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节选一）

　　本书发表于70年代，为几个日本左派留学生所写。本书在70年代曾在中国畅销一时，是批判赫鲁晓夫的著作之一，书中全面否认自从赫鲁晓夫执政开始后的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事实。

　　正文：

苏联青年的精神面貌

　　新谷：首先，我们还是谈谈苏联青年的精神面貌吧。今天，经过革命后五十年的苏联，革命的第三代，第四代的人生观、世界观是怎样形成的……

　　佐久间：简单说来，一句话就能解决问题。只要你想一想在日本我们周围的那些对政治毫不关心的人，就知道了。

　　具体地来说，譬如恋爱观、人生观、从兴趣出发关心政治的程度等，无论哪一点，可以说都和日本的那些毫不关心政治的人一样，包括共青团的团员，对政治也表现出惊人的漠不关心。我们在各国人民友谊大学，也常常举行政治集会。但是跑到莫斯科大学看看，那里的学生最多，几乎是清一色的苏联人，学校当局和越南留学生多次召开支援越南人民的集会，在有几百人参加的集会上，苏联学生只不过有一、二十人。因此，我们如果要使这种集会成功，就要依靠非常可靠的外国留学生，他们不认真去干，就不会成功。但是在这个会场的隔壁，第二天举行了一次舞会，全场挤满了苏联男女学生，他们在舞会上大眺扭摆舞、查尔斯顿舞。

　　看到这种事情实在令人生气。而在各国人民友谊大学里，和我住一个宿舍的苏联学生，也完全一样。

　　原田：就这一点来说，苏联的母亲们的一般想法是：咱们这一辈人已经吃尽了苦，好容易到这个和平时代，可不能让自己的子女再受那种苦了，青年们愿意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吧。这种想法是从哪里来的呢？一句话，就是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的党和政府的“和平共处”政策来的，并且越来越浓厚了。

　　所以，青年们的想法也就是进大学，就高职，拿高薪，娶个漂亮的老婆，过舒舒服服的日子。特别是大毕生和中上层家庭的子女，这种想法非常强烈。

对政治漠不关心

　　新谷：不限于青年，在一般苏联人之中，不关心政治的风气也是根深蒂固的。

　　一九六七年七月，当我毕业后办理完回国手续向学校告别时，一位苏联教授对我说：“好啦！再见！”于是他向我说了一句最美好的临别赠言，他怎么说的呢？他说：“你回到日本后找个好的职位，拿高薪，有了钱，就讨个漂亮的老婆”。(笑声)我简直是无言以对了。

　　那位教授在苏联可说是最标准的正经人。他说这些话并没有恶意，完全是他的真心直言。苏联全体的大学教育工作者都抱着这种想法，不仅是教授、讲师如此，苏联的青年和学生的生活理想，就是梦想进第一流的大学，最好是著名的理工科学府，学成之后成为专家、高级技术人员，在大学学习期间，最好能入党，毕业后就可以一步一步爬上去，住高级豪华的别墅，家庭用具全部电气化，出入有汽车代步，这些就是苏联青年人梦寐以求的东西。在苏联，大学毕业后找到职业并不难，那里有一条尖子路线，踏上这条路的人就不再有除此以外的想法。

　　从这点来看日本，许多青年人不也是尽可能不参与学生运动和政治运动，一心要做一个高级技术人员，将来过舒适安定的生活吗？可以说，苏联青年不关心政治的倾向比日本青年还要普遍。苏联没有像日本、西欧那样的学生运动，也没有日本那样的私立大学，用不着交学费，所以苏联的教育体系就是彻头彻尾地培养不关心政治的人。

毫无意义的纪念大会

　　　新谷：因此，即使有种种政治集会，也是几乎谁都不予理睬，不去参加。讲政治经济学，去听的人也非常少。只是上最低限度的课，为了应付考试。不过是临考试之前翻一翻讲义。几乎完全不深入研究思想问题、理论问题。

　　在苏联，“五一”劳动节和十月革命节是最重大的节日，每年都要盛大庆祝。党政机关、大学当局也在自己的单位举行庆祝集会。在苏联，这类集会是分成两部分的：第一部分是开会仪式，讲话、致节日祝贺等，第二部分是余兴节目，唱歌、跳舞等。但是第一部分的集会，会场几乎是空的，到第二部分时，观众还要看看是否有著名的歌手演唱，或者是否放电影，如果有，才决定入场参加。据参加过克里姆林宫集会的人说，那里的集会也是如出一辙。在一些党和政府高级领导人出席的集会，预定开会的时候到了，只见座席上放着一方方的手帕，表示人已到，座位则是空的。演讲人只是对着一方方手帕讲话，到第二部分余兴节目开始时，才看到手帕的主人陆续进场。这在十年之前就已经如此了。

　　像现在这一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是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的。甚至在这个时代，我的目睹这种状况的朋友就感到，“真是怪啊！”

　　足立：一个原因是，那些仪式、部分的致词也好，演说也好，全是枯燥无味的东西，没有意思，没有内容，不过是原封不动地重复一遍上级的决定，连词句都一样，当然使听的人感到厌烦。而且，连演说的人本身都不是把要讲的问题认真地思考之后再讲的。讲的人是，如果讲这个问题，那么只要这样说就行了，这已成为定规，听的人则是对那些话早就知道了，倒并不是真懂了。那些话已经成了毫无内容的虚有形式的空架子。

　　不仅仅是青年人，苏联一般人也对政治极端地不关心。这是有原因的，首先是苏联政府的宣传，就叫人民群众不要关心政治。他们说，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不同，苏联的党和政府领导人是人民的代表，政府和人民的利益没有矛盾。政治是领导人的事情。工人们只要去采煤、炼铁、分担一种生产任务，放心地将政治全部交给政时办理就行了。

　　其次，例如批判斯大林，赫鲁晓夫下台，这类事件常常发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人民大众完全被蒙在鼓里。领导层内部争权夺利，领导人就老是换。从被称为斯大林时代的那个时候起，一般老百姓就是一涉及危险的政治领域，就闭口无言，对政治具有恐怖之感，都想远远离开政治。可以说，今天的苏联人民大众，无论老少，是在走与关心天下大事完全相反的道路。

　　足立：我们到苏联一看，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对待人民大众的态度，用中国式的语言说，就是工作作风吧，决不是要求人民大众革命化，或者是教育他们，发动他们自己站立起来，而是采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办法。他们就是要群众盲目地跟着走，这样才容易统治。所以是不进行教育。因此造成了现在这样不关心政治的状况。群众自己就不会自觉地起来闹革命。这和中国革命青年们放眼世界革命，从事祖国建设，考虑的是二十年、三十年以后的事情，是完全不同的。

　　我随便可以举出苏联青年人对政治是怎样漠不关心的例子。有一次，我到格鲁吉亚旅行，那里是斯大林的故乡。遇到一个十八九岁模样的青年，我们便攀谈起来。他见我是一个外国人，就说他“对世界政治很感兴趣”，他突如其来地说：“日本在两三年前已经爆发革命了。”这位自称关心世界政治的青年，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如果换了个不开心的人，岂不更要闹出笑话。我问他关于日本的现况，他却什么也不懂。

　　我又曾向一个苏联少年问：“你能谈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究竟有什么不同吗？”这位十五六岁的少年竟木然不能回答。连这类资本主义存在剥削、社会主义没有剥削的最基本的答案，这个苏联少年也说不上来。他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对于日本人民的斗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矛盾等问题，他们更是无法了解，也不会去注意。

　　佐久间：我也来举个例子，我举的不是苏联一般人，而是共青团里面担任领导职务的人。

　　一个共青团的领导人对我说：你们老是说“我们反对在日本的美国军事基地，日本人民正在为撤除这些基地而斗争”，这是真的吗？我回答说：“正是这样。”他又问：“一直都是这样的吗？”我回答说：“一贯就是反对的。”他接着问，“为什么不能把美国赶出去呢？”我向他解释，因为“日本有反动政府……”。他又质问我：“人民既然反对美国军事基地，为什么政府不把那些基地撤消？”我便和他谈起政府的情况，日本社会的阶级组成，反动政府的阶级性和反动性。我说完之后，那位共青团的领导人却说：“你们那里实行民主选举的制度吧。人民既然反对，通过选举把政府推翻不就行了？！”

　　作为一个共青团的领导人，连阶级斗争的起码常识也不懂，看来对他必须从阶级斗争课的ABC的A字教起。

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有兴趣

　　佐久间：在苏联青年普遍不问政治的同时，对于西方颓废的资产阶级文化，却处处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种倾向非常强烈。
　　他们如果从哪里弄到一两张西方的音乐唱片，明明有手提袋可以装进去，他们却不，一定要把唱片套的封面故意露在外面，招摇过市，引人注目，表示他有外国唱片。
　　他们如果开唱机，住在楼上的，一定把窗户尽量打开，把声音放得大大的，好让左邻右舍知道他在“欣赏”西方音乐，并引以为荣。(笑声)他们跳起舞来，不是扭摆舞，就是查尔斯顿舞，以此为时髦。
　　过去我在日本曾参加过歌声运动，会唱一些俄罗斯民歌。有一次我和苏联青年在一起时，我唱起俄罗斯歌曲，不料无人附和。我感到奇怪，忙问个究竟。那些苏联青年回答说：“唱那种没有意思的古老调子做什么，我们要听新歌。”接着他们就唱了起来。所谓新歌，就是那些毫无意义的流行歌，这些歌曲拿到日本来一样可以通行。
　　我穿的西装裤裤脚是有折边的，一个苏联姑娘竟指着我的裤脚说：“你们日本人为什么还穿这种老式的裤子？”(笑声)好象不效法西方，不穿那种裤脚没有折边的紧身腰的阿飞裤，就不算“时髦”。

不良少年的出现－－“游荡儿”

　　佐久间：现在苏联也出现了终日游荡的孩子，由于父母参加工作，孩子丢在家里无人教养，变成小流氓，成为社会问题。在我们看来，还不仅仅是一个社会问题而已。
　　据我们所知，有这样一个例子：我们大学宿舍的附近有一片森林。夏天每到夜晚甚至过了十二点钟，还有大群小流氓在树林中聚集，有时大吵大闹，有时发出可怕的尖叫声。有一晚，两个印度学生一边谈心一边步向森林地带，在黑暗中被一群小流氓包围，没说上几句话就争吵起来。一会儿，一个印度同学飞奔跑回学校宿舍，带领另一批同学到树林中去，只见另一个印度同学已被小流氓杀害。这件事情就发生在距离我们学校宿舍二三百米的地方。
　　这一事件的发生，它的本身就不只是“游荡儿”造成的问题，而是一个影响深远的根本问题。这些小流氓之中有人还是“少年先锋队员”，他们长大后就加入共青团，再大就加入共产党，如果在前面讲到的不关心政治的环境下成长，他们将来会变成什么样的人，细想下去真是令人感到可怕。
　　现在，苏联也有大量的“硬壳虫”出现，资本主义的毒素充斥头脑、颓废、消沉、过一天算一天的年轻人，正在急剧地增加。少年犯罪问题，确实成为苏联今天严重的社会问题了。

“有洋房，有汽车，没有老人”

　　足立：日本妇女选择对象时不是都说，要“有洋房，有汽车，没有老人”吗？想不到在苏联，也有类似的话。

　　原田：在苏联，是这样说的：大学毕业，是党员，有洋房，没有双亲。就是说，没有老人。
　　佐久间：有一个在政府机关中工作的年约四十岁左右的苏联妇女，在和我谈天时问我：“你们日本也有婆媳之间的问题么？”我说：“当然有的。我也要问问，你们也有这个问题吗？”她说：“可厉害啦。”这时我又谈起日本妇女选择对象时的三个条件：“有洋房，有汽车，没有老人”。她听了后格格大笑，然后说：“我们这里的闺女的出嫁条件，和你们那边可说是一模一样啊。”
　　新谷：今天苏联社会的不断蜕化变质，除了当局有意识地促成之外，有些是环境影响的结果。例如忽视思想斗争，结果，特别是青年一代中，逐渐产生了一种叫人啼笑皆非的情绪和气氛，那就是醉心于美帝国主义的文化，憧憬资产阶级的玩意儿。而且对此完全丧失了警惕性。苏联青年对爵士乐的疯狂迷恋，也反映了这种情况。我们原先以为，到苏联以后可以到处听到真正的、地道的俄罗新民歌。相反，不但听不到，而且我们会唱的俄罗斯民歌和苏联早期的革命歌曲之多，竟使苏联人大吃一惊。他们只知道爵士乐。这些人在唱歌艺术上一窍不通，只是狂热地喜好爵士乐。到了这种程度，已经不是政府用行政手段所能制止得了的。舞蹈也是一样。他们向往种种美国生活方式，向往西方的各种物品。这种风气越来越发展。

　　例如在我回国的一年前，一首日本流行歌《花生米》在苏联非常流行。这首由一对双胞胎歌手合唱而走红的日本歌曲，不仅在俄罗斯共和国，在拉脱维亚等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共和国也流行，一年不到，在全苏联都流行起来了。
　　有一年夏天，我们各国人民友谊大学的几十个学生，到一所在海滨举办的滨海暑期学校去参观。一群从幼儿园到小学低年级的学生出来欢迎我们，并且唱歌表示友好接待。唱的竟是那首《花生米》，而且反复唱那歌词中“爱情的假期”的一段。(笑声)他们看到我是日本人，就再三要求我用原文唱给他们听。我对他们说：“这不是在众人面前唱的歌。这是受美帝国主义颓废、堕落文化影响最深的东西。日本的正派青年也不唱这种东西。”我的这番话，竟使他们感到诧异。

　　儿童唱歌这类小事可能会被忽视，但是干革命也好，搞反革命也好，首先总是要造舆论的。在苏联，资产阶级的风气已经泛滥，正在腐蚀着人民的思想。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思想被腐蚀，是社会变质的第一步。我曾经和苏联共青团的中央委员们面谈，我问他们：“你们对于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究竟采取什么对策？”他们对这个问题，可说是完全不懂，所以无法回答，大概是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佐久间：有的共青团领导人这样说：“好的东西就是好的，不管是美国的还是哪国的……”这是一次我们学校组织代表团到一个加盟共和国首都访问，和一个市的共青团组织的书记会谈时，他说的。这个代表团不仅有日本学生，也有其他外国学生，我们大家都向他提出：“青年人大跳扭摆舞，你认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你们怎样去指导青年？”不料他竟反问我们：“你们为什么要提这样的问题？好的东西就是好的。”反而使我们好几次都无言以对了。

　　修正主义从思想和文化的变化开始西方广播可以自由收听，却不准听北京广播原因；回顾在苏联五年来的生活，我们痛感到：苏联变成修正主义，迅速地垮下去，其缺口首先仍然是文化，艺术和意识形态这些方面。

　　例如，我们到莫斯科之前，爵士乐队虽然已经有了，但还不像今天这样横行无忌。当时只是一些青年人团在一起，听听唱片，跳跳舞，但是它逐渐逐渐地毫无控制地蔓延开来了。

　　苏联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三个波罗的海加盟共和国，每年都举行爵士音乐演奏会。在黑海沿岸一个叫索契的城市，每年夏天都举行有东欧国家参加的爵士音乐会。在会上取得第一名，就可以到美国和法国去。这样，爵士乐自然就更快地流行起来了。

　　在这以前，苏联政府对西方国家的广播是限制收听的，例如“自由柏林”、“美国之音”、伦敦“BBC”电台的俄语广播节目，都不能随便收听的。可是从我们到了那里以后，就大大地放宽了限制。相反，对于北京广播，却采取发射干扰讯号等等越来越严厉的限制措施。最近，在莫斯科已经完全不能自由自在地收听北京的俄语节目了。而西方的这些电台一天二十四小时不断地播送爵士乐。

　　佐久间：讲到广播，今天，“美国之音”和英国的“BBC”两个电台的世界收听率，恐怕以苏联和东欧国家为最高。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收听。苏联人说是要听听这些电台的爵士乐，实际上不过是遁词，他们也收听这两个电台的政治宣传节目。

　　面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文化侵略，却完全处于不设防的状态，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就这样被葬送了。

“托瓦利什”(同志)这个称呼正在消失

同志一词被妖魔化

　　佐久间：还有，在我们回国之前，苏联出现了一个新的话题，就是连我们也一向很熟悉的“托瓦利什”(同志)的称呼，正在消失。《文学报》上列出的一个作家的倡议，认为“托瓦利什”这个字眼是个不文雅的称呼，应该停止使用。他主张使用俄国贵族陆用的古老称呼“苏一达利”或“苏达鲁尼亚”，代替“托瓦利什”。“苏一达利”、“苏达鲁尼亚”相当于西班牙语中的“塞尼约尔”、“塞尼约里达”。

　　(“塞尼约尔”，SENOR，意即先生。“塞尼约里连”，SENORITA，对女士、小姐的尊称。“苏一达利”，意即老爷。“苏达鲁尼亚”，意即太太。)

　　这一问题正在人们议论之中，看起来，“托瓦利什”这个称呼十分可能将在十月革命的国家中消失。

　　原田：谈到青年人不关心政治这点，例如莫斯科大学，是苏联高级知识分子的巢穴，学生差不多全部是苏联人。莫斯科大学的政治经济问题讨论会，许多人都拒绝参加，或者参加了而不发表自己的意见。最近西方资产阶级报纸也有报道，苏联是今天世界上唯一没有学生运动的国家。苏联青年也看报，问他们为什么看报，他们说：“有人问起时，如果不知道一点苏联政府的说法，那就很难为情。”而且，他们根本没有自己的看法。他们是政府说什么，他们就说什么。所以，他们认为，可以不出席政治集会的第一部分，因为那些发言无非是重复政府、党的机关报上发表的言论，参加了也是浪费时间，而集会申第二部分，看电影、舞会，参加了会心旷神怡。

　　由于这种缘故，现在去参加政治集会的第一部分的人真是屈指可数的。
自卑感与优越感

　　足立：羡慕、崇拜美国和西欧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已经到了根深蒂固的地步。有苏联领导人在这方面事事带头，上行下效，理所当然。赫鲁晓夫穿的衣服，就是特地到英国定做的，中国的领导人一贯穿人民装。两相比较，人们就清楚地看到了这两个国家所走的不同方向。

　　例如，我们在莫斯科“红场”就碰到一些奇特的事情。“红场”是革命的圣地，直到几年以前，到苏联的人都想到那里去一下，那里有列宁的陵墓，人一到红场，心情就严肃起来。但是，今天的红场，已经没有庄严肃穆的气氛了。我们看到许多戴着假睫毛，涂上蓝眼圈，脸上涂着厚厚脂粉的苏联女人。她们见到外国人，就马上走近来问：“有没有日本半导体收音机？”“带着美钞吗？”我告诉她们：“什么都没有！”谁知她们竟指着我穿的日本西装说：“就这个，你卖给我们吧！”

　　这些行为表明：在苏联人心目中，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什么都是好的，文化当然也是西方的好。他们已经完全丧失了政治斗争的观念。阶级斗争的念头更是烟消云散了。在我们看来，自己成了国家的主人，并且正在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祖国，向着共产主义迈进，该是多么值得骄傲的事情。只要有一点点这种想法，就不可能羡慕别人穿的西装，更不会千方百计想要一架外国半导体收音机。也只有丧失了对建设自己祖国的热情的人，才会觉得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都是好的。

　　另一方面，苏联人一开口，就说什么都是苏联的好。这个是世界第一，那个也是世界第一。如果按照他们说的，第一架飞机是俄国人发明的，无线电也是他们首先发明的，环游世界一周，也是他们首先做出来的。但是在这种狂妄的优越感的背面，却又暴露出这么一副卑躬屈节的态度。我想，这可能是在他们的性格中，优越感与自卑感和平共处，而这两重性格又不断地交替表现出来。

“红场”上的妓女

　　佐久间：这类例子，举是举不完的。我在“红场”就，碰到过“梆梆女郎”(妓女)。有一次我陪两个日本游客在“红场”附近散步。游客的样子一望而知，特别是日本游客少不了两样东西：照相机和眼镜(笑声)。那些女郎见到我们后，就从“红场”上跟着，我们在克里姆林宫里参观完毕后，再度回到“红场”中间，最后进入国营百货公司，她们仍在尾随着，当我们一回头时，一个女郎赶紧走拢来，用英语向我们搭讪着问：“你们住在哪个旅馆？”我一看那些女郎的化妆就明白了一切，那些女郎的模样和战后初期日本的妓女完全一样，我立刻用俄语说：“你们不必用英语讲话，用俄语说吧。”我的话刚出口，它们面露惊悸之色，匆匆逃走。她们原以为日本游客多数是说英语的，我的俄语一出，它们知道路数不对，吃惊地逃走了。这类事情，实际上俯拾皆是。（待续）