为了抗日救国，可以把红星保存起来，把它放在心坎里;红星在我们心里，就不会迷失方向。左权在红四师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六团动员会上作动员讲话，他说：“同志们，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同意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现在，中国处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大敌当前，我们不要有什么想不通的事。为了抗日，我们戴个国民党的帽子有什么关系呀，戴了国民党的帽子也改不了咱红军的性质……”

　　9月4日，刘伯承在一二九师师部主持召开了全师连以上干部会议，正式宣布改编后的部队编制序列及各级干部名单。一名干部忍不住站起来问道：“改编后我们不是成了蒋介石的队伍?”另一个干部也说：

　　“战士们想不通怎么办?”

　　刘伯承耐心地做着大家的思想工作：“现在大敌当前，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大敌当前之时，我们同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表明了我们党实行国共合作，坚持进行抗日的诚意，这对促成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推动全面抗战，有很重要的意义。大家都要从这个大局出发。部队改编了，只是改了个番号，改了个形式，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没有变，我们的红心没有变。我们名义上叫八路军，但仍是共产党的队伍，蒋介石是指挥不动我们的，这一点没有半点妥协，毛主席和蒋介石已经达成了协议。”“对于现在还没有想通的战士和干部，就要靠在座的同志们去做思想政治工作，但是，在6日前必须把弯子转过来，这一点也毫不含糊，9月6日全师召开誓师大会。”

　　1937年9月6日，一二九师在陕西省泾阳县石桥镇冒雨举行抗日誓师大会。师长刘伯承代表中央军委宣读一二九师各旅干部的任命书。

　　宣布完任命书，刘伯承将头上的红军帽脱了下来，他缓缓地抚摸了一下红五星，“同志们，换帽子算不了什么，那只不过是个形式，这就叫‘西瓜政策’，外面是青的，里面是红的。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不会变，红军的优良传统不会变，我们解放全中国的意志也决不会动摇”。他拿出一顶缀着青天白日帽徽的灰色军帽，用手指了指：“这顶军帽上的帽徽是白的，可我们的心永远是红的。同志们，为了救中国，暂时和红军帽告别吧!”说罢，他缓缓而庄严地摘下红军帽，把那顶灰军帽戴在头上，然后发出命令：“现在换帽子!”在刘伯承师长的一声命令下，全师指战员一起带上了准备好的灰色军帽。换完军帽，刘伯承带领全师13000名官兵宣誓：“我宣誓：为了民族解放，为了国家富强，为了同胞幸福，为了子孙后代，我们一定要抗战到底，把侵略者赶出去!”

　　誓师大会总指挥、三八六旅旅长陈赓在当天的日记中激动地写道：“举行换帽时，大家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心情。我们戴着它——红星帽，血战了十年，创造了震撼世界的奇迹，动摇了几千年来视为神圣的社会制度，今日为了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结成全民族的联合战线，暂时将它(红星帽)收藏起来，换上一顶青天白日的帽子。但我们永远是党军，红军永远是红军，任凭换个什么名义，戴上什么帽子，我们始终为了共产党的光荣而奋斗。”

　　虽然指战员思想上都弄通了，可是在上交原来的军衣和帽徽时，总是不太愉快。有的同志拿着补了又补的旧军衣，恋恋不舍地说：

　　“老伙计，咱们在一起艰苦奋斗多少年，这下子可要分别啦!”所有人都把一直跟随自己的五星八角帽悄悄地珍藏了起来……“帽子换下后，我们都深情地摸摸换下来的红军帽，小心翼翼地揣在怀中。那顶红军帽我带在身边很多年。”《李德生回忆录》

　　“一些同志把自己的红五角星八角帽洗刷干净，珍藏起来留作纪念。我保存的那顶红五星八角帽，一直留在身边，直到建国后收集历史文物时，我才把它交给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梁必业：《我在人民军队》)

　　(转自读杂志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